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自然或改造自己

一、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论文文献综述）

蔡志栋^[1]（2021）在《实践：改变世界与改变自我的统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常认为,实践具有一个内在的特征: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简称"两个改变"）。这个观点其来有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康有为开始,历经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熊十力、贺麟、毛泽东、艾思奇以及张岱年等人,都对"两个改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康有为将"成己"与"成物"结合在一起讲,颇近于"两个改变"的意思。不过他对"改变"的理解没有达到感性实践的高度,且具有命定论的色彩。梁启超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表达得更加明确,其理论上所针对的就是康有为消极的命定论,但他又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识到了人力可以胜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详细地展示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但由于其极端的唯我论哲学立场,包含着严重的内在困境。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新儒家继续使用"成己""成物"等传统的术语表达"两个改变"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对于"两个改变"的劳动实践观及其内在机制作出了更加完整、详尽的阐释。不过,在张岱年那里,他较多地从认识论辅助的角度来讨论"两个改变"的自由之可能问题,似乎忽略了"两个改变"得以成功的政治哲学的辅助。这即意味着,历史在要求重塑"两个改变"为内涵的实践观。

李月青^[2]（2021）在《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文中研究说明在人类精神世界的金字塔中,理想信念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受其制约甚至由其决定。理想信念是社会成员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强力指引和内在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人心,实现民族繁荣、国家昌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想信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基本途径。本文以日常生活为视角,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更好实效的路径,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日常生活的相关理论。日常生活是旨在维持个体再生产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始于马克思,之后现象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对日常生活做出各自的解读,尽管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强调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非日常生活表现为维持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人的活动,与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两个层面。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各自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日常生活是非日常生活的基础和旨归,非日常生活影响、塑造着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其价值。第二章:理想信念与日常生活。理想是人们关于未来的观念形态,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认知所持有的稳定的确信、长期的坚守和自觉的践行,理想信念是理想和信念在主体意志上的高度统一。当代理想信念则特指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及实现这两个理想的坚定信念,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又有鲜明的日常生活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怀之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起源于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度关切。日常生活是理想信念的确立基础和最终目的,理想信念反映日常生活需求并超越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为日常生活提供方向、动力,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第三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社会成员,并引导人们树立起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兼具科学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能起到改造日常生活方式、建构日常生活意义、提升日常生活层次的作用。将理想信念融入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要求,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理想信念教育实效的根本途径。第四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历史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教育与改善民众受压迫状态、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相结合,通过解决土地等问题改善工农生活,提高工农觉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理想信念通过政治运动强力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得到改造,日常观念得以刷新,社会主义理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开放后,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党的领导人对于在日常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中坚定理想信念做出许多指示,并出台了大量的文件促进理想信念教育走进日常,改革开放使得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基础更加牢固,同时也增加了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教育的干扰因素。总体来看,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既有许多成功经验,又有需要反思和改进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更加重视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五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表现。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放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尽管理想信念教育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做法,但仍存在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情形。首先,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尽管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疏离,其所具有的政治性、学理性、知识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具体性、体验性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难以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再次,教育方法与日常生活脱节,仍以传统的理论灌输和显性教育为主,有效的实践引导和隐性渗透手段尚处于探索之中。最后,理想信念教育评价中面向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联系日常生活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尚未形成,难以充分反映教育效果、有效指导教育实践。第六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原因。从日常生活领域来看,日常消费模式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日常交往模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日常观念从一元转向多元,使得日常生活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性色彩,阻却了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通道。从非日常生活领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力不足以及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导致的文化认同不足增加了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度放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想信念教育应有的效果。从理想信念教育自身来说,建国后教育模式逐渐固化,作为理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魅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难以应对变化了的教育环境。第七章:理想信念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途径。日常生活应该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教育者需要对受教育者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身份有明确的认识,从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中找寻教育契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要面向日常生活分层设计,针对不同对象具体调整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积极探索与日常生活相贴近的教育方法,适当减少单向灌输权重,适度扩充主动认同模式,注重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积极探索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加大实践教育的力度。构建理想信念教育评价标准中的日常生活指标体系,实现量化评价指标与日常生活的科学结合,加强质性评价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依循不同的日常生活标准进行评价。

刘华初^[3]（2021）在《杜威形而上学立场转变及其中国因素》文中指出杜威的形而上学立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变,即从反对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转变为为实用主义建立一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此时期杜威访华经历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推断,杜威这个立场转变与其访华经历中所涉的中国因素密切相关。杜威1919年访问中国之前的形而上学立场在其《哲学的改造》中有鲜明的表达,即反对传统的、静观的二元分离的形而上学,对自然世界持积极"征服"的态度;而杜威在访华后不久出版的《经验与自然》中的形而上学立场则有显着的变化。虽然其中有美国哲学界实在论的流行及其对实用主义地位的微妙影响,即杜威作为实用主义集大成者,需要提出经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但相关材料表明,杜威1919～1921年在访华期间的经历使他亲身体会与深刻了解到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易经》思想与道家学说中关于自然、变动的观念,对杜威产生了他自己也承认的思想共鸣,进而激发其为实用主义哲学建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冲动"。杜威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转变既回应了针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无根"质疑,又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提供了一个典范。杜威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取得的思想资源与相互之间的思想亲近性,为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复兴、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思想史借鉴。

王晓君^[4]（2021）在《革命与家庭之间 ——杨沫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研究》文中认为

刘晓艺,苏百义^[5]（2021）在《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再解读——基于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文中指出传统生产力理论是指斯大林范式下的生产力理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将自然界视为人类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忽视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存在着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理解的狭隘性、定义的偏颇性问题。基于此,奥康纳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检省,分析批判了传统生产力理论弱化自然界而导致生态空场的倾向;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的阐发,从政治文化的层面解读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理论,生产条件不是商品,但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并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弥补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中自然维度的缺失,恢复了自然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奥康纳的生态观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存在着曲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辨析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不仅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蒋飞燕^[6]（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张鷟^[7]（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文中研究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既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因而使得生产力的内涵十分丰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他们的生产力观是科技生产力观,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即他们生产力观的第一重意蕴;但通过文本梳理便会发现,他们生产力观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或者简称为生态生产力方面的思想,如马克思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并且在他们生产力观中更具有核心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他们生产力观的另一重意蕴。两条逻辑线索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轮廓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只有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这一意蕴,才能对他们生产力观做出更为科学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只有正确地理解生态生产力观在他们生产力观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才能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关怀——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当前,在全球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日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对于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打破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期和降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限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本部分首先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梳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进行了界定。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因而本文将科技生产力观称之为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同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同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科学技术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其次,在对相关文本和论述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驳斥了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是缺乏生态关怀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生态生产力概念,但通过梳理发现,他们的生产力观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的理论,本文将之称其为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并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主要阐述了他们生产力观双重意蕴的内涵,并分析了这双重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条件,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理解。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本部分在文本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两条逻辑线索的历史演进轨迹,对两条逻辑线索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一方面,认为他们科技生产力观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中;第三阶段是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主要体现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与《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认为他们生态生产力观也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主要体现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伍珀河谷来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概念,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演进阶段的详细考察之后,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就呈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轮廓。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首先,就科技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其生产力促动效应与异化效应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其一,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其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其次,就生态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认。具体表现为:其一,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其二,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其三,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其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最后,本章阐述了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内在关联,认为两条内在逻辑线索绝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生态生产力观更非是对科技生产力观的否定,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整体性视阈。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一方面,他们科技生产力观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突出,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两山”理论。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传承、丰富与发展。第五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当前,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面临的生态限制愈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既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科技生产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增长动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也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恶化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

周晓明^[8]（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关系到国家整体发展质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当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资产阶级获得了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开始侵占农民的土地,迫使农民转向二、三产业谋生,各种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无情地碾压了传统农业,工业化的浪潮成为加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推手,农业的凋敝加剧了农民的贫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关注农民研究农民,积极探求农民解放的路径方法,形成了完整的农民思想。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必然会经历由萌芽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最早的农民思想体现在1842年10月发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他首次从法律的视角探讨农民的利益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对农民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之后工农联盟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的形成。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农民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此时,马克思恩格斯集中精力研究农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农民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分层的论述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走向成熟。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客观真实地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农民群体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完整的农民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肯定了农民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二是指出了农民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三是深刻分析了农民局限性形成的原因;四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路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工农联盟、对小农进行积极改造、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逐步消除城乡对立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历史性剧变,呈现出从传统的封闭落后型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国的“三农”问题依然突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写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重新梳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就理论价值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框架,为后来者分析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参考;就现实意义来说,对我国培育新型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助推乡村振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提升农业生产力具有重要启示。

刘怡彤^[9]（20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着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在这部经典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完成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逻辑起点的“科学的世界观”的理论建构,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时代精神的高度、人民价值的体认、实践力量的自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真正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全部哲学。从而也为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注入了“思想的闪电”,提供了“精神武器”。通过研究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语境可以发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现有两卷六个章节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深邃的学理命题、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价值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回答和追问的前提性基础命题。开展《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梳理、总结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思想论述,从而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奠定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了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和重要论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勾连起来,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的深入挖掘能够廓清前提和澄明本质。这就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在“前提批判”的意义上加以概念辨析,从而为深入展开后续的文本研究提供具有较为明确的总体规定和内容界域。通过考察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提炼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三个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范畴的本质内涵,能够总结得出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高度的内在同质性,从而可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意识形态性以后,能够进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这一历史规律为基本依据,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历史纵向联系上,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相互关系。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为核心视域,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社会横向联系上,理解到“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的社会阶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阐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内在矛盾,基于对两者内在矛盾的根本判断,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自我内在联系上,总结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消灭”的现实必然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的内在矛盾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精神现象发展进程的经典论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努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其次需要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并且“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最后需要用“实际手段”来施行。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揭露”“批判”“唤醒”三个手段,坚持做到不破不立、立破并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探讨了市民社会理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践哲学、异化劳动、德国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现代国家学说、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精神现象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冲突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重要内容,可以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三个维度归纳和整理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思想教育”维度中,包括“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发展思维的能力”三个方面内容。在“道德教育”维度中,包括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以及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三个方面内容。在“政治教育”维度中,包括产生革命意识,信仰共产主义,联合无产阶级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考证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概念范畴的本质内涵,梳理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方法论原则和主要内容,可以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教化。基于此,可以运用系统性观念和整体性思维,从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与渗透心理世界的双重研究视野,提炼和概括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们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建构着自身信仰、意义和情感等多重维度的精神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想创造出“真正的精神财富”,则需要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作出真实反映与真切关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了人的思维、精神、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根本性质和地位作用,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导致人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从而也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切实发挥出凝魂聚气、固本培元的功能作用,则不仅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世”,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产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影响;而且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心”,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获得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和自觉接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刘宏宇^[10]（2021）在《新时代财富观的构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显着改善;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严重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财富作为人的创造物,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何种社会形态下都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新时代,如何科学揭示财富的本质,破除财富幻象造成的财富异化以及各种扭曲财富观带来的消极影响,正确处理财富与创造、财富与公正以及财富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富观就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文章在追溯财富理论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马克思财富理论与西方早期财富理论的本质区别。文章认为,马克思财富理论从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主体能力多维视角揭示财富的本质,实现了财富观上的革命性变革。从马克思财富观的角度来看,财富所展现的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内在关联,是客体属性对主体的有用性,它是一个由自然存在形式向劳动创造形式的转换过程。财富具有客观性、属人性、历史性和社会性,虽然财富以物的形式存在,但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的是人的关系。财富的客观性、属人性、历史性和社会性表明,财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产品,但这种产品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从历史上看,财富有四种存在形式:使用价值形态、货币形态、价值形态和知识形态。财富作为人的创造成果的直接体现,是人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财富与人的需要、人的本质、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正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人实现了自由和全面发展。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由人和社会发展的手段变成了目的,物的价值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对财富的膜拜和追求产生拜物意识的财富幻象,造成了财富的异化。财富幻象有多种表现形式,最主要的是商品幻象、货币幻象、资本幻象和信用幻象。财富幻象把财富的占有等同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把财富的价值等同于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价值通过物的价值来确证,财富被神圣化,财富无所不能,人只要拥有财富就会拥有整个世界,商品代表着人的价值,货币可以购买一切,资本能够无限增值。财富幻象是一种病态的财富观,它把人的财富欲望幻想为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在新时代,科学财富观的建构必须正确处理财富与创造、财富与公正以及财富与自由的辩证关系,确立劳动创造财富观、公平正义财富观和自由财富观,只有这样,人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

二、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论文提纲范文）

（1）实践：改变世界与改变自我的统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3）杜威形而上学立场转变及其中国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5）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再解读——基于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财富观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论文参考文献）

• [1]实践：改变世界与改变自我的统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贡献[J]. 蔡志栋. 深圳社会科学, 2021(06)
• [2]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D]. 李月青.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3]杜威形而上学立场转变及其中国因素[J]. 刘华初.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4]革命与家庭之间 ——杨沫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研究[D]. 王晓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 [5]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再解读——基于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J]. 刘晓艺,苏百义.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3)
• [6]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7]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D]. 张鷟. 吉林大学, 2021(01)
• [8]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研究[D]. 周晓明.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9]《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D]. 刘怡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新时代财富观的构建研究[D]. 刘宏宇. 延安大学,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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