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怎样过“入世”关(论文文献综述)
高渊[1](2021)在《里程碑与新变革》文中提出今年9月16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一位82岁的1965届校友,向母校郑重捐赠一支钢笔,以及笔台、吸墨器等8样物件。整整20年前,他在卡塔尔多哈用4支同样的钢笔,轮流在一份议定书上签字。如今,另外3支分别被国家博物馆、商务部档案室等收藏保管,这位老人?
高雯茜[2](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界贸易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区(FTA)实现贸易壁垒的降低和消除,求得更好地融入国际竞争和促进国家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加强与贸易合作伙伴的互利往来。而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贸易是一项实现技术赶超的主要措施。在中国经济追求稳增长的背景下,考虑到人口结构变化、资源环境瓶颈、制度政策改革等因素,也聚焦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国际经济贸易局势整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行趋势,中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速度规模转变为质量升级是大势所趋。因此研究中国进口中间品时,关注中间品进口质量的问题是有必要的。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意义和中间品进口质量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价值,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的指导价值。本文从自由贸易区伙伴的整体样本和特定区域样本两个维度,研究自贸区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首先分析中国的中间品生产及贸易概况,并测度中国中间品进口的质量,以东盟为例分析中国从东盟进口中间品的情况。其次强调竞争效应的重要性,并指出途径分析中关税因素的影响。接着在实证部分,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一是基于进口中间品的加工贸易组和一般贸易组分析总体结果,二是分析特定区域市场,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样本,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具体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自由贸易区战略降低了进口中间品关税,企业倾向于进口优质中间品,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效应,且该政策冲击对一般贸易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较加工贸易中间品更大,这一结论在特定区域市场也适用。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1)推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外的广度和深度;(2)加强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工作,利用竞争效应发展创新驱动;(3)推动一般贸易中间品的关税优惠政策实施,提升产品质量,以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4)加强国内软硬件配套设施,发展国内大循环。
王晓娟[3](2021)在《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认为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新趋势的演进,全球产业体系分工布局正在发生调整,特别是近岸、围绕需求中心的集中布局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制造业既面对价值链制高点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限制,同时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中高端升级的战略封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需要把握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特征,确立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突破比较优势的制高点限制,掌握中高端升级的产业分工主导权,改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境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全球价值链突围之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扩张,中心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新形态,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城市空间格局与一国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空间集聚是一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现有对经济集聚外部性的探讨中,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基于单中心空间集聚(单个城市)的视角,随着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形态已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的特征,以及中国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新一轮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探寻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空间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城市规模扩张和多中心结构的视角,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存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讨论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的连通等机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探索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按照“理论基础——现象描述——理论建模——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的研究逻辑,本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第二部分分别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和分工位置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测算,初步判断了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论文第三部分在Kee and Tang(201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交易成本外部性,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刻画,并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分别讨论了城市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通过逻辑推演建立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量”的方面,通过数理建模,得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三个决定因素:企业加成率、中间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和国内外交易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大小。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升和利润的增加,进而可以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上升(价格效应);同时,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产品,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的DVAR(替代效应);此外,在国际运输和交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国内交易运输成本越低,企业出口的DVAR越高(交易成本效应)。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质”的方面,通过对现有研究基础的梳理,总结提炼了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论文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的经验数据,分别从城市、省域以及城市群的不同地理圈层和空间维度检验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城市规模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其中价格效应、替代效应均显着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整体“倒U”型关系主要是由交易成本效应驱动的,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成熟,均能提升一个城市内部的资源承载能力,最大化的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释放,进而助推城市内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第五部分重点考察了省域层面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省域多中心结构集聚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单个城市的集聚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只有单个城市经济活动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产业具有了一定的集群基础,多中心结构才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呈现出从东到西梯次递减的特征,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经济活动较为分散,城市间不容易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分工网络,因此东西部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从行业特征上来看,这是由于高技术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技术特征对集聚和分工协作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多中心结构的城市中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网络实现协同创新,而低技术行业则可以通过在多中心集聚的城市中充分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红利,进而趋向于向其他行业技术水平收敛;从贸易方式来看,由于非加工贸易的生产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内和国外,其所需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加工贸易更大的替代弹性,城市多中心结构的“替代效应”更强,因此对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影响更大。第六部分以中国20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层面探讨跨省份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分别单独考察了行业内集聚效应和行业间集聚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能够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最终推动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地位升级。由于区域层面跨越的行政边界较为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多中心结构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城市一体化程度越高、城市间人口流动越自由、城市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群内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升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最后一部分针对如何发挥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效应,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升级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从空间视角上,最大程度的释放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的集聚效应,在积极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发展的同时,要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更好地发挥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协同作用。首先,城市群建设中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是发挥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和建立是城市群建设的基础。其次,城市群建设要打破城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破除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是发挥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最后,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有助于城市群内部通过协同分工产生更强的合力,进而增强空间集聚效应对企业GVC升级的溢出效应,通过城市群建立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从而有力助推中国企业在GVC主导的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攀升。在全球价值链和城市体系不断重组和整合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从开放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化扩张和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方向,制定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和机制设计,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城市集群的外部效应;又有利于在城市群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积极互动,从而探索出一条以城市网络为依托、以产业空间集群为动力来源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相对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跳出了传统集聚理论强调数量规模经济的惯性思维,从集聚的空间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丰富和拓展了集聚理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空间发展理论由“要素论”、“功能论”、“能力论”拓展到“价值论”领域。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视角,本研究从经济的空间组织结构和集聚的空间形态的全新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首次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不仅讨论了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关注了城市群这种超越单个城市的空间形式和多中心集聚的形态对价值链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机制,对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和渠道的解释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姜帅帅[5](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必然推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出口产品竞争需要从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出口产品加成能力的提升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如何才能获得快速的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从哪些路径对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这些作用路径的方向和程度又如何,政府和企业应该怎样去应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影响为主题,着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侧重从哪些路径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分析层面,基于异质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沿用Handley(2014)的基本思路,从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入手,首先论证了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临界条件。以关税变化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替代变量,模型中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论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出口决策的条件;最后,结合模型推导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关系式,通过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论证并得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出口产品加成率提高这一基本理论假设。在实证层面,论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在已有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算并改进了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测算方法,同时分别对这两个关键变量进行了测算和特征事实描述;其次,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做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倍差法),系统评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大样本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加成能力,且此研究结论比较稳健;机制考察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及出口产品质量并降低出口产品边际成本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影响出口产品价格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提升。最后,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地,论文还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效应,首先借鉴Melitz和Polanec(2015)的生产率分解思路对行业加成率的增长率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企业内加成率显着提升,但并没有使加成率较高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却存在显着的市场份额改善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部分加成率较低的企业进入了市场,从而降低了行业加成率平均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加速了加成率较低企业市场退出的概率。论文研究结论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有效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不利冲击提供了决策依据。
孙舒[6](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卢晓菲[7](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曹鸿宇[8](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蔡文心[9](2019)在《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文中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关注。那么,中国主要污染物变化是否是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果国际贸易对中国主要污染物变化有影响,其作用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又有怎样的影响?目前文献中尚缺少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论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中国环境污染数据,实证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论文基于Levinson(2009)的理论分解模型,把单一国别的分解模型拓展到全球多国别和多污染物排放的研究当中,把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解成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三种效应,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分析框架和基础。随后,论文以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结构效应机制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城市层面污染数据,把中国加入WTO作为外生的贸易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最后,论文以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技术效应为切入点,利用中国企业层面污染数据,借助于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微观企业出口行为对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论文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理论分解模型,研究发现全球二氧化碳、硫氧化物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即规模效应占主导因素,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有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其中技术效应是导致污染物排放下降的主要因素。但是,针对不同的经济体,分解结果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依赖于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对污染偏向型产业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结构效应会导致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趋于增加;对清洁偏向型产业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结构效应会导致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趋于下降。第二,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事件对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没有对水污染物COD的排放总量产生显着的影响,却促使了主要空气污染物SO2的排放量下降。这一异质性影响主要是由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不同产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进口关税下降,其中轻工业进口关税下降幅度高于重工业,促使轻工业出口比重上升幅度较大,进而推动出口结构变得更加清洁,有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虽然出口扩张增加了污染物排放,但是更加清洁的出口结构抵消了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上升。第三,针对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出口企业的COD排放强度显着低于非出口企业,但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没有显着低于非出口企业,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行为显着降低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从企业微观角度来看,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有助于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同时也可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减少排放总量,虽然出口企业导致规模扩大,但是低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或者离岸外包方式抵消了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上升,导致出口企业排放较低。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拓展了现有单国别的机制分析。论文在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的作用机制时,把对单一国别的分解研究拓展到全球和不同经济体的研究中,丰富和补充了现有文献,有助于全面考察分析全球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情况,了解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全球以及各不同经济体中的异质性表现,从而能够得出更为全面和一般性的研究结论。第二,拓展了中国加入WTO影响新的研究领域。论文研究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拓展了现有关于中国加入WTO研究中仅从贸易角度考虑其对企业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决策、企业加成率等方面的影响,为未来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三,为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文献提供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证据。论文从中国微观企业视角研究企业出口行为和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的相关性,同时分析相应的作用机制,补充了现有研究文献的空缺,为国际贸易与环境这一研究主题首次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实证证据。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论文的研究丰富和补充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论文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可以为出台相关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论文揭示了国际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微观机制,补充了现有文献的空缺,对出台影响企业清洁技术研发的创新政策和减排行为的环境监管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周定根[10](2019)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性,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经过数十年对外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的追赶型战略受到的阻力越来越明显。在出口增长的“量”放缓和遇到障碍时,如何追求增长的“质”?本文以出口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切入视角,研究由关税下降引致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也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营商环境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出口时机的影响。通过呈现中国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的典型事实,发现中国的关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零关税和低关税产品数大幅增加,高关税产品数大幅减少,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下调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且下调幅度较大。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也不断下降。60%左右的出口片段在出口一年后即退出,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都很短。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产品的退出风险逐渐下降。测算企业出口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初步统计,观察到企业-产品出口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大部分出口关系没有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进口成本降低效应、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以及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四方面进行阐述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国贸易体系特有的“双轨制”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入品关税减免整体上提升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说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生存状况。关税减免对核心程度较高的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核心程度较低的产品。以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为起始时间的出口片段退出风险也下降得最多。以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下降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持续时间,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从市场竞争的再分配效应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改善,而非核心产品则加速退出出口。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逐渐向核心产品集中。这一再分配效应也体现在出口产品质量、价格和差异化程度上,高质量、高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提高,而低质量、低价格和同质化产品逐渐被淘汰。进一步从法制环境和声誉质量两方面考察区域营商环境对贸易自由化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提升区域法制化水平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从出口目的地数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考察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对出口目目的地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区域法制环境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目的地数与集中度的促进作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从自身出口经验中学习以决定后续出口时机。发现企业在积累出口经验以降低固定成本和获取潜在出口收入之间权衡,以决定出口的时机和顺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仅从成立到首次出口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且后续进入不同国际市场的时间间隔也更短。生产率高的企业先进入需求规模更大的国际市场以获取高的潜在收入,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先进入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国际市场以积累经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尊重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建立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更高的贸易政策环境以及为企业构建高效便捷的进出口服务等方面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企业怎样过“入世”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怎样过“入世”关(论文提纲范文)
(1)里程碑与新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最大的疑问 |
最深的顾虑 |
最难的谈判 |
最好的结果 |
最新的变化 |
(2)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内容 |
1.3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 |
2 文献研究综述 |
2.1 中间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1.1 价格角度 |
2.1.2 企业研发角度 |
2.1.3 进出口贸易角度 |
2.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间品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 |
2.2.1 贸易理论角度 |
2.2.2 贸易效应角度 |
2.2.3 产品质量角度 |
2.3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相关贸易实证研究 |
2.3.1 进出口产品质量角度 |
2.3.2 贸易方式转型及政策角度 |
2.3.3 经济增长研究角度 |
2.4 简要评述 |
3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中间品生产及贸易分析 |
3.1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中间品生产分析 |
3.1.1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分析 |
3.1.2 中间品生产分析 |
3.2 中间品进口贸易规模和结构分析 |
3.2.1 中间品进口贸易规模分析 |
3.2.2 中间品进口贸易结构分析 |
3.3 中间品进口质量和国别分析 |
3.3.1 中间品进口质量分析 |
3.3.2 中间品进口国别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4.1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影响的机制分析 |
4.1.1 成本效应 |
4.1.2 产业关联效应 |
4.1.3 学习溢出效应 |
4.1.4 竞争效应 |
4.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影响的途径分析 |
4.2.1 关税削减对中国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
4.2.2 其他相关因素对中国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5.1.1 进口中间品关税数据说明 |
5.1.2 进口中间品质量测算 |
5.1.3 实证模型 |
5.1.4 数据描述及来源 |
5.2 实证分析 |
5.2.1 总体结果回归 |
5.2.2 特定区域市场回归 |
5.2.3 平行趋势检验和随机性检验 |
5.2.4 稳健性检验 |
5.2.5 实证结果说明 |
5.3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3)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提出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 |
1.2.2 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 |
1.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1.3 研究内容、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 |
1.3.2 论文结构与研究设计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与GVC地位演变的基本事实 |
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2.1.1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
2.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结构演变 |
2.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特征事实 |
2.3 微观典型事实: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
2.3.1 城市空间结构指标测算 |
2.3.2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的测算 |
2.3.3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地位的特征事实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升级的理论机制 |
3.1 基于企业全球价值链获利能力的理论模型 |
3.1.1 基准模型 |
3.1.2 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外部性 |
3.2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获利能力的影响机制 |
3.2.1 城市规模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3.2.2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3.3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分工位置的影响机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城市规模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4.1 问题背景 |
4.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4.2.1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渠道 |
4.2.2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渠道 |
4.3 实证设计 |
4.3.1 指标构建 |
4.3.2 模型设定 |
4.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4.4.1 基准回归 |
4.4.2 内生性处理:Heckman两步法 |
4.4.3 稳健性检验 |
4.5 进一步分析:集聚效应的机制检验 |
4.5.1 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检验 |
4.5.2 城市规模对企业GVC位置的作用机制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5.1 问题背景 |
5.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5.3 实证设计 |
5.3.1 指标构建 |
5.3.2 模型设定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5.4.1 基准回归 |
5.4.2 内生性处理:IV估计 |
5.4.3 稳健性检验 |
5.5 城市空间结构外部性的异质性分析 |
5.5.1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
5.5.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
5.5.3 基于企业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5.6 基于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机制检验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城市群、集聚效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6.1 问题背景 |
6.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6.3 实证设计 |
6.3.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6.3.2 样本选取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6.4.2 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 |
6.5 集聚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获奖项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
2.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 |
2.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述评 |
2.2 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2.2.1 企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2.2.2 行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2.2.3 产品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2.2.4加成率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3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基准模型构建 |
3.1.1 消费者偏好 |
3.1.2 生产和进口关税 |
3.1.3 企业出口临界条件 |
3.2 模型拓展: 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 |
3.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情形下的企业出口决策 |
3.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的作用路径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 |
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与特征事实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测算 |
4.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特征事实 |
4.2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与特征事实 |
4.2.1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 |
4.2.2 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描述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
5.1.1 计量模型设计 |
5.1.2 变量构造 |
5.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5.2.2 稳健性分析 |
5.2.3 异质性分析 |
5.3 作用机制考察 |
5.3.1 融资约束路径 |
5.3.2 产品价格路径 |
5.3.3 技术复杂度路径 |
5.3.4 出口产品质量路径 |
5.3.5 边际成本路径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 |
6.1 行业加成率分解与测算 |
6.1.1 行业加成率的分解方法 |
6.1.2 行业加成率分解结果与分析 |
6.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动态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6.2.1 计量模型设计 |
6.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水平效应 |
6.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
6.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进入效应 |
6.2.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退出效应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理论研究结论 |
7.1.2 实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范畴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一、WTO制度发展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中文论文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一)英文着作 |
(二)英文论文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致谢 |
(7)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2.2.1 关税测算法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2.2.3 文本提取法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4.1.2 出口升级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4.2.1 基本假设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5.1.1 数据来源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5.3.2 非关税壁垒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5.5 机制分析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5.5.2 沉没成本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6.1.1 数据说明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3 稳健性检验 |
6.3.1 序列相关 |
6.3.2 逆向因果 |
6.3.3 入世效应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6.4 企业异质性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6.5 行业异质性 |
6.5.1 价值链嵌入 |
6.5.2 技术水平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6.6.1 国家差异性 |
6.6.2 收入水平 |
6.7 机制检验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7.1.1 数据来源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7.3 稳健性检验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7.4 异质性影响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7.5 机制检验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外资自由化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1.6 研究提纲 |
1.7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2.1.4 小结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4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4.2.6 小结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4.3.4 小结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5.5 小结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6.1 变量描述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6.4.3 稳健性分析 |
6.4.4 机制分析 |
6.4.5 拓展分析 |
6.5 小结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7.3 研究设计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7.5 小结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论文的框架结构 |
1.4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 |
2.1.1 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 |
2.1.2 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 |
2.2 关于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
2.2.1 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
2.2.2 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
2.2.3 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 |
2.2.4 关于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分解研究 |
2.3 关于国际贸易和环境的相关假说 |
2.3.1 关于环境库茨涅兹假说的相关研究 |
2.3.2 关于污染天堂假说的相关研究 |
2.4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相关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3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基于WIOT数据库的分解 |
3.1 全球和各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现状 |
3.2 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机制 |
3.3 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 |
3.4 基于全球范围的分解结果 |
3.5 基于各经济体的分解结果 |
3.6 主要贸易经济体的分解结果 |
3.6.1 基于美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6.2 基于德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6.3 基于中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7 小结 |
4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结构效应——来自中国加入WTO的证据 |
4.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假设 |
4.2 实证模型 |
4.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4.3.1 数据来源 |
4.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估计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影响机制讨论 |
4.7 小结 |
5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技术效应——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实证模型 |
5.2.1 基础回归模型 |
5.2.2 TFP估计模型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 |
5.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3.2 变量构造及描述性统计 |
5.4 实证回归结果 |
5.4.1 TFP估算结果 |
5.4.2 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讨论 |
5.4.3 排放总量回归结果 |
5.4.4 排放强度回归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不同企业TFP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
5.5.2 使用包括电力等相关行业的所有行业的稳健性检验 |
5.6 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 |
5.7 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10)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与持续时间文献回顾 |
2.1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准模型及拓展 |
2.1.1 基准模型 |
2.1.2 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融合 |
2.1.3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拓展与应用 |
2.2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 |
2.2.1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2.2.2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2.2.3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2.2.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
2.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1 进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2 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方法 |
2.3.4 进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研究 |
2.4 总结性评述 |
第3章 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典型事实和作用机制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2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与典型事实 |
3.2.1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方式 |
3.2.2 贸易自由化典型事实 |
3.3 出口持续时间测算与典型事实 |
3.3.1 年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3.3.2 季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3.3.3 出口可持续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3.4 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3.4.1 进口成本降低效应 |
3.4.2 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 |
3.4.3 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 |
3.4.4 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 |
4.2.2 生存分析方法与数据 |
4.3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
4.3.1 Cox风险模型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4.3.2 扩展Cox风险模型初步回归结果 |
4.3.3 产品异质性与交互作用 |
4.3.4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与出口片段起始时间有关吗? |
4.3.5 关税减免内生性 |
4.4 稳健性检验 |
4.4.1 分企业所有制与产品差异化检验 |
4.4.2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 |
5.1 引言 |
5.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5.2.1 不确定性下降与出口持续时间 |
5.2.2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5.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5.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
5.3.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典型事实 |
5.4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5.4.1 Cox风险模型与变量定义 |
5.4.2 数据来源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5.5 实证结果与解析 |
5.5.1 初步回归结果 |
5.5.2 排除其它政策干扰和反事实检验 |
5.5.3 替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测算方法 |
5.5.4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5.6 再分配效应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贸易自由化、区域营商环境与可持续出口 |
6.1 引言 |
6.2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6.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6.3 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影响出口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
6.3.1 基础回归结果 |
6.3.2 稳健性检验 |
6.3.3 出口目的地结构 |
6.4 出口持续性的生存分析 |
6.4.1 离散时间生存模型与生存函数估计 |
6.4.2 cloglog模型估计结果 |
6.5 商业信用、贸易中间商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时机 |
7.1 引言 |
7.2 理论机制分析 |
7.2.1 最优出口时机选择 |
7.2.2 国际市场进入速度 |
7.2.3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7.2.4 运输成本与出口时机 |
7.3 计量模型、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7.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
7.4 企业生产率影响出口时机估计结果 |
7.4.1 基础回归结果 |
7.4.2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7.4.3 运输成本与出口顺序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命题7.1-7.3 的证明 |
附录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 |
致谢 |
四、中国企业怎样过“入世”关(论文参考文献)
- [1]里程碑与新变革[N]. 高渊. 解放日报, 2021
- [2]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研究[D]. 高雯茜. 浙江大学, 2021(10)
- [3]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D]. 姜帅帅. 山东大学, 2021(11)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7]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D]. 蔡文心. 浙江大学, 2019(12)
- [10]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D]. 周定根. 湖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