近代河南饥荒的几个问题

一、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孙雪^[2]（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田野^[3]（2020）在《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文中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频繁发生各类灾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救灾经验。1975年8月驻马店地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天气以及水库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发了严重的水库垮坝事故,境内1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1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和24座小型水库相继垮坝。洪水在驻马店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两万多人死亡,几百万人围困于洪水之中并遭受疾病的侵袭,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经济损失极为严重。灾害发生后,在中央、省、地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上而下迅速成立了救灾指挥机构,专门负责不同阶段的救灾工作。同时,制定了明确的灾情分类标准,以农业损失、房屋倒塌情况为依据,将受灾情况具体分为毁灭性灾害、特重灾、重灾、轻灾四种类型。救灾是一项整体性工作,但在不同阶段,工作重心有着明显的不同。驻马店地区“75·8”洪水救灾工作总体分为以处理险情为主、以临灾救助为主、以恢复生产为主三个阶段。在处理险情阶段,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解决了驻马店地区严重的洪水形势。在临灾救助阶段,集中力量解救被洪水围困的受灾群众,投放生活物资,并建立临时住所。在恢复生产阶段,通过农业复产复种以及发展副业,来推动生产救灾。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有着明确的形式及特点。物质救灾、医疗救治、号召动员、灾后重建是此次救灾工作的四种主要形式。物质救灾包括发放救灾粮、救灾衣物、救灾款;医疗救治包括派驻专业医疗队伍、发动乡村赤脚医生、拨发医药器具、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灾后重建则包括复建农田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水库及河流堤坝、重建房屋。同时,通过表彰先进模范,树立救灾典型、开展“四大讲”“五大讲”、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思想理论学习的方式对受灾群众进行号召动员,实施精神救灾。此次救灾工作的开展有着突出的特点。救灾部署带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特征,同时,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驻马店地区“75·8”洪水救灾工作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灾后的生产生活得到有效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得到增强。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救灾工作有着泛政治化的倾向,救灾过程中出现了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另外,在救灾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此次救灾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党的领导是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救灾工作的基本遵循,救灾工作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管理与监督是提高救灾工作成效的重要举措。同时,救灾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信息也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张宏华^[4]（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李明奎^[5]（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李玉峰^[6]（2016）在《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研究考察中共1948年5月进占内乡后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这段时期内,在内乡县如何以公安保卫网络为主来镇压、清除、监控敌对势力,以清理“旧”社会、巩固新政权的历史。论文详细研究分析了 1948-1953年间中共在内乡县清理的主要对象,清理的方法、过程和结果等。无论从官方当年自己的评价还是今天我们的考察来看,中共在内乡县清理“旧”社会的行动对于其自身目标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军事政治斗争及其运动,如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各种运动,成为中共在基层实现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前导性手段。可以说,没有这些强有力的清理“旧”社会的种种行动和举措,也就没有中共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各项改造任务的可能。论文最后分析了使得内乡县清理“旧”社会的种种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并进而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王鑫宏,柳俪葳^[7]（2014）在《近二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灾荒频发,给河南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二十年来,学者们对河南近代灾荒史进行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仍有一些局限。在灾害的研究类型上,研究水旱灾害的较多,尤其是特大型的水旱灾害,而研究其他灾害的较少;在灾害的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分析灾荒的成因、危害等,缺乏研究深度。因此,对河南近代灾荒史的研究需要继续通过挖掘资料,继续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争取更高水平的成果。

薛辉,陈亚南^[8]（2014）在《继承与创新:近30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概述——环境社会学的思考》文中认为中国近代灾荒史再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文章从整体性研究、区域灾荒史研究、专题性研究和史料整理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简要回顾了近30年来该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重点从环境社会学角度提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今后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和内容、资料建设以及研究队伍等4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希冀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在宏观把握和向纵深发展两方面有序并进提供些许思路和参考。

朱正业,朱亚男^[9]（2014）在《近代河南水患及其救治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时期,尤其在近代,河南水患频繁,是全国重灾区之一。学术界十分重视近代河南水患问题的研究,如河南省水患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水患的成因、特点、影响及其救治问题,或就近代水患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专题探讨等等。当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原始资料挖掘不够、研究主题失衡、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

苏全有,乔洋敏^[10]（2013）在《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作为区域史研究的河南近代社会史研究也日趋活跃,研究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人口,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灾荒;民间信仰与秘密社会,如基督教与近代河南社会、教门与会党、土匪等;社会阶层,如士绅、商人、学生和其他阶层;妇女婚姻与家庭等方面,但也存在研究内容分布不均、深度不够、理论和方法有待改进等问题。

二、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6）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7）近二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8）继承与创新:近30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概述——环境社会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河南水患及其救治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3]驻马店“75·8”洪水救灾工作研究[D]. 田野. 武汉大学, 2020(04)
•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6]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D]. 李玉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近二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王鑫宏,柳俪葳. 农业考古, 2014(03)
• [8]继承与创新:近30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概述——环境社会学的思考[J]. 薛辉,陈亚南.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14(02)
• [9]近代河南水患及其救治研究综述[J]. 朱正业,朱亚男.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05)
• [10]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苏全有,乔洋敏.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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