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过程中隐瞒实情，能否解除购房合同？

一、销售时隐瞒真相 购货合同可否撤销（论文文献综述）

古加锦^[1]（2014）在《金融诈骗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将单位贷款诈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贷款诈骗行为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对于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含义,应采取“排除意思”说和“永久性地剥夺他人财产的故意”说。非法占有目的也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外的其他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金融诈骗罪不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不影响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对于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应当采取推定的方法。对于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行为的定性,应根据引起共同犯罪的危害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的实行行为的性质来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一般情况下,对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但在有的情况下,则应认定为相应金融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既存在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的情形,也存在属于想象竞合犯的情形。贷款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等相关金融诈骗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及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与相应金融诈骗罪之间属于吸收犯。盗窃金融票证、国家有价证券犯罪与相应金融诈骗罪之间属于吸收犯。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属于复合行为,但不属于牵连犯和结合犯。集资诈骗罪与其手段行为所触犯的其他诈骗罪名之间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犯。集资诈骗罪与其目的行为所触犯的其他非法集资罪名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的,构成牵连犯。应以实际所得数额认定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慎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采取的理性选择。票据诈骗罪中的“使用”票据的行为,是指利用票据的功能与效用,骗取他人财物,并侵犯了票据管理秩序和票据权利,损害了票据信用的行为。行为人使用虚假票据的时间无论是在取得对方财物之前或者之时,还是在取得对方财物之后,只要行为人使用虚假票据是为了支付取得对方财物的对价的,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就已符合票据诈骗罪的构成特征。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假票据支付合同价款或作合同担保,从而骗取对方财物的,是票据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信用证诈骗罪是结果犯,应以已骗取“一定数额”的财物作为该罪的既遂标准。“骗取信用证”不仅应当包括欺骗开证银行或者开证申请人为其开具信用证,而且应当包括骗取其他人持有的真实有效的信用证；只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信用证的”,就足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但行为人还须有“使用”该信用证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既遂；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可能存在三种定性情形：信用证诈骗罪,骗取金融票证罪,民事欺诈行为。骗取“打包贷款”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信用证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属于想象竞合犯。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包括借记卡,是扩大解释的结果。骗取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性可能存在三种情形：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盗刷信用卡的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同时拾得他人信用卡和密码后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使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上运作的信用卡的行为,属于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行为人以为是真实有效的信用卡而盗窃并使用,但客观上使用的是伪造、作废或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明知是他人盗窃的信用卡而使用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使用”不包括出售、转让、出租信用卡等情形。利用ATM机的故障恶意取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冒名骗赔的行为,应定性为保险诈骗罪；隐名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骗取保险金的,应定性为保险诈骗罪；利用不知情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的,应定性为保险诈骗罪；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等诈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的共犯主体范围并没有限制。虚构保险标的之表现形式包括：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保险标的,恶意超额保险,恶意重复保险,虚构保险利益,将不合格的标的虚构为合格的保险标的,事后保险。对于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实行的认定,应采取“保险诈骗罪的五种法定行为方式之一开始实施说”。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出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金融诈骗罪的立法规定：应对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增设“其他方法”作为其“兜底”的行为类型；应明确规定“数额较大”作为信用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将刑法第195条第（3）项修改为“使用骗取的信用证的”；应增设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应删除保险诈骗罪有关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定；应删除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规定；应删除票据诈骗罪中的“明知”的规定；应将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予以删除或者将其修改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应取消金融诈骗罪的个人犯罪有关罚金刑最低数额的刑法规定；应对保险诈骗罪的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增设罚金作为附加刑；应将保险诈骗罪的最高刑提高至无期徒刑。

谭和平^[2]（2012）在《意思表示瑕疵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国内外学者就意思表示理论,其中包括意思表示瑕疵理论,进行研究的颇多,专家们在意思表示瑕疵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成果。但我国正处于民法典构建的酝酿阶段,尽管外国的相关理论与立法己比较成熟,但要将其很好地运用到中国的立法中来,尚需进一步完善,亦有进一步研究与创新的必要。意思表示的概念与结构、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意思表示瑕疵的成因以及意思表示瑕疵与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相互联系的、密不可分的。没有意思表示的概念与结构就没有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没有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就没有意思表示瑕疵的成因。文章认为作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与日常语言中的意思表示应该加以区分,同时也应将作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其他表示行为如意思通知、观念通知、感情表示等区别开来。在现有的意思表示的“三要素说”、“四要素说”甚至“五要素说”的争辩中,文章认为意思表示的“三要素说”是意思表示真实构成的基础。同时,文章认为,在当今社会本位时代,在意思主义、表示主义及折衷主义三种理论中,“折衷主义”的观点,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原则上意思表示有效,在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法律行为的效力可以是可撤销的。错误的共同渊源产生于罗马法与亚里士多德学派。有人主张错误理论已经发展得比较一致了。然而,这种观点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法国与德国法律传统中,错误概念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意思理论的出现更标志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错误理论更加明显的分歧。此外,有人主张：错误的英国观点并不适合于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错误涉及的核心问题是：错误是否损毁了当事人的同意；错误引起的相关问题是：当事人的意思与动机问题。中世纪的法学家因此在意思自治与动机问题上补充了罗马法的错误概念。欺诈是对事实的虚假陈述,当事人明知它的虚假性或者全然不顾它的真假而做出的行为,目的是希望另一方当事人按照他说的去做,以及事实上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按照他说的去做了却给自己带来了损害。在欺诈的构成要件上,两大法系均强调主观的故意性、行为的非法性及客观后果的严重性；在第三人欺诈的法律后果上,各法系间存在截然不同的分歧：有的着眼于受欺诈人的保护,有的着眼于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文章认为,在明知的情形下,在当事人存在披露义务的前提下,受欺诈人可以撤销合同；在推定明知的情形下,尽管这种做法对受欺诈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可能导致合同相对人否认知情的后果。胁迫,作为同意的瑕疵,类似于欺诈但有别于错误,它主要由两个独特的要素构成。一个是意思瑕疵（譬如恐惧）；一个是违背道德义务的原因（譬如强迫或威胁）。然而,第一个要件等同于事实上违背了签约双方的自由意志；第二个要件则局限于某种外部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当事人的意思瑕疵可能产生。然而,受胁迫人是否存在真正意志?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胁迫者的同意没有反映任何自由与真正的意思；一种观点主张,受害人的同意是一种真正的同意。由此导致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种是合同无效；一种是合同可撤销。然而总的来说,自萨维尼以来,流行的观点主张：受胁迫人的同意是真实的,尽管存在瑕疵。在“可敬畏的恐惧”是否成为胁迫要件的问题上,大陆法与普通法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陆法系选择了将可敬畏的胁迫从胁迫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而在普通法国家,可敬畏的胁迫却产生了一种广义的衡平法学说,它部分地弥补了过于狭窄的普通法胁迫学说的不足。不当影响是英美法独有的立法与理论,其产生于胁迫自身缺陷的大前提。通常它分为“事实上的不当影响”与“推定的不当影响”。后者又有“2A类不当影响”与“2B类不当影响”的界定。由于该学说与欺诈、胁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其一产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争议的焦点在于不当影响的认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文章认为,它对胁迫、欺诈、错误等传统的意思表示瑕疵立法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目前的标准可以借鉴美国法院的做法。

施莹^[3]（2012）在《关于完善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7年我国《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经过了四年多来积极地探索和实践,我国的药品召回制度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更大程度地保障了公众的用药安全和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一项制度从出台伊始至发展成熟,需要一个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完善的渐进过程。药品召回制度于我国而言毕竟还是一项新的制度,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配套实施措施方面,还有许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探讨。药品的安全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尽快完善药品召回制度是建立我国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应有之义。美国是最早建立药品召回制度的国家,其制度历经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体系规范、程序严谨、操作性强,其药品召回实施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本文从分析药品召回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着手,通过与美国药品召回制度以及召回实例的对比分析,引出我国现行药品召回制度立法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对现阶段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完善提出构想和建议。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立法背景,明确了药品召回的定义、药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关系和程序等基本问题,并对药品召回和与其邻近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阐述了完善药品召回制度的意义。第二部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介绍了美国药品召回制度,分析了其与我国制度的差异,并通过对近年来药品召回实践中几个典型案例召回效果的评析,引申出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在实施中突显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立法层面和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提出了我国药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针对我国现行药品召回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加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建设、完善药品召回立法、明确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召回补偿和救济制度等四个方面的构想和建议。

杨焕云^[4]（2011）在《赠送、试用试销样品的财税处理》文中研究指明在商品品质比较复杂、描述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凭样品交易相对可信,所以这种模式在现实中经常被用到。另外,以各种方式给客户提供一些样品也有利于打开销路,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制造业企业对外提供样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笔者分别对其会计与税务处理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李诺^[5]（2011）在《合同欺诈行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合同欺诈的概念、构成要件以及合同欺诈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结合合同欺诈行为现行立法规制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欺诈行为认定的难点逐一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建议,以求促进立法之完备。文章分为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我国合同欺诈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该部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归纳了合同欺诈行为认定中存在的争议,在此基础之上解析了合同欺诈行为最新表现形态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与解决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为“合同欺诈行为的基本理论”,该部分在分析了合同欺诈的概念及立法例之后,对合同欺诈的法律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从而对合同欺诈的法律内涵有了清楚的界定。第三部分为“合同欺诈与司法实务中相关民事行为的比较”,该部分分析了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着多种违法行为与合同欺诈行为的区别,这对于更好地认定合同欺诈行为,防止欺诈行为结果的发生具有积极地实践指导意义。第四部分为“合同欺诈行为的司法认定”,该部分从主客、观两方面逐一分析了合同欺诈行为的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难点和争议。第五部分为“合同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的区别与转化问题”,该部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两个方面分析了合同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的区别所在,将二者极易混淆的表现形式进行对比,指出了二者的转化问题。

曹嘉涵^[6]（2011）在《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研究（1941-1945年） ——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为中心》文中指出抗战时期的中美租借关系,是两国为共同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而建立起来的以军事互助为主体的特殊经济关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开始积极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先后派陈光甫与宋子文赴美求援,并于1940年底建立起由蒋介石、宋子文主导的相对集中的求援体制。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等法案,为中国获得租借援助扫清了障碍。而在中国成为租借受援国之初,宋子文即在美注册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代表国民政府接洽和落实租借援助事宜。作为非盈利性的官营企业,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借助中国银行的资金与海外分支网点,由200人左右的中外籍员工队伍承担起租借物资申请、营运、存储、整理等各项职责,并为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作战提供支持,其使命直至1944年7月方告结束,主要工作移交给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战时美国租借援华的总额超过8亿美元,这笔无偿援助不仅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历史性作用,而且使中国对美外交的地位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接受租借援助的同时,中国亦以回惠租借形式向驻华美军人员及官方机关提供食宿服务、帮助修建机场并垫付法币。巨额回惠租借加剧了后方法币发行失控与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国统区的经济与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的租借援助机制由罗斯福总统主导,但陆军部已倾向于独立评估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求援工作,同时派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来华监督租借物资的使用。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租借拨款方式与租借物资划拨决策权,以陆军部为首的军方势力取得租借援助主导权。塔尔萨事件发生后不久,中美军事合作全面启动,陆军部指派史迪威来华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并秘密指定其在印度接收分配援华租借物资,中国最终不得不接受失去租借物资分配权与直接申请权的现实。此后,美国的租借援华进一步成为中美间矛盾与冲突爆发的诱因之一。随着中国开始履行回惠租借义务,中美双方在驻华美军开支问题上出现新的争执。由于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借款,两国未能达成正式的回惠租借协议。抗战结束前,美国通过不定期与中国协商的方式偿还了部分回惠租借援助。中美围绕租借援助问题的纷争,削弱了这对盟友间的互信,对两国军事-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张东华^[7]（2010）在《合同诈骗罪的规范分析 ——以《合同法》相关概念为比照》文中研究表明合同诈骗罪虽属刑法罪名,但因其以合同及合同管理制度为调整对象,故从产生之日起就与合同法密不可分。实践中,在判定合同诈骗罪时,常常要以民法及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这也是在判断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时的重要依据之所在。但是鉴于刑法学界学者和司法人员对合同诈骗罪的研究还常常局限于刑法的视角,其研究的内容还主要局限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研究视野并不开阔,无法解决实践遇到的诸多问题。本文以合同诈骗罪的涵义为基础,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这三个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因素,在民法制度和刑法制度方面的不同涵义,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司法推定的方式作为判定合同诈骗的基本方法。

左小丽^[8]（2010）在《诉讼诈欺定性问题探讨》文中指出关于诉讼诈欺的概念和定性,刑法理论界均存在诸多争议。不同的理论观点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诉讼诈欺的处理也各不相同。研究此问题须以涵盖诉讼诈欺的全部类型为标准。诉讼诈欺是行为人在诉讼中以伪造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等方式虚构事实,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书、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促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判决书或调解书）或执行的行为,其直接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同时还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合法权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公私财产所有权只是诉讼诈欺或然侵犯的客体,诉讼诈欺侵犯的主要客体应是人民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据此其应归属妨害司法罪。但妨害司法罪的现有罪名又无法涵盖诉讼诈欺的全部类型,故建议在妨害司法罪中增设诉讼诈欺罪,以确保刑法对诉讼诈欺进行有效地规制。

吴霞^[9]（2007）在《国际贸易中的提单欺诈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提单,是指由船长或船公司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证明已收到特定货物,允诺将货物运至特定的目的地,并交付给收货人的凭证。提单既是重要的航运单证,又是重要的贸易单证,是推动国际贸易从实物交易走向单证交易的重要工具。然而提单也存在一些不足及缺陷,难以应付日益增长的提单欺诈现象。提单欺诈严重地破坏了提单制度,影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提单欺诈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提单的概念入手,对提单欺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通过对提单欺诈相关定义的比较分析,为后续的探讨作必要的理论铺垫。第二章论述了提单欺诈在海上运输实务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对提单欺诈各种形式的性质作了法律分析,将大陆法、英美法及相关国际公约与此有关的观点作了比较研究。第三章对提单欺诈成因进行分析,指出,提单欺诈主要是由于提单制度存在漏洞、提单法律不健全及实务人员选用贸易术语不当等因素而引发的。在最后一章,笔者对提单欺诈的法律救济及如何防范提单欺诈提出了思考和建议。本文以提单欺诈相关问题为主要线索,以解决提单欺诈为目的,运用比较和辩证的方法,从实践和法律的视角对提单欺诈问题作了研究。其结论是:提单欺诈不能否定提单制度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强反欺诈立法,建立提单欺诈防控措施。笔者认为,对提单欺诈进行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希望本文能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程兰兰^[10]（2006）在《信用证诈骗罪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后,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逐步上升,通过信用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也逐渐增多,利用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且数目惊人。作为国际贸易重要结算方式的信用证,是商业习惯的产物而不是法律的创制物。我国刑法有关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是世界贸易大国中唯一将信用证诈骗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立法,因而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侧重对信用证诈骗罪司法适用中的疑难争议问题进行研究,并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更好的发挥刑法的保障作用。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信用证运作机制概述。此章主要对信用证的概念、运作的基本原则及特点做了简要阐述,以使在正确把握信用证诈骗罪之前先行了解信用证独特的运作机制。第二章信用证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分析。此章主要探讨信用证诈骗罪是否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及软条款信用证是否必然构成信用证诈骗罪。第三章信用证诈骗罪其他争议问题的探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认识信用证诈骗罪的停止形态和单位犯罪问题。第四章信用证诈骗罪中设置死刑问题的研究。国际刑罚轻刑化影响着我国信用证诈骗罪的刑罚设置,应当尽早废止信用证诈骗罪死刑的规定。第五章信用证诈骗的防范。各国信用证贸易商应当在国际惯例的指导下加强自我防范,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不同国家法律对信用证诈骗的调整,并通过对其他国家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相关立法研究,对我国信用证诈骗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二、销售时隐瞒真相 购货合同可否撤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销售时隐瞒真相 购货合同可否撤销（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诈骗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意思表示瑕疵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关于完善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赠送、试用试销样品的财税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5）合同欺诈行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研究（1941-1945年） ——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合同诈骗罪的规范分析 ——以《合同法》相关概念为比照（论文提纲范文）

（8）诉讼诈欺定性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贸易中的提单欺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信用证诈骗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销售时隐瞒真相 购货合同可否撤销（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诈骗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D]. 古加锦. 武汉大学, 2014(06)
• [2]意思表示瑕疵理论与立法比较研究[D]. 谭和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3]关于完善我国药品召回制度的研究[D]. 施莹. 广西大学, 2012(02)
• [4]赠送、试用试销样品的财税处理[J]. 杨焕云. 财会月刊, 2011(16)
• [5]合同欺诈行为法律问题研究[D]. 李诺. 内蒙古大学, 2011(10)
• [6]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研究（1941-1945年） ——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为中心[D]. 曹嘉涵. 复旦大学, 2011(12)
• [7]合同诈骗罪的规范分析 ——以《合同法》相关概念为比照[D]. 张东华. 吉林大学, 2010(11)
• [8]诉讼诈欺定性问题探讨[D]. 左小丽. 郑州大学, 2010(05)
• [9]国际贸易中的提单欺诈问题研究[D]. 吴霞. 北京工商大学, 2007(05)
• [10]信用证诈骗罪问题研究[D]. 程兰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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