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论文文献综述）
裴世东[1]（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林恺铖[2]（2019）在《“南海仲裁案”国际新闻场域中的中国话语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国际仲裁后,受相关国家的参与和影响,中国南海主张面临着外交、法律、舆论三方面的重大挑战。舆论是各方面博弈、矛盾呈现得最为激烈,也是对中国南海主张的国际传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国际新闻媒体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为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媒体、议题、意见领袖等三个关键性要素的特征、规律与内在的关联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可能和路径。在国际新闻媒体方面,中国、菲律宾的媒体表现显着。两国媒体为两国的立场、观点阐释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撑。次于中菲两国,美日澳三国媒体也对“南海仲裁案”予以了密切关注。然而,这三国媒体的立场却明显倾向于菲律宾。在议题方面,中菲两国关于领土主权和国际法的叙事竞争最为激烈;美菲两国关于南海断续线和南海岛礁建设的话语合流的特征最为凸显。在意见领袖方面,来自中国、菲律宾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围绕两国在“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展开了话语竞争,而来自美国的意见领袖则对菲律宾的立场予以了广泛支持。上述国际话语传播与竞争过程中,各国媒体围绕各自政治立场产生的分流现象非常明显。这种话语分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带有联盟色彩的、对立的国际新闻媒体“话语偏向群”。其中,中国的立场得到了部分小国的政府官员和相关国家的专家学者的认可,但却因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而在国际传播中缺乏进一步延展的可能性;而菲律宾的立场则得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大国的口头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美国依托其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同盟体系,创造性地把菲律宾反对中国的话语作了大幅度的拓展,并将之嵌入到了亚太地区的地缘格局当中,从而在国际关系中不断产生新的溢出效应,使其成为了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国际传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障碍,也在国际认知层面为阻遏中国的崛起竖起了天然屏障。面向未来,“南海仲裁案”在国际舆论、国际认知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形成。一旦南海问题再度成为国际热点,中国南海政策和主张未来的国际话语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国际话语权意识,完善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南海主张的外宣机制,实现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权的“创造性转化”,并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应对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有效的“软实力”。
李亮[3]（2018）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中国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与参与欧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制度工具。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很长时间内,上合都将处在扩员后的适应期与调整期之中。它必须充分消化扩员的收益,控制相关风险,使扩员成为组织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跳板而非走向松散的岔道。在中国,建议暂缓扩员的观点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这说明上合扩员对中国的复杂影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对我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布局进行全面创新和升级。扩员后,中国既要保证上合在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和推动欧亚地区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原有功能,又要使它承担起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中的新使命。这些均对上合组织扩员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从曲折过程、复杂影响和应对策略三方面,对上合组织扩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扩员是国际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也是上合观察员国提出的迫切要求,还能为上合深化现有合作提供全新动力。但与这三种动力相对应,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行动效率与成员国分歧等方面缺陷,使扩员又隐含诸多风险。加上中国与俄罗斯在扩员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上合的扩员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上合内的多重利益诉求,也加大了扩员决策的难度。印度希望在上合内实现的三大现实利益包括:深度参与阿富汗重建,提高本土反恐能力,以及加大与中亚各国的“连通性”。此外,它还有三大战略目标,包括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以及防止巴基斯坦在欧亚地区的壮大。与印度类似,巴基斯坦在上合的诉求也是争取经济发展机会、获得反恐支持、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以及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动力与障碍相互作用下完成的扩员,将对上合的发展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从收益来讲,上合组织在扩员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全面提高,经济合作空间将更为广阔,安全合作范围也会显着扩大,一直备受瞩目的上合能源俱乐部也有望尽快成立。印度的加入会增强上合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印巴冲突在上合框架下也可能得到一定控制。对中国来说,上合扩员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安全,能证明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能力,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与南亚的推进也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俄罗斯来说,印度加入上合将有助于俄罗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上合因扩员而走向“务虚”的可能性也更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中亚各成员国在上合扩员后有望获得期盼已久的出海口,同时在中俄之外拥有更多大国平衡的选项。但上合扩员的风险也同样突出。组织在扩员后将背负更沉重的财政负担,决策效率与行动能力也会进一步降低,成员国间本就薄弱的身份认同感将更加模糊,而印巴冲突一旦激化,上合组织的内部团结与一致性将受到重大损害。中国是对上合扩员风险最敏感的国家。它在上合的影响力可能因成员国的增加而遭到稀释,在上合内的关切议程也可能因印度的掣肘更难推进。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加入上合能源合作框架,可能使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俄罗斯是扩员的积极推动者,扩员对俄的利益冲击有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印巴加入能源俱乐部会削弱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控制。上合扩员后,中亚各成员国的核心地位可能受到冲突,上合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也将因印巴的加入而被摊薄。作为扩员的另一个后果,中、俄、印将首次获得在同一个地区组织展开互动的机会。从理论上说,三国可能在上合内形成四种互动模式,即“战略三角”、“两驾马车”、俄印与中巴对立以及俄罗斯主导。而结合成员国的政策偏好与现实,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三国形成一种倒置的战略三角关系,即中俄继续对上合发挥“两驾马车”作用,印度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重大决策与行动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博弈能力,且影响力呈逐渐上升态势。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形势,上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对内而言,上合应该完善与改革组织内部制度,加快落实与深化当前的经贸合作,并推动上合开发银行、能源俱乐部等重要机构的建设。此外还要整合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资源和优势,建立一个覆盖中亚与南亚、以打击“三股势力”和参与阿富汗重建为核心功能的安全与反恐合作网络体系。最后从预防、解调等多个环节做好应对印巴矛盾的准备,考虑创建一个成员国矛盾调解机制,以应对印巴矛盾对组织的潜在冲击。在对外关系上,上合组织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与更强的动力与各大地区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拓宽在亚洲及全球的战略空间,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中国是受上合扩员影响最大的国家。一方面,上合的扩员难免会对中国在上合的现实利益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上合扩员又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全面升级的结果,扩员后的上合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与战略思想的弘扬。因此从对策角度,中国应在上合内积极发挥作用,将扩员的风险降到最低。包括推动上合对决策机制进行一定调整,提高在上合内设置议程的技巧和主动性,在上合建立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导性,并加快上合与“一带一路”等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对接。在执行对策的同时,还应把上合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大格局中、对它的全新价值加以考察。首先,上合将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亚与南亚推进的载体、平台与安全保障,上合的成功扩员也将为“一带一路”积累经验与威望。其次,扩员还从印证了中国“新安全观”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维持印巴在上合内的和平相处、扩大欧亚地区反恐安全网络,正是新安全观在欧亚地区的全新实践与成果。此外,在八个成员国之间构建的身份认同感与区域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局部试点,能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基于扩员后上合在中国外交中的诸多新功能和新价值,传统研究与决策路径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学界应尝试超越国别与短期利益,将上合放入国际制度发展、跨地区联动与整合、中俄印三角互动的宏大背景下,以新的研究路径与视域来响应新形势下的需求,促进中国上合决策与研究的全面升级。当前国际社会当前正面临着冷战思维回潮、保守主义盛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等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全面创新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深化整体外交格局,深度参与地区治理,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合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机下实现了它的首次扩员。希望本研究能为上合渡过扩员后的适应期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有助于中国应对扩员风险、提升上合研究与决策格局,最终为“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服务,其终极目标则指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杜刚[4]（2018）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进入人们所奢望的太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犹如捅破了马蜂窝一样接踵而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又相互叠加、相互转化。大国之间关系既有合作也摩擦不断。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并不太平。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实现和平崛起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保障这些战略目标顺利地实现、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在实现战略目标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这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崛起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国家崛起。提出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假设,创新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力”概念。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几个主要安全问题,重点探讨了和平崛起进程中安全的挑战及其根源。提出“人”是实现国家安全之根本的思想,为此设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在章节设置上,第一章是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提出问题,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和平崛起进程中由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第四章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通过论证分析,总结论就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安全,国家崛起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也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际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差别得存在、地区发展差别存在、意识形态差别存在,共同安全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没有形成,国际社会就会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中国在实现崛起进程中既需要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国家,实现合作安全;也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建设维度来考虑维护国家安全。
文世芳[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汪学磊[6]（2017）在《热点外交的“中国方式”：叙利亚问题文化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热点外交是中国新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实践。叙利亚问题是当今最大的热点,期间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方式"外交话语,构成了中国热点外交研究的典型案例。鉴于在该问题上西方对中国曾发起无端指责和包括"搭便车论"在内的恶劣批评,中国热点外交迫切需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层面积极应对,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立足本土的中国热点外交话语研究为此提供了一种途径。这一研究将梳理中国热点外交的特点和内涵,有助于还原一个文化的中国外交形象。本文以文化话语研究为理论指导和研究框架,阐释了外交、话语与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批判地吸收了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其他学科以及话语研究的相关理论,相应地提出了主体语料—辅助语料—语境语料结合的ABC语料分析模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依据"中国方式"话语形成全过程的语料,全面分析了中国热点外交话语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实践情况并讨论了"中国方式"的话语特点与文化内涵。在研究思路上,本文对叙利亚问题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首先对"中国方式"话语中的言说主体、言说对象、言说方式以及话语内容等要素进行整体历时的研究;其次以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涉叙决议草案、叙利亚化武危机中中美俄话语研究和"中国方式"话语进路为三个"点"进行具体分析并分别作了更为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强调了超越"议程设置"的"话语设置"之争在此类话语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展示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中国方式"的话语图景,充分说明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但没有"搭便车",而且全方位综合地进行了包括劝和促谈、推动叙问题政治解决和叙利亚人民自主选择道路等方向在内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方公正独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解决热点问题的"中国方式"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叙利亚问题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的。"中国方式"话语实践过程反映出渐进型、学习型、发展型、示范型、有为型、文化型的话语特点,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价值观、历史观、冲突观、言行观、秩序观、天下观和国际关系观等文化特质。在国际热点频发、中西力量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方式"热点外交面临着在更多实践中获得历练和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具有为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的机会,也是维护和建设中国外交形象的机会;但同时无论在传播实效、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方面"中国方式"依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刘瑞[7]（2017）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海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地理空间,滨海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中国崛起进程中海洋与外交合力共振的结晶,也是国际环境与中国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产物。大航海之后,民族国家开始“走向海洋”,人海关系逐步加强,海洋问题呈现出“外交化”趋势。全球海洋法律秩序的正负效应为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规则基础和催化剂。海洋外交的兴起也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中国周边海洋权力格局的嬗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以及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外在动力。中国海洋思想的历史变迁,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以及周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内在驱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当以中国的利益诉求、资源基础和宏观战略为参照系,进行科学合理、灵活有限的目标定位。海洋维稳与维权,争取海洋合作与支持,和塑造周边海洋良好秩序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以海洋友好外交、海洋合作外交和海洋预防性外交为主要实践形式,呈现出双边与多边并行、官方与民间并举、诱导与强制兼施的特征。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海洋权益得到战略性止损,南海问题回归正确轨道,周边海洋合作“双轨”推进。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在权力结构、制度进程以及观念信任三个维度均面临着现实难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权力困境来自于美国炮舰外交的制衡、东亚海权联盟体系的围堵以及西方海洋话语权的打压。海洋外交机制不足、海洋法律制度缺失以及海洋治理机制的“软法性”、复杂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制度层面制约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域外海洋大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不信任、海军实力的担忧以及海洋外交意图的猜疑极易增加海洋外交互动中的误解与误判,扩大“敌人意象”,掣肘海洋合作进程,长期阻碍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从能力建设、战略布局以及推进路径三个层次着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注重统筹协调能力、议题设置能力、海洋强制能力以及海洋法律外交能力的建设;中国周边海洋外交需依据不同海域力量对比和分野,做出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科学布局,坚持陆海统筹、海海联动的原则,实施固黄海、和南海、争东海和拓日本海的周边海洋外交战略布局。海洋外交制度建构,中美新型海洋关系建设以及周边海洋共同体的打造应是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策略重心。
刘笑阳[8]（2016）在《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文中研究说明15世纪以后,海洋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人类文明进入了更富开拓性的“海洋时代”。同时,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也呈现出一些普遍性逻辑,即（1）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地位;（2）国家经略海洋的能力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效用;（3）涉海大国都可以超越客观环境而崛起为海洋强国,但海洋强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核心要义便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海洋强国战略,必然能够在海洋时代塑造出一个成功的海洋强国。对于诸如中国一般的崛起大国而言,势必要通过合适的战略走向富强,也势必要走上海洋这条通途大道——它在昔日曾经是一条发展的捷径,而现在却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地区性濒海大国,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皆同海洋息息相关。当前,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多数原油进口需要依赖海运,中国业已在海洋渔业、海运业以及造船业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海洋上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相较于陆地边界局势的基本安定,中国近年来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海洋疆土。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有海洋争端的邻国等构筑的战略围堵态势,国家的海上战略空间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作为全球性贸易大国,尽管中国一直都在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塑造以及融入全球海洋秩序的进程,然而赢得走向海洋的机会却并不等于“赢得海洋”。可以说,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保障国家综合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和塑造新型海洋秩序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和研究领域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设计在战略评估、目标确定和手段选择上多少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海洋强国战略”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读模式与设计框架。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对海洋强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将首先总结并归纳研究所需要涉及的核心概念,并将在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鉴”为原则,结合海洋时代的整体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综合考虑海洋强国战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尝试在基础研究层面为海洋强国战略构建可行的分析框架:海洋强国战略分析的主体是涉海大国,其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摄取海洋战略价值的能力与意愿之间的互动。同时,涉海大国的国内基础必然要受到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环境所包含的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之间的结构,既可能对国内基础形成积极塑造,也可能对其产生消极限制。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便依据其国内基础,设计并实施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随后,本文还将就分析框架中的四个核心要素——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分别进行专门阐述,进而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设计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章旨在对新航路开辟以来的西方海洋强国发展进行分阶段的历史梳理,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海洋战略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在追溯西方海洋强国演进逻辑的过程中,寻找到海洋与大国兴衰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西方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其中,本章节将以1415年的休达之战为时间起点,以刚刚结束的2015年为结点,对西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基于全球化的深入程度、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分野和西方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笔者拟将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开拓时代（1415-1648年）、殖民时代（1648-1845年）、争霸时代（1845-1945年）和“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与此同时,本文将从不同时期中挑选出个别国家作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到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以全球海洋秩序的运转为基础,通过考察核心主导者和强力挑战者在海洋领域的互动,无疑更有利于归纳出西方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逻辑。本文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与相关实践。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并非新近萌生的国家理念,而是两千年来特定历史逻辑的产物。尽管内陆传统长期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是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不存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主导和支配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海洋强国探索的历史也呈现出周期性演进的趋势,而国家意愿和能力的互动关系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中国而言,由于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特殊性逻辑,因此没有如欧洲一样在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三次峰值上实现向海洋强国的转型。以上述核心观点作为历史梳理和分析的框架,本文从古代的缘起、近代的萌芽和当代的探索三个阶段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及其战略实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历史特点和演进逻辑,即由浅显认知向系统论述演进、由“重陆轻海”向“陆海统筹”演进、由“趋利”向“避害”再向“趋利避害”演进、由探索海洋强国之“术”向塑造海洋强国之“道”演进。本文的第四章主要介绍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本章将以海洋战略价值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和国内基础尝试就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提出理念性和框架性的建议:（1）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实力的巩固与提升、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与塑造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2）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即以和平主义为宗旨、以防御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地区主义为重点和以合作主义为通途。（3）海洋强国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层面上的核心内容;（4）海洋强国战略的四项实施原则,即国内与国际的统筹、陆地与海洋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合作与竞争的统筹;（5）海洋强国战略在中观层面可以侧重考虑的五种联动模式,即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政府与民间的联动、战略与战略的联动、部门与部门的联动、产业与产业的联动
岳婷婷[9]（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孟德楷[10]（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说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二、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论文提纲范文）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南海仲裁案”国际新闻场域中的中国话语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海仲裁案”在国际新闻媒体中的传播态势 |
| 第一节 “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时空分布 |
| 一、国际新闻媒体关注“南海仲裁案”的时间轨迹 |
| 二、关注“南海仲裁案”的国际新闻媒体及其地缘分布 |
| 第二节 “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两轴一擎” |
| 一、“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两大轴心 |
| 二、“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重要引擎 |
| 第三节 “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三大外部源力 |
| 一、“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亚太地区大国媒体 |
| 二、“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西欧大国媒体 |
| 三、“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东南亚国家媒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主要议题 |
| 第一节 “南海仲裁案”传播议题的结构及其延展 |
| 一、“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议题结构 |
| 二、“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的三大线索 |
| 第二节 三大议题在国际新闻媒体中的呈现 |
| 一、领土主权议题在“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直观呈现 |
| 二、南海断续线议题在“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直观呈现 |
| 三、国际法议题在“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直观呈现 |
| 第三节 中菲美关于“南海仲裁案”传播议题的话语形态 |
| 一、“南海仲裁案”传播议题中的中国话语 |
| 二、“南海仲裁案”传播议题中的菲律宾话语 |
| 三、“南海仲裁案”传播议题中的美国话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新闻媒体中关注“南海仲裁案”的意见领袖 |
| 第一节 “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
| 一、关注“南海仲裁案”的主要意见领袖 |
| 二、关注“南海仲裁案”的意见领袖的地缘分布 |
| 第二节 国际新闻媒体中关注三大传播议题的意见领袖 |
| 一、关注领土主权议题的意见领袖 |
| 二、关注南海断续线议题的意见领袖 |
| 三、关注国际法议题的意见领袖 |
| 四、中菲主要意见领袖在国际传播中的差异化特征 |
| 第三节 中菲美关注“南海仲裁案”的话语主体 |
| 一、“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中国意见领袖 |
| 二、“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菲律宾意见领袖 |
| 三、“南海仲裁案”国际传播中的美国意见领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在国际新闻媒体中的效应评估 |
| 第一节 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的积极效应 |
| 一、关于“‘南海仲裁案’非法”的话语认同 |
| 二、关于中国立场的话语认同 |
| 第二节 中国南海主张国际话语的压力效应 |
| 一、关于“否定中国南海断续线主张”的话语联盟 |
| 二、关于“否定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话语联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图表索引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附录 |
（3）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分析 |
| 0.2.1 上合研究文献综述 |
| 0.2.2 上合扩员研究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框架与整体结构 |
| 0.4 研究重点和创新 |
| 0.5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合组织扩员：动力与阻力 |
| 1.1 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 |
| 1.2 上合组织的三大特征 |
| 1.2.1 独具特色的指导原则 |
| 1.2.2 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 |
| 1.2.3 不断拓展的功能领域 |
| 1.3 上合扩员的必要性 |
| 1.3.1 扩员是地区组织发展的普遍规律 |
| 1.3.2 扩员是各观察员国的迫切要求 |
| 1.3.3 扩员是上合深化合作的必然路径 |
| 1.4 上合扩员的现实障碍 |
| 1.4.1 上合组织的现有缺陷与不足 |
| 1.4.2 中俄在上合的关系：“两驾马车” |
| 1.4.3 中俄对扩员的看法：各执一词 |
| 1.4.4 中俄围绕扩员的博弈：协调一致 |
| 1.5 上合扩员的曲折过程 |
| 1.5.1 出台法律文件：程序与标准 |
| 1.5.2 挑选扩员对象：蒙、伊、印、巴 |
| 1.5.3 确定最终结果：争议与一致 |
| 第二章 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过程与动机 |
| 2.1 印度加入上合的过程 |
| 2.1.1 印度与上合的互动历史 |
| 2.1.2 印度与上合的互动特征 |
| 2.2 印度加入上合的动机 |
| 2.2.1 三大现实动机 |
| 2.2.2 三种战略动机 |
| 2.3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的过程 |
| 2.4 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的动机 |
| 2.4.1 争取经济发展机会 |
| 2.4.2 获得反恐行动支持 |
| 2.4.3 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 |
| 2.4.4 减轻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依赖 |
| 第三章 上合组织扩员的影响：收益与风险 |
| 3.1 上合组织扩员的整体收益 |
| 3.1.1 地缘政治影响力全面提高 |
| 3.1.2 经济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
| 3.1.3 安全合作范围显着扩大 |
| 3.1.4 能源俱乐部或有望成立 |
| 3.1.5 政治合法性有所加强 |
| 3.1.6 印巴冲突有望得到控制 |
| 3.1.7 域外大国在中亚的存在将被削弱 |
| 3.2 各成员国的个体收益 |
| 3.2.1 中国的个体收益 |
| 3.2.2 俄罗斯的个体收益 |
| 3.2.3 中亚成员国的个体收益 |
| 3.3 上合组织的整体风险 |
| 3.3.1 决策与行动能力更低效 |
| 3.3.2 组织与财政负担更沉重 |
| 3.3.3 成员国身份认同更模糊 |
| 3.3.4 印巴冲突或有损组织的一致性 |
| 3.4 各成员国的个体风险 |
| 3.4.1 中国的个体风险 |
| 3.4.2 俄罗斯的个体风险 |
| 3.4.3 中亚各成员国的个体风险 |
| 第四章 中俄印在上合的三边关系：理论与现实 |
| 4.1 中俄印“战略三角”：起源与现状 |
| 4.1.1 理论起源与现实发展 |
| 4.1.2 研究现状及既有不足 |
| 4.2 中俄印互动的分析框架：变量与模型 |
| 4.2.1 研究价值与便利条件 |
| 4.2.2 五大变量与四种模式 |
| 4.3 中俄印互动的四种模式：内涵与表现 |
| 4.3.1 战略三角 |
| 4.3.2 “两驾马车” |
| 4.3.3 两相分化 |
| 4.3.4 俄罗斯主导 |
| 4.4 上合成员国对四种模式的偏好：次序与缘由 |
| 4.4.1 俄罗斯的偏好次序 |
| 4.4.2 中国的偏好 |
| 4.4.3 印度的偏好 |
| 4.4.4 中亚各成员国的偏好 |
| 4.5 偏好排序与现实预测 |
| 第五章 扩员后上合组织的应对：改革与创新 |
| 5.1 上合组织的内部调适：完善与改革 |
| 5.1.1 完善与改革现有制度与原则 |
| 5.1.2 落实与扩大经贸与金融合作 |
| 5.1.3 整合与扩展反恐与安全合作 |
| 5.1.4 培育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
| 5.1.5 做好预防、调解印巴矛盾的准备 |
| 5.2 上合组织的对外交往：对接与开创 |
| 5.2.1 与联合国各机构：深化伙伴关系 |
| 5.2.2 与本地区其它机制：全面战略对接 |
| 5.2.3 与毗邻地区的合作机制：落实合作意向 |
| 5.2.4 与欧美主导的发展机制：寻找共同利益 |
| 第六章 中国语境下的扩员：对策、认知与新视野 |
| 6.1 中国在上合扩员后的应对策略 |
| 6.1.1 提高在上合内的议程设置能力 |
| 6.1.2 主导研究成员国冲突协调机制 |
| 6.1.3 加快对接中国主导的其它地区机制对接 |
| 6.1.4 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内外的协调 |
| 6.1.5 在两大优势领域集中发力 |
| 6.1.6 借青岛峰会推动开发银行等议题的突破 |
| 6.2 中国新时代外交战略语境下的上合扩员 |
| 6.2.1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扩员 |
| 6.2.2 亚洲安全观与上合扩员 |
| 6.2.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上合扩员 |
| 6.3 中国的上合研究新视野 |
| 6.3.1 国际制度新视野 |
| 6.3.2 地区整合新视野 |
| 6.3.3 中俄印战略三角新视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崛起与国家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与国家安全 |
| 二、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生产力视角分析 |
|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
| 第二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 |
| 一、国家崛起需要安全保障 |
| 二、国家安全保障力 |
| 三、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保障力 |
| 第三节 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
| 一、国家衰落或崛起与安全之间矛盾的两个案例 |
| 二、国家崛起与保持安全在矛盾中发展 |
| 三、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
| 第二章 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
| 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
|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 |
| 四、国家崛起进程中外部威胁的演变 |
| 第二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 |
| 一、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威胁国家安全 |
| 二、历史问题给国家间安全造成威胁 |
| 三、陆地争端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 |
| 四、东北亚现实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
| 一、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 |
|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三、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
| 四、生态与环境安全受到威胁 |
| 五、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突出 |
| 第三章 崛起进程中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 |
| 第一节 中国崛起打破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平衡 |
| 一、全球化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冲击 |
| 二、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 |
| 三、国家实力的变化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崛起引发的内部主要矛盾 |
| 一、政治安全受到威胁 |
| 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
| 三、敏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四、环境污染威胁国民生存安全 |
| 五、内部威胁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三节 内外威胁对国家之间安全影响 |
| 一、内外两种威胁之间的关系 |
| 二、两种威胁对国家崛起的影响 |
| 三、两种威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
| 第四节 崛起进程中内外挑战塑造了安全困境 |
| 一、崛起进程中各类挑战构成安全困境的根源 |
| 二、传统安全困境与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叠加 |
| 三、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破除 |
| 第四章 国家崛起进程中安全实现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集聚国家安全保障的强大物质力量 |
| 一、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
| 二、实现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科技实力 |
| 三、加强军事变革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 |
|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
| 第二节 培育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力量 |
| 一、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工程 |
| 二、重塑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中注入国家安全的基因 |
| 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认同 |
|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文化 |
| 第三节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地区环境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安全隐患及对区域安全影响 |
| 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营造良好周边和地区环境 |
| 第四节 国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安全治理 |
| 一、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保障国际安全 |
| 二、积极合作共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国际安全治理几个关键领域的安全保障 |
| 四、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后记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热点外交的“中国方式”：叙利亚问题文化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 |
| 1.1.2 "中国方式"的诞生 |
| 1.1.3 "中国方式"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
| 1.2.2 外交、话语与文化 |
| 1.3 小结 |
| 2. 文化话语视角下的(热点)外交研究 |
| 2.1 基本概念 |
| 2.2 文化话语研究 |
| 2.3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性质 |
| 2.3.1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一般性 |
| 2.3.2 当代中国外交话语的特殊性 |
| 2.4 文化话语研究关照下的理论框架 |
| 2.4.1 研究目的 |
| 2.4.2 研究对象 |
| 2.4.3 研究原则 |
| 2.4.4 研究方法 |
| 2.5 ABC语料分析模式 |
| 2.6 小结 |
| 3. "中国方式"的形成:叙利亚问题外交话语整体分析 |
| 3.1 语料收集 |
| 3.2 "中国方式"之"面"(整体分析) |
| 3.2.1 "中国方式":谁在说? |
| 3.2.2 "中国方式":怎么说? |
| 3.2.3 "中国方式":对谁说? |
| 3.2.4 "中国方式":说什么? |
| 3.2.5 话语效果 |
| 3.3 小结 |
| 4. "中国方式"的话语设置研究 |
| 4.1 中国的三张否决票 |
| 4.1.1 第一张否决票 |
| 4.1.2 第二张否决票 |
| 4.1.3 第三张否决票 |
| 4.1.4 话语权之争 |
| 4.2 化武危机 |
| 4.2.1 危机背景 |
| 4.2.2 俄美外交话语互动 |
| 4.2.3 决议(S2118号)分析 |
| 4.2.4 中俄话语比较及启示 |
| 4.3 "中国方式"的话语进路 |
| 4.3.1 "中国方式"的递进过程 |
| 4.3.2 概念形成 |
| 4.4 小结 |
| 5. "中国方式"的特点及其后续效应 |
| 5.1 "中国方式"的话语特征 |
| 5.1.1 渐进型话语 |
| 5.1.2 学习型话语 |
| 5.1.3 发展型话语 |
| 5.1.4 示范性话语 |
| 5.1.5 有为型话语 |
| 5.1.6 文化型话语 |
| 5.2 "中国方式"的文化特质 |
| 5.2.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 |
| 5.2.2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 |
| 5.2.3 "以文化之"、"非危不战"的冲突观 |
| 5.2.4 "听其言,观其行"的言行观 |
| 5.2.5 "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秩序观 |
| 5.2.6 "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天下观 |
| 5.2.7 "以德服人"、"以德为邻"的国际关系观 |
| 5.3 “中国方式"与中国热点外交之后续发展 |
| 5.3.1 叙利亚问题后续发展 |
| 5.3.2 "中国方式"与其他国际热点问题 |
| 5.4 "中国方式"的机遇与挑战 |
| 5.5 对中国热点外交的建议 |
| 5.6 小结 |
| 6. 结语 |
| 6.1 研究成果与不足 |
| 6.2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话语事件汇总(含主体、客体、形式、时空) |
| 附录二 言说对象国别统计 |
| 附录三 S/2011/612 |
| 附录四 S/2012/77 |
| 附录五 S/2012/538 |
| 附录六 决议案2118(2013) |
| 附录七 安南的六点建议 |
| 附录八 王毅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三次外长会议上的讲话 |
（7）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厘定 |
| 四、研究方法说明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与不足阐释 |
| 第一章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兴起背景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时代背景 |
| （一）海洋之维：全球化时代人海关系的演进 |
| （二）规则之维：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确立 |
| （三）外交之维：全球化时代外交的转型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区域环境 |
| （一）东亚海洋权力格局的嬗变 |
| （二）东亚海洋利益结构的调整 |
| （三）东亚海洋非传统威胁的增加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内在驱动 |
| （一）中国海洋观念的历史变迁 |
| （二）中国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 |
| （三）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目标定位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目标的参照系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利益参照系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资源参照系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战略参照系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目标的预期构想 |
| （一）周边海洋维稳与维权 |
| （二）争取周边海洋合作与支持 |
| （三）推动周边海洋良好秩序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态势评估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实践形式 |
| （一）海洋友好外交 |
| （二）海洋合作外交 |
| （三）海洋预防性外交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现时特征 |
| （一）双边与多边并行 |
| （二）官方与民间并举 |
| （三）强制与诱导兼施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积极成效 |
| （一）周边海洋权益实现止损 |
| （二）南海问题重回正确轨道 |
| （三）海上合作“双轨”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现实困境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权力困境 |
| （一）炮舰外交的制衡 |
| （二）海权联盟的围堵 |
| （三）海洋话语权的压制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制度困境 |
| （一）外交制度之维：中国海洋外交的体制困境 |
| （二）法律制度之维：中国海洋外交的法律缺失 |
| （三）治理机制之维：周边海洋治理的机制短板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信任困境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信任困境表征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信任困境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战略选择 |
| 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能力建设 |
| （一）加强海洋外交统筹协调能力 |
| （二）提升海洋外交议题设置能力 |
| （三）夯实海洋外交强制能力 |
| （四）锻造海洋法律外交能力 |
| 二、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布局调整 |
| （一）固黄海 |
| （二）和南海 |
| （三）争东海 |
| （四）拓日本海 |
| 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路径推进 |
| （一）推进海洋外交制度构建 |
| （二）建设中美新型海洋关系 |
| （三）构建周边海洋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
| 一、中文文献的总体定量分析 |
| 二、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评析 |
| 三、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略析 |
| 四、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四节 论文的结构内容 |
| 第一章 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相关概念 |
| 一、战略的内涵 |
| 二、海洋强国的概念 |
| 三、海洋（强国）战略的界定 |
| 第二节 海洋的战略价值 |
| 一、本体性价值 |
| 二、载体性价值 |
| 三、观念性价值 |
| 第三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 |
| 一、历史趋势 |
| 二、地缘结构 |
| 三、秩序进程 |
| 第四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 |
| 一、国家的海洋定位 |
| 二、国家的海洋实力 |
| 三、国家的海洋利益 |
| 四、国家的海洋观念 |
| 第五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 |
| 一、海洋强国的战略观念（思想） |
| 二、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
| 三、海洋强国的战略手段 |
| 四、海洋强国的战略评估 |
| 第六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逻辑 （1415-2015年） |
| 第一节 扩张时代（1415-1648年） |
| 一、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先锋 |
| 二、西班牙——“无敌战舰”与“新世界” |
| 三、荷兰——飞翔的“海上马车夫” |
| 第二节 殖民时代（1648-1845年） |
| 一、英国——“日不落”的荣光 |
| 二、法国——扎根大陆的“蓝百合” |
| 三、俄国——“为出海口而战” |
| 第三节 争霸时代（1845-1945年） |
| 一、美国——鹰，从海上腾飞 |
| 二、英国——帝国的余辉 |
| 三、日本——“脱亚入欧”的武士 |
| 四、德国——“剑与犁” |
| 第四节“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 |
| 一、美国——飘扬七海的星条旗 |
| 二、苏联/俄罗斯——“红色海军”的兴衰 |
| 第五节 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逻辑 |
| 一、西方海洋强国战略历史的普遍性逻辑 |
| 二、西方海洋强国战略历史的特殊性逻辑 |
| 第三章 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历史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逻辑线索 |
| 一、中国海洋强国的历史线索 |
| 二、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 |
| 三、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特殊性逻辑 |
| 第二节 缘起：古代中国的海洋思想 |
| 一、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一周期 |
| 二、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二周期 |
| 三、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三周期 |
| 第三节 萌芽：近代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一、地主阶级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三、民国时期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第四节 探索：当代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四、2002-2012年中国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五、十八大以来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第五节 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演进与启示 |
| 第四章 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评估与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海洋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价值 |
| 一、本体性价值 |
| 二、载体性价值 |
| 三、观念性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 |
| 一、历史趋势 |
| 二、地缘结构 |
| 三、秩序进程 |
| 第三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家基础 |
| 一、中国的国家海洋定位 |
| 二、中国的国家海洋实力 |
| 三、中国的国家海洋利益 |
| 第四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框架设计 |
| 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目标 |
| 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 |
| 三、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
| 四、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原则 |
| 五、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联动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回声——改革开放之前的留美教育概述 |
| 一、近代留美教育发展概况（1847-1949） |
| 二、近代留美教育和留美生的特点 |
| 三、建国初期的归国留美生与留美教育的中断 |
| 第三章 复兴——改革开放以后留美教育的重启 |
| 第一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
| 一、大时代背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建交 |
| 二、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
| 三、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
| 第二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过程 |
| 一、邓小平关于留学问题的若干重要指示 |
| 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的出台 |
| 三、中美会谈与两国教育交流文件的签署 |
| 第三节 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及意义 |
| 一、选派过程 |
| 二、留学实践 |
| 三、历史影响 |
| 第四章 轨迹——留学政策与留美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政策沿革 |
| 一、1978-1985 年：恢复与起步阶段 |
| 二、1986-1991 年：调整与完善阶段 |
| 三、1992 年至今：规范与加速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赴美留学相关政策的变革与发展 |
| 一、在华举办“赴美留学考试”政策及其实施 |
| 二、美国留学政策演变及其对留美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期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一、1978-1988 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
| 二、1989-1997 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
| 三、1998-2006 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 |
| 四、2007 年至今：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
| 第五章 拓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项目留学 |
| 第一节 政府留学项目——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 |
| 第二节 学科留学项目 |
| 一、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
| 二、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
| 三、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 |
| 四、数学与经济学留学项目 |
| 五、学科留学项目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留学项目 |
| 一、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留美项目 |
| 二、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
| 第六章 数据——留美学人的规模与结构之分析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的规模 |
| 一、中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二、美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的内部构成 |
| 一、留学性质 |
| 二、经费财源 |
| 三、个人情况——性别、年龄、来源城市、婚姻状况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的文化结构 |
| 一、研习科系 |
| 二、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
| 三、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精英群体—留美博士 |
| 一、规模 |
| 二、内部构成 |
| 三、毕业去向 |
| 第七章 调适——跨文化留学实践的酸甜苦辣咸 |
| 第一节 最初的美国印象 |
| 第二节 文化碰撞下的留学实践 |
| 一、语言关 |
| 二、生活关 |
| 三、学业关 |
| 四、社交关 |
| 五、情感关 |
| 第八章 抉择——新时期留美学人的滞留与回归 |
| 第一节 田园将芜胡不归？ |
| 一、留美人员的滞留概况 |
| 二、滞留原因及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异邦之龙——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
| 一、以留美学人为主的专业团体 |
| 二、风云人物——海外留美学子杰出代表 |
| 第三节 留学回国政策与归国留美生 |
| 一、1978 年后留学归国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概况 |
| 三、留美回国人员对国内环境的认知与适应情况调查分析 |
| 第九章 互动——留美归国学人与当代中国发展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高等教育 |
| 一、高等院校的归国留美学人概况 |
| 二、留美学人与高校发展 |
| 三、留美学人与大学管理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科技 |
| 一、留美学人的科技创业 |
| 二、留美学人的科技角色 |
| 三、留美精英与两院院士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与创业中国 |
| 一、漫漫归国创业路 |
| 二、创业园中的留美学人 |
| 三、留美学人归国创业的评价 |
| 第四节 留美学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
| 一、部分优秀留美学人分析 |
| 二、留美学人的角色定位——部分学科统计 |
| 三、留美学人与当代艺术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论文参考文献）
-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2]“南海仲裁案”国际新闻场域中的中国话语效应研究[D]. 林恺铖. 暨南大学, 2019(06)
- [3]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D]. 李亮. 兰州大学, 2018(11)
- [4]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杜刚. 苏州大学, 2018(02)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热点外交的“中国方式”：叙利亚问题文化话语研究[D]. 汪学磊. 浙江大学, 2017(07)
- [7]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D]. 刘瑞. 吉林大学, 2017(09)
- [8]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D]. 刘笑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10]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