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采取措施保护欧洲野牛（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晨,邵长亮,葛炎,陈晨,徐文轩,杨维康[1]（2020）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文中提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是亚洲内陆荒漠、半荒漠和荒漠草原区域的代表性物种。开展其种群数量调查和适宜生境研究可以为该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研究于2018和2019年夏季,采用样线法对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的地理分布现状和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了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和数量,并通过MaxEnt模型分析筛选环境变量,确定保护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调查中发现蒙古野驴718群、共4782头,有效分布位点363个。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主要位于保护区的中东部,面积为6737.5 km2,占整个保护区的45.4%,估算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为（0.5±0.1）头·km-2,保护区内蒙古野驴种群数量为（3246±575）头。MaxEnt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较高,AUC的平均值为0.890。影响蒙古野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距水源点距离、植被类型、距人类活动区距离、距G216国道的距离、海拔和最干季的降水量。最后,从水源点保护、核心区调整、野生动物通道监测和交通建设4个方面,对蒙古野驴种群的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苏猛猛[2]（2020）在《提比略时期罗马帝国边境战争与危机》文中指出国外学术界关于提比略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提比略统治期间罗马帝国边境战争与危机的专门研究相对薄弱。作为奥古斯都继承人,提比略在位时间长达23年,其间帝国边境多次陷于战争和危机。虽未动摇罗马统治根基,但战争与危机构成了提比略时代帝国边境主要内容,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旨在细致考察提比略统治时期罗马帝国边境战争与危机,梳理提比略对边境战争与危机的应对和处理,进而总结提比略边境政策,分析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影响。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创新之处、研究方法等内容,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对涉及提比略边境战争与危机的相关研究进行阐述,总结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内容,依次讨论了日耳曼战争、边境起义,以及帝国东部边境战争与危机。首先,详细探讨了提比略统治初年日耳曼战争的历史缘起、经过、结果及其积极意义,分析了提比略终止日耳曼战争的原因。其次,阐述提比略统治期间的边境起义,分别讨论塔克法里纳斯起义、高卢起义与弗里西人起义,进一步总结边境起义的特征及影响。再次,考察帝国东部边境战争与危机,分别论述色雷斯起义、小亚细亚危机与东方危机,强调提比略对帝国东方的平定。第三部分由提比略边境政策简析与结语构成。提比略边境政策简析部分,认为提比略在边境施行抚慰政策与外交政策,指出提比略边境政策扭转了共和国后期及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边境上的扩张倾向,确保其在位期间罗马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实现帝国国库充盈,但也存在延缓战争与危机平定进程的消极影响。结语部分对全文予以总结,使本文内容得以完整。
任继珍[3]（2019）在《《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物入侵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目前已成为有害生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降低或消除生物入侵的负面影响。本翻译实践所译内容选自学术专着Biologiical Invasions（《生物入侵学》）的前言、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是伯尔尼大学生物系的沃尔夫冈·尼特维希（Wolfgang Nentwig）教授,出版于2007年。该翻译实践报告选取具体案例,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归纳总结。词汇层面,笔者探讨了生物学专业术语的翻译以及词性转换、词义选择、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在本次实践中的运用;句子层面,通过运用关联理论洞悉引申义、语言单位的推移、语序调整等策略使句子通顺流畅,并且能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体现学术英语的的特征;语篇层面,则侧重分析句子、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将翻译过程中的方法与策略、心得与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对今后生物入侵研究领域的翻译工作有所帮助。
李坤[4]（2019）在《牦牛和藏猪常见原虫调查及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牦牛是地理分布非常有限的偶蹄动物之一,也是高寒地区特有牛种,更是高原地区支柱产业,当地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高寒藏香猪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带比较少见的小型猪种,亦是我国珍贵的、独有的猪种。然而,寄生虫病严重威胁着牦牛、藏猪的健康,也制约着牦牛、藏猪产业的发展,某些人畜共患寄生虫,更潜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近年来,牦牛频发腹泻病,至今尚不清楚导致牦牛腹泻的具体病原。而寄生虫所致的动物腹泻病,占所有腹泻疾病的40%。故为摸清我国珍贵动物（牦牛、藏猪）的常见原虫流行状态;初步挖掘牦牛腹泻的寄生虫病原体;揭示牦牛、藏猪寄生虫的分子特征、挖掘潜在的药物靶基因。本研究开展了牦牛、藏猪常见原虫的血清学调查;基于高通量测序的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牦牛、藏猪寄生虫的分子特征研究;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我国高原牦牛、藏猪常见原虫血清学调查通过IHA或ELISA的检测方法对在采自我国高海拔地区的四个省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3582份牦牛血清（2011-2017）,开展了牦牛七种寄生虫（弓形虫、犬新孢子虫、泰勒虫、巴贝斯虫、棘球蚴、贝诺孢子虫、住肉孢子虫）的血清学检测。应用ELISA法对2016年采自西藏地区的454份藏猪血清进行了棘球蚴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牦牛这七种寄生虫的总体阳性率分别为25.0%、6.3%、15.1%、21.5%、6.5%、1.1%、0.9%;藏猪棘球蚴阳性率为7.3%。2.我国牦牛、藏猪五种寄生虫线粒体基因扩增及序列分析本研究以在我国西藏地区某屠宰场收集的藏猪肺线虫、结节线虫、蛔虫、包虫的包囊及在四川红原地区采集的牦牛蛔虫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寄生虫虫体的线粒体分子标记进行基因克隆、序列纯化、基因测序。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DNAMAN、Mega等,分别对这五种寄生虫的9种线粒体基因进行了多序列比对和进化分析。结果发现感染我国藏猪的肺线虫为复阴后圆线虫,其中米林县、林芝县及工布江达县藏猪源复阴后圆线虫与澳大利亚野猪源复阴后圆线虫（NC013813.1）同源性为97.5%-97.7%。感染藏猪的结节线虫为三种混合感染（齿食道口线虫、长尾肠结节虫、猩猩管口线虫）。其中猩猩管口线虫为首次在猪上发现。将从藏香猪胃和结肠分离的猩猩管口线虫与NCBI数据库比对发现,其与猩猩管口线虫（AJ619979.1）同源性分别为89%和90%。基于nad1、cox3和ITS三种分子标记基因,发现藏猪胃、盲肠、结肠的线虫阳性率分别为81.13%、66.04%和77.36%。藏猪蛔虫与猪蛔虫（日本、我国湛江）分离株的同源性为98.4%-99.9%,与人蛔虫（日本、巴西、我国临沭）分离株的同源性为99.4%-99.7%。藏猪包虫线粒体cox1基因与包虫G4型（AF346403.11）高度同源,说明感染藏猪的包虫为G4型。藏猪包虫线粒体atp6基因与包虫G6型（AY056613.1）同源性较高,说明感染藏猪的包虫为包虫G6型。感染牦牛的蛔虫为牛弓首蛔虫,且与牛弓首蛔虫（AJ937266.1）同源性为99.7%。3.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本研究从我国甘南地区,采集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样品,通过提取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g DNA）和进行18S SSU r DNA序列扩增,应用高通量测序法,全面分析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寄生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结果表明,在门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线虫门和顶复亚门。其中三组牦牛在线虫门上,无显着差异性（p>0.05）;而在顶复亚门上,腹泻犊牦牛显着高于腹泻成年牦牛（p<0.05）。在纲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侧口纲、色矛纲和Gregarinasina（顶复亚门的一个纲）,而仅有腹泻犊牦牛检测到旋毛纲和纤毛虫纲,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在这5种纲水平上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异（p>0.05）。在目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前庭目、三毛滴虫目、杆线虫目和Eugregarinorida（顶复亚门的一个目）,而Neogregarinorida（顶复亚门的一个目）、毛滴目和Hypotrichomonadida（鞭毛虫刚的一类寄生虫）,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检测到。腹泻成年牦牛在毛滴目上,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而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在这其它目水平上均未发现显着的差异（p>0.05）。在科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didae（毛滴目下的一个科）和Haemonchidae（类毛样线虫上科）。而毛圆线虫科仅在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毛滴虫科和网尾线虫科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Plectidae（色矛纲下的一个科）、圆线虫科、Echinamoebidae（变形虫门下的一个科）、衣孢虫科、伪角毛虫科和Panagrolaimidae（线虫目下的一个科）,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且在毛滴虫科上,腹泻成年牦牛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在属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内变形虫属、布克斯顿纤毛虫属和血矛线虫属。而绕线属和Echinamoeba（变形虫门下的一个属）,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中检测到。毛圆线虫属和锥滴虫属,在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但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未发现该虫属。簇虫属仅在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检测出,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均未发现该虫属。在四毛滴虫属上,腹泻成年牦牛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4.急性腹泻犊牦牛的寄生虫病原调查本研究从我国四川某牦牛牧区,采集了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犊牦牛的新鲜粪便样品。以粪便寄生虫为研究对象、以18S SSU r DNA为切入点、以高通量测序为载体,全面分析了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寄生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发掘潜在的寄生虫病原体。结果表明,在门水平上,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便血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顶复亚门、槽虫门、苔藓虫门,且健康犊牦牛在槽虫门上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0.0001）,而在顶复亚门上,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明显高于健康犊牦牛（p<0.0001）。副基体门仅在健康犊牦牛发现,而Blastocysta、变形虫门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检出。在纲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均检出Trichomonadea、Conoidasida、Phylactolaemata,而健康犊牦牛的Trichomonadea（p<0.001）和Conoidasida（p<0.0001）均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Archamoebae、Aconoidasida、Blastocystidea这三纲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粪便检出,而Hypotrichomonadea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目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Tritrichomonadida、Eugregarinorida和Plumatellida,且Tritrichomonadida、Eugregarinorida在统计学上,健康犊牦牛明显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0.0001）。Pelobiontida、Piroplasmida、Blastocystida、Adeleorina这四目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粪便均检测到,而Hypotrichomonadida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科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didae、Gregarinidae和Plumatellidae这3科,且在统计学上,健康犊牦牛的Simplicimonadidae（p<0.0001）和Gregarinidae（p<0.01）均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Entamoebidae、Theileriidae、Trichomonadidae、Blastocystidae、Cryptosporidae这5科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检测到,而Hypotrichomonadidae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属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s、Gregarina,且健康犊牦牛在这两属上均明显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值分<0.0001和<0.01。Entamoeba、Theileria、Tetratrichomonas、Blastocystis、Cryptosporidium这五种属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检出,而Hypotrichomonas仅在健康组犊牦牛的粪便检测到。5.高原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本研究通过测序,将感染藏猪的肺线虫鉴定为萨氏肺线虫（Metastrongylus salmi）,并首次揭示了藏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信息。藏香猪M.salmi的线粒体基因组大小为13722 bp,碱基AT总含量为73.54%,核酸组成为A（23.52%）、C（6.14%）、G（19.60%）、T（50.02%）、N（UCAG）（0.73%）。包含12种蛋白编码基因（cox1、cox2、cox3、nad1、nad2、nad3、nad4、nad5、nad6、nad4L、atp6、cytb）,22个t RNA和2个r RNA（rrn L、rrn S）,而缺少编码atp8蛋白的基因。藏香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中的nad4L、atp6、nad2、cob、cox3、cox1、cox2、nad5基因的3‘端会紧挨着一个trn碱基序。藏香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可翻译氨基酸4237个,其中以ATA为起始密码子的最多41.7%（5/12）;以TAA或TAG为终止密码子的有11个（91.7%）。藏猪M.salmi线粒体基因使用的密码子有63种,苯丙氨酸的密码子UUU的使用频率最高,而除密码子CGC外,脯氨酸的密码子CCC的使用次数最低。综上所述本研究阐明了我国珍贵动物（牦牛、藏猪）的七种寄生虫血清流行病学特点;初步探明了牦牛腹泻的潜在寄生虫病原;确定了5种寄生虫的线粒体基因的分子特征;揭示了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信息、提供了分子标记和潜在的药物靶点信息。知己（不断提高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水平等）和知彼（全面掌握寄生虫的流行状态、分子特征等）,方能有效的解决我国高原牦牛、藏猪的寄生虫疾病,为促进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助力,为减少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对牧民的危害提供理论支持。
邵化斌[5]（2018）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文中认为海洋拥有十分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地球上最为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也是人类最为重要的食物保障之一。许多海洋生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海洋渔业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其他多种用途的资源。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捕捞技术的进步,过度捕捞、资源崩溃、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海洋动物处于濒危状态,面临绝种的危险。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渔业管理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科学养护和持续利用,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并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当前的国际海洋法律体系却难以为国际海洋动物保护行动提供全面的、有效的法律保障,亟须考虑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国际管理机制来实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挽救那些处于濒危境地的海洋动物。其中,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的各类实践,是该领域的重要组成,对其进行综合考量与评判,或许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启示。因此,本文基于海洋动物特性及海上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客观分析海洋渔业捕捞活动对海洋动物种群造成的影响,并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践的角度,审视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关系,是对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理论体系及国际渔业管理制度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也会为我国海洋渔业健康发展及开展有效的海洋动物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支撑作用。同时,针对现有的主要海洋动物保护理念、保护措施、国际法律制度以及主要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管理实践做出梳理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有利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思考,可以为当前国际海洋生物养护制度发展及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远洋渔业政策调整、国际履约政策完善等方面,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角度。海洋动物保护的理念囊括了动物福利、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自然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爱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在不少地区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决策中注重生态,已成为一种常态,在生活中注重来自自然的享受,也成为了一种幸福感的基本标准,海洋动物保护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海洋动物的福利问题,还是人与海洋动物的关系失衡,抑或是海洋动物的自然资源价值的体现,海洋渔业捕捞的因素一直充斥在其中,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陆地动物保护首先要从狩猎抓起,海洋动物的保护问题,自然要先从捕捞入手,只有将海洋捕捞管理好了,海洋动物的福利、人与海洋动物关系的平衡及海洋动物各价值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才能真正得到缓解。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渊源,既包括传统意义上有关的国际条约与习惯,主要是以重要国际条约为基础,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基本原则、司法判例、国际组织决议及宣言等法律文件组成的其他渊源。国际条约方面,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相继制定了较多的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条约,在养护海洋动物种群资源、管制海洋捕捞活动、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组织决议、宣言及准则包括全球性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公海大型流刺网的决议等内容。在主要的基本原则方面,结合前文对重要国际条约、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及相关决议文件等的论述分析,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系统方法和预防性原则,它们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在针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管理及养护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国际案例,可以分为早期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判例、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法院判例,每一个案例的产生及解决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因素和利益动机,但从整体来看,主要的矛盾点是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单方面开展海洋动物保护之间的权益之争。总而言之,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的发展进步,是与海洋捕捞产业的进步及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分不开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包括以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捕鲸委员会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及其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主体的区域组织,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非政府机构,这些组织相互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能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领域则涵盖到了科学研究与情报收集、国际政策与行动计划、贸易限制与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推动了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形成。在推行的海洋动物保护措施方面,设立海洋保护区、人工增殖放流、栖息地修复、贸易限制手段以及对海洋捕捞活动的管制,是当前海洋动物保护的主要内容。自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开始发展以来,海洋动物的保护就一直伴随着国际海洋法、环境法及各类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而不断发展。海洋动物保护与国际海洋渔业管理体系,尤其是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的密切的交互作用,可以说,整个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的发展与运行,基本都是围绕着海洋渔业管理来完成的。通过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实施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是当前国际渔业管理的最为显着的特点。在海洋动物保护方面,绝大部分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框架下,对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相应机构组织的成立,以及海洋保护区设立、海洋动物贸易限制手段、对海洋捕捞的限制等海洋动物保护措施的开展,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其集诸多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于一身,这也与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息息相关。而伴随着国际社会和各沿海国对海洋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减少海洋捕捞对海洋动物的影响,保护海洋动物栖息地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的担子也会越来越重,再加上当前的国际环保组织、社会民众等因素的影响与施压,在未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将会是平衡海洋捕捞与海洋动物保护的最前线,其各类管理措施的成功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国际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在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具体实践上,当前影响力和执行力较强、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组织,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保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ACAP）、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等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开展了许多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决策建议、技术措施和不同组织间的合作实践,尤其是针对海洋渔业捕捞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对海龟、海鸟、鲨鱼、海洋哺乳动物等的伤害、缠绕、误捕、混捕等方面开展的养护管理决策与技术手段。这些实践的主要特点有: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强制性数据收集与共享、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和强调制度的遵守执行。这些特征既是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责任义务体现,也是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要求。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互为补充和互为限制的关系。在国际海洋资源法律的发展进程中,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推动作用,互相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进步;而在这种推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的互补效应,具体体现为执行力的互相补充和制度措施的效益叠加;但由于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的理念和目标有着根本性差别,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互为限制之处,往往发生在对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上,但最终将这种互为限制限定为海洋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开发之间的一个平衡状态,是两者将来的共同发展方向。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完善的重点就是加强不同条约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注重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尤其借鉴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成功实践经验。而对于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和设立一个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设想,在理论上确实能够有效协调、统一当前的各类条约体系和国际组织机构的重叠、冲突和不平衡问题,但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多种条约体系并存、多类国际组织共同管理的现状会长期存在,而不同国家间、组织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合作机制,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重点。在强化遵守执行和国家责任方面,将相关的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国际文件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和一定强制性的国际习惯,加强对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捕捞活动数据收集机制的完善,最为重要和关键,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渔业领域透明度建设非常值得思考,而对于建设海洋保护区（尤其是设立公海保护区）和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贸易限制或制裁措施,要在平等的国际合作基础上审慎开展。可以从以下4点来完善当前的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以海洋动物保护理念的发展为引导,完善已有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建立完备的协调和争端解决机制;依托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有关实践,提升有关国际条约的执行力;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适当发展移地保护措施。我国是海洋渔业捕捞大国,海洋渔业捕捞产量长期居世界首位,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海洋动物保护机制,但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国不仅是一个渔业大国,而且是一个远洋渔业大国,国际海洋渔业治理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理应有我国的话语和参与。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完善建议为:更新理念,提升全民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海洋动物保护机制;构建成熟的合作机制,参与或主导共同管理;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增强话语权。使我国更好地履行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责任,以及推动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进步与完善。
曾本娟[6]（2017）在《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养牛业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对牛肉牛奶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引进商业化品种也在不断上升,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动物疫病频发,导致云南家牛地方品种资源不断流失甚至有些品种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因而,对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种质资源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已刻不容缓。就国内外当前对家牛地方品种资源的研究现状而言,运用线粒体DNA（mtDNA）测序对家牛遗传多样性和起源等方面进行研究已非常成熟。鉴于此,本研究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对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mtDNA D-环区（D-loop）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的分析,以期为云南家牛地方品种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分析了云南的6个家牛地方品种:邓川牛30个、昭通牛32个、滇中牛30个、云南高峰牛36个、文山牛31个和迪庆牛32个,共计191个样本进行研究。首先,测定了各个地方品种的mtDNA D-loop区全序列,结果显示:mtDNA D-loop区全序列长度为910bp/911bp,检测到变异位点82个,定义了 79个单倍型,包括41个普通牛（Bos taurus）单倍型和38个瘤牛（Bosindicus）单倍型;平均核苷酸差异为22.532,单倍型多样度为0.959,核苷酸多样度为0.025,表明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其次,单倍型分布和网络图结构表明:所有单倍型聚为两大支,一支与普通牛聚在一起为进化枝Ⅰ（CladeⅠ）,另一支与瘤牛聚在一起为进化枝Ⅱ（CladeⅡ）,说明云南家牛地方品种同时拥有瘤牛和普通牛的遗传成分;其中迪庆牛以普通牛单倍型为主且遗传变异最低,云南高峰牛只含有瘤牛单倍型。再次,普通牛有4个核心单倍型H1、H7、H19、H25,而瘤牛有2个核心单倍型H43、H73,加之Tajima’s D检验、FuandLi’sD检验与Fuand Li’s F检验结果提示,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经历过群体扩张事件。然后,分布格局分析表明云南家牛地方品种自滇西到滇东北其遗传多样性指数呈现递增的规律,并且瘤牛成分从南到北总体呈现梯度下降趋势。最后,系统发育地理分析显示,6个云南家牛地方品种之间没有显着的系统发育地理结构,可能归因于历史上伴随人类活动引起的频繁基因交流。综上,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为瘤牛和普通牛的混合起源,瘤牛成分从南到北总体呈现梯度下降趋势,各地方品种间未呈现明显的系统发育地理结构。本研究初步搞清了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将为云南家牛地方品种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许可[7]（2016）在《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及影响》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乌克兰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的起因十分复杂,不仅有着纷乱的历史纠葛,更有着混乱的现实斗争。危机的产生与持续对相关国家及大国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3年11月21日,由于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了国内亲西方民众的抗议示威,危机随即爆发。随着基辅示威局势的持续蔓延,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公投独立后又加入俄罗斯联邦,导致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危机蔓延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正式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直接面对的国际性危机。受克里米亚独立事件影响,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亦愈演愈烈,顿涅茨克州及卢甘斯克州相继宣布独立,并与乌克兰政府军持续交火。2015年2月12日,在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的背景下,德国、法国、乌克兰、俄罗斯四国领导人签署《新明斯克协议》,为乌克兰带来短暂的和平。然而,协议签署后双方的摩擦一直不断。4月17日,代号为“无畏守护者—2015”的美乌联合军演在沃立夫州举行,各方冲突再起。2016年伊始,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之间连续爆发冲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3月1日,乌克兰在两年冲突期间共有9187人遇难,还有2108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军人和平民。乌克兰危机受到了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因素方面,经济制度转轨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失败,使乌克兰经济持续低迷,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而乌克兰历史上东西分治的特殊发展历程,又造成其国内的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存在隔阂,东西部民众在国家“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选择上意见不一。国际因素方面,危机的爆发与俄罗斯、美国、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争夺密不可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深厚历史渊源、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以及作为普京推行欧亚一体化计划进程中的重要支点,乌克兰都令俄罗斯割舍不下。对美国来说,乌克兰是控制欧亚棋局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在该地区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分化独联体、推动北约东扩、分裂欧俄关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所以,在面对美国与欧洲的针锋相对时,毅然采取强硬且果决的应对措施。而对于欧盟而言,乌克兰是其东扩的重要目标国家,2013年欧盟与乌克兰政府签署《联系国协定》《联系国协定》的失败最终成为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乌克兰危机对相关国家以及欧盟、北约等地区组织都带来了深远影响,甚至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也就此埋下了伏笔。具体而言,美国运用乌克兰这枚棋子成功打乱了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俄罗斯对西方态度愈加强硬并加大了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欧盟进一步扩大了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北约的战略辐射得到了有效的加强;而对中国而言,危机的产生与持续既存在挑战也隐含着机遇。不过,受影响最深的还是作为直接当事国的乌克兰,从战略上而言,该国已经最大程度的倒向西方,甚至该国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总之,乌克兰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目前,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局部性的武装冲突依然存在,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前景远未明朗。不过,不论事态发展如何,乌克兰局势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俄与西方较量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目标、能力和手段,以及领导人的个性和风格。乌克兰应该尽量避免成为美俄角力的前沿阵地,不论是亲俄还是亲西方,输家都是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的命运既不完全由自己决定,又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尤晓霖[8]（2015）在《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的研究》文中指出英国的畜牧业的开端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一样,是从狩猎活动开始,逐步地将某些野生动物圈养起来,然后将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适宜于养殖的动物。这一过程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动物一直作为人类生存的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也以各种方式被记录下来。圣经中存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描述,其思想是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给予动物以一定程度上的关爱。圣经的人与动物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英国人对于动物的观念。在英国近代社会,人们开始激烈地争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问题。这一争论由于笛卡尔的把动物看作机器的论断而得到激化。英国众多学者从情感的角度来阐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是具有感觉的生灵。这一期间的争论反映出英国所具有的关爱动物思想的社会观念基础,这对于日后的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这之后,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产生了通过法律来保护动物的想法,并付诸实施。通过多次努力之后,英国于1822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动物福利法律--《马丁法案》。在马丁法案得到通过之后,英国继续努力修改并制定其它动物福利法律,并逐步取得成功。1926年"动物福利大学联盟"标志着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动物福利的开端。在以往的动物福利活动中,人们更多地是以情感为出发点来采取关爱动物的行动,但这存在着诸多问题。科学的方法使得动物福利事业在日后得到不断的长足进步。到了20世纪60年代,集约化动物养殖模式给动物的福利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哈里森的《动物机器》一书对英国集约化养殖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该书在英国激起极大反响,在使人们了解到集约化养殖对动物的残忍事实的同时,也极大地触动了人们的良心。英国政府顺应了社会观念的要求,成立了"布兰贝尔委员会",专门对集约化养殖体系损害动物福利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陈述于《布兰贝尔报告》之中。该报告诞生了着名的"五大自由思想",该思想成为日后动物福利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由于《动物机器》一书对英国集约化养殖模式残忍事实的无情揭露,使得人们意识到原有的法律已经不足以解决动物养殖业中所出现的新型问题,这使得英国开始了对原有法律的修订,并逐步出台了专门性的动物福利法律。英国的动物福利法律更多地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此时的畜牧科学、动物科学、以及兽医科学已经发展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当科学工作者们将动物福利的观念融入到自身的研究视野中时,动物福利科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而得以出现,其研究成果在更高层次得到整合,从而构成了动物福利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证据基础。到了英国当代社会,动物福利已经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接受。英国的动物福利非政府组织、大型零售商、畜牧业生产商等各个机构相互间进行合作和促进,形成了复杂而多样化的动物福利产品体系。商业竞争促使大型零售商主导的供应链不断提出高层次的动物福利标准,以期推出更具竞争性的动物福利产品,这些标准往往高于政府立法所制定的动物福利方面的最低限制,从而将英国的动物福利事业推向了超越法律的更高水平。而RSPCA这样的专门化的动物福利组织则制定了最高的动物福利标准。这样的机制对于动物福利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高标准的动物福利产品越来越得到社会公众的接受,英国政府也在不断修订和制定各种符合时代要求的动物福利法律。世界上各个国际组织（包括欧盟）的运作也包含动物福利方面的专门性规定,由于英国的动物福利法律和政策高于几乎所有国际组织,这使得英国在相关国际活动中遇到一些障碍。这反映出动物福利事业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特征,是当前英国乃至很多国家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对于英国动物福利事业的未来发展,英国政府、FAWC、以及UFAW分别阐述了各自的发展计划。UFAW倡导最基础的动物福利科学研究,并努力促进世界范围内动物福利事业的发展。FAWC对动物福利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给出特定动物福利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以向英国政府提出咨询服务。英国政府根据动物福利科学的证据,进行立法活动以及政策制定方面的活动。纵观英国动物福利观念的发展,会发现其在路径上经历了"关爱-反残忍-法律-科学-社会标准"这样一个过程,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值得我国在发展动物福利事业的过程中加以借鉴和应用。另外,我国的动物福利事业发展存在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对于动物福利的科学性缺乏足够认识,从而很有可能将动物福利与动物伦理地概念相混淆。因此,突出动物福利的科学性将成为我国动物福利事业起步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马小春[9]（2012）在《陕西宁陕朱鹮（Nipponia nippon）再引入种群的繁殖生态学初步研究》文中提出朱鹮（Nipponia nippon）隶属于鹳形目（Ciconiiformes）鹮科（Threskiornitidae）,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国际濒危（EN）和CITES附录Ⅰ物种。1981年在秦岭南坡的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个体,引起中国各级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30年来中国政府和科学工作者采取了就地保护、易地保护和再引入措施。目前已成功建立8个朱鹮人工种群,朱鹮野生种群和笼养人工种群数量分别达800余只和1,000余只。再引入是拯救濒危物种重要的途径之一,2003-2005年期间,经有关专家考察调研并与洋县朱鹮原分布区生态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后,最终决定陕西宁陕县为朱鹮的首个再引入地点。在2007年5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先后4次释放了56只笼养个体,其中26只雌鸟,30只雄鸟。截止2011年,再引入种群中共形成了10对繁殖配对,成功出飞了33只幼鸟。朱鹮再引入工程的实施堪称国际濒危物种再引入工程中的成功范例。本文记录分析了2008-2011年再引入种群的21个巢的地理位置、产卵日期、窝卵数、孵化数、雏鸟出飞数、损失的卵及雏鸟数、巢树的种类、高度、胸径以及营巢地点的海拔高度等。前言部分概述了朱鹮的基本状况、历史分布、衰亡过程及原因、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以及保护现状,并对鸟类繁殖生态学进行了一定的阐述；结果部分概述了与繁殖成功率相关的繁殖生物学特征以及其影响因子；讨论部分对朱鹮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另外就繁殖生物学特征对洋县野生种群和宁陕再引入种群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并在最后提出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措施。朱鹮的产卵日期从最早的3月2日持续到5月8日,年间的窝卵数变异不显着（F=0.259,P=0.854,df=3）。在2008年至2011年间,共繁殖21窝,总计产卵66枚,窝卵数为1-5枚,多为4枚,平均3.14±1.06枚（n=21）,21窝间的窝卵数差异极为显着（t=13.557,P=0.000.df=20）。在营巢成功率方面,成功窝数（至少有1只雏鸟成功出飞）有17窝,占繁殖总窝数的80.9%：完全成功和部分成功的窝数分别为5窝和12窝；所占比例分别为23.8%和57.1%；完全失败的窝数（无幼鸟出飞）有4窝,占19.0%。朱鹮卵的平均孵化率为69.92%（0-100%）,4年中21窝间的孵化率差异极显着（t=8.933.P=0.000<0.01.df=20）。年间变异不显着（F=0.549.P=0.656>0.05,df=3）且与4年期间的繁殖成功率的波动相一致。卵的损失原因主要有无精卵的产生,天敌的捕食等,累计4个年份损失20枚卵。幼鸟的平均出飞率为67.47%（0-100%）,不同巢间的雏鸟出飞率差异极显着（t=8.196,P=0.000<0.01,df=20）,年间变异不显着（F=0.724,P=0.552,df=3）。4年总的繁殖成功率平均数为52.86%（0-100%）,巢与巢间的繁殖成功率差异极显着（t=6.785,P=0.000<0.01,df=20）,年度间变异不显着（F=0.847,P=0.487,df=3）。雏鸟的死亡原因主要有发育早期自然死亡和王锦蛇捕食,累计死亡雏鸟12只。3月下旬至4月中旬产卵的配对在平均窝卵数、孵化数、幼鸟出飞数和繁殖成功率上有所下降,但差异不明显（t=-1.635,P=0.126；t=0.821,P=0.426；t=1.038,P=0.318；t==0.163,P=0.873）。4月下旬的平均窝卵数明显减少（t=2.846, P=0.016）,同时又因自然条件及食物丰富度限制,对雏鸟出飞率造成极显着的影响（t=3.261,P=0.008）。朱鹃最早的性成熟年龄可短至11个月,首次参与繁殖的平均年龄为4.05±2.93岁（n=17）,雌性年龄为3.32±2.75岁（n=9）,雄性为4.88±3.09岁（n=8）,雌性略早于雄性参加繁殖,但二者间并无显着性差异（t=1.906,P=0.291）。2-3龄亲鸟的平均窝卵数、孵化数和雏鸟出飞数低于4-9龄的繁殖个体,但差异并不显着（t=1.632,P=0.112;t=-0.817,P=0.420；t=-1.317,P=0.197）。三个年龄组间的平均窝卵数、孵化数、幼鸟出飞数以及繁殖成功率虽有差异,但并不显着（F=1.355, P=0.270; F=0.312, P=0.734; F=0.940,P=0.399; F=0.198, P=0.821, df=2）。朱鹮的平均窝卵数、孵化数和雏鸟的出飞数与巢址的海拔高度没有显着的相关性（Pearson r=0.324, P=0.153; r=0.240, P=0.295; r=0.212, P=0.357, n=21）。此外,三个海拔高度区间的朱鹮的繁殖成功率并没有显着性差异（F=0.767,P=0.479,df=2）。
阿克塔莫夫·伊诺肯济[10]（2012）在《19世纪以来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历史研究》文中提出环境保护40年来成为全球性潮流。由于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许多物种迅速消失,带来了大范围的环境灾难,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这些问题已摆在国际社会最迫切、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中。人们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保卫地球,诞生了综合性的环境科学,从各方面加深对地球环境的认识；各国也在寻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俄罗斯联邦的贝加尔湖区是世界闻名的自然保护区,令人惊异的是,全球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被破坏,该湖区目前还保持着原生状态,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认为保护它的自然景观和资源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贝加尔湖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它是世界上最深和蓄水最多的淡水湖,淡水占俄罗斯的80%,世界的20%,够全世界用40年。它拥有许多种类和极为稀有的淡水动物群。贝加尔湖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财富,更是母亲湖。今天,全世界的人们来到这里,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欣赏它的美景,也非常关心它的过去和未来。很自然地,它的环保史便成为环境科学史的一个典型案例。建设把贝加尔湖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模范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巨大影响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贝加尔湖区能够达到这样高的环保水平,经历了二百余年努力。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高度重视该地的自然保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制订了一系列法律,迄今建立了9个国家公园和禁猎区。作者在该地出生、长大,从小亲身领略了它的魅力,选择研究贝加尔湖作为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文研究19世纪以来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几个问题：广泛搜集史料和专着,综合论述其地质与地理、自然生态环境、植物与动物、气候、民族文化、经济与社会等与环境有关的问题；详细分析历史上保护自然运动的特点、过程与影响,从19世纪开始分期阐述该地环保的历史,特别是近20年来环保的演变；深入研究当地居民的文化、社会组织的运动,论述俄罗斯国家有关贝加尔湖区的法律。研究的地理范围：贝加尔湖的自然区域（不包括蒙古国）。研究的时间界限：从1805年到2011年。本文主要内容为：第一章导论贝加尔湖区环保史的选题依据、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范围、前人工作概述、本文的特色与创新点等。第二章综述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水系、生态环境、动植物、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等。第三章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历史：俄国环保简史（10世纪至2011年）,特别是现今的环保政策,概述俄国和国际上对贝加尔湖的科学研究。第四章贝加尔湖区居民的文化与环保法律。传统文化是人与大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本章系统论述有关法律,并涉及俄罗斯和国际的环保运动。第五章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科研和生态观念的进步。介绍贝加尔湖区4个禁猎区和国家公园的调查数据；前期和当代科学研究；阐明社会生态学、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贝加尔湖是可持续发展的模范地区。第六章结论对19世纪以来本地区自然保护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提出科学技术史理论和技术角度的思考。
二、俄采取措施保护欧洲野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采取措施保护欧洲野牛（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1.1 研究区概况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野外数据的获取 |
| 1.2.2 环境因子的获取与处理 |
| 1.2.3 基于MaxEnt模型的预测与验证 |
| 1.2.4 种群数量研究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MaxEnt模型预测结果 |
| 2.2 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 2.3 蒙古野驴适宜生境分布范围 |
| 2.4 蒙古野驴的种群数量 |
| 3 讨 论 |
| 3.1 适宜生境的变化及与重要环境因子的关系 |
| 3.2 蒙古野驴种群数量的变化 |
| 3.3 道路对野驴适宜生境和种群数量的影响 |
| 3.4 保护管理建议 |
（2）提比略时期罗马帝国边境战争与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 |
| (一)国外学术界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 |
| 二、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日耳曼战争 |
| 一、奥古斯都晚年的日耳曼战争 |
| (一)奥古斯都北方边界计划与日耳曼战争 |
| (二)奥古斯都北方边界计划的转变 |
| 二、公元14—16年日耳曼战争 |
| (一)军团叛乱与公元14年日耳曼战争 |
| (二)公元15年日耳曼战争 |
| (三)公元16年日耳曼战争 |
| 三、日耳曼战争的终结及其原因 |
| (一)日耳曼战争的终结 |
| (二)终止日耳曼战争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边境地区的起义 |
| 一、塔克法里纳斯起义 |
| (一)塔克法里纳斯起义概述 |
| (二)塔克法里纳斯起义的原因 |
| (三)罗马北非的扩张与塔克法里纳斯起义 |
| 二、高卢起义 |
| 三、弗里西人起义 |
| 四、边境起义的特点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帝国东部边境的战争与危机 |
| 一、色雷斯 |
| (一)色雷斯王国内部纷争 |
| (二)公元21年与公元26年的色雷斯起义 |
| (三)色雷斯与提比略时代的多瑙河下游边境 |
| 二、小亚细亚 |
| 三、东方危机 |
| (一)第一次东方危机 |
| (二)第二次东方危机 |
| (三)东方危机罗马获胜的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提比略边境政策简析 |
| 一、战争与危机中的提比略边境政策 |
| 二、提比略边境政策的特征 |
| 三、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影响 |
| (一)对后世帝国的影响 |
| (二)对罗马国家的影响 |
| (三)消极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项目简介 |
| 2.1 项目介绍 |
| 2.1.1 项目来源 |
| 2.1.2 项目内容 |
| 2.1.3 项目意义 |
| 2.2 项目分析 |
| 2.2.1 文本分析 |
| 2.2.2 客户需求分析 |
| 2.2.3 目标读者分析 |
| 3. 项目实施过程 |
| 3.1 译前准备 |
| 3.1.1 明确任务分工及要求 |
| 3.1.2 相关资料搜集与查找 |
| 3.1.3 熟悉文本与试译 |
| 3.1.4 建立术语表 |
| 3.1.5 翻译工具的准备 |
| 3.2 译中环节 |
| 3.3 译后审校 |
| 4. 案例分析 |
| 4.1 词汇层面 |
| 4.1.1 专业术语的处理 |
| 4.1.2 词性转换 |
| 4.1.2.1 名词转换为动词 |
| 4.1.2.2 名词转换为副词 |
| 4.1.2.3 形容词转换为动词 |
| 4.1.3 词义选择 |
| 4.1.3.1 一词多义 |
| 4.1.3.2 同一词义的多种表达 |
| 4.1.4 名词化结构 |
| 4.1.4.1 选取动词词义 |
| 4.1.4.2 转为相应动词 |
| 4.2 句子层面 |
| 4.2.1 洞悉引申义 |
| 4.2.1.1 通过意译寻找最佳关联 |
| 4.2.1.2 通过阐释寻找最佳关联 |
| 4.2.2 语言单位的推移 |
| 4.2.3 语序调整 |
| 4.2.4 凸显学术着作的特征 |
| 4.2.4.1 正式性 |
| 4.2.4.2 可读性 |
| 4.2.4.3 简洁性 |
| 4.3 语篇层面 |
| 4.3.1 逻辑关联 |
| 4.3.2 添加脚注 |
| 5. 实践总结 |
| 5.1 翻译心得 |
| 5.2 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及译文 |
| 附录2: 专业术语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4）牦牛和藏猪常见原虫调查及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abbreviation)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牦牛和藏猪概况 |
| 1.1 牦牛和藏猪的简介 |
| 1.2 牦牛和藏猪的分布 |
| 1.3 牦牛和藏猪的价值 |
| 1.4 牦牛和藏猪的养殖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
| 2 牦牛的主要寄生虫病 |
| 2.1 牦牛球虫病 |
| 2.2 牦牛巴贝斯虫病和泰勒虫病 |
| 2.3 牦牛皮蝇蛆病 |
| 2.4 牦牛包虫病 |
| 2.5 牦牛弓形虫病 |
| 2.6 牦牛犬新孢子虫病 |
| 2.7 牦牛隐孢子虫病 |
| 2.8 牦牛贾第鞭毛虫病 |
| 2.9 牦牛微孢子虫病 |
| 2.10 牦牛弓首蛔虫病 |
| 2.11 牦牛肝片吸虫病 |
| 2.12 牦牛住肉孢子虫病 |
| 2.13 绵羊夏伯特线虫病 |
| 3 藏猪的主要寄生虫病 |
| 3.1 藏猪弓形虫病 |
| 3.2 藏猪肺线虫病 |
| 3.3 藏猪包虫病 |
| 3.4 藏猪蛔虫病 |
| 3.5 藏猪旋毛虫病 |
| 3.6 藏猪结节线虫病 |
| 3.7 藏猪疥螨病 |
| 3.8 藏猪鞭虫病 |
| 3.9 藏猪球虫病 |
| 3.10 藏猪棘头虫病 |
| 4 寄生虫病的危害 |
| 4.1 寄生虫病对家畜的危害 |
| 4.2 寄生虫病对人的危害 |
| 4.3 寄生虫病对畜牧产业的影响 |
| 5 寄生虫的主要检测方法 |
| 5.1 流行病学 |
| 5.1.1 剖检 |
| 5.1.2 虫卵检测 |
| 5.1.3 血清学检测 |
| 5.2 寄生虫分离鉴定 |
| 5.2.1 形态学鉴定 |
| 5.2.2 分子鉴定 |
| 5.3 线粒体基因组研究 |
| 5.4 高通量测序 |
| 5.5 组学研究 |
| 6 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二部分 试验部分 |
| 第一章 牦牛、藏猪七种寄生虫疾病的血清学调查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待检血清 |
| 2.1.2 ELISA和 IHA检测试剂盒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方法及结果判定 |
| 3 检测结果 |
| 3.1 牦牛弓形虫的检测结果 |
| 3.2 牦牛犬新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3 牦牛和藏猪棘球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4 牦牛巴贝斯虫、泰勒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5 牦牛贝诺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6 牦牛住肉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弓形虫在青藏高寒地区牦牛的流行情况 |
| 4.2 犬新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3 棘球蚴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4 巴贝斯虫和泰勒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5 贝诺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6 住肉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5 总结 |
| 第二章 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动物 |
| 2.1.2 样品采集 |
| 2.1.3 实验仪器 |
| 2.1.4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牦牛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2.2 18S SSU rDNA V4片段扩增 |
| 2.2.3 PCR扩增产物电泳、回收纯化 |
| 2.2.4 PCR产物荧光定量、混样 |
| 2.2.5 高通量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2.6 文库质检与测序 |
| 2.2.7 测序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基因组DNA提取结果 |
| 3.2 微生物18S SSU rDNA V4 区的PCR扩增结果 |
| 3.3 测序量与序列长度统计 |
| 3.4 牦牛样本Alpha多样性分析 |
| 3.5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与差异性分析 |
| 3.6 不同分类水平上腹泻牦牛与健康牦牛寄生虫差异性分析 |
| 3.6.1 门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2 纲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3 目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4 科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多样性 |
| 3.6.5 属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多样性 |
| 4 分析讨论 |
| 第三章 急性腹泻牦牛的寄生虫病原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动物 |
| 2.1.2 样品采集 |
| 2.1.3 实验仪器 |
| 2.1.4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牦牛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2.2 18 S SSU rDNA V4片段扩增 |
| 2.2.3 PCR扩增产物电泳、回收纯化 |
| 2.2.4 PCR产物荧光定量、混样 |
| 2.2.5 高通量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2.6 文库质检与测序 |
| 2.2.7 测序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基因组DNA(g DNA)提取结果 |
| 3.2 微生物18S SSU rDNA V4 区的PCR扩增结果 |
| 3.3 测序量与序列长度统计 |
| 3.4 Alpha多样性分析 |
| 3.5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与差异性分析 |
| 3.6 不同分类水平上腹泻犊牦牛与健康犊牦牛寄生虫差异性分析 |
| 3.6.1 门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2 纲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3 目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4 科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5 属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4 分析讨论 |
| 第四章 牦牛、藏猪五种寄生虫线粒体基因扩增及序列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主要试剂 |
| 2.1.2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方法 |
| 2.2.1 虫株的收集与保存 |
| 2.2.2 虫株的形态学鉴定 |
| 2.2.3 虫体基因组DNA(g DNA)的提取 |
| 2.2.4 目的基因片段的扩增、电泳和切胶回收 |
| 2.2.5 DNA定量、基因克隆、质粒提取及测序 |
| 2.2.6 序列比对及进化分析 |
| 3 结果 |
| 3.1 PCR扩增结果 |
| 3.2 DNA定量、基因克隆、质粒提取结果 |
| 3.3 序列比对与进化分析 |
| 4 讨论 |
| 5 总结 |
| 第五章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主要试剂和仪器 |
| 2.2.1 主要试剂 |
| 2.2.2 主要仪器 |
| 2.3 试验方法 |
| 2.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DNA检测 |
| 2.3.3 肺线虫线粒体文库构建 |
| 2.3.4 藏猪肺线虫测序文库质量检测 |
| 2.4 测序 |
| 2.5 测序结果处理与分析 |
| 2.5.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装 |
| 2.5.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注释 |
| 2.5.3 进化分析 |
| 3 试验结果 |
| 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DNA提取结果 |
| 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测序数据结果 |
| 3.3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概况 |
| 3.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大小估计 |
| 3.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装结果及评价 |
| 3.4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分分析 |
| 3.4.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编码/非编码基因分析 |
| 3.4.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GC含量分析 |
| 3.4.3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密码子与氨基酸分布分析 |
| 3.5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功能分析 |
| 3.6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可视化分析 |
| 3.7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进化分析 |
| 4 分析与讨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5）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海洋动物保护的理念 |
| 2.1 野生动物保护现状与趋势 |
| 2.2 动物福利 |
| 2.2.1 动物福利的概念与发展 |
| 2.2.2 海洋动物的福利 |
| 2.3 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
| 2.3.1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 |
| 2.3.2 西方思想史中关于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的理论 |
| 2.3.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
| 2.3.4 人类与海洋动物关系的失衡 |
| 2.4 海洋动物保护的概念和意义 |
| 2.4.1 概念界定 |
| 2.4.2 保护意义 |
| 2.5 海洋动物的价值 |
| 2.5.1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
| 2.5.2 海洋动物的价值构成与意义 |
| 2.6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 |
| 3.1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法 |
| 3.1.1 国际法渊源 |
| 3.1.2 国际条约 |
| 3.1.3 国际组织决议、宣言与准则 |
| 3.1.4 基本原则 |
| 3.1.5 国际案例 |
| 3.2 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组织 |
| 3.2.1 全球性政府组织 |
| 3.2.2 区域性政府组织 |
| 3.2.3 非政府组织 |
| 3.3 海洋动物保护的方法和措施 |
| 3.3.1 实施形式 |
| 3.3.2 海洋保护区 |
| 3.3.3 人工繁育、放流与栖息地修复 |
| 3.3.4 贸易限制手段 |
| 3.3.5 对海洋渔业捕捞活动的限制 |
| 3.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海洋动物保护实践 |
| 4.1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概述 |
| 4.1.1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发展 |
| 4.1.2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分类 |
| 4.1.3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运行机制 |
| 4.1.4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发展趋势 |
| 4.2 与海洋动物保护有关的实践 |
| 4.2.1 决策建议 |
| 4.2.2 执行和实践 |
| 4.2.3 不同组织间的合作 |
| 4.3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特征 |
| 4.3.1 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 |
| 4.3.2 强制性数据收集与共享 |
| 4.3.3 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 |
| 4.3.4 注重海洋动物的就地保护 |
| 4.3.5 强调制度的遵守执行 |
| 4.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评析与完善 |
| 5.1 综合评析：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 |
| 5.1.1 国际法律规范的制定、协调与遵守 |
| 5.1.2 国际组织的作用 |
| 5.1.3 国家权利与责任 |
| 5.2 关系审视：海洋动物保护与海洋渔业管理 |
| 5.2.1 相互推动 |
| 5.2.2 互为补充 |
| 5.2.3 互为限制 |
| 5.3 完善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几点思考 |
| 5.3.1 对完善法律规范和组织机构的思考 |
| 5.3.2 对强化国家遵守执行和履行责任义务的思考 |
| 5.3.3 对完善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国际管理机制的现状和建议 |
| 6.1 我国海洋渔业管理及海洋动物保护现状概述 |
| 6.2 我国参与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的建议 |
| 6.2.1 更新理念,提升全民的海洋动物保护意识 |
| 6.2.2 完善法律体系,形成完备的海洋动物保护机制 |
| 6.2.3 构建成熟的合作机制,参与或主导共同管理 |
| 6.2.4 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增强话语权 |
| 6.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成果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1 云南家牛地方品种资源概况 |
| 1.1 邓川牛 |
| 1.2 昭通牛 |
| 1.3 滇中牛 |
| 1.4 云南高峰牛 |
| 1.5 文山牛 |
| 1.6 迪庆牛 |
| 2 线粒体DNA的序列特征及在家牛中的研究现状 |
| 2.1 线粒体DNA的序列特征 |
| 2.2 mtDNA D-loop的序列特征 |
| 2.3 家牛mtDNA D-loop的研究现状 |
| 3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1 实验材料 |
| 2 DNA提取方法 |
| 3 PCR扩增及测序 |
| 3.1 PCR扩增所用引物 |
| 3.2 PCR扩增反应体系 |
| 3.3 PCR扩增反应条件 |
| 3.4 PCR扩增、电泳检测及测序 |
| 4 数据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1 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mtDNA变异 |
| 1.1 PCR扩增与电泳检测 |
| 1.2 mtDNA D-loop区序列特征 |
| 1.3 遗传多样性指数 |
| 2 系统发育分析与网络图构建 |
| 2.1 单倍型分布 |
| 2.2 遗传距离与系统发育 |
| 2.3 单倍型网络图构建 |
| 3 遗传多样性与瘤牛成分在云南的分布格局 |
| 4 系统发育地理结构 |
| 5 群体扩张 |
| 第四章 讨论与小结 |
| 1 讨论 |
| 1.1 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丰富 |
| 1.2 云南家牛地方品种中瘤牛成分呈现梯度变化趋势 |
| 1.3 云南家牛地方品种间无显着的系统发育地理结构 |
| 2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7）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 |
| 一、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与演进 |
| （一）乌克兰政府暂停“入盟”进程引发冲突 |
| （二）克里米亚公投“脱乌入俄” |
| （三）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与明斯克协议的签署 |
| （四）美乌联合军演冲击了和平进程 |
| 二、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原因 |
| （一）引发乌克兰危机的乌克兰因素 |
| 1、乌克兰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社会动荡 |
| 2、国内政治矛盾突出引发政局动荡 |
| 3、东西部民众就是否加入欧盟意见不一 |
| （二）引发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因素 |
| 1、乌俄两国的历史渊源 |
| 2、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意义 |
| 3、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选项 |
| （三）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其他国际因素 |
| 1、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中的作用 |
| 2、欧盟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中的作用 |
| 三、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
| （一）乌克兰危机对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冲击 |
| 1、领土与主权被分割 |
| 2、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
| 3、最大程度地倒向西方 |
| （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 |
| （三）乌克兰危机对其他国际力量的影响 |
| 1、美国在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优势上升 |
| 2、欧盟在乌克兰影响力有所提升但以疲于应对 |
| 3、北约在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增强 |
| （四）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一、动物福利的定义 |
| 二、英国动物福利发展简述 |
| 三、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的研究目的 |
| 四、英国动物福利观点发展的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英国近代社会保护动物福利的观念 |
| 二、英国通过法律来保护动物福利的观念 |
| 三、英国社会动物福利科学的观念 |
| 四、英国全方位保护动物福利的观念 |
| 五、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英国动物福利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宗教文化中关于动物的思想 |
| 一、基督教在英国的传播 |
| 二、《圣经》关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阐述 |
| 三、神学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 |
| 四、圣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动物观点的解释 |
| 第二节 世俗社会关于对待动物的观念 |
| 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人类中心主义 |
| 二、中世纪关于如何对待动物问题的争论 |
| 三、其它关于动物的重要文献 |
| 第三节 英国畜牧业的简要历史发展 |
| 第四节 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从"动物是机器"到《马丁法案》(1637年—1822年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二、从《马丁法案》到《动物机器》(1822年—1964年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三、从"五大自由"到动物福利科学(1965年—20世纪90年代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四、超越"五大自由"(20世纪90年代—今,英国当代动物福利观念) |
| 第二章 从"动物是机器"到《马丁法案》(17世纪—1822年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第一节 英国近代关于属性的观念的争论 |
| 第二节 英国近代关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观念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念 |
| 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善待动物观念 |
| 第三节 善待动物的立法及其社会背景 |
| 第三章 从《马丁法案》到《动物机器》(1822年—1964年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第一节 英国动物福利法律的诞生 |
| 第二节 其它动物福利法律的相继出台 |
| 第三节 动物福利科学的出现 |
| 一、动物福利大学联盟与动物福利 |
| 二、早期的动物福利文件—UFAW手册 |
| 三、3R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
| 第四章 从《动物机器》到动物福利科学的形成(1965年—20世纪90年代英国动物福利观念) |
| 第一节 《动物机器》一书对英国动物福利观念的影响 |
| 一、《动物机器》一书的内容 |
| 二、《动物机器》一书的历史意义 |
| 三、哈里森对动物福利事业的其它努力 |
| 第二节 "布兰贝尔报告"及"五大自由"思想的诞生 |
| 第三节 动物福利立法的新要求 |
| 一、已有动物保护法律的缺陷 |
| 二、集约化养殖模式对动物天性的干扰 |
| 三、家禽屠宰中的问题 |
| 四、牛犊养殖中的问题 |
| 第四节 动物福利科学简介 |
| 一、动物福利科学的形成 |
| 二、动物福利科学的价值 |
| 第五章 超越"五大自由"—(20世纪90年代—今,英国当代动物福利观念) |
| 第一节 英国当代社会的动物福利状况 |
| 一、当代英国动物福利产品标准和市场 |
| 二、英国公众观念与动物福利 |
| 第二节 当代英国动物福利立法 |
| 一、当代英国动物福利法律概况 |
| 二、关于农场动物运输的法律 |
| 三、关于农场动物屠宰的法律 |
| 四、"动物保护法令2006" |
| 五、"英格兰农场动物福利条例2007" |
| 第三节 国际组织及其活动对英国动物福利事业的影响 |
| 第四节 英国国内政治经济活动对动物福利事业的影响 |
| 第五节 英国动物福利事业的未来 |
| 一、UFAW(动物福利大学联盟)的未来动物福利工作计划 |
| 二、FAWC的未来动物福利工作计划 |
| 三、英国政府未来的动物福利工作计划 |
| 第六章 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观念进步是动物福利事业的基础 |
| 第二节 科学研究是动物福利事业的重要支撑 |
| 一、动物福利概念认识上的分歧 |
| 二、动物福利科学性的意义 |
| 第三节 动物福利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 |
| 第四节 非政府机构对于动物福利事业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陕西宁陕朱鹮（Nipponia nippon）再引入种群的繁殖生态学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朱鹮的基本状况 |
| 1.1.1 形态特征 |
| 1.1.2 食性 |
| 1.1.3 栖息地特征 |
| 1.1.4 居留习性 |
| 1.1.5 繁殖习性 |
| 1.2 朱鹮的历史分布 |
| 1.3 朱鹮的衰亡过程和原因 |
| 1.4 研究进展 |
| 1.4.1 领域性 |
| 1.4.2 繁殖期的活动性和栖息地利用 |
| 1.4.3 幼鸟活动性和生境利用 |
| 1.4.4 冬季觅食地的选择 |
| 1.4.5 巢址选择 |
| 1.4.6 繁殖成功率 |
| 1.4.7 潜在繁殖地研究 |
| 1.4.8 出生扩散和稚后扩散 |
| 1.4.9 繁殖生态 |
| 1.5 朱鹮的保护现状 |
| 1.5.1 就地保护 |
| 1.5.2 易地保护 |
| 1.6 濒危物种的再引入 |
| 1.6.1 国外濒危物种再引入现状 |
| 1.6.2 国内物种的再引入现状 |
| 1.6.3 朱鹮再引入的必要性及其现状 |
| 1.7 鸟类繁殖生物学的研究 |
| 第2章 研究区域和方法 |
| 2.1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气候水文 |
| 2.1.4 土壤状况 |
| 2.1.5 森林植被 |
| 2.1.6 动物资源 |
| 2.2 研究时间 |
| 2.3 研究对象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个体识别及跟踪 |
| 2.4.2 观察记录 |
| 2.4.3 研究内容 |
| 2.4.4 数据分析 |
| 第3章 研究结果 |
| 3.1 朱鹃再引入种群的繁殖生物学 |
| 3.1.1 巢的特征及营巢习性 |
| 3.1.2 求偶与交配 |
| 3.1.3 产卵 |
| 3.1.4 孵化与育雏 |
| 3.1.5 朱鹮在繁殖期的领域和警戒行为 |
| 3.2 食性 |
| 3.2.1 食物组成 |
| 3.2.2 觅食行为 |
| 3.3 繁殖成功率 |
| 3.3.1 营巢成功率 |
| 3.3.2 孵化成功率 |
| 3.3.3 出飞成功率 |
| 3.4 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因素 |
| 3.4.1 产卵日期对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
| 3.4.2 年龄对窝卵数和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
| 3.4.3 海拔高度对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
| 3.4.4 营巢树种对繁殖成功率的影响 |
| 3.4.5 人为干扰对朱鹮繁殖行为的影响 |
| 第4章 讨论 |
| 4.1 窝卵数及其影响因素 |
| 4.2 雏鸟死亡概况及其原因探讨 |
| 4.3 婚配制度对繁殖成功率的影响的讨论 |
| 4.4 朱鹮再引入种群与野生种群的相关比较 |
| 4.4.1 宁陕再引入地与洋县原产地条件对比 |
| 4.4.2 再引入种群与野生种群的窝卵数、孵化数与出飞数的差异比较 |
| 4.4.3 再引入种群与野生种群的繁殖成功率差异比较 |
| 4.4.4 再引入种群与野生种群雌雄亲鸟首次参加繁殖的年龄比较 |
| 4.4.5 再引入种群与野生种群同一巢树种类对繁殖成功率的差异比较 |
| 4.5 再引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相应措施 |
| 4.5.1 觅食地及食物生物量不足 |
| 4.5.2 天敌和伴生物种的威胁 |
| 4.5.3 跟踪监测难度大 |
| 4.5.4 基地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
| 4.5.5 社区保护力度不够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19世纪以来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
| 1.3 前人对贝加尔湖的研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学术价值 |
| 2 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综述 |
| 2.1 美丽的贝加尔湖——大自然的独特创造 |
| 2.1.1 贝加尔湖的地理位置 |
| 2.1.2 贝加尔湖区的地质构造 |
| 2.1.3 贝加尔湖的水系 |
| 2.2 贝加尔湖区的生态环境 |
| 2.2.1 贝加尔湖的水生动植物 |
| 2.2.2 贝加尔湖区的生态系统 |
| 2.3 联合国确认的世界自然遗产 |
| 2.4 本章小结 |
| 3 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历史概况 |
| 3.1 俄罗斯国家环境保护简史(10世纪至2010年) |
| 3.1.1 俄罗斯从10世纪到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概况 |
| 3.1.2 苏联时期的自然保护政策 |
| 3.1.3 俄罗斯联邦时期的环保政策 |
| 3.2 贝加尔湖研究概述 |
| 3.2.1 俄罗斯对贝加尔湖的相关研究 |
| 3.2.2 苏联时期对贝加尔湖的研究 |
| 3.2.3 俄罗斯联邦时期对贝加尔湖的研究 |
| 3.3 国际上对贝加尔湖的相关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贝加尔湖区居民的文化与环保法律 |
| 4.1 贝加尔湖地区居民传统文化 |
| 4.1.1 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 |
| 4.1.2 布里亚特族的传统文化 |
| 4.1.3 俄罗斯族的传统文化 |
| 4.2 俄罗斯20世纪后半期的环境保护运动 |
| 4.3 俄罗斯自然保护法律 |
| 4.3.1 俄罗斯国的自然保护法 |
| 4.3.2 苏联时期的自然保护法 |
| 4.3.3 俄罗斯联邦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环境保护法 |
| 4.3.4 俄罗斯联邦有关“特保自然区”的若干法律 |
| 4.4 本章小结 |
| 5 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科研和生态观念的进步 |
| 5.1 贝加尔湖域的自然特保区 |
| 5.1.1 巴尔古津禁猎区 |
| 5.1.2 近贝加尔湖国家公园 |
| 5.1.3 外贝加尔湖国家公园 |
| 5.1.4 贝加尔湖列纳河禁猎区 |
| 5.2. 贝加尔湖科学研究的过去和今天 |
| 5.2.1. 早期的考察 |
| 5.2.2. 近期的研究 |
| 5.2.3 科研机构联合攻关 |
| 5.3 社会生态观点的演变 |
| 5.3.1 社会生态学成为一独立的学科 |
| 5.3.2 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态学 |
| 5.3.3 贝加尔湖区是可持续发展的模范地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2008-2012)发表的文章 |
| 作者简况 |
| 附录1 贝加尔湖区的自然地理地图 |
| 致谢 |
四、俄采取措施保护欧洲野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J]. 张晓晨,邵长亮,葛炎,陈晨,徐文轩,杨维康. 应用生态学报, 2020(09)
- [2]提比略时期罗马帝国边境战争与危机[D]. 苏猛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生物入侵学》（1-2章）翻译实践报告[D]. 任继珍.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4]牦牛和藏猪常见原虫调查及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D]. 李坤.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
- [5]海洋动物保护的国际管理机制研究 ——以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为分析对象[D]. 邵化斌. 上海海洋大学, 2018(05)
- [6]云南家牛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布格局[D]. 曾本娟. 云南大学, 2017(01)
- [7]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及影响[D]. 许可.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3)
- [8]英国动物福利观念发展的研究[D]. 尤晓霖.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5)
- [9]陕西宁陕朱鹮（Nipponia nippon）再引入种群的繁殖生态学初步研究[D]. 马小春.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10]19世纪以来贝加尔湖自然保护的历史研究[D]. 阿克塔莫夫·伊诺肯济.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