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中的“输血”风险分析

一、试析国企改革中的“输血”风险（论文文献综述）

王雅净^[1]（2021）在《东方航空混改后的股权价值评估分析》文中指出为了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打破国有企业机制僵化、效率低下、资本不足等问题,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国企改革。1992年开始引进民间资本,曾进行过“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尝试,事实证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都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途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目标,从中可见中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寄予的厚望。在国资委的支持下,各地国企纷纷进行混改,树立了中石油、中国联通等混改标杆。东方航空作为国企的典型代表,自1997年上市以来,经营稳健,净利润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是最早进行混改的国资航空公司,显示出国资委对国企市场化道路的坚定决心。东方航空作为三大国资控股航空公司之一,实力雄厚,混改难度大,问题复杂。因此,分析其股权价值意义重大,不仅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价值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可以为混改中股权价值评估提供借鉴,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帮助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首先简要介绍了东方航空的发展现状、核心竞争力、混改过程和混改动因。然后,具体阐述了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和实物期权法四种股权价值估值方法的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根据东方航空的实际情况选择收益法中的FCFF模型进行股权价值评估。在进行股权价值评估的过程中,收集整理东方航空估值模型中所需数据,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模型的折现率,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据此计算出企业价值。用企业价值减去东方航空基期净债务价值,就得到股权价值。通过对东方航空混改前后股权价值分析,发现东方航空混改后的股权价值低于混改前,造成股权价值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混改之后股权结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2）东方航空更多地将混改作为一种融资手段;（3）引入民营资本引发市场化风险。最后,对东方航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投资者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对东方航空的建议是:（1）继续推进混改;（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3）注重防范混改过程中的潜在风险;（4）完善内部混改制度;（5）在混改过程中匹配建设配套设施。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建议:（1）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注重产权保护;（2）在国有资产管理层面健全混改制度。对投资者的建议是:（1）投资不是投机,坚持理性原则;（2）时刻警醒,保持谨慎。

刘杰^[2]（2021）在《国有企业混改财务风险管控探讨》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重点指出,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其中的关键点,也是难点,在于国有企业。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经济竞争愈发激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创新企业活力的方式,更是国企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目前,国企混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混改要求下,诸多国有企业进入平台期,无法进一步践行混改要求,尤其是混改后的国企经营成效与业务都备受关注的情况下,很多国企经营者过分注重后段业绩和经济成效,忽略了混改中所涉及的最重要部分,即财务风险的管控。财务风险始终伴随着企业的经营发展,尤其是还处于混改背景下的国有企业,对财务风险的防范关系到国有企业能否更快适应混改后的工作模式,关系到国企长期发展和持续运行,但在实际中,诸多国企过分重视混改后的成效,忽略期间财务管理。本文从混合所有制改革概念出发,简单介绍财务风险,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混改汇总的财务风险,针对风险存在,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管控策略,旨在提升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财务风险管控能力。

杨四海^[3]（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韩文龙,朱杰,祝顺莲^[4]（2019）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实践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重要部署,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2018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现代化市场体系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报告综述如下。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关倩^[5]（2013）在《法律方法与能动司法 ——以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为中心的分析》文中提出能动司法源生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司法现象的本质以及基于司法自由裁量权所附生的重要存在。能动司法同时又是当代中国司法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存在。一直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对于中国是否需要能动司法、如何进行能动司法,产生了诸多的争议和探讨。论题“法律方法与能动司法——以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为中心的分析”包含着双向的努力：一方面,将能动司法放置在比较法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从法理学角度对能动司法的语源、性质及实现路径进行研判分析；一方面,以民商事疑难案件类型作为研究载体,着重论述因受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审判难题,分析难题的起因、形成过程,带着问题意识,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尝试通过多种法律方法的交互适用,揭示法律方法对实现能动司法的重要意义。全文的论述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本文开篇从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分析着手。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回应型司法,包含“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这一终极价值判断。由于宪政制度的不同,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存在本质差异。但两个语词在结构上相近,具有共同的意义内涵,这就是法官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填补法律漏洞,救济实质不公平的后果,这也是两者共同蕴涵的现代法治治理要素。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方法性的实用技艺,因此司法能动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能动司法的法律方法帮助解答如何实现能动司法价值目标,即司法者不仅要执行规则还要发现法律,不仅要具备规则意识还需具备问题意识,从而最终实现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司法从实然向应然的跨越。论题剖析法律方法与能动司法的关系,对法律方法的司法意义进行再认识。第二部分,本文介绍民商事审判中与能动司法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四种法律方法,包括政策考量、价值考量、类型化裁判方法及融合型漏洞填补方法。政策考量是建国以来我国司法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它一直在发挥着回应转型社会种种矛盾的司法职能。但政策考量需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因此本文不仅探讨了政策考量的必要性,也同时探讨了政策考量的程序性规制。价值考量在民商事审判领域的运用带有显着的利益平衡特性。类型化裁判方法与融合型漏洞填补方法针对法律存在疏漏并需要及时填补的情形。在法律规定空白或模糊不清之时,需要通过类型化裁判方法总结归纳不同案件中的类似要件事实,从而总结出相应的裁判规则。而融合型漏洞填补方法可以填补法律体系内部各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或衔接上的空白。从四种法律方法的分析可见,能动司法不仅是指各级审判组织及法官在个案或类案中行使包含价值判断的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法院对当代转型社会司法需求的整体性回应,这种整体性回应不仅体现在诉讼程序之内,还体现在诉讼程序之外的审判功能的延伸领域。此外,论文还分析了调解方法的能动效能。调解可并用法、情、理,一揽子解决当事人之间案内案外的矛盾,达到彻底平息纠纷的效果。论文以带有普遍性的民商事审判难题作为分析素材,从典型案例的“案情一判决一评析”入手,分析针对疑难案件类型的普遍司法模式,全方位地展示了能动司法法律方法的独特价值。

华雯文^[6]（2013）在《社会保障：规避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基于J省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期通常是社会矛盾高发期。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既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被瓦解，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则需要一定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人要生存、要发展离不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支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一种以寻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性动物，即通过各种社会性的奖惩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等载体来实现其利益的理性动物。因此，将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洗牌的中国社会转型，利益分配不公和既得利益的丧失必然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单位社会的终结，整个社会结构开始从相对封闭向相对开放的方向逐渐转变。同时，传统文化与不断进入的外来文化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文化，网络社会的兴起推动了民主进程的深入，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普及，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趋凸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可知，2013年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方面仍旧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因此，如何认识与解决群体性事件变得尤为关键。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群体性事件，也就是重新认识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管理的意义。按照一般的观点，群体性事件多被视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然而，正如郑永年所言，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反抗力的表现对政府决策的制定具有形塑作用，同时还会抵制市场力量的无边界扩张。就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群体性事件而言，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不具有反抗政府、反抗人民的性质，虽然表现形式具有破坏性或直接问责政府，但是究其动机只是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如国企改制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各种因侵害劳工权益而引发的劳资纠纷等。其次，要思考的是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是有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保住政绩和制造稳定的表象，而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压制、掩盖，还是抓住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着手解决群体性事件。显然，我们应该按照第二个思路来解决问题。这从中央政府一直以来的解决策略就可以看出来。早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国企改制过程中，我国政府为避免因大部分人员失业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建立了适合新形势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单位社会，将政治控制、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三位一体，对单位内成员实行从生到死的全面保障。在单位成员享受高福利的同时也增重了国家负担。因此，随着单位社会的瓦解、既有保障体系的崩溃，我国政府亟需引进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社会平稳转型。从那以后，我国政府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尤其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提上政府工作议程，并逐渐将民生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将民生与社会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任务。而民生事业的重点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推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实现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缓和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官民矛盾。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月-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劳资纠纷的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270多起。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为主，具体说来，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分别占30%和20%。而征地拆迁和劳资纠纷多围绕社会成员因社会保障待遇受损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由此可知，与社会保障待遇降低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占到群体性事件总量的70%。按照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可知，社会保障待遇具有刚性特征，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待遇具有不可逆性，逐步升高的社会保障待遇符合社会成员的心理预期，而有高的社会保障待遇转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则会引发社会动荡。前两年的蔓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动荡正是起源于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待遇的降低，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不满。而中国之所以在经济体制转型初期没有爆发此类群体性事件，是因为政府及时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稳定器功能。而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力量的日益扩大，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与实现障碍，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保障是构筑社会认同的重要物质手段。在再分配过程中，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奠定社会认同的物质基础。无论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各项社会福利，都能给受保障者带来收入的增加，为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渠道。以健全社会保障为核心，使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协调一致，为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弱势群体产生的制度根源提供条件，进而强化了社会认同的最薄弱环节，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区隔和对立，改变弱势群体的被剥夺心理、自卑心理以及悲观、颓废的心态，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社会保障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公众权利表达与诉求机制。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正当性，首先来自人类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自身生存和人格尊严的正当性。随着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失业、破产、病害、意外死亡等生存风险随时可能降临到任何人身上，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和社会保障的力量，保证人的生命的延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不仅是一种权利的表达，更是权利的实现。社会保障权与其它权利表达途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权利的过程，更是权利的实现过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三大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既保障了人们的生存权，也保障了人们的发展权。作为制度化的公众权利表达渠道，社会保障实现了权利表达与权利实现的统一，着力于人们利益诉求表达的最薄弱环节，从而有力地化解了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利益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尤其是当部分群体因改革、制度变迁、利益格局调整而受到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利益受损时，需要政府通过利益补偿来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社会保障是政府通过再次分配的方式为利益受损方提供重要补偿的途径之一。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再分配性，也使其能够成为最基本的利益补偿措施，为弱势群体提供“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和“增加发展机会与能力建设”等各种效益，从而使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为转变其弱势地位提供物质基础。与货币补偿相比，社会保障带来的补偿效益，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更具有持久性和发展性。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在进行利益补偿时，充分考虑到就业、医疗、养老等因素在弱势群体发展方面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该制度能够弥补货币补偿的不足，使弱势群体不会陷于就业机会和基本保障中断的困境，从而体现了政府对利益相对受损方长远利益诉求的尊重和满足。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大变迁，这不仅使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还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尤其是导致弱势群体的精神状态低落。这就使得人们对贫富两极分化与分配不公存在极大的不满，因而极易滋生群体性事件。而社会保障作为促进阶层和谐的重要力量，它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弱势群体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底线公平，促使社会公平、正义与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此外，它通过再分配实现阶层和谐，着力于阶层和谐的最薄弱环节，从而有力地化解了群体性事件。社会保障是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也是调和阶层利益、化解群体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但社会保障的隐性、潜在的功能甚至反功能，同样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中需要加以识别和重视的问题。在我国当前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下，不可否认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承载能力的制约，社会保障的范围、标准等在不同阶层和群体当中存在巨大差异。对某一群体保障权益的重视或倾斜，有可能损害到其他群体的利益，进而影响社会整体和谐。因此，在社会保障的制度设置、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认识上述问题，对社会保障的反功能要有清醒的判断，并尽力采取中和措施。总之，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解既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化解社会冲突方面的积极作用。

齐昕^[7]（2013）在《金融经济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文中指出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功能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正随着当代的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经济金融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而逐步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相关实践已经证明,金融已由资本主义竞争时代的交易中介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由对发展的牵头、控制和影响作用表现的社会主导力量。伴随着现代金融的成长和完善,金融潜能已充分渗透到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已形成经济系统中的金融经济力。对于金融经济力,忽视其对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系统各个层面的渗透、不了解其作用功能,就会无法把握发展的质量从而避免由金融风险带来的损害。只有正视和引导这种渗透,并使金融活动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成为促进社会各层次实体经济高速、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树的重要任务。区域是在宏观经济巨系统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单元,区域经济能否高效、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宏观和微观的层次的经济能否高效运行。在中国各地理区域中,东北地区正在崛起并逐步成长为第四大增长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已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在此进程中,经济发展却因资源的消耗与过度、低效的利用而变得愈加不可持续。选取何种动力推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高效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振兴宏观经济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金融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于区域经济运行进程中,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则能够推进各层次经济运行,反之也可能阻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这种根植性和对于区域经济运行的渗透性、推进性,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国家于2013年4月初出台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中,便明确提出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金融发展战略。具体在融资政策中,提出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投资公司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组织实施城区老工业区综合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整体搬迁企业发行债券,用于企业搬迁改造。发挥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企业的作用,鼓励建立专门股权投资基金,支持老工业基地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城区老工业区改造和开发区建设等。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稳妥有序地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扶持各类创业投资公司成长。支持商业银行在老工业基地设立分支机构。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工业基地项目申请使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等。这些政策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性机制,也是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本文依据中国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与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全面渗透和牵头作用,提出了金融经济力概念。金融经济力是金融活动在作用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能够产生经济、社会发展正效应的金融潜能;反之,在金融活动作用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经济、社会发展负效应的金融潜能则称为金融非经济力。具体说来,金融运行产生金融潜能。金融潜能在其产生和演进的过程中,对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正、负效应。这里的正效应,包括对本地的增长效应和对外地的空间溢出效应,是一种社会经济力。也就是说,能够产生区域经济增长正效应或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金融潜能为金融经济力；这里的负效应指金融潜能产生了阻碍或扰乱经济正常发展的社会秩序,给发展带来了损害,是金融非经济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经济力在时间维度上多表现为金融资源力和金融中介力,分别由能够发挥正向经济发展效应的金融资源潜能和金融规模潜能形成。金融经济力在空间维度上,则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区位力、金融集聚力和金融辐射力,分别由能够发挥正向经济发展效应的金融流强度潜能、金融集中趋势潜能和金融外向潜能形成。这五种类型的金融经济力均能够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效应。借助于金融经济力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雄风,需要挖掘金融经济力的资金和资源配置功能,以缓解企业和产业的投融资困境、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创新,提升东北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度；需要挖掘金融经济力的空间集聚、中介和辐射功能,以在帮助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关联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东北地区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效应,推进其城市转型、整合,构建东北三省城市群和巨型城市的行动机制,以实现创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位一体的发展愿景。这种挖掘就成为本文的基本研究宗旨。在总结并梳理了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及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界定了金融经济力的思想范畴,认为其是由金融运行和运作而发生、作用于经济运行并受经济运行影响的社会形态。为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使金融在与经济互动中产生金融经济力。循着这一认识,本文对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机理、表现形态与作用类型作了全面分析。其中,金融经济力的表现形态包括时间维、空间维和时空维形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类型,包括效应类型和空间作用类型。综合两种分类,把金融经济力划分为金融资源力、金融区位力、金融集聚力、金融中介力和金融辐射力。其中,前两种为时间维金融经济力,后三种为空间维金融经济力。由此,产生了金融及经济运行的时空维状态——金融潜能及其经济力的时空维状态——金融经济力的区域和城市发展效应的研究主线,构建了金融经济力的理论分析体系。本文依据所建立的金融经济力的理论分析体系,以东北振兴为案例,考察和衡量了东北三省金融经济力的存在、发展和贡献状况,分别从时、空维度分析了东北地区的金融及经济运行状态。包括对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求、资本配置效率、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格局、金融资源空间供求、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等方面的分析。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运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金融具有其他要素如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等所不具备的,对于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金融发展比其他因素发展更能够带来经济强有力的持续性增长。同时建立了探查东北老工业基地金融潜能及其经济力的状态模型。从时、空维度分别测度了金融资源潜能、金融规模潜能、金融集中趋势潜能、金融流强度潜能和金融外向潜能的形成状况。从中选取了城市、市场、金融、经济运行等相关指标,借助于主成份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综合实力,进行了主成份分析和评分排序。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东北地区金融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使用Matlab、Geoda等软件,实证分析了这五种金融潜能对于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如下结论：金融规模潜能和金融集中趋势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大多数城市为正；金融外向潜能和金融流强度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基本在大城市为正,中小城市为负；金融规模潜能和金融流强度潜能的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证实了在东北三省大多数城市,存在金融中介力和金融集聚力,在大城市存在金融区位力和金融辐射力。其中,金融规模潜能因同时具备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成为水平相对较高的金融潜能,也即金融中介力在东北三省各地级城市发育相对良好。同理,因金融流强度潜能在大城市具备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只能说规模较大的地级以上城市具备金融区位力。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东北地区已经形成的金融经济力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经济力的城市化推进效应和社会进步效应。具体表现是：金融经济力通过作用于城市化进程,调节城市及城市化运行过程中的非均衡、非包容的不可持续性矛盾；在推进社会效率化的基础上兼顾公平,调节社会运行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对于社会利益享用的非均等现象,推进社会包容化发展。值得强调的是,本文重点探讨了金融经济力推进城市化效应的形成机制。即金融经济力通过分别作用于“城经济”“市经济”“城市化经济”,推进城市化在这三个层次分别实现均衡的机制。特别的,金融经济力的均衡型、包容性发展,也是突破东北区域经济非均衡运行、差距扩大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包容、非均衡等瓶颈社会经济力。同时,也可以说经济和社会顺利转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能够从金融经济力的实现或均衡金融政策的实施中得到支持。金融经济力正效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强健的金融体魄、顺畅的传导渠道、适度倾斜、监管严明的金融政策,以及与之相互协调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环境。本文最后探讨东北振兴中的原有和现行金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些金融经济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充分发展金融、扩大金融经济力发挥空间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于金融运行、金融经济力形成,以及增强金融经济力效应的关注度在逐步上升。进一步来讲,从增强金融潜能、顺畅金融潜能的传导渠道、综合提升金融经济力的经济发展效能、城市化助推效能和社会发展效能等角度,提出了提升东北地区金融经济力及其发挥水平的针对性建议。指出：金融经济力是全面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引擎；包容性金融经济力是推进城市化均衡、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进步的重要动力。应通过优化金融资源的供求效率、时空配置效率以及质量来改善金融潜能；通过建设东北金融中心、优化东北区域的融资政策、构建东北经济信息系统、建设东北金融体制,来分别提升金融经济力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中介效应和稳定效应。通过发展包容性金融促进包容性金融经济力的形成及其发展效应的充分发挥。展望未来,东北地区将会展现出鼓励金融经济力发展、借助金融经济力的发展效应来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三位一体高效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法,以变量分析为基准,联带机制分析。（1）实证分析。通过合理假设,基于局部静态分析法,从逻辑上分割金融运行和经济发展,将金融经济力分为时间维金融经济力和空间维金融经济力,描述金融经济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发展效应的形成与发挥机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Eviews6.0、Geoda、Matlab、 Spss等分析软件,全面测度了东北地区金融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空间溢出效应、金融综合实力的得分和排名情况,并应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描述了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得出东北地区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金融经济力,大多数城市已享受到金融经济力的经济发展福利,但规模和初始禀赋不同的城市所拥有的金融经济力类型和水平不同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受到时间维和空间维金融经济力影响；金融经济力是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动力等假设。（2）变量分析。与机制分析相对,变量分析是指运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它融合“数理经济学”的建模、数据分析,传统计量经济学与新兴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和软件的优越性。本文运用变量分析方法,完成了对于金融潜能的测度、对于金融综合实力的评估、对于金融潜能及其经济力空间分布格局的判断,以及对于金融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度量。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创新性地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经济力概念。构建了金融经济力体系,将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态,具体化为金融资源力、金融中介力、金融区位力、金融集聚力和金融辐射力五大经济力,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机制理论。（2）应用金融经济力理论,丰富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体系。认为金融经济力是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型动力,应积极创造条件,改善金融及其经济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环境,制定一系列能够切实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变、城市化均衡可持续发展、社会进步平等的金融政策,将金融经济力及其发展政策的制定纳入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制定范畴。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政策分析工具。（3）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和Eviews6.0、Geoda、Matlab、Spss等软件,全面测度了东北地区金融潜能的经济增长效应、空间溢出效应、金融综合实力的得分和排名情况,并应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描述了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是一种由理论到方法的创新性区域经济运行状态分析。总之,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渗透力逐步增强。一方面,借助于金融经济力这种新型社会动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战略意义；另一方面,金融对于东北振兴的作用也已日益凸显。为培育金融经济力的成长、成熟和正效能的发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金融体制、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使金融经济力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效应不断增强。可以相信,在全面落实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规划、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双轮互动的发展进程中,金融经济力理论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其应有的理论建树和指导实践的学术价值。

赵宏瑞^[8]（2013）在《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强调中国崛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宣示自信，往往更需要忧患意识与批判性思考反思我国过去20年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总供给过剩的问题政府为解决内需不足，持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基建投资强化转移支付维持币值稳定与此同时，我国20年来金融体系产生的存差淤积以及M2过高，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货币是否超发的热议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要素错配经济社会转轨阵痛造成的；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流动性劳动力产品产能四大过剩，实体经济总供给过剩与金融体系存差淤积之间相互交错，构成了我国经济第三类非均衡的核心特征；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总供给过剩与金融过剩，将会是一直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总量增长与存差淤积，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体制问题它既体现我国货币被动超发，又反映商业银行的表外逐利本文补足我国M2的统计缺失，发现我国在2012年底的货币总量已超过100万亿元其中92万亿元是存款笼中虎，92万亿元中有73万亿元是较为优良的银行信贷与债券资产；其中另外的27万亿元是整体存差，它相当于我国历史累积的货币发行量——该27万亿元中尚有18万亿元净存差，构成我国的超发货币货币超发情形下，我国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与金融体系的存差淤积，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错配和分配机制矛盾尖锐化的外在表现本文分析我国六十三年来整体存差演进的过程，实证货币超发的问题，探索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要素错配的改进机制笔者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增量要素的投放追不上整体存差的扩大要素配置衔接不上资金可贷性需求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之间缺乏有机配合，都是阻碍我国投资转化与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第二，存差过大，危害甚剧这意味着金融体系内的货币超发存贷失衡金融媒介力渐弱系统脆弱性加大，同时持续加剧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加重全社会对货币超发与分配不公的紧张和忧虑；第三，解决实体经济矛盾，必须抓住金融枢纽；化解我国存差淤积，亟需改进增量要素投放与存差淤积之间的匹配机制我国要做到管控少发多贷增量配齐可贷要素化解当前经济的第三类非均衡，就必须完善我国再生产过程中增量投放人本盈需可贷要素的匹配机制，从而为生产者扫除按要素分配的体制障碍放松市场的末梢垄断推进城市化中产业扩容在民生工程中塑造民生机制由此，更便于生产者找到合意的可贷项目畅通的投资渠道持续的收入预期在未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重新强化中国特色的财政金融搭配，以使我国存差缓解要素增配尽管整体存差本身易增难减，笔者认为，只要建立要素增配的持续疏导机制，就将改变货币被动超发的状态，我国的净存差就会积极服务实体经济；此时，我国整体存差就会处于合意的范围之内

肖艳辉^[9]（2012）在《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转型期的“制度性贫困”背景对社会救助制度的责任模式选择有着急切的定位需要。从一个全球范围的视角来比较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社会救助责任模式,找出共同经验,为我所用,意义重大。发达国家的英、美、德、瑞典都经历了国家无责任阶段的慈善救济模式、国家有限责任的补济救助模式、国家强责任阶段的凯恩斯-贝弗里奇模式、多元主体责任阶段的国家和社会共享模式阶段。这几种模式变迁有着深刻的原因：既有共同的社会大背景,也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影响。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危机、丁人运动的大规模爆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福利依赖现象的滋长是其共同的社会原因。理论原因的影响因不同的阶段而分别不同：国家无责任阶段,主要有致贫原因个人因素论、社会连带思想、守望相助思想。国家有限责任阶段,主要有制度变迁理论、负所得税理论。国家强责任阶段,主要有社会制度不平等论、德国新历史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剑桥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基础理论发展等的影响。多元主体责任阶段,主要有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社会风险分担理论、“合理利己主义”理论、贫困陷阱理论、福利依赖理论、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南非、拉美国家、俄罗斯和我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模式有着一定的类同性。改革开放前基本上都是实行全民覆盖与有选择补助的社会救助计划,而在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中,得益于联合国的推动,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应用于国内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从以往单纯的生活救助变为发展被救助者“可行能力”的救助,以解决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制约的紧张关系；在责任承担上,除了强调国家的主要救助责任外,也开始强调被救助者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一些救助项目开始实行私有化改革,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在救助方面的效用。理论方面的影响主要是贫困者应得权利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我国社会救助责任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有：儒家传统思想、社会结构贫困观、社会救助“秩序控制论”、社会救助“经济影响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人民利益观”、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救助制度及反“福利依赖”思想、社会排斥理论等。域外国家制度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在制度模式上由单纯的生活救助向工作导向型转换,注重发展被救助者的可行能力；国家权力向社区放权和转移,寻求国家和社会共担的责任模式。在影响制度变迁的原因方面带来的启示主要有模式的选择与社会背景相对应、模式的转变与社会需求相对应,观念影响模式选择。除了域外的经验外,还要借鉴我国传统社会的丰富经验。我国未来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选择要在克服现有不足的基础上,确立国家责任为主和社会责任为辅的社会救助责任模式,应选择发展被救助者可行能力的救助模式,应建立综合式的社会救助模式,应从“输血式”模式向“造血式”模式转换,国家救助责任应向“社区合作”模式转移。

杨振宇^[10]（2012）在《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公用事业是具有公益性的行业，它提供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有着某种准公共品性质，社会每一个成员只要付出合理价格就有资格享受，但却又不能通过通常的市场渠道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配。负责分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其市场权力首先来源于自然垄断的效率机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述组织往往是通过法律制度由政府授予许可证从事准许范围内的经营，其运行性质和特征并不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性质——公有的、私有的、或是混合所有制的。众所周知，公用事业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公用行业涉及供电、燃气、供热、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关系公共服务，影响公众福利，关乎社会利益，肩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使命。而与此相对应的我国公用事业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这与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表征为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政企权利边界不清，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程度高，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普遍服务水平层次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因而，一个现实的迫切要求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目标的公用事业运行体制深层次变革，它既源于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又反过来为之服务。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已经把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任务，落实到以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为重点的战略上来。国家明确提出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的宏大目标，具体确定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发展的实施举措。这正是本命题立论的政策背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问题，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它承载深化国企和公用行业改革、推动非公经济向垄断领域拓展等多重功能。问题关键在于，在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基于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或者说市场的核心要义是竞争机制，那么对应我国公用事业体制缺陷的症结在哪里？要怎么改？或者从更深的层次追问，它的运行机制是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不相适应，即其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具体矛盾何在？正确回归市场法则的切入点又该如何选择？治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市场导向改革的根本目标与出路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实践探索不断前行，更要理论回应与启示现实。事实上，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以来，竞争性领域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迅猛，无论是商品或要素环节至今其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竞争领域产品与要素市场日渐发育成熟，无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和趋势相适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能否将市场的积极效应扩散延伸到垄断领域，自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的急切诉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市场调节这一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从而充分调动市场机制的优势，发挥市场力量的长处，将市场自主、分散决策和再通过市场协调分散决策的内生禀赋，将竞争机制的正向效应，渗透、辐射、嫁接到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显然，这一过程需要一系列转换技术手段与孵化程序等中间转化环节，简单的模式移植或许会带来水土不服，反而增加改革的试错行程和纠错成本。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一个理论的难题是，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性质怎样与竞争机制有效兼容，即垄断如何实现有效的竞争。探索垄断行业竞争治理模式的命题，具体到我国的公用事业，其市场导向改革还涉及如何找到一种互促互补的协同推进力量，能够有效调和与自然垄断共生的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合意边界等五对矛盾关系。本命题研究旨在借助西方经济学市场理论关于垄断、竞争、规制以及产业组织等分析范式，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点，还原上述相互对立冲突的表象下内在概念与范畴辩证统一的真实逻辑，并且在理论工具的推演与实证的检验下，因应一时一地的具体条件，探索出均衡发展的合意的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路径，增进垄断的有效竞争概念范畴的理性认知，初步构建垄断的竞争治理理论逻辑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公用事业市场化经验的国际比较，在还原政策环境、制度差异等现实约束的前提下，揭示了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实质是基于垄断的绩效潜能注入有效竞争机制，从而建构了一个自然垄断的合意市场边界，并最终以效率与福利的改进作检验和评价。概而言之，本文对于推动公用事业改革创新思路形成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核心在于：阐释私有化、泛市场化并非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合理内涵和正确出路，比较公用事业要素市场化同产品（服务）市场化两种不同的市场化实现方式，论证提出产权多元化、民营化、FDI发展模式、跨区域运作、特许经营权竞争等要素市场化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有效路径。

二、试析国企改革中的“输血”风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国企改革中的“输血”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1）东方航空混改后的股权价值评估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国有企业混改财务风险管控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法律方法与能动司法 ——以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为中心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保障：规避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基于J省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金融经济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国企改革中的“输血”风险（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方航空混改后的股权价值评估分析[D]. 王雅净.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国有企业混改财务风险管控探讨[J]. 刘杰. 经济管理文摘, 2021(10)
•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4]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大实践问题研究[J]. 韩文龙,朱杰,祝顺莲.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03)
• [5]法律方法与能动司法 ——以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为中心的分析[D]. 关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4)
• [6]社会保障：规避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基于J省的个案分析[D]. 华雯文. 吉林大学, 2013(08)
• [7]金融经济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D]. 齐昕.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
• [8]中国金融体系存差问题实证研究[D]. 赵宏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0)
• [9]社会救助国家责任模式比较研究[D]. 肖艳辉. 湖南大学, 2012(05)
• [10]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D]. 杨振宇. 武汉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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