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恶“德”——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樊浩[1]（2022）在《《精神现象学》与伦理文明观》文中指出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它不仅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演绎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明观即"伦理文明观"。黑格尔哲学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气质,只是被其思辨哲学的巨大魅惑力所遮蔽,"伦理文明观"是其未被发现和揭示的"第三秘密"。"两个凡是"的信念、"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同一的精神现象学方法、"哲学的历史"的文明史把握方式,是《精神现象学》尤其是"精神"部分的三大形而上学基础。"伦理与‘真实’的文明——教化与异化的文明——道德与‘自身确定’的文明",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同一的三种形态及其辩证运动。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两大伦理势力、男人与女人两大伦理原素、伦理行为,是伦理世界的四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相互过渡,构成伦理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与它相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善与恶、公共权力与财富两种伦理存在、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两大伦理意识,是教化世界的三大结构及其现象学图景,"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演绎由中世纪、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进程。"道德世界观"标志道德世界的生成,道德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的道德坚守,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之间"被预设的和谐",是道德世界的现象学图景。伦理文明观是"哲学的历史"或"精神的历史"的文明观,是伦理道德与文明史的道成肉身,它以"精神"为理念,以伦理道德为概念或灵魂,以文明史为定在或肉身。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文明史进程中辩证演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伦理文明观"的精髓是"以伦理看待文明",它对超越现代性西方文明的霸权文明观或所谓"文明的冲突"具有重要资源意义。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伦理文明观"现象"的只是欧洲文明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邂逅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便显示出理论的灰色和解释力的局促,必须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反思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价值,发现"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中国文明观的文明史意义。
沈莹[2]（2021）在《道德敏感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吕狂飚[3]（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高静[4]（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指出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胡贝克[5]（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张瑞臣[6]（2020）在《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研究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阐释其如何在自己所建构的框架理论下诠释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转型。准确而系统地还原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并不是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本论文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揭示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独特新颖之处——对于世俗性“理解语境”的诠释学考察,指出他对世俗化的思考已经超越世俗化的既定事实层面,而进入世俗性社会所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理解可能所必须先行隶属的前理解结构）层面,从而具备了一种诠释学品格。本论文意在证成查尔斯·泰勒世俗化转型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是一种理解与诠释现代性的诠释学理论,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新地理解现代性的理论模式,即现代性理解与反思的诠释学模式。世俗化转型研究是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查尔斯·泰勒区分了世俗的三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称着排除了上帝、终极实在的公共空间;第二种含义指的是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衰落;第三种含义指的是道德的、灵性的或宗教的经验所赖以发生的整体语境。查尔斯·泰勒是在世俗化的第三种意义上来考察世俗性的:他要界定和追溯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它将我们从一个实际上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带入到了另外的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信仰只是诸多人生可能性的一个选项。他试图把握使得这种世俗化最终得以可能的“理解语境”,而唯有从他的框架理论切入,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到其世俗化转型理论的“理解语境”。泰勒的框架理论作为意义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是一以贯之的。框架通常以前对象的方式存在,犹如一道背景隐含在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世俗化转型本身可以从框架的内在化转型来理解,以“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地确立为主轴,据此可以对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提出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在泰勒看来,从“可渗透的自我”（porous self）到“缓冲的自我”（buffered self）的自我转型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效应。自我转型同祛魅的进程密切的关联在一起。可渗透的自我生活在迷魅的世界之中,世界中的力与意义都可以渗透进自我当中;缓冲的自我则生活在祛魅的世界中,且在内在与外在、理智与欲望之间划出了明显的界限。自我转型的过程也是从嵌入到脱嵌的过程,现代性自我是大脱嵌之后的产物。但是,现代性自我也带来了诸多的隐忧,突出表现为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泛滥与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自我的世俗化转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理解方式、想象方式的转型。泰勒语境下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侧重揭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世界的日常感知方式的转变:世界的世俗化转型就是从寰宇到宇宙的转型。转型前的世界泰勒称之为寰宇,转型后的世界则为宇宙;寰宇之中包含着神圣的超越性维度,而在宇宙那里神圣性已经褪去,超越性亦不再发挥作用,宇宙是世俗化世界,也就是为自然规律秩序所支配的世界。伴随着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人们在世界之中找不到神圣性的超越存在,世界无须它们即可以很好地运转,同样,人们在世界之中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需要超越性信仰的支撑,在此背景下,“不信”不可避免地兴起了。一般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而本研究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指出在自我转型和世界转型的背后还隐含着更深的时间转型,时间转型与自我转型以及世界转型相互交织和引动,共同推进了世俗化的转型。泰勒将时间划分为世俗时间和更高时间,世俗时间即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时间,更高时间是一种前现代的时间,包括古希腊的永恒时间、上帝的永恒时间和起源时间。从更高时间到世俗时间的转型引发了巨大的效应。这种时间转型带来了超越性经验的退场,从而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伴随着时间转型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隐忧,这种隐忧集中体现为意义的虚无主义。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极其重要,泰勒认为,在世俗化转型中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替代了上帝的完满性。它改变了人们的信仰与道德,排除了超越性存在对人们生活的作用,使人专注于人自身的内在性,倡导互利秩序与普遍仁慈的观念,认为人们只需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实现人间福祉。信仰的根基确立在人的内在性上,宗教的意义在于维持人间秩序、实现人间福祉。总之,宗教的基础不再是超越性而是内在性的,人取代神的地位成为成为世俗化时代宗教关注的重心。泰勒将世俗化的进程理解为内在化的过程。泰勒同时也看到了内在化转型所引发的诸多隐忧,“自我—世界—时间”的转型以及“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地确立,其后果都以“意义虚无化”为聚焦。为了回应意义缺失的问题,现代思想家在努力寻求、建构一种新的内在性根基,激进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和尼采主义等诸多的思想运动都分享了内在性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内在性隐忧的破解,其实是对内在性框架的局部调适,没有从根本上对内在性框架进行批判。内在性隐忧其实是封闭世界结构所带来的效应,封闭结构对超越性存在完全采取一种封闭式的立场。海德格尔、福柯等人对近代的认识论主体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最终指向其实是近代认识论所默认的封闭世界结构。总之,要想根本上化解内在性隐忧,就必须突破使得内在性隐忧得以可能的封闭世界结构。毫无疑问,以框架理论为中心重构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具有一般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批判性质,意在通过剖辨现代社会的精神品质,萃取出现代性的共有经验及其规范理解,以便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进行批判评估,辨识现代性因素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探寻超克现代性隐忧的道路,达成重构合理化现代生活之目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有着明显区别于其他侧重于社会批判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理论,主要是通过对现代性生成语境地理解,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分析。就此而言,泰勒的框架理论具有诠释学的品格。从诠释学的视角看,泰勒的框架无疑是使理解成为可能之先行隶属的条件,具有（哲学）诠释学历史意识所要求的那种使理解成为可能的先行承受的先验性质,也就是说,它可以为理解所以可能提供先行隶属的条件,是理解所以可能必须根据的历史先在的境遇,在效果历史意识层面上为意义理解奠定先验的基础。框架同前理解一样为人们所先行具有,而且人们也正是以框架为基础来进行意义理解的。框架本身历经了从超越性到内在性的转型,这种内在性的特征深深地渗透进现代人地理解的内部,使得“前理解”也变得内在化,从而丰富了诠释学意涵,拓展了诠释学的应用范围。这种可以被称之为“框架诠释学”的世俗化转型理论,为现代诠释学带来了诸多新意与贡献:第一,它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结构思想具体应用于现代性反思理论之中,证明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内在地具有反思功能。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就在现代诠释学所默认的具有内在性特征的框架下揭示出现代性可能伴生的隐忧,显示出一种带有批判气质的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性品格,这直接证明了哲学诠释学的前理解学说并非如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缺乏批判精神的保守主义学说。第二,从现代诠释学的三重划分来看,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但作为一位现代性理论家,泰勒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实际上说明了现代诠释学的确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被当作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清楚地表明不能简单机械地按照类型去理解现代诠释学以及应用诠释学,现代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高度被认知,并予以肯认。第三,具有诠释哲学向度的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因此不仅要去理解现代性,理解现代性的源发境遇,而且要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展开对现代性隐忧的诊断,探寻现代性的救赎之途,这实际上包含着泰勒的一个更大的理论雄心,即建构一个现代性研究与反思的新模式——诠释学的模式。就此而言,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是一种强调应用的诠释学,而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看,泰勒的框架理论则是一种侧重对现代性源发境遇进行诠释地理解的现代性理论。无论是从诠释学角度去理解,还是从现代性理论角度去理解,毋庸置疑的是,泰勒的框架理论的确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论,值得研究者策马入林,探骊得珠。
于瑶[7]（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郑帅[8]（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曾允[9]（2020）在《休谟同情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同情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又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在西方哲学中,休谟曾对同情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不仅使他在西方的同情研究史上居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位置,而且使他的同情理论在当代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在从休谟的文本出发,系统地梳理和构建休谟的同情理论,在回应对它的相关质疑的同时,也阐明它在休谟人性科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定位以及它在当代产生的巨大效应。首先,本文在梳理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厘清同情概念的不同含义,并明确休谟的历史定位。按照“古代——近代——现当代”的阶段划分,本文将首先考察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然后再根据历史上不同哲学家对同情概念的使用,将同情概念划分出两个层面上的三种使用:首先是同情概念在（自然）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使用,即将同情概念用于解释自然界与精神界、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协调作用与和谐状态;其次是同情概念在伦理学层面上的使用,并在此层面下再具体地划分出两种使用,即将同情广义地理解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使各种心理内容得以相互传递的一种心理机制,以及狭义地将同情理解对他人的怜悯和关爱的特定情感。最后,在这种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文也联系休谟所处的时代背景,分别从社会文化和哲学研究两个角度分析时代因素对休谟产生的影响,明确休谟是在伦理学层面上对同情持一种广义理解,并分析这种理解如何使休谟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从而最终揭示休谟在同情概念的历史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其次,本文以休谟的文本为依据,对他的同情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构建。这种构建以澄清休谟的同情概念为基础,首先指出休谟的同情概念包括作为心理机制的同情和作为心理活动的同情,然后再根据这两个层面而分别进行构建:在同情机制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对同情的定义指出他所理解的同情是广义的,即一种传递他人各种心理内容的一般心理机制,并对这一机制的运作过程、基础和作用进行具体阐述;而在同情活动的层面中,本文根据休谟的相关说明区分出两种同情活动,即狭隘的同情与广泛的同情,并在说明两种同情活动间的关系、尤其是狭隘同情到广泛同情的扩展的同时,着重考察同情与理性和想象力等其他人性原则或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而更深入而准确把握同情的本质。最后,在上述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做出系统性总结,指出它表现出经验主义、人性主义、联想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显着特征,然后再从这些特征出发来回应针对休谟的同情理论的根基和有效性的相关质疑,从而维护其合理性。再次,本文从休谟同情理论的系统性出发,详细考察了它在休谟的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考察以休谟对他的人性科学研究计划中的考察和运用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为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考察层面上,本文首先考察同情机制与人性中的理智成分和情感成分的关系,指出由于同情与想象力和观念与印象的双重关系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这使它可以在理智领域和情感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同情不仅对理智领域中的特定信念起着补充性的确证作用,并使想象力的根基作用由理智领域扩展到情感领域和具体实践中,而且在情感领域中,同情可以说明一系列的具体情感的产生、转移和改变,并构成情感领域中的比较原则等其他的人性原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人性科学的运用层面上,同情不仅构成我们区分道德上的善与恶并做出道德判断的来源、是正义等人为之德以及仁爱等自然之德得以产生并成为德性的根据,而且由于共同利益感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离不开同情活动,因此政治领域中的正义规则的确立、实施和维系也要以同情为基础,此外,美感的产生、审美判断的做出、审美趣味标准的建立、以及对悲剧等艺术作品的鉴赏,也同样依赖作为感受和情感的传递手段的同情。最后,本文从心理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上分析了休谟同情理论的当代效应。在心理学方面,本文不仅指出由于休谟把同情视为一种指向他人并传递他人心理内容的心理机制,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与当代的他心问题相关,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独特的读心机制,而且,由于休谟也在行动心理学层面上强调同情作为情感传递的手段在影响意志和激发道德行为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的同情理论也深刻影响启迪当代道德心理学。而在伦理学方面,休谟所建立的同情伦理学不仅构成斯洛特等人在当代复兴情感主义伦理学、反思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休谟的同情伦理学还被积极运用于动物伦理、中西方伦理学比较研究、普世伦理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中,这使它在推进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曲辉[10]（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认为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二、恶“德”——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恶“德”——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1）《精神现象学》与伦理文明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精神现象学》到底“现象”了什么? |
| 二、“精神——伦理道德——文明史”的“现象学” |
| 三、伦理世界与“真实”的文明 |
| 四、教化世界与异化的文明 |
| 五、道德世界与“自身确定”的文明 |
| 六、“伦理文明观” |
| 七、“以伦理看待文明” |
| 八、结语：伦理文明观与中国伦理型文化 |
（3）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爱的现代命运与教育 |
| (一) 爱的失落与教育的转向 |
| (二) 爱的降格与教育的作为 |
| 二、为什么选择柏拉图的《理想国》 |
| (一) 为什么选择柏拉图 |
| (二) 为什么选择《理想国》以及如何理解《理想国》 |
| 三、研究综述或现状 |
| 四、相关概念澄清、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
| (一) 相关概念澄清 |
| (二) 研究方法或如何解读《理想国》 |
| (三) 研究思路 |
| 上篇 灵魂与爱欲的命运:好灵魂的形式秩序及其教育 |
| 一、爱欲与灵魂 |
| (一) 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 |
| (二) 灵魂“是”与“像是” |
| 二、好灵魂的形式秩序与爱欲的命运 |
| (一) 正义之为好灵魂的德性 |
| (二) 灵魂的推理与统治:《斐多》中的好灵魂与身体的爱欲的命运 |
| (三) 所有的爱欲都属于灵魂:《菲丽布》中的灵魂与爱欲 |
| (四) 从城邦的成长来看正义:《理想国》前四卷中的城邦正义 |
| (五) 灵魂的形式正义:《理想国》第四卷中的好灵魂与爱欲的命运 |
| 三、城邦护卫者的友爱教育 |
| (一) 护卫者的教育问题的提出 |
| (二) “我们的传统教育”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
| (三) 对“自己人”友爱何以可能:作为教育起点的“假”中之“真” |
| 四、高贵的谎言对友爱教育的改造 |
| (一) 高贵的谎言的第一部分对友爱教育的改造 |
| (二)高贵的谎言的第二部分对友爱教育的改造 |
| 下篇 灵魂的爱的秩序:好生活的实质秩序及其教育 |
| 一、城邦政体与灵魂内在的爱的秩序 |
| (一) 城邦政体与灵魂品性 |
| (二) 灵魂品性的逻辑结构与爱的秩序 |
| (三) 爱的秩序的四种意涵 |
| 二、好生活的实质秩序 |
| (一) 非必要欲望的“无法”与欲爱的“无限” |
| (二) 僭主的生活之为最坏的生活的第一个论证 |
| (三) 归约到快乐或哲学家的生活之为最好的生活的第二个论证 |
| (四)真正的快乐或哲学家的生活之为最好的生活的第三个论证 |
| (五) 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或对第三个论证的重塑 |
| 三、插曲:真理的本质及其与存在的关系 |
| (一) 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何以可能 |
| (二) 真理与人的自由 |
| (三) “有-无”的“存有”及其与存在者、人的关系 |
| 四、哲学家的教育 |
| (一) “哲学家的教育”之为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 |
| (二) 爱真理的哲学家 |
| (三) “哲学家的教育”对“人何以达至真理”问题的回答 |
| (四) “洞穴比喻”中的人之“居留”与教育 |
| 结语:教育之为爱“真理和善”的精神性实践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取得的学术成果 |
（4）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 |
| 第一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本体诠释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 (一)实践的本质 |
| (二)理性的释义 |
| (三)实践理性的厘定 |
| (四)教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界说 |
| (五)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 |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澄明 |
| (一)并非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 |
| (二)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 |
| (三)并非等同教师教学实践逻辑 |
| (四)并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 |
| (五)并非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 |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 |
| (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
|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 (三)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 |
| (四)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 |
| (五)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 |
| 四、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 |
| (一)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 |
| (二)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 |
| (三)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 |
| 第二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时审视 |
| 一、“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模糊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维持人类生命的延续 |
| (三)教学过程规范:自然依附的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以身示范的直观方式 |
| 二、“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集体规约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促进人的道德性养成 |
| (三)教学过程规范:整体意识的规制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身教与言教的混合方式 |
| 三、“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个体性显现 |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有理性的公民 |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单向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逻辑运演的抽象方式 |
| 四、“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及其表现 |
| (一)教师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自我矛盾性 |
| (二)教学价值取向:培养标准化的知识人才 |
| (三)教学过程规范:主体意识的“抽象”教学交往过程 |
| (四)教学实现方式:结构性的程序方式 |
| 第三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必然性 |
| (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 |
| 二、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向度 |
| (一)多向和谐:应然追寻的横向向度 |
| (二)自律自觉:应然追寻的纵向向度 |
| 三、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然追寻的条件 |
| (一)意识觉醒: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 |
| (二)行动自由: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制度保障 |
| (三)反思自律: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自我养成 |
| 第四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理论架构 |
| 一、“人是目的”:教师合理定位教学的根本基点 |
| (一)“人是目的”作为教学根本基点的确证 |
| (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是目的”的归宿 |
| 二、主体自由:教师全面关照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 |
| (一)教师自我实现自由与教学自由 |
| (二)基于真实需要的学生发展自由 |
| 三、对象限度:教师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 |
| (一)学生的可塑性是作为“对象限度”的客观前设 |
| (二)了解与利用学生的神经活动规律 |
| (三)把握与利用教学实践的过程规律 |
| 四、教学正义:教师自觉遵循教学活动的伦理原则 |
| (一)教学的伦理属性作为“伦理原则”的承认前提 |
| (二)教学正义的伦理内容原则 |
| (三)教学系统的伦理形式原则 |
| 五、教学推理:教师有效开展教学活动的思维方法 |
| (一)实践推理的三种典型模式 |
| (二)教学实践推理的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路向 |
| 一、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 |
| (一)自足型教学价值的意蕴及其追求 |
| (二)自足型教学价值的“可能”蕴含 |
| (三)自足型教学价值观的建构过程 |
| 二、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 |
| (一)教学目标来源的多元综合性筛选 |
| (二)基于教学规律关照教学目标的动态生成性 |
| (三)明确“结果-过程-应用”的教学目标表达 |
| 三、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 |
| (一)组织完整性教学经验内容 |
| (二)统合差异性教学文化内容 |
| (三)教学内容的结构优化过程 |
| 四、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 |
| (一)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同化”险象 |
| (二)构筑内在主体间“我—你”关系 |
| (三)关照内在主体间关系中的“他者” |
| 五、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 |
| (一)根植于教学关系的教学方法选用 |
| (二)明确教学方法的对象及功能指向 |
| (三)基于教学需要优化组合教学方法 |
| 六、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 |
| (一)锚定教学评价即为“为教学的评价” |
| (二)凸显“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6）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
| (一) 研究的问题和思路 |
| (二) 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框架的世俗化转型: 从超越性框架到内在性框架 |
| 一、框架的提出、意涵与理论渊源 |
| (一) 框架的提出与基本意涵 |
| (二) 框架的理论渊源 |
| 二、框架的特征 |
| (一) 框架的“前对象性” |
| (二) 框架的“历史性” |
| 三、从超越性框架到内在性框架的转型 |
| (一) 超越性框架的典型形态: 实体性逻格斯体系与超越之神 |
| (二) 框架的内在化转型 |
| 四、框架内在化转型的两个层面和内在框架的构成 |
| (一) 神人关系的内在化 |
| (二) 整体性的内在化 |
| (三) 内在框架的构成 |
| 第二章 自我的世俗化转型: 从“可渗透的自我””到“缓冲的自我” |
| 一、自我转型与祛魅 |
| (一) 迷魅世界中的“可渗透的自我”与祛魅世界中的“缓冲的自我” |
| (二) 渗透与缓冲 |
| 二、自我转型与大脱嵌 |
| (一) 嵌入的自我 |
| (二) 缓冲的自我与脱嵌 |
| 三、自我转型的隐忧: 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与意义的缺失 |
| 第三章 世界的世俗化转型:从寰宇到宇宙 |
| 一、从寰宇到宇宙的转型的基本内涵 |
| 二、迷魅和祛魅的视野下的世界 |
| (一) 迷魅与祛魅:心灵与世界的关系 |
| (二) 迷魅的寰宇与祛魅的宇宙 |
| 三、从寰宇到宇宙转型的三个具体层面 |
| (一) 从有限寰宇到无限宇宙 |
| (二) 从固定寰宇到演化宇宙 |
| (三) 从垂直寰宇到水平宇宙 |
| 四、世界转型的效应 |
| (一) 世界的“力”的改变 |
| (二) 世界转型的影响: 不信的兴起与意义的缺失 |
| 第四章 时间的世俗化转型:从更高的时间到世俗化时间 |
| 一、世俗时间 |
| 二、更高时间及其三种形式 |
| (一) 古希腊的永恒时间 |
| (二) 上帝的永恒时间 |
| (三) 起源时间 |
| 三、时间转型的效应 |
| (一) 时间转型的世俗化效应:超越性经验的退场 |
| (二) 时间转型的联动转型效应 |
| (三) 时间转型的隐忧效应: 意义的虚无主义 |
| 第五章 世俗时代的信仰根基: 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 |
| 一、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出场: 护佑的自然神论的铺垫 |
| 二、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界定与双重特征 |
| (一) 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界定: 肯定与否定的两面 |
| (二) 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双重特征: 互利秩序与普遍仁慈 |
| 三、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效应 |
| (一) 对超越性的封闭效应: 不信与世俗化的兴起 |
| (二) 内在性的禁锢效应: 意义的脆化与虚元 |
| (三) 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道德—政治后果 |
| 四、反思性讨论 |
| 第六章 世俗化转型的隐忧的形成及其破解之路的寻求 |
| 一、内在性隐忧的形成 |
| 二、内在性隐忧所引发的反动效应 |
| (一) 激进的人文主义对现代性隐忧的反动 |
| (二) 浪漫主义对现代性隐忧的反动 |
| (三) 尼采主义对现代性隐忧的反动 |
| 三、封闭世界结构的形成、效应与问题 |
| (一) 封闭世界结构的形成与界定 |
| (二) 封闭世界结构的效用 |
| (三) 封闭世界结构所引发的问题: 意义的虚无主义 |
| 四、现代哲学对封闭世界结构的批判: 对主体性的解构 |
| (一) 主体作为历史建构的产物 |
| (二) 主体的死亡 |
| 五、开放的世界结构: 克服意义虚无主义的尝试 |
| 第七章 泰勒框架理论的诠释学(hermeneutics)向度 |
| 一、框架对意义理解的先验奠基 |
| (一) 何为框架的先验性 |
| (二) 框架对意义的先验性功能 |
| (三) 框架作为意义理解的先验条件的双重维度: 自我意义与对象意义 |
| 二、作为前理解的框架及其内在化 |
| (一) 诠释学中的“前理解” |
| (二) 框架作为特殊前理解及其推进 |
| (三) 框架内在化的诠释学效应 |
| 三、框架理论在诠释学中的定位及其贡献 |
| (一) 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 |
| (二) 框架理论对诠释学的贡献 |
| 结语: 框架理论作为现代性理解的诠释学模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 |
| 附件 |
（7）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 |
| 二、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 |
| 三、基督教神学 |
| 四、尼采哲学 |
| 五、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的多种涵义、张力冲突与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张力冲突 |
| 一、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历史变迁 |
| 二、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与两类文化之争 |
| 第二节 文化与外界的三组基本关系 |
| 一、文化与文明 |
| 二、文化与自然 |
| 三、文化与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伦理—政治”宣言与“异端四部曲”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衰与“伦理—政治”宣言 |
| 一、文化理论的兴衰 |
| 二、文化理论对政治的遗忘 |
| 三、“伦理—政治”宣言 |
| 第二节 恐怖:毁灭与创造的结合体 |
| 一、理性与欲望 |
| 二、律法与爱 |
| 三、恐怖与崇高 |
| 四、恐怖与绝对自由 |
| 五、自杀炸弹客致命的意志与两种虚无 |
| 第三节 悲剧的哲学复兴 |
| 一、悲剧与现代性 |
| 二、替罪羊的解体与新生 |
| 第四节 “邪恶”的类型、面向及根源 |
| 一、有无目的功用的两种邪恶 |
| 二、邪恶的“双重面向” |
| 三、“平庸的恶”与“体制性的恶” |
| 第五节 “上帝已死”与上帝代理者的失败 |
| 一、信仰与理性 |
| 二、启蒙理性情感想象的缺失 |
| 三、唯心主义“主体”企图成为“基础”的失败 |
| 四、浪漫主义想象的创造性与虚幻性 |
| 五、文化:马修·阿诺德的诗意化“基督教” |
| 六、“上帝已死”与上帝的隐匿存在 |
| 七、上帝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最终消亡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新主体的身体建构:身体唯物主义 |
| 一、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 |
| 二、解放感官 |
| 三、两种蜕变方式——彼此的自我实现和超人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主体的意义探寻:重塑人生的意义 |
| 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 |
| 二、在不同时代的色调对比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
| 三、幸福与爱——人生意义的归宿 |
| 第三节 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
|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假的共同文化 |
| 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民主团结与合作共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
| 一、开辟了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 |
|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
|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二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限度 |
|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 |
| 二、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积极汲取多种理论资源,以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紧密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
| 二、积极投身生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三、着力破解邪恶、恐怖、虚无主义等重要现实文化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休谟同情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观点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同情概念的历史演变与休谟的历史定位 |
| 第一节 同情概念及其历史演变 |
| 一、同情是什么? |
| 二、同情概念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
| 三、同情概念在近代哲学中的发展 |
| 四、从同情到移情:同情概念的当代发展 |
| 五、同情概念的多面性 |
| 第二节 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背景与定位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历史背景 |
| 二、休谟同情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定位 |
| 第二章 休谟的同情理论 |
| 第一节 休谟的同情概念 |
| 一、有关休谟的同情概念的争论 |
| 二、对休谟的同情概念的澄清 |
| 第二节 作为心理机制的同情 |
| 一、休谟的同情机制 |
| 二、同情机制的运作基础 |
| 三、同情机制的作用范围 |
| 第三节 作为心理活动的同情 |
| 一、同情活动及其分类 |
| 二、同情活动与理性能力 |
| 三、同情活动与想象力 |
| 第四节 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及其合理性 |
| 一、休谟同情理论的特征 |
| 二、休谟同情理论的合理性 |
| 第三章 同情理论与休谟的人性科学 |
| 第一节 休谟的人性科学 |
| 一、人性与人的科学 |
| 二、人性科学的两个面向 |
| 第二节 同情与休谟的信念理论 |
| 一、信念的地位与作用 |
| 二、他心信念及其有效性 |
| 三、同情对他心信念的补充作用 |
| 第三节 同情与休谟的情感谱系 |
| 一、情感的分类与产生原因 |
| 二、同情对情感的影响 |
| 三、同情与比较 |
| 第四章 同情理论在休谟人性科学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同情与休谟的道德学 |
| 一、休谟的道德学及其构成 |
| 二、同情与道德判断 |
| 三、同情与德性 |
| 四、第二《研究》之“谜”:同情地位的前后期一致性问题 |
| 第二节 同情与休谟的政治学 |
| 一、休谟的政治学及其核心 |
| 二、同情与正义规则的确立 |
| 三、同情与正义规则的具体内容 |
| 四、同情与正义规则的实施和保障 |
| 第三节 同情与休谟的美学 |
| 一、休谟的美学思想 |
| 二、同情与审美理论 |
| 三、同情与悲剧鉴赏 |
| 第五章 休谟同情理论的当代效应 |
| 第一节 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心理学研究 |
| 一、休谟同情理论与他心问题研究 |
| 二、休谟同情理论与道德心理学 |
| 第二节 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 |
| 一、休谟同情理论与当代道德情感主义 |
| 二、休谟的同情理论与当代伦理学的热点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艺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需求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使命 |
| (三)艺术审美理论的现状分析 |
| (四)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的呼唤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艺术功能的研究 |
| (二)关于艺术审美功能的研究 |
| (三)关于艺术美的体现的研究 |
| (四)对艺术审美问题多学科研究的反思 |
| 四、本文的思路与方法 |
|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艺术审美功能论概观 |
| 一、艺术功能与艺术审美功能论 |
| (一)艺术的概念 |
| (二)艺术功能及其内涵 |
| (三)艺术审美功能论 |
| 二、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历史回溯 |
| (一)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 |
| (二)“自由的艺术”与审美的凸显 |
| (三)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 |
| (四)艺术审美本质的发现 |
| 三、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 |
| (一)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
| (二)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 |
| (三)艺术的审美娱乐功能 |
| (四)艺术的审美心理调节功能 |
| (五)诸功能之间的联系 |
| 四、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 |
| (一)完整性 |
| (二)广泛性 |
| (三)时代性 |
| (四)民族性 |
| 五、影响艺术作品审美功能的因素 |
| (一)时代背景 |
| (二)艺术体裁 |
| (三)艺术风格 |
| 第二章 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历史流变与审美理想的失落 |
| 一、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历史流变 |
| (一)原始艺术:似乎形同陌路的开始阶段 |
| (二)古典艺术:可谓如胶似漆的蜜月阶段 |
| (三)现代艺术:貌离而神不离的对抗阶段 |
| 二、现代、后现代艺术中真与美的对抗 |
| (一)艺术视阈下真与美的互动 |
| (二)哲学视阈下真与美的竞合 |
| (三)现代艺术视阈下真与美的对抗 |
| 三、审美功能的离析 |
| (一)时代精神的缺失 |
| (二)艺术创作的同质化 |
| (三)非理性审丑及其影响 |
| 四、审美理想的失落 |
| (一)审美意识的消解 |
| (二)审美实践的偏离 |
| (三)审美本质的错位 |
| 第三章 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与完善 |
| 一、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时代之维 |
| (一)艺术边界的拓展 |
| (二)祛魅的需求 |
| (三)民族自信的必然 |
| (四)艺术发展的呼唤 |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历史之维 |
| (一)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 |
| (二)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 |
| 三、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文艺思想 |
| (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鲜明特征 |
| (三)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大意义 |
| 四、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理论框架 |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 |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体系 |
| (三)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实践品格 |
| 第四章 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向度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内涵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美育的关系 |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一)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一致性 |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对接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美丑”之辨 |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引导审美人格教育 |
| (二)新时代公民审美教育的文化追求 |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 |
| 第五章 新时代审美价值的重振路径 |
| 一、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再发现 |
| (一)生活审美的升华 |
| (二)生态审美的转向 |
| (三)共同体审美的期许 |
| 二、新时代艺术主题的再明晰 |
| (一)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自觉 |
| (二)致力于个人品质的提升 |
| (三)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 三、新时代艺术语言的再丰富 |
| (一)基本章法的传承 |
| (二)意境格调的创造 |
| 四、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再输出 |
| (一)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艺术批评 |
| (二)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 |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构建审美社会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恶“德”——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精神现象学》与伦理文明观[J]. 樊浩.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道德敏感性研究[D]. 沈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化转型理论研究[D]. 张瑞臣. 山东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8]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9]休谟同情理论研究[D]. 曾允. 武汉大学, 2020(03)
- [10]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