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鲁贵卿^[1]（2021）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下建设行业“生态发展共同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程建设行业已由以前的高速发展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建筑企业的利润长期处于低利润水平,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就整个行业来讲,则面临"三大挑战":市场资源之间流动性不足、竞争主体市场化程度不高、行业生态协作融合不够。"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建设行业面临的情况跟往年相比同在何处?不同又在哪里?需要认真思量。

胡玥^[2]（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刘跃^[3]（2020）在《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从高中到大学的“思想津梁”》文中指出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高中阶段开设的、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自由选修、难度相当于大学初级阶段学术标准与学业水平、以学术性课程为基本知识构成、以创造性学习为实践方式、以促进学习主体思维发展为育人目标、旨在构筑从高中到大学思想津梁的一系列课程。作为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宛如层峦叠嶂的课改丛林中的惊鸿之作,历经六十余载岁月的洗礼与灌溉,已然从最初的课程“小树苗”蜕变为制度成熟、配置齐全、体系完整的“参天大树”。在这未完待续的旅途中,美国大学预修课程尝遍了美国高中教育改革的酸甜苦辣,见证了美国课程改革的积极探索之路,为美国的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笔者通过深入探寻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历史脉络与课程体系,挖掘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改革经验与内在价值,希冀为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体系完善提供参考,通过透视国外课程改革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蓬勃不息的发展。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分为历史追溯、现状勾勒、特色及挑战和中国启示四个部分。为了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查阅、整理了大量的外文文献与中文资料,以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诞生背景和发展历程为基点,追溯其在特定背景下的历史发展脉络。随后深入探寻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实施现状,厘清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特色及面临的挑战。最后基于中国国情与美国经验,为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第一部分借古思今,对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诞生背景与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回顾,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和美国教育质量下滑的国内背景的双重因素驱动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六十多年发展过程,主要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并简要概述了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国际影响与学术贡献。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四个角度,描述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设置现状,挖掘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蕴藏的本质特征与理念精华,展现一个富有思想性、学术性和前瞻性的原汁原味、活生生的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课程目标是培养批判性读写能力和有教养的现代公民;课程内容主要有螺旋式上升的“大概念”整合学科知识;在课程实施方面,将丰富详尽的指导融入学生思维技能培养,包括课程资料的选择与使用、教学策略的详尽指导和学生思维技能的培养;课程评价中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多元化。第三部分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概括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鲜明特色及当下面临的挑战。其特色包括思想津梁横跨高中与大学的课程鸿沟、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分权治理使高校自主权得到充分保障和大学理事会构建坚强有力的后援体系。其面临的挑战包括应试教育的负效应凸显、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质疑和精英教育培养质量下降。最后一部分是本研究的现实价值所在,联系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实施状况,并结合前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成功经验,主要从高中大学衔接、课程运行保障、考核机制改革、师资队伍培养等几个维度进行思考,试图为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完善提供思想借鉴与实践指导。

王沐阳^[4]（2020）在《基于美国经验的学前STEM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前STEM教育是STEM教育向儿童早期教育阶段的延伸,旨在培养儿童的STEM素养,并为随后教育阶段中的STEM学习做好准备。学前STEM教育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倡导,尤其是美国在学前STEM教育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借鉴美国学前STEM教育经验,基于我国国情,构建我国学前STEM课程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可以为我国学前STEM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思路。在国家政策和教育研究的支撑下,美国学前STEM教育积累了立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关注儿童STEM素养的教育目标、基于真实情境的整合性教学内容、以项目式教学为依托的教育实施、从儿童实际表现出发的教育评价、以及家-园-社区协力合作的保障机制等优秀经验,这对于我国的学前STEM教育不仅提供了经验的启示借鉴也提供了实践的反省思路。基于美国的学前STEM教育经验,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家政策、幼儿园课程改革、学前教育研究、以及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等层面的现实基础,尝试建构我国的学前STEM课程体系:理论基础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科学发展的规律;课程目标关注儿童的整体发展及个性成长;课程内容强调领域内容与关键经验的融合;课程实施立足于幼儿园环境氛围、关注适合儿童发展的各种教育活动;课程评价注重服务于儿童的实际发展。为实施所构建的课程体系,我国需加大学前STEM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充分利用幼儿园周边社区STEM学习资源、打造适宜儿童STEM学习的园所环境、增强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的STEM核心素养、以及营造更为有利于实施学前STEM教育的家庭氛围。

梁茜^[5]（2020）在《当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三大挑战及其应对》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是世界各国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承担着教育治理与政府治理的双重功能,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政策过度融合和教育市场过度开放、质量保证主体的权利争议、质量保证模式的标准化与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冲突等挑战。本文梳理了不同国家和组织对上述挑战的实践回应,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发展提出以下启示:促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内部自治和外部监督间的互动水平,进一步细化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评价指标。

吴小国^[6]（2019）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浪潮涌现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坚定决心,也是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促进国际交往有序进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国际社会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伟大举措。而合作机制的构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成为时下中国国际法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国际软法在当前“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概念、主体、形式和效力等基本问题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提升国际软法效力的建议和中国政府完善国际软法实施机制的对策。“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国际法视角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特别是对其中国际软法现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理论上来说,该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以深化对于国际软法问题的研究。实践意义上,可以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作用的发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背景,赋予了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超越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新丝绸”之路计划等战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构建以现有的多边、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为基础,旨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革新传统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国际软法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让国际软法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工具,并引起学者们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软法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国际软法的概念。“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我们要倡导的是软法和硬法二者并重的混合理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创制主体不局限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政府网络也可以成为创制主体。形式也是十分多样,国际宣言、联合公报。谅解备忘录、国际组织的技术标准和示范法等都可以是国际软法的表现形式。在创制路径上可以借鉴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的模式。相较于国际硬法来说,国际软法的主体范围更广,形式更灵活,内容上也更具包容性,更好的满足了国际合作对于国际制度的需求。国际软法在和国际硬法的互动中具有引领、补充和重构功能,并在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金融法和欧盟的相关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突出问题则体现在国际软法的效力与实施上。权力政治、利益分配、国际法碎片化等外在和内在因素制约了国际软法效力的发挥。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除狭隘国家利益观,完善国际软法的制定模式,保障实质性民主的实现,才能更好的发挥国际软法的效力。在国际软法的实施上,我们则应克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缺陷,以“过程管理理论为指导,借鉴“不遵约机制”的成功实践,努力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的实施机制。

杨伟宾^[7]（2019）在《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但同时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影响;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同时面临着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情况;全球治理越来越需要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同时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挑战。面对这些情况,人类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有与之对应的新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迈进了强起来的伟大征程,需要不断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以适应新时代新征程,这亟待新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理论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理论来源,决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想,这是涵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土壤,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立场;三是西方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学说,这是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因素,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在实现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基础,一是二战后联合国的有效运行,联合国现已有效运行了70多年,虽然一直存在各种问题,但已形成一系列得到国际社会基本认可的原则和机制,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是相互统一的,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也将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传播与认同;三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提出、发展、认同的现实条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条件,不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价值主体、划定了时代边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价值导向;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性确证,为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提供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特征和功能上。从内容上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其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三个层次互为条件,相互融合。需要指出的是,六个内容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深具全新的理论内涵,即便是字面一致,也非西方概念的翻版、再版。全人类共同价值富有兼容性、开放性、时代性、共建性等特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当前全球治理具有价值凝聚功能,对于各国的行为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为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化解全球治理难题、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南。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重理论意蕴。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等;蕴含了深厚的政治学理论意蕴,可以从国家的起源和形式、国家利益等角度进行解读;蕴含了深厚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现了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全球治理等多重意蕴;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蕴,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教育内容、思想与行为等基本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中国特色与探寻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全人类共同价值探寻其世界意义,二者相辅相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人性论基础不同,理论特质不同,实践结果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提升其国际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分析,即主体分析、影响因素分析、提升路径分析。在主体方面,我国要平等对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各个主体,合理划分主体类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在影响因素方面,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旧观念都影响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我国应该在积极推动国际传播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认同、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理性认同、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认同。

焦帅^[8]（2019）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过程,国际关系学界更多地开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会议上宣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之后,随着关注度的不断上升,我们应该思考中国介入全球事务的动因,以期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作出合理的阐释。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并且在具体参与活动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探寻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的推动因素。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层级,因为其活动范围和议题范围是全球性的,所以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全球性的活动。本文所说的全球治理不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角度去讨论各种全球治理议题,而是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看作是中国介入世界事务的具体行为,所以本文的主题是探寻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动因。全球治理的议题领域范围广泛,但是中国参与其中的动因是十分明确的,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是观念、身份和利益。观念的变化包含了中国领导层对世界事务的认识的变化,以及对崛起中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的认知。身份的变化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推动因素之一。利益的考量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追求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机。

郭学军^[9]（2019）在《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文中提出家庭资产选择是家庭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断推进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将为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微观依据。通过提高针对特殊群体金融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应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特殊群体金融需求市场失灵问题,是今后几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建设由政府主导,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包括家庭在内的消费者之间的协调互动首先取决于政府相关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离不开对家庭资产选择等微观领域运行机理持续深入地研究。考虑到普惠金融重点要放在乡村,结合目前研究现状,本文在细致刻画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信贷约束以及家庭资产选择现状的基础上,试图从金融素质角度出发,深入探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异质性特征背后的原因及其形成机理。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特定的方法将金融素质、信贷约束以及家庭资产选择等概念转化为可度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三者对客观事实的识别能力和测量精度,更为全面地展示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现状、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及其背后信贷配给机制和家庭资产选择特征,进而增强了相关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已有研究对金融素质、信贷约束的界定与测量不尽相同,还存在诸多挑战。本文围绕这些挑战及其相关共识性观点重构了金融素质和信贷约束测量评估体系,进一步提升了二者对现状的识别能力和衡量精度。其中的变化有二:一是采用多维度宽口径原则,从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三个维度界定测量金融素质;二是进一步优化信贷配给识别与分类流程,重新规划信贷配给机制的分类,确认自我配给为第三种独立的需求型配给方式。研究发现,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质整体水平低下且彼此间差异较大,从构成金融素质的三个子系统来看,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知识全面程度和金融行为审慎程度均非常有限,与之相匹配的则是保守的财富和消费观念以及强烈的储蓄观念,三者以特有的方式维持着整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其中承受需求信贷约束农户所占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供给信贷约束,农户对可能获得的最佳信贷合约条件否定性的认知偏差则是诱发需求信贷约束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贫困地区农户金融风险市场参与及其参与深度很低且受是否有家庭成员担任公职变量影响较大,出于对风险的厌恶,农户更倾向于持有对外借款等非正规的金融风险资产或者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较低的正规金融风险资产。第二,将金融素质、信贷约束同时纳入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互动机理,揭示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资产选择异质性特征的成因,进一步说明了经典投资理论模型和家庭资产选择现实之间存在的偏误,为家庭资产选择理论模型的优化扩展奠定了基础。已有研究中,将金融素质、信贷约束和家庭资产选择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同步探讨三者之间互动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简约多元Logit模型估计金融素质对农户承受特定类型信贷配给的影响,并进一步估计金融素质对农户承受特定类型信贷配给的边际贡献,最终说明金融素质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其后,从金融风险市场参与及其参与深度两个角度,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金融素质、信贷约束对家庭资产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素质的提升不仅会直接推动农户参与金融风险市场,并增加其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还可能通过缓解农户需求信贷约束,进一步影响农户金融风险市场参与及其参与深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素质对农户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及其参与深度有显着正向影响;二是金融素质对农户承受需求信贷约束有显着负向影响;三是需求信贷约束对农户金融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及其参与深度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使用贫困地区农户相关微观数据,从另一个层面呈现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异质性特征及其成因。在我国,由于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区域差异,要真实客观反映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现状及其成因,有赖于对不同区域城乡家庭细致地观察和分析,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以城镇家庭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成果未必完全适用于农户,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户,因此,本文以贫困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贫困地区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异质性特征及其成因,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全新的视角和路径。

张清宇^[10]（2019）在《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关于未来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盛行。经过时代的变迁与世纪的交替,如今人类社会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诞生将引领未来教育智慧化的大发展。事实上,未来教育是教育在未来愿景的期许下发展的应然状态,未来教育中的中学教师是学生在未来挑战中把握机遇并生存下去的指导者。教育向来都是社会建设的首要环节,教师的素养水平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未成年的未来成长。可以说,中学教师的素养事关教育大计、民生大计、复兴大计。鉴于此,本研究从未来教育发展的宏观视角,将当前的中学教师的素养放在未来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尝试建立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分析框架。以分析框架为基础,制定问卷与访谈提纲对当今教师整体素养表现进行考量。随后本研究指出当前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存在的问题,在归因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教育素养的提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明确指出当前中学教师的素养研究与实践探索只有以“未来教育”方向为指导才能不断深化教师的素养理论与实践研究,才能真正实现未来中学教育不断自我超越的理想,使每一个未成年生命自由、全面、和谐地发展。本研究着眼于未来,落脚于当下,期望所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创新性。论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未来教育与中学教师分析。本研究依从未来教育需满足人类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符合社会期待和顺应科技发展四个方面的内涵要求,总结出未来教育发展的八大基本趋势,分别是:人本化、个性化、现代化、国际化、公平化、优质化、信息化、智慧化。并探究未来教育应包含以下外延要素:未来学校与课堂、未来教师与学生、未来课程与教材。以此揭示未来教育的发展背景与应然状态,尝试分析未来教育发展中的中学教师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第二部分: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分析框架。鉴于过往研究与反思,本研究认为关于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分析框架主要应从内在要求（理念、态度、知识）和外在操作（技术应用、教学实施）两个方面出发,整体分为五个维度:未来教育理念、未来教育态度、未来教育知识、未来教育技术应用、未来教育教学实施。研究立足于此五个维度,对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展开讨论。第三部分: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认知与实践调查。本部分在未来学、未来教育研究等相关理论知识和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分析框架基础上,依循相关要求,自行编制了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对当前我国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现状进行了解,意在呈现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具体的客观情况。通过调查发现,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各维度及整体表现一般;不同群体的中学教师表现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调查归因分析时发现,影响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的内部原因在于缺乏未来教育认知、未来教育态度消极、学习内生动力不足;外部原因在于程序性工作负担过重、继续教育成效不显着。第四部分: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提升建议。本研究就调查产生的现实问题及原因,给予关于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包含内在动力与外在保障两个方面,内在动力方面指出要深化对未来教育的认知、积极准备应对未来教育、转变自我学习心智模式;外在保障方面指出要加强工作环境支持、完善素养培训评价监督制度、营造关心教师未来发展氛围。本研究期望以此助力未来教育发展宏观背景下的中学教师群体成长与发展,不断实现未来中学教育更加美好的愿景。结语部分表达了对未来教育的热情关注与对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的理想守望:以关注未来为旨归的中学教育是教育的应然追求,是教育的理想形态,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

二、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构建双循环格局下建设行业“生态发展共同体”（论文提纲范文）

（2）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从高中到大学的“思想津梁”（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美国经验的学前STEM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三大挑战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6）“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9）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构建双循环格局下建设行业“生态发展共同体”[J]. 鲁贵卿. 施工企业管理, 2021(02)
• [2]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3]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从高中到大学的“思想津梁”[D]. 刘跃.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基于美国经验的学前STEM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策略[D]. 王沐阳. 喀什大学, 2020(07)
• [5]当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三大挑战及其应对[J]. 梁茜.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01)
• [6]“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问题研究[D]. 吴小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及其国际认同研究[D]. 杨伟宾.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8]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研究：观念、身份与利益[D]. 焦帅. 山东大学, 2019(03)
• [9]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D]. 郭学军. 西安理工大学, 2019(01)
• [10]中学教师未来教育素养研究[D]. 张清宇. 河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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