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田野[2](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宋文月[3](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Ivan Sarafanov[4](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马微[5](2019)在《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发挥金融改革的重要作用,扩大和优化金融等软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形成高效的金融体系和有效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结构,是从供给侧角度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连续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并对金融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任务做出了总体部署。这为金融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两者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然而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总体是稳健的,但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同时金融风险大量集中于商业银行体系,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也成为制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瓶颈;另一方面,既有文献虽关注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总量层面,鲜有研究从结构层面探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性。因此,金融结构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如何有效聚焦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已成为助力中国产业结构成功转型的关键。由此,开展“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的金融结构研究”就成为当下乃至未来盘活中国经济整个一盘大棋的重要问题。本文紧密围绕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按照“既有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历史演化—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第一,对国内外相关既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价,为本文的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演化规律的视角分析了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维度探讨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三是构建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揭示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四是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从而为后文影响效应的进一步检验奠定理论基础。第三,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依次剖析了不同阶段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化背景、基本特征及其变动方向。第四,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一是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层面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总结出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二是从三次产业分布、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水平和主导产业发展四个层面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实际中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三是总结了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在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第五,构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7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运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技术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二是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中小企业成长、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发展三个层面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的存在性;三是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检验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揭示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规律、约束机制及地区差异等问题。第六,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前进态势,提出了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并通过产业资本形成机制、产业资源配置机制和产业技术进步机制的三层递进机制,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积累,引导资金优化配置,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中国的金融结构经历了巨大变迁,初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且随着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变,呈现出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和显着的地区差异;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迁,并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类型,但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第三产业占比过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匹配,产业结构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内部结构低端化等结构性问题。第三,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一是无论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还是资本市场结构,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影响,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受惯性影响表现出了延续性与累积性的特征;二是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和复合型资本市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第四,金融结构能够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技术创新等产生中介效应,从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一是融资结构层面,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确实是融资结构推动产业层次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路径;二是银行业结构层面,银行业集中度的提升确实会通过阻碍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结构层面,资本市场结构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是成立的。第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联,且受到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初步构建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逻辑框架,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总量层面,本文从结构层出发探讨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效应,厘清了与不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进一步丰富了金融结构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较为深入地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进步三个层面剖析了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回答了金融结构为什么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同时探究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非线性影响路径,回答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这对理论界深入认识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第三,弥补了传统金融结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代金融结构呈现出超越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复杂化特征,而现有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并未体现这一内容,本文结合实践中金融结构的内生演变,系统阐述了现代金融结构交叉融合的复杂化趋势。第四,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不同于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在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对金融结构进行全景式衡量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直接、间接和非线性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无疑为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
范小仲[6](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郭宏毅[7](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陈景华[9](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杨丽君[10](2019)在《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传统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缺乏可持续性,技术创新要素的供给乏力,金融资源很难自发流入技术创新领域。金融原本因实体产业发展的金融所需而生,却不具备专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供给的“执着”。因此,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金融发展发挥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极其重要。金融资源的流动应能满足淘汰落后产业,去过剩产能,培育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的结构优化调整之需,应合理配置高度稀缺的金融资源。论文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明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的内涵,比较指标的测算方法,选择能够体现各自内涵的指标及测算方法。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先分别采取三项分项指标测度和比较: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再采用灰色动态关联分析法将三项分项指标与经济增长相耦合后得出综合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以便综合比较与计量分析。创新性地绘出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三轴图,比较三者的长期和动态变化趋势。金融发展采用三项分项指标描述: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剖析美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适宜分别阐述。本文综合考虑地区差异与空间联系建立计量分析模型,模型检验前进行系统的数据检验与诊断,采用不同模型与检验方法并比较优劣,选择最优模型和最佳检验方法,保证模型的稳健性以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紧紧围绕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尝试构建一套系统性、条理性、层次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内涵、界定指标及指标测算方法,分析影响机理,据此选择模型变量并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的内容前后对应,理论分析为实证分析提供支撑,实证分析再反过来为理论分析提供佐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并存。新常态下,应基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金融发展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充分相融。二是中国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不同地区存在“单赢”之势。应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差距,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不同地区的“共赢”。三是“先污染,再富裕”是低质量发展道路的简单复制,也非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摒弃急功近利,沉下心来走高质量的“不污染,就富裕”之路。四是金融高度发展不会必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过度金融化也会陷入“金融诅咒”。要避免金融发展陷入自我封闭循环,实现金融发展与以高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发展之间的开放循环,加快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金融发展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
二、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2.3.1 需求侧因素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4.2.1 基准模型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4.3.1 模型设定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5.3.1 模型构建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6.3.1 模型设定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7.3.1 模型构建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8.3.1 模型构建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9.3.1 模型构建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9.5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11.1 主要结论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5.1.1 模型设定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结构安排 |
1.4 本文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金融发展理论 |
2.1.1 货币金融与货币增长理论 |
2.1.2 金融结构理论 |
2.1.3 金融深化理论 |
2.1.4 金融约束理论 |
2.1.5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 |
2.2.2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
2.2.3 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
2.2.4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
2.2.5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双向因果关系 |
2.3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 |
2.3.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无关 |
2.3.2 法律渊源与金融经济相关 |
2.3.3 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2.3.4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
2.3.5 金融结构随经济发展阶段动态演变论 |
2.4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2.4.1 金融结构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争论 |
2.4.2 银行和金融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争论 |
2.4.3 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 |
2.5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三章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3.1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分析 |
3.1.1 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 |
3.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 |
3.2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 |
3.2.1 产业资本形成机制 |
3.2.2 产业资源配置机制 |
3.2.3 产业技术进步机制 |
3.3 金融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3.3.1 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3.3.2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 |
3.4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研究 |
3.4.1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3.4.2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与理论假说 |
3.4.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与理论假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化 |
4.1 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历程 |
4.1.1 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集权控制期(1949-1978 年) |
4.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金融结构重构期(1979-1991 年) |
4.1.3 市场化改革下的金融结构加速调整期(1992-2000 年) |
4.1.4 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结构深化发展期(2001 年至今) |
4.2 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 |
4.2.1 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产业结构探索期(1978-1984 年) |
4.2.2 消费升级下的轻工业化期(1985-1990 年) |
4.2.3 投资拉动下的重工业化期(1991-2000 年) |
4.2.4 供需失衡下的产能过剩期(2001-2012 年) |
4.2.5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期(2013 年至今)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趋势及问题分析 |
5.1 中国金融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5.1.1 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分析 |
5.1.2 中国金融结构的复杂化趋势 |
5.2 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及趋势 |
5.2.1 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5.2.2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趋势 |
5.3 金融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5.3.1 融资渠道分布不均衡 |
5.3.2 银行业整体集中度过高 |
5.3.3 资本市场发展失衡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6.1 核心变量的指标构建与测算 |
6.1.1 金融结构指标构建与测算 |
6.1.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构建与测算 |
6.2 研究设计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6.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6.2.3 研究方法与实证策略 |
6.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效应检验 |
6.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6.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
7.1 中介变量的指标设定 |
7.1.1 中小企业成长指标设定 |
7.1.2 技术创新指标设定 |
7.1.3 主导产业发展指标设定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方法 |
7.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7.2.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7.3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效应检验 |
7.3.1 基于融资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7.3.2 基于银行业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7.3.3 基于资本市场结构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影响效应实证检验 |
8.1 研究设计 |
8.1.1 研究方法 |
8.1.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8.1.3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8.2 基于金融结构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8.2.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2.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3 基于经济发展阶段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8.3.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3.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4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 |
8.4.1 基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4.2 基于分地区层面的检验结果及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金融助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
9.1 构筑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
9.1.1 弥补产业发展短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
9.1.2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
9.2 深化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
9.2.1 促进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性匹配 |
9.2.2 加强对重点领域与关键行业的资金支持 |
9.2.3 防范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风险 |
9.3 完善差异化与动态化的金融支撑体系 |
9.3.1 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9.3.2 实施动态化的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10.1 研究结论 |
10.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一、单位根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1.4 研究方法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1.5 研究框架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论文创新点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2.2.5 其他理论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5.1.2 基本检验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5.2 原因探析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6.1.2 计量方法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6.3 原因解析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7.3 原因分析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关于供求问题的研究历史 |
二、关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研究动态 |
三、关于中国经济供求问题的研究动态 |
四、研究现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 |
第一节 前古典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一、古希腊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二、古罗马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三、西欧中世纪经院学派的供求思想 |
四、重商主义的供求思想 |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
一、重农主义回归生产 |
二、亚当·斯密对供求理论的系统概括 |
三、萨伊、李嘉图的供给决定论 |
四、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需求决定论 |
五、穆勒对两类商品价值决定的分析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评价 |
一、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特点 |
二、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缺陷 |
三、马克思对之前供求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
第二章 马克思的微观供求理论 |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
一、供给的界定及其特点 |
二、需求的界定及其特点 |
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第二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值 |
一、市场供求不决定市场价值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值 |
第三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 |
一、市场价格由市场价值决定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格 |
三、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求 |
第四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竞争 |
一、市场竞争推动市场价值的形成和转化 |
二、市场价值与市场供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互动 |
第五节 马克思微观供求理论小结 |
第三章 马克思的宏观供求理论 |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
一、社会总产品供求和单个产品供求之间的关系 |
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总供求平衡 |
一、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第三节 总供求平衡的内在机制 |
一、总供求平衡的内容 |
二、总供求平衡的实现机制 |
第四节 市场供求失衡与经济危机 |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
二、供求失衡的调控 |
第五节 马克思宏观供求理论小结 |
第四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
一、以效用为中心的需求理论 |
二、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供给理论 |
三、供求均衡决定商品价格 |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决定论 |
一、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
二、有效需求决定论 |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的理论 |
一、供给学派的概况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
三、供给学派理论的实践 |
第四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相同之处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内容区别 |
三、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本质区别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发展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一、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二、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邓小平的市场调节供求理论 |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二、市场调节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第三节 江泽民的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 |
一、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经济社会形势剧变 |
二、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第四节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一、新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二、“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第五节 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一、新时代我国市场供求情况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
第六节 对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的评价 |
一、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
二、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与马克思供求理论是一脉相承 |
三、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是在传承中发展 |
第六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供求发展 |
一、中国经济总供给的发展情况 |
二、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发展情况 |
第二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解读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评判分析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不平衡的原因解析 |
第三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指导 |
一、市场竞争机制消除供求总量不平衡 |
二、部门结构优化消除供求结构不平衡 |
三、生产进步推动供求平稳发展 |
四、生产与流通衔接促进产业资本循环 |
第四节 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
一、消除体制弊端,发挥市场调节供求主导作用 |
二、注重发展质量,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
三、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供求平衡弹性 |
四、优化流通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匹配 |
第五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的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 文章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2.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
2.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文献发展脉络 |
2.1.2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内涵文献梳理 |
2.1.3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研究综述 |
2.1.4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未来研究方向 |
2.2 金融发展文献综述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
2.2.2 金融发展文献梳理 |
2.2.3 金融发展文献述评 |
2.3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文献 |
2.3.1 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2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梳理 |
2.4 金融发展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
2.4.1 金融发展之外的环境影响因素 |
2.4.2 金融资源之外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因素的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
3.1 美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1.1 美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1.2 美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1.3 美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3.2 日本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2.1 日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2.2 日本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2.3 日本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渠道 |
3.3 英国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3.1 英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3.2 英国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3.3 英国金融发展支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不足 |
3.4 以色列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4.1 以色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4.2 以色列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4.3 以色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
3.5 欧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
3.5.1 欧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 |
3.5.2 欧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历程 |
3.5.3 欧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阻力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4.1 金融发展指标分解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 |
4.2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2.1 金融总量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两种途径 |
4.2.2 金融总量供需反映的两种金融发展循环作用 |
4.3 金融结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4 金融效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4.4.1 金融效率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同步性 |
4.4.2 金融效率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状况:基于三个维度的比较 |
5.1 中国整体相关发展状况阶段性比较 |
5.1.1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阶段性比较 |
5.1.2 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比较 |
5.2 省域维度相关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
5.2.1 省域维度产业结构优化对比 |
5.2.2 省域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对比 |
5.3 五大热点地区相关发展状况差异分析 |
5.3.1 五大热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差异 |
5.3.2 五大热点地区金融发展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力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数据和变量说明及检验 |
6.1.1 描述性统计 |
6.1.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6.1.3 异方差等回归诊断 |
6.1.4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6.1.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2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6.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6.3.1 全面FGLS和OLS稳健标准误检验 |
6.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6.4 检验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金融发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经验 |
7.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综合实力的城市差异 |
7.1.1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关发展情况比较 |
7.1.2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聚类对比分析 |
7.1.3 金融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综合实力差异 |
7.2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及检验 |
7.2.1 模型数据描述性统计 |
7.2.2 模型变量相关性等检验 |
7.3 模型实证检验比较 |
7.4 模型稳健性检验 |
7.4.1 替换因变量检验稳健性 |
7.4.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7.5 检验结果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3]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4]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5]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D]. 马微. 西北大学, 2019(04)
- [6]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7]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金融发展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杨丽君. 东南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