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超越与根源——论何琳的文化哲学体系

一、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祝鹏,叶茂^[1]（2021）在《浅析贺麟文化哲学的体用观》文中指出对于近代中国文化领域的曲折坎坷发展进程,贺麟批判发展了各种文化之间的均衡要素,指出对于当时背景下的中国,如果不进一步强化儒家文化,而放任各种文化袭来与格局,最终会导致本土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衰落,被西方列强的文化输出而沦为文化的殖民地。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根据贺麟的文化哲学提出"体用观"理论思想,认为文化的体用方面要体用统一、不可分,体用不可颠倒,最终做到各部门文化皆有其有机统一性。以此使儒家文化在文化纷争中得到前进与发展,与其他文化能够有机联合在一起甚至超越他们,最终实现新的儒家思想,走向文化复兴。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龙飞^[4]（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贺麟的文化观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学习,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解读,他提出的"体用合一"的文化体用观、"返本开新"的文化继承发展之法,对文化重要作用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去认识和探析贺麟文化观,对当今中国如何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现实性上为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等提供了理论指导。

李燕^[5]（2020）在《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及信仰研究》文中提出晋东南地区英雄神话传说资源丰富。女娲补天、炎帝植谷、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丹朱送宝等诸多英雄神话流传于上党大地,构成了晋东南英雄神话群。这些神话塑造了诸多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的英雄形象,记录了众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英雄壮举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气概,是共性的民族精神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交融,也是照亮中国文明演进的一点光亮。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绪论包括“晋东南英雄神话及信仰研究”的选题目的及意义、国内研究综述、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界定四部分。第一章论述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的主题。灾难与抗争是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的重要命题,是人类在前行过程中生命与生态交融碰撞的印记。在谋得生存的艰辛突围中,英雄往往能够带领民众抵御灾难,实现秩序的平衡与家园的重建,表现出顽强的抗争精神和不屈的生命意志,成为救赎与希望的象征。第二章分析晋东南英雄神话所具有的刚柔并济、死生相化、虚实相生的张力美,道成肉身的崇高美和追求和谐、崇尚生命的生态美。第三章剖析晋东南英雄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互渗。通过在地化、合法化、世俗化,神话英雄完成了向地方神灵的转变,并在馈赠与护佑的互动中融入地方民众生活。第四章阐释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的当代重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英雄神话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表述。人们通过文化景观、文化艺术节等形式再现英雄神话,通过讲好神话故事、挖掘精神内核,实现古老神话与当下社会的有效融合。本文以晋东南地域内的女娲神话、炎帝神话、后羿神话、精卫神话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本文献、活态文献,在文化整体观的视野观照下对晋东南英雄神话群予以解读。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民众在自然生态与生存困境的矛盾中谱写的生命之歌。那些或战天斗地、或引领光明、或重塑秩序的英雄,是崇高理想与伟大人格的拥有者与践行者。研究晋东南英雄神话,对挖掘民众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记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所裨益。

甄洁^[6]（2019）在《卡西尔与心理学及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哲学普遍地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的历史时代,其结果就是在思维方式上推动并实现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换,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解构二元论思维方式及其塑造的世界观,而走向一种主体主义或称主观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个历史发展趋势,是不同背景的哲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并因而也体现在他们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当中,其中就包括从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的发展。在本文研究背景中,这个发展线索被称为意向性心理学的思想潜流,以服务于本文研究主题。也正因此,若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他们不同的理论体系共同表达的思想冲动,不仅是饶有趣味的,而且有助于我们统一地理解这个历史发展趋势,并获得统一地理解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有效线索。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以他独树一帜的符号形式哲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在有关卡西尔的研究背景中,除了在表面价值上意识到并承认“符号形式哲学”是卡西尔哲学思想作为体系的独特贡献外,人们大多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理解卡西尔的思想,或者是将文化哲学直接等同于他的符号形式哲学。但卡西尔本人在不同背景中都明确指出,他的文化哲学的基础在于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因此,当我们逐步递进地考察卡西尔哲学思想的“最后基础”时,我们自然要追问符号形式哲学的自我奠基问题。当我们顺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深入到《符号形式哲学》”的文本时,却又不无沮丧地发现,其中关于符号形式哲学本身的基础的论证,总体而言是语焉不详的,似乎难以把握到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文化哲学的水平上,卡西尔确实又卓有成效地在彻底改变着我们对人和世界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现,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中,总是隐而不显、或隐或现地贯穿着一个特殊的思想原则,只有把这个思想原则明确地揭示出来,他的符号形式哲学本身的基础才从其“潜在状态”转变为其“明显状态”而得到澄清。这个思想原则,就其一切本质特征而言,与由布伦塔诺开创、胡塞尔加以发展、又在詹姆斯那里得到回响的现象学心理学是同质的和一致的,乃至于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为意向性心理学的思想潜流。换言之,符号形式哲学的自我奠基,或卡西尔哲学思想作为整体的逻辑结构,内在地要求其中隐含的意向性心理学思想的主题化。正是意向性心理学的思想潜流作为隐而不显地贯穿在符号形式哲学之中的思想原则,赋予了卡西尔的以符号形式哲学为背景的文化哲学以特殊的气质,因而区别于其他关于文化的研究方案,包括分别以不同文化形态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如语言学、宗教学、神话学、艺术学等等。其典型特征之一,是在各自作为人类精神表现或实现它自己的不同形式的意义上,赋予“科学”与语言、宗教、神话、艺术等以等价性,进而赋予科学以人文的意涵,并得以超越传统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峙、甚至是对立。以此为背景来看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就可以一般地把他的文化哲学称为广义的人文科学。结合前面关于符号形式哲学自我奠基问题的结论,就可以说,在卡西尔那里,正是意向性心理学在执行着为人文科学奠基的逻辑职能。由此,不仅在符号形式哲学本身、或文化哲学与符号形式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且是广义地理解的人文科学的水平上,我们得以获得对卡西尔哲学思想的统一的理解。总之,本文以卡西尔哲学思想为对象和切入点,通过将其中潜在地隐含着的心理学主题化,得以揭示卡西尔哲学思想作为体系的逻辑结构,并获得对卡西尔哲学思想的统一的理解,进而阐明心理学对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研究。导言部分以对卡西尔以及有关卡西尔的学术研究现状的介绍和分析为背景,引出本文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等。论文第1章考察卡西尔哲学的思想史背景,包括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代意向性心理学的思想潜流,并强调,在卡西尔的思想中,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个思想史背景,都不足以完全合理地解释卡西尔的思想。论文第2章通过考察文化哲学与符号形式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符号形式”概念的双重含义的分析,阐明卡西尔哲学思想作为整体的逻辑结构,并暗示了,他的思想的逻辑结构的澄清以及他的思想作为体系的完成,依赖于其中蕴含的意向性心理学思想的主题化。论文第3章以西方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般线索为背景,总体地指出卡西尔对这个线索中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批判态度和对现象学心理学的同情态度,并以纳托普的心理学思想为参照,阐明卡西尔的心理学理想。论文第4章结合对《人文科学的逻辑》和《符号形式哲学》第四卷的分析,从正反两个方面补充论证上述结论,并作为全文的总结进一步指出,意向性心理学的主题化,乃是卡西尔哲学思想作为整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张晶盈^[7]（2019）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认同是文化理论的重要问题,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哲学问题。文化认同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民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海外华人是一个拥有六千万之众、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同样面临着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化进程既加剧了华人文化归属感的危机,也强化了华人文化认同的意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华人生存实践展开的具体形式不同,华人文化的具体呈现各有特殊性,华人文化认同的具体方式也有差异性。但是,作为一个与母国和原乡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群体,海外华人在族群属性上同属中华儿女;在文化属性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基因;在文化认同上,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都表现出共同的文化自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为总体理念和方法论,从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观等三个维度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内在的共同性、普遍性和规律性进行系统的论析。在认识论维度,对华人文化和华人文化认同的涵义进行界定和解析。提出了华人文化是由华人移民根据生存实践的需要,在与居住地社会文化邂逅、接触和交融过程中,重新诠释和建构的文化复合体;华人文化认同的实质是作为认同主体的华人对华人个体之间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理解、承认和接受。并从居住国和祖籍国的角度对华人文化认同的对象进行分析;从个人主体、社群主体和族群主体等三个层次对华人文化认同的主体向度进行分析;从生存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对华人文化认同的目的向度进行分析。在实践论维度,阐述了华人文化认同的实践意蕴:实践是文化认同形成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实践是文化认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实践是文化认同目的实现与否的检验尺度。梳理了华人文化认同实践历程的过程性和阶段性,指出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是一个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到华侨文化认同再到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变过程。分析了华人文化认同的实践特征主要表现在网络化、跨国化和交往性等方面,并指出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了华人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华人文化认同的建构。在价值观维度,对华人文化价值观的基本涵义和主要构成要素进行概括和梳理,分析了华人文化价值观认同具有建构性、中华文化主导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性;并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华人文化价值观认同的社会意义: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塑造和范导的作用;对华人族群意识和行为具有凝聚和规制的作用;对华人社会的形成、发展具有维系、整合和稳定的作用。在现实层面上,对华人文化认同的实施机制进行阐述,指出华人文化认同的实施机制是以华人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由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和华人传统信仰等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分析了华人文化认同的现实困惑和影响华人文化认同的因素,提出了重构华人文化认同的策略性思路。进而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困境以及现实重构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探析。

邓妍^[8]（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萍^[9]（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郭瑞^[10]（2018）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是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专制主义社会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从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一个公平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受到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官僚买办势力的阻碍,步履艰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首要的历史任务。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一是儒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儒学所依附的封建政治制度逐步解体,意识形态上的儒学走向终结;二是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变化带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精神面貌以及行为方式的变化,儒学的地位及影响日渐萎缩,处在不断破解和碎片化之中,逐渐失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位置。儒学面临着现代转化的压力,儒学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儒学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涉及到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儒学经历了一个失去权力庇护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直至从社会独尊位置跌落;儒学也经历了一个被质疑、被否定、被批判但又迎来发展机遇并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对儒学发展以及儒学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康有为托古改制、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与借鉴都是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儒学分别与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融合,在现代转化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儒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考察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儒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根本任务、基本途径,准确把握儒学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也就能更好地推进儒学现代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儒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现实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引言部分论述了选题缘起和主要探讨的问题、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点以及面临的困难与不足等。第一章以社会转型的概念入手,对社会转型的涵义以及原因进行概括性的介绍,然后由社会转型引入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历史任务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分析,目的是为近现代社会转型与儒学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论证。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变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必然要适应转型进行现代转化。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儒学现代化的方向,而儒学现代化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第二章是封建社会瓦解与儒学意识形态的终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不断走向瓦解,传统儒学遭遇近代危机。洋务运动在儒学经世致用的逻辑中展开。甲午战败宣告传统儒学嬗变的失败,国家只有制度变革才有希望。康有为托古改制推行变法,以政治改良为目的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近代推动儒学现代化的第一人。但是,无论是改良还是改革,都挽救不了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命运,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宣告封建社会终结,依附于封建政体的儒学解体。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化的展开。辛亥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封建文化残余仍然有社会基础,这是民国初年出现尊孔复辟逆流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文化开展了彻底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使儒学脱离封建专制的束缚,结束意识形态独尊的地位,儒学以它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的特点,成为建构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2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儒学是儒学现代化思想重镇,诞生了一批汇通中西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构造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为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与吸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与儒家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将儒家文化中积极因素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时代获得新的活力,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从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吸收到了儒家思想的精华,更加契合中国的现实,顺利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对儒学借鉴与吸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的典范,是儒学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五章是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与儒学现代化的新开展。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正常进行的儒学研究在60年代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打乱了儒学研究的正常进程,直至完全中断了大陆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现代化。流亡海外的一批现代新儒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继续推动儒学现代化,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为扩大儒学的海外影响做出了贡献。80年代,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成果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儒学热。在内地,大陆现代化建设取得显着的成效,“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以及新世纪的“儒学复兴”,儒学现代化重启。儒学现代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而且出现不同立场、观点与路向的现代化。结语部分通过对一百多年儒学现代化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当代实践,展望未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儒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一种新形式与新形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儒学现代化的主导形态,但它并不排除其他新儒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在价值上是多元的,在信仰上坚持自由原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谨防儒学消极因素的渗入。

二、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1）浅析贺麟文化哲学的体用观（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及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卡西尔与心理学及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的超越与寻根——论贺麟的文化哲学体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浅析贺麟文化哲学的体用观[J]. 祝鹏,叶茂. 汉字文化, 2021(1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J]. 龙飞.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02)
• [5]晋东南英雄神话传说及信仰研究[D]. 李燕. 山西大学, 2020(01)
• [6]卡西尔与心理学及人文科学的逻辑奠基[D]. 甄洁. 吉林大学, 2019(02)
• [7]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D]. 张晶盈. 华侨大学, 2019(01)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10]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D]. 郭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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