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河北省种植的甘薯优良品种介绍(一)（论文文献综述）
樊孝东[1]（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庞正武[2]（2019）在《广西甘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引种试验》文中指出甘薯（Ipomoea batatas（L.）Lam.）是旋花科蔓生草本植物,喜光,短日照,适宜温度为22～30℃。甘薯高产稳产和环境适应性强,可做食品、饲料、能源等,为我国主要作物之一,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甘薯是广西第三大粮食作物,是种植面积最大的薯类作物,但产量低、产值小,对产业现状和发展缺乏系统性研究。本研究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广西甘薯产业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新品引种试验,为广西甘薯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发展对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广西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目前广西甘薯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20万hm2,产量稳中有升,种植品种多样,主要以鲜食型品种为主,淀粉型品种为辅。桂北地区种植面积约占总种植面积28%,桂东南地区17%,桂南地区16%。东兴红姑娘、玉林大番薯等为较有影响的特色地方品种。甘薯加工多为粉丝和薯条（片）,粉丝加工主要在桂北地区,薯干加工主要在桂东南和桂南地区。多为小型的加工企业或合作社,生产有季节性。广西甘薯的销售方式主要有地头收购、自产自销及网络销售,以自产自销为主,货商收购为辅,网络销售发展较快。广西组建了薯类创新团队,在甘薯育种取得了一定成果,育成有高淀粉品种、鲜食型品种、高花青素型品种等。构建了种质资源管理系统,实现了甘薯种质的信息化管理。开展了甘薯病虫害发生和防控、水肥一体化、富硒等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对广西甘薯产业现状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总结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优质种苗种薯供应不足,缺乏有效市场监管;栽培不规范,病虫害危害大;机械化程度低,规模化种植水平低;品种多,良种少,品牌缺;储藏技术水平低,损耗严重;成本高,销售难,效益低;加工产品单一,深加工产品少,附加值低;缺乏政策资金支持等。2.新品种引种试验针对广西甘薯优质种苗种薯供应不足的问题,引进济薯25和济薯26进行试验,结果分析发现与广西主推品种广薯87、桂粉3号相比,济薯25、26在生长、产量、经济及品质性状等方面优势明显。济薯26产量1119.54kg/667m2、大中薯率89.5%、商品率80.6%、可溶性糖含量19.1%、食味评分80.5,在参试品种中最高,比对照广薯87分别高146.7kg、6.1%、8%、7.4%、10.5分。济薯25干物率、淀粉含量最高,分别为34.6%、38.38%,比对照广薯87分别高9.3%、5.98%。济薯25适合作为专用型淀粉加工品种,济薯26适合作为鲜食型品种在广西推广种植。同时,可以作为亲本选育新品种。优质品种的引进推广能够弥补优质种苗供应问题,满足市场竞争需求,扩展销售渠道,符合品牌化发展要求。3.SWOT分析及发展对策通过SWOT分析,广西具有自然资源、区位、劳动力、技术和政策等优势,提出在政府支持下,应抓住市场需求空间大及专业技术团队初建的机遇,加强研发引进优质品种,规范种苗种薯管理;推广机械化和标准化栽培技术;加强病虫害防治技术,提高商品率;开发甘薯储藏新技术,降低损耗;加强甘薯深加工,提高附加值;设置专项资金,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品牌化策略等对策。
韩荃[3]（2013）在《河北地区救灾食品研究（1912-1966）》文中提出近代的河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且每次灾害的破坏程度巨大，给河北地区的人民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救灾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对于稳定灾民情绪，赈灾工作的有效进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1912-1966时期的河北为切入点，对灾荒中的救灾食品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研究。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五部分：绪论主要综述了史学界对救灾食品研究现状，评述了研究中的不足和缺点。第一部分，介绍了河北地区的简要情况。包括地理环境、水系、气候以及1912-1966时期的河北省的自然灾害。第二部分，介绍了在1912-1966年时期，河北地区人民主要的粮食作物。分成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两部分进行论述，并阐述了这一时期由粗粮化向细粮化的转变过程。第三部分，民国时期的救灾食品，包括政府及民间团体筹集的救灾食品与灾民自发搜集的救灾食品。对两者进行比较，政府和民间团体以粮食作物为主，而灾民则多数以代食品为主。对于灾民自发搜集救灾食品又按照旱灾、蝗灾和水灾三种自然灾害进行介绍。另外，还对河北地区农民补种作物的品种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救灾食品。该部分以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发起的“代食品运动”为主线，对救灾食品进行了论述。第五部分，将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救灾食品进行比较。从三个方面比较：救灾食品种类、政府对救灾食品中的代食品态度和对代食品的推动上。笔者认为，对救灾食品进行深入研究都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总结与分析，就能够更好的防患于未然，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服务。
何红中[4]（2010）在《中国古代粟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粟”属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 italica Beauv.,由狗尾草（Setaria viridis）人工驯化而来,中国北方俗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南方则通称“小米”。中国是世界上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世界上90%以上的粟栽培于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前苏联；日本、朝鲜、阿富汗、伊朗、美国、加拿大,以及罗马尼亚、波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也有少量栽培。中国是世界栽培粟的起源中心,有着最为悠久的种植历史,拥有最丰富的生产与利用经验。关于粟的起源中心问题,在早期的学者中是有争议的,但现在无论是从遗传关系、野生分布、考古遗存、栽培粟本土特征,还是从语言学、民族学方面的证据,都证明粟是在中国最早被驯化的。但在具体起源地问题上尚有争议,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只能说粟的起源中心在中国北方地区。至于粟作究竟起源于平原还是山地,本文从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说,即认为粟作农业发端于山地边缘,这符合中国粟遗存的分布特点,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农业遗存规律也支持这一结论。关于粟的起源时间问题,根据全球冰期退却的时间判定,我国黄河流域大概在距今1.2万年前有条件从事种植的尝试,而我国北方地区有7500-8000年前粟作遗存的发现,而且这些地区的农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期,具备了简单的生产、加工及储藏能力。另外,这一时期温度的升高又改善了环境和定居生活条件。所以,有理由判断中国粟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当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目前我国共有近60处左右粟的遗存,从空间分布上看,黄河中上游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可以称作一类粟作区；下游的山东、江苏、安徽以及东三省,可以看作是两个二类或次要粟作区；台湾、西藏和云南只有零星的发现,属于我国的第三类粟作区。但如果从时代上来看,以磁山和裴李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内蒙古赤峰兴隆沟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发现的粟遗存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处于粟作的第一层次区；东方大汶口文化、西方马家窑文化、北方红山文化发现的粟处于第二层次区；而边远地区,包括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等地发现的粟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属于粟作的第三层区。关于粟在世界上的传播,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世界上的栽培粟基本上都是由有中国外传的。而对于粟在国内的传播,一般认为：粟的传播以黄河中上游为中心,向西传到新疆地区,向东北传到吉、辽地区,向西南传到西藏、云南地区,向东南传到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中国栽培粟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在这八千多年漫长岁月里,粟作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史前粟作经历了由萌芽和形成、初步发展直至发达与兴盛的过程,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取代了黍,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进入有史时期以后,粟作经历了由原始到传统的过渡,并经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达到繁盛,在这一时期粟位居“五谷”之首,在产量上也由早期的90斤提高到120斤左右。但中唐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稻逐渐代替了粟在粮食作物中的首要地位,麦也紧紧跟上,与粟处于同等地位了。而至宋元时期,水稻在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麦的地位也逐渐超过了粟,这样原来以粟、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便为稻、麦为主的粮食作物结构所代替了。之后粟作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明清时期被作为救荒作物。中国古代粟的名称繁多,且在命名上颇为混乱。稷究竟是粟还是黍（穄）?曾是千余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说明稷就是粟。在考察古代粟的名称演变时,本文研究认为：“稷”是粟在商周时期的别称,但战国时已不常用,至西汉时则逐渐隐去。“禾”本为粟的原始象形字,后可引申作谷物总名,且这两种用法一直延续至清代,但战国秦汉时是粟的主要称呼,宋代以后南方地区也有专指稻的。“谷”最初被用作谷物的总名,且这种用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最迟至西汉已有称谷为粟的,而魏晋以后则成为粟的普遍称呼。“粟”本义是指谷子的籽实,而且这种用法贯穿整个古代史,但战国秦汉时可泛指谷类籽实,魏晋以后则演化成谷子的专名,即可指植株也可指籽实,唐代以后还可以专指稻。另外,粢、粱、秫、（?）、芑也属于粟,或是祭祀之物或是特殊品种。中国粟的种植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在近万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不断地自然和人工选择,还培育出了许多不同的品种。其中有几百个品种见诸于文献：《诗经》、《管子》、《齐民要术》、《授时通考》、明清地方志、《马首农言》、《救荒简易书》等。这些品种常常连续几百、上千年,它们保留了古代粟的遗传基因,对于抢救和保护种质、培育新的品种,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中国古代粟的栽培经验丰富,主要包括了耕作制度、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形成了一套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种植制度,如《齐民要术》所载几种轮作：绿豆→谷子→黍；大豆→黍→谷子；麦→大豆→谷子；麦→小豆→谷子；小豆→麻→谷子；小豆→瓜→谷子；麦→芜菁→谷子,还有小麦套种谷子、谷子混作豆类、粮菜和粮豆间作谷子。二是形成了深耕细作、因时因地因物的一套耕作技术体系,并讲求深耕、疾耰（或熟耰）以达到防旱保墒的目的。三、重视选育和繁殖良种,积累了丰富的品种资源,讲求谷子的粒选、穗选和混合繁殖,并在播种之前还要进行一次选种。四、掌握种子的播种量、适时播种,并要求把握播种的深度和密度,注意做到合理密植。五、重视积制肥料,合理施肥,培养地力,用养结合,保持土壤肥力常新壮。六、注意兴修农田水利,实行有条件灌溉。七、做好中期田间管理,如注意间苗、补苗及其密度,加强中耕除草及壅土,采用综合方法防治病虫害。另外,作物的收获乃农事之终也,自古要求准确把握收获期,并主张及时速获、适当早收。在具体收获技术方面,原始的办法是直接把成熟的稳头摘下,后来逐渐被收割工具石镰等代替。收割完的谷子还要堆积一段时间,“待干”以后还要脱粒,谷子脱粒时常用连枷工具,用以敲打谷子的穗头脱粒。除了关注耕作栽培技术外,粟的贮藏、加工与利用也很重要。粟的籽粒极耐储藏,远古时主要使用地窖贮粮,后累经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仓、廪、庾等贮藏方式与技术。粟谷的贮藏有临时性和长期性区别,临时性贮藏一般没有固定地点,便于随时取用或转运,其贮存的器具有礤、蒉、筐、笛、畚、笔等。长期性贮藏有固定的场所和构筑,供大量粟谷的长久贮藏。除了有比较好的贮藏设施外,在粟谷的仓廒贮藏过程中,还要考虑到防潮、防热、防雀、防火、防震等问题,并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我国粟谷加工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加工方法可能是舂打,之后才发展为碓碾。粟的加工农具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杵臼、碓和碾,最初这些农具的加工动力都是人力,但人们不断探索出新的加工动力,包括了畜力、水力、风力等。另外,粟谷脱粒及舂碓之后,需要分出糠秕和麸皮,过去是用手工来簸扬,效率比较低下,汉代又发明了风扇车（也叫飚扇）,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脱粒后的粟谷又可再加工成小米,除了一般焖饭、煮粥等直接食用外,小米还可制成各种干粮,也是酿酒作醋的重要原料。粟还有药用功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很多药方,这些药方简洁明了、易于操作。粟又是粮草兼用作物,是北方牲畜和家禽的重要饲料。粟是古人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又是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源之一,还是社会财富多寡的重要象征,关系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粟的储备,并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于仓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也都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但粟之储备并不完全为“民计”或“邦用”,而往往是为了朝廷统治之需。储备的粟谷主要用于兵资和官俸,其他还有如工程建设、赏赐与酿酒等,不过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在灾荒时也粜借或赈济百姓。作为古代最主要的食粮之一,粟谷必然参与市场的流通。粟最早流通形式是与其他物品的实物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逐渐演变成交换的媒介,但最常见的交换形式还是与货币的交换。随着粟谷交换的商品化,后来又产生了粟谷贸易,主要包括官府常平和商贾贩运。由于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也是从事物质、精神活动的必要前提,所以必须做好粟的安全工作。历代统治者想法设法确保粟的安全,从诸多方面调节粟谷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高度重视粟的生产与管理,甚至形成了“贵粟”思想；鼓励百姓种粟,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确保粟谷生产之稳定；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屯田,增加社会粟的总供应量；加强对粟谷的管理和调度,以确保储备和使用的安全,通过这些措施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最后,围绕着粟的种植、加工与利用,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粟作文化。中国很早就有稷神崇拜与祭祀的传统,而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推行,上自宫廷皇帝、王侯,下至县乡官吏、百姓无不尊而从之。除了稷神崇拜和祭祀外,粟作文化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包括从粟延伸出来的各种寓意,以及相关的一些谶纬和民俗。粟甚至成为诗歌创作的一部分,或寓情于景或咏物明志。实际上,粟作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进步,也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邵侃[5]（2009）在《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灾害是灾害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所有以农立国的国家而言,灾荒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1926年Walter H. Mallory的China: Land of Famine一书问世以来,“饥荒的国度”这一称谓便被冠之于中国。据本文统计,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两千六百多年间,共发生农业气象灾害的年次为4152次,农业生物灾害716次,农业环境灾害362次,其中包括水灾1251次,旱灾1144次,蝗灾561次,风灾516次,雹灾485次,此外还有雪灾、霜灾、鼠兽鸟害、畜疫、沙尘暴、水土流失等。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灾害频次之高,强度之大,世界各国历史上鲜有能相比拟者。古代人民在承受各种灾害打击的同时,也开始了认识灾害、防治灾害的探索和实践,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救荒制度建设和减灾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本文以历史时期的抗灾救荒活动为基本参照系,按照现代灾害学原理,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治理条理析分为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和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三大部分,在具体把握中国古代各类农业减灾备荒方略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减灾效果,进而构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首先,按照传统农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农业灾害的发生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包括灾种结构、不同灾种的灾害发生年次、灾害发生频率等,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发生频率图以及古代农业灾害发生频率趋势图。由此观察分析得出,中国古代农业灾害系统中水、旱、雹、风、蝗五大灾种发生频率最高、危害范围最广、致灾作用最强烈;各个灾种的发生频率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上都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析其原因有三:一是作物种植结构的日益复杂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农业灾害系统逐步完善;二是人口的增多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灾情不断恶化;三是灾害监测技术的进步和文献记载的增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上升。第二,从灾象特征的识别、气象仪器的使用和防灾物种的引进三个层面剖析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的推理做出天气预报和丰歉预测,主要包括物象测天、天象测天、节气测天、农事安排防灾四个方面;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还使用测风器、量雨器、天平式湿度计、地温表等气象仪器对农业气象进行定量观测,使预报更加精准;引进与推广种植高产、易种作物品种,以备灾荒,是灾害预防机制在农业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之一。第三,古代农业减灾系统由农业减灾、工程减灾和生物减灾三大主体组成,是历史时期防灾减灾活动的核心部分。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抗旱保墒的土壤耕作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的田间管理措施和耕作制度、选育和引进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农业减灾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减灾工程技术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旱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农田排灌器具的设计使用、治河工程技术的发展完善和南方水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三个方面;历史时期的生物减灾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本低廉,安全性高,较能维持生态平衡,主要应用于蝗害治理活动中。第四,传统社会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是一个覆盖灾前、灾中、灾后全过程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各阶层和灾民自身也积极参与。由于占有绝对比重的社会资源,政府的救荒活动将直接决定救荒成效的大小,历代政府均积极加强以“荒政”为主体的灾荒赈救体系建设;贵族官吏、富商大户、宗族、宗教等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民间力量,通过赈济钱粮、施医济药等多元化的方式救荒济民,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填补了政府赈灾的真空地带和不足之处,构成了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民间社会非制度化的赈救网络结构;农业灾害的主要承载体——灾民也积极的进行自救,包括筹措食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等各个方面。第五,在精读代表性古农书、救荒书、占候书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确定收书范围,分析其内容体例特点,详论其中所蕴含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分布,并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评估,以弥补农业救荒文献综合性研究之不足。古代农业救荒文献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含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防减活动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具有借鉴指导意义。论文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健全当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提高农业自身防灾减灾的能力、加大对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的投入和提高灾害防减活动中的科技含量等。
易新涛[6]（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丁晓蕾[7]（2008）在《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陆续得到阐明和运用,实验科学逐步取代经验科学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农业科技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蔬菜科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芽,并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或快或缓地向前发展。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蔬菜科技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萌芽,民国时期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与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历程。在以育种和农业化学为主体的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以及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农业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国蔬菜科技取得了重要进步,并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蔬菜的综合生产供应能力。到20世纪末,我国的蔬菜科技赶上并在部分领域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首先在回顾中国传统蔬菜科技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历程,并依据其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发展进程分为萌芽（晚清-1911）、初创（1911-1949）、繁荣发展（1949-1966）、曲折发展（1966-1977）、快速发展（1978-2000）五个阶段；然后对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科研推广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以及百年中我国在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蔬菜作物遗传育种、蔬菜作物栽培、蔬菜作物保护、蔬菜贮藏加工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国家政策、制度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资源与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蔬菜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结语部分对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对21世纪的蔬菜科技发展进行了展望。研究认为：20世纪我国的蔬菜科技完成了由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转型。中国蔬菜科技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曾受到多个国家的影响,如20世纪前20年的日本、1920至1940年代的美国及西欧、1950年代的苏联等,1970年代后,基本形成了我国自己的蔬菜科技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步过程中,相关学科的发展,国家政策、科研投入的大力扶持,科研组织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协作研究的广泛开展,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决定了蔬菜科技在20世纪后20年及21世纪的发展方向。
时赟[8]（2007）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文中提出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到清朝末年已处于内忧外患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在“农为富国之本”的呼声和重农思潮的推动下,实业学堂之一的农业学堂开始创办。从1897年中国第一所农业学堂的建立起,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在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三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本论文在农业教育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清末民国的相关资料,并借鉴中国农业史、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展示出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划分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专题研究了近代农业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留学生教育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文章的落脚点放在了高等农业教育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社会职能上。本文还对近代成立最早具有鲜明特色的直隶农务学堂进行了个案研究,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展示一所高等农业学堂发展变迁的全貌。通过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的侵略、农业经济的衰败和中国对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兴起的内外动因；农科留学教育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准备了高水平的师资和西方农业科学知识的储备；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推动和引导着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三次学制的变革是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不同阶段的显着标志；农业推广的广泛开展和乡村教育的兴起使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确立并付诸实践；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使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成为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打上了效仿西方的深刻烙印,也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显着特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中国农业服务的过程,从农业推广的开展、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到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的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愈加明显。尽管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过程曲折而缓慢但是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显着的成就。如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的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具备了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近代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技人才,形成了丰富的近代农业教育思想；近代农业科学成果在农业改良中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的近代化转变,提升了高等农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切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得出指导我国当代农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启示：第一,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第二,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三农”的结合,在为“三农”服务中增长其生命力；第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第四,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第五,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黄淑美,伍慕仪[9]（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研究说明
沈志忠[10]（2004）在《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其科技进步的过程。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第一次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再是“抚有四海”、“富甲天下”的“中央之国”，中国已经落后了。这直接促成了1860年的“洋务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那时起，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对外开放，开始了其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近代中外科技交流中，中美交流可说是后来居上。至民国时期这种交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而近代中美科技交流最多且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就是农业。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第二，美国因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历史条件，18、19世纪一直以农立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因此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一种客观需求。这也正是为什么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生物学和农学较其他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发展更为迅速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始于19世纪末。初期工作主要限于图书文献的译介和农业知识的传播、生物资源的专项考察及不对称交流也是主要内容之一。较为正式且有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开展校际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是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之正式开始；后来又有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农林部与美国万国农具公司农具改良合作、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 在中关中国作物改良合作结束不久，康大育种教授马雅思（C．H．Myers）回美国写成五年合作的总报告，详述合作经过与成就。1964年，康大农学院洛夫（H．H．Love）教授和原金大农学院院长芮思娄（J．H．Reisner）合着《康乃尔大学与金陵大学作物改良合作计划》（The Cornell-Nanking Story），也对这些交流与合作项目进行了评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着名育种专家沈宗瀚先生在台湾发表了带有回忆性质的论文集《沈宗瀚晚年文录》，其中有《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中美农业技术合作》等文章，对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状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价。这些文章或论着既是当时的工作总结，也可以说是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的初步研究。 本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国内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着述很多，但以前的研究大多侧重政治、外交、商业及文化教育方面，对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进行系统研究者尚不多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专着出版。因此，本研究的完成将有助于填补在这一认知方面的不足。古人云:“以史为鉴”。美国农科教三结合模式对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对我国目前及今后的农业教育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近代中美两国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对于今后的中美两国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今后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同样能够提供相当多的借鉴作用。 本论文力图从多个角度探讨影响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对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 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依据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以及论文创新之处等。 第一章介绍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社会背景，包括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近代美国农业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重点论述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途径。按照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和规模可以划分为先导和深化两个阶段，先导阶段是主要是民间的、零星的引进和传播，深化阶段是有组织、有规模的交流与合作。主要途径有教会与传教士、外侨、官员和实业家、中国留美学生和美籍农科教师以及中美两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学校等。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美两国间作物品种改良及推广的交流与合作。我国近代的作物育种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中美两国在作物育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大致经历了创始、奠基、发展三个阶段。本章以稻、麦、棉育种为代表，兼及其他作物，阐述我国的育种科学是在吸收外国近代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后诞生的，特别是一些美国育种专家的来华，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而且直接参与了我国育种的实践，这对我国近代育种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美两国间在农机具、土壤肥料和病虫害防治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农机具方面，其主要成绩表现在垦田农机具、排灌农机具、畜产机械、植保机械等农机具的引进与改良;农机具的教学与研究;农业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等。在土壤肥料方面，成立了土壤肥料研究机构，培养了土壤肥料科学人才;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土壤调查;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了我国首次大范围的地力试验;开展肥料试验，促进中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在病虫害防治科技方面，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病虫害防治研究机构;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水稻螟虫、棉
二、当前河北省种植的甘薯优良品种介绍(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河北省种植的甘薯优良品种介绍(一)（论文提纲范文）
（1）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重点、难点与创新 |
| 四、主要人物、概念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饶阳县与五公村的自然环境 |
| 第一节 饶阳县的基本情况 |
| 一、饶阳县的建置沿革 |
| 二、饶阳县的自然条件 |
| 三、饶阳县的人地关系 |
| 四、自然环境制约下的农家经营行为 |
| 第二节 五公村的基本情况 |
| 一、五公村的建置沿革和自然条件 |
| 二、五公村的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合伙组”时期的自发组织(1944-1949) |
| 第一节 从打绳组到土地合伙组 |
| 第二节 合伙组的迅速扩张与退组风波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合伙组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省、国模范(1950-1951) |
| 第一节 从“合伙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
| 第二节 从河北省农业劳模到全国丰产模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一波三折的大社(1952—1955年) |
| 第一节 初建“大社” |
| 第二节 “整社” |
| 第三节 恢复“大社”与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 |
| 小结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的高级社(1956-1958) |
| 第一节 成立高级社 |
| 第二节 高级社的巩固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绩效: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合伙组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大社和高级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一、社员入社、出社 |
| 二、组织系统和干部选举 |
| 三、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广西甘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引种试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及符号说明 |
| 1 前言 |
| 1.1 甘薯概述 |
| 1.2 选题背景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5 研究方法和理论 |
| 2 国内外甘薯产业发展现状 |
| 2.1 国外甘薯发展现状及研究动态 |
| 2.2 国内甘薯发展现状及研究动态 |
| 3 广西甘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广西甘薯产业发展现状 |
| 3.2 广西甘薯研究动态 |
| 3.3 广西甘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4 新品种引种试验 |
| 4.1 引种栽培试验 |
| 4.2 农艺性状测定 |
| 4.3 产量经济性状测定 |
| 4.4 品质指标测定 |
| 4.5 结果与分析 |
| 4.6 新品种济薯25、济薯26优势分析 |
| 4.7 小结 |
| 5 广西甘薯产业发展SWOT分析 |
| 5.1 发展优势分析 |
| 5.2 发展劣势分析 |
| 5.3 发展机遇分析 |
| 5.4 发展挑战分析 |
| 5.5 SWOT矩阵 |
| 6 广西甘薯产业发展对策 |
| 6.1 加强研发引进和培育优质品种,规范种苗种薯管理 |
| 6.2 大力推广机械化和标准化栽培技术 |
| 6.3 加强病虫害防治技术,提高商品率 |
| 6.4 开发甘薯储藏新技术,降低损耗 |
| 6.5 加强甘薯深加工,提高附加值 |
| 6.6 设置专项资金,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品牌化策略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问题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3）河北地区救灾食品研究（191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河北地区的地理环境 |
| （一）河北地区的地形、地貌 |
| （二）河北地区的水系 |
| （三）河北地区的气候特征 |
| （四）1912-1966 期间的自然灾害 |
| 二、1912-1966 期间河北地区的粮食作物 |
| （一）民国时期（1912-1949）主要粮食作物 |
| 1、粟 |
| 2、玉米 |
| 3、高粱 |
| 4、大豆 |
| 5、甘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66）主要粮食作物 |
| 1、小麦 |
| 三、民国时期（1912-1949）的救灾食品 |
| （一）政府和民间团体所筹集的救灾食品 |
| （二)民众自发筹集的救灾食品 |
| 1、旱灾时搜集的救灾食品 |
| 2、蝗灾时搜集的救灾食品 |
| 3、水灾时搜集的救灾食品 |
| （三）灾后灾民补种的作物品种 |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66）的救灾食品 |
| （一）利用野生植物制成的救灾食品 |
| （二）科研机构研制的救灾食品 |
| （三）救灾食品在河北省的推广与评价 |
| 五、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66）时期救灾食品比较 |
| （一）救灾食品种类的变化 |
| （二）政府对代食品的态度 |
| （三）政府对代食品的推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古代粟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粟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粟的起源地区 |
| 一、中国是粟的起源中心 |
| 二、粟在中国的具体起源地 |
| 第二节 粟的起源方式和年代 |
| 一、粟的起源方式 |
| 二、粟的起源年代 |
| 第三节 粟的遗存分区与传播 |
| 一、粟的史前遗存分区 |
| 二、粟的传播及其路径 |
| 第二章 粟作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春秋之前原始粟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史前原始粟作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
| 二、史前原始粟作的发达与兴盛 |
| 三、夏商西周时期原始粟作的演进 |
| 第二节 春秋到南北朝时期传统粟作的发展与繁盛 |
| 一、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粟作的起步 |
| 二、秦汉时期传统粟作的发展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粟作的繁盛 |
| 第三节 隋唐以后传统粟作的衰退 |
| 一、隋唐时期传统粟作由盛而衰 |
| 二、宋元时期传统粟作的衰落 |
| 三、明清时期传统粟作的退化 |
| 第三章 粟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粟与稷、黍的关系 |
| 一、稷之粟、穄(黍)、高粱之争 |
| 二、稷乃粟而非穄(黍)的证据 |
| 第二节 粟的名称演变 |
| 一、商周时期粟名演变 |
| 二、战国秦汉时期粟名演变 |
| 三、魏晋南北朝之后粟名演变 |
| 第三节 古代粟的品种选育 |
| 一、关于粟的遗传和变异性认知 |
| 二、粟品种选育的主要技术 |
| 第四节 古代文献所载粟的品种 |
| 一、《诗经》、《管子》所载粟的品种 |
| 二、《齐民要术》所载粟的品种 |
| 三、明清地方志、《救荒简易书》所载栗的品种 |
| 第四章 粟的栽培 |
| 第一节 土宜和耕作制 |
| 一、土宜及其应用 |
| 二、耕作制概述 |
| 三、轮作与间、套、混作 |
| 第二节 整地播种 |
| 一、整地施肥 |
| 二、选种用种 |
| 三、播种时令 |
| 四、播种方法 |
| 第三节 田间管理 |
| 一、间苗、补苗及密度 |
| 二、中耕除草及壅土 |
| 三、施肥、灌溉与灾害防治 |
| 第四节 收获 |
| 一、收获时令 |
| 二、收获技术 |
| 第五章 粟的贮藏、加工与利用 |
| 第一节 粟的贮藏技术 |
| 一、窖、窦地下贮藏 |
| 二、仓、廪、庾等地面贮藏 |
| 三、仓廒贮粟的防护 |
| 第二节 粟的加工技术 |
| 一、加工农具及方法 |
| 二、加工动力 |
| 第三节 粟的食用 |
| 一、烤炙、煮粥与蒸饭 |
| 二、其他食用方法 |
| 三、酿酒、作醋与制饴 |
| 第四节 粟的药用和饲用 |
| 一、粟的药用及配方 |
| 二、粟的饲用及方法 |
| 第六章 粟作经济与粟作文化 |
| 第一节 粟在古代经济社会中地位 |
| 一、粟的基础作用与地位 |
| 二、"贵粟"思想 |
| 三、粟与粮食安全 |
| 第二节 粟的储备和耗用 |
| 一、粟的储备 |
| 二、兵资与官俸耗用 |
| 三、赈灾、酿酒及其他耗用 |
| 第三节 粟的交换和贸易 |
| 一、粟的交换及其形式 |
| 二、粟之"常平" |
| 三、粟之商贾贩运 |
| 第四节 粟与传统文化 |
| 一、稷神崇拜与祭祀 |
| 二、粟之寓意、谶纬和民俗 |
| 三、粟与诗歌咏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动态综述 |
| 1.2.1 国外灾害史研究 |
| 1.2.2 灾害学理论研究 |
| 1.2.3 国内灾害史研究 |
| 1.2.4 灾害史料的辑录和整理 |
| 1.2.5 古代农业防灾减灾措施研究 |
| 1.2.6 古代民间救荒减灾活动研究 |
| 1.2.7 古代救荒减灾思想、文化研究 |
| 1.2.8 古代救荒书研究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代农业灾害的基本态势与主要特征 |
| 2.1 先秦时期: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农业灾害系统的初现 |
| 2.1.1 远古、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灾害发生年次统计 |
| 2.1.2 以旱灾为主体的农业灾害系统初现 |
| 2.2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旱当道 数灾并发 |
| 2.2.1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灾害发生年次统计 |
| 2.2.2 灾种结构发生变化 农业灾害系统趋于成熟 |
| 2.3 隋唐宋元时期:灾种结构发生变化 灾情明显加重 |
| 2.4 明清时期:饥荒肆虐 灾害发生频率达历史最高点 |
| 2.4.1 明清时期农业灾害发生年次统计 |
| 2.4.2 农业环境灾害所占权重大幅度上升 |
| 2.5 小结:古代农业灾害发生态势及成因探析 |
| 第三章 古代农业灾害防测机制 |
| 3.1 灾象特征识别:定性的总结物象、天象测天经验 |
| 3.1.1 气象谚语揭示气候变化规律:《田家五行》研究 |
| 3.1.2 节气影响灾害发生:《探春历记》研究 |
| 3.1.3 农事活动安排中的灾害预防:《田家历》研究 |
| 3.2 雨雪度量器具的应用:古代农业气象的定量观测 |
| 3.2.1 雨雪测报与减灾 |
| 3.2.2 其他气象观测仪器与防灾 |
| 3.3 引进与推广高产、易种作物以备灾荒 |
| 3.3.1 甘薯引进推广的历史文献考察 |
| 3.3.2 甘薯的性状和备荒减灾之功用 |
| 3.3.3 我国甘薯栽培生产的历史经验 |
| 3.4 小结:经验与科学共同支撑的农业灾害防测机制 |
| 第四章 古代农业减灾系统 |
| 4.1 传统农业时代的农业减灾技术研究 |
| 4.1.1 土壤耕作技术与土地利用 |
| 4.1.2 田间管理和收获储藏技术 |
| 4.1.3 耕作制度与地力的恢复 |
| 4.1.4 抗灾作物品种的选育和引进、推广 |
| 4.2 工程技术措施在水旱灾害治理中的应用 |
| 4.2.1 农田排灌器具的使用 |
| 4.2.2 我国古代的治河工程技术 |
| 4.2.3 南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 |
| 4.3 蝗灾治理与生物减灾技术的初步发展 |
| 4.3.1 蝗虫的人工捕杀法 |
| 4.3.2 蝗虫的农业防除法 |
| 4.3.3 蝗虫的生物防治法 |
| 4.4 小结:技术特点鲜明的农业减灾系统 |
| 第五章 古代农业灾荒赈救体系 |
| 5.1 政府灾荒赈救制度的体系化建设 |
| 5.1.1 战略规划性的防灾备荒建设 |
| 5.1.2 战术性的临灾赈救策略 |
| 5.1.3 扶助性的灾后恢复重建举措 |
| 5.2 社会化、多元化的民间施赈 |
| 5.2.1 社会化的民间施赈主体 |
| 5.2.2 施赈方式的多元化 |
| 5.3 灾民自救——基于救荒植物的历史考察 |
| 5.3.1 饥荒背景下的灾民生活水平 |
| 5.3.2 野生植物的“救荒活民”价值 |
| 5.3.3 灾民极端的自救方式 |
| 5.4 小结:政府主导下多主体的农业灾荒赈救体系 |
| 第六章 古代农业救荒文献史料价值评估 |
| 6.1 农业救荒文献内容体例 |
| 6.1.1 文献内容 |
| 6.1.2 农业救荒文献的体例 |
| 6.1.3 内容体例上的传承性 |
| 6.2 农业救荒文献中减灾科学技术资料价值评估 |
| 6.2.1 救荒文献的史料价值 |
| 6.2.2 中国古代农业救荒文献中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的利用价值 |
| 6.3 小结:内容覆盖面广、科技含量高的农业救荒文献 |
| 结语 |
| 1. 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构建 |
| 2. 救荒文献的开发利用 |
| 3. 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的当代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 一、在读期间发表相关论文情况 |
| 二、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6）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7）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重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传承与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蔬菜科技的传承与面临挑战 |
| 一、中国传统蔬菜科技的传承 |
| 二、中国传统蔬菜科技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分期 |
| 一、萌芽(晚清-1911) |
| 二、初创(1911-1949) |
| 三、繁荣发展(1949-1966) |
| 四、曲折发展(1966-1977) |
| 五、快速发展(1978-2000) |
|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 |
| 第一节 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园艺科技教育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专业设置与学科发展 |
| 第二节 蔬菜科技人才培养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科技人才状况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科技人才培养 |
| 第三节 我国着名蔬菜园艺学家及其主要成就 |
|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研、成果推广与科技传播 |
| 第一节 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一、1949年以前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二、1949年以后蔬菜科研、推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节 蔬菜科研、推广活动的开展 |
| 一、1949年以前的蔬菜科研、推广活动 |
| 二、1949年以后的蔬菜科研、推广活动 |
| 第三节 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 |
| 一、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 |
| 二、专业学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三、蔬菜科技的国际交流 |
| 第四章 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主要成就 |
| 第一节 蔬菜作物的种质资源研究 |
| 一、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进步 |
| 二、几种主要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保存和利用 |
| 第二节 蔬菜作物的遗传育种 |
| 一、蔬菜作物育种研究的进步 |
| 二、几种主要蔬菜作物的良种选育 |
| 第三节 蔬菜作物栽培 |
| 一、蔬菜作物栽培生理研究的进步 |
| 二、蔬菜作物设施栽培科技 |
| 三、蔬菜作物育苗与施肥科技 |
| 第四节 蔬菜作物保护 |
| 一、蔬菜作物病虫害调查、鉴定与测报 |
| 二、蔬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 |
| 第五节 蔬菜贮藏与加工 |
| 一、蔬菜贮藏运输技术 |
| 二、蔬菜加工技术 |
| 第五章 百年蔬菜科技进步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学科发展对蔬菜科技进步的推动 |
| 一、植物生理学为优化蔬菜生产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
| 二、植物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把蔬菜育种引向分子水平 |
| 第二节 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制度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一、国家农业政策部署、制度改革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二、研究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作用 |
| 三、实施科技规划和加大科研投入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引导与支撑 |
| 第三节 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 |
| 一、蔬菜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
| 二、蔬菜科技进步对社会需求的刺激与促进 |
| 第四节 资源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 |
| 一、提高菜地产出率是缓解蔬菜生产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 |
| 二、社会对蔬菜产品安全提出新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课题研究 |
| 致谢 |
（8）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意义与概念的界定 |
| 1.2 研究的现状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 |
| 2.1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 |
| 2.1.1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成就 |
| 2.1.2 古代农业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
| 2.1.3 向近代农业教育转型的必然性 |
| 2.2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分析 |
| 2.2.1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2.2 东西方农学的差异与中国对西方近代农学的认识 |
| 2.2.3 西方农业科技的传入与晚清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 |
| 2.3 农学会、报刊等对农业教育的宣传介绍 |
| 2.3.1 创办农业学术团体,倡导学习农业科学 |
| 2.3.2 创办农业报刊,介绍农业科学 |
| 2.3.3 农学书籍的译述 |
| 第3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
| 3.1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起步阶段(1897-1912) |
| 3.1.1 晚清兴农思想与兴学措施 |
| 3.1.2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 |
| 3.1.3 近代早期高等农业教育的特点与缺陷 |
| 3.2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1912-1922) |
| 3.2.1 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 |
| 3.2.2 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与变迁 |
| 3.2.3 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开始起步 |
| 3.2.4 本阶段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
| 3.3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1922-1937) |
| 3.3.1 高等农业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
| 3.3.2 学科层次得到提高 |
| 3.3.3 加强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 |
| 3.3.4 本阶段高等农业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
| 第4章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专题研究 |
| 4.1 高等农业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 |
| 4.1.1 近代第一部学制的颁布与高等农业教育的初创 |
| 4.1.2 "壬子癸丑学制"与农业教育制度变革 |
| 4.1.3 "壬戌学制"建立,由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 |
| 4.2 高等农业教育思想的演变 |
| 4.2.1 张之洞倡导农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 4.2.2 邹秉文改进农业教育的思想 |
| 4.2.3 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 |
| 4.3 农科留学教育与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 |
| 4.3.1 近代农科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与留学政策 |
| 4.3.2 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概况 |
| 4.3.3 农科留学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
| 第5章 个案研究-直隶农务学堂与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 |
| 5.1 直隶农务学堂的历史演变 |
| 5.1.1 直隶农务学堂的创办(1902-1903)时期 |
| 5.1.2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时期(1904-1911) |
| 5.1.3 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21) |
| 5.1.4 河北大学农科和省立农学院时期(1921-1937) |
| 5.2 直隶农务学堂的办学特色 |
| 5.2.1 办学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特色的形成 |
| 5.2.2 管理体制的独特性为办学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组织保证 |
| 5.2.3 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办学特色的实践体现 |
| 5.3 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 |
| 5.3.1 开创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 |
| 5.3.2 对近代农业科研和推广的贡献 |
| 5.3.3 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
| 6.1 高等农业学校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办学体制的形成 |
| 6.1.1 近代农业教育家对农业院校职责的认识 |
| 6.1.2 美国农业教育体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办学体制的引入 |
| 6.2 近代开展科技推广为"三农"服务的探索 |
| 6.2.1 农业推广机构的建立和农业推广政策的出台 |
| 6.2.2 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服务农业经济 |
| 6.2.3 开展科技推广工作,把农业技术送往农村 |
| 6.3 乡村教育运动与高等农业教育通向农村 |
| 6.3.1 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和途径 |
| 6.3.2 高等农业教育与乡村教育实践 |
| 6.3.3 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及启示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的几点结论 |
| 7.1.1 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开启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
| 7.1.2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三个不同的阶段 |
| 7.1.3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
| 7.1.4 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过程,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农业服务的过程 |
| 7.1.5 农业教育近代化是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 |
| 7.2 对现代农业教育的启示 |
| 7.2.1 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 |
| 7.2.2 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三农"的结合 |
| 7.2.3 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 |
| 7.2.4 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 |
| 7.2.5 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
| 参考文献 |
| 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10）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
| 第三节 近代时期美国农业历史的发展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交流与合作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途径 |
| 第一节 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主要途径 |
| 第三章 作物品种改良与推广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水稻 |
| 第二节 小麦 |
| 第三节 棉花 |
| 第四节 玉米 |
| 第五节 烟草 |
| 第六节 其它作物 |
| 第四章 农机具、土壤肥料和病虫害防治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农机具 |
| 第二节 土壤肥料 |
| 第三节 病虫害防治 |
| 第五章 园艺科技、林业科技、畜牧兽医的交流与合作 |
| 第一节 园艺科技 |
| 第二节 林业科技 |
| 第三节 畜牧兽医科技 |
| 第六章 交流与合作的动因分析和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历史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近代时期美国引进中国的物资品种一览 |
| 2：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主要项目一览 |
| 3：近代中国留美学农人员主要情况一览 |
| 4：近代美国来华农业专家情况一览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当前河北省种植的甘薯优良品种介绍(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2]广西甘薯产业发展现状及引种试验[D]. 庞正武. 广西大学, 2019(01)
- [3]河北地区救灾食品研究（1912-1966）[D]. 韩荃. 河北师范大学, 2013(S1)
- [4]中国古代粟作研究[D]. 何红中.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
- [5]中国古代农业灾害防减体系研究[D]. 邵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 [6]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7]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D]. 丁晓蕾.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 [8]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D]. 时赟. 河北大学, 2007(03)
- [9]《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10]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D]. 沈志忠. 南京农业大学, 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