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教育与人的互动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冯加付[1]（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李盈萱,方毅[2]（2021）在《教育财政策略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立足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研究对2004—2018年中国19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展开了空间计量分析,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教育财政之间策略互动关系的存在性,并考察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内在动机与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理邻近与人口邻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之间存在显着的互补性策略互动关系;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不仅受到地方经济特征与财政特征的显着影响,还受到制度惯性与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共同激励;面对中央教育领域的预算调控,东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存在异质性反馈机制,其中东部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反馈更灵敏。因此,中央的教育发展规划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策略互动行为,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计划反馈机制的异质性,从而均衡区域间教育资源的配置,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赵梅兰[3]（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阿娜尔[4]（2021）在《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文中认为教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获得专业发展。它既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需求的体现。首先,多元文化互动不是单一文化之间的互动,而是文化混搭互动。文化混搭是文化存在的常态形式。其次,教师是文化混搭的结果和体现,教师专业发展即通过文化整合能动回应文化混搭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在即时专业情境下,文化混搭环境与个体认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就是文化整合机制,文化整合水平代表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对此,研究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教师为质化的个案研究样本,从教师职业文化视角,在宏观的文化混搭现实和微观的互动文化情境的动态关系中探究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具体描述和呈现了文化整合过程中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和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立足于职业群体的专业情境,从文化混搭环境和个体认知的互动关系中,以文化构成要素为内在分析线索,以我国多元一体文化为外部分析框架,以专业信念、专业能力、专业互动为分析内容,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对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研究。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是在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中,是宏观社会关系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自组织过程。研究结论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在社会文化层面是由社会文化结构和关系决定的即时专业情境下的文化互动;在职业群体层面是由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而达成的意义整合;在认知因素层面是由价值一体化发展和规范认同而达成的职业认同。研究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在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框架内,从宏观社会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的关系中全景性理解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整体图景、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二是在全球视野下,在国家间和国家嵌套内的文化合作和依存关系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弹性理解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框架,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有效性政策制定和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研究通过集合个案的质化研究,以文化会聚主义为研究理念,以文化动态建构的解释性建构为研究取向,以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分析为具体研究方法,以共时描述——解释分析——理解建构为表现形式,以文化整合为研究视角,分别从文化的价值、规范和符号维度展开了对教师专业信念、专业能力和专业互动的调查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信念领域中的价值认同是文化动力机制,多元一体文化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价值的双元生成与一体化发展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能力领域中的规范互动是文化支持机制,多元文化规范互动和价值一体化发展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规范认同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互动领域中的意义共享是文化协同机制,即时专业情境下的互动需求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职业认同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最后总结性呈现了文化整合取向的教师专业素的同时,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上理解性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成向东[5]（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许丹东[6]（2020）在《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文中提出大学生的“学习参与”（engagement）状况是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计划的施行,如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2018年6月21日,全国150所高校在四川成都联合发出“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明确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学习参与水平成为目前国内本科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需要以深刻认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特点为前提。已有诸多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相比于西方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在“认真自律”上做得较好,在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上明显较弱。前者往往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后者往往被认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印记。从已有研究来看,研究者虽然认识到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但对于其中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另外,相关研究也主要倾向于静态地、概观地（nomothetic）说明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影响,而没有从动态的、具体的（idiographic）视角认识文化的影响作用,所以使人们难以理解在现代环境中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与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联系的。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探究文化因素对当前大学生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加深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认知,为寻找提升我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有效举措提供有益启示。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众多,本研究采用最广义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能反映其独特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的涵义。那么“中国文化”即是指能够集中反映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与“传统文化”可以互换通用。由于文化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多维的概念,所以开展与文化有关的量化实证研究往往会聚焦于能够体现文化内涵并且易于操作化的测量变量,例如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面子”（face）。从已有研究来看,“面子”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对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所谓面子,指的是个体根据他人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这一概念已在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被大量探讨并发展到测量评价阶段。尽管“面子”一词不是文化内涵的直接表述,但它是体现人们价值观的一种行为符号。已有研究通常将其细分为“自己的面子”、“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三个维度。相关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社会,顾虑“自己的面子”反映出重视他人评价的文化取向,维护“他人的面子”反映出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争取“团体的面子”反映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这些研究使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开展关于面子的实证研究获得坚实的基础条件。在教育界,虽然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指出面子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但目前还缺少有关面子与大学生学习参与关系的实证探索。而且,对于成长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环境下的中国大学生而言,面子对其学习行为究竟还具有怎样的影响需要新数据进行探讨。为此,本研究将以“面子倾向”为文化透镜,通过探索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来考察中国文化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所谓面子倾向,指的是个体由于考虑他人评价而试图建立起某种公众形象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研究步骤如下:第一步,结合前人研究和深度访谈开发出“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其中的“面子倾向量表”共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能力面子顾虑、品德面子顾虑、成绩面子顾虑、他人面子维护和团体面子争取。“能力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在他人面前显得个人能力不足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品德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被他人发现学习不认真、不遵守学习规范等不好的学习品德而感到丢面子的倾向;“成绩面子顾虑”指大学生因未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在他人面前感到丢面子的倾向;“他人面子维护”指大学生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注重维护对方面子的倾向;“团体面子争取”指大学生积极维护团体形象、努力使团体受到他人夸赞的倾向。其中前三个维度属于“自己的面子”,后两个维度分别属于“他人的面子”和“团体的面子”。第二步,进行试测,对“面子倾向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第三步,进行抽样,并开展正式调查,收集定量研究数据。第四步,分析数据,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对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进行访谈,以形成对量化结果的进一步解释。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江苏省1所研究型大学和2所普通本科院校,共获得1040份有效问卷和42份质性访谈数据。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内容分析等。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大学生较为注重团体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较少顾虑自己的面子。在满分5分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均值约为4.0分,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均值约为3.9分,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和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均值在3.0～3.5分之间。对于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面子倾向总体上对学习参与的影响作用不大（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31～0.187之间）,没有超过学习动机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在0.140～0.293之间）。（2）不同类型的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同。第一,大学生对自己面子的关注更多地促进了认真自律行为,而不是互动式的学习参与行为（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深层次的主动探究行为。而且,能力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主动探究行为都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96、-0.131和-0.072;不过,品德面子顾虑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和认真自律行为都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系数分别为0.077、0.110和0.187;成绩面子顾虑倾向对所有学习参与行为都没有显着预测作用。第二,大学生对他人面子的关注几乎不影响其学习参与行为。从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他人面子维护倾向只对师生互动行为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并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84;而对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行为的预测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结合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在处理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成熟度,他们可以通过私下场合交流、委婉表达等多种策略在保持和谐关系的情况下完成对学术问题的讨论。第三,大学生对团体面子的关注能够促进他们各方面的学习参与,不过影响作用同样不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团体面子争取倾向对师生互动、同伴互动、主动探究和认真自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9、0.132、0.150和0.067。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取得高学业成就（批判性思维水平高、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积极争取团体面子的倾向能够显着预测其认真自律行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79）,但对互动式、深层次的学习参与行为没有显着预测作用。（3）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受到内部动机和环境感知的调节。内部动机是指大学生因为对学习内容本身的兴趣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学习动机,与功利性的外部动机不同;环境感知是指大学生对院校学习环境的感知状况。具体来说,大学生的内部动机水平越高、或者感知到学习环境越有利于发挥个体自主性,那么无论自己的面子还是他人的面子对其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都越弱,而团体的面子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则越强。访谈发现,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求真的学习情境”进行理解。当大学生处于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重的学习情境时,他们会专注于问题探讨和知识学习本身,而不是某个人的面子。由于较高的内部动机、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外部环境都有助于大学生进入求真的学习情境,所以使他们一方面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面子而放弃个人意见表达,另一方面会为了实现团体的目标而积极投入学习。访谈结果还显示,求真的学习情境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构建和维护的,其中教师的引导作用较为关键。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传统意义上的面子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并不像已有研究描述的那样明显,这可能反映出今天的大学生更加自主和独立。结合大量关于“00后”群体价值观的研究,可以说本研究的结果反映出集体主义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性与变迁性:成长在现代环境中的大学生既具有以集体利益为重以及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取向,同时也越来越看重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等这些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分。传统文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能够促使它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相融合,从而有利于中国大学生互动式、深层次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另外需要指出,面子对当今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不代表整个文化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减小或者消失,而是说明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已被新一代的青年群体重新诠释。其重要启示是,未来的相关研究要能从动态的视角认识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地说明某种文化要素是否存在影响的层面。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研究结论。第一,“面子”对今天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正在式微。第二,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行为相比于西方学生更容易受到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发展追求真理的内部动机以及创设有利于大学生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可以减弱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第三,合作学习方式对于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水平的提升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意义,它能够借助于大学生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文化取向促进其学习参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提升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质量的如下建议。第一,院校为提升大学生学习参与所进行的实践改革需要把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创设有利于个体自主性发挥的学习环境作为核心目标,并重视发挥大学教师在其中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展现出热爱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乐于接受而不是回避来自学生的新观点的挑战,以减弱大学生对面子的关注。第二,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大学生合作学习以利用中国学生较高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倾向来促进其学习参与,但针对具有不同学业成就的学生群体在合作学习的内容和性质上应有所差别。尤其是对于研究型大学那些具有高学业成就的大学生来说,应注重促使他们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学习活动,而不是同其他学生一样参与同样的合作学习活动。最后,在研究的局限性上,本研究为了更好地同已有研究对话选择了院校层次的学习情境而不是更加具体的课堂情境展开探索,但由于面子具有情境性的特征,所以它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很可能存在差别。另外,本研究对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大学生群体其面子倾向差异也没有充分揭示。不过本文认为,由于“面子”对中国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日渐式微,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于其它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特征的概念来探讨它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关系,例如利他、自谦、好学心等。尽管在不同的学习情境、或者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群体来探明“面子”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作用仍有一定价值,但或许它已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刘凤文竹[7]（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刘坤[8]（2020）在《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文中研究表明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国际工程教育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不断迭代创新,新工科成为在内涵意义上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最前沿和新方向。系统深入推进新工科教育,是一项需要协同历史与当代、国际与国内、教育内外部等诸般关系的复杂治理课题。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着眼于推进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立足于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现状和关键问题,将现代治理理论引入新工科教育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行政）理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等,综合运用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立体式对全球范围内的工程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深刻剖析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对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逐一进行分析,提出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划分的基本维度与标准。基于质性研究的新工科教育治理宏中观理论建构、量化研究的新工科教育治理案例考察分析,构建了未来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基本框架。主要工作内容和结论如下:1.建构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框架,揭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基于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地建构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混合动力模型,提出价值结构、治理主体、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等共同推动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基本框架是结构层面的边界安排,体系是其在功能上的集合和体现,二者最终通过治理模式发挥治理效能。2.明晰了新工科教育的“名实之辩”,提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及其理论模型。提出新工科教育是工程教育的“新范式”,其内涵、内容比名字和时间更重要,解答理论困惑。明确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是一个意义系统,是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元问题,其价值内核是“与未来合作”。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内部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与外部的互动关系。3.划定了“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行动框架,构建了各主体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关系互动模式。为破解新工科教育治理的实践难题,明确了包括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社会力量（企业）等在内的新工科教育治理主体体系构成,明确了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工科教育治理各主体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关系互动模式。4.提出了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划分的基本维度标准,明确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独特的治理特征和国际地位。以全球内涵意义上实质等效的“新工科运动”为背景,提出价值理念、培养模式、治理机制和治理效能等划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四维度标准。基于此,系统界定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将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界定为世界新工科教育治理四大体系之一。5.提取了新工科教育“教”与“学”两侧的关键治理要素,构建了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府主导—科教自主—产业驱动”模式。建构了信息增益IG、对称不确定性SU、信息增益比GR、卡方独立性检验、线性支持向量机SVM特征选择系列模型,提取到以家国情怀为引领的新工科师资能力框架要素和以道德伦理立基的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素养框架要素,构建了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府主导—科教自主—产业驱动”模式并呈现为“三五四二”框架。以上研究,从理论上明晰了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为未来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建构提供了基本向度和理论框架;从实践上为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找到了基本支撑点和实施路径。
王子鹤[9]（2020）在《英国殖民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实施与调整（1914-1935年）》文中认为英国在殖民尼日利亚时期实施的是间接统治制度。该制度形成于北尼日利亚,并在1914年之后被推广至尼日利亚全境。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由于殖民者忽视了当地的特殊状况以及殖民官员间的分歧,制度的实施陷入了困境。而且,随着制度的实施,当地民众也逐渐感到不满并发起反抗运动。其中1929年的阿巴妇女抗税运动让英国殖民当局意识到殖民制度的失败,并不得不开始反思。通过调查,殖民政府认为之前的失败是因为忽视了东南部的社会状况,没有建立起符合当地情况的殖民制度。从1931到1935年,以殖民总督唐纳德·卡梅伦为代表的殖民当局开始了对殖民制度的调整。本篇论文的研究主题是1914年至1935年英国殖民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实施与调整。围绕这一主题,本文主要对三个关键问题展开考察、分析与探讨:一是英国殖民制度为何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实施受阻,以及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二是在尼日利亚东南部,英国殖民者与殖民地民众之间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三是如何评价殖民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实施、调整的过程及效果。在本文的研究论证中,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案例考察和分析归纳三种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注重对相关历史档案文献的搜集、梳理和运用。在篇章结构方面,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包括正文四章。第一章叙述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基本概况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初步建立过程。第二章在介绍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制度构架的基础上,重点阐析1914年至1929年该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具体实施及其所遭遇的困境。第三章以1929年阿巴妇女抗税运动为实证案例,着力考察当地民众对于殖民统治的态度和反应,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关系。第四章探究抗税运动之后殖民当局的反思、制度调整及效应,并包含发挥关键作用的殖民总督唐纳德·卡梅伦的人物考察。通过上述研究探讨,本文认为无论在实施还是调整进程中,英国殖民制度先后陷入了失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是由殖民官员的政策差异、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特殊状况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关系三方面因素合力造就的历史产物。
李成[10]（2020）在《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日益凸显。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对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就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呈现出不同文化形态相互交织的生态境遇。多元文化并存固然有助于提升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态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所提供的“场域”中进行活动,文化生态发生转换必然会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文化生态的概念等基本理论入手,以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最终研究落脚点回归到新时代文化生态优化的应然期许。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生态在进入中国以来先后发生两次重大的语境转换和语义迁移,进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本研究对文化生态的概念理解主要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即将文化生态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人工系统,文化生态在内容上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认知,具有要素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层次性以及系统的开放性等显着特征。在实践中,文化生态既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发挥程度,还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在文化生态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也对文化生态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生态是否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之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本研究主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生态是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生态系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性存在,那么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在具体的展开中,主要从文化属性、文化使命、文化能力、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形象五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做一种文化的认识。解决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理论假设之后,本研究主要从内容、中介以及过程三个方面来详细阐发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笔者主要从知识、思想、精神以及信仰四个层面予以展开,其中知识是教育人的内容资源,思想是引导人的内容资源,精神是鼓舞人的内容资源,信仰是铸就人的内容资源;在论述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时,突出强调对作为环境中介的社会心理、作为沟通中介的语言符号以及作为生活中介的日常生活等三个中介要素的影响;在分析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中,主要侧重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过程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机系统,理想状态下的文化生态应该是内部的结构平衡与外部的关系和谐。就内部结构而言,要实现主导文化与非主导文化、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外部关系上,要保持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相关外部因素的和谐统一。对文化生态的优化和建设,从根本上讲应该从人类实践活动入手,但是本研究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考量新时代文化生态建设的相关问题,因此在具体建设内容上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批判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等内容。就当前中国文化生态存在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出现身份迷失;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性倾向突出;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有待加强。因此在实践中,新时代文化生态的建设和优化,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以文化价值认同为重要目的。
二、试论教育与人的互动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教育与人的互动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教育财政策略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三、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一）空间计量模型 |
| （二）空间权重矩阵 |
| 四、变量及其空间特征 |
| （一）样本与变量界定 |
| （二）地方教育投入的空间特征 |
| 五、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六、进一步分析 |
|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
（3）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
| 第一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 |
| 一、多民族的融合 |
| 二、宗教的多元化 |
| 三、国家治理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蒙古国政权与萨满教的关系 |
| 一、“汗权天授”的天命论 |
| 二、“神权汗授”的改革 |
| 三、萨满教与政权的矛盾 |
| 第三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政策传承 |
| 一、政策的制定 |
| 二、政策的目的 |
| 三、政策的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 |
| 二、成吉思汗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阔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 二、窝阔台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贵由汗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 |
| 二、贵由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蒙哥汗时期的佛道大辩论 |
| 二、蒙哥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帝师制度 |
| 一、帝师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历任帝师 |
| 三、帝师的地位和职责 |
| 第二节 宗教管理机构 |
| 一、宣政院 |
| 二、集贤院 |
| 三、崇福司 |
| 四、哈的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
| 第一节 《十善福经白史》其书 |
| 一、《白史》版本研究 |
| 二、《白史》核心内容 |
| 三、《白史》成书年代之争 |
| 四、《白史》与忽必烈汗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教并行”制度 |
| 一、“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 |
| 二、“政教并行”制度的理论结构 |
| 三、“政教并行”制度的实质 |
| 第三节、教权系统与政权系统 |
| 一、等级与职责 |
| 二、可汗的职责 |
| 三、赏罚的法规 |
| 小结 |
| 结语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
| 一、多层路径 |
| (一) 国家政权治理路径 |
| (二) 宗教组织治理路径 |
| 二、历史作用 |
| (一) 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 |
| (二) 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 (三) 过度尊崇佛教带来历史教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文化混搭的普遍现实 |
|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 |
| (三)多元文化教师的必然选择 |
| 二、文献述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文献简评 |
| 三、研究问题、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价值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借鉴与框架建构 |
| 一、多元文化互动理念的选择 |
| (一)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反思 |
| (二)文化会聚主义及其契合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借鉴 |
| (一)自组织理论:宏观理论视角 |
| (二)多元文化理论:文化整合视角 |
| (三)符号学与符号互动论:微观理论视角 |
| 三、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框架建构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分析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质化的个案研究 |
| 一、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质化研究 |
| (一)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集合个案 |
| (二)解释性建构的研究取向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设计 |
| (一)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二)调查工具的选择与设计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一、专业信念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关于专业自我的信念 |
| (二)关于学生发展的信念 |
| (三)关于教育教学的信念 |
| 二、群体社会化进程中的价值认同 |
| (一)群体社会化视角下的教师速写 |
| (二)群体社会化对双文化价值认同的影响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一)价值认同: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二)多元一体文化: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价值的双元与一体: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一、专业能力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双文化角色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二)双文化知识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三)双文化技能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二、群体继续社会化进程中的规范认同 |
| (一)双文化经历是规范认同的基本途径 |
| (二)语言文字是规范认同的主要媒介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一)规范互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二)多元一体化: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规范认同: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一、专业互动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校内教研 |
| (二)课程实施 |
| (三)校外培训与交流 |
| 二、群体再社会化进程中的职业认同 |
| (一)共享的社会文化经验是基础 |
| (二)共享的职业互动规范是推力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一)意义共享: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二)即时专业情境: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职业认同: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一、文化整合取向下的教师专业素养 |
| (一)文化整合:专业信念的确定性 |
| (二)文化整合:专业能力的胜任性 |
| (三)文化整合:专业互动中的建构性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 |
| (一)社会文化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二)职业群体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三)认知因素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参与理论 |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研究的历史发展 |
| 二、关于大学生学习参与的不同理论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及成因 |
| 一、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特点 |
| 二、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的成因探索 |
| 三、面子——影响大学生学习参与行为的一个文化因素 |
| 第三节 面子的概念、文化意蕴与测量 |
| 一、面子的概念 |
|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 |
| 三、面子的分类与测量 |
| 第四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研究框架构建 |
| 一、大学生发展模型和面子作用机制模型 |
| 二、研究框架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样本情况 |
| 二、研究工具 |
| 第三节 调查伦理和社会称许性处理 |
| 一、调查伦理 |
| 二、社会称许性处理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现状 |
| 一、面子倾向等变量的描述统计 |
| 二、不同背景学生群体的差异性检验 |
| 三、学生个体背景特征对面子倾向等变量的回归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 一、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相关性 |
| 二、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回归分析 |
| 三、面子倾向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
| 四、团体的面子对个体的面子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五、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访谈分析结果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强弱的因素 |
| 一、学习动机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二、环境感知对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调节效应 |
| 三、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因素的访谈分析结果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一、不同年级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二、不同学业成就大学生的面子倾向及其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讨论 |
| 第一节 大学生学习行为中面子倾向的现状 |
| 一、面子倾向现状及其群体差异 |
| 二、面子倾向现状折射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 |
| 第二节 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的关系 |
| 一、面子倾向对学习参与的预测作用 |
| 二、影响面子倾向与学习参与关系的因素 |
| 第三节 基于社会文化观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参与特点再认识 |
| 一、大学生学习参与的社会文化观:动态的视角 |
| 二、从“美德导向”走向“美德加心智”的学习模式 |
| 三、求真的学习情境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性与研究启示 |
| 一、研究局限性 |
| 二、启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试测) |
| 附录 B:大学生学习经历调查问卷(正式调查) |
| 附录 C:大学生学习中面子倾向的访谈提纲 |
| 附录 D:面子倾向与学习行为关系的访谈提纲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4.1 学术贡献 |
| 2.4.2 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8）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大变局中的全球工程教育新态势与新挑战 |
| 1.1.2 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阶段与新工科教育发展坐标 |
| 1.1.3 新工科教育治理命题的提出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新工科教育的“名实之辩” |
| 2.1.2 新工科教育概念的再厘定 |
| 2.1.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概念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新公共服务(行政)理论 |
| 2.2.3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
| 2.2.4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新工科教育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3.2 国内新工科教育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3.3 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理论框架建构 |
| 3.1 新工科教育治理理论框架建构的方法与样本 |
| 3.1.1 样本选取 |
| 3.1.2 资料收集 |
| 3.1.3 资料分析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工科教育治理混合动力模型建构 |
| 3.2.1 新工科教育治理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
| 3.2.2 新工科教育治理轴心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
| 3.2.3 新工科教育治理核心类属的确定与混合动力模型建构 |
| 3.2.4 信效度检验 |
| 3.3 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工科教育治理基本框架建构 |
| 3.3.1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 |
| 3.3.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 |
| 3.3.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类型特征 |
| 3.3.4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模式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价值结构 |
| 4.1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概念与内涵 |
| 4.1.1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内涵 |
| 4.1.2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意义 |
| 4.2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要素解析 |
| 4.2.1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
| 4.2.2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
| 4.2.3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
| 4.2.4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 |
| 4.2.5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 |
| 4.3 新工科教育治理价值结构的理论模型与互动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主体体系 |
| 5.1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政策逻辑 |
| 5.1.1 政府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中的主导地位 |
| 5.1.2 政府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2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知识逻辑 |
| 5.2.1 高校在新工科教育治理的中的基本主体地位 |
| 5.2.2 高校的类型层次划分及其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3 新工科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 |
| 5.3.1 社会力量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 |
| 5.3.2 社会力量在新工科教育治理中的角色规范 |
| 5.4 新工科教育治理主体体系的基本构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 |
| 6.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案例分析的整体设计 |
| 6.1.1 研究的基本假设 |
| 6.1.2 实证案例的选取 |
| 6.1.3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结构 |
| 6.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特征选择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2.1 信息增益IG特征选择模型 |
| 6.2.2 对称不确定性SU特征选择模型 |
| 6.2.3 信息增益比GR特征选择模型 |
| 6.2.4 卡方独立性检验特征选择模型 |
| 6.2.5 线性支持向量机SVM特征选择模型 |
| 6.3 问卷实施过程与信效度检验 |
| 6.3.1 问卷调查实施与分析过程 |
| 6.3.2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分析 |
| 6.4 问卷数据分析讨论与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特征选择 |
| 6.4.1 样本数据基本信息分析 |
| 6.4.2 新工科教育治理总体认知情况分析 |
| 6.4.3 新工科教育治理宏观成效分析 |
| 6.4.4 新工科师资能力框架及其治理要素提取 |
| 6.4.5 新工科人才核心能力素养及其治理要素提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情境下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全球坐标与中国情境 |
| 7.1.1 全球新工科教育治理类型特征划分的维度与标准 |
| 7.1.2 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体系的类型特征 |
| 7.1.3 中国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场域情境 |
| 7.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优化的框架性建构 |
| 7.2.1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优化维度 |
| 7.2.2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制度架构 |
| 7.2.3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治理规范 |
| 7.2.4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的差异化梯度式推进 |
| 7.3 新工科教育治理模式中的多重关系调适机制 |
| 7.3.1 构建政府与高校的“互信互律”关系调适机制 |
| 7.3.2 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建共治”关系调适机制 |
| 7.3.3 构建高校与社会的“互通双赢”关系调适机制 |
| 7.4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与路径选择 |
| 7.4.1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功能定位 |
| 7.4.2 新工科教育治理共同体的行动框架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附录 |
| 致谢 |
（9）英国殖民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实施与调整（1914-193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考虑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论文结构及特色 |
| 第一章 英国殖民统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确立 |
| 一、殖民入侵前的尼日利亚东南部 |
| 1、政治结构 |
| 2、经济生活 |
| 3、自然及习俗概况 |
| 二、英国的入侵占领和初期的殖民统治 |
| 1、英国的入侵占领 |
| 2、英国确立宗主权 |
| 3、委任酋长制的形成 |
| 第二章 殖民制度的实施与困境 |
| 一、北尼日利亚殖民制度的构架 |
| 1、间接统治制度的形成 |
| 2、对间接统治制度的补充 |
| 3、间接统治制度的理论化 |
| 二、殖民制度的实施(1914—1929年) |
| 1、卢加德时期(1914—1919年) |
| 2、克利福德时期(1919—1925年) |
| 3、汤姆森时期(1925—1929年) |
| 三、殖民制度实施的困境 |
| 1、殖民官员的政策分歧 |
| 2、东南部的地区差异 |
| 3、委任酋长和法院职员的不受欢迎 |
| 第三章 当地民众对殖民统治的抵抗 |
| 一、当地民众的态度与反抗 |
| 二、案例考察:1929年阿巴妇女抗税运动 |
| 1、妇女抗税运动的始末 |
| 2、妇女抗税运动的爆发原因 |
| 3、殖民者与当地人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殖民当局的反应与制度的调整 |
| 一、殖民当局的反应 |
| 1、殖民政府的调查与反思 |
| 2、非洲问题专家的研究 |
| 二、殖民制度的调整(1930—1935年) |
| 1、土着政权体系的调整 |
| 2、土着法院体系的调整 |
| 3、制度调整的关键人物:唐纳德·卡梅伦 |
| 三、制度调整的效果 |
| 1、地区分裂性的加剧 |
| 2、基层土着机构的失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辨析 |
| 一、文化生态、文化系统、文化生态系统 |
| 二、文化生态、文化环境、文化生态环境 |
| 三、文化生态与文化形态 |
| 四、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难点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生态的基础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的内容结构 |
| 一、宏观结构:人与自然的关系 |
| 二、中观结构:人与社会的关系 |
| 三、微观结构:人与人、自我的关系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的特征阐释 |
| 一、要素的多样性 |
| 二、关系的复杂性 |
| 三、结构的层次性 |
| 四、系统的开放性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的价值指向 |
| 一、文化生态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 |
| 二、文化生态彰显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
| 三、文化生态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 |
| 第四节 文化生态的影响因素 |
| 一、经济基础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二、政治制度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三、意识形态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四、历史传统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作用 |
| 第二章 文化生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文化属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文化属性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属性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文化属性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文化属性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使命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使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能力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能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播能力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解释能力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批判能力 |
|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创新能力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一、文化精神与精神文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形象 |
| 一、形象概念、形象特征以及文化形象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生成脉络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形象的建构目标 |
| 第三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 |
| 第一节 知识—教育人的内容资源 |
| 一、知识的一般性考察 |
| 二、作为文化生态“产品”的知识 |
| 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 |
| 四、两种类型知识的双向互动 |
| 第二节 思想—引导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思想的两种理解方式 |
| 二、思维方式与思想成果 |
| 三、“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第三节 精神—鼓舞人的内容资源 |
| 一、民族精神 |
| 二、时代精神 |
| 三、人文精神 |
| 四、科学精神 |
| 第四节 信仰—铸就人的内容资源 |
| 一、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
| 二、信仰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
| 三、信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张力 |
| 第四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 |
| 第一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介的影响 |
| 一、社会心理的概念特征 |
| 二、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 |
| 三、社会心理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中介的影响 |
| 一、语言:人的存在形态 |
| 二、语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三种形态 |
| 四、从语言到话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环节 |
| 第三节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中介的影响 |
| 一、日常生活:文化、思想与人的互动场域 |
| 二、日常思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起点 |
| 三、思维飞跃:从日常思维到非日常思维 |
| 第五章 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
| 一、先在结构的抽象理解及其具体来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先在结构的内容 |
| 三、先在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
| 二、文化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影响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运作机理 |
| 第三节 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运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内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外化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化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外化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实然探索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目标追求 |
| 一、外部之间的关系和谐 |
| 二、内部之间的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内容指向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
|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坚持文化自觉、践行文化自信 |
| 四、批判和引领多元的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 |
| 一、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身份迷失 |
| 二、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倾向突出 |
| 三、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降低 |
| 四、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下降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文化生态的路径依托 |
|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 |
| 二、以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价值导向 |
| 三、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 |
| 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认同为目的 |
| 结束语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智慧指向 |
| 参考文献 |
| 学习经历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试论教育与人的互动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教育财政策略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J]. 李盈萱,方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06)
- [3]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4]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D]. 齐阿娜尔.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6]大学生学习中的面子倾向及其对学习参与的影响机制[D]. 许丹东. 南京大学, 2020(12)
- [7]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8]新工科教育治理：框架、体系与模式[D]. 刘坤. 天津大学, 2020(01)
- [9]英国殖民制度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实施与调整（1914-1935年）[D]. 王子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10]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D]. 李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