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量误差的综合治理（论文文献综述）
郑凌霄[1]（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脱长军[2]（2021）在《不平衡供电系统电能计量方法及其在电气化铁路中的应用》文中提出随着现代工业和电力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线性、不对称负荷被接入电网,如电力机车、电弧炉和电焊机等,使得公用电网的负序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致使现有的适用于平衡条件下的有功电能计量方法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方案出现了诸多缺点,存在收费不合理的情形。因此,亟需要研究合理的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和电能计量方法,以此来明确各责任方的责任,合理计量电能和收取电费,进而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各责任方采取相应措施治理电能污染,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用电环境。首先,本文对传统的不平衡污染评估指标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针对传统评估指标和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在IEEE Std.1459-2010功率理论基础上,通过对不平衡条件下等效视在功率的详细分解,从视在功率的角度提出了一套新的不平衡污染评估指标。针对不同接线形式的三相电力系统,在Matlab/Simulink软件中搭建了相应的仿真模型,对所提新评估指标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了验证。仿真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评估指标,所提新评估指标可以综合反映系统和各用户的不平衡程度,更加符合工程实际要求,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评估方法存在的问题。其次,本文以三相不平衡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不平衡系统中负序等效电路模型。通过公式推导,对传统的不平衡责任量化指标及方法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传统的不平衡责任量化指标的评判本质是不一致的,并以具体算例对理论分析结果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然后,针对传统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中存在的缺陷,根据等效视在功率的分解形式,建立了不平衡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多指标体系下考虑指标权重的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负序电压、负序电流的影响,相比于传统的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更加合理和准确。本文以典型的不对称牵引负荷为用户对象,在Matlab/Simulink中搭建了仿真模型,且针对不同的工况设计了具体的算例。在此基础上,将本文方法与传统方法计算得到的不平衡责任划分结果进行了对比和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新方法更加准确和合理。再次,以三相电力系统中不对称负荷产生的基波负序电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三相不平衡系统中负序有功功率的流向,证明了传统的全电能计量方法在负序污染严重的电网中存在不合理性,基波正序有功电能计量方法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传统有功电能计量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考虑不平衡责任的奖罚性有功电能计量新方法。新方法不仅考虑了负序功率流向,还考核了用户的不平衡责任,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那些对电网造成负序污染的用户主动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治理,从而改善电能质量,达到有效维护供用电双方经济利益的目的。最后,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分析了不同定义下的功率因数在不平衡条件下的合理性,得出了在不平衡条件下采用等效视在功率因数更合理的结论。但鉴于我国现行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存在诸多缺点,为了能够综合考核用户的用电行为,探讨了一种考虑不平衡责任的奖罚性电费调整方案。本文认为,新方案不仅考核了用户消耗的基波有功功率,还综合考核了供用电双方所产生的负序不平衡视在功率对系统的影响,相比现行方案更加合理和可行,有助于供电部门对电能质量污染的治理。最终通过具体的算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王耀敏[3]（2021）在《考虑谐波责任的两部制谐波电价制定方案》文中指出随着非线性负荷及分布式电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广泛接入,其对电网产生的谐波污染也变得愈加严重,而这些问题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却无法在传统的电能价格中得到反映。现有电费收取方案在谐波条件下已经不能满足其合理性。针对于此,为了提高电能计量与电能质量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合理性,需要制定合理的谐波电价制度。对谐波污染收费的同时,需要对用户侧与系统侧的谐波进行责任划分,从而对非线性用户（谐波源用户）收取其应当承担的谐波电费,而对采取新技术减少了谐波污染的用户给予奖励,或对受到谐波污染的线性用户（非谐波源用户）进行补偿,以达到合理收费且能有效激励非线性用户积极主动治理谐波,保持电力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的目的。本文首先对非线性用户构建等效模型。在目前主流的谐波源建模方式中,诺顿等效模型简便易操作,且更适用于谐波责任计算,因此本文选其作为非线性用户模型构建方法。随后对于构建诺顿等效模型所需参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介绍,并对各方法重新整理分类。对各方法理论分析后经多方面对比,对比结果表明参考阻抗法更加简便易操作。经过分析,认为其下属的基波电阻法更适用于本文所设计的谐波责任综合计算方法。搭建具体算例,以建模前后公共连接点处电压电流保持不变为标准,验证采用基波电阻法所构建的谐波源等效模型的合理性。其次,本文依据专家经验与用户需求,以及系统谐波（背景谐波）波动情况,提出评判谐波责任计算方法的合理性条件:条件一,评估结果能够分别满足系统侧与用户侧对于谐波指标的不同需求;条件二,评估结果能够灵敏地反映系统谐波的波动。同时,考虑了计算谐波责任时谐波指标以及频次不统一的问题,基于IEEE Std.1459-2010功率理论建立谐波责任指标集,采用几种常见的主客观赋权方法对各指标赋权进行综合计算。为了使主客观信息达到统一,依据优化理论建立了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条件极值的组合计算模型。最后,使用诺顿等效模型进行仿真验证。经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采用组合赋权法的谐波责任综合计算法能够同时满足评判谐波责任计算方法的两条合理性条件,因此认为该方法可使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合理,且与实际更加贴近。接着,考虑到谐波成本包括治理谐波形成的谐波治理经济损失和谐波造成的其他经济性损失,因此需要对治理谐波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本文将谐波以产品的角度,依据质量工程理论推导出谐波治理经济损失函数,结合市面上有源滤波器的平均价格与寿命,同时参考国标《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93）中对谐波标准的限制数据,提出谐波治理经济损失评估方法,并在仿真算例中验证其可行性。随后,对于传统电价制定方案以及谐波条件下的电能计量过程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其在谐波存在的条件下缺乏对谐波的考核,并存在不公平收费的问题。因此,本文借鉴有功电价制定方案中两部制电价制度的思想,将治理谐波形成的谐波治理经济损失和谐波造成的其他经济性损失两部分分别对应为谐波容量电价与谐波电量电价,并结合谐波责任,从而提出考虑谐波责任的两部制谐波电价制定方案。一方面这有利于完善我国电费调整方案,实现谐波条件下的公平收费,另一方面对激励非线性用户积极主动投入谐波污染治理,维持电力系统电气环境的健康状态有着积极作用。最后,为体现本文所设计方法的完整性,给出详细的流程图,同时为与实际更加贴合,搭建多谐波源仿真模型作为综合算例,依次完成构建谐波源等效模型、综合计算各用户对应谐波责任、谐波治理经济损失评估以及收取谐波电费。证明所提出方法具有良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许嘉禾[4]（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蒋海舲[5]（2021）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在土地开发利用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土地开发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工业用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转变工业用地利用方式粗放,实现工业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效率最大化,已成为当前政府、学界亟待解决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发展理念为工业用地的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提升工业用地的经济环境承载力,深入研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工业用地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8年间中国288个地市（州）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探究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判断其效率差异的收敛性及动态演进趋势,并在探索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识别影响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中国工业用地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特征来看,2003—2018年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中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大于其他地区,这两个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提高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不均衡化发展差异明显,且具有集聚性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逐层递减式分布特征。此外,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合理水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9个提高至2018年的34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3.1%提升至11.8%,而纯技术效率值从2003年的23个提高至2018年的67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7.9%提升至23.3%。（3）从效率分解情况来看,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各地市（州）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单轨”或“双轨”驱动模式。（2）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借助收敛假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PS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距的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各地市初始条件相同地区效率存在“追赶效应”,朝着它们自身稳态水平进行收敛,但高效率与低效率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客观存在,不会在短期内自动消弭。（3）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凭借Moran’s I指数和LISA集聚图探索了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全局及局部空间相关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局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局部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高—高型（H-H）聚集和低—低型（L-L）聚集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在空间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当前的集聚类别。（3）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与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未表现出良好的空间协调性。（4）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在效率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空间地理因素（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回归分析框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空间地理因素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随着中国工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地区间各类要素、信息等交叉越来越频繁,各地市（州）之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2）全国尺度。本地区地方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环境污染源治理投入程度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而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财政收入、工业发展水平、工业能源消耗程度则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地区对接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所产生的显着影响主要有土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3）区域尺度。每个区域的所受的影响不一样,在当前工业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应基于自身的优势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加大工业环境治理的力度、改良工业生产方式等对工业生产环境进行有效改造,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工业用地开发格局;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跨区域联动与合作;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构建监管机制,合理控制用地规模;优化要素配置,加快技术创新;盘活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综上所述,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综合考虑工业用地利用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为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完善了效率研究的理论体系与应用。（2）研究内容上,对288个地市（州）开展多空间尺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国工业用地多空间层面的研究。（3）研究方法上,运用前沿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如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和GML指数测算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从全局和局部探索其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经济模型（SDM）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框架中,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
李泽众[6]（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过去的传统城镇化存在“量”与“质”不协调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割严重。与此同时,传统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廉价的“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红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半城镇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放缓以及资源环境的趋紧,以开发土地、大搞房地产为建设重点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建设内容,依托环境治理从而走上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么,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的关系?第二,在先前已有的研究中,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发展情况,但是该方法会与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偏差。那么,如何反映并且较为准确地测度中国的城镇化质量?第三,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如何?在包含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中,环境规制的力度是越大越好吗?怎样的环境规制力度最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以及节能环保等五个方面共20个基础指标,分别表征五个维度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测度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着重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以及高质量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总结和评述现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阐明对本文有启发之处和有待补充之处。（1）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主要包含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演进中,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往研究对环境规制在概念界定、工具选择、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回顾并且总结了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方面的文献。（2）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有关研究,围绕着对高质量城镇化内涵的演进以及测度问题。（3）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已有文献的评述,本文希望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即不仅考虑空间层面的相关性,并在环境规制基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领域做出一定边际贡献。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环保等方面选取了20个基础指标,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节能环保等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从而测度出2003-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2003-2016年我国分省份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最后,将城镇化根据发展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于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均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环境规制按照不同的规制方式区分为“效果型”环境规制和“过程型”环境规制,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的非线性关系。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分别从激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三方面,对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围绕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在2001-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在构建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期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部分基于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再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SLS模型对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从而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根据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市规模进行区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在2003-2016年期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主。（2）在综合的城镇化质量中所占权重从高到低的城镇化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以及节能环保。（3）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层面较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依次递减的态势。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矩阵条件下,无论是污染物去除率越高,即以治理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效果型”环境规制;还是每万元GDP产生的污染物越少,即以生产过程为导向进行的“过程型”环境规制,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本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并能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得到提升。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效果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过程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显着,而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着。因此,应当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联合执法的环境治理架构,并在区域间实行信息共享的监测体系,并将区域联防联控需要与因地制宜有机结合,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三,对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技术创新效应刺激技术创新,并能强化技术创新（包括治污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基于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变化。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ln ER≤0.1972）的情况下,企业出于侥幸心理,往往倾向于选择默默承受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遵循成本”。开展技术创新的研发会引致更高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ln ER>0.1972）,为避免被惩罚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当“创新补偿”降低或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而到了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而实现了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大,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不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规制基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不具备这一特征,呈现出正向激励的特征。第四,对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类似的倒逼作用,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2）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弹性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某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类似的空间溢出作用。（3）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均具有空间异质性。从环境规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部地区其次,然而在中部地区不显着;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均显着,但是效果依次递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第五,对环境规制通过纠正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1）劳动错配传导机制和资本错配传导机制均得到有效验证,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从资本错配对城镇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来看,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纠正资本错配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纠正劳动错配对于提高大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3）“动钱”的方式虽在当前阶段十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且效果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相比之下,“动人”的方式却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路径所在。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不应将城镇面积的扩张视作城镇化发展的提高,而应当将评价指标聚焦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的“城市蔓延”现象发生。此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依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改善,进一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研发、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藉此提高城镇化质量。
陈苗[7]（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郭姣[8]（2021）在《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及空间治理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能源高消耗和环境污染高排放的问题,节能减排是解决这一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城市群作为主体功能区划的重点与优先开发区,是引领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位于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国发育最成熟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因此,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研究:节能减排效率测算、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及潜力、节能减排效率空间效应及治理、节能减排效率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将环境收益纳入节能减排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三大城市群49个城市2006-2018年节能减排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其总体特征及发展阶段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考虑环境收益情形下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明显高于不考虑环境收益的情形,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变动趋势、有效单元数量、各城市效率值及城市效率排名在两种情形下均存在显着差异;考虑环境收益情形下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城市群之间呈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发展格局;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整体上经历了快速增长、发展调整、稳步增长三个阶段。（2）通过GML指数模型对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及内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构建节能减排潜力测算模型对三大城市群节能潜力与减排潜力进行定量表征,并提出各城市节能减排实施路径。研究表明:三大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是促进其提升的主要因素;三大城市群节能潜力与减排潜力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减排潜力远大于节能潜力,其中京津冀城市群面临节能与减排的双重压力,长三角城市群的减排压力较大,珠三角城市群节能与减排均处于较优状态;49个城市分别落在节能减排潜力状态矩阵的A、B、C、D区域,A区域的城市是高效集约型城市,B、C区域的城市可以采取单边突破式节能减排实施路径,D区域的城市可以选取渐进式和飞跃式两种实施路径。（3）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定量表征,通过LISA聚类图对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各城市节能减排空间治理模式。研究表明: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全局莫兰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由正向空间相关性转变为负向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城市群始终保持较强的负向空间相关性;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局部莫兰指数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空间分布格局存在较大差异,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呈现“南北差异大,东西部极化严重”、“北部极化严重”的空间分布格局,长三角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所在省份有密切联系;从空间治理模式来看,三大城市群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区域:“核心保护区”、“重点补偿区”、“严治扩散区”和“警惕分异区”。（4）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城市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中得到了验证;京津冀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主要受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及城市规模的影响,城市规模和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能源结构、城市规模及对外开放程度对长三角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具有显着影响,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市规模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珠三角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主要受能源结构和城市规模的影响,其中城市规模对节能减排效率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各城市群发展特征,提出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李世斌[9]（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宋沂邈[10]（2021）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相关要点,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前提。该目标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更艰巨的挑战。“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需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动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生态环境保护一方面应从防控污染物排放入手,切实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度,一方面应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引导污染物以自然消纳的方式进行合理传导。面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政府和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实现经济发展效率和绿色生产力水平的内在统一。基于上述背景,会计界开始思考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方法以辅助环境监管,并助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研究环境会计,对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立足环境管制,以投入产出为依据,围绕环境会计信息计量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研究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的制度背景。研究立足环境管制信息需求,对环境会计信息供给现状进行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都是以投入产出关系为逻辑,对各自目标达成与否进行评价。二者关于产出目标的不同,是造成环境会计要素分类、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价与环境管制不适应性的本质原因。因此,本研究以投入产出为依据,立足环境管制,对环境会计的信息计量及应用体系进行设计,以提高环境会计与环境管制的适应性。第二,基于投入产出关系,从实物、价值和综合三个维度构建环境会计要素内容。在实物维度,企业内部存在当期消耗等于当期产出的投入产出关系。依据投入产出关系,将实物维度要素划分为消耗要素、产品要素、正产出要素和负产出要素;将价值维度要素划分为投入要素、产出要素、消耗要素和权益要素;对实物维度环境会计要素进行再分类,构造环境增益（减益）要素和环境综合要素。环境会计要素体系的构建,完善了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框架体系,极大丰富了环境信息的表现形式,有效解决了面向环境管制的环境信息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针对投入产出环境会计要素,构思多维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及计量方法。针对实物计量属性,基于真实性原则,采用实物盘存法计量消耗要素,继而基于重要性原则,依据投入产出关系,用消耗要素、产出要素推算负产出要素。针对价值计量属性,依据投入产出关系,分别设计消耗要素、产出要素和权益要素价值计量模型。针对能值计量属性,采用能值分析法对实物维度要素进行能值转化,继而根据定义设计环境增益（减益）要素能值计量模型,以及环境综合要素能值计量模型。以一家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对三个维度的要素计量方法展开应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要素计量方法,突破了环境会计要素的非货币计量瓶颈,提高了环境信息的质量。第四,针对投入产出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内容,设计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与内容。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象划分为政府环境管制部门和社会公众。基于环境管制全生命周期评价需求,构建环境信息披露准入模式、管控模式和管制退出模式。在三种模式下分别设计向政府环境管制部门的管制包专递内容,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内容。以一家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对运行管控模式下的信息披露内容设计展开应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与内容,对独立环境会计报告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五,针对环境管制主体如何应用投入产出环境信息提供政策建议。针对环境准入环节,建议对预计负产出总量和预计重点管控元素逃逸率设置上限,超过上限者不可准入。针对运行管控环节,首先建议对运行期内负产出总量以及重点管控元素逃逸率设置上限;继而建议在上述要求达标的基础上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对企业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针对环境退出环节,建议以重点管控元素是否实现彻底消纳作为环境退出的判定依据,直至消纳完毕方可退出。以十三家发电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运行管控环节下的环境评价方法展开应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以实物要素为基础、价值要素为补充、综合要素为协调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体系,并配套设计要素计量方法与信息披露方法,最终为环境管制主体如何利用上述信息进行评价提供政策建议。
二、计量误差的综合治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计量误差的综合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不平衡供电系统电能计量方法及其在电气化铁路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功率理论研究现状 |
| 1.2.2 有功电能计量方法的研究现状 |
| 1.2.3 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2 不平衡污染程度评估指标的研究 |
| 2.1 传统的不平衡污染程度评估指标 |
| 2.1.1 三相四线制系统中不平衡污染程度的评估 |
| 2.1.2 三相三线制系统中不平衡污染程度的评估 |
| 2.2 基于等效视在功率分解的新评估指标 |
| 2.2.1 不平衡条件下等效视在功率的分解 |
| 2.2.2 不平衡污染程度评估新指标 |
| 2.3 算例分析 |
| 2.3.1 三相四线制系统仿真模型 |
| 2.3.2 三相三线制系统仿真模型 |
| 2.4 小结 |
| 3 不平衡责任划分新方法 |
| 3.1 传统不平衡责任计算方法分析 |
| 3.1.1 负序等效电路模型的建立 |
| 3.1.2 传统的不平衡责任划分方法 |
| 3.1.3 传统不平衡责任指标的合理性分析 |
| 3.1.4 算例验证 |
| 3.2 不平衡责任计算新方法 |
| 3.2.1 不平衡责任指标的确立 |
| 3.2.2 不平衡责任综合定量计算 |
| 3.2.3 不平衡责任综合定量计算步骤 |
| 3.3 算例分析 |
| 3.3.1 算例设置 |
| 3.3.2 不平衡责任计算与对比分析 |
| 3.4 小结 |
| 4 考虑不平衡责任的奖罚性电能计量新方法 |
| 4.1 负序对电能计量的影响 |
| 4.1.1 不对称负荷的负序功率流向分析 |
| 4.1.2 负序对电能计量方法的影响 |
| 4.2 奖罚性电能计量新方法 |
| 4.2.1 奖罚性电能计量新方法的计量模型 |
| 4.2.2 新计量模型中参数的求解 |
| 4.2.3 奖罚性电能计量新方法的实现步骤 |
| 4.3 算例分析 |
| 4.3.1 算例设置 |
| 4.3.2 有功功率的计算与对比分析 |
| 4.4 小结 |
| 5 考虑不平衡责任的奖罚性电费调整方案 |
| 5.1 现有电费调整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
| 5.1.1 传统功率因数的合理性分析 |
| 5.1.2 等效功率因数的合理性分析 |
| 5.2 新的电费调整方案 |
| 5.2.1 新的电费调整模型 |
| 5.2.2 电费调整方案的实施步骤 |
| 5.3 算例分析 |
| 5.4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考虑谐波责任的两部制谐波电价制定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谐波责任研究现状 |
| 1.2.2 谐波产生的经济损失研究现状 |
| 1.2.3 谐波电价制定方案研究现状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2 构建谐波源等效模型 |
| 2.1 诺顿等效模型 |
| 2.2 诺顿等效模型参数计算方法 |
| 2.2.1 波动量法 |
| 2.2.2 线性回归法 |
| 2.2.3 参考阻抗法 |
| 2.3 诺顿等效模型参数计算方法比较 |
| 2.4 诺顿等效模型等效谐波源合理性说明 |
| 2.5 小结 |
| 3 谐波责任综合计算 |
| 3.1 传统谐波责任计算方法 |
| 3.1.1 叠加投影法(SP投影法)基本原理 |
| 3.1.2 叠加投影法合理性分析 |
| 3.2 基于不同赋权方法的谐波责任综合计算 |
| 3.2.1 谐波责任计算应满足的合理性条件 |
| 3.2.2 谐波责任的综合计算步骤设计 |
| 3.3 谐波责任综合计算中的赋权方法 |
| 3.3.1 层次分析法 |
| 3.3.2 专家咨询法 |
| 3.3.3 熵权法 |
| 3.3.4 变异系数法 |
| 3.3.5 组合赋权法 |
| 3.4 算例分析 |
| 3.4.1 算例一 |
| 3.4.2 算例二 |
| 3.4.3 基于不同赋权方法的综合计算方法比较 |
| 3.5 小结 |
| 4 基于质量工程理论的谐波治理经济损失评估 |
| 4.1 传统经济损失评估方法 |
| 4.1.1 质量工程理论 |
| 4.1.2 质量损失函数 |
| 4.2 谐波治理经济损失评估 |
| 4.2.1 谐波治理经济损失评估函数推导 |
| 4.2.2 谐波治理经济损失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2.3 谐波经济损失方法的步骤设计 |
| 4.3 算例分析 |
| 4.4 小结 |
| 5 谐波电价制定方案 |
| 5.1 传统销售电价制定方案 |
| 5.1.1 单一制电价 |
| 5.1.2 两部制电价 |
| 5.2 谐波影响下的传统计量模式及其合理性分析 |
| 5.2.1 单谐波源存在条件下的计量模式 |
| 5.2.2 多谐波源存在条件下计量模式 |
| 5.3 考虑谐波责任的两部制谐波电价制定方案 |
| 5.3.1 谐波电价制定方案探讨 |
| 5.3.2 谐波电价制定方案步骤设计 |
| 5.3.3 算例验证 |
| 5.4 小结 |
| 6 综合算例 |
| 6.1 综合程序设计 |
| 6.2 综合算例 |
| 6.3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1.6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工业用地 |
| 2.1.2 效率 |
| 2.1.3 环境效率 |
| 2.1.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
| 2.2.2 关于土地利用评价的研究 |
| 2.2.3 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 2.2.4 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 2.2.5 研究述评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3.2 投入产出理论 |
| 2.3.3 区位理论 |
| 2.3.4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3.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分析框架 |
| 2.4.1 理论分析 |
| 2.4.2 实证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1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1.1 静态效率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1.2 动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区概况 |
| 3.2.2 数据来源 |
| 3.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3.3 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3.1 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
| 3.4 基于GML指数的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4.1 总体分析 |
| 3.4.2 差异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 收敛性理论及其方法类别 |
| 4.1.1 收敛性理论 |
| 4.1.2 收敛性分析方法类别 |
| 4.2 绝对收敛性检验 |
| 4.2.1 σ收敛检验及结果 |
| 4.2.2 绝对β收敛检验及结果 |
| 4.3 条件收敛性检验 |
| 4.3.1 条件收敛检验方法 |
| 4.3.2 条件收敛检验结果 |
| 4.4 PS收敛检验 |
| 4.4.1 PS收敛检验方法 |
| 4.4.2 PS收敛检验结果 |
| 4.5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1 空间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 5.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2.1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选择 |
| 5.3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1 空间分布特征 |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
| 5.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6.2 空间计量模型和方法 |
| 6.2.1 空间面板模型概述 |
| 6.2.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 |
| 6.2.3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及模型选择 |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选取及处理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4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1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
| 6.4.2 全国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 6.4.3 区域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 |
| 2.1.2 环境规制的强度测度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
| 2.1.4 关于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 |
| 2.2 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 |
| 2.2.1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 2.2.2 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与测度 |
| 2.3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与现状分析 |
| 3.2.1 测度结果 |
| 3.2.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2.3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化 |
| 3.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3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理论分析 |
| 5.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3.1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
| 5.4.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6.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 6.3.4 稳健性分析 |
| 6.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与讨论 |
| 6.5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基于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7.3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环境规制基于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 6.5 本章小节 |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 7.5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及空间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 2.1.1 城市群概念及发展 |
| 2.1.2 节能减排效率 |
| 2.2 理论基础及进展 |
| 2.2.1 能源-经济-环境(3E)理论 |
| 2.2.2 绿色发展理论 |
| 2.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节能减排效率测算 |
| 2.3.2 节能减排效率评价 |
| 2.3.3 节能减排效率影响因素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测算及特征分析 |
| 3.1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测算 |
| 3.1.1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 |
| 3.1.2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
| 3.2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
| 3.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3.3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特征分析 |
| 3.3.1 两种情形下节能减排效率对比分析 |
| 3.3.2 节能减排效率总体特征分析 |
| 3.3.3 节能减排效率发展阶段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及潜力分析 |
| 4.1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
| 4.1.1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 |
| 4.1.2 节能减排潜力测算模型 |
| 4.2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分析 |
| 4.2.1 两种模型下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对比 |
| 4.2.2 节能减排效率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
| 4.3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潜力及实施路径分析 |
| 4.3.1 节能潜力与减排潜力分析 |
| 4.3.2 节能减排实施路径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空间效应及治理分析 |
| 5.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5.1.1 空间权重矩阵 |
| 5.1.2 全局莫兰指数 |
| 5.1.3 局部莫兰指数 |
| 5.2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
| 5.2.1 节能减排效率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2.2 节能减排效率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3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空间治理分析 |
| 5.3.1 节能减排效率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
| 5.3.2 节能减排空间治理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
| 6.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1.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构建 |
| 6.1.2 模型估计与检验 |
| 6.2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2.1 影响因素选择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3 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影响因素效应及对策建议 |
| 6.3.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选择检验 |
| 6.3.2 节能减排效率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3.3 节能减排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4 节能减排效率提升对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 2.1.3 技术创新 |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波特假说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进一步分析 |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介绍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 6.2.5 异质性分析 |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论文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技术路线 |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 1.4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环境会计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
| 2.1.1 管制经济学理论 |
| 2.1.2 环境会计目标相关理论 |
| 2.1.3 物质不灭理论 |
| 2.1.4 劳动价值理论 |
| 2.1.5 效用价值理论 |
| 2.1.6 能值理论 |
| 2.2 环境会计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会计目标 |
| 2.2.2 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
| 2.2.3 环境会计要素内容 |
| 2.2.4 环境会计要素计量方法 |
| 2.2.5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
| 2.2.6 环境绩效评价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制度背景 |
| 3.1 环境管制制度背景与环境管制信息需求现状 |
| 3.1.1 环境管制制度背景 |
| 3.1.2 环境管制信息需求分析 |
| 3.2 环境会计制度背景与环境会计信息供给现状 |
| 3.2.1 环境会计制度背景 |
| 3.2.2 环境会计信息供给现状—实例分析 |
| 3.3 环境管制目标下环境信息供需不适应性分析 |
| 3.3.1 环境会计要素与环境管制信息需求不适应 |
| 3.3.2 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管制信息需求不适应 |
| 3.3.3 环境绩效评价与环境管制信息需求不适应 |
| 3.4 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的投入产出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投入产出的多维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1 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的投入产出逻辑分析 |
| 4.2 立足环境管制的环境会计目标构思 |
| 4.2.1 环境会计总体目标 |
| 4.2.2 环境会计具体目标 |
| 4.3 基于投入产出的实物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3.1 实物维度环境会计要素的信息质量特征 |
| 4.3.2 实物维度要素设计基本假设 |
| 4.3.3 实物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4 基于投入产出的价值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5 基于投入产出的综合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5.1 综合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基本假设 |
| 4.5.2 综合维度环境会计要素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投入产出的多维环境会计要素计量方法 |
| 5.1 基于投入产出的多维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
| 5.2 基于投入产出的实物维度要素计量方法 |
| 5.2.1 实物维度要素内容 |
| 5.2.2 基于实物盘存制的消耗要素计量方法 |
| 5.2.3 基于投入产出守恒的负产出要素计量方法 |
| 5.3 基于投入产出的价值维度要素计量方法 |
| 5.3.1 投入要素赋值方法 |
| 5.3.2 消耗要素价值计量方法 |
| 5.3.3 产出要素的值计量方法 |
| 5.3.4 权益要素价值计量方法 |
| 5.4 基于投入产出的综合维度要素计量方法 |
| 5.4.1 能值理论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
| 5.4.2 综合维度要素计量方法 |
| 5.5 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应用案例 |
| 5.5.1 案例背景 |
| 5.5.2 实物维度要素计量方法应用 |
| 5.5.3 价值维度要素计量方法应用 |
| 5.5.4 综合维度要素计量方法应用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设计 |
| 6.1 环境管制强度与物质流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研究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3 变量设计 |
| 6.1.4 实证模型设置 |
| 6.1.5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
| 6.1.6 稳健性检验 |
| 6.1.7 结论与启示 |
| 6.2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设计 |
| 6.3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设计 |
| 6.3.1 准入模式与投入产出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设计 |
| 6.3.2 运行管控模式与投入产出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设计 |
| 6.3.3 管制退出模式与投入产出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设计 |
| 6.4 基于运行管控模式的燃煤电厂环境信息披露案例应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评价政策建议 |
| 7.1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准入评价政策建议 |
| 7.1.1 环境准入评价思路 |
| 7.1.2 环境准入评价指标体系 |
| 7.2 基于投入产出的运行管控评价政策建议 |
| 7.2.1 运行管控评价设计思路 |
| 7.2.2 运行管控评价指标体系 |
| 7.2.3 运行管控评价政策应用案例 |
| 7.3 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退出评价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计量误差的综合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2]不平衡供电系统电能计量方法及其在电气化铁路中的应用[D]. 脱长军. 兰州交通大学, 2021(02)
- [3]考虑谐波责任的两部制谐波电价制定方案[D]. 王耀敏. 兰州交通大学, 2021(02)
- [4]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5]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蒋海舲.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泽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7]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8]中国三大城市群节能减排效率及空间治理研究[D]. 郭姣. 天津理工大学, 2021(08)
- [9]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D]. 宋沂邈.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