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颤栗的城市 成长的女性——2002年小说印象一种（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认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赵晶晶[2]（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姜文莉[3]（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高爽[4]（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李晓晓[5]（2020）在《莫言与“十七年”小说“地之子”形象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莫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立足“高密东北乡”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农民形象在作家创作的人物谱系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且突破了传统农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引起世人的瞩目。以创作中的农村题材小说为例,其塑造手法、创作观念方面等皆不同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但又有其微妙联系。不管是“十七年”还是新时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一直是作家创作的重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事备受作家的关注、记忆与书写,而作家们立足土地,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可统称为“地之子”,农民、地主是其代表身份之一,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尽管时事变迁,不同时期作家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已发生改变,但两者在人物塑造的方法、对人与事关系的处理、故事发展的矛盾处理等方面还是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中间人物”的性格塑造与莫言笔下的一些农民、地主形象塑造有着密切的关联,双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进行跨时空的对话。考察莫言的经验接受史,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占据一席之地,不管莫言自己后来在创作谈中给予“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多少笔墨诉说,其接受影响已经存在,并作为经验活跃于作家的意识领域,流露笔端,内蕴于人物之中。以“地之子”的人物形象比较为研究中心,考察莫言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文本关系,力图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寻觅出莫言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继承与突破的轨迹。同时,“地之子”形象作为切入文本的一角,其考察范围不局限于人物形象的比较,也关注人物活跃背后的社会背景,本文将其限制于基层政权环境。在整个比较过程中,“写什么”与“怎样写”同等重要。基于研究对象的可比较性与便于操作性,本篇论文所谈及的小说将限定在莫言《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和处于莫言接受经验内的《红旗谱》、《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第一章以史料为中心,从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学习经验、对“处女作”创作经验的回避四个角度（概括为总体接受经验）入手,梳理莫言与“十七年”有关的所有经验来源,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是直接影响,莫言的学习经验与对“处女作”创作经验的回避形成了反观作家对待“十七年”接受经验的镜头。对这一阶段的考察,不仅可以从中挖掘出,莫言的长篇小说中频繁涉及“十七年”（创作热情）的原因,而且可以为论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做铺垫,即随之以题材、手法为中心,考察总体接受经验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设想莫言在“影响焦虑”下出现的创作可能,为之后两者的比较提供先前条件。第二章聚焦具体文本,以农民、地主、基层政权环境为中心,比较莫言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考察莫言对其的继承与突破（也包括对其早期接受经验的突破）,在变与不变处,“观看”莫言摆脱“影响焦虑”后的自由,以及带来的具体书写得失等问题。第三章以土地与现实为中心,考察“地之子”安身立命的“土地”根本,透视莫言与“十七年”作家思考联系的方方面面,发现有对文学本体的创作思索,也有对现实表现的关切思考,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王海艳[6]（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陈文娇[7]（2020）在《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研究》文中认为铁凝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她的小说中时时听到时代主题的呼啸之声。但她习惯于从自己喜爱的日常生活领域出发把握时代、描绘人心,食物就是她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的文学工具。目前,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铁凝具有一种美食情结,但这些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铁凝小说中的食物书写。论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适当援引饮食文化的相关理论,从精神内涵、艺术功能、原因、意义等方面切入这些零散的食物现象,从一条崭新路径进入铁凝小说。铁凝小说中的食物书写具有诸多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生于1957年的铁凝对此感受深刻。以历史为文学资源,她小说中不同时代环境下有关于饥饿记忆的食物书写具有不同的主题意蕴:从单纯批判政治到张扬人性欲望之余批判政治,再到展现个人命运变化、烛照现实思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面对当代社会变化,铁凝频频书写饺子等传统饮食。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她对传统日常生活的留恋之情。她还通过食物批判着当代社会中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不良的消费观念。面对城乡问题,她也在饮食中思考城乡冲突。透过这些食物书写能够梳理出她城乡认识的变化:从80年代在城乡相遇中担忧乡村命运到90年代在城乡对立中批判城市再到新世纪理性认识城乡关系并探寻调和两者关系的出路。铁凝小说中的食物书写具有一定的艺术功能。首先,这些食物有助于人物塑造。铁凝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利用食物表现人物性格:在《笨花》中主要是通过人物的饮食习惯表现人物性格,在其他一些小说中通过人物因食物而产生的言行等表现人物性格。其次,食物是铁凝小说人物含蓄传情的一种方式。人物面对食物时的神态、动作中隐藏着其全部情感密码。这些食物书写还能够增添她小说中乡村生活的美感。她以一种审美之心观察着乡民的饮食行为,因此她笔下的冀中乡村饮食内容具有一种简朴之美,饮食方法具有一种俚俗之美,饮食过程具有一种情趣之美。铁凝之所以频频书写食物与她的个人特点和创作理念有关。铁凝非常热爱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她又十分钟情在食物中感受乐趣、寻找力量、发现人们的性格、体会人间情意。另外,文学表现生活的创作观念对她的影响深刻而持久,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物势必会成为她的表现对象。在表现社会时,面对愈是宏大的主题,她越是选择更深地潜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因而,她在小说中频频书写食物也就不足为怪了。铁凝小说中的食物书写对当代文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她始终通过食物肯定着人性的合理欲求,并最终导向对人之精神价值的坚守。这一人性书写方式对当代文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在铁凝的小说中通常没有绝望的故事,她始终用文学温暖着世界。面对生活苦难,她在现实中寻找依托,以食物化解生存的艰难、在食物中寻找生活力量。这是当代文坛的一种可贵文学品质。
王晓燕[8]（2020）在《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文中提出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自1958年出版,其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作家雪克四次修改,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现有研究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绪论第一节分类描述了此类研究的价值。但与本文考察对象直接相关的版本研究存在待开发空间:其一,从版本研究的共同要求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的版本意识相对匮乏、版本指向比较模糊、版本依据时见错漏。其二,从红色经典版本变动的区别特征观察,《战斗的青春》同类研究相对忽略了政治修辞>艺术修辞的文献事实。本文拟对同类研究的不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以《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为研究对象,采取线性对比的方式,依次将1958版/1960版、1960版/1961版、1961版/1962版、1962版/1978版进行对比,穷尽性地统计版本变动内容。依据后版相对于前版“重构了什么——怎样重构——为什么重构”的逻辑路径,立足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将其置于广义修辞学“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人的精神建构）”的理论框架,考察《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修辞重构特点、修辞成因及话语生态。以小说标题“战斗”关联的战争叙事、“青春”关涉的性爱叙事,以及统摄两者的阶级叙事为关注点,聚焦阶级叙事、战争叙事、性爱叙事等不同版本变动主题,参照版本增扩、删减、置换和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分析版本变动篇幅、变动趋势、修改意图等因素。研究发现:增扩主要分布在阶级叙事和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中,部分分散于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置换和删减在阶级、战争和性爱叙事的重构中分布相对平均;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相对集中在战争叙事中正反群像的形象重构以及性爱叙事中的角色位移和修辞重构。研究认为:《战斗的青春》版本修改本质上是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是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重构了不同的文本呈现形式,隐含着人的存在方式的修辞信息。据此勾勒相应的叙事变动路径,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分析作家个人讲故事的方式和接受群体听故事的审美期待之间的缝隙,比如受接受者的阅读取向影响,不同版本中许凤三姐妹经历了[+牺牲]→[-牺牲]→[+牺牲]的修辞重构,这里有作家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及其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的修辞加工,从中挖掘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复杂纠葛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尝试将无序分布于不同版本的碎片信息转化为有序的再阐释资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战斗的青春》不同版本的修辞重构可能有同质性大于异质性的总体倾向,革命的纯粹性可能部分地遮盖人的复杂性,但那是时代需要的精神能量,是影响同时代人并激发后人追溯的红色基因。当年艺术之“我”融会于政治之“我”的文学生产和产品再加工,仍是考察红色经典版本重构待开发的话语场。希望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的分析,能够为修辞学—文学研究互相拓展跨界学术生产、构建更为开放的学科形象和学科生态,探索一种可能性。
张洁[9]（2020）在《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儿童幻想小说自19世纪以来已逐渐取得巨大的成就。受到外国儿童幻想小说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末才开始有明确的儿童幻想小说这一文体创作意识,但由于起步较晚,缺乏相关的理论资源,发展比较缓慢。20世纪末至今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不断在创作和理论方面进行探索,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幻想文学作品,其中的“妖怪”形象愈加丰富,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相应的重视。本文以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中塑造的“妖怪”形象作为切入点,运用形象学理论分析“妖怪”形象背后反映出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以及儿童在构筑自我世界过程中与他者的关系;运用镜像理论分析儿童在和“妖怪”的斗争中逐渐克服与周围世界的矛盾并实现自我认同的心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中西儿童幻想小说中“妖怪”形象,分析出各自的成败得失;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出“妖怪”形象为儿童幻想小说所增添的幻想魅力、这一形象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以及“妖怪”形象对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和儿童游戏精神的拓展。绪论部分对儿童幻想小说的概念和研究时段进行界定,并对“妖怪”的概念进行界定,对这一形象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论证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以及它对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以“妖怪”与儿童的关系为依据,对儿童幻想小说中的“妖怪”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三类:恐怖对立型、可爱陪伴型、温和指导型。运用形象学、镜像理论从“妖怪”的特征及其与儿童的关系来分析儿童心理及儿童与成人的关系。第二章从家庭、教育、自然三个方面介绍“妖怪”形象的主题意蕴,探究“妖怪”形象所反映的儿童对家庭的依恋与逃离的复杂关系、家庭与儿童成长的关系,对儿童本位教育观的倡导,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第三章从陌生化带来的惊异效果、魔法带来的神奇变化以及游戏带来的超越与创造三个方面论证“妖怪”形象为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增添的独特的幻想魅力以及对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拓展。第四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西儿童幻想小说中的“妖怪”形象进行比较,找出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塑造“妖怪”形象的缺失,主要是“妖怪”形象的单调性、幻想细节的缺失以及对本土幻想资源的忽略三个方面,并提出充分利用幻想资源,拓展“妖怪”形象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蕴来完善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中的“妖怪”形象。
赵诚[10]（2019）在《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异质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30部长篇小说,10部诗集,14部评论集,18部短篇小说集和诗集,囊括了美国国内授予文学创作的所有重要奖项。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代表了作家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厄普代克整个文学创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第三部《兔子富了》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美国图书奖和全国图书评论家奖,第四部《兔子歇了》再次荣膺普利策小说奖、全国图书批评奖以及以十九世纪末美国作家豪威尔斯命名的豪威尔斯奖。作为“传统美国文学中一个最让人困惑的文学人物之一”,“兔子四部曲”中的主人公兔子哈利成功跻身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创造的经典人物之列。厄普代克在“兔子四部曲”中成功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近半个世纪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涉及当代美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景,包括越南战争,登陆月球,能源危机和冷战结束等。厄普代克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紧扣时代脉搏,将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细节描写紧密结合,使“兔子四部曲”成为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兔子哈利对个人自由和自我身份认证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无尽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遭遇到的屡次挫折和失败,成为贯穿“兔子四部曲”的创作主线。厄普代克通过在“兔子四部曲”系列小说中塑造的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的文学空间,揭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表现了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嬗变,展现了普通美国人在当今美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状况下充满矛盾的两难境遇。在“兔子四部曲”系列小说中,厄普代克赋予文学空间以多重空间维度和深刻思想内涵,为空间批评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研究文本,开启了新的思路。本文以“兔子四部曲”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研究基础,借鉴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以文学空间的异质性为切入点和研究主线,以跨学科角度,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梳理厄普代克小说中构建的形形色色文学空间异质性表征,挖掘异质性演变形成的渊源。在考查具体文学空间时,分别援引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批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阿德勒的心理补偿机制理论、康奈尔的男性气质危机理论、德里达的异延理论等优秀研究成果,从性别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四个维度探讨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真实还原厄普代克在系列小说中描绘的多通道、抽象的空间图谱,包括客观存在的诸多社会现象,如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男女性别机制的社会桎梏、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风云变幻;整体探微厄普代克在“兔子四部曲”小说中对性别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深入思考。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阐明了研究缘起,回顾了厄普代克小说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梳理了当代空间批评理论研究历史发展,引入了本文的理论框架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主体部分包括四章,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的“实在”（lived）、空间的“构想”（conceived）和空间的“认知”（perceived）等“空间生产”论三元辩证原则,甄别、遴选、界定本课题研究主要对象:性别、心理、社会和文化四大异质空间以及各自的理据阐释。在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heterotopias theory）观照下,重点发掘异质空间的疏离（或称为偏离）特征在“兔子四部曲”中性别、心理、社会和文化四大文学空间中的具体表征。在第一章“对抗与妥协:‘兔子四部曲’中的性别异质空间”,本文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里,不同性别的人物在社会交流中形成了各自的性别空间。本文通过探微《兔子归来》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性解放”运动中大受鼓舞的詹妮斯等女性空间的拓展和膨胀,对比《兔子,跑吧》和《兔子歇了》中秉承男权中心主义衣钵的兔子对男性空间的固守和式微,同时剖析兔子的男性气质危机成因及表征展现“兔子四部曲”中互为他者的男女性别空间的叠加、并置和冲突。第二章“欲望与冲动:‘兔子四部曲’中的心理异质空间”,作者指出心理空间是指小说人物因个体生活环境的迥异,由于不同的心理需求和欲望导致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多重矛盾的复杂性。本章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弗洛伊德的固着退化心理机制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以及阿德勒的心理补偿机制理论,在《兔子归来》和《兔子富了》两部作品中,研究由于空间位移导致的詹妮斯等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因为空间并置造成的兔子等男性自我意识的压抑与破碎。聚焦于剖析自我与本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等多重心理冲突内容,揭示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造成的心理空间碰撞和挤压,研究路径转向小说人物的“内部空间”即心理空间。第三章“矛盾与冲突:‘兔子四部曲’中的社会异质空间”,本章中的社会空间包括具体而微的家庭空间,凝固与流动的工作空间和大而化之的美国社会空间。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本章首先聚焦于兔子家庭空间的破碎与重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能力和性格的诸多差异,导致了兔子和詹妮斯由于婚姻关系构建起来的家庭空间异质性,成为兔子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并屡屡逃离家庭的重要诱因。兔子这样一个美国社会下层家庭出身历经失望、恐惧、磨难和不幸的主人公,成为了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兔子四部曲”中特别是在《兔子归来》中,兔子的家庭和后来的临时“新家庭”构成了具体而微的社会异质空间,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异质空间则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兔子和同时代人经历了美国社会50年代的保守,60年代的动荡不安,70年代的平庸守成,80年代的价值消亡,对近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经历的经济大萧条、越南战争、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能源危机、毒品泛滥等当代美国社会的喧嚣与骚动有着切身体会。通过对“兔子四部曲”的剖析,研究路线从兔子破碎重组的家庭空间,到兔子凝固与流动的工作空间,最终直指喧嚣与骚动的美国社会空间,指出美国是一个各种力量互相博弈、激烈冲突与常情、常理、常态南辕北辙的暴力空间,空间问题的研究意义由此升华到“社会”层面的揭示。第四章“虚空与幻灭:‘兔子四部曲’中的文化异质空间”,本章中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组织原则、神话、哲学、文学等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和规范。本章通过对“兔子四部曲”中宗教情怀的信仰与缺失、“反文化”运动的焦虑与失落、“美国梦”的追寻与迷惘的观照,研究对象直接指向作为文化异质空间的“反文化”运动（包括性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种族冲突等）和“美国梦”,揭示了由于价值观嬗变引发的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矛盾”,指出这些文化异质空间由于各自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性,最终难以逃脱走向破灭的必然性。由于美国社会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深深地影响了新兴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游走在宗教信仰和欲望冲动之间不能自拔。曾经作为美国人精神支柱的清教传统如今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美国文化中信仰危机和追求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当代条件下如火如荼,愈演愈烈。结论部分,宏观层面上本文围绕厄普代克“他为什么要写空间”、“他写了什么空间”、“他如何写空间”等三大主要问题,聚焦厄普代克在“兔子四部曲”中构建的文学空间的空间内涵。在“兔子四部曲”系列小说中,“空间”既是美国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场所,也是表现这个社会变迁的重要再现体,更是现代美国社会中可见的社会结果,是导致现在美国社会空间变化的重要生产性力量;微观层面上,本文厘清了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系列小说中的文学空间类型,将之界定为性别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学空间不仅是地理景观等物理空间的生产,也是小说人物空间的心理印象以及男女不同性别空间感的生产,更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厄普代克在“兔子四部曲”中以小见大,以兔子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映射象征了整个美国社会,以不同时代历史大事作为叙事背景,通过性别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文学空间异质性的书写,惟妙惟肖地剖析了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宗教信仰的缺失,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日益式微衰落,消费文化、性解放运动等新文化、新运动、新价值观念的风起云涌和各自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性,以及性别、心理、社会和文化四大文学空间的异质性表征以及互为他者的各方权力冲突博弈。
二、颤栗的城市 成长的女性——2002年小说印象一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颤栗的城市 成长的女性——2002年小说印象一种（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资料搜集整理情况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与经验 |
| 第一节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与销售 |
| 第二节 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评价 |
| 第三节 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 |
| 第二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 |
| 第一节 人的异化、暴力与死亡 |
| 第二节 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 |
| 第三节 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 |
| 第四节 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 |
| 第三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语言和语体 |
| 第二节 象征手法 |
| 第三节 多层叙述 |
| 第四节 空间和时间 |
| 第四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和有关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余华与残雪:两种虚无主义创作视野比较 |
| 第二节 余华和苏童:当代成长小说及堕落青春的塑型 |
| 第三节 余华与格非:对历史的超越和拒绝 |
| 第四节 余华和莫言:类型文学时代里的严肃文学坚守者 |
| 第五章 国内外“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两个余华”与“两种余华作品” |
| 第二节 “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接受比较:以《兄弟》为例 |
| 第三节 “文学中国”的不同文本与“两种中国文学” |
| 结语 中国的余华世界的余华 |
| 一、站上了世界文学的领奖台 |
| 二、国际文学论坛的专题作家 |
|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 |
| 附录 |
| 一、余华国外文学活动大事记 |
| 二、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 |
| 三、余华作品外文版部分封面 |
| 四、余华中文简繁体作品清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的项目 |
| 附件 |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一)诗性传统的接续及延伸 |
| (二)个体诗性的呈现及追求 |
| 二、选题的研究综述 |
| (一)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 |
| (二)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世界 |
| (三)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 |
| 四、选题的意义及创新性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创新性 |
|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概述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探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性书写 |
| (二)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诗意表达 |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流变 |
| (一)小说文体的流变 |
| (二)小说诗化现象的流变 |
| 三、“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可能性构成 |
| (一)国内政策的支持及国外文学的影响 |
| (二)对古代及现代诗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
| (三)作家个体诗性品格的呈现 |
|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 |
| 一、现实原则下的诗化图景 |
| (一)现实生活汇聚下的风景描画 |
| (二)理想世界建构下的风景构图 |
| (三)内心世界折射下的风景显现 |
| 二、快乐原则下的民间传统 |
| (一)焕然一新的民俗空间 |
| (二)明朗欢快的民俗风格 |
| (三)革命诗性的民俗表达 |
| 三、审美原则下的诗意栖居 |
| (一)现实关照下诗意的空间 |
| (二)审美感知下诗意的寄托 |
| (三)精神追求下诗意的栖居 |
| 第三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 |
| 一、革命战争下的日常生活 |
| (一)革命战争下的“自在存在” |
| (二)革命生活中的日常交往 |
| (三)战争风云中的日常生活诗学 |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 |
| (一)乡村新空间中的日常观念世界 |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结构图式 |
| (三)乡村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运行 |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
| (一)城市体系下的日常生活图式 |
| (二)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交往 |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消费世界 |
| 第四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 |
| 一、主流规约下的爱情书写 |
| (一)革命英雄传奇的浪漫追求 |
| (二)乡村现实空间的罗曼蒂克 |
| (三)城市建设历程的诗性情爱 |
| 二、“非主流”叙事的夹缝生存 |
| (一)革命叙事环境下的人性情感表现 |
| (二)宏大叙事视域下的个体生命追寻 |
| (三)主流叙事背景下的社会情感构建 |
| 三、主流文学渗透的情感流动 |
| (一)城乡联结下的相互守望 |
| (二)一体多元的“异族情调” |
| (三)主流情怀中的情感张力 |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 |
| 一、成长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
| (一)知识女性笔下的知性女子 |
| (二)革命战争中绽放的诗性之花 |
| (三)革命事业中成长的率性巾帼 |
| 二、农村传统妇女形象 |
| (一)革命战争催生的“乡间芦苇” |
| (二)农村变革过程中滋生的“田野玫瑰” |
| (三)异族融合发展萌生的“活力女子” |
| 三、“落后”女性形象 |
| (一)革命战争走出的“异质”女子 |
| (二)城市环境培植的“非主流”女性 |
| (三)乡村空间孕育的“落后”妇女 |
| 第六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 |
| 一、人民伦理标榜下的个体伦理叙事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个体伦理叙事的存在 |
| (二)个体伦理叙事的双重无奈 |
| (三)个体伦理叙事的诗化精神 |
| 二、国家话语渗透中的民间伦理叙事 |
| (一)国家话语建构下民间伦理叙事的显现 |
| (二)民间伦理叙事存在意义 |
| (三)民间话语情理的“冲突” |
| 三、革命伦理建构下的情爱伦理叙事 |
| (一)“十七年”时期情爱伦理的建构 |
| (二)情爱伦理的张力叙述 |
| (三)情爱伦理诗意的“碰撞” |
| 结语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 二、新时期以来作家诗化写作的接受与传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福克纳研究综述 |
| 三、大江健三郎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怀乡想象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
| 第一节 从“故乡传统”到“异乡体验” |
| 一、灵感之源:密西西比传说与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神话 |
| 二、转折点:异乡体验激发的创作转向与崛起 |
| 第二节 从“边缘文学”到“世界文学的中心” |
| 一、“爱恨交织”的美国南方与“暧昧”的日本 |
| 二、从“个人体验”到“人类共相” |
| 第二章 殊途同归的现代性主题 |
| 第一节 身份主题——以《八月之光》和《个人的体验》的比较为例 |
| 一、身份主题的历史语境 |
| 二、意象书写中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
| 三、精神危机与道德困境引发的身份逃离 |
| 四、绝望中人性的闪光——身份觉醒与身份重建 |
| 第二节 女性创伤主题——历史记忆下悲观与乐观的两极 |
| 一、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仇 |
| 二、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原 |
| 第三节 反战主题——异质文化背景下共通的反战宣言 |
| 一、战争创伤书写折射出的反战思想——以《士兵的报酬》和《迟到的青年》的比较为例 |
| 二、异质文化文本中的和平意识——以《寓言》和《广岛札记》的比较为中心 |
| 第三章 历史记忆与现代主义想象力 |
| 第一节 意识流构筑的作品迷宫 |
| 一、绝望中的内心独白:穿越心灵地狱向死而生 |
| 二、自由联想:潜意识底层的“本我” |
| 第二节 融合“记忆”与“启示”的叙事时间 |
| 一、在“闪回”的记忆中洞见历史 |
| 二、在“时光交错”中警示未来 |
| 第四章 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 |
| 第一节 作品群内的自我指涉 |
| 一、互文性书写中空间意象的构建 |
| 二、蛛网式创作中人物的穿梭与再现 |
| 三、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重复中凸显出隐喻的力量 |
|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文学记忆与互文性创作 |
| 一、与《圣经》互文中折射出的拯救意识 |
| 二、与《金枝》互文中凸显出的社会与政治意蕴 |
| 三、“语言诗化”的互文性创作:小说家与诗人跨时空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江健三郎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附录2 福克纳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 沈从文研究现状与拓展之可能性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恋爱作家”的隐衷 |
| 第一节 “性苦闷”与自卑 |
| 第二节 “文明及其不满” |
| 第三节 “女性吉诃德”与“幸福的幻影” |
| 第二章 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 |
| 第一节 “湘西社会的逆子”:向往都市与决然离乡 |
| 第二节 “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裂隙 |
| 第三节 “边缘人”位于“中间的悲哀” |
| 第三章 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 |
| 第一节 “自明心迹”:追求自我价值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物力化” |
| 第三节 “最后吉诃德”的文学政治幻念 |
| 第四章 书写形式与心态的游移 |
| 第一节 抽象书写与虚无 |
| 第二节 疯癫书写与迷乱 |
| 第三节 综合书写与困惑 |
| 第五章 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 |
| 第一节 “不知向谁呼喊”的压抑 |
| 第二节 “一切已结束,一切正起始” |
| 第三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 结语 坚守精神创造性与个体人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莫言与“十七年”小说“地之子”形象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经验的输入:莫言的接受经验史梳理 |
| 第一节 以史料为中心凝视作家的写作经验来源 |
| 一、生活经验的生成 |
| 二、阅读经验的吸收 |
| 三、学习经验的获取 |
| 四、对“处女作”创作经验的回避 |
| 第二节 莫言总体接受经验中蕴涵的创作可能性 |
| 一、立足题材:接受经验与创作观念的表现 |
| 二、立足手法:叙述技巧改变引发作家创作的新可能 |
| 第二章 经验的输出: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影响的撕裂与挣脱 |
| 第一节 地之子的两面:农民、地主的形象探寻 |
| 一、从红色到蓝色:梁三老汉与蓝脸的农民形象比较 |
| 二、从失语者到叙述者:冯兰池与西门闹等地主形象的比较 |
| 第二节 社会政治环境的聚焦:农业合作化与基层政权环境 |
| 一、内部的纹裂:农业合作化的叙述之路——以《山乡巨变》、《生死疲劳》为中心 |
| 二、焦点所在:基层政权下的权与人——以《三里湾》、《天堂蒜薹之歌》为中心 |
| 第三章 历史深处的回声:“地之子”形象的立足与讲述 |
| 第一节 回归土地:文本内农民、地主的叙述真实 |
| 一、缘起:虚构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
| 二、反思:地主与农民的真实关系 |
| 三、继承与延续:“生存”与“存在”的辩证 |
| 四、番外:在场的女性叙述 |
| 第二节 对“十七年”的纵深突破:表现事实与介入现实 |
| 结语突破“影响”的艰难之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铁凝小说创作及其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创新点 |
| 第一章 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的精神内涵 |
| 第一节 食物书写中的饥饿主题解读 |
| 第二节 食物书写中的当代社会反思 |
| 第三节 食物书写中的城乡认识嬗变 |
| 第二章 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的艺术功能 |
| 第一节 凸显人物性格特征 |
| 第二节 传递质朴含蓄之情 |
| 第三节 表现乡村生活之美 |
| 第三章 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个性气质与美食情怀 |
| 第二节 从日常生活走近时代 |
| 第四章 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的启示意义 |
| 第一节 独特的人性认识 |
| 第二节 用文学温暖世界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8）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重要说明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战斗的青春》:文本和版本研究(1959—2020) |
| 一、文本研究 |
| 二、文本研究的一个特别类型:版本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一、文本研究不足 |
| 二、版本研究缺失 |
| 第三节 本文选题意义、拟探讨的问题、主要理论资源、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拟探讨的问题 |
| 三、主要理论资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战斗的青春》版本状况和相关说明 |
| 第一节 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及五个版本 |
| 一、雪克与《战斗的青春》创作和修改 |
| 二、《战斗的青春》版本依据和版本变动情况 |
| 第二节 本文写作的相关问题说明 |
| 一、版本变动数量统计规则和分类原则 |
| 二、本文写作的相关说明 |
| (一)关于词语变动、句子变动、段落变动的界限区分 |
| (二)关于“增扩”“置换”“删减”混杂出现的归类 |
| (三)正文自述系统和引述系统 |
| (四)脚注和引例标注说明 |
| (五)符号说明 |
| (六)繁简字说明 |
| 第二章 《战斗的青春》阶级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重构更明确的阶级界限 |
| 一、增扩[+阶级出身] |
| 二、增扩[+阶级界限] |
| 第二节 重构更强化的阶级对立 |
| 一、置换[+隐忍 -抗争]→[-隐忍 +抗争] |
| 二、增扩和置换[+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个人恩怨 +阶级仇恨] |
| 第三节 重构阶级角色的话语空间 |
| 一、删减反面角色话语权 |
| 二、增扩阶级教谕话语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斗的青春》战争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英雄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置换和删减英雄群像主体[-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 -领导个体+领导集体] |
| 二、增删置换英雄群像生理形象[+雄化+正向强化] |
| 三、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精神成长[+忠诚+善言+读书] |
| 四、增扩和删减英雄群像行为特征[+警觉+善战-负向] |
| 五、增扩和置换英雄群像人际关系[+亲情+互助+感召力] |
| 第二节 反面群像的修辞重构 |
| 一、增扩和置换反面群像形体样态[+动物化] |
| 二、增删置换反面群像生物本能[+攻击本能+食色本能] |
| 三、增扩和删减反面群像人际关系[+黑化]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重构文本修辞风格 |
| 一、置换和增扩[+乐观性] |
| 二、置换和删减[-悲剧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斗的青春》性爱叙事的修辞重构 |
| 第一节 修辞重构的性爱叙事:“不变”的规约和“变”的路径 |
| 一、性爱分配“不变”的规约:语义分析和修辞策略 |
| 二、性爱分配“变”的路径:语义分析和修辞重构 |
| 第二节 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与角色位移 |
| 一、增扩许凤—革命者胡文玉[+革命]→[-性+爱] |
| 二、置换许凤—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恨] |
| 三、增删置换许凤—未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爱] |
| 四、增删置换的复合形态:角色位移与文本建构 |
| 五、参照对比:胡文玉—小鸾[+性-爱]程度浅→程度深 |
| 第三节 许凤—李铁:性爱克制与修辞重构 |
| 一、删减[-性爱之感] |
| 二、置换[+政治引导] |
| 三、参照对比:江丽—李铁[-性 +爱]→[-性 -爱] |
| 小结 |
| 结语 本文主要观点、创新点、主要不足 |
| 附录1 本文图表索引 |
| 附录2 版本比对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中的“妖怪”形象分类 |
| 第一节 恐怖对立型:破坏与重建 |
| 第二节 可爱陪伴型:守护与治愈 |
| 第三节 温和指导型:启发与抚慰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的主题意蕴 |
| 第一节 家庭挣扎中的成长 |
| 第二节 教育与儿童的割裂 |
|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疏离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的幻想美质 |
| 第一节 陌生化带来的惊异 |
| 第二节 魔法带来的奇妙变化 |
| 第三节 游戏带来的超越与创造 |
| 第四章 中外儿童幻想小说中“妖怪”形象之比较及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中外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之比较 |
| 第二节 “妖怪”形象塑造的新路径 |
| 结语 |
| 附录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作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状况 |
（10）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异质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厄普代克:文学人生与创作主题 |
| 第二节 “兔子四部曲”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异质空间理论概念及应用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意义 |
| 第一章 对抗与妥协:“兔子四部曲”中的性别异质空间 |
| 第一节 女性空间的拓展与膨胀 |
| 第二节 男性空间的固守与式微 |
| 第三节 兔子的男性气质危机 |
| 第二章 欲望与冲动:“兔子四部曲”中的心理异质空间 |
| 第一节 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与萌芽 |
| 第二节 男性自我意识的压抑与破碎 |
| 第三节 心理空间的碰撞和挤压 |
| 第三章 矛盾与冲突:“兔子四部曲”中的社会异质空间 |
| 第一节 兔子家庭空间的破碎与重组 |
| 第二节 兔子工作空间的凝固与流动 |
| 第三节 美国社会空间的喧嚣与骚动 |
| 第四章 虚空与幻灭:“兔子四部曲”中的文化异质空间 |
| 第一节 宗教情怀:信仰与缺失 |
| 第二节 反文化运动:焦虑与失落 |
| 第三节 美国梦:追寻与迷惘 |
| 结论 |
| Appendix |
| Awards |
| References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教学成果 |
| 致谢 |
四、颤栗的城市 成长的女性——2002年小说印象一种（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4]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5]莫言与“十七年”小说“地之子”形象的比较研究[D]. 李晓晓. 山东大学, 2020(11)
- [6]《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7]铁凝小说食物书写研究[D]. 陈文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修辞重构研究[D]. 王晓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中国当代儿童幻想小说“妖怪”形象研究[D]. 张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异质空间研究[D]. 赵诚. 苏州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