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网络开放、应用社会化——世纪之交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一、社会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 网络开放化 应用社会化——世纪之交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鄂义强^[1]（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胡晓珊^[2]（2020）在《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文中提出从学理上讲,师范教育的价值取向,乃至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当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达成于某种合理的分寸。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却偏重于以社会发展为标尺,导致师范教育中“人”的边缘化,限制了师范生生命的完整性,制约着我国基础教育人才的质量。本研究旨在对国家所秉持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分析,尝试探讨国家作为决策者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在社会和个人之间所作的权衡与抉择,并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及其根源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理解,阐明师范生作为完整的“人”的地位与价值,以此来重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依据以上思路,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路径及分析框架。基于对价值取向主客体关系认识路径的明晰,以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主体相关的价值观念层、需要层和行动方向层为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以该主体认知之下的师范教育定位、目的和实践路径为分析维度,从而整体、完整地构建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建国后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回顾。以建国后至今的社会改革及教育调整为依据,将师范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急速发展期（1949-1957年）,从建国初至“大跃进”前夕;调整停滞期（1958-1977年）,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夕;恢复重建期（1978-1999年）,改革开放至师范教育混合开放体系的初步形成;转型提升期（2000-现今）,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至现今。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个时期社会改革、教育及师范教育调整、政策文本、具体的培养模式和措施入手,对国家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之价值观念层、需要层及行动方向层进行了分析,以呈现各阶段师范教育的不同取向。第三部分是我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差及其根源分析。基于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回顾,既往取向过于重视社会及其需要的价值导向,出现了师范教育价值取向中价值观念层单一化、需要层片面化及行动方向层工具化等偏差,弱化了师范生的主体立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传统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传统教育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传统社会教师定位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影响,来分析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偏差的根源。第四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重构的人学视角。基于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历史进程中“人”的边缘化问题,反思人的地位与价值,对人的内涵、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属性、存在方式及需要进行了解析,从而为师范生作为完整的“人”的立场来重构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部分是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的重构。结合师范教育领域,回归师范教育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以师范生为核心价值,重新确立“以师范生为本”的价值观念,围绕个体性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责,以师范生的生命完善为需要,并选择相应的激发师范生生命活力的行动方向,来全方位地对师范教育价值取向进行重构。

张锐^[3]（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王爱桂^[4]（2019）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大国较量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战略安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引领社会思潮、聚合人心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以下严峻的挑战:一是面临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挑战;二是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三是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挑战;四是面临信息网络化的挑战;五是面临自身建设不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何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加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如何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质量和水平等等都是新时代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如何应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获得借鉴。本论文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来探究分析,而且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横向比较中深刻剖析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同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透过特殊可究其一般,纵观中国、美国、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作为保障;其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作用;其四,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真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其五,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必须善用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中去研究。本论文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梳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现的严峻挑战,在借鉴国内外维护意识安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建立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监控、评估等长效机制;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管理和监控、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王水兴^[5]（2018）在《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活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和处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的发展,使信息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活动。信息资源已成为当今时代重要战略资源和社会财富。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塑造,信息化从一种技术形态的社会活动上升为社会整体文明的新样态,有必要以统摄性的“信息文明”概念来描摹和刻画信息时代发展的全貌。以唯物史观审度信息文明,准确辨识信息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机理,建构信息文明理论体系,既是科学应对信息文明浪潮挑战的需要,又是科学推进信息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信息文明是人们通过信息化生产方式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实现的进步状态。信息文明实质是社会主体协同互利发展而形成的共享文明。其基础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核心是信息化生产方式,外在体现是人们在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消费）中形成的规范化和理论化的信息社会治理体系。信息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社会全面发展的“倍增器”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三大基本社会功能。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力形态塑造进而造就信息生产力是信息文明重要实践形态。信息生产力核心意涵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协作力和共享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渗透,人类社会整体上正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建构在信息逻辑上的技术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不是甫一出场就能实现普惠发展的社会。劳动方式的信息化、智能化,只是延展了人的劳动机能,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真正没有人和物质生产资料的“无人工厂”和“自由劳动者”是不存在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越发展,越凸显了人的活劳动在生产中的基础地位,越凸显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先进的信息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工业时代的上层建筑与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信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仍然是国际行为的主体,信息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其仅以“信息方式”表现出来。信息文明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基于信息技术建构的信息文明,不仅塑造了信息化生存的“信息人”,还引起了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向网络空间迁徙现象。信息文明条件下,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参与性和真实性空前提高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获得了更加丰富而充实的内涵。信息文明生发机理体现在信息资源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渗透以及由此涌现的共享经济活动和信息文明思维方式中。互联网作为全球最广泛应用的信息资源聚合、生产、使用平台,实际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公共劳动资料。作为劳动工具,不能笼统确定互联网是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属于社会所有。随着整个社会劳动方式的不断信息化、智能化,“造信息”比“造物品”更具有权重意义。数据将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资源。数据价值的交互性存在特性决定了数据资源成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历史发展趋势。信息劳动者成为信息社会主要劳动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共享经济不断涌现,“使用而不占有”观念的不断生长趋势,蕴含了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建构在协同共享基础上新文明基因。信息文明思维方式兴起及其不断被人们贯彻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是信息文明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信息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是信息文明发展至今的三种思维方式。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向信息资本主义的嬗变,进而在工业帝国主义基础上形成信息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在全球范围企图垄断物质资源,还企图垄断一切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等非物质资源。信息帝国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显露出其仍具有容纳新的生产力空间;另一方面正逐步显现出颓废的征兆。信息帝国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创造了现实的基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代表着不断涌现的新的生产力。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契合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形成了先进社会制度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全球信息社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激烈博弈现实情况下,科学辨别当前信息技术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属性,解放和发展信息生产力的同时,自觉坚持网信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信息资本的治理,既是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又是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途径。总体而言,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不断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更加充实的主客观条件。信息文明高度发展,一般性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使得对意义的追求成为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性和“类”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不会超越人的社会和历史主体地位。人是在“信息共享”中使自己成为人,而且也将在“信息共享”中不断增强社会存在方式的“协同共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共享经济、创客、众筹等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正悄然形成。唯物史观视阈,信息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合规律性与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活动。保持对信息技术的批判精神、科学把握科技活动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实现信息文明内蕴的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协同、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信息文明,其主体向度和价值向度与共产主义文明高度契合。发达的信息生产力只有被全社会和广大劳动人民占有,先进的技术文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科学才能展现出文明的真正曙光。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造的极致生产力,不断增强着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不合理性和共产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信息文明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增强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大力加强信息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讲,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

森维哈（SENGSOURINHA Somphayvanh）^[6]（2018）在《老挝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信息已经成为了 21世纪的重要社会资源,现代的信息技术不断广泛应用,使得信息化的地位更加突出,信息产业已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朝阳产业,信息服务的价值也不断凸显。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在信息服务的方面也被赋予一些新要求,其主要表现在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体系上。留学中国期间,对比中国信息管理理论与实践,老挝的信息服务社会化监督还有很多问题,例如监督的力度不够、没有一套监督的机制等。由此可知,老挝急需在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构建一套符合老挝国情的,以法律监督为主的监督体系。鉴于此,本研究在考虑老挝国情和当前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对中国以及美国先进的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体系的经验进行借鉴,同时,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与资料,以当前老挝的电子政府及政府的门户两站为例,分析其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机制、体系与体制目前的状态,并提出了一定建议。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有关政府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解释相关概念等。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化监督相关基本理论。主要概述了民主行政的内核、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学基础等信息公开监督的理#以及人民主权、民主行政、权力制约等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为老挝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机制。主要阐述了老挝当前信息服务监督的分部门现象并指出这种模式存在不够集中、通用性不强等弊端,不能够适应当前的信息服务需要。同时也强调老挝部门监督的服务监督要向社会监督转型,且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为老挝构建了监督机制框架,该框架主要由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共同构成。第三部分为权益保护与安全监督。该部分在明确社会信息服务中的基本关系和权益保护重点的基础上,对国家信息安全、公众权益监督和用户监督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为老挝信息服务的质量监督。这部分主要阐述信息服务的特性与质量评价的基本要求及质量综合评价方案,并指出通过用户满意度评价来评价信息机构的服务质量。第五部分为信息服务的商品化特征和价格形成的机制,并在信息市场中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与信息服务价格监督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法制监督、行政监督、行业价格自律、企业内部监督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第六部分为老挝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的全面实施。其中包括政策的引导、监督体系的完善及社会化监督组织保障等。

田九霞^[7]（2017）在《价值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冲突。如何在新形势下,汇聚和整合多元多样多变价值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而凝聚民众,共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凝神聚力,就成为了本文进行价值整合研究的动因。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价值整合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探讨,这是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价值分化加剧,价值整合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问题、核心价值观引领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的突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彰显,集中反映了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整体要求。因为价值整合的过程就是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价值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展现。第二部分,探究了价值整合的内涵与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价值的研究和对价值整合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价值的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价值”这一重要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学术探讨为本文研究价值整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本研究拟在学术界对“价值”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价值冲突”,逻辑地引出“价值整合”。此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价值整合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整合的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特点研究。第三部分,对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价值整合,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价值分化的状态进行归类,凝练和概括出那些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结构平衡造成冲击和破坏的对偶价值。价值整合实质上也就是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价值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来维护社会整体价值结构的稳定。这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冲突、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虚拟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冲突,并在理性的基调上来整合其间的冲突,给人们提供形成价值共识的可能空间和准备。第四部分,分析了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最为根本的是要把握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并以其为指导,来开展价值整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加速转型本身就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共同解构了价值结构上的同质化,使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再加上当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实践带来的重大改观,无疑又加快了社会价值变迁的速度并促成新的价值形态产生。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相生相长、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主体多元化的既定事实、多种所有制形态与市场作用的经济机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开放与碰撞,等等,这些使得中国的社会价值在方向上出现了主导与主流的裂变、在价值期望上呈现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在变迁程度上出现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价值实践上出现行为与观念的脱节等等。基于此种情况,在进行价值整合时,就需要利益主导规律、价值共生规律、交互作用规律、多样统一规律来进行指导。第五部分,构建了价值整合有效实现的路径。研究价值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功实现价值整合,使全社会的精神得到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所可依。而这就需要开拓具体且富有成效的整合路径。处于变迁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在局部被解构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迫切需要新价值的出现和成功被建构。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这就需要以主导性引导多样性、整体性融合个体性、先进性提升广泛性、现代性转化传统性的价值整合思路为指导,通过信息沟通、文化交流、观念转变、行为协调、利益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相互处于对立状态的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得到缓解,相对平衡的支点得以找到。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可以把价值整合研究大体上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基础研究涵盖三个论题: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的内涵和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研究。应用研究涵盖两个论题: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的有效实施研究。基础研究是前提和准备,是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而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的现实转换和检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朱孟光^[8]（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刘红凛^[9]（2015）在《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信息网络化对当今各国政党影响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现代政党的发源地之一以及信息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信息网络化对其政党乃至政党政治的影响值得深思。尽管在世界政党谱系中,从政党组织功能与政党领袖作用、政党纪律与党员自由度、政党封闭性与开放度等三个关系维度观察,美国两大政党均呈现出极化（极端化）特征,并非当今世界政党的典型代表,但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在技术层面,信息网络发展对美国政党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内容层面,信息网络化使美国选举政治个人化与政党空心化现象加剧,这具体表现为"互联网总统"的胜出、领袖个人与选民关系的强化、政党与选民关系的弱化等。另外,信息网络化容易助长"肮脏政治"与"网络暴政",甚至使虚拟政党具有超越传统政党的趋势。就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而言,政党信息网络化、开放化、个人化和空心化等似乎具有一定趋势性。

张文雅^[10]（2014）在《当代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网络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新兴组成部分,以其开放性、实时交互性和受众主导性等独特优势迅猛地传播和发展起来,作用对象越来越多。因此网络的文化交往应该得到大力关注和研究,而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从到目前所查阅到的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以“网络的文化交往”为题的研究尚无。虽然有了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但是直接针对网络的文化交往的研究尚处于孕育之中,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本文将结合本学科特点从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旨在厘清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本质与结构、基本原则与价值等问题,从而为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实践服务。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网络的文化交往相关基本内容的探索,认识到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的现状、困境和原因,最终为实现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和谐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本论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绪论介绍选题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厘定交往、文化、文化交往、网络文化、网络交往、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核心概念,把这些概念的本质提炼出来,从总体上把握其意义。梳理相关理论的界定,从相关研究中把网络的文化交往与相关学科的理论作比较分析,主要目的是从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网络交往与文化交往、网络文化的交往与网络的文化交往等的交叉比较中明晰网络的文化交往的研究范式。探索网络的文化交往问题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引领勾画出网络的文化交往的现实基础,从当代社会现实中追溯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时代背景及现实意义。第二章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对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本质、特性、结构、类型、功能进行理论组织与建构。第三章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探究当代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的现状和困境,并试图找出困境产生的原因。第四章探索网络的文化交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网络个体和网络社会两个方面详细分析网络的文化交往的价值及其实现。第五章探讨实现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和谐发展的路径。从网络文化价值观念、网络主体和网络文化管理制度中寻找新的方法与途径。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分析归纳与多维系统的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国内外经典着作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从而梳理和归纳出网络的文化交往的基本内容。二是跨学科研究法,采用宏观和多元的视角对网络的文化交往进行了跨学科的学理性研究。论文中涉及了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相关知识和交叉知识。三是分析归纳法,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综合,对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四是多维系统法,对问题的思考尽可能从多个维度全面系统地审视,既分析整体,又分析其要素;既要多个角度,又要注意角度之间的关联。具体说来,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一是概念创新,指出“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概念。突破传统视域,紧密结合当今实际,把“文化交往”的概念从日常生活话语中提炼出来,放在网络空间中作立体观察。二是理论创新。一方面,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提炼整理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交往理论。另一方面,以该理论为指导,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个集中的梳理,以一种更为明晰的方式和逻辑将网络的文化交往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框架展示出来,并对其理论视阈作进一步的拓展和呈现。三是实践创新。针对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出现的现状和困境进行分析,突出时代性与针对性,探索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在网络的文化交往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和谐发展的路径。我们要在网络的文化交往中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一份贡献。

二、社会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 网络开放化 应用社会化——世纪之交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 网络开放化 应用社会化——世纪之交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老挝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价值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信息化 信息网络化 网络开放化 应用社会化——世纪之交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中国师范教育价值取向研究[D]. 胡晓珊.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2)
• [3]“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王爱桂. 苏州大学, 2019(06)
• [5]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D]. 王水兴.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9)
• [6]老挝信息服务的社会化监督研究[D]. 森维哈（SENGSOURINHA Somphayvanh）. 武汉大学, 2018(06)
• [7]价值整合研究[D]. 田九霞. 武汉大学, 2017(07)
• [8]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信息网络化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J]. 刘红凛. 政治学研究, 2015(04)
• [10]当代我国网络的文化交往研究[D]. 张文雅.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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