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悲剧系列中的两个女人

一、哈代悲剧系列中的两个女性（论文文献综述）

靳瑞芳^[1]（2019）在《端木蕻良小说的神话原型研究》文中认为端木蕻良的多元文化背景构成主要包括五四启蒙文化和独特的东北原始文化。从五四启蒙文化角度对其所做的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文学和抗日文学等类属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从东北原始文化角度入手对其进行的研究仍然很不充分,因此论文选择从东北原始文化的视角研究端木蕻良的小说。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我们研究扎根于东北女神原始文化传统之上极具个性的端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神话原型理论重视识别归纳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可交际的原型性的文体、叙述或表现形式,使个别作品的研究在文化整体中得到更为透彻的理解。根据这一理论,本论文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端木小说中人与地的宗教性神话原型,从意象、叙事、形象、审美等几个方面对端木小说潜隐的神话原型展开多维透视,力图探寻端木小说独特的文化意蕴及其表现形式,重点关注端木是如何从人与大地的关系透视当时东北地区独特的社会面貌和东北民众复杂精神世界的历史变迁过程。从端木个人经历、亲历的民俗仪式、熟悉的萨满故事和从小阅读的《红楼梦》延展至对东北西辽河女神文明的联系,以宏观的视野全面观照端木小说中女神神话原型的独特韵致及其叙事意义,从而梳理出“地之子”神话原型对意象、叙事、形象和风格所造成的制约作用和独特性,并深入细致分析和阐释了“地之子”神话原型对小说整体叙事结构和审美的意义,结合作者的传统资源文化背景探究端木女神神话原型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的独特而浓郁的女神文化精神,进而发现小说独特且重要的贡献。本论文包括绪论、主体部分五章、结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从历史与神话、现代与传统两个问题的讨论入手,阐述了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研究端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梳理了端木研究的现状,确定了论述的起点。第一章旨在先行廓清端木创作文化背景受到女神文化传统影响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基本问题,为论述端木小说大地之子女神神话原型的选题奠定基础。端木的文化构成是深厚、多元的,女神文化背景是他书写东北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图式,他是从两方面获得女神文化背景的:一方面是从文化大传统那里获得的神话原型,这表现在母亲那里获得的浸染着母亲自身经历的故事,民间听到的萨满女神故事,亲历的民间风俗和仪式形成的大文化传统,这些超越文字的文化构成又与远古西辽河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是远古东北文化的现实置换变形。这些文化背景为端木创作提供了土壤和营养,形成了端木特殊文化背景,并形成了端木小说的神话原型,使端木的小说有了极为特殊的主题意蕴。另一方面,从书面文字如《红楼梦》的女神神话、郭沫若的《女神》、希腊女神故事中获得的神话影响是小传统文化营养,形成了端木用神话来想象现实生活状态的创作手法。在大文化传统和书面小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下,端木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女神神话创作观。第二章从端木小说《大地的海》描写的“落草”生育民俗是东北远古神话原型的象征,落草即为落地,大地是女神母亲原型的象征,地之子是神之子原型的象征,系统地探讨端木小说隐含的“地之子”神话原型。具体论述了大地是女神母亲原型的特征:“丰乳肥臀”的女神形态、“创造生命、创造生活”的母性功能。地之子的神话原型是由这样几方面构成的:第一,端木不仅描写了大地的女性——母性化特征,也表现了大地生殖功能与创造功能,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与大地之间的母子关系,写出了农民对土地——大地母亲的无意识认同。第二,农民与土地——大地母神、女神的认同关系,已经不是农民对土地纯生产资料的认识,而是包含了一种相当于女神崇拜的宗教思想情感。第三,农民对土地的母子关系的认同还连着远古神话,即女神崇拜、地母崇拜。第四,农民对土地的母子关系的认同还包含着对一种女性文明模式的悠远记忆。女神是以女性为原型的一种神话形象,女神神话是以女性的孕育、创造、奉献、容纳、和谐为原型的生活模式。之后对大地女神神话原型的历史文化传统做了进一步论述。第三章论述了大地故事的深层结构是地之子神话原型。大地的故事表层结构是大地作为自然物质资料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大地的现实故事,而深层结构是地之子神话原型故事的重演,表现的是大地女神与大地之子的关系,是母神与神之子的关系,表现了地之子对大地母神在宗教信仰、情感意识层次的依恋、眷恋,表现了大地作为母神、女神对神之子的创生、重生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大地之子为了保卫地母而爆发的最深刻、最原始、最“野蛮”的反抗力量。我们发现端木从地之子的神话原型出发,从农民与大地宗教虔诚的信仰关系,从女神与神之子的宗教神话关系中找到了东北民众在当时水深火热的时代生存、成长、反抗的内在力量,这是端木超越同时代启蒙作家的独特所在。进而论述了女神神话原型的叙事意义和文化意义。第四章从大地-女性的关系出发,论述了端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女神的置换变形。从女性形象的四个序列入手,论述了大地与女性的同一性。当大地母亲现身为人时,她是人类母亲的一种隐喻。从神话原型意义上看,人们把生与再生的特权同归于大地母神和人间女性,因为大地母亲和人间女性在神话思维中是等值的、相互认同的。探讨了女性在男权文明倾轧下的悲剧命运和女性在创造、孕育、包容等生命价值的神圣性的对比,提出在阶级倾轧和战争频繁的时代,回归女神信念带有精神拯救和文化治疗的特点,对和平的渴望、对生命创造的尊重,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渴望的生存状态,对这种文化的表现使得端木的小说可以跨越时代的局限,成为永恒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探讨了端木塑造女性形象被神圣化的文化传统。第五章在对端木小说中潜隐的女神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探讨了女神神话原型的审美形式表征。通过对端木小说诗性特征的分析,探讨端木小说的诗性形式和神性内涵之间的关系,神性是诗性的原型内核,诗性是神性的表现形式。端木小说在萨满神话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神性文化的因子,神性是大地之子女神神话原型的审美表现。并在神性的框架内,探讨了忧郁的风格与回归意识之间的关系。

潘坤^[2]（2018）在《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文中指出邵洵美（1906—1968）,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邵洵美身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之间的裂隙,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心态之挣扎犹疑、徘徊踟躇而又有所坚持的心路历程。面对“文艺载道”传统的束缚,启蒙、救亡、革命等时代主题的裹挟、意识形态的规训,邵洵美于“嘈杂”中不忘初心,一生不改诗人本貌、文学本心、艺术本位、审美本真、唯美本色。邵洵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与困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景观中独特的存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论文采用演绎式研究方法,整体论述邵洵美文艺观与文艺实践的裂隙,随之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和文学翻译三个不同的文艺实践领域分别阐发邵洵美现代性审美中的矛盾与困惑。第一章邵洵美文艺观与文艺实践的裂隙。邵洵美在诗歌创作、出版、翻译、时评等多个领域的审美不尽相同,甚至有前后矛盾。但是,整体而言,邵洵美的文艺实践的底色是唯美主义的。邵洵美的唯美主义追求自西方唯美主义风潮而来,兼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囿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其“颓废唯美”与追求先锋性、将“美”视作艺术和生活全部的本体的西方唯美主义相距甚远。由于邵氏家境优越,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出版业,故其唯美主义式的“疏离政治”、“远离现实”逐渐转变为积极地介入时事,为针砭社会丑恶而不断发声。抗战爆发以后,邵氏办《自由谭》杂志鼓舞民众,宣传抵抗思想,其写作和关注点已与早期的唯美主义诗歌创作大有不同,但他依旧坚持诗歌创作,早年遗留的唯美主义追求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一些矛盾的特质。总论之,其文艺观上的矛盾首先在于唯美主义审美倾向与批判现实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其次是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与西方审美传统。第二章中国化的“唯美—颓废”:邵洵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诗人、大少爷、出版家是邵洵美人生的三个显着标签。文学创作是邵洵美文艺实践中成就、价值、影响力最突出的部分。“唯美—颓废”是邵洵美文学创作的美学风格。邵洵美的“颓废—唯美”主义是其个人人生经历与西方唯美主义中国化共同的产物。邵洵美的诗歌、时评论、随笔和小说创作无不有“颓废—唯美”的深刻印记。诗歌创作方面,莎弗和史文朋是邵洵美诗歌创作的理论渊源,其诗歌创作和诗论探索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译介和模仿,后期是自省、总结和探索。诗歌之外,时评、随笔、小说也是邵洵美文学世界必不可少的部分。现实主义是时评集《一个人的讲话》的审美主调,它记录和书写了20—40年代中国启蒙、救亡、变革的“故事”。而散文集《不能说谎的职业》中收录的散文表现了邵洵美“绚烂而归于平淡”的风格转变,小说创作持续输出着“颓废—唯美”的审美。第三章多重身份焦虑下的编辑出版。编辑出版是邵洵美文艺实践的重要内容,编辑出版活动直接体现其出版观念。本章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出版活动两个层面探究了邵洵美现代性审美的矛盾与困惑。历史语境层面,从邵洵美与20、30年代中国文艺界在文艺观念上的冲撞,以及魔幻上海之于邵洵美出版的意义两个方面,阐述了邵洵美出版观念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现实出版活动层面,邵洵美的编辑出版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学出版阶段、文化出版阶段、政论刊物出版阶段。文学出版阶段,邵洵美的出版观念尚未成熟,出版源自于兴趣,出版内容多是唯美主义的诗歌、散文、小说、理论文章及其译介。文化出版阶段,邵洵美借鉴金屋书店的编辑出版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为文化”的出版理念。他认为文化要有更深的发展和更好的建设,需要在普通读者之中培植一大批“文化的班底”,并从中聚合一批有志于文化建设之人使之成为“文化的护法”。政论期刊出版阶段,邵洵美将重心转移至政治批评,审美与启蒙的交织是这一阶段出版的特征。邵洵美的出版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或隐或现地烙印上了其个人化、理想化的唯美主义的文艺观底色。而时代变化与邵洵美的身份焦虑是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产生罅隙,进而导致审美的矛盾与困惑的主要原因。第四章审美、救亡与革命交织下的文学译介。时代主题与个体审美之间的矛盾贯穿于邵洵美的文学译介。这种矛盾在其翻译观、翻译思想、翻译的作品中被彰显,在社会时代的变化中加剧。翻译是一种文学工作,与政治无关也不涉及利益。邵洵美无功利的唯美主义翻译观在其早期的翻译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邵洵美早期翻译的绝大多数是唯美主义的作品,重点译介莎弗、乔治·摩尔的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注重文字的精美、形式的一致。抗日战争期间,邵洵美在翻译实践中深度呼应着人们对时局的担忧与期望、对文化的无奈与坚守、对审美的忽略与坚持,在坚持艺术本位的前提下思索与时代的关系。建国后,邵洵美的翻译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性的拉扯中徘徊、游移,一方面遵从社会主义文艺观对作品进行政治化图解,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追求形式、语言和音律。邵洵美在政治化语境下的妥协与坚持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的心态变迁的解读范本与时代参照。无论是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编辑出版,抑或是翻译介绍、集邮爱好、爱国姿态,都为人们指向了一个唯美主义的邵洵美。终其一生,邵洵美在践行唯美主义的旅程中遇到了诸多阻力,其文艺观与文艺实践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裂隙。面对裂隙,邵洵美一方面要回应文艺实践中显露出的现实命题,另一方面则要坚守对唯美主义的追求和对文学审美性的坚持,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撕裂,加之邵洵美本人的身份多重,致使其始终在矛盾困惑、踌躇挣扎的境地中徘徊。恰恰正是这份犹疑不定,理念与实践碰撞之后依旧对唯美的坚持,相较于一往无前、坚定无比的呐喊式意识形态化文艺实践而言,或许更为迷人,更具魅力。可以说,在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相互交织而又相互冲突的视域下,邵洵美堪称为一个美的典型。

胥彦^[3]（2017）在《苔丝与简·爱两位女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是其现实主义思想艺术最成熟的一部小说,是哈代赢得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哈代以其独特的“环境与性格小说”丰富了悲剧艺术。其中苔丝的悲剧命运最为引人瞩目,其悲剧内涵最为深刻和丰富,其悲剧成因也最为复杂。《德伯家的苔丝》,描述了一个纯洁、美丽、高尚、而又勤劳的农村姑娘苔丝在不幸失去贞洁之后,被冷酷的社会、腐朽的道德逼得走投无路,终于愤然杀死造成自己不幸的富人亚雷克.德伯维尔,而自己被处死刑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苔丝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命运,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挫折,蒙受深重苦难,直到最后毁灭。在强烈震撼痛惜之余,我们又想知道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我将试从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及个人性格等方面,探讨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原因及其悲剧意义。十九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并且其作者是一名女性就是享誉中外的着名批判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及其代表作品《简·爱》。它以英国工业革命后期为时代背景,以女主人公简·爱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主人公简·爱的成长经历及与罗切斯特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从自卑,变成自强与自信的独立女性的爱情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曲折但却不屈于世俗压力、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形象。夏洛蒂·勃朗特讨论了简·爱的反抗意识,集中反映在她为自由,平等,独立和女性尊重而战。在盖茨黑德,简·爱由顺从到为生存而战,在劳渥德,她为女性尊重和平等而战,也为拥有平等的爱而战。最后她赢得了罗切斯特的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人们都疯狂地追逐金钱的时代,简·爱的形象对于抵制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主要对托马斯·哈代,夏洛蒂·勃朗特,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及简·爱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将两位女主人公相似的背景进行总结,并综述了两位作家的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便进行对比分析。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造成女主人公苔丝悲剧的原因。女主人公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女主人公经历了家庭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社会因素中社会环境因素和社会道德因素,宗教因素,还有苔丝自己本身性格的原因,这些因素无不是导致其悲剧的主要理由。第三章分析了简·爱这个女主人公的完美蜕变。同样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简·爱,她的生活经历和爱情,以及周围人对简·爱的影响,无一不是她成功的理由。罗彻斯特,这位男主人公对简·爱的影响,一位隐藏的女主人公伯莎对简·爱的成长经历的影响,还有简·爱的性格的成熟转变,使简·爱变得成熟并且也获得了属于自己平等的爱情。第四章探讨了苔丝与简·爱在同一社会时代,为什么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结局的原因,一位泰然的走向刑场,另一位却收获了自己的美满平等婚姻和爱情的理由。这里主要有作者的写作意图,还告诉现在的我们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爱情观影响了他们的结局。第五章为论文结语部分。两位女主人公的故事所体现的价值,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人们都疯狂地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让我们从世俗的喧嚣浮华中脱离出来,做拥有独立人格并可以自尊、自爱、自立、自信的女子,实现自己的价值,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张加生^[4]（2016）在《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经历了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大陆呈现风起云涌之势,民族独立呼声在澳大利亚大陆悠悠回荡。当欧洲大陆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纷纷成立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资本主义文化的时候,远在世界另一极的澳洲大陆尚处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主义阶段。同样,当现实主义文学正在欧洲大陆同浪漫主义争论并逐渐取得“胜利”的时候,澳洲大陆尚处于殖民文学阶段,在艺术上,处于一味模仿“宗主国”英国的早期创作阶段。可以说,自英国移民首次登上澳洲大陆的最初100年里（1788-1880）,澳大利亚文学基本上都是“母国文学的移植”（黄源深,2014：2）。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思潮,伴随着澳大利亚人对独立自由的呼声,伴随着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界对本土文学的呼唤,以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乔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斯蒂尔·拉德（Steele Rudd）等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本土作家们积极响应创立于1880年的澳大利亚民族杂志《公报》（Bulletin）’‘专注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人和事”的创作要求,专注于澳大利亚本土地域与文化特色的丛林,进行了现实主义创作。他们深刻观察和体验澳大利亚丛林人的真实生活风貌、真实而细致地“再现”丛林环境中的各种艰辛、如实地表达出丛林人在艰辛的丛林环境中求生存、求独立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勇敢与忠贞。本论文在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文献梳理基础上,对“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界定并展开研究。论文考察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等四位主要作家主要作品的丛林书写,并以丛林为主线,对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与叙事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作品的讨论,揭示了澳大利亚丛林书写区别于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研究表明民族主义作家对丛林人在艰辛的从林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忠贞、坚韧、英勇、不屈”等丛林精神的建构表达了他们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想象,表达了他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建立在丛林上的民族的态度。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正文第二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引言主要概述了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缘由与价值,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为正文部分的深入系统分析打下研究基础。引言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文学的研究现状,并从研究梳理中形成本论文研究重点,也就是对学界尚未有相关涉猎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界定并展开研究。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怀特以来的当代作家上；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研究则明显匮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观点,文学是一个国家国运兴盛的风向标,澳大利亚因其传统的英属殖民地地位,一直被视为罪犯的流放地,难以培育出主教、法官、教授的蛮荒之地。而二战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力,使得自怀特以降的澳大利亚作家备受世界关注。此前的文学虽同样精彩,却鲜有问津,这既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遗憾,也表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第一章理论回顾与反思：现实主义传统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这部分首先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做了细致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做了全面的梳理,并且重点分析了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接受和影响。然后分别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理论回顾与反思”、“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三个方面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行了理论回顾。理论梳理发现,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有着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子焦虑,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澳大利亚本土地域与文化特征。第二章丛林神话：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源泉。这一章通过“丛林、神话、想象”、“丛林神话与丛林现实”两部分详细地探究了澳大利亚丛林神话与澳大利亚从林现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丛林神话作为澳大利亚神话的源头,在土着人生存时期逐渐形成,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是对澳大利亚丛林神话的传承和借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区别于澳大利亚早期殖民文学和浪漫文学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第三章丛林情谊：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灵魂。澳大利亚从林情谊作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元素参与建构了澳大利亚民族身份。本章通过“丛林孤独：丛林人在丛林孤独中形成的情谊”、“丛林女性：丛林女性在丛林生活中形成的情谊”、“丛林抗争：丛林人在丛林抗争中形成的情谊”三部分深入探究澳大利亚丛林情谊在澳大利亚民族独立和民族建构上的积极贡献。第四章丛林叙事：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特征。这一章从“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疯癫叙事”、“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特色”、“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辩略”三方面考察了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与叙事特征。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深受欧美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澳大利亚性。其独特的澳大利亚丛林语言的运用表明了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参与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雄心。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一个偶被学界使用却从未被具体研究的文学题材。论文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一大文学范式,也是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叙事作为一种参与民族建构的方式,以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围绕丛林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既反映了澳大利亚丛林人在艰辛的丛林环境中求生存的艰辛,也反映了他们在丛林中求生存所历练出的坚韧、勇敢、反抗精神,这些丛林精神在这些作家笔下也被内化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

折彩瑞^[5]（2015）在《《德伯家的苔丝》悲剧成因探析》文中认为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杰出的跨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其独特的"环境和性格小说"丰富了悲剧艺术。他塑造的许多悲剧人物都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其中尤以《德伯家的苔丝》的女主人公苔丝的悲剧命运最引人注目,其悲剧内涵最为深刻和丰富,最为人震撼,其悲剧成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在这部作品中,哈代深刻表达了他对英国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同情以及怜悯,在他的笔下,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单纯,并且具备容忍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女子,同时也被视为英国文学作品中最理想的女性角色,但这位单纯女性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她的一生经历了被强奸,被抛弃,并且最终被处于绞刑。生活在被资本主义法律所操控的社会,到处充斥着虚伪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罪恶,作为一名贫苦的农村妇女,苔丝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也不是偶然的。苔丝无助地与社会抗争,最终却成为牺牲品,是她的性格弱点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除此以外,与苔丝命运紧密联系的另外两个人物——安吉尔和亚雷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她悲剧命运的发生。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苔丝悲剧命运的成因。

贾汇梅^[6]（2014）在《新世纪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严歌苓，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涉猎广泛，创作成就引人瞩目，其中长篇小说最能代表文学实绩。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严歌苓创作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作品丰赡的思想文化内涵、独特的叙事策略和复杂成因。论文分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移民后，严歌苓在异质文化的交融下，一方面给予各个时期移民们的生活以人性关怀，不仅再现和想象了移民历史，展示了处在弱势地位的种族所受的压迫与屈辱，而且揭示了社会底层移民的生命之旅，表现了他们艰难的生存情形和“失语”状态。另一方面，站在超越性的视点上，对中国的故事和经验进行诉说，不仅涉及中国当代动乱年代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关涉知识分子特殊群体的多舛命运，而且还关注当下中国转型期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将宏阔的社会历史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之中，深入、充分地阐释了各色人物的生存品格与人性状态，表达了作者对芸芸众生的生存关怀和人文关怀。第二章主要探讨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点。严歌苓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进修时，接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非常注重小说叙事的多样化探索。打破时空的限制，将多种叙事时空并置不仅扩展了时空的自由度和表现力，增加了作品的文本含量，而且使作品呈现出打破常规的张力之美。根据小说情节、主题的需要灵活置换叙事人称，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类视角。“逃离——隐藏”情节模式的多重运用，将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看作现实生活的陪衬，在解构历史的过程中凸显人性，使小说体现出丰富的意蕴。第三章从严歌苓人生经历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严歌苓的童年记忆、军旅生活、移民生活等经历对其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切感受使严歌苓获得了独特的创作视角，是激发作者创作资源的因子。本章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其复杂的成长经历及边缘身份给创作带来的多重影响。

阮芳^[7]（2013）在《试论哈代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念》文中研究指明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着名的作家和诗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他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其前半生主要是以创作小说为主,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文学;晚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以其出色的诗歌作品开拓了20世纪英国的文学先河,给后人留下了大批的精神财富。哈代一生共发表长篇小说14部、诗

曾巍^[8]（2013）在《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创作心理研究》文中提出自白派是美国20世纪影响巨大的诗歌流派,西尔维亚·普拉斯是代表性诗人之一。她短暂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的婚恋与爱恨更被看做一桩公案。她的自白诗,以敢于涉足隐私、情感真率直露、具有反抗精神受到推崇。论文将研究范围由她后期成熟的自白诗扩大到她的全部诗歌整体,以休斯编定的《普拉斯诗选》为考察蓝本,试图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对其诗歌作品进行分析,以构建普拉斯诗歌创作与诗人的心理机制之间有机的逻辑联系,勾勒出诗人主体、客观世界与诗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总结普拉斯创作心理的规律性特征。论文以时间为轴进行纵向考察,结合具体的文本细读,将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巨像”积累阶段,“渡水”过渡阶段,“爱丽尔”高峰阶段。她的早期诗歌温婉而充满爱意,注重外在形式,发展到后期时的直白袒露、自由不羁有一个过程。其诗歌虽然有对个人生活的反映和再现,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层面,她已经在诗歌中着力表现个人的心理世界和潜意识领域。由于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与现实处境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导致了普拉斯的焦虑和自杀冲动。同时,作品本身作为主体,它意欲进入文学史的内在要求又反过来要求她去体验极端,亲近死亡,从而导致了诗人的命运悲剧。具体的论述分析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普拉斯的诗歌作品与诗人现实生活的关系研究。试图在诗人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诗的客观对应,探讨诗人的生活为创作本身提供了怎样的素材,诗人是如何选择和处理这些素材的。在考察普拉斯诗歌的基本主题和题材与“客观原型”对应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移情”理论,提出普拉斯创作构思方式经历了由开放式的“物移我情”到专一性的“我情注物”的变迁,并重点分析了诗歌中独特的意象。第二章是普拉斯的诗歌作品与诗人心理和潜意识的关系研究。即诗人构思“移情”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诗人对生活的再现因此变成一种主动的行为,并由此上升到表现的层次。这部分重点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精神分析,深入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领域,运用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和创作疏泄压抑的理论,读解出普拉斯创作的秘密：自白诗是她用来纾解内心矛盾和压抑的艺术化途径。第三章是普拉斯诗歌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个人意识、女性意识与现实处境的冲突研究。试图从作品入手,揭示出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诗人内心矛盾。即个人意识要求的主体的觉醒与女性社会身份所导致的屈从地位,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合导致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并将她推至崩溃边缘。这一部分还将重点阐述普拉斯在诗歌中如何对父权制度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质的女性文体。第四章是普拉斯诗歌作品中的死亡意识研究。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诗人的焦虑,焦虑也激发了诗人的创造力。同时,由于“影响的焦虑”,普拉斯在英语诗歌传统中已经找不到现成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痛苦中生发出一种认识,即写作的使命就在于：建构一种新的言语方式、一个新的象征体系来表达个人对这个荒诞的异化世界的理解。这样写作也真正成为了主体,它不断对普拉斯提出超越的新要求,最终对诗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甚至毁灭。以上的四个方面构成递进关系,论文从这四个层面分析诗人的诗歌作品,试图找出作品与客观世界,与心理和潜意识,与个人意识、女性意识和死亡意识的对应关系,也要从中发现诗人创作心理的艺术规律。当把一首诗或诗人的诗歌总体当作一个有机体来看待时,它的生长成形必然受到诗人的心理影响,在诸种心理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普拉斯的诗歌也成长为了女性诗歌园地中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奇葩。

贾生晓^[9]（2012）在《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复仇母题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便存在的永恒的文化现象，而女性作为复仇者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被人们认知和研究。她们最初的呈现载体是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冰岛歌谣集《埃达》）等文学样式，随后戏剧、歌剧、舞剧、绘画等艺术形式逐步地将表现对象对准“复仇的女性”。在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经历了“突破—接受—培养—定势”的过程，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电影制作者们所着力呈现的人物类型，即女性复仇形象在欧美影像中已具备类型化的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女性作为复仇者”作为切入点，以所有欧美电影中作为主人公出现的女性复仇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凸显和阐释女性复仇者和男性复仇者的性别化差异，从而在此基础上表述欧美电影中的复仇女性进入影像的路径、具体类型和呈现原因，并着重从叙事学角度深层次表征出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的特殊角色功能，最后概括出其现实意义。本论文在导语部分将阐述“女性复仇形象”如何从“复仇”的母题中诞生、衍变、发展。首先，笔者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复仇”的含义作出诠释，将“复仇”与“报复”清晰的分离开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以主人公身份出现的女性复仇者为研究对象。其次，探寻并阐述了女性复仇形象的文学起源及其最初呈现，对古希腊神话和冰岛歌谣集《埃达》等的女复仇者进行阐释。随后，论述了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的类型化特征及其原因。在第一章中，笔者对欧美电影中所呈现的女性复仇形象作了历史性的梳理。在表述了欧美电影中复仇女性进入影像的两种途径——文学改编和自主创作之后，主要从女性复仇动机、复仇方式和最终结果三个方面划分，梳理其影像中的具体类型。复仇动机可有“情爱复仇”、“血亲复仇”、“名誉复仇”和“反抗复仇”等，复仇方式可有肉体迫害和精神残害等，最终的复仇结果基本成功。本文第二章以“女性作为复仇者的特殊性”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论述欧美影像中女性复仇形象得以兴盛的深层次原因，即从女性之于男性的性别差异、女性出现在舞台或影像中的视觉奇观、视听体系中的被电影语言放大了的对抗和动态女性、男权秩序下女性复仇的被操纵等四个方面入手，逐渐论述出影像中女性复仇形象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在电影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复仇的女性呈现在影像中既具备了“文化商品”的消费功能（身体的被窥视和大幅度的性描写），又与暴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动态的、性感的、具有强烈暴力冲突的、被导演和受众所编码的特殊形象群体。最后指出，女性复仇形象的产生及繁衍并不能看作是女性反抗男权社会的工具和途径，在封闭和循环的电影生产程序中，复仇的女性并未找到挑战的出路和足够的话语权，即便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在第三章中，笔者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从叙事角色、叙事模式和叙事空间等三个维度来展开论述，探究了此类形象在规律性影像叙事机制中的呈现与运行。就叙事角色来讲，对女性受害阶段和复仇阶段的受害者角色、加害者角色以及帮助者角色、反对者角色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得出结论：女性复仇形象在该类影片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角色转换机制。就叙事模式来讲，运用结构叙事学的方法，确定二元对立模式为女性复仇影片的主要叙事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复仇的女性应具备的深层结构特征，由此建构了此类影片的价值认知体系和心理认同感。就叙事空间来讲，对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逐一解析，凸显出空间叙事下的类型化的女性复仇形象。在第四章，探究了欧美影像中女性复仇形象的现实意义。分别从“对于影像类型形象的丰富”、“对于女性角色的叙事功能”、“对于电影产业的商业价值”三个维度论述。

王卓^[10]（2011）在《论李昂的鹿港系列小说》文中研究指明在战后台湾文坛的第三代作家中,李昂是颇受瞩目的一位,她被称为台湾新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世界华文领域享有“怪杰”之誉。早在六十年代,李昂的作品就引起了台湾评论界的注意。与台湾相比,李昂研究在大陆相对滞后,大部分的读者得以知道李昂的名字,还是从阅读李昂的名篇《杀夫》开始。目前大陆对李昂的研究多偏重于一些名篇的解读,如《杀夫》、《暗夜》、《迷园》等,对其发表的新作关注程度不够。再者,研究者对李昂作品的解读缺乏新的切入点和观察视角,目前尚没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李昂作品的整体把握尚显不足。本文拟从文本出发,以李昂笔下的鹿港小镇为线索,贯穿起李昂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区别于李昂发表的“鹿城系列”小说,本文所定义的“鹿港系列”小说囊括进了李昂的《花季》系列、《鹿城故事》系列、《杀夫》、《暗夜》、《迷园》、《带贞操带的魔鬼》系列等多部作品,试图对李昂的小说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对鹿港之于李昂的创作意义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家乡鹿港在李昂的创作中：不仅是现实中的成长地,更是思想逐渐成熟的精神原乡。在早期的六十年代的作品中,鹿港对于李昂是成长中的生存体验,是梦魇一般的回忆,充满了封闭的、压抑的气息,带有早期叛逆的青春期色彩。进入到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李昂人生阅历的不断积累,鹿港情结在李昂的头脑中逐渐清晰了起来。在创作进入困顿之时,李昂自觉的回归了鹿港。早期梦魇一般的,具有魔幻写实色彩的鹿港具有了乡土的地方色彩,作者用批判的眼光对故乡的民风民俗、生老病死的生命常态进行了近于白描似的描写,对故乡的落后、愚昧进行了批判,对女性的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说前两个时期李昂对鹿港的体验是出于一种印象式的生存体验,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选择,那么经典作品《杀夫》和长篇小说《迷园》以鹿港作为背景的写作则是出于一种主动的选择。《杀夫》被看作是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文中表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戕害,特别对那些“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描写入木三分,批判了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鹿港在这里仿佛使人置身于《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的世界,它是父权、夫权、神权的象征。同时文中被一种阴森的气氛所笼罩着,主人公被冤魂附身、因果报应的诅咒所迷惑着,整个故事在现实与虚幻中摇摆,有一种诡谲感。而文中对于女性饥饿状态和男性边缘地位的描写所形成的文本裂缝则体现了李昂对于复杂人性的思考和对于女性救赎之路的探究。《迷园》可以称为鹿港系列的长篇巨作,文中把台湾被殖民、被压迫的家族史和民族史与现实中的女主人公的个人情史连结了起来,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应用,从经济殖民、政治殖民、文化殖民以及两性之间的性别殖民等方面入手,把台湾被殖民的历史内置在朱影红的女性成长史中,以欲望书写颠倒了男女在历史中的主从位置,颠覆了男性叙述者的主导地位,突出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主体性,艺术化的展现了台湾的殖民史以及当代台湾的后殖民处境,其中也体现出了作者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及两性之间关系的探索和思考。这个时期李昂又创作了“带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对性与政治交互的问题及政治光环下女性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描写,思考了女性在社会权力中的边缘位置与主体性的缺失。自此,李昂自觉的将女性的视角加以拓展,实现了女性问题与政治、历史问题的对接。纵观李昂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经由鹿港这个精神的原乡,李昂的创作视角逐渐开阔,从关注自身的生命体验,到关注外部世界。从关注女性、关注群体的命运,到尝试着从女性的性别视角构建历史和政治,把握世界。而自身对鹿港的体验和认同也经历了一个从远离到回归的过程。在前人的评论文章中,也有少数人关注过李昂的鹿港情结,大都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鹿港小说系列,以相关主题带动更多的文本,扩大阐释的空间,使李昂笔下的鹿港有更丰富的意义。

二、哈代悲剧系列中的两个女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哈代悲剧系列中的两个女性（论文提纲范文）

（1）端木蕻良小说的神话原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3）苔丝与简·爱两位女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德伯家的苔丝》悲剧成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试论哈代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8）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创作心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李昂的鹿港系列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四、哈代悲剧系列中的两个女性（论文参考文献）

• [1]端木蕻良小说的神话原型研究[D]. 靳瑞芳. 吉林大学, 2019(10)
• [2]邵洵美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实践[D]. 潘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3]苔丝与简·爱两位女主人公不同命运的比较研究[D]. 胥彦. 东北农业大学, 2017(03)
• [4]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D]. 张加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5]《德伯家的苔丝》悲剧成因探析[J]. 折彩瑞. 现代交际, 2015(08)
• [6]新世纪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研究[D]. 贾汇梅. 聊城大学, 2014(01)
• [7]试论哈代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念[J]. 阮芳. 芒种, 2013(12)
• [8]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创作心理研究[D]. 曾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7)
• [9]欧美电影中女性复仇形象研究[D]. 贾生晓.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
• [10]论李昂的鹿港系列小说[D]. 王卓. 广西师范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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