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的绥靖政策与欧洲权力关系

一、绥靖政策与二战前的欧洲大国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吴东祉^[2]（2020）在《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1933-193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3年1月30日随着希特勒被兴登堡元帅任命为德国总理,德国进入了现代史上一个纳粹党领导的特殊时期。该时期德国的国内外政策都有较大规模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被放在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纳粹党在尚未成为执政党时,就制定了一系列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它主要体现在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的思想之中。希特勒自上台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英国的关系,重视对英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1933至1939年间,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德方积极探求与英同盟阶段、德方与英同盟转向阶段、德英双方僵持阶段以及德英双方对抗阶段。1933年至1935年,纳粹党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积极促成德英同盟,以促使纳粹德国东进拓展“生存空间”。但是1935年至1936年接连发生了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军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西班牙内战等事件,纳粹德国积极联英的外交政策难以存续,因此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进入转向期。1937年至1938年,国际形势进一步转变,导致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入僵持阶段,也就是“无英格兰”阶段。在该段时间内,纳粹德国继续它东扩的外交战略,视英国为无物。慕尼黑会议之后,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发生变化。纳粹德国在这一次政策转变中蕴含着与英对抗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纳粹德国针对英国实施的对抗外交政策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苏闻宇^[3]（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董柞壮^[4]（2018）在《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热点议题。研究两者的互动机制,回答国际体系转型如何促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全球治理变革怎样深化了国际体系转型,不仅有助于明晰两者间的关联及其互动历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两者的互动历程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此后全球治理实践的萌芽出现,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全球治理的变革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维也纳会议后至一战前欧洲的国际体系呈多极态势,为恢复欧洲均势,并在合作的观念下打破交往壁垒,欧洲形成了大国协调治理模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重建和平、恢复经济,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国际社会成立了国联,从而开始了国际治理模式;冷战期间,为巩固战后秩序、实现持久和平,反法西斯胜利国建立了联合国,带来了跨国治理模式;冷战结束后至今,两极对峙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当前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历史经验表明两者的互动存在复杂关联。一方面,国际体系转型能够促发全球治理的变革,表现为四个维度:一是体系的转型会对原有的治理安排构成挑战,从而促使国际社会改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二是体系的转型也会带来新的观念,并与既有的治理观念竞争,带动治理观念的更新;三是体系的转型能够带来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并推动新治理行为体的出现,从而改变治理行为体格局;四是国际体系的转型会带来治理方式的变化,最终塑造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变革也会深化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改变崛起大国的挑战倾向,以及控制国际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通过更新国际规范、协调大国互动,改变大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第三,治理机制通过规制大国竞争,推动形成政策网络,能够调节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的变革也面临诸多挑战。历史回溯与理论分析表明,社会力量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凸显,国际合作中的多边主义开始向全球主义过渡,全球治理的形态也渐趋成熟。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际机制及其作用的理解,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安排与国际权力分布相匹配,同时,也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政策启示,包括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等。

王政达^[5]（2018）在《冷战后欧盟俄罗斯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的结束为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冷战结束初期,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欧俄双方已经结束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将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俄罗斯甚至可以深度融入欧洲,但之后欧俄关系发展的现实却与人们的乐观预测存在较大偏差。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冷战后确实大为改善,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进行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并在各领域建立了诸多合作机制,双方关系发展总体上比较顺利。但是,欧俄合作的过程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凸显、摩擦不断之相互角力的过程。事实上,冷战后欧俄关系的发展虽有悖于国际舆论的乐观预测,却符合欧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冷战后欧俄关系的发展,既有实力的较量,也有利益的角逐,而双方在各自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外交文化和外交传统在双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实力、利益、地缘、文明等因素作为欧俄关系发展坐标系中的重要参数或变量,共同决定了冷战后欧俄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欧盟与俄罗斯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形态背景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外交传统和外交文化。外交文化和外交传统是国际关系中最为稳定的因素,一经形成就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施以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冷战后欧俄关系正是在欧俄双方外交文化和外交传统等文明因素的幕布上展开的。冷战结束后,欧盟一方面与俄罗斯发展各领域的合作关系,但另一方面,欧洲对其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仍然记忆犹新,对俄罗斯在历史上的扩展传统和俄与欧洲诸国的地缘争夺及俄罗斯的领土入侵依然心怀恐惧。因此,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集团并未放弃冷战思维,为防止俄罗斯帝国再度复活威胁欧洲的安全与稳定,欧盟选择了趁俄罗斯国力衰弱之际参与北约东扩、自行推进欧盟东扩的战略举措,极力蚕食俄罗斯的安全空间,使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几乎丧失殆尽。同样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对外扩张之苦的中东欧各国,也在冷战结束后纷纷加入西方阵营,以防再度被俄罗斯控制。俄罗斯在国力衰落之际,对欧盟等西方国家挤压其安全空间的行为极力忍让,在尽力降低自身利益损失的情况下与欧盟等西方国家进行合作与竞争。但是,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的大国意识、强国思想和帝国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俄罗斯国力恢复后,便不再容忍西方挤压其安全空间的行为,对西方进行了反击。欧盟与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使得泛欧安全体系的建立几无可能,双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博弈还将继续。但是由于国家实力和地缘因素的影响,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离不开欧俄双方的共同参与,斗而不破仍将是欧俄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问题上对西方的强力反制,基本上暂时终结了北约和欧盟东扩的进程。在能源领域,欧俄双方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既有相互合作,也存在矛盾与摩擦。欧盟的能源战略旨在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进口能源,以保证自身能源安全,同时凭借其作为俄罗斯最大能源进口方的地位制约俄罗斯的对外行为,防止俄罗斯以能源为武器在欧洲问题上取得主导地位,损害欧盟利益。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是依靠其巨大的能源储量,出口能源以换取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利用其当今世界能源大国的地位,以能源为工具谋求政治、安全利益,借以提高自己在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虽然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和金融制裁,但是,由于地缘关系、历史联系和供需刚性的制约,双方的能源相互依赖关系不会改变。总之,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深刻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对欧洲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使得俄罗斯不可能也不会融入欧洲。但受实力地位、地缘关系和各自利益的制约,欧俄关系仍将以合作为主,但矛盾与摩擦依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冷战后欧俄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筹大国关系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欧俄关系的发展表明,大国之家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必须切实增强国家实力并敢于斗争;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国际关系理念;必须高度重视文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于冷战后欧俄关系的发展,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和创新全球治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赵文亮^[6]（201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何以爆发?——七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关于二次大战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欧洲各国人民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之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出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许多人在探询,在思索,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成为二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热点研究领域。

杨琦^[7]（2017）在《二战时期同盟国军事外交 ——以欧洲战场为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历史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为主要背景,以同盟国作为主体,对战争中的军事外交实践进行了纵向与横向剖析。通过分析同盟国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因素的外交举措,以及特定时期关键国家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等,结合历史事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层层剥茧,最终推导出军事外交在历史的重大时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军事外交在战争中的作用,以此丰富对于二战和外交问题研究,并为我当下和未来军事外交工作实践提供启示。通过研究发现,二战期间同盟国的外交属于战时外交,而这种战时外交全部围绕着军事问题展开,具有军事外交的基本内涵属性,完全可视为是广义的军事外交实践。因此,同盟国的军事外交贯穿二战始终,无论为战前设计、战争控制和战后安排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军事外交是战时国家间构建同盟的重要手段,在防止战争和赢得战争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是获取战争胜利的制度前提和机制保障。同时,研究发现,二战爆发前,各主要大国开展的形态各异性质不同的军事外交活动,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其中包括秘密外交死灰复燃,终致战争悲剧;同盟外交导致敌对,成为对抗根源;外交条约充满迷幻,干扰他国判断。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建立前和建立后,为赢得战争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外交活动,即:签署宣言,以联盟形式抗击法西斯;共同发力,逐渐扭转战争态势;加强协调,谋划胜利并展开战后安排。总体形成会议外交是主流、大国协调是关键和军事实力是后盾的特点。最终,从二战同盟国的外交实践得到了三点重要启示:一是军事外交是赢得战争的机制功能保障,即它可在战时汇聚更多的同盟力量,可有效地保证统一战线的稳固,可使军事力量有效地集中运用;二是军事外交是安排战后格局的影响要素,即它可极大地影响战后安排的内容、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战后世界发展走向。三是军事外交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即它在战时最能体现其根本功能,可为总体外交赢得先机,维护国家生存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

储召锋^[8]（2017）在《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国际政治的历史长河中,联盟的起源与冲突的出现一样久远。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联盟便成为国家、城邦、帝国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用以赢得战争、维护安全最常用有效的手段之一。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局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地区的稳定甚至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从推行联盟战略中获取巨大的利益,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及其基础上的前沿部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砝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如众多战略家预言的那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逝而瓦解,反而经过一番调试转型后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着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推手作用。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尝试对冷战后的美国联盟战略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回顾梳理美国联盟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联盟战略一经形成就服务于美国大战略,自然也遵循美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从策略性地运用联盟外交到坚定不移地推行联盟战略,反映了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本质蜕变。其次,分析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对抗性联盟的短命之躯,美国联盟体系拥有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战略形态。第三章透视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它既包含美国历史文化积淀所成的战略文化传统、战略缔造与实施的惯性等内生动力,也包含国际体系变迁、伙伴盟友关系演化等外在牵引。第四章考察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笔者将美国联盟管理归纳为利益协调式、制度规则式和霸权主导式三种模式。在维持和管控联盟内外行为的过程中,美国通常是综合应用这三种管理模式。第五章研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继而展望其发展前景。冷战后美国联盟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愈益突出,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分歧或将成为常态。联盟是美国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然而,随着其转型后规模与职能的过度延伸,未来也可能变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担。最后,分析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崛起是触发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联盟战略强化的重要外在推力。在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功能的情势下,我们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也应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

毕铄^[9]（2017）在《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中东,这块蕴藏着丰富自然资源的肥沃新月地带,历来都是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群雄逐鹿的竞技场。西方国家中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关系的走向和世界格局的调整。本文即从前纳粹时期德国中东政策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入手,试图从不同的施政对象角度出发对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为此,本文在绪论与结语以外将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的背景。介绍俾斯麦时代、威廉二世时代和魏玛时代的德国中东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反映前纳粹时期德国中东政策的中立性和保守性。同时,希特勒和纳粹党世俗主义、反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成为纳粹德国中东具体政策出台和实施的思想来源;第二部分研究纳粹德国对中东委任国的政策。它取决于纳粹德国对外侵略进程,无论是从对英政策的转变,抑或是对法政策更为微妙的调整方面;第三部分研究纳粹德国对中东犹太人政策。它包括意识形态渗透政策、排犹逐犹政策、反犹太建国政策和屠犹政策。他们是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中东延续。第四部分研究纳粹德国对中东阿拉伯人政策。从纳粹阿拉伯人观建立、扶植代理人政策、价值观输出政策、到武器援助政策,也是符合纳粹德国极权政策和世界战争的对策。综上所述,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由纳粹德国对中东委任国的政策、对中东犹太人政策和对阿拉伯人政策组成,是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中东化。它不仅是对前纳粹时期德国中东政策的延续与希特勒和纳粹党思想的继承,更是有力配合纳粹德国对外侵略扩张安排部署的结果。此外,纳粹德国中东政策历史影响也延续至今。

王卓^[10]（2017）在《论当前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绥靖性》文中研究表明在国际关系学界,绥靖政策即指20世纪30年代以张伯伦为首的绥靖主义者对纳粹德国侵略行为的纵容,1938年英、法炮制的慕尼黑阴谋更是将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也为该政策的破产以及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该政策从历史的角度讲,含有较多的贬义意味。本论文试图从绥靖政策中抽拣出绥靖性的含义,结合绥靖性的外交历史实践,分析当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带有绥靖性的表现、原因以及影响,构成该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对于绥靖政策的概述以及绥靖性的界定,国外有很多学者认为绥靖政策只是一种外交政策,无好坏之分,从一定程度上将绥靖与妥协相混淆。而本篇论文主要将绥靖性与绥靖政策的恶劣影响相联系,指出绥靖与妥协的的本质差别,得出绥靖是对危险者的姑息纵容这一结论,若一国政策明显具有绥靖性则说明实施该项政策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当前美国对日政策的绥靖性主要表现在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制定了一系列的保守性政策,如在历史观、在自我定位上的右倾化,并在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中不断摆出强硬姿态。当前的美国政府面对安倍政府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进行遏止,反而姑息纵容日本的右翼势力,听任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在日本的战争历史问题上所持有的“模糊”表态,扶助日本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支持日本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等。而探究美国政府对日政策带有绥靖性的背后,可以发现以下原因:首先,美日之间较为紧密的同盟关系这一历史原因;其次,美国力图使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扮演重要帮手这一现实原因;最后,美国认为对日实施绥靖性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而无害以及美国自信能够控制日本的主观考量。作者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绥靖性外交实践的阐述,以及当前美国对日绥靖性政策的表现与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美国当前的对日政策与二战前的绥靖政策在实施政策的主体、对象、方式以及目的这四个方面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当前美国的对日政策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已造成消极影响,而且也严重阻碍了亚太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美国应以史为鉴,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以及军国主义的复活,做出理性的战略选择。

二、绥靖政策与二战前的欧洲大国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绥靖政策与二战前的欧洲大国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1933-1939）（论文提纲范文）

（3）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4）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后欧盟俄罗斯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二战时期同盟国军事外交 ——以欧洲战场为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当前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绥靖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绥靖政策与二战前的欧洲大国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1933-1939）[D]. 吴东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D]. 董柞壮. 南开大学, 2018(03)
• [5]冷战后欧盟俄罗斯关系研究[D]. 王政达.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第二次世界大战何以爆发?——七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关于二次大战起源问题的研究[J]. 赵文亮.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17(02)
• [7]二战时期同盟国军事外交 ——以欧洲战场为主的研究[D]. 杨琦.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8]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D]. 储召锋.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纳粹德国中东政策研究[D]. 毕铄.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论当前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绥靖性[D]. 王卓.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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