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探讨

一、我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戚瀚英^[1]（2020）在《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科技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同时,金融科技带来的“鲇鱼效应”开始改变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也相应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对银行业的发展及其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有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甚至具有过度竞争的趋势;也有研究认为金融科技会加大银行业的市场垄断势力而限制市场竞争。对此,论文将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重点分析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的影响方向以及程度,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首先构建了金融科技的三维概念范畴,在银行业市场结构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金融科技技术层面、功能层面、机构层面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的三维度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不同层面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具体影响机制。接着,论文根据机制分析得出相应的模型假设,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论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探讨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在金融科技影响下所产生的问题,由此提出金融科技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推动金融科技与银行业更好地融合、改进银行业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在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研究中,论文分析得出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集中度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金融科技在技术层面改变银行成本结构影响市场集中度;二是在业务功能层面通过改变产品模式影响市场集中度;三是通过机构层面新兴金融科技企业的进入影响银行机构市场份额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是金融科技技术在银行业的创新发展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有显着的正U型关系,即在前期金融科技繁荣发展初期,技术发展有降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效果,到后期开始逐步起到技术集中的作用,这之中监管加强也有一定的作用;二是金融科技的金融功能和机构发展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有显着负向作用,同时还有显着的业务异质性,即对存款业务的影响程度显着更大。在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业进入壁垒的影响研究中,本文分析得出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进入壁垒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金融科技在技术层面通过改变进入的成本结构来影响潜在进入者的壁垒;二是在业务层面通过银行业价值链分解改变潜在进入者面临的产品差异化壁垒。在实证检验中采用155家商业银行个体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是金融科技通过金融业务创新发展显着降低了银行业进入壁垒,银行业准入监管强度过高时会削弱金融科技功能层面创新发展对进入壁垒的降低作用,而监管强度较低时,这种削弱作用会逐渐消失;二是金融科技降低进入壁垒存在异质性,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在进入壁垒降低过程中受到冲击更大,所有银行存款业务受到的潜在竞争冲击也显着更大。在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业产品差异化的影响研究中,本文以金融科技的功能层面为主要分析维度进行机制分析。金融科技以技术和企业为载体,通过功能层面对银行业市场中产品差异化产生影响。此处同样运用155家商业银行个体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通过功能层面的创新发展显着提升了银行机构本身的产品差异化水平,并且在不同种类银行间具有显着异质性,比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品差异化程度增加水平显着更高,明显高于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对当前中国银行业市场在金融科技多方位冲击下产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金融科技推动下银行业存在技术集中或垄断的可能性。二是金融科技在加剧银行业存款或“类存款”业务竞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定竞争乱像。三是金融科技影响下,中小银行在竞争中普遍处于劣势地位。四是在监管方面存在银行业竞争性监管较为薄弱和监管内容有空白等问题。由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构建了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三维度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使得当前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变得更为系统。本文运用市场结构和信息技术相关的经济学理论,重点构建了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功能和机构三个层面出发探讨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不同方面的影响机制。第二,专门研究并定量分析了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产品差异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市场结构中的市场集中度,并且采用的方法多为定性分析。本文在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不同方面的理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模型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更加客观地认识并理解了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三,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具有新意。本文较有新意的研究结论可提炼总结为三方面:一是金融科技影响下银行业存在技术垄断的可能性;二是相对贷款业务,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存款业务领域的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三是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过程中,中小银行受到的竞争冲击更大。结合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发现当前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竞争性监管较为薄弱。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和问题,主要从金融科技和银行业的融合发展、中小银行转型、金融科技监管、银行业竞争性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连旭蓓^[2]（2020）在《银行业发展如何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 ——基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行路径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思考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且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需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着手。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金融资源分配的金融体系下,银行是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来源,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影响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现实背景来看,一方面,我国以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效率仍与世界前沿存在较大差距,且这种生产率差距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我国国内企业异质性生产率特征也十分显着,这为继续挖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潜力提供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规模一直维持着强劲增长趋势,且针对中小银行市场准入的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带来了银行业结构和竞争的变化,然而以这两种维度衡量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均呈现出显着的地区异质性,这为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更具差异性的外部环境。从理论背景来看,尽管已有研究从企业内外部层面探讨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诸多因素,且基于融资约束等视角对银行业发展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但忽略企业异质性生产率特征这一事实,使得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空间。基于现实挑战和理论缺失,本文提出如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我国银行业发展和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各自具有何种典型特征?第二,异质性生产率背景下企业如何实现生产率提升?第三,银行业发展如何在企业效率提升过程中发挥作用?在银行业整体信贷发展和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发展两个不同维度下,其具体作用机制是否具有显着不同?为了探究上述一系列核心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梳理整合关于银行业发展与企业生产率提升相关的理论基础,以更好地理解银行业发展在企业生产率提升中发挥的作用机制。第二,在回顾我国银行业发展和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路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我国银行业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率典型特征事实与动态变化特点。第三,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各城市银行信贷规模发展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加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银行业整体规模扩张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第四,基于我国以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对象的银行放松管制政策背景,首先分析该政策的具体落实效果,进而引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扩张的制度背景,以考察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由于我国以中小商业银行为对象的银行放松管制政策,其实施初衷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所代表的企业样本存在显着差异,因此,针对中小银行规模扩张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提升这一议题,本文分别提供了基于上市公司层面和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不同经验证据,以便为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更充实的证据支持,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围绕这个议题展开。其中,第四章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我国各地级行政区域层面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以及NBER-CES数据库中的美国四位数制造业层面数据,从企业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视角,检验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扩张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第五章主要借助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各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从国内层面同行业内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视角,考察我国中小银行规模扩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第五,归纳和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和研究结论,并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后续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议题。除导论外,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六章围绕上述五个方面展开。通过以上各部分的研究与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工业企业等非上市公司,我国制造业中均存在后发企业向技术前沿追赶的“追赶型增长”特征。第二,无论从银行整体信贷规模扩张角度还是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规模扩张角度,其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具有非线性,且作用效果依赖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企业距离技术前沿越远,其生产率增速受银行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企业越靠近技术前沿,其生产率增速受银行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弱甚至受到抑制作用。第三,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角度来看,银行业整体信贷规模扩张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而中小银行规模扩张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则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第四,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状况来看,企业所在城市制度环境越成熟,银行业整体信贷规模扩张的这种非线性影响效应越大,与此不同的是,中小银行规模扩张的这种非线性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了制度环境尚不完善的地区。第五,相比劳动密集型行业,银行业整体信贷规模扩张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第六,企业规模越小,中小银行规模扩张越有利于提升后发企业技术追赶速度的这一影响效应表现越突出。与现有研究相比较,本文的主要贡献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银行业发展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拓展了有关银行发展与企业生产率的文献研究。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已有研究多基于企业资金需求与银行资金供给匹配视角分析银行业发展与银行业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但忽略了企业自身技术状态的重要角色。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这一新颖视角,从银行业整体信贷规模与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规模扩张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从企业技术赶超与银行特性匹配的角度进一步理解银行业发展对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第二,本文率先从国内和国际两个不同视角构建企业技术前沿距离,以更好地考察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发展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已有文献多基于国内同行业层面或国际同行业层面的单一视角衡量企业技术前沿距离,然而企业技术追赶可能发生在国内同行业层面,也可能面向世界技术前沿。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小银行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时,分别考虑了企业在国内层面的技术前沿距离和国际层面的技术前沿距离。结果发现两种度量方法之下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证实了不同维度的前沿距离设定的稳健性,为相关领域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方法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思路。第三,本文研究发现,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企业本身所处的技术状态,即更有利于提高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速度。这一结论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的理论分析观点高度一致,从微观企业层面提供了实证证据,并与林志帆和龙晓旋（2015）基于国别经验数据的研究结论相呼应。第四,本文研究发现银行业内部中小银行规模扩张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正向作用,对于小规模企业表现更加显着,继而从企业技术追赶的视角为“小银行优势”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

汪立同^[3]（2020）在《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文中提出在中国以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下,银行市场进入管制放松、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增多所引起的不同类型银行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加剧能否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事关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本文是基于中国银行异地市场准入放松、不同类型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数量增加的特定背景,利用银行管制放松带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银行在地级市层面进入以及营业网点数量逐渐扩张所形成的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竞争,实证检验银行体系中银行结构性竞争程度加剧对企业投资效率造成的影响。本文在研究不同类型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程度时,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上手动搜集了全国各地级市不同类型银行支行的金融许可证相关信息近13万多条并经过数据处理得到不同类型银行在不同城市不同年度的支行数量信息,再经过计算得出不同类型银行在不同城市不同年度的银行结构性竞争程度的指数。考虑到现实中国有五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这几类银行无论在市场垄断地位上、还是资本规模以及获得的政策上都存在区别,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这些不同类型银行的异质性带来的竞争给企业投资效率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银行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竞争程度加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着影响作用,且银行业的结构性竞争程度加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还进一步证实了,银行结构性竞争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还受到企业产权性质不同的影响,且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银行结构性竞争程度的提高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更为明显;本文还将所有企业的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个部分单独拿出来研究并讨论银行结构性竞争加剧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抑制代理问题从而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非投资效率,而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少投资不足引起的非投资效率。本文还将民营企业按照规模大小进行分组,研究银行结构性竞争对企业规模是否具有“选摘樱桃”效应,研究得出不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竞争对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的提高更为明显。最后,还发现银行结构性竞争对民营企业中营业收入增长率高的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经验发现为重新审视和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和微观层面中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我国上市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及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与监督管理均提供了有益参考。

李天时^[4]（2020）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扮演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组建。而近年来,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的城市商业银行逐渐发展成为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比例从2003年末的5.3%逐渐上升到2018年末的12.80%。虽然总资产比例大幅度提高,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仍然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存在显着差异,因此,研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为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并且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现有文献已对“银行竞争”、“信贷成本”、“银行风险”、“银行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基础。但是,现有关于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从非金融企业角度和从银行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具有差异,而以不同类型的银行样本进行研究也具有差异。已有研究多以西方银行竞争理论和融资理论为理论基础,而中国的商业银行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特色,尤其是针对亟待找到自身发展路径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理论研究。2006年以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规则逐渐完善,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为本文研究基于中国情境的商业银行理论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较小,因此可以缓解因商业银行作用于外部市场环境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监管政策的变化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外生场景,也有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另外,利用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性经营特征构建面板数据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时间趋势问题。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多角度分析了省级区域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城市商业银行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从省级银行市场集中度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因素和风险后果,以及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的调节作用（第3章）;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配置的影响因素和风险后果,以及银行市场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的调节作用（第4章）。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商业银行实现良好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任务,而拨备覆盖率衡量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因此本文进一步从跨区经营监管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的影响因素（第5章）。随着银行业监管趋严,商业银行倾向于通过表外业务隐藏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增长迅速,银行系统性风险随之扩大。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开展影子银行业务,而内部治理中的薪酬激励能有效调节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因此,本文最后从高管薪酬延期支付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第6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银行市场集中度越高,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越低,不良贷款率越高。省级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意味着该省银行市场被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垄断,因此,城市商业银行需要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争夺贷款客户。并且,当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时,未实现跨省经营、非国有和未实施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的城市商业银行更倾向于降低贷款利率。进一步检验表明,当银行市场集中度较高时,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降低会吸引高风险客户,提高不良贷款率。第二,如果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客户或贷款行业属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其贷款额度在银行贷款总计中占比反而偏低。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但是本文发现,省级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相关行业贷款存在挤出效应,尤其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省份更加显着。进一步检验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发放的贷款量越大,其不良贷款率越高。但是,当城市商业银行实施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后,由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贷款发放不会导致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第三,城市商业银行,尤其是“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城市商业银行,在申请开设新的跨省分行前,会倾向于提高拨备覆盖率;而在完成新设跨省分行的申请和开业后,更倾向于调低拨备覆盖率。城市商业银行被定位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在申请设立跨省分支机构时,需要经过监管机构审批,因此,为了向监管机构释放积极信号,城市商业银行在准备申请开设新的跨省分行时,会倾向于提高拨备覆盖率。而在申请获得批复后,城市商业银行通过拨备覆盖率向监管机构传递积极信号的动机降低,通过降低拨备覆盖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着提高。第四,相比未实施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的城市商业银行,实施了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更小。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能够有效增强城市商业银行高管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敏感度。实施高管薪酬延期支付政策后,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在拓展业务时会更加考虑未来潜在风险,在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时会更加谨慎,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会受到负向影响。并且,上述影响在业绩表现较差和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中更为显着。安慰剂检验排除了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时间趋势对上述研究结果可能存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检验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现有关于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源需求方即企业的角度来切入,例如关注企业能否获得信贷融资、融资成本是否降低,以及获得信贷资源后能否促进企业的业绩的增长或投资效率的提高。本文则选择从中国金融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商业银行的角度来分析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和风险后果。因此,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金融资源配置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商业银行监管提供决策依据。第二,从省级区域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双重维度研究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和风险后果。由于数据的限制,现有关于商业银行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市银行和Bankscope等商业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城市商业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不仅本身在信贷规模、公司治理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银行监管政策也具有显着的地域特征。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从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第三,进一步梳理了从宏观政策到微观银行决策的传导机制。本文以区域环境作为切入点,将宏观政策与商业银行的行为决策相结合,探讨省级区域环境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决策的理论基础和传导机制,同时嵌入了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框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期中国金融行业的重要工作,其中,“发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力金融体系结构优化”、“发力金融风险防范”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首先,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城市商业银行间的良性竞争,促进商业银行在立足于服务本地经济的前提下,参与外地银行市场的竞争,提高银行经营效率。其次,针对商业银行的各项核心监管指标,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合理对待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处于不同发展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最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还需要从金融市场主体——银行出发,从内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银行个体和银行业整体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城市商业银行这一中小型银行代表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优化地方金融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何东伟^[5]（2020）在《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许多传统银行业的发展与变革,改变了银行的营销渠道与竞争方式。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开通电子银行渠道作为提供银行服务的重要渠道,电子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银行的渠道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银行实体网点为代表的传统银行渠道,另一种是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为代表的电子银行渠道。两种银行渠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了银行的发展策略。以电子银行为代表的银行渠道创新对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深刻地影响着银行的经营绩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电子银行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银行实体分支机构作为传统银行业的重要渠道,也受到电子银行渠道的冲击和影响。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以及电子银行渠道与传统银行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与银行经营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探究银行渠道创新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子银行渠道与传统银行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基于中国银行业的数据从实证角度对电子银行渠道开通的影响因素,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以及电子银行对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估计了衡量银行经营效率的测度模型,探讨了银行渠道创新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构造了一个电子银行开通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影响银行开通电子银行的因素。理论模型比较了全国性大银行和区域性小银行的在开通电子银行时的决策过程,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电子银行决策的因素。为了验证电子银行开通的影响因素,本部分使用中国银行业的网上银行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全国性大银行会率先开通电子银行渠道,银行开通电子银行的决策也会受到已开通电子银行的竞争对手政策的影响。另外,本部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电子银行渠道与实体分支机构渠道之间的替代关系。本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电子银行渠道采纳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效率和风险的作用。本部分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估计了银行的利润效率、成本效率、利息收入效率和非利息收入效率,作为银行经营效率的指标。同时也采用了Z-score、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作为银行偿付风险、资本充足率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指标,分别考察了电子银行对一系列银行偿付风险、资本充足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指标所带来的影响。本部分采用控制函数法考察了电子银行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电子银行的开通能够提高银行的利润效率。尽管电子银行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效率,但是提高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效率。因此,银行利润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来提高的。在风险管理方面,电子银行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质量,同时也会增加银行的偿付风险。本部分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电子银行与银行绩效研究的文献,并分析了电子银行影响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第三部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银行业分支网点的整体分布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模式和特点。本部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影响银行跨区域经营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战略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另外,资产规模、银行总部与分支机构城市文化相似性、地理距离、分支机构附近城市分支网点数量、分支机构所在城市市场竞争状况等都会影响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决策。本部分研究丰富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相关文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文化对银行跨区域经营决策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还考察了网上银行的开通对银行地理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区域经营会带来银行利润效率和利息收入效率的下降,但是会带来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然而,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没有显着的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网上银行的开通会影响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强度。银行在开通网上银行后,跨区域扩张的强度会下降。本部分的研究从深入地考察了移动互联时代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充分认识电子银行渠道对银行未来发展的作用,把握渠道创新的发展方向;第二,注重和防范电子银行渠道发展中的风险;第三,银行需要更多地注重电子银行渠道与实体网点渠道之间的融合。

李其成^[6]（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班子洋^[7]（2019）在《GATS商业存在形式下我国电子支付服务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特定措施案”的裁决结果是我国开放电子支付服务市场的重要节点,该案明确了中国在入世承诺表中对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开放电子支付服务市场做出了承诺。在该案裁决做出后,我国积极履行义务,加快推进电子支付服务市场的开放。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出台了《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准入管理的决定》和关于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准入的（2018）第7号公告。这两个文件明确了电子支付服务两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使得电子支付服务行业对外开放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但是我国对电子支付服务市场中的规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没充分考虑到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情形,部分规制的内容与GATS规则不相符。因此本文从电子支付服务商业存在的角度出发,针对电子支付服务领域内的两大领域——银行卡清算服务和第三方支付服务领域的规制规则存在的问题和规制中的监管问题进行分析,找出现行规制规则中有哪些具体措施违背了我国在WTO的承诺,对外资进入我国电子支付服务市场造成了哪些实质性阻碍或者负面影响。并从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在制定电子支付服务相关规制时要注重规制规则之间的协调,审查规制规则内容是否与服务贸易协定规定的义务相一致。同时对我国应积极加入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协定谈判之中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把我国电子支付服务规制的标准或者模式向其他国家推广,有利于我国电子支付服务产业对外开放并走向海外。

殷冲^[8]（2019）在《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的安全问题及其法律应对》文中研究指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我国被界定为非金融支付机构,它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平台提供部分或全部货币转移服务,具体包括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第三方支付服务市场已发育较为充分,第三方支付几乎已经覆盖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对于如何规制、保护与有效监管外资金融或非金融机构,我国有关主管机关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提升第三方支付服务的竞争能力,履行对外开放的国际义务,我国已于2018年取消了对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准入限制,对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国民待遇。在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准进入我国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些新变化可能对在旧有法律框架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市场带来一定的风险、冲击或不确定因素,对我国维系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下的安全状态造成一定困扰。而这些困扰大体表现为更为突显的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从宏观层面看,鉴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提供的支付服务与一国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密切关联性,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后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金融安全,例如,大量金融信息数据的存储与传输安全问题、非法利用第三方支付服务进行洗钱、恐怖主义或腐败等犯罪活动引发的安全问题等。因此,在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进入我国市场之前,有必要进行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把控风险,强化国家信息安全体系和对反洗钱等犯罪活动的打击。从微观层面看,一方面,引入外资机构后,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服务提供者更加多元,要保持行业的稳健,需要加强或优化对包括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规制和运营监管,特别是需要通过适当的监管安排,对客户备付金和机构设施等安全问题要给予重视,全方位防控重大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服务的消费者,在引入新的外资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后,其交易安全与权益保障也更值得关注。前文所述的加强对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审查和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为此,应进行适当的法律安排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交易安全,特别是保障客户的资金、信息安全,以及保证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可以得到适当的法律救济。针对上述安全问题,本文在研究我国现有法律规则的现状与缺憾的基础上,提炼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制度经验,对我国如何合理借鉴和有效应对提出了个人建议。本文除了导论和结论以外主要是从以下四章来讨论:第一章主要是概念探讨。在第三方支付服务、第三方支付市场、外商投资支付机构以及第三方支付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安全状态等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阐述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进程和具体转变,进而指出这一转变可能带来的突出的安全问题主要涵盖国家金融安全、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运营安全及金融消费者交易安全等三大方面。第二章主要从分析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的关系、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准建立后对我国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宏观影响入手,对我国当前金融安全审查、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以及反洗钱、反恐怖主义和反腐败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应对这些变化时可能存在问题与不足进行剖析,并结合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制度安排加以评论,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金融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的个人建议。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对外开放条件下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运营安全的法律规制与监管问题,主要包括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准入阶段和退出阶段的规制问题,以及持续经营阶段有效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和机构自身的运营安全的监管要求问题,进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第四章主要是探讨第三方支付市场开放条件下金融消费者交易安全的法律保护问题,在指出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开放后金融消费者交易安全风险增加以及当前法律保障不足的基础上,对比国外在客户资金安全、个人信息安全、退市制度设计以及法律救济途径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提出在外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准入后有效保障我国金融消费者交易安全的应对之策。

周凡^[9]（2019）在《银行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准入放开的角度》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转型经济中,中国银行业将服务重点转为服务实体经济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研究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文章有效结合两大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是金融经济研究中商业银行研究领域,二是经济发展研究中技术创新与研发管理研究领域,利用理论模型和微观数据,系统梳理银行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充实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试图理解现实经济中商业银行准入放开对其自身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机制,为中国正在进行中的银行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文章共分为八个章节,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分析了文章的研究意义;梳理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创新点。第二章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三章从理论模型入手,具体研究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四章基于中国银行业微观数据,从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两个角度,实证研究银行准入放开对银行自身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第五章通过结合中国地级市银行业分支机构微观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行业融资依赖度降低内生性,探究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第六章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银行准入放开对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及机制。第七章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银行准入放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第八章针对全文的研究内容和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总结和分析,探讨了文章的创新与实践意义,并进一步突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文章的主要结论为:由于银行准入放开的监管放松改革降低了融资成本、降低了银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信贷供给,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的条件下,银行准入放开在“水平层面”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结构层面”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因此,银行准入放开通过信贷供给的增加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结论。第一,银行准入放开通过表外机制降低了银行风险。银行准入放开能够增加非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的提高降低了银行风险;同时,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银行准入放开对银行风险的正向影响,该效应甚至逆转了传统的“竞争—脆弱”的关系,使得银行准入放开与银行风险主要呈负向关系,遵从传统的“竞争—稳定”理论。因此,文章认为表外非利息收入的提高是降低银行风险的主要机制,银行准入放开主要通过非利息收入降低银行风险。第二,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金融结构降低了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金融结构显着降低了银行准入放开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金融结构对银行准入放开影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并无显着作用。第三,银行准入放开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言,银行准入放开具有两个方面的效应: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水平效应会带动企业创新的增加,而结构效应则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之间的纽带是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泉。第四,银行准入放开降低了银行业集中度,促进了银行竞争,提升了区域内企业信贷可获得性,降低了贷款利率,提高了均衡时的信贷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银行准入放开通过促进信贷供给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文章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新角度。一方面,文章是首篇基于中国银行的数据从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两种角度同时研究银行准入放开和银行风险因果关系的文献。现有文献对银行准入放开的研究大都基于资产负债表表内,缺少从表内和表外两个不同角度对银行准入放开与风险进行研究,本文从理论上拓展了银行准入放开和银行风险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对于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中,从银行融资与金融市场能否共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往从金融的角度对企业创新或者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中,大多会将银行融资与金融市场融资进行对比,观其对于企业创新或者经济增长的作用孰重孰轻;但是,现实经济总是二者混合体,只是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依赖的主要融资方式不同,故以往文献很少结合二者对经济增长或者企业创新进行研究。文章聚焦于银行融资与金融市场能否共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创新。（2）新观点。一方面,银行准入放开的影响效应包含“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两点:“水平效应”是指银行准入放开降低了融资成本和银行风险,从而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结构效应”是指银行准入放开通过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另一方面,金融结构信贷占比过高会降低银行准入放开对私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金融结构不影响银行准入放开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3）新方法。采用了三种方法降低研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第一,静态面板模型中,采用固定效应用来降低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同时,引入外部融资依赖度的指标,利用不同行业生产技术所赋予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来识别银行准入放开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因果关系,以此降低双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第二,动态面板模型中,采用内生性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来降低内生性;第三,准自然实验模型中,建立双重差分模型,采用政策性冲击来识别银行准入放开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以此降低内生性。（4）新数据。突破数据可得性受限的特点,在构建银行准入放开指标的同时,采用中国银监会“金融许可证”数据,根据“金融许可证”数据提取出每年每个地级市每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数,进而对更加微观的县级市的银行准入放开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从而使得实证结果更加稳健。

董哲^[10]（2019）在《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支付系统是市场经济下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支付系统在金融体系中定位为“血液循环系统”,使其不仅成为连接商品交易和社会经济的血脉,而且成为风险传递的主要渠道。因此,其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密切相关。而跨境支付系统由于涉及跨境因素,因而面临更多风险,更加需要注重与其相关的规则制度的完善。另外,跨境支付系统与国际政治格局、国际金融治理等也息息相关。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的垄断优势,成为美国对其他主权国家动辄威胁进行单边金融制裁的重要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上线,不仅有利于中国联合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对抗金融强权、完善国际治理格局,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研究对象为提供大额跨境支付服务的跨境支付系统。根据服务对象与支付金额大小等标准,支付系统可以分为大额支付系统与小额支付系统。其中,跨境支付系统往往提供跨境的大额支付业务,因而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关键,同时也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的高危地带之一。其也因此被归入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范畴。对跨境支付系统的研究,目标在于明晰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并据此提出完善建议,从而降低系统运行风险,促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跨学科分析等研究方法,遵循国际金融法的研究脉络,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分析入手,对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这三个方面的规则制度展开分析,以期为上线不久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提供进一步的制度完善建议。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正文分为以下几章。第一章为总论,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研究的概念、特征等必要前提。第一,明确支付、跨境支付、支付系统、跨境支付系统等基本概念,并对跨境支付法律关系以及其中法律权利义务进行了系统梳理。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实现资金跨境转移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第二节对全球跨境支付系统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了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产生以及发展现状。随后文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历程,包括了CIPS上线前在CNAPS支持下人民币跨境支付模式及其挑战,以及CIPS上线的重要作用等内容。第三节主要意在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即对文章主题——跨境支付系统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析。从国际金融法研究角度出发,该主题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小问题:跨境支付系统的国际标准研究;跨境支付系统的具体规则制度研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支付完善建议。后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第二章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建设与监管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支付经济学理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其中,支付经济学理论对支付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支付经济学视角下大额支付系统的作用与发展趋势,支付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安全与效率价值平衡等内容进行分析。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理论,则主要包括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与识别标准,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角度的金融风险应对,并结合美国与欧盟的实际标准,分析了跨境支付系统的系统重要性在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最后,文章分析了金融监管中常见的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理论,并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三章探讨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相关的国际标准的问题。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国际标准发布的背景。新形势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跨境运营监管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相应国际监管机制合作以及国际监管规则合作随之出现。这也成为有关国际标准出台的背景与依托。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与跨境支付系统相关原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有关支付系统的内容,核心内容继承自《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核心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与补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相关原则可以被总结归纳为法律基础、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第三节探讨了跨境支付系统国际标准的法律性质。现有研究或将其视为国际习惯法,或将其视为国际软法。文章对于国际习惯法与国际软法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前述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与特征,认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具有国际金融软法性质。第四章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与监管法律基础的问题。文章第一节对于美国与欧盟的跨境支付系统法律基础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总结。其中,美国模式表现为联邦法律与州一级法律相结合,而欧盟模式则是欧盟层级指令与条例与成员国层面的国内法结合。第二节结合美欧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于美元跨境支付系统CHIPS与欧元跨境支付系统TARGET2与EURO1的法律基础进行了对比分析,包括了法律适用规则、结算最终性规则、恢复与处置规则等方面基本规则。在探讨前述跨境支付系统的所在地域的具体法律制度之后,文章在第三节对调整跨境大额支付法律关系的联合国《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进行了分析梳理,并将其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等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在法律性质、法律效力、跨境支付系统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国际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调整范围等方面异同。第五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治理结构的问题。第一节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营者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了组织架构、管理与决策机制等。其中,CHIPS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EURO1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二者均为私营机构所有并运营,并且具有公司类似的多层次决策机制。TARGET2则由欧元体系所有并负责运营,后者属于欧盟层面的公共性质实体机构,具有不同于公司形式的多层级的决策机制。第二节主要探讨了美欧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准入的具体标准,主要包括了初次准入标准、参与者层级管理与参与者风险持续评审等制度。第三节则探讨了它们的公共利益权衡、信息披露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其中,公共利益权衡部分,对于三个支付系统的公共利益体现与考量进行了比较分析。信息披露则主要分析了CHIPS所独有的利益冲突披露以及回避制度。第六章分析了有关跨境支付系统风险管理的问题。支付系统风险可以分为结算风险、运行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这三类。文章第一节探讨了结算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界定与危害性,结算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的结算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二节探讨了运行风险管理问题,包括了法律风险、操作风险与商业风险的含义与表现,运行风险管理的原理,以及美欧跨境支付系统运行风险管理的规则制度。第三节系统性风险管理则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系统性风险的界定与成因;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管理控制的原理;美国、欧盟与英国对于系统性风险管理控制的监管规则制度。相应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国际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第七章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制度完善问题。第一节分析了CIPS法律基础的不足与完善。CIPS法律适用、结算最终性、恢复与处置规则以及支付系统监管规则存在具体法律法规缺失或效力层级较低,缺乏具有操作性的规则制度等不足,需要有针对性的立法进行完善。第二节分析了CIPS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完善。其中,CIPS运营者组织形式存在股权结构较为单一、决策机制不明等问题。CIPS参与者准入标准则存在国籍要求倒退,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问题与相应法律风险,未来需要结合CIPS全球运营状况,分阶段予以解决。另外,CIPS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未来可以结合组织形式完善一并解决。第三节分析了CIPS风险管理制度不足与完善。CIPS风险管理不足表现为结算规则疏漏、违约管理机制缺失、数据备份中心建设不足等问题,未来可以在借鉴CHIPS、EURO1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在系统性风险管理完善方面,未来中国监管部门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规定,确定具有操作性的具体SIFIs识别标准,并明确由具体的部门承担SIFIs识别与监管职责等,降低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

二、我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银行业发展如何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 ——基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GATS商业存在形式下我国电子支付服务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的安全问题及其法律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9）银行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准入放开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10）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D]. 戚瀚英.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2]银行业发展如何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 ——基于企业技术前沿距离视角[D]. 连旭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3]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D]. 汪立同.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4]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研究[D]. 李天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电子银行、跨区域经营与银行绩效 ——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D]. 何东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GATS商业存在形式下我国电子支付服务规制问题研究[D]. 班子洋.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对外开放的安全问题及其法律应对[D]. 殷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银行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银行准入放开的角度[D]. 周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10]跨境支付系统法律问题研究[D]. 董哲. 武汉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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