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滇南原始森林中的大小动物(论文文献综述)
何沁遥[1](2020)在《文化景观视角下的红河哈尼族乡土聚落研究 ——以垭口村为例》文中提出2013年6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柬埔寨金边隆重召开,中国“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5处世界遗产。目前针对哈尼族村寨的研究大多围绕梯田系统展开,或以整个元阳梯田景观区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对乡土聚落进行全面研究较少,缺乏对某一村寨针对性的研究和探索,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分析乡土聚落的研究更加匮乏。在此背景下,以云南省元阳县垭口村为例,以文化景观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实地调研、测绘、走访等研究方法,对其乡土聚落进行详细研究。垭口村作为世界第三批传统村落,保护较完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首先基于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使命的理论框架,梳理了“文化景观”和“乡土聚落”理论研究现状,提炼目前研究视角及要点。其次,建立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体系,从文化景观视角研究了垭口村乡土聚落组成结构及其文化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文化景观角度研究垭口村乡土聚落的形成机制,基于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两方面对垭口村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进行探讨。最后总结垭口村目前的困境及其归因,进一步提出有利于垭口村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措施。通过上述研究,希望能为类似乡土聚落的发展和研究提供思路,并且拓展了乡土聚落的研究视野,有助于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
李娜[2](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刘政[4](2019)在《中国安息香属(安息香科)的形态分类修订》文中提出安息香属(Styrax L.)隶属于安息香科(Styracaceae),全世界约有140种,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以及热带的美洲。我国一直沿用的是1907年Perkins提出的分类系统,而国外学者对本属植物的研究大多使用Fritsch的分类系统;随着近年来我国本属植物新种的发表以及部分学者对本属植物研究的深入,以往的分类系统渐渐无法满足需要,我国的安息香属植物分类问题也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为此,本文以中国安息香属植物的原始文献(描述)、模式标本、野外实地采集样本以及大量来自世界各大标本馆的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数量分类学的方法,对我国安息香属植物进行分类修订,主要结论如下:本次修订参照Fritsch的分类框架,中国安息香属植物仅有Ser.Cyrta(落叶)与Ser.Benzoin(常绿),借鉴了他选择的部分性状(如花冠裂片质地等),在结合黄淑美(中国植物志)的部分分类观点(如花序等)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标本的鉴定,本文认为小枝基部叶片着生方式以及叶柄长短是可以考虑作为本属分类性状的,其中一些性状(如果实具喙)在整个属的分类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是在对部分种的识别上可能会更具优势。数量分类学的研究表明,Q型聚类结果支持前人关于S.hemsleyanus与S.huanus、S.japonicus与S.grandiflorus的分类处理,但是关于S.hookeri的分类处理可能会存有疑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平方欧氏距离15处,可将我国原有的31种安息香属植物分为5类:第一类有S.perkinsiae、S.roseus、S.rugosus、S.limprichtii、S.confusus、S.faberi、S.wilsonii、S.macrocarpus、S.zhejiangensis、S.formosanus、S.wuyuanensis、S.supaii;第二类有S.calvescens、S.dasyanthus、S.tonkinensis;第三类有S.hemsleyanus、S.huanus、S.obassia;第四类有S.chrysocarpus、S.macranthus、S.grandiflorus、S.japonicus、S.odoratissimus、S.rhytidocarpus、S.agrestis、S.serrulatus;第五类有S.hainanensis、S.suberifolius、S.benzoides、S.chinensis、S.argentifolius。R型聚类结果显示了部分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在平方欧氏距离20处,可将22个相关性状分为3类,第一类反映花量及小枝基部叶片着生方式的性状;第二类反映了本属植物习性与叶柄的相关性;第三类解释了果实不同开裂方式的可能原因,以及花序的形状可能会与花的大小有关。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性状的累积贡献率不是很高,这可能与本属植物较为原始,演化过程中性状存在较多的变异相关。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分类名实处理、后选模式指定和补充描述与分类学订正:本次修订中,中国安息香属植物27种,73条异名记录;6变种(其中S.japonicus var.calycothrix依照黄椰林的处理并入S.japonicus),6条对应的变种异名记录,4条无效的变种名(S.agrestis var.curvirostratus、S.serrulatus var.latifolius、S.serrulatus var.rugosus和S.serrulatus var.mollissimus均已被分出升级为种,在我国没有分布),以及2存疑种(S.bashanensis、S.casearifolius),共整理中国安息香属植物名称记录至少约118条;本次修订默认了前人关于S.grandiflorus、S.huanus以及S.hookeri的分类处理,关于S.zhejiangensis的分类处理仍建议作单独类群;通过性状分析以及标本比较发现,S.argentifolius可考虑归并入S.suberifolius,S.wuyuanensis可考虑归并入S.formosanus之中,由于标本的缺乏以及未对这些种进行实地考察,本次修订仍默认为单独的分类群;对S.formosanus、S.odoratissimus的相关异名进行了修订整理,S.henryi可以作为异名并入S.formosanus,而植物志中对S.formosanus var.hayataianus的处理存在较大问题,该异名应并入S.formosanus中;S.finlaysonianus与S.odoratissimus存在较大差异,S.finlaysonianus不应该作为异名并入S.odoratissimus;关于S.bashanensis与S.casearifolius的相关处理仍保持存疑,其中S.bashanensis应该更接近S.odoratissimus,而不是S.hookeri;而S.casearifolius可能更接近S.tonkinensis。本文对S.agrestis、S.benzoides、S.confusus var.microphyllus、S.henryi、S.japonicus var.calycothrix、S.grandiflorus、S.rugosus、S.serrulatus、S.suberifolius进行了后选模式的修订;其中,S.grandiflorus与S.rugosus的后选模式修订是在黄椰林分类的基础上而进行的补充。除了修订一些性状的描述(如S.rugosus),本文还对黄椰林关于S.japonicus、S.roseus的描述以及S.odoratissimus的分布等进行了修订,台湾存在S.japonicus的分布,而不仅仅是S.formosanus;S.roseus的模式产地应该是巫山,而不是瓦山;此外,S.benzoides在我国仅有的一份标本存在疑问,我国可能没有该种的分布,不过由于标本的稀少以及缺乏相关实地考察,本次修订仍默认我国存在该种的分布,有待后面深入调查研究;本次修订没有找到后人采集的S.hainanensis标本,目前该种可能已经濒危,植物志记载的部分描述存在疑问(如花的描述),本次修订对此也进行了纠正。
董晓霞[5](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李秉星[6](2018)在《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十七世纪下半叶是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自北都失陷,中原士人便开始流徙的旅程。伴随之后数个南明政权的建立,又有大批江南士人离开故土,他们或隐匿在政权未及的暧昧地带,或随着南明朝廷一路到达天之南、海之东,此种经验历程及其相关的诗文创作是为前朝所罕见。此间的乱亡经验和地域迁移也一再成为影响士人创作的转捩点。在飘零情景下所写之“西南诗”、“岛屿诗”、“海上诗”,以及与战乱相关的北征南行、渡江浮海的行旅创作便是易代士人离乱经验之代表。在清初满族统治初步稳定,流离南方的记忆尚未消褪,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又造成了大量士人流离北方、直至满族旧地,再一次开启了通往帝国边缘的旅程。与流亡海外的遗民体验相似的是,对流人而言关外是天地之绝域、广舆不载之地,既无知识论的理解框架,更缺乏身心的感知经验。北方的严寒气候和地貌往往给初至的流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然而与南明士人不间断的流徙不同,流人长期居住的心态也让他们重新发现这片未知之地的生机,相比柳宗元贬谪时囿于个人怨愤将边地山水视为囚山、愚溪,长久的在地生活使得清初流人每每能与异域山水坦然处之,他们不仅尝试将陌生景观纳入美感的系统,也以文字的形式转换存在的样态,“以使人可传而可述”。本文基于上述关照研究江南士人在清初群体性的离散经验与相关的风景/地理书写,并按离散的路径分为“流亡南方”与“流放北地”两编。其中上编第一部分处理流亡创作中的疆域表征,包括南明帝国疆域的存在形态与播迁士人对流离地域的感知及想象形式。第二部分讨论南方遗民的流亡抉择,诸人或辗转抵抗、以死殉节,或彷徨草泽,避世隐遁,差异的选择也造成了失路与忏悔的不同情感结构。第三部分选取东南闽浙、西土桂林与南荒孤屿这三个地域书写的侧面,考察南明士人在地经验的同时讨论地方空间的象征与隐喻意涵。希冀复国的遗民通过改变地缘关系的想象与修辞,努力为流亡王朝与士人所处的空间确立意义。一系列中兴论述的修辞转换背后,既对应着南明数朝流离的现实,亦显示着士大夫群体挪用地缘符号为自身遭际寻求意义的努力。下编第一部分分析清初流人进入异域的早期经验与地域感知:山海关外的世界首先是江南流人心智结构之外的“未知之地”,在想象之外,更是以肉身亲涉的方式生成对此地域的感受和认知。第二部分论述流寓创作中处理人与地关系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边地气候、温度、色彩等要素的感知;其次是对南方的回忆与依恋,并依靠诸物件希冀在边地想象性地占有江南;最后是通过更为理性的思考对边境地理进行多方位的探索、考据与诠释。由此,从塞外的荒芜地域中逐步衍生出安居与情感的空间。第三部分讨论流人一些更为主动的介入行为,士人通过在地的居住经验与文学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塞外地理崭新的文化与美学意涵:或藉由命名山水的文学实践规划与收编曾经无名、荒芜的地景,或发掘白山黑水之间的浪漫地理与崇高美学,抑或通过东北边疆与界域的记述及思考重构帝国疆域空间的想象。通过这些介入性的文学实践,流人不断发掘着地理与风景的新经验,在曾经的未知之地上镌刻文化与家国的新意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勾勒人、地与诗之间的多重关联,考察诗文创作在“身体/情感”、“风景/地理”之间缠绕与运作的动态关联,以标示出一种离散的风景与地理诗学。
刘荣昆[7](2016)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认为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三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莫国香[8](2016)在《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即为当地傣语“竜社勐”(部落祖先灵魂居住的神林)、“竜社曼”(氏族祖先灵魂居住的神林)等神山林的统称,它是在当地原始宗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蕴含祖先神灵崇拜文化特质的原始森林,是傣族集农业崇拜、森林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等诸多崇拜为一体的复合载体,即它是集傣族原始宗教神灵观念和农耕文化现实需要为一体的傣族神山林。由于“竜林”不仅承载着傣族传统社会稻作生产赖以生存的森林水源,也寄托着傣族人民对森林和祖先的依赖、敬畏与感恩以及对祖先权威与规矩的信仰,因此,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基于以保护森林、水源等自然生态环境和稻作农业生产为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傣族“林-农”农业生态观以及基于祖先崇拜名义的以建立稳定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的农业社会规矩和由此衍生的遵循祖规的傣族系列传统农业社会文化习俗。总之,它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最古老、原生型的傣族典型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竜林”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也包括以“竜林”信仰为基础而衍生的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就其性质上来说,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是兼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农业文化遗产。从起源上来看,尽管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具体产生的时间无法考证,但从当地傣族的起源及“竜林”地质、生态和神话传说等文史资料可以推断,该遗产应该发端于当地傣族原始农业社会初期,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它是一种远古的森林形态和文化遗存。由于西双版纳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限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以“竜林”为文化表征的森林水源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丰收的最主要保障,因此自然也是依靠水稻而生存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的根本依靠。所以,西双版纳傣族“竜林”的设立应该是出于强烈的稻作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考虑。加之,“竜林”祖先权威的规矩对农业社会的凝聚作用,因此,可以说,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是当地傣族借助祖先神灵的名义保护森林水源、建立农业社会生产秩序的生存智慧,是该地傣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为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独特的热带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和文化传统,这种生存模式和传统源于傣族崇拜森林的文化特质和农耕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并同祖先崇拜交汇融合在一起,成为依托森林、崇拜祖先、保护农业丰收的文化现象。作为傣族居住地的生存根源和文化寄托,“竜林”如同血脉一样将当地傣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并得以长久的传承和延续。特别是召片领政权时期,由于“竜林”文化对经济繁荣、政治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历代召片领政权对其都十分重视。这一期间,傣族人口和村寨日益增多,“竜林”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等级也不断得到提升,它从最初的单纯民间祖先崇拜祭祀活动发展到召片领政权的重大政治统治手段。这段时期,不仅召片领及其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参加“竜林”的祭典活动,部分已故召片领以及佛门菩萨请进“竜林”加以祀奉褒扬,各级地方政权还设置了有关“竜林”文化事项管理部门,建立相应“竜林”文化管理制度,使得“竜林”这一特殊森林所包含的价值不断扩大,成为不仅凝聚了各个历史时期上层统治者对于竜林思想及“竜林”文化的认同、推崇和褒扬,同时又浓缩地体现了“竜林”发展之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因此,西双版纳“竜林”文化在傣族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当地傣族人民和政权机构的共同推崇和维护下,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还保护了一种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观和热带地区“林-农”农业生态传统,这种传统是具有农业的、生态的和社会文化的突出价值。特别是,这种传统对于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因此,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无疑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历史遗存。然而,这种遗产的价值需要被社会和公众所认识和重视并使其从中受益,但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西双版纳现存的相当数量的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并不容乐观。本文将选题确定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史为鉴,以点带面,目的在于完善傣族“竜林”文化研究,唤起人们对西双版纳现存傣族“竜林”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重视和保护以及对森林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行动,并试图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创新:第一,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探讨“竜林”在以水稻生产为核心的傣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第二,挖掘遗产价值,建立“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并找出其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使“竜林”所具有的文化遗产价值能够在传统与现实的维度上达到统一;第三,系统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历史与现实保护的情况,总结成功的经验和面临困境的根源,为人类如何有效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文包括绪论、研究内容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内容主要为提出问题。在本章中,对于本论文选题的提出和确定进行了阐明,对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本论文研究理论、方法和资料来源、基本结构和研究重点以及创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研究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以及“竜林”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为后文的论述和发展提供依据。第二章从傣族聚居的生态环境系统、“竜林”生物多样性系统、水文化系统、农业生产系统、农村聚落系统以及村民的宗教信仰系统六方面阐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第三章从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需求以及宗教信仰两方面论述了 “竜林”文化的起源,揭示“竜林”文化起源有着深刻的农耕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渊源。同时从形成、发展、繁荣、衰落及恢复阶段论述了“竜林”文化的历史演变及阶段性特点,揭示“竜林”文化历史变迁与稻作文化的兴衰存在内在关系。第四章通过对磨歇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考察和分析,发掘傣族“竜林”的水稻农耕文化根源。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磨歇村“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以及根据这些问题而创造的保护模式,为后面章节的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保护策略提供参考。第五章从生态、科技、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六方面阐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并从生态环保、农业生产和社会文化方面论述了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第六章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欠佳以及“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相对缺乏三个方面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七章重点论述加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在本章中,首先对“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进行了思考,提出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应寻找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净土和热带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契合点,使得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能够在传统和现实的统一的维度上达到更好的利用和保护,同时还提出了保护应遵循的原则,阐述了当前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针对第六章出现的主要问题对其在当代社会的保护对策进行了研究,并根据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提出六种典型保护模式建议。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结语,是在前七章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的总结性论述,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所具有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对其保护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对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未来提出展望。
温泉[9](2015)在《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彝族的传统聚落与建筑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社会发展、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又展示出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彝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民族历史、语言、社会等人文社科方面,而建筑学领域关于彝族聚落与建筑文化方面的系统论着还比较缺少。论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测绘整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查阅和参考了相关历史研究文献,归纳总结了西南彝族建筑的构成体系和文化技术特色,探索了西南彝族聚落的生成机制与发展演变规律,建构了彝族传统建筑研究的理论框架,这对民族建筑史学研究以及对地方建筑史的研究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民族聚落文化及环境保护也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研究首先在历史考证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与藏、羌居住形态相似性的比较证实了彝族的氐羌族系特征;探索了彝族的家支亲属制度、原始宗教信仰与以民族哲学思想对其建筑文化产生的影响;追溯了彝族聚落地理的历史空间分布,梳理了彝族在民族迁徙、政权建立等历史进程中的聚落演变;以及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中的地域文化的演进与变迁。研究运用人文地理区系理论,在总结彝族聚居区的自然地理、方言、支系等诸多文化区划基础上,以聚落空间分布、聚落形态、建筑构筑形式作为依据建立了西南彝族建筑文化区系。通过比较揭示出文化区系“核心”区域的民族性,和“边缘区”的文化交融性规律,并归纳出西南地理空间下彝族建筑文化的山地性和流域性特征。研究通过聚落考古、人类学考察等方式总结了彝族传统聚落在不同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空间形态:游耕型聚落的分散型布局,农耕型聚落的紧凑型布局,家支制度下的组团式布局,杂姓聚落的多中心格局等等。特别探究了原始宗教信仰对彝族聚落活动的重要影响,表现为灵物崇拜下的聚落选址模式,空间领域界定,和宗教民俗活动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特征。在对彝族传统建筑的类型研究中,运用类型学和传统营造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归纳了以火塘、青棚和公房等建筑空间特征;分析了彝族建筑从独栋式向合院式的类型演化过程;详细分析了彝族传统建筑的构筑技术特色,总结了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穿斗搧架、井干、邛笼的建筑文化技术特征,建构了彝族建筑的营造体系特征研究框架。通过田野调查梳理出彝族传统建筑营建活动的工匠技艺、人体计量方法,灵物崇拜下的材料选择加工和“吉祥时间观”下的建房习俗等,总结出民俗文化和地域环境影响下的彝族建筑营造特征。最后,研究总结了彝族建筑文化中聚落营建理念的生态人文价值,民族建造技术的科学文化价值和建筑演变规律的史学研究价值,并就彝族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得失做出总结与归纳,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生土技术更新与地域创作的彝族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原则与策略。
王必昆[10](2012)在《马鞍底笔记》文中研究表明由哀牢山的褶皱说起哀牢山的每一束褶皱都是受过磔刑的大地。从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至第四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在大地的磔刑中隆起了哀牢山脉。哀牢山是云贵高原气候的一道屏障,隔开了元江和阿墨江的缠绵,隔开了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羁绊。大地构造了藏滇地槽系,哀牢山褶皱束是一部长达千里的组诗,被诸神切割成一行行,搓弄成一句句,在云岭大地上寂寞吟诵。我一直迷恋在哀牢山布满褶皱的肌肤上漫游,那些笼罩着诸神灵气的秘境,就隐没在这些褶皱里。我
二、滇南原始森林中的大小动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滇南原始森林中的大小动物(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景观视角下的红河哈尼族乡土聚落研究 ——以垭口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框架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风景园林学 |
2.2 文化景观 |
2.2.1 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 |
2.2.2 文化景观主要特性及构成 |
2.2.3 文化景观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 乡土聚落 |
2.3.1 乡土聚落概念 |
2.3.2 乡土聚落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3 乡土聚落的文化景观研究视角 |
第三章 文化景观视角下垭口村乡土聚落的组成结构 |
3.1 垭口村文化景观宏观构成——整体构成 |
3.1.1 森林 |
3.1.2 梯田 |
3.1.3 村寨 |
3.1.4 水系 |
3.2 垭口村文化景观中观构成——村寨结构 |
3.2.1 居住空间 |
3.2.2 街巷空间 |
3.2.3 休闲聚会空间 |
3.2.4 精神文化空间 |
3.3 垭口村文化景观微观构成——单体结构 |
3.3.1 传统建筑 |
3.3.2 水井 |
3.4 垭口村文化景观的文化体系 |
3.4.1 稻作文化 |
3.4.2 农耕历法 |
3.4.3 哈尼族传统服饰 |
3.4.4 文学歌舞 |
3.4.5 节日祭祀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化景观视角下垭口村乡土聚落的形成机制 |
4.1 垭口村的自然环境 |
4.1.1 地形地貌 |
4.1.2 气候特征 |
4.1.3 水文系统 |
4.1.4 资源系统 |
4.2 哈尼族民族文化 |
4.2.1 哈尼族发展史 |
4.2.2 哈尼族族源 |
4.2.3 哈尼族族称 |
4.2.4 宗教信仰 |
4.2.5 社区管理体系 |
4.3 基于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 |
4.3.1 聚落选址及营造 |
4.3.2 蘑菇房的形成 |
4.3.3 梯田稻作 |
4.3.4 森林保护 |
4.3.5 水利建设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垭口村乡土聚落的危机与保护发展 |
5.1 垭口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
5.1.1 村寨劳动力流失 |
5.1.2 梯田稻作系统失衡 |
5.1.3 村寨风貌受损 |
5.1.4 精神文化空间地位降低 |
5.1.5 文化体系传承困难 |
5.2 垭口村面临困境的归因 |
5.2.1 城市化发展的冲击 |
5.2.2 梯田稻作经济效益不足 |
5.2.3 村民对建筑需求改变 |
5.2.4 村民对传统文化价值缺乏了解 |
5.2.5 村民对村寨保护意义不明确 |
5.3 垭口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
5.3.1 开拓特色产品销售渠道 |
5.3.2 人才引回计划 |
5.3.3 文化景观活态传承,传统建筑可持续改造 |
5.3.4 普及传统文化教育 |
5.3.5 增强非物质文化景观与现实生活联系 |
5.3.6 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的旅游开发模式 |
5.3.7 村寨环境整治 |
5.3.8 发展特色旅游项目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B:图片索引 |
(2)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点理由 |
(三)田野过程与方法 |
二、相关文献回顾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 |
(二)彝族宗教研究 |
(三)关于濮拉人的研究 |
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 |
(二)彝族宗教研究成果的借鉴 |
(三)宗教民族志的方法论 |
(四)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 |
第一章 濮拉人的生存世界 |
第一节 开远的自然人文背景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二、区位背景和历史沿革 |
三、人口民族和彝族支系 |
四、彝族传统文化 |
第二节 调查点碑格彝区概况 |
一、自然生态环境 |
二、区域历史背景 |
三、村落构成及族群归属 |
四、濮拉人的经济状况与生存境况 |
第三节 濮拉人的文化习俗 |
一、语言服饰 |
二、饮食起居 |
三、婚恋家庭 |
四、岁时节日 |
小结 |
第二章 濮拉村落社会中的仪式专家:贝玛与锁斋 |
第一节 贝玛溯源 |
第二节 碑格贝玛的现状 |
一、贝玛的产生及传承 |
二、贝玛的社会职能 |
三、贝玛的地位与作用 |
第三节 神秘诡异的锁斋 |
小结 |
第三章 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生产实践 |
第一节 濮拉人的自然神灵与信仰习俗 |
一、天地、日月和四季的由来 |
二、山、石、火、树崇拜 |
三、其他信仰习俗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生产实践 |
一、濮拉人的一天 |
二、濮拉人的生产实践方式 |
三、濮拉人生产实践方式的结构与特点 |
第三节 崇天敬地的仪式实践 |
一、祭年仪式 |
二、祭龙仪式 |
小结 |
第四章 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丧祭实践 |
第一节 濮拉祖先的由来 |
一、洪水神话叙事 |
二、叙事结构 |
第二节 灵魂不灭的观念 |
第三节 取悦祖先灵魂的葬仪 |
一、葬礼的基本要素 |
二、葬礼的程序 |
第四节 濮拉人丧葬仪式文化内涵分析 |
一、仪式的过渡意涵及象征意义 |
二、仪式象征符号与族群记忆 |
三、仪式中的性别分工与父系血缘的延续 |
第五节 对祖先灵魂的祭祀 |
一、春节祭祖 |
二、清明祭祖 |
三、七月半祭祖 |
四、冬至祭祖 |
小结 |
第五章 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实践 |
第一节 濮拉人的疾病观念 |
一、自然因素病因 |
二、超自然因素病因 |
三、锁斋的“病” |
第二节 濮拉人的疾病治疗实践 |
一、忙碌的锁斋 |
二、贝玛和锁斋的治疗经验 |
三、濮拉民众的治疗体验 |
四、濮拉人的治疗抉择与文化认同 |
第三节 疾病治疗的仪式调解 |
一、叫魂仪式 |
二、驱鬼仪式 |
三、叫魂和驱鬼仪式的文化内涵分析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内涵及其缘起 |
第二节 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 |
第三节 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
第一章 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第一节 战乱年代的体验和反思 |
第二节 离乱弦歌的写意和抒怀 |
第三节 青春如斯美好校园世界 |
第二章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第一节 “异乡人”的温情和守望 |
第二节 黄金岁月的礼赞和缅怀 |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境遇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 |
第一节 灵地缅想与心路的叙写 |
第二节 史诗性建构与历史反思 |
第三节 诗性传奇的历史“复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安息香属(安息香科)的形态分类修订(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INDEX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安息香属的建立与确认 |
1.2 安息香属主要分类系统 |
1.3 近年来安息香属研究历史回顾 |
1.3.1 国外学者对安息香属植物的研究 |
1.3.2 中国学者对安息香属植物的研究 |
1.3.3 目前我国安息香属植物分类存在的问题 |
第二章 安息香属植物形态多样性研究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 |
2.1.2 研究方法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安息香属植物种间叶形态变异 |
2.2.2 安息香属植物种间花形态变异 |
2.2.3 安息香属植物形态性状的聚类分析 |
第三章 中国安息香属植物形态分类修订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试验材料 |
3.1.2 研究方法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喙果安息香(S.agrestis) |
3.2.2 银叶安息香(S.argentifolius) |
3.2.3 滇南安息香(S.benzoides) |
3.2.4 灰叶安息香(S.calvescens) |
3.2.5 中华安息香(S.chinensis) |
3.2.6 黄果安息香(S.chrysocarpus) |
3.2.7 赛山梅(S.confusus) |
3.2.8 垂珠花(S.dasyanthus) |
3.2.9 白花龙(S.faberi) |
3.2.10 台湾安息香(S.formosanus) |
3.2.11 厚叶安息香(S.hainanensis) |
3.2.12 老鸹铃(S.hemsleyanus) |
3.2.13 西藏野茉莉(S.hookeri) |
3.2.14 野茉莉(S.japonicus) |
3.2.15 楚雄安息香(S.limprichtii) |
3.2.16 大果安息香(S.macrocarpus) |
3.2.17 玉铃花(S.obassia) |
3.2.18 芬芳安息香(S.odoratissimus) |
3.2.19 皱果安息香(S.rhytidocarpus) |
3.2.20 皱叶安息香(S.rugosus) |
3.2.21 齿叶安息香(S.serrulatus) |
3.2.22 栓叶安息香(S.suberifolius) |
3.2.23 裂叶安息香(S.supaii) |
3.2.24 越南安息香(S.tonkinensis) |
3.2.25 小叶安息香(S.wilsonii) |
3.2.26 婺源安息香(S.wuyuanensis) |
3.2.27 浙江安息香(S.zhejiangensis) |
3.3 讨论与小结 |
3.3.1 安息香属分类处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3.3.2 可能的新种或新变种 |
3.3.3 中国安息香属植物异名修订 |
附各种分布图 |
附27种植物标本图片 |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
4.1 数量分类学研究 |
4.1.1 安息香属植物聚类分析 |
4.1.2 性状之间的相关性 |
4.2 中国安息香属植物的修订 |
4.2.1 分类名实处理 |
4.2.2 后选模式指定 |
4.2.3 补充描述与分类学订正 |
4.3 修订的不足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
4.3.1 本次修订中存在的不足 |
4.3.2 标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
4.4 安息香属研究与利用展望 |
4.4.1 园林景观应用 |
4.4.2 木材资源类 |
4.4.3 药用资源类 |
4.4.4 香料资源类 |
4.4.5 油料资源类 |
4.4.6 饮料资源(制茶)类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考文献 |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滇缅抗战文学研究现状 |
(二)“边地文学”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
第一章 走入边地——战时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 |
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
一、滇越道上 |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
(二)抗战流亡中的“车窗山水” |
(三)“祖国形势的天险” |
二、滇缅路纪行 |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
(三)风景之“似” |
第二节 发现边地丰富之处 |
一、从“边夷”到抗战中的同胞 |
(一)“古风”犹存 |
(二)“孔明传说”与边地民族认同 |
(三)“野蛮的可爱” |
二、边城风貌 |
(一)芒市:从“蛮烟瘴雨”到静穆祥和 |
(二)保山:滇西重镇的“中原”气息 |
(三)车里:“揭开了神秘之幕” |
第三节 战时边地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介绍边地——云南边地作家的地方经验与国家观念 |
第一节 彭桂萼:澜沧江畔“保卫南方”的史诗 |
一、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家乡边地 |
二、自觉担起“号兵”的启蒙责任 |
三、呈现边地由“牧歌”转向“战歌”的进程 |
第二节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见到古树繁花 |
一、国家话语的传达 |
二、边民主体身份的觉醒 |
第三节 马子华:陷入战火的滇南边地 |
一、边民的国家认同危机 |
二、抗战中的觉醒 |
三、“夷方地”在战火中的苦难 |
四、“漂亮的说词”背后的事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保卫边地——诞生于滇缅抗战前线的作品 |
第一节 “扬威异域” |
一、远征壮志——出征时的畅想 |
(一)强调远征之正义 |
(二)“寄征友”诗作中的豪迈想象 |
(三)士兵出征感怀 |
二、远征人语——反攻时期的豪情 |
(一)抒写反攻复仇的信念 |
(二)记录战地亲历的血与火 |
第二节 保卫的边地 |
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 |
(一)出征时对边地风光的赞美 |
(二)战地中描摹所要守卫的国土 |
(三)败退后踏入国境的感怀 |
(四)反攻胜利归国所见 |
二、飞机上看边地河山 |
三、远征士兵笔下的边地同胞 |
(一)战火中边民的处境 |
(二)“一致抗日”的边地民族 |
第三节 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 |
一、“处在同一命运里” |
二、牺牲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线”与“点”联结起的国家共同感 |
第一节 滇缅公路——歌颂路的现代化与凝聚力 |
一、“向新世纪跃进” |
(一)“与世隔绝”的边民修筑着“现代交通” |
(二)路带来的“现代文明” |
二、路的凝聚力 |
(一)参与筑路的边地民族 |
(二)筑路民工的奉献精神 |
(三)滇缅路上的华侨机工 |
第二节 中印公路——现代化的胜利之路 |
一、勘路记——“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 |
二、通车记——亲历士兵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 |
(一)“机械的能” |
(二)战士的血 |
第三节 “野人山”书写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
(二)从“野人”到“边胞” |
二、“野人山的新主人” |
(一)战火的“标识” |
(二)征服野人山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家国、地域与离散经验 |
二、行旅、风景与抒情观念 |
三、前人研究综述 |
上编 流亡南方 |
第一章 南明的疆域想象与地域认知 |
第一节 南移的帝国 |
第二节 流亡的感知 |
第二章 遗民的离散经验 |
第一节 奔赴与失路 |
第二节 隐遁与悔罪 |
第三章 流亡中的地域书写 |
第一节 东南半壁:浙闽地域的抗清与记忆 |
第二节 肇基西土:永历桂林的驻守与沦陷 |
第三节 拓地南荒:岛屿与海上创作 |
余论 漂泊的诗歌 |
下编 流放北地 |
第四章 流放地的想象与遭际 |
第一节 未知之地:关外想象与早期经验 |
第二节 生死之境:地域感知与心态调适 |
第五章 异域的认知与诠释 |
第一节 物候、春日与花木记忆 |
第二节 追忆、安居与边地美学 |
第三节 地志、考古与情感诠释 |
第六章 流人的新地理 |
第一节 命名山水:塞外地景的规划与收编 |
第二节 浪漫地理:流人文学中的崇高美学 |
第三节 重构疆域:东北界域的记述与思考 |
余论 流人的诗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后记 |
(7)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四、研究思路、方法 |
第一章 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第一节 森林及森林文化 |
一、森林的双重属性 |
二、森林文化及其内涵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定义及生境 |
一、民族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二、彝族森林文化的生境 |
第二章 彝族对森林资源的利用 |
第一节 建立在森林基础上的生计活动 |
一、妙用森林的农耕技艺 |
二、以森林为载体的牧猎文化 |
三、靠山吃山的采集文化 |
四、柴的广泛使用及生火、砍柴技艺 |
五、竹木餐饮器具的制作技艺 |
六、茶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及饮茶技艺 |
第二节 森林文化在人居环境中的立体呈现 |
一、建寨选址对森林环境的追求 |
二、建房取材于林 |
第三节 呈示在服饰上的森林文化 |
一、取于森林的服饰材质 |
二、动植物图案在服饰上的应用 |
第四节 竹木在艺术、体育领域的利用 |
一、采用竹木制作乐器 |
二、漆器的选材及制作 |
三、雕刻绘画的木质用材及涉林图景 |
四、承载彝文的木质材料 |
五、木质体育器材 |
第三章 原始宗教及人生礼俗中的彝族森林文化 |
第一节 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森林文化 |
一、山神崇拜 |
二、树神崇拜 |
三、林神崇拜 |
四、花神崇拜 |
五、植物崇拜举隅 |
六、宗教活动中的植物 |
第二节 人生礼俗中的森林文化 |
一、诞生礼仪中的森林文化 |
二、婚恋中的森林文化 |
三、葬礼中的森林文化 |
第四章 彝族维护森林的途径及实效 |
第一节 植树造林以固森林之本 |
一、森林的实用价值为造林护林提供原动力 |
二、植树造林的原则及方法 |
三、植树造林的实践 |
第二节 信仰习俗的护林功能 |
一、风水观中的护林因素 |
二、神山森林体系的护林功效 |
三、具有重要护林意义的护林节 |
第三节 保护森林的制度 |
一、明确森林权属 |
二、保护森林的地方组织 |
三、分类保护、用林有度 |
四、1949前的护林碑刻 |
五、1950年后的护林乡规民约 |
第四节 保护森林的实效 |
一、森林状况较好 |
二、数目众多的名木古树 |
三、提供丰富的生计物产 |
第五章 彝族森林及森林文化的变迁 |
第一节 彝族地区森林变迁及其动因 |
一、彝族地区森林变迁 |
二、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动因 |
三、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生态及社会后果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变迁 |
一、森林资源利用淡化 |
二、科技进步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三、神山森林体系的变迁 |
四、彝族森林文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地位及特质 |
第一节 森林文化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地位 |
一、彝族文化在森林环境中产生 |
二、富含植物化特征的哲学理念 |
三、彝族文化以森林文化为内核而不断衍生 |
第二节 林人共生的文化特质 |
一、人与植物的生命同构 |
二、林人共生的生态观 |
第三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区域性差异 |
一、彝族地区森林差异及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二、利用森林资源的区域性差异 |
三、与森林相关习俗的区域性差异 |
第七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现实意义 |
第一节 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
一、树立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导向 |
二、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
三、林人共生理念在生态教育中的意义 |
四、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立法的启示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在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 |
一、彝族森林文化对生态恢复的意义 |
二、彝族森林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
第三节 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 |
一、彝族植物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
二、彝区城市绿化缺乏地域特色 |
三、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意义 |
四、巧用彝族植物文化装点彝区现代城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三、研究理论、方法和资料来源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
第一章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概况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系 |
一、“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和保护对象的演进 |
二、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内涵 |
三、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 |
第二节 “竜林”文化的自然环境 |
一、地理位置 |
二、地形地貌 |
三、水资源 |
四、气候 |
五、土壤 |
六、植被 |
第三节 “竜林”文化的社会背景 |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区沿革及现状 |
二、人口及民族概况 |
三、社会经济 |
四、宗教文化 |
五、农耕文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
第一节 傣族聚居的生态环境系统 |
一、森林环境 |
二、江河环境 |
三、坝子环境 |
第二节 “竜林”生物多样性系统 |
一、植被类型的多样性 |
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
第三节 水文化系统 |
一、“竜林”文化与水文化的关系 |
二、“竜林”文化体系中的水文化表现 |
第四节 农业生产系统 |
一、森林水源提供 |
二、土壤肥力补充 |
三、农林病虫害防控 |
四、农田水土保持 |
第五节 农村聚落系统 |
一、竜林 |
二、村寨 |
三、稻田 |
四、河谷 |
第六节 村民宗教信仰系统 |
一、原始宗教信仰 |
二、小乘佛教信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
第一节 西双版纳傣族“竜林”文化的起源 |
一、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需求 |
二、宗教信仰 |
第二节 “竜林”文化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
一、桑木底时代竜林文化的形成 |
二、勐泐王时代竜林文化的发展 |
三、召片领时期竜林文化的繁荣 |
四、解放后至二十世纪末竜林文化的衰落 |
五、二十一世纪初期竜林文化的恢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个案分析 |
第一节 磨歇村概况及选点依据 |
一、磨歇村概况 |
二、选点依据 |
第二节 磨歇“竜林”文化系统构成及其根源 |
一、文化系统构成 |
二、稻作文化根源 |
第三节 磨歇“竜林”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及保护措施 |
一、磨歇村“竜林”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
二、磨歇“竜林”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 |
第一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价值 |
一、生态价值 |
二、科技价值 |
三、历史价值 |
四、社会价值 |
五、文化价值 |
六、经济价值 |
第二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作用 |
一、生态环保方面作用 |
二、农业生产方面作用 |
三、社会文化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 |
一、橡胶种植与“竜林”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
二、城镇化及开发建设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 |
三、稻田种植结构调整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 |
第二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欠佳 |
一、当地政府重视不足 |
二、传统宗教信仰保护力量式微 |
三、村民“竜林”文化观念淡化 |
四、社会消费环境较差 |
第三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相对缺乏 |
一、研究相对缺乏 |
二、投入相对不足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加强“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措施 |
第一节 对于“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的思考 |
一、寻找“竜林”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进行保护 |
二、保护应遵循的原则 |
第二节 当前“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尝试 |
一、生态小区保护示范模式 |
二、公益林生态建设保护模式 |
三、环境友好型胶园建设保护模式 |
四、城市雨林公园建设保护模式 |
五、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保护模式 |
六、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模式 |
七、多渠道宣传教育保护模式 |
第三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保护对策建议 |
一、促进“竜林”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二、营造“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三、加大“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投入力度 |
第四节 “竜林”农业文化遗产典型保护模式建议 |
一、生态友好型胶园发展模式 |
二、“竜林”文化遗产旅游和大健康产业保护模式 |
三、碳汇交易保护模式 |
四、防护林生态建设保护模式 |
五、生态农业保护模式 |
六、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主题及范围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主题的界定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1.2.1 社会科学学科关于彝族人文历史的研究 |
1.2.2 建筑学领域对彝族聚落与建筑的研究 |
1.2.3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发展方向 |
1.3 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意义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探新 |
2 彝族建筑的人文历史背景 |
2.1 彝族建筑文化的民族学背景 |
2.1.1 民族渊源与氐羌文化特征 |
2.1.2 家支制度与原始宗教信仰 |
2.1.3 民族审美与独特民风民俗 |
2.1.4 民族哲学思想与文化表现 |
2.2 彝族聚居区的历史发展背景 |
2.2.1 神话传说反映的居住形式演化 |
2.2.2 部落迁徙融合与古聚居区拓展 |
2.2.3 南诏势力的兴起与古代城建活动 |
2.2.4 民族交流融合与地域文化变迁 |
2.3 小结 |
3 西南彝族建筑文化区划 |
3.1 彝族建筑文化区划背景 |
3.1.1 文化区划理论的引入 |
3.1.2 彝族建筑文化区划依据 |
3.2 彝族建筑文化区划类型 |
3.2.1 凉山系——彝风浓郁,搧架独韵 |
3.2.2 乌蒙系——汉彝交融,版筑合院 |
3.2.3 红河系——山地稻作,生态邛笼 |
3.2.4 滇西北系——原生文化,井干犹存 |
3.3 彝族建筑文化区的规律特征 |
3.3.1 核心和边缘的文化特性 |
3.3.2 文化区系的地理空间关联 |
3.4 小结 |
4 彝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 |
4.1 生产方式与聚落类型 |
4.2.1 临时散居的游耕聚落 |
4.2.2 紧凑节地的农耕聚落 |
4.2.3 节庆交易的商业聚落 |
4.2 社会组织与聚落结构 |
4.2.1 家支组织下的组团形态 |
4.2.2 阶级制度下的空间层次 |
4.2.3 安全防卫下的防御体系 |
4.3 文化习俗与聚落形态 |
4.3.1 灵物崇拜下的环境意向 |
4.3.2 宗教仪式中的空间结构 |
4.3.3 民族交融下的形态变迁 |
4.4 小结 |
5 彝族传统建筑类型 |
5.1 民俗文化与建筑类型 |
5.1.1 以火塘为核心的住宅 |
5.1.2 承载节庆活动的青棚 |
5.1.3 展现原始婚俗的公房 |
5.1.4 家神居所的宗教建筑 |
5.1.5 权利象征的土司建筑 |
5.2 建筑型制类型及演化 |
5.2.1 外向开放的独栋式 |
5.2.2 封闭防卫的碉院式 |
5.2.3 类型丰富的合院式 |
5.2.4 建筑形制类型演化 |
5.3 小结 |
6 彝族建筑构筑体系及营建技术 |
6.1 彝族建筑的构筑体系 |
6.1.1 穿斗搧架式结构 |
6.1.2 邛笼土掌房结构 |
6.1.3 井干板屋结构 |
6.1.4 复合构筑形式 |
6.2 彝族建筑的装饰技术 |
6.2.1 尚黑传统与建筑色彩 |
6.2.2 民风信仰与细部装饰 |
6.2.3 匠意民俗与室内装修 |
6.3 彝族建筑的营建技术与习俗 |
6.3.1 工匠民族构成与房屋计量方法 |
6.3.2 材料的“神性赋予”与选择加工 |
6.3.3“吉祥时间观”下的建房习俗 |
6.4 小结 |
7 彝族建筑文化的价值与传承 |
7.1 彝族传统建筑文化的价值 |
7.1.1 聚落营建理念的生态人文价值 |
7.1.2 建筑营造技术的科学文化价值 |
7.1.3 建筑演变规律的史学研究价值 |
7.2 彝族建筑的现实困境与传承范式 |
7.2.1 聚居环境的剧烈变迁与“文化生态”保护 |
7.2.2 建造技术的落后现状与生土技术更新 |
7.2.3 民族特色的缺失与基于文化内涵的地域创作 |
7.3 结语 |
8 附表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滇南原始森林中的大小动物(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景观视角下的红河哈尼族乡土聚落研究 ——以垭口村为例[D]. 何沁遥. 昆明理工大学, 2020
- [2]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中国安息香属(安息香科)的形态分类修订[D]. 刘政.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6]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D]. 李秉星. 苏州大学, 2018(01)
- [7]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12)
- [8]西双版纳傣族“竜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莫国香.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1)
- [9]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D]. 温泉. 重庆大学, 2015(07)
- [10]马鞍底笔记[J]. 王必昆. 边疆文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