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总目录

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苏叶^[1]（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黄小菊^[2]（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指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周丽艳^[3]（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陈曦^[4]（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黄润青^[5]（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李心苑^[6]（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徐长生^[7]（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汤颖^[8]（2019）在《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规模虽越来越大,但在培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间却存在着明显差距,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短缺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是因高校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不吻合引起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同构性。因而,可借鉴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调控性思维,促使定位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不断优化专业设置,从而提高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基于以上认识,选取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探求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优化路径。通过对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学科门类设置、专业类设置、专业布局及专业布点等几个指标的定量分析发现,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困境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贪大求全,低成本专业增长过快;同质化竞争严重,专业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专业布局不合理,专业群集聚效应难以彰显;专业内涵建设不足。这是由政府、社会及高校三大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共同造成的。从政府层面看:政府行政权力冲击着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相关法律及资金适时供给乏力;有效而完善的专业评估体系匮乏;有关专业前景预测性不足。从社会层面来看:企业、行业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对人才需求信息的反馈具有滞后性;社会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从高校层面来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定位意识缺失,价值取向偏差及质量观念淡薄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立足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困境及其成因分析的同时合理吸取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及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本科在专业设置与调整方面积累的诸多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应遵循如下原则: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原则;强调预测的前瞻性原则;注重规模与效益的和谐发展原则;凸显差异化的特色性原则;与学科建设保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政府、社会与高校这三大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应共同发力。具体地,政府层面上,应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角色,落实并完善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人才供求与专业设置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并完善综合性的专业质量监管体系。社会层面上,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等用人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作用。高校层面上,应坚持科学而合理的办学定位;建立健全预警及退出机制;提高专业与产业的适应性与协调性,培育特色专业并形成集群效应;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王立国^[9]（2019）在《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文中研究说明无论从历时、空间的维度来观照,齐鲁经学在汉代经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汉代经学的起源、开端与总汇。一方面,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与齐“尊贤尚功”、鲁“尊尊亲亲”的立国之策与相应的文化政策关系大焉。另一方面,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不仅对关中之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以关中的政治枢纽功能,由此影响到全国。学术的传播与影响最后落实于政治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照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之关系,具有经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论文共分四章,前有绪言,后有余论。本文首先对“齐鲁经学”“关中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齐鲁经学”不惟以地域分,更以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分,对应于相应经学典籍。“关中文化”主要着眼于以“长安”为地域核心的政治性特征,与汉代政治相应,逐步成为文化核心。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之关系,主要以齐鲁经学为枢纽来展开,齐鲁经学源于齐鲁文化,齐鲁经学与汉代经学二者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渊源深远。关中地理与文化,一方面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为农耕文明的“先儒故地”。秦汉之际,这种根基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遭涂炭。（齐鲁经学的关中传播,一则齐鲁经师的长安授业,二则经生受业齐鲁经学后为官长安。此既涉及经学的传授谱系,又包含经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并产生重要政治、文化影响。本部分及《汉代齐鲁<五经>授业表》因未尽完善故,暂从略）齐鲁经学家与关中政治的关系,在概论基础上,选取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为代表,他们的经学实践与理论创新直接推动与影响了关中朝堂与汉代政治。并以政治为枢纽,奠定此后中国政治、文化面貌的基本格局。这种传播与兴盛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移民等诸种因素的合力。最终通过以齐鲁经学为纽带的齐鲁文化与关中文化的影响与互动,成就文化双子地位,且在文化品格、精神气质上相辅相成。在经学传播与影响上实现了“以人观之”范式的建构,通过人、群、类、时、地的五重链接与包涵,实现从“齐鲁一地”到“关中一统”的文化过程,汉代政治生态、文化形态同步“更化”。为理论之总结,更可引发进一步思考。

魏宁楠^[10]（2019）在《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以“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蜚声遐迩,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该家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林元美、林瀚、林庭?、林庭机、林燫、林烃等,家族声望达到鼎盛。入清之后,林氏科第香火不绝,只是在仕宦上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本文以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勾勒还原明代林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探讨明代林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成就。明代林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林瀚,其奠定了林氏经史传家的文化传统,经其子孙世代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文化传统。林瀚治《春秋》,林氏子孙也大多治《春秋》经。林瀚入翰林院编修国史,其子孙林庭机、林燫踵武其后,也相继进入翰林院。在子孙婚配问题上,林瀚拒绝豪贵之家,以科举门第作为首要因素,确立了林氏选择姻亲的标准。在诗文创作上,林瀚温柔敦厚的文学观以及清新自然的诗学风尚也对林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林氏代不乏人,能诗文者甚众。林瀚是林氏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作家。成、弘年间,他与李东阳、吴宽、程敏政等翰林院作家往来密切。林瀚的诗文台阁特征明显,其诗歌风格雍容典雅,平正纡徐,其古文崇理尚雅,尊经重道。拨开林瀚馆阁词臣的身份,林瀚也是一位性格豪放洒脱的诗人。林瀚推崇李白的诗歌,擅长七律,其诗歌“豪壮”与“清新”并存。除此之外,林瀚也是制义文大家,他的制义文注意谋篇布局,文章波澜曲折。在句式上喜用长句、整句,风格沉稳庄重。正、嘉之际,郑善夫在闽中执牛耳,林瀚之孙林炫追随其后,是福州府重要的作家。隆、万之交,林庭机、林燫是福州府作家的代表人物。林庭机的诗歌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艺术风格大抵从清幽秀雅转向清新高远,又从清新高远转向悠远淡泊。庭机的古文关注军政要事,不仅内容富有史料价值,而且叙事有条不紊,论述谨严。林燫崇尚复古,诗歌取材范围上溯汉魏六朝,下至盛唐。其诗歌关注时政,针砭时弊,有诗史之称。林燫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淡远见长。在句式上,林燫受到翰林宗陶之风的影响,多效法陶诗朴拙的句法,风格平易自然。其七古学习李白歌行的句法和气势,风格豪迈雄壮。林燫的古文创作尤为突出,大多谈论国家财政与军务边防,文章气魄与格局比较大。从艺术层面看,林燫延续了翰林作家学习欧文的传统,其古文学习欧文委婉纡徐的特点,风格典雅温婉,雍容不迫。万历中期,林烃与胡应麟、叶向高等名流频繁往来。林氏诗歌传至林烃也达到极盛,其诗博采众长,诸体皆备,艺术特色最为多元。四库馆臣认为林烃的诗集《覆瓿草》步趋后七子,旧调居多,新意殊少。结合胡应麟、叶向高、曹学佺三人对林烃诗歌的评价,以及林烃诗论中的闽地特色,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体说来,林烃的五古情思细腻,七古豪宕纵横,五言排律富丽舂容,五律含蓄隽永,七律温厚和平,绝句清新俊逸。古文方面,主要论述与矿税弊政紧密相关的奏疏文,这些奏疏文体现了林烃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与家国情怀。闽县林氏之盛在明代屡屡为人所称道,不仅见正史之《明史》,也见之笔记《万历野获编》。纵是文坛巨擘,也不忘为林氏添上一笔。王世贞《皇明盛事述》将林浦林氏选入“门宗仕宦”,与灵宝许氏、鄞县镜川杨氏等家族相并列。晚明邵捷春辑《闽省贤书》,更是将林浦林氏列为闽省第一世家,相比其它夸大的记载,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6）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6]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7]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D]. 汤颖. 南京邮电大学, 2019(02)
• [9]汉代齐鲁经学与关中文化 ——以经学的传播影响为主体[D]. 王立国.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D]. 魏宁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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