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清算了姚雪印的全部故事

一、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论文文献综述）

左安秋^[1]（2021）在《《牛全德与红萝卜》版本考释》文中研究指明《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姚雪垠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从初刊版到文座出版社版本,再到怀正文化版,在赞赏者和批评者两方的意见中,姚雪垠根据社会现实的变迁,不断对旧作进行修改,对主要人物的情节进行了增删,丰富了人物性格,填补了旧作中的情节缺陷,同时也使小说更加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需求,形成了《牛全德与红萝卜》这一经典小说的最终面貌。

何蓓蓓^[2]（2020）在《革命体制下萧军式“个人主义”的命运 ——“萧军思想批判”始末（1946-1949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聚焦于1949年春发生在东北文化界的大事件——“萧军思想批判”,通过梳理和考察“萧军思想批判”的前因后果,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夕,萧军作为党外革命作家的个人处境、遭遇及其抉择。抗战胜利后,萧军回到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在东北局的支持下萧军不仅提升了个人名望,也得以顺利发展个人文化事业,成立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创办了《文化报》。但因东北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以及东北局势的变动,以及他与东北文协、东北局宣传部日益僵化且不能调和的关系,先后卷入“秦友梅事件”、“王通事件”和“《文化报》事件”,最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以打击革命队伍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为目标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文章即选取萧军这段大起大落的独特经历,借助日记、报纸等一手资料,考察他从革命作家沦落成所谓“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这一遭遇的历史细节,和情感、态度、思想上的转变过程。同时,从萧军式的所谓“个人主义”的悲剧性结局中,思考中共革命体制下个人与集体、情感与制度、自由与约束、个人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冲突与矛盾,更好地理解历史中的“人”及其所处的大变动时代。

王祺^[3]（2019）在《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关于邵荃麟的解读主要呈现两种态势:出于政治批判而认为其文艺思想政治性不足而审美性有余;出于审美立场而强调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处理。近几年则主要是试图将两种态势融合,但是又有“去语境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抗战后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所阐发的文艺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从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切入,探讨为其鲁迅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的新现实主义“典型论”、体现审美功利性的新人道主义,揭示“典型论”和功利性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考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学习和理解,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邵荃麟文艺思想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到后来背离“主观论”的转变,揭示出背后两种文艺范式的复杂纠葛。从而以邵荃麟为视角呈现抗战后期国统区左翼文论界的转向路径。本文首先考察了邵荃麟抗战时期围绕阿Q进行的鲁迅研究。具体来说,邵荃麟利用阶级论区分了阿Q与阿Q主义,指出阿Q主义作为奴隶失败主义是应该被批判的,而阿Q作为阿Q主义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由此,邵荃麟的鲁迅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国民性批判对阿Q国民劣根性（即阿Q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则将阿Q作为一个受害者而加以同情,从而实现了对国民性批判范式的突破。此外,因为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受到过冯雪峰的影响,所以本文结合冯雪峰对阿Q的讨论,说明阶级论对启蒙论国民性批判范式的延续与改写,正体现了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对阶级论与启蒙论国民性批判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同时内在于邵荃麟抗战时期对革命的民族文化的理解之中。其次,本文在第二部分讨论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核心,即新现实主义与新人道主义。其中,以“典型论”为中心的新现实主义论述,不仅是邵荃麟的鲁迅研究所诉诸的理论资源,也是其从事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不过,受制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理论界对创作主体问题的关注的影响,邵荃麟在揭示“典型论”的内涵和阶级论本质时,不可避免地突出了作家主观思想力的作用。而新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对战斗性的强调。这一强调首先是以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面目出现,通过批判远离现实的个人化审美,邵荃麟强调了审美的现实功利性,尤其是战斗性。然而无论是新现实主义“典型论”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还是新人道主义功利性对作家情感的突显,都指向了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本文通过梳理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的具体经历,来考察邵荃麟在国统区背景下学习、理解《讲话》的过程。正是在对《讲话》的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中,邵荃麟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转变为对“主观论”的背离;对作家主体性的突显也转变为强调作家应通过深入人民群众,改造自身思想情感,从而进行阶级改写,成为新的历史主体中的一员。邵荃麟的这一思想转变其实也是一种从鲁迅左翼传统转向带有鲜明阶级立场和党派性的延安文艺方向的重要变化,由此也可窥见国统区左翼文论界在抗战后期的变化图景。

张丽莹^[4]（2018）在《论姚雪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雄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形态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姚雪垠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形象,他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呈现了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英雄叙事。英雄人物在姚雪垠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值得赞扬和歌颂的人物,也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渗透着姚雪垠对英雄叙事的审视。本文试从英雄叙事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文本的分析,阐述其英雄叙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变化,并进一步总结英雄叙事在其小说中的艺术独特性。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姚雪垠小说中英雄叙事的生成背景,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来探究作家小说中英雄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作家的成长经历两部分,外部环境因素使作家的英雄主义情结开始萌芽,而作家的成长经历促使其英雄主义进一步发展。其次,地域环境对作家英雄叙事内涵的丰富,河南地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使得作家的英雄叙事中注入了“仁”和“义”的内涵,同时土匪作为中原地区的特殊群体对中原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为姚雪垠的英雄叙事提供了创作素材。最后,探究时代变迁对作家英雄理念的影响。由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经近70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其创作中的英雄理念也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第二章是姚雪垠小说中英雄叙事的人物塑造。通过对姚雪垠小说文本的深入研究,将其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分为三个类型。早期作品中,作家着力于塑造底层小人物英雄,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的成长;长篇小说《长夜》中,作家塑造了民国时期中原土匪的群像,表现了匪类英雄身上所具有的可贵品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作家不仅塑造了李自成这样一位高瞻远瞩、英勇仁厚的“历史英雄”,还塑造了一群起义英雄的群像。这三类英雄人物形象,构成了姚雪垠小说创作中英雄人物的总体框架。第三章是姚雪垠小说中英雄叙事的艺术独特性。首先,创作手法的借鉴与创新。姚雪垠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各种现实主义创作的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其次,作家对于乡土化声音和画面的呈现。姚雪垠一直致力于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探索,他对大众口语的实践和对中原民俗的探索,使得他的英雄叙事具有明显的乡土化特征。最后,姚雪垠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复线式的结构、分单元叙事,抓住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和冲突,便于突出英雄人物的英雄气质,也显示出了均衡对称的美感。结语中对姚雪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进行小结,同时对姚雪垠的创作水准和实绩与其在文学史上的不相称定位现象予以评说,期望给予这位作家一个更加科学、合理、公允的评判。

王秀涛^[5]（2018）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文中提出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大多把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原因在于某种意义它意味着文学格局的重组,同时此次会议代表的产生也被视为利益的再分配和作家队伍的重新组织。因此学界提及50年代的文学转折和分化、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其新质时,也经常以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作为例证。但事实上关于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目前学界的研究却仍然是笼统和模糊的,已有的研究主要为个案研究,问题多指向某位作家为何没成为代表,某位代表在文代会的遭遇等等,系统

肖尊荣^[6]（2018）在《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文中认为胡风事件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了解一代知识分子和特定时代特征的窗口。在党管文艺的大背景,《新文学史料》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史料性刊物,曾因刊载胡风等敏感人物、事件的材料,面临过停刊的危机。正因如此,胡风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并不是一览无余的简单呈现,必然会经历各方力量的一个均衡博弈。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也就为《新文学史料》中的胡风形象构建,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阐释的空间。简单地说,阐释“胡风形象”的构建,也就是在窥探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语境。故本文则试图从胡风及妻儿,历史亲历者、后来研究者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论及胡风和妻儿对“胡风形象”的建构。胡风回忆录中的“胡风形象”没有了当初与人善辩的豪情,对不同的意见,在文中以一笔带过的方式进行回应,用平静的语调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历程。而在这个展示过程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所能揭示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妻子梅志,却与胡风的低调截然相反,积极为胡风进行辩护,扞卫中央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后的成果。一方面,以维护胡风的写法,填充了胡风自我一笔带过的“迷途期”的空白,另一方面,随着胡风在大众视野中正面形象的确立,梅志也能接受他人在描写胡风时,胡风形象能存在一些细微的瑕疵。子女晓风致力于书信、日记的整理,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所断章取义所摘抄的书信,并完整的公布于众,呈现出当时的历史真实;晓谷、晓山更多的是撰写回忆文章,补充在胡风与梅志的文章中,所没涉及到的平反后的情况,其笔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研究者的回应、论争文章。而晓谷、晓山的这些文章的写作,自然只能发生在重写文学史,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之后的1990以后的年代。第二部分探讨与胡风有过接触的历史当事人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与第一部分相对固定的主体不同,历史亲历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包括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人物,难以做到精细化的考察。将其粗略划分,只好分为胡风“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与“正面”形象的建构者,且胡风形象的建构者们也往往会有交叉,而这些交叉也正是胡风形象演变的复杂性之所在。在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中,其中包括有“周扬派”、“胡风派”以及因胡风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人。而正面形象的构建,大都历经了由胡风生平好友,到第一批胡风分子,以及第二批胡风分子的承接。且构建胡风形象所用到的话语体系,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更偏向于用个人化的语言来表达。总之,胡风形象在由负面到正面的变化过程中,也逐渐走向客观。第三部分论及以“学者”为主要身份而呈现出来的“胡风研究者”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他们着眼于胡风的翻译家身份,致力于挖掘胡风对台湾文学的译介,同时也挖掘出大陆与台湾对立时,在五六十年代台湾、香港等地媒体对胡风的评价,以此构建出一个与大陆迥异的胡风形象。其次,一些研究者以胡风为中心,考证胡风的生平事迹,钩沉胡风建国前的历史事件,解读当时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补充胡风自我构建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从文献学的视角,对胡风作品进行补遗、研究考证胡风的书信、全集,通过胡风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胡风形象。

蔡洞峰^[7]（2017）在《胡风对“鲁迅传统”的建构及其实践》文中提出作为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重要阐释者和弘扬者,胡风在鲁迅去世后一直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和实践。他对"鲁迅传统"建构和传承,一直持续到晚年。在胡风的着述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鲁迅文字,其代表性文章有:《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断章》《文学上的五四》《如果现在他还活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以<狂人日记>为起点》《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等,在着名长文《论民族

宋泉^[8]（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指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徐玉松^[9]（2016）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文中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它宣喻党的文学方针政策,统一文学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建构或调整文学体制,规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方法,制定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活动框架,规划了当代文学生产的方向。范式（paradigm）理论经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提出,已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本文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文学范式是文学观、文学体制和文学范例的总和,指特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工作者所一致遵循的文学观念、理论原则、制度规范、话语类型和应用范例。本文认为:在共和国初期三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代会的召开是构建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仪式,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四次文代会构建了三种形态的文学范式。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1949-1956）。在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段期间,新生的国家展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想象,按照苏联模式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经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整合文学共同体,达成反映论文学观共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初步建立高度集中和组织化的文学体制,并以解放区文学为范例,工农兵美学由此崛起。第三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1956-1976）。1956年,国家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由文学战线的斗争、摇摆,迟至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才完成文学范式的革命,由“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由于国内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直到“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才走向常规文学阶段,工具论文学观成了共同信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专制化的文学体制,“样板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范例。第四次文代会构建了“新时期”文学范式（1976-1985）。随着专制文学时代的结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审美论文学观得以确立,文学体制日渐松动,文学创作和批评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文学题材、文学方法、人物类型等禁区被打破,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与西方文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并行不悖,文学范例日趋多元化,文学逐渐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中国当代文学三种范式在文学观、文学体制、文学范例上存在明显差异,却又在文学资源、思想逻辑和活动框架上呈现了连续性。因为文学体制改革,1985年后,垄断地位的、统一的文学范式解体。不过,文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的文学知识、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形成新的文学共同体,从而产生新的文学范式。

刘军^[10]（2016）在《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讨论革命洪流中的聂绀弩（1903-1986）以及他的文学活动。本文共四章。第一章讨论聂绀弩和革命组织之间冲突。聂绀弩参加革命,有一定的被动性。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关于聂绀弩的传记总是强调这时期他很反感国民党,但事实不全如此。1927年从苏联回国的聂绀弩还是很积极地参与了康泽等人发起的护党事业。虽然聂绀弩脱离了国民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但他的转变有一定偶然性。本章第一节讨论聂绀弩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另三节评述他违反党的纪律各类言行。他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表现于三个方面:一、与身属国民党阵营的友人、政工头子康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将私人情感凌驾于组织之上;二、写反战诗,把中共和国民党相提并论,要它屈从战后民众的和平心理,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批评党的政策;三、建国前后,写诗歌颂新中国,被认为污蔑毛主席;写学术论文,又被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此观之,他和组织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这个“大自由主义者”有忠于革命事业的一面,他以笔为旗,用杂文为组织的事业呐喊。第二章讨论聂绀弩的杂文。聂绀弩留名现代文学史,就因他是有影响的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是变动的,在九十年代以前,他是“战士”,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史家更推崇他写于抗战时期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篇章,此时,他的文学史形象更接近“五四”的启蒙主义者。这一变化说明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色彩的作品更具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以第二节,笔者要分析聂绀弩杂文中可归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部分,这些杂文传承了部分五四精神。考虑到淡化政治对抗色彩是当时南方局领导人的文化策略,这批杂文又可以视为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策略之实现。解放战争时期,聂绀弩转向了更为激烈的写作策略,抨击国民政府、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这时期的杂文在品质上背离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第三章讨论建国后组织对其成员的规训,以及成员对这种规训的顺从与反抗。聂绀弩的遭遇很有典型性。1949年以后“肃反”、“反右”、“文革”,聂绀弩都被卷入,饱吃苦头。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运动对象的惩罚一次比一次严厉,而对象在运动中则变得更驯顺,认罪的姿态也更主动。但是,不能因为个体更顺从就认为他被改造好了。相反,上一波政治运动落潮后,下一波到来之前,聂绀弩内心变得更桀骜不驯。他激烈指责运动本身,为自己鸣冤叫屈,反思质疑运动中施行的政策。这说明思想改造或检讨运动对个体的规训效果值得怀疑。这种两面性在党内知识人群体中有普遍性。不过,大部分人的反思始终无法贯通到革命的源头处,留下“两个X”现象供后人猜谜。第四章讨论聂绀弩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分析一个经历严重身心创伤的知识人在极“左”年代试图重建内心的私人性的努力、失败及其苦闷。聂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和众多经历九死一生的右派文化人过从甚密。聚餐交游,作诗赠答,在利维坦暗影边界处寻找友谊和温暖,以满足个体对群生活的渴念。但是,这样的群聚并不能消除个体遭遇的压力和孤独,所以,聂绀弩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诗歌中的隐逸逍遥传统,开始书写出世的意欲。这种写作带给他暂时的平衡。然而,在虚无与实在、绝望与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毕竟是革命人,私人性的自我无法建立,个体心灵最终变得破碎与荒芜。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聂绀弩复写了鲁迅的《野草》部分篇目,抒发内心“无法直说的苦衷”。个体在极“左”时代体验到的幽暗、诡异和痛苦,在复写《野草》部分篇目的诗作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角。这些痛苦是革命马前卒“游”的必然代价。不过,这些幽暗体验带来的不全是消极后果,事后看来,正是这幽暗体验成就了聂绀弩晚年的文学成就。

二、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1）《牛全德与红萝卜》版本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2）革命体制下萧军式“个人主义”的命运 ——“萧军思想批判”始末（1946-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3）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姚雪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论文参考文献）

• [1]《牛全德与红萝卜》版本考释[J]. 左安秋.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2]革命体制下萧军式“个人主义”的命运 ——“萧军思想批判”始末（1946-1949年）[D]. 何蓓蓓.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D]. 王祺. 重庆大学, 2019(09)
• [4]论姚雪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D]. 张丽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5]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J]. 王秀涛. 扬子江评论, 2018(02)
• [6]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D]. 肖尊荣. 长沙理工大学, 2018(06)
• [7]胡风对“鲁迅传统”的建构及其实践[A]. 蔡洞峰. 纪念鲁迅定居上海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7
• [8]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9]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 ——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D]. 徐玉松. 苏州大学, 2016(08)
• [10]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D]. 刘军. 南京大学,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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