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离河北有多远

一、电子政务离河北有多远（论文文献综述）

颜攀攀^[1]（2021）在《电子政务平台服务优化研究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电子政务平台借助网络信息的发展,能够实现数据内容的共享,实现政务信息的高效传递,优化政务管理方式,提高现代政务效率的新型数字政府模式。自浙江省委省政府自提出建设“数字浙江”以来,新兴的政务服务模式--电子政务服务应运而生。近年来浙江逐步实现电子政务服务优化和多样化,旨在加快“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建设。本研究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经过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析,结合对政务网平台用户的访问,探究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尝试提出优化电子政务平台的措施。本研究发现,自电子政务平台开通以来,政府服务和履职效能大幅提升。但是也存在着政务服务平台信息公开不足、各部门平台建设不统一、受众便捷性不高、实质问题解决度仍然较低、平台共享度不高等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电子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不完善、部门各自为政、行政思维未转变、专业人才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针对这些原因,依据新公共服务理论、精细化管理理论、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本研究提出了优化平台的对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组织保障,整合各部门联合、转变行政思维,加强主动作为、建立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提升信息安全保障等。期望通过这一研究,对台州提升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提供可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肖季业^[2]（2020）在《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冲击了法律与伦理的根基,也加大了隐私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的保护难度,对现有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如何在鼓励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助力经济的同时,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挑战,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回应公众期待的重要课题。而对于行政法学而言,人工智能时代其使命在于:基于权利义务视角为行政机关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法治化指引路径,并规范行政权力科学、民主、高效、规范运行,构建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化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服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法治建设目标。本文即是以政府的人工智能治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并探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行政法所面临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应对之策。文章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保护作为治理理念,以人工智能治理的内涵维度作为审视的起点与归宿,在规范与实证的分析基础之上,分别从工具维度对“政府治理人工智能”、从客体维度对“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治理”这两种行为展开研究,继而探究政府角色应当如何定位。全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基础与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治理,即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权力的分散性,各主体均享有相应权力;治理方式的法治性,治理以法治为核心方式与依据;治理关系的平等性,寻求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而非对抗。人工智能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善治,即通过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风险损失最小化。软法治理理论、行政过程论、风险行政法基本理论为人工智能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行政法基础原理与理论依据支撑。现有民法、刑法法律体系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功能缺陷,无法适应客观上的治理需求。而随着人工智能重要性的提升,相应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应用也逐渐在我国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阶段人工智能治理的维度抉择,更多的应该立足于客体维度与工具维度,其主体维度暂时并不具备足够的现实应用与理论探讨价值。由治理的客体维度延伸出现有行政法疆域能否覆盖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一课题;由治理的工具维度延伸出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的行为是否会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这一课题;而由治理对象、治理方式的变化则延伸出政府应当如何转变自身角色、以实现治理目标这一课题。这三个行政法课题即构成全文的研究重点。第二章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入手,依次分析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政府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践难题,从而为探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行政法的疆域是否应当拓展提供支撑。在理论方面,从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来看,现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行为能力,而其权利能力、责任能力在制度层面不存在明显的障碍。为解决当下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适用困境,应当结合人工智能发展规律,适时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行政法律主体资格。人工智能推动行政法律主体理论逐渐实现从单一到开放的转变,在不同的阶段,其主体资格也有着不同的内涵,行政法律主体理论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理论空间。而在现实方面,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一般需要通过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治理来实现。但企业借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壮大,逐渐掌握了对其用户的支配性、控制性能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赋权”。作为治理对象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治理主体,导致传统的政府治理发生偏移,由“政府——人工智能企业”、“政府——公民”的二元治理结构转为“政府——人工智能企业——公民（用户）”的三元治理结构。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企业的赋权,摆脱了传统法律规范的框架体系,成为了监管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导致其自身缺乏“依法行使权力”的动力。在客观约束失位和主观意愿不足的双重因素影响之下,社会整体与公民个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陡然提升,成为了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部分。面对社会风险与治理难度增大这一考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适时拓展行政法的疆域,强化对法律关系理论的论证研究,推动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关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法治体系,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协调保护各方合法权利。第三章主要是以个人信息为分析对象,探讨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实施治理的行为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造成了侵犯。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的出现,为个人信息内容与价值的丰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技术推动个人信息具有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双重权利属性,数据储存中的公民电子化个人资料也成为虚拟层面的公民象征,从而使得个人信息具有公民身份属性,承载着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随着个人信息价值的提升,行政机关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从而获得了对公民更多的掌握能力,就本质而言,这一能力的发展意味着行政权力事实上的扩张。但配套法律建设尚未适应这一变化,由此导致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行政相对人权利面临受侵害的风险。因而,构建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其理论基础一是隐私权理论,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隐私的范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过往无法作为隐私的信息,逐渐具备隐私的特征。隐私权理论在确认个人信息价值、实现对相对人权利内容保护的同时,适当限制个人信息权益的范围,以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二是信息自决权理论。这一理论肯定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绝对的决定权与支配权;同时也认同基于社会福利提供者的义务,政府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但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不能无限制进行,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超出法律授权的行为则面临失效风险。制度构建应当以确认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内容为核心,坚持依法行政原则、保障人权原则、行政公开原则、特殊原则,重点围绕个人信息的收集制度、利用制度、安全保护制度、救济制度进行设计。第四章主要基于人工智能治理所引发的法律适用困境,探讨政府角色应当如何定位与实现。为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平衡多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合作共治进入到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借助社会主体的专业知识、技术以及资金等优势,能够有效减轻行政负担,促进我国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替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合作共治作为一种治理形态,已经成为有效回应人工智能治理需求、化解治理危机的替代性方案;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一个多要素共同组成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解决权力配置困境、扩容社会张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成为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关键。随着角色的变迁,政府所承担的义务也亟需随之革新,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风险预防义务的增加。基于风险存在、风险之于法益侵害性、行政主体应对风险具有不可推卸之义务此三个事实的存在,我们可以肯定增加政府风险预防义务之必要性。而法治的功能、风险预防的现实需要、对权力越界的控制决定了风险预防必须坚持法治化。人工智能风险预防的法治化应当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作为基础建立风险研究框架。为了适应治理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治理目标的变化,政府应当丰富治理方式的选择,实现从定位到目标、从目标到路径的转化。具体来说,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一是由传统国家法硬法转为更具柔性的规范,如技术标准,尽管不属于法律规范的形式范畴,但其具有规范属性,在行政执法、行政司法裁判、个体等领域具备实质层面的效力,能够成为人工智能行政法治理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二是由强制性、管制性的行政行为转为激励性、规制性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够加强对从业主体的引导,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达成目的。第五章论述的则是基于全文的分析,而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适时拓展行政法疆域,完善行政法制建设。二是加快个人信息立法工作,构建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制度。三是构建合作共治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四是革新政府风险预防义务,顺应政府角色的变迁。五是丰富政府职责实现方式的选择。

于跃^[3]（2019）在《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提出美国IBM公司于2010年提出智慧城市愿景并将之推向世界。很多国家相继展开智慧城市实践,并以此推动智慧社会乃至智慧国家建设,使得智慧类实践热潮空前炙热,智慧化建设需求日益攀升。当城市、社会和国家治理由智能化转向智慧化,必然要求它们的管理者——政府所提供的管理、决策和服务也能从智能化提升至智慧化,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需求,必然要求电子政府由智能政府向智慧政府转型,同时要求其电子政务由智能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化。因之,智慧政府建构成为电子政府适应智慧化建设需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智慧政府基于电子政府已有成果建设,实践才刚刚起步,成果也只是初步的。在建的智慧政府和智慧政务成果是否名副其实?应该如何评判它们是否符合“智慧”的原则要求?未来的智慧政府及其政务系统建设和发展到底应往哪儿去、该怎样走?这些都取决于人们能否对智能与智慧、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做出正确理解和合理区分。为正确理解智慧政府,明确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第一章从语义、哲学、科学、技术等维度辨析“智能”与“智慧”的区别与关联,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中析取智慧元素,在归纳已有的智慧政府概念的要点的基础上,厘定智慧政府的基本涵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满足公众需求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政府职能清单为基本构架,以智慧决策为核心,利用信息技术和政府内外部合作共建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政务系统,从而主动精准、优质高效地推送令公众满意甚至超出公众期望的政务服务的一种新的政府形态。还在分析智慧政府的特质的基础上提出智慧政府的属性主要表现为智能性与智慧性、集聚性与延展性、可能性与可行性、继承性与批判性、自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以此为确定智慧政府的评判原则提供初步素材,为摆正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的关系与界线提供考据。之后,探究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为何区分及以何区分,指出二者区别不在于比对它们的智能高低,而在于运行中注入、融汇、融会智慧的多少和程度,应以此促进两者相互转化,而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类智慧的持续融入。智慧政府唯有依靠人民的智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才能追求智慧,进而更多地具有智慧,更好地应用智慧,从而推动电子政府向智慧政府晋阶。关于电子政府应该以智慧政府为发展方向的观念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很多国家已将智慧政府写入国家电子政府规划或专门制定的智慧政府规划,并已开始付诸行动。各国筹划的或在建的智慧政府的目标规划各有不同,并不一定符合本文提出的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但是,即使是在信息技术领先国家也很少有电子政府能够达到基本符合智慧政府的衡量标准和表征标识的情况下,各国的智慧政务建设在它们的目标规划的引导下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说明各国有关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的建设规划中所设计的目标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至少,它们在努力建设智慧政府并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一行动本身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原则性地给出了电子政府应“往哪儿去”的答案。在智慧政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下,借助智能技术、机器和系统支撑智慧政府具备高度智能固然重要,令智慧政府至少具有与其智能程度相匹配的“智慧”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智慧政府建设并纷纷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其目标做出规划的原因或初衷。第二章从明确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入手,考查国外电子政府和智慧政府规划中设计的目标及其启示和借鉴,在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选择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取向,包括:开放透明的治理环境、共商共议的合作氛围、共建共享的基础资源、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平等包容的伙伴关系。主要目的是明确中国智慧政府的发展方向,带领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做到不仅力促智慧政府追求智慧,还能够更多地具有智慧和更好地应用智慧。针对智慧政府的智能化和智慧化需求,着眼于建构具有更高定位——“以人民为中心”和更智安排——“数据驱动、精准对接的智能型政务系统与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及更多智慧的相互融合”的智慧政府,第三章探讨智慧政府的生成和演进的逻辑规律,寻求智能生成和智慧演进所需依靠的资源要素和支持智慧政府具有智慧的逻辑模型,旨在获取使智慧政府具有高度智能和更多智慧的应然建构。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首先厘清智慧政府的生成逻辑,探寻智慧政府的机器或系统的“智能”究竟应该依靠哪些资源要素来生成,即解决“智能化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应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借助数据、信息和知识等资源要素的递进关系逐步生成智能;其次研究智慧政府的“智慧”可以依靠哪些知识要素、采取怎样的逻辑进路来实现由“智能”向“智慧”的演进,即解决“智慧化往哪里去”的问题,提出可以将人类生成智慧的资源要素作为智慧政府的智慧生成需要依靠的基本要素,通过具体运用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技术手段和工具以及其他智慧元素,实现逐层管理资源、持续融入智慧、递进实现晋阶的效果,旨在为维持智慧政府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模式和方法。一些公共管理学者主张采取将人工智能向政府不断渗入的模式建构智慧政府。本文主张与之相向而行,即智慧政府通过将人的智慧嵌入政务系统之中使之事实上具有智能,再借助政务系统应用中的人机交互环节,将智信人的智慧持续注入系统之中,经由政务系统对其智慧进行融汇,继而再由智信人完成融会的工作,使得政务系统因为融入智慧而具有智慧,实现智慧的动态建构,推进智慧政府由智能向智慧晋阶。已有的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实践为智慧政府建设积累了实践基础和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在电子政府和智慧城市已有成果之上的智慧政府而言,其研究重点显然不在技术基础、管理基础和体制机制上,凡此种种固然重要,但这却是电子政府分内应该解决或早该解决的问题。智慧政府所应具有的“智慧”之处,才是它更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第四章主要探索如何借助政务系统的智能以及社会公众的智慧实现以智慧武装智慧政府头脑的目的,并探讨了如何为之提供可能与可行的思想条件和实施路径。具体地讲,就是从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需求出发,首先,提出要进行主体间性思想建设、包容性文化建设、伦理道德教育、思维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培养等思想条件建设,借以提高智慧政府的软实力;其次,从完善顶层设计和行动计划、建设基础资源和政务系统以及改善内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等路径提出智慧政府应用智慧的实践条件,以便为智慧政府硬实力建设提供解决方案,最终实现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

郑衍彬^[4]（2019）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运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在“互联网+”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政务微信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政务微信存在的内容同质化、违反传播规律、团队建设跟不上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已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加强相关运营研究,探寻问题解决方案。本文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综合研读和评述国内外有关政务微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市场营销、公共管理、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通过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数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该订阅号的发展情况、运营策略、运营启示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具体研究。本研究最大的亮点在于,不再把政务微信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是选取其细分类别,即专业类政务订阅号进行研究,并主张不同的政务主体应该根据自身的职能设置和使用需求,选择最优的微信公众号账号类型,进而把政务信息传播和政务公共服务做到更好。通过以上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务微信的创办主体不仅有广义的政府,还包含党委以及承担国家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二是政务微信有细分的种类区别,从职能范围而言,有综合类和专业类之分,从微信公众号账号种类而言,有订阅号、服务号、小程序之分;三是精心组织内容创作、用心塑造亲民服务形象、组建专业运营团队以及构建运营机制是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的主要制胜策略;四是政务订阅号应以优质政务信息传播为主,特别是优质垂直原创政务内容,是专业类政务订阅号的安生立命之本,至于政务主体的深度公共服务功能则应该顺应服务聚合趋势,接入一体化的聚合平台;五是发展政务微信必须尊重媒介传播规律,政务主体必须认清微信公众号不同账号种类的优势区别,从中选择最优媒介,通过发挥其优势来开展政务传播与服务工作;六是构建专业运营团队和一套与之紧密关联的协调运营机制,是发展好政务微信的必要条件;七是立足长远发展,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仍需要扬长避短,除了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求变,还需要在用户的挖掘、团队的建设和激励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狠下功夫,才有可能再上新台阶、取得新辉煌。

石立春^[5]（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认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任跃旺^[6]（2019）在《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是关系到农村生产、生活等诸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户生活水平、保障农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提升,对提高藏区农户基本生产、生活水平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当前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呈现出不均等的发展态势。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历史演进及特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构建西藏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测度的指标体系,从微观农户需求角度和宏观政府供给角度对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路径与保障措施,从而推动西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通过对已有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历史演进与特征分析入手,探讨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基本特征与供求特征,进而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水平的评价,分析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在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需求角度与政府供给角度,分别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问题展开实证分析。在微观农户需求角度,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西藏自治区农户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意愿和满意度进行联合分析,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当前西藏农户层面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更进一步以回归方法得出当前西藏农户层面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主要矛盾。在宏观政府供给角度,通过建立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评价模型,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剖析和探讨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政府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其配置效率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实践应用,以前文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分析当前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并提出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微观提升路径和宏观提升路径,并结合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配置中的经验与启示,从有效提高农户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农户集中度、优化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积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提出提升西藏自治区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保障措施。

徐亚清^[7]（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认为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郑瀚^[8]（2014）在《面向农户的村域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提出村域（行政村）作为我国行政区域的最小单元,是农民世代生活的家园,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伴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深入推进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传统村域正发生着全方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适应村域转型发展的信息服务,对农村信息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农村信息服务新的内涵,也为村域信息服务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新机遇。当前农村信息服务特别是针对村域的信息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农村信息服务难以落到村域这个层面,“进村入户”问题依然是农村信息服务最大的问题,普通农户受益较少。二是村域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的内容有限、针对性差,满足不了转型过程村域生产生活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引发的多样性需求。三是村域信息服务主要是单向的传递,缺乏双向、网络式的反馈交流,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在村域信息服务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目前,对农村信息服务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针对村域层面信息服务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尚未见到。面向农户,深入研究信息技术发展与村域转型发展过程中农户信息需求的变化,探寻总结如何解决村域层面信息供给与需求不均衡的规律性问题,前瞻性提出提升村域信息服务水平的信息服务模式设计和对策建议,对于提高村域信息服务能力与水平、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研究：（1）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视角,如何构建面向农户的村域信息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在现有的信息服务供给下,农户有什么样的信息需求,他们的信息需求受到哪些因素影响?（3）基于村域转型发展和移动互联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结合农户需求,村域信息服务供给模式如何设计?本研究从农户的需求入手,通过对福建省27个国家级、省级农村固定观察点48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获取信息服务的渠道以及农户对现有信息服务效用的评价。揭示影响信息需求的关键因素,在对村域信息服务供给的现有模式分析和福建典型案例研究基础上,结合对信息服务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以及村域转型发展的趋势、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分析,提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村域信息服务基于移动互联网络,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充分发挥村域组织主体作用的多元供给模式。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1、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尝试提出面向农户需求的村域信息服务的理论分析框架。村域信息服务产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属于准公共物品。影响信息服务供给的因素有信息的外部性、获取需求的交易成本、供给主体特征以及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等。影响农户信息需求的因素则有农户个体特征、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对信息效用的认知、商品的体验性、公共物品需求的显示困境等。通过建立供给需求均衡模型分析得出,由于村域信息服务的公共物品特性及其供给的高成本,使得企业提供的信息数量明显少于最优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信息数量,政府对该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2、对村域信息服务发展趋势的判断。随着村域的转型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加快推进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移动互联网络和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新技术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应用,信息供给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农户的信息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村域信息服务需求将由单一的、一般化的主要是农业方面的需求走向综合性、个性化的、针对性的多方面需求；供给主体由政府主导,到政府主导与市场供给结合,再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供给；供给方式由单向、从外部到内部、等级式的供给,走向网络节点式、扁平化、双向互动反馈的信息传递；传播手段由传统媒介以及少量使用电脑上互联网转向以互联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通讯为主。3、通过对农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一是农户对农业农村信息的需求呈现出多样综合性的特点。农户的信息需求从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等相关信息拓展到市场、金融、物流、农村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二是在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上,传统媒介仍然占据了主要地位,亲朋好友等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电视依然是农户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但也有更多的农民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络、信息站等信息服务手段来获取信息。三是农户对于村域信息服务的需求较强烈,45.1%的农户认为信息服务很重要,愿意为信息服务付费的比例达到65.5%。但是,普遍认为现有的信息服务针对性不够强,与实际的生产生活需要差距较大。现有的村域信息服务手段、内容与农户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4、信息渠道同时连接着信息服务的主体和客体,是传输信息服务内容的途径、载体、媒介、手段与方式。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户所接受的不同的信息服务供给方式。本文在选择农户的信息服务支付意愿为因变量的同时,重点研究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村域信息服务供给方式）对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统计分析发现,从信息站获取信息的农户主要为务农型农户,从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农户偏务工型农户,而从传统渠道获取信息的农户则务工务农均较均衡。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渠道获取信息会显着增加农户愿意为信息服务付费的概率,从信息站和亲朋好友获取信息可以增加农户愿意付费的概率但不显着。5、通过对现有的村域信息服务模式以及福建典型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部门依然在村域信息服务中起到主导的作用,但政府部门的作用逐渐转向纯公共服务类信息服务产品的提供,主要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和制度设计方面的优势,引导村域信息服务更有序发展；二是村域的市场价值被进一步发掘,通过市场手段提供信息服务的模式被更广泛采用,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模式成为现阶段信息服务的重要模式；三是村域信息服务自组织发展与能力不断增强,以信息站为代表的村域信息服务组织是现有信息服务体系中进村入户的最主要渠道,而以“世纪之村”为代表的村信息组织,甚至还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信息服务平台为其他农村提供信息服务；四是随着虚拟技术在信息服务平台的广泛应用、智能手机在农村的快速发展普及,更多的农户和小型的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参与到信息供给中,基于移动社交化和线上线下融合的信息服务在村域服务中已经初露端倪。6、研究尝试提出符合村域发展特点和农户需求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络,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村域组织发挥主体作用的多元供给模式”。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搭建、制定标准、规则和提供政策的支持,为村域信息服务企业和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适宜市场化运作的服务交给市场提供,涉农企业尤其是大型信息服务企业更注重于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和服务产业链条的整合；更多个性的信息需求则由专业的信息服务组织供给,发挥村域社会资本与自组织的作用,村域组织将成为提供村域信息服务的重要力量。研究同时尝试设计基于移动互联,发挥村域社会资本作用,虚拟组织线上供给和村域自组织线下供给,线上线下融合,双向互动传递反馈的村域信息服务多元供给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供给作用,实现村域信息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市场化、信息传播互动化、信息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村域智慧化发展。

苏超^[9]（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宋超^[10]（2013）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报纸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所采用的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选举的进程和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仅代表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变化与进步,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使得网络社会正在崛起,网络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网络也对政治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理论源自于近代民主理论中人民权利的思想。民主本质上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因此,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也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了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而且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起点,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等的制度安排,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为进行选举和投票、参加社团组织或者政党组织、信访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利益的分化推动了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互联网凭借自身的信息量大、公开性和实效性等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之一。人们在现实中政治参与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借助网络这一媒介进行宣泄,利用虚拟空间来获得政治参与诉求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队伍的扩大,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多的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生活。200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在当下的中国,网络不仅仅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也为公民政治参与创设了新的方式,它以一种无中心的、离散的结构打破了以往政治参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网络政治参与所具有的低成本性、平等性、开放性、高效性、直接性、互动性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参与者的平等,政治参与的价值理念在网络时代体现得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在启动公共议程方面,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不依赖政府批准的独特优势。网络赋予了公民话语权,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公众通过网络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尽管不必然影响政府决策,却是政府在决策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网络也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平台,推动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与对话,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政治观念、改变着政治参与的模式和方法,也改变着政府决策的行为,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了新的环境。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借助网络这一媒介参与政治生活进而影响政治进程的行为,与传统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参与方式的互动性等特点。在这一新的政治参与模式面前,政府如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与公民在网络空间展开互动和交流,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就能够控制矛盾的发生,也能够疏导和协调各种冲突,网络政治参与就是现实政治的“解压阀”。然而,如果政府不能够跟上网络社会的发展,对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新的政治参与模式采取强压和打击的手段,就会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升级,网络政治参与就会成为政治冲突的“催化剂”。2003年“孙志刚事件”标志着中国网络政治影响力的真正形成。2008年初,绥德事件、西丰事件、天门事件和华南虎事件经过网络舆论传播放大,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到上海“钓鱼执法”、石首骚乱,再到奥运圣火传递风波和谷歌退出中国事件,网络都发挥了惊人的政治影响力。网络不仅仅是一般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向政府进行利益表达和政治监督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广大政府官员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的各级官员越来越认识到网络的重要,许多领导干部通过开设博客和发帖等方式参与网民的互动。2011年被称作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开始使用微博,政务微博作为民众与党政机关和政府官员交流沟通的平台,不仅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还能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和整合电子政务资源。作为政府创新与管理的新方式,政务微博逐渐成为令人关注的力量。换句话说,网络已经成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新媒介,而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网络的能力,也成为衡量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当网络与中国政治相结合,究竟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网络政治参与兴起的背景和条件是什么?网络政治参与将对中国政治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是什么?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怎样的现实困境?如何有效应对网络政治参与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本文的研究主题就是就围绕着上述问题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与发展、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现实困境以及加强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本文所依据的基本逻辑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当前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成为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国家权力、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同时,在网络政治参与这一变量的影响下,国家权力、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的变化也将反作用于网络政治参与,从而推动对于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发展的思考。具体来讲,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并对该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述评和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进行阐述与说明。第二部分是研究的基础与理论框架。本部分首先对政治参与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进行了厘清与界定,然后对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论述,对于媒介的政治功能、议程设置理论以及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关系的理论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与发展。本部分首先分析了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兴起的背景,即互联网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利益冲突的深化。然后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方式进行了叙述,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案例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是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本部分主要是从网络政治参与和中国政治意识的变迁、网络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政务微博为例对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机制与互动模式的转变等方面展开了论述。第五部分是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网络监督进行了分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作为网络政治参与具体形态的网络监督成为当前我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重要方式,本部分从网络监督的兴起、影响以及网络监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有效推进网络监督制度化建设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第六部分是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困境：数字鸿沟的冲击与挑战、群体极化的负效应。首先对数字鸿沟进行了概述,然后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中数字鸿沟表现及成因以及数字鸿沟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接下来对群体极化进行了概述,然后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中的群体极化的成因以及群体极化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七部分是加强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主要是通过加强网络政治参与法律法规的健全、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加强网络行业自律和公民网络伦理建设等方面推动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第八部分是结语。总之,本文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进行解读,将网络政治参与放在媒介与政治关系的互动中进行考察,对网络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前提,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发展背景、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网络监督、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困境等问题结合具体的案例作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对加强网络参与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剖析。

二、电子政务离河北有多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子政务离河北有多远（论文提纲范文）

（1）电子政务平台服务优化研究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运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面向农户的村域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电子政务离河北有多远（论文参考文献）

• [1]电子政务平台服务优化研究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D]. 颜攀攀.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人工智能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D]. 肖季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3]中国智慧政府的价值目标追求及其实现研究[D]. 于跃. 吉林大学, 2019(02)
• [4]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信订阅号运营研究[D]. 郑衍彬.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6]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D]. 任跃旺.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7]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8]面向农户的村域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郑瀚. 福建农林大学, 2014(10)
•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10]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研究[D]. 宋超. 山东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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