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伟人

一、千年世界第一位伟人（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孙莹^[2]（2021）在《部编版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红色文化传承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重要见证,是新时期凝心聚力、砺行致远的深厚文化根基。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传承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和锐意革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构成的红色文化,对个人、对社会,都作用独特。在多元文化交织、社会之风略显浮躁的当下,更是需要红色文化的正确引导。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编排质量直接作用于师生教学的效能。教科书中的红色文化传承,对于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小学生别具意义,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所想、所为。2019年秋季,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投入使用,与原人教版相比,红色文化传承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动具体呈现在哪些方面,其意义何在,值得我们深入考虑。本研究以部编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比较两版教科书中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者从传承形式、传承内容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内容分析法、频数统计分析法、访谈法,对比分析两版教科书红色文化的传承现状。首先,研究者以选文系统、练习系统、助读系统3种传承形式为切入点,对两版教科书的红色文化传承进行比较分析。其次,研究者立足于“人”“物”“事”“魂”4种红色文化传承内容,比较分析两版教科书的红色文化传承。比较结果表明,就红色文化传承而言,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较人教版已有较多改进之处。这些改进不仅体现在传承形式上,也呈现于传承内容中。但是,部编版仍留存着原人教版的部分问题。比如,相对于人教版,部编版在传承形式方面,存在练习题人文性较弱、助读系统有待优化等问题;在传承内容方面,仍留存着人物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平凡人物事件有所忽视、时代性有待提升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红色文化传承,研究者就两版教科书红色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比如,在传承形式方面,科学统筹不同内涵的红色文化选文、合理规划不同板块的红色文化练习、充分利用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提示等;在传承内容方面,适当平衡红色人物性别比例、适度增加平凡人物红色事迹、有机融合不同时代红色文化内容等。基于此,使红色文化在未来教科书中实现更有效地传承,促使红色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化作用,助益于小学生独立人格的培育、正确价值体系的建立。

何明艳^[3]（2021）在《共和国开国领袖书法创作与审美研究》文中认为学界对共和国开国领袖书法的研究,一直以毛泽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虽然也有涉及其他领袖,大部分都是围绕他们的代表作进行简单概述,并不能全面展现共和国开国领袖整体的书法创作风貌与精神。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共和国领袖的书法创作群体为对象,以传统书法美学为参照,结合共和国开国领袖所处的时代背景,讨论他们书法的时代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并展现他们书法创作的个性精神。在魏晋时人书法风神、隋唐时期书法法度、宋代书法审美意趣与共和国时期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取魏晋的醇厚与闲淡,隋唐的端正与雍容,宋书的率意与天真。共和国开国领袖碑帖互补的书法审美创作态势,留下了丰富的书法艺术创作成果。领袖们的书法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书法是在实用中产生的,书写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人民性和创新性,展现着昂扬向上、纯真朴素、推陈出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在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领袖书风整体上展现出气象雄浑、质朴醇厚的风貌。在共和国开国领袖群体中,毛泽东在书法的审美创造上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在正大气象的时代书风基础上,展现他洒脱不羁的伟岸人格,凸显着他潇洒飘逸的书法审美风格。共和国开国领袖在进行书法艺术审美创作的时候,体现一种儒道互补的审美理想,传承古典书法“纯真、质朴、宏伟、豪壮、雄强”的书法审美风貌,更体现着革命家的伟岸人格和精神魅力,体现出阳刚壮美、真率自然的书法审美理想与价值追求。他们的书法创作无论在形式技巧层面还是在内容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使受众在欣赏中得到独特的审美体验,获得审美教育和情感的熏陶。共和国开国领袖的书法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在关照他们书法创作的影响与意义的同时,应该看到他们的书法创作与专业书法家创作的不同之处。本文力图在整体的视野上对共和国开国领袖的书法审美创作进行论述,以期丰富对他们书法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李想^[4]（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孙媛媛^[5]（2020）在《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及其时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的当代家教家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周恩来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自觉地将小家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斗争和实践中形成了其家教家风的特点。他的家教家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后辈,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影响着更多的人。周恩来的家教家风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深刻的核心内容和特点,又有对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和启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众多优秀家风的代表,也是家风即党风的实践凝练。周恩来家教家风为新时代中国多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科学分析周恩来家教家风形成的渊源、核心内容、特点及其时代价值与启示。本文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周恩来家教家风的渊源。周恩来家教家风的形成是与其接受的家庭教育、各类文化的浸润,以及其经历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它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家风家训文化、革命信仰、道德修养和革命锤炼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第二部分,周恩来家教家风的核心内容。周恩来家教家风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周正”“和柔”“刚毅”“包容”的家风,是党风、社风、民风的重要体现。周恩来家教家风的四维内涵集中展现了其人民性的理论特质,对于当今社会全面推进家教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部分,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周恩来家教家风突出地表现了“和”“正”“忠”三个特点,体现了和融各族、和荣万家、和平四方;为人之正、立世之正、治家之正;忠于家庭、忠于人民、忠于信仰的深刻意蕴。第四部分,周恩来家教家风的时代价值与启示。研究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在于以家风带动党风、政风和社风,以周恩来家教家风为指导推进新时代中国家风建设事业的发展。基于此,在深刻把握周恩来家教家风特点、内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新时代家教家风建设、新时代领导干部家庭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奋斗方向。综上所述,本文将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周恩来家教家风的形成渊源、核心内容及其特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阐述,来为新时代中国家教家风建设等方面提供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汤振^[6]（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提出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刘霞^[7]（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李百胜^[8]（2020）在《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时期民族英雄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古代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明太祖历史上功绩卓着,被国民政府誉为民族英雄,用以动员民众推动抗战。晚清革命党人为推动反清将明太祖树立为民族英雄,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或抨击专制帝王,或强调古代帝王勇武精神。民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受到重视,报界关注成陵祭祀,新文化运动同人着力批判帝王专制,学衡派赞扬帝王时代的辉煌文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五位帝王形塑为民族英雄,确立民族主义文化政策,鼓励出版帝王传记和文艺作品,积极极推动民族扫墓活动,为推动抗战西迁成陵。国民政府将建国统一、领袖崇拜、政策仿效、民族精神宣扬、民族复兴等内涵赋予古代帝王,并向社会推广。中共从阶级立场出发否定专制帝王,但积极推动成吉思汗祭祀大典,抨击国民政府宣传的政治话语,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赋予成吉思汗,与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知识界以文本话语和艺术作品为载体,对古代帝王进行塑造,部分知识分子支持国民政府对古代帝王的政治诠释,但同时存在着专制暴君的负面解读。抗战时期国共政党政府及知识界虽未在五位帝王民族英雄上达成共识,但成吉思汗却在该时期被形塑为中华民族英雄,得到各方认可。国民政府的民族英雄帝王政策因社会控制力度逐层削弱,知识界尚有部分认同,中共将民族平等、团结政治内涵替换国民党话语,下层民众多被国民政府动员参与其中。古代帝王形象塑造虽以民族英雄为主,但也存在着专制暴虐等声音,随着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走向腐败专制,帝王民族英雄形象逐渐消解。

王禹耕^[9]（2020）在《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是继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之后文明形态史观集大成者。其鸿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剧烈反响,曾在欧美掀起汤因比思想高潮。汤因比因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在欧美掀起“汤因比热”的同时,汤因比学术思想也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猛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他在欧美的热度逐步退潮。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汤因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者越走越近、频繁互动。大量汤因比着作被引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许多宣传汤因比思想的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トインビー市民の会）,旨在宣传和发展汤因比思想。在日本人眼中,汤因比已经成为指导二战后日本文明走向的智者。本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主要利用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解读日本文化心理。这一过程中,不仅探究和考证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各自动因,阐述和分析了互动过程及汤因比与日本知名人士的谈话内容,力求从两者多角度互动的史实和影响上阐明汤因比思想在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历次引入外来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透视出日本引进外来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为日本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大体分为引言、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从研究缘起着手,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汤因比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价值。正文部分由第一至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本章着重考察了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家庭环境和主要史学思想。着重阐述了汤因比文明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力求从个人经历和家庭环境两个角度透视出对其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汤因比与日本相互关系之前,系统展现出汤因比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后文分析日本引入汤因比思想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的记述和访问,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为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第二节为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试图通过史学考证透视出双方在二战前后对彼此都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汤因比日本印象的分析着重于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形象。因为彼时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缺乏直观认识,更多受西方日本观影响。对于汤因比在1929年、1956年及1967年三次访日经历的分析透视出汤因比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曾在1929年斥责日本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在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一贬一褒的区别,其内涵值得深思。同时,二战之后日本对汤因比也展现出截然不同于战前的欢迎,在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这种态度的反转也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渴求的客观实际。第三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本章旨在从汤因比与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透视两者的互动过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互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集》（二十一世纪への対话）早已被国人熟知。然而,在池田大作之外,汤因比还与包括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onosuke）、若泉敬（Wakaizumi Kei）等多名日本社会人士开展过谈话。相比于汤因比的学术理论与访日报道,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对日本社会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达到了扩大影响、形成日本“汤因比热”的效果。第四章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诠释。通过前两章的考证,笔者分析出日本引进和传播汤因比思想的两条主线。即:第一是汤因比着作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二是汤因比三次访日之旅对日本社会大众的影响。两条主线虽然形式不同,但均以1956年为分界线前后形成巨大差异。在此过程之中,日本涌现出如松本重治（Matumoto Shigeharu）、山本新（Yamamoto Shin）、秀村欣二（Hidemura Shinji）、吉泽五郎（Yoshisawa Goro）等一批富有战后时代性的本土汤因比思想推动者。他们不仅在学术界力主引进汤因比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汤因比思想通俗读物。同时,通过分析也可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并非全盘吸收,其吸收内容存在着吸收对日本的褒扬而舍弃对日本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势必存在对汤因比言论的刻意误读。第三部分由第五章及结语构成。第五章为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影响。本章通过阐述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内涵,分析日本在吸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时存在的文化心理影响因素,透视出日本对外来文明抱有的特殊观点,以及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存在的“自卑-学习-超越-排斥”及“较量-失败-学习-模仿”两个文化心理公式。结语部分从文明交往角度回溯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从两个文化心理公式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模式,明晰了日本基本文化心理态度,透视出汤因比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吸收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沿用其文化心理公式,为日本未来国际关系和文明处理行为带来预判性思考。

白松旭^[10]（2019）在《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将自己的电影传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观众都熟悉美国电影,而且美国电影还能够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类型,这使得许多国家在看到了美国电影在市场上和文化上的成功之后,都纷纷效仿美国电影的创作、传播和表达。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和产物,它是观众意识形态的结晶,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最绚丽的途径。一个国家的电影能够为研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通道和资料。在众多受美国电影影响的国家中,韩国也不例外地从抵制美国电影转变为欢迎美国电影,并且在表达手法上也体现了美国的影子。美国的经典叙事方式流行于世,并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基督教意识,这不仅因为美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单从主流电影的叙事风格上看,也能够明显地看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在美国主流影片中的存在。本文将基督教意识的影视表达归纳为三个基准: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这三个基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基督教信徒普遍的信仰经历。美国如今发达的电影工业,也是从挫折和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从大卫·格里菲斯掀起的电影制作新篇章,到阻碍发展的行业垄断;从针对道德危机的《海斯法典》,到促使百花齐放的评级制度,最后美国电影产业在基督教意识的表达上站稳了脚跟。韩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方式不仅也受美国影响,而且韩国主流电影也表达着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意识,是与美国的基督教意识截然相反的。排除韩国的小众电影,真正享誉国际的韩国电影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韩国特色的基督教意识。如果说美国主流电影里的基督教意识是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话,那么韩国则恰恰相反,表达了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美韩两国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上截然相反的表达倾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以三个核心教义为标准,研究大量的美韩主流电影后,就能够确定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而且普遍存在的。本文就是根据这样的特殊现象,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两极化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引导关系。美韩两国运用来自于同样信仰的叙事方式,竟然能够出现两极化表达倾向,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因为历史塑造的意识形态,而了解意识形态对影视审美的导向,才具有影视美学的研究价值。美国和韩国在影视表达上的关系是基于电影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电影的流行化将美国和韩国的电影表现风格和观众的审美取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而两国的基督教背景才是主流电影呈现出相对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条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至少开国先父们大都将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归荣耀给上帝。通过对美国的建国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美国的出生证《独立宣言》开始,到美国一直以来坚持不变的独特的价值观,都证明了基督教意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的意识形态对至高者（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坚持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信条。这种对至高者的认定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电影称义的审美倾向,也就呈现出了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不论是故事片还是科幻片,这样的称义主题比比皆是,比如《楚门世界》、《宾虚》、《黑客帝国》等,叙事的步骤完全符合基督教核心教义:平凡的人因着不平凡的目的被启示、拣选,向着目标发展,过程中会受到阻碍、产生疑惑,但在关键的抉择中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而悔改,最后得胜。这三部影片无不是各自类别当中的经典之作,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称义的基督教意识,可见基督教意识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普遍表现。而在韩国,所谓的基督教电影似乎一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韩国市场上。的确,很多韩国电影里面不仅包含了基督教的元素、符号,而且以基督教元素作为故事主体、背景的影片也不少。但是稍有深入地研究就会发现,韩国电影里的基督教元素往往不能表达基督教的内涵,而更像是辅助韩国意识形态表达的符号。《薄荷糖》里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洁净灵魂的能力;《亲切的金子》里的基督教就是个被人嘲笑的儿戏。还有很多没有基督教符号的影片也以同样的叙事方式传达着韩国特殊的基督教意识。韩国之所以能够逐渐趋向于表达特殊的基督教意识,直接原因在于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引起了韩国传统意识形态足够的重视。韩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和很多外来文化不同,能够在韩国独领风骚。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加符合韩国人的意识形态,从“人能弘道”的共识来看就能理解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兴盛。而不符合韩国传统观念的文化虽然能够在韩国生根发芽,但是必然会被韩国坚实的传统思想影响,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在韩国虽然经过艰难的传教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现代韩国的复兴也堪称奇迹,但是基督教仍然不是现代大韩民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更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在实用主义上所获得的帮助比较大。比如基督教在支持抗日和抗击独裁政权的民主化等运动中赢得了民心,使得韩国人逐渐对基督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倾注了更多的盼望,这种实用性的因素在韩国基督徒的信仰动机和行为上表现了出来。如此来看,正面的基督教意识难以成为韩国影视审美取向的主导的原因便一目了然。美韩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表达上的相反现象,以及两国不同的基督教根基对各自的影视表达的导向,还只是表面的因果关系,即神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但是这种引导的根本原因和内容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里得到,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对美韩相反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了解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归结到了一点上,就是对至高者的认知。本文特指的神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伯来文明为代表的一神信仰的思想,也就是对至高的上帝持肯定态度的思想;而本文所指的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人本属性的观念,也就是至高者缺失的思想。将美韩两国的意识形态立场,通过以两希文明在关于至高者的对立态度为标准进行划定,便能清楚地得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个阵营。本文从苦难与拯救、相对或绝对的罪和称义或堕落的审美取向这三个主题,围绕至高者的态度,分析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和意识形态背景,论证了意识形态对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导向作用。美国意识形态是存在至高者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主流电影无法回绝的称义意识的审美取向,也塑造了美国主流电影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表达。韩国意识形态是至高者缺失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韩国主流电影热衷于堕落意识的审美期待,造成了韩国主流电影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表达。

二、千年世界第一位伟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千年世界第一位伟人（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部编版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红色文化传承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共和国开国领袖书法创作与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及其时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10）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四、千年世界第一位伟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部编版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红色文化传承比较研究[D]. 孙莹.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共和国开国领袖书法创作与审美研究[D]. 何明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5]周恩来家教家风的特点及其时代价值研究[D]. 孙媛媛. 山东大学, 2020(10)
• [6]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7]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8]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D]. 李百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5)
• [9]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D]. 王禹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D]. 白松旭.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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