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纠正剥夺农民的错误

一、彻底纠正剥夺农民的错误（论文文献综述）

贾保营^[1]（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陈文通^[2]（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革命(上)》文中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通过一系列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漫长复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先后领导了世界罕见的三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体制改革。三次革命性质不同,任务不同,但都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相联系,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在三次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既取得了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有许多深刻乃至惨痛的教训。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完成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必须把一般发展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统一起来。

赵子夜^[3]（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李文静^[4]（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袁蕊^[5]（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刘雯炀^[6]（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始得以阐发和使用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领导人民持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实践表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判断准确,并能够随之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能团结人民群众取得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之相反,往往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深入研究“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问题的研究,进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内在逻辑。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的核心主题,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要研究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试图探究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的接受、认知和运用的过程以及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言主要论述了本研究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属于研究的前提性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从概念史的视野出发,依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论述,重点考察了“矛盾”“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核心概念的历史由来和丰富内涵,以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相关概念有清晰的认知。从理论研究的视野出发,重点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类型、基本特性和理论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在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理论前提的同时,也为展开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主要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的历史阶段。党的一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初次探索,但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二大较为正确地把握到社会主要矛盾,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国共两党之所以达成共同革命的战略目标,其重要基础就在于认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并初步意识能否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关乎国民革命的成败。但也正是对主要矛盾转化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解决主要矛盾的核心力量——革命武装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初步把握,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重的教训。第三章,全面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以八七会议为标志,党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主要代表的新军阀的矛盾,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的六大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六大基本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而“左”倾领导者不断滋生严重错误,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做出了极为主观的脱离实际的判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成功实现了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重大突破,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策略,并在长期的抗日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和丰富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第四章,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历史阶段。第一,抗战胜利后迅速把握到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形势变化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方针,推动人民民主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第二,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既能够理性看待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又能够对未来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理论预测。第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既能够认识和解决工作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也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成功实现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第五章,侧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启示的凝练和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索的有益经验集中为:全面分析国情及其变化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正确认识世情变化和时代特征是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条件,正确判断主次矛盾的关系是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对其继续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启迪:综合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新变化,毫不动摇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价值遵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升分析和应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阎庆^[7]（2020）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文中提出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东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教导旅等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东北地区选择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末开始,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陆续在南满、东满、北满和吉东等四大游击区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从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建设。随着抗战历史由“八年”改为“十四年”,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作为一个重点的研究领域进入到人们研究的视野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的从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阵地。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以及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东北抗日斗争史的构成要素之一。本文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研究对象,与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努力从多种视角去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通过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揭示其基本特征,并且对其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历史作用展开研究。与此同时,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探究它的丧失、历史教训和当代启示。本文内容一共分为六章,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即绪论。首先深入系统地探究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论述,介绍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详细阐明了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绪论是论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基础。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与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基础。另外,东北地域文化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文化基础。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并领导东北军民抗日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的现实基础。第三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末开始,先后在南满等四大游击区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创建到基本丧失经历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广泛性、复杂性、独立性和艰巨性等特征。第四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历史作用。这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各地党的组织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内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根据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包括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此同时,东北抗日根据地经过各方面的建设也起到了突出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深远的影响,需要深入探究。第五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思想,进一步贯彻和执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三大游击区域,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为战略基地,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作战方针,对反动势力予以坚决回击,团结和争取了一切抗战力量,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关键。就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而言,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既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推动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六章是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历史教训和当代启示。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因素,分布在四大游击区的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密营陆续丧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代的角度来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也有很多启示值得深入研究。探究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历史教训及当代启示对于深化和拓展东北抗战史的研究以及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震^[8]（2020）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宁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主义的思想精华与理论成果,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为了扫除在和平建设时期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失败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新经济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情出发,巩固工农联盟,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方式。这一政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留下宝贵经验与科学理论。本文以1921年至1924年新经济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历史阶段为研究对象,以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与实质为研究重点,以新经济政策的当代启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新经济政策这一丰硕的理论成果全面回顾与总结,挖掘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精髓和理论要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在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方面,本文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总思路,在论文主干部分的五个章节,分别探讨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时代背景、内容与实质、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遵循问题导向,围绕研究主题,运用文献分析、历史分析、问题导向、比较分析的方法,实现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与启示做出理论突破,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阐述列宁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思想来源。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探索,指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厘清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实现顺序,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经历过渡时期,诠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原理,讲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对俄国革命的科学指导。说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并开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实施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第二部分探究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农奴制经济残余广泛存在、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势力强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实际国情,指出十月革命后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尝试,以及因苏维埃俄国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颠覆政权的活动,提出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由于在结束战争后依旧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招致国内多地爆发类似喀琅施塔得暴乱的暴动事件,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新经济政策。说明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完全源于俄国的实际国情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第三部分凝练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与实质。在梳理新经济政策提出、推进与深化的历史脉络基础上,阐明实施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重视市场作用、发挥货币与银行作用、活跃商业、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等新经济政策内容,其背后的实质是锐意进取与改革创新,并通过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找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论体系完整体现。说明新经济政策找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第四部分总结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通过新经济政策实施,加强了苏维埃政权的上层建筑,夯实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提高了政权机关的工作能力,争取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外交局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实现了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变革,为建成社会主义做了必要的准备,终将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说明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使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不断变为现实。第五部分分析列宁新经济政策当代启示。从新经济政策本身出发,解析新经济政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汲取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定会取得建设新成就新辉煌。说明新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与体现,仍是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情和时代的客观实际出发,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找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方式,拓宽了社会主义过渡道路,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本文以新时代的视角,审视新经济政策这一历久弥新的科学思想,赋予这一经典理论以时代气息,从中汲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孟冰寒^[9]（2020）在《列宁妥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首次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大胆探索并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未曾出现的社会主义新问题,形成了列宁妥协思想。列宁妥协思想贯穿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整个时期,是一笔丰厚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内容丰富,涵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多个环节,对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如何相处的问题列宁提出了许多精辟论点和重要论述。妥协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列宁妥协思想不仅可以理解妥协思想的实质,更能从列宁妥协思想实施的前后过程及结果得出妥协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首先侧重于由历史的角度探讨列宁妥协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列宁妥协思想是应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而产生,是应俄国与欧洲大国外交局势的回应,是俄国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客观需求,是俄国社会发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列宁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事革命斗争活动,这一阶段欧洲各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俄国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不可避免的卷入欧洲与亚洲战场,国内外矛盾分外复杂,不同的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俄国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西方社会传统妥协思想以及俄国社会政治传统为列宁提供了参考,列宁辩证地吸收了上述思想的精髓,整合形成了适合俄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妥协思想。俄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促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壮大,俄国的工人运动愈加高涨与复杂,列宁妥协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工人运动将如何前进,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将如何进行,各种思潮如雪涌般冲击着俄国各阶层,列宁妥协思想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需求。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分为探索期、形成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为批判民粹派关于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而于1893年完成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可以视为列宁妥协思想的开端。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前,列宁都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俄国工人运动,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跨度里,俄国经历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革命运动的初期,妥协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怎么区分不同的妥协,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就极为重要。列宁在多次革命实践中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认真分析经验教训,认为俄国革命需要学会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动进攻,也要认识到在不利形势下有组织的退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利用妥协,保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最艰难的历史关头中不断开辟通往胜利的道路。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列宁妥协思想的探索阶段。从1917年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是列宁妥协思想的形成阶段。当布尔什维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作为国力孱弱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如何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列宁以这些问题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妥协思想,论证了妥协的必要性与客观性,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对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如何改变苏维埃俄国窘迫的经济状况成为当务之急。长期战争造成了俄国生产水平大幅倒退,粮食与日常生活必需品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而在战争结束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农民更大的暴动,造成国家的混乱。但在当时的思想觉悟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认为如果向农民妥协,实行固定的粮食税,恢复农民自由处理余粮的政策就意味着商品交换原则的恢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在倒退,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列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大量工作,使退却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苏维埃俄国退却工作的原则与内容,提出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从而对列宁妥协思想作出了重大的深化发展。随着列宁妥协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列宁在妥协思想的形成了丰富的基本内容,涉及包括经济、政治及外交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在恢复国家的经济建设上,列宁在土地政策上由土地国有化向土地社会化的转变,认为要“善于同中农的妥协”,由“剥夺剥夺者”退到组织“计算和监督”以及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退却”。俄共（布）要想成功掌握和巩固政权除了依靠无产阶级外,还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阶层、阶级的关系。因此在内政上如何尽可能的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对俄共（布）巩固执政基础来说意义重大。此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只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执政党来完成,俄共（布）必须团结和吸收其他阶层力量,将摇摆不定的“过渡阶层”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明资本家、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少数民族在内其他阶层作适当的妥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外交的主要思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方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列宁此时的妥协思想不仅适应了苏维埃俄国在建国初期外交实践的需要,也为后期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因为列宁的妥协思想涵盖了有关政治、经济及外交等多个方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内涵丰富并且完整的学说体系,针对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进行了创新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妥协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随着列宁的逝世,苏联的国家政策逐渐舍弃了列宁制定的线路,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逐渐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继承并发展列宁的相关思想,推动统一战线,争取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终胜利。推进两制关系的发展新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新方向,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斗争模式,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列宁妥协思想虽然形成于20世纪,但是其中包含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春艳^[10]（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二、彻底纠正剥夺农民的错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彻底纠正剥夺农民的错误（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革命(上)（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列宁妥协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彻底纠正剥夺农民的错误（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革命(上)[J]. 陈文通.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1(03)
• [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4]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研究[D]. 刘雯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D]. 阎庆. 吉林大学, 2020(08)
• [8]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关震. 辽宁大学, 2020(01)
• [9]列宁妥协思想研究[D]. 孟冰寒.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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