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中共三代领导人澳门回归祖国构想的理论轨迹

一、蓦然回首——中共三代领导人构想澳门回归祖国的理论轨迹（论文文献综述）

邴波^[1]（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韩东云^[2]（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沈敏路^[3]（2020）在《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澳门在历史发展中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而形成独特的社团社会,社团社会首先发育出与众不同的―拟政府化‖功能,与澳门政府形成独特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对澳门社会的公共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特定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区域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但在澳门却并非如此,澳门二元合作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葡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变化密不可分,澳门独特的中葡社群结构与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传统,导致澳门社团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以合作主义为导向,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强弱消长模式。澳门回归后,随着开放博彩业专营权政策的实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各类矛盾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不少新型社团相继涌现、兴起,很多社团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继续发挥社会服务、管理等―拟政府化‖功能外,社团参与咨询和代议制选举的―拟政党化‖功能得到发展和强化。截止于2018年3月,在澳门特区合法注册的社团共有8,576个。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公共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而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近几年来更出现了一系列具规模的社会运动,而参与其中的社团数量和个人与日俱增。这说明原有的社团体制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而《澳门基本法》确定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为澳门政治发展与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那么,为更好地发掘澳门民间社团资源的治理价值与利用社会法团主义体制的协调功能来推动澳门步入善治,急需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以社团组织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第三部门理论、法团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博弈理论等理论为支撑,学习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和案例,从本澳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框架、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探讨澳门社团社会在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更下发生的变化,同时,通过历史分析、文献研究及访谈等研究方法,更以特别编制的问卷调查,创新、详实地了解澳门这个熟人社会社团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真实状况,深入挖掘澳门社会公共治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剖析澳门社团社会参与澳门社会治理的机理。本研究发现,澳门回归后,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已发展深化至具―拟政府化‖+―拟政党化‖特性,对澳门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进而,为未来优化澳门社团社会与澳门政府形成的二元合作治理体系、实现澳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1）澳门社会的发展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社团社会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政府和社团社会共同治理的二元社会治理体系。而且,社团社会的功能已经从回归前单一的―拟政府化‖格局发展到回归后的―拟政府化‖和―拟政党化‖并重的格局。（2）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少,澳门社团碎片化、服务功能弱化和代表功能变异等问题日趋显现,澳门社团社会的发展处于交叉口,亟需选择发展方位。（3）以社会合作主义为基质的澳门公民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之中。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不同利益团体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私利而进行游说或公开施加压力,企图影响政府实行某些会带给他们利益、但并非有利于公众利益的错误政策。（4）推动澳门的公民社会建设非常重要,政府应积极作为,加强社团内部民主的建设,提升民间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力求以合作主义为导向,达至民间社团与政府的管治之间的平衡,力求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现代社会善治模式。

朱尉^[4]（2018）在《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优良传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节点对青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思想新论断,从而构成了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它深刻回答了党对青年本质及特点的科学认识,对青年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的全面认识;回答了中国青年运动如何开展以及青年发展的方向;回答了青年工作为谁培养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以及如何培养青年等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回答了青年工作的体制机制、具体措施等宏观微观性问题。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青年群体的主体利益及发展的理论关照,为当代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南。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青年工作的一般理论出发,分析青年观及青年思想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全面总结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内容,解析其内部的基本逻辑和结构特征,从总体上系统把握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内容体系。在分析的过程中强调整体观,即在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上强调整体逻辑;在青年观的思想内涵、哲学基础、认识论、方法论的联系与比较中强调宏观整体的一致;在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强调成长经历、文化积淀、实践经验与自身思考的整体连通。具体而言,从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根本传承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整体推进的双重维度审视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贡献;从观念与方法论的双重维度揭示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维度挖掘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文化积淀;从自身成长与执政实践的双重维度呈现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实践特征。最后总结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品格与实践价值,并从学理上建构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理论空间。通过对青年概念的历史梳理及不同学科视野对青年概念的解读,发现不同学科解读的视角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单一向度无法解释青年工作的全部问题,从而明确必须以多学科协同的理念构建青年工作的理论范畴、基本规律和思维逻辑。第一章先后对青年、青年思想、青年观、青年工作等概念进行内涵界定,提出青年工作的理论框架,为后文进行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内容分析奠定基础。同时明确了本文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第二章在构建青年工作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内容体系,分析了目前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存在形态,从逻辑起点、逻辑基础、理论支撑、思想统领、核心要义、本质特征、工作原则、根本方法等范畴解析青年工作思想的内部逻辑,具有了科学性、战略性、系统性、整体性、政治性、规律性等鲜明的理论品格。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本体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的统一、全面发展与首先发展的统一、个体与整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等分析中把握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结构特征。第三章主要论证了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接续传承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整体推进。从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推进中可以看到,不变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内核、把青年发展与国家命运相连的行动逻辑;变的是青年工作越来越突出青年主体性、青年教育越来越强化德育的重要性、青年工作越来越强调系统协同思想、青年发展在国家发展事务中的序列位次越来越高、教育与政治双向互动的关系越来越清晰。第四章主要讨论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文化来源。从知青岁月起,习近平就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一直到当下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都体现在了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中。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青年立德修身的价值准则,找到了青年笃行实践的社会意义,找到了青年知行合一的发展路径,找到了青年理想信念养成的精神动力,找到了青年坚持创新的时代要求。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注重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要求广大青年在世界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做中华文化的传播使者,增强文化自信,传播中华文明。第五章主要从习近平的成长实践中梳理青年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与执政实践为其青年工作思想提供了大量的经验积累与思考资源。从陕北七年的知青岁月到正定宁德的基层实践,从浙江上海的地方主政到进入中央的国家实践,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在实践中生成,在实践中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的中国特色青年理论体系。第六章在总结指导意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践行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主要着力点,以及在实践中推动青年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宋敏^[5]（2018）在《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文中提出儿童戏剧具有提升儿童审美能力、塑造儿童优良品格的功能。中国儿童戏剧近百年的发展史能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1919年至2010年中国儿童戏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纵轴上以1919——2010年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探索对象,力图用新的研究视角,来审视近百年的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本论文由绪论与九个章节组成。绪论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儿童戏剧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述评,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意义与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儿童戏剧定义的内涵及艺术特征。什么是儿童剧?本文的定义为:专门为儿童创作、演出的戏剧艺术。其内涵有三:一是以儿童为对象,也就是儿童为主要观众群体;二是演出内容与演出方式要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三是演出主体可以是儿童,也可以是成人,或者两者共同演出。在上述定位之下,可以将儿童戏剧的涵盖范围扩大到:只要其出发点是为儿童服务,那么一切反映儿童生活并为儿童所接受和欣赏的都可称为儿童戏剧,如戏曲、歌舞剧、童话剧、课本剧等。儿童戏剧具有教育性、趣味性、启发性、游戏性等艺术特征。第二章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戏剧的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儿童观念中,儿童是父母的所属品,是缩小的成人,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1915年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将儿童从父母的从属地位中解救出来,儿童作为独立的人被尊重,确立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的儿童观。在这种儿童观的观照下,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陈伯吹等有识之士开始以“儿童为中心”进行戏剧研究或创作。第三章中国儿童歌舞剧鼻祖——黎锦晖及其创作。黎锦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开创者。其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共计12部,在作品中宣扬爱的教育、美的追求,呈现唯美主义与平民主义两种审美特征,影响广泛。除此之外,黎锦晖对国语运动的推行及演艺人才的培养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第四章战争期间的儿童戏剧。数量众多的儿童剧团是战争时期儿童戏剧创作与传播的主要载体,本时期的儿童戏剧内容主要以宣传民众、鼓动抗战、配合政治任务为主要目的,对发动民众、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此时期多数剧作制作粗糙,思想传达的急迫感压倒了对艺术表达的追求,内容政治化、概念化、标语化、公式化,尽管剧目数量巨大,质量上乘者无几。第五章“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戏剧。此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儿童剧作,作品内容多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重建新生活的理想以及对新生活投入的热情为主,凸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剧作叙事技巧较战争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完善。由于政治标准第一的影响,剧作存在时代烙印明显,人物僵化、题材狭窄等缺陷。老舍的童话剧《青蛙骑手》、《宝船》,刘厚明的《小雁齐飞》、王镇的《枪》是此时期代表作。第六章中国儿童戏剧成熟的标志——任德耀及其创作。任德耀的创作代表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他创作的《马兰花》、《魔鬼面壳》等儿童剧是中国儿童戏剧成熟的标志,影响深远。其剧作内容在展现真善美的同时注重思辨内涵。任德耀的创作风格和审美特质影响了一批后来的儿童剧作者,欧阳逸冰的《闪烁吧,繁星》、《红蜻蜓》及秦培春的《雁奴莎莎》、《白马飞飞》等都是在其影响下而创作的优秀剧作。第七章新时期儿童戏剧的繁荣。新时期的中国儿童戏剧的叙事空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变置状态,在叙事内容上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传统与变革、城市与乡村、伟大与平凡等多重“二元”化格局。教师与学生的对立促成新教师形象的诞生;传统与变革的对立折射出新的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呈现出剧作家对乡村儿童的关注,折射出这时期的“以全体儿童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关怀。伟大与平凡的对立促成了“伟人”题材的平视视角,开创了以儿童戏剧的样式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道路。第八章港澳台儿童戏剧发展概况。香港、澳门、台湾的儿童戏剧是中国儿童戏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港澳台十分重视儿童戏剧在教学或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应用,中小学戏剧教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广泛。港澳台地区受欧美教育戏剧理念影响较大,儿童戏剧的民间剧团十分活跃,他们重视对中小学学生的培训和巡演;学校戏剧节、戏剧比赛、中小学开设戏剧课、中小学戏剧师资的培训等等都为港澳台地区的儿童戏剧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儿童戏剧事业的发展。第九章新世纪的儿童戏剧与健康发展的方略新世纪以来,儿童戏剧蓬勃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演出十分频繁。互动剧增多。儿童剧剧场的表现形式被高度重视,呈现规模化、多样化、娱乐化特征。但同时,原创剧本较为贫弱,儿童戏剧的经济消费性质更趋明显,文学性被忽略,娱乐性被强化,教育性被忽略。

齐洪洲^[6]（2017）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文中指出1878年,清政府效仿英国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从此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历经清代、民国、新中国将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阶段中,中国邮票设计从最初的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尽管历经曲折,但发展却从未间断。本文以中国邮票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收集梳理其发展历史,运用设计艺术学、历史学等方法呈现其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语境、技艺场景、设计风貌,剖析其中的视觉语言、设计思想及艺术风格,并据此勾勒清晰的设计发展脉络和流变轨迹。全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研究从四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历史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层面不仅是文章的基础,也是全文的发展线索。文章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学西观”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相互作用,使清代邮票的设计在照搬、模仿西方邮票设计格局的同时又体现出清代特有的艺术特色,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必然呈现;在国统区邮票与解放区邮票并行发展的民国历史时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新中国的邮票设计在建国初期获得良性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致使邮票事业呈现混乱状态,邮票设计工作也在反反复复中艰难前行;经过文革后两年徘徊时期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邮票事业繁荣发展,邮票设计也日渐成熟,特别是设计中民族风格的体现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近20多年的邮票设计继续向前发展并呈现出新的面貌。文章认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其次是物象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这一层面通过图表演示与文字阐述,对中国邮票各时期实物图像的构图、边饰、表现手法及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归纳与分析,总结其艺术特征,发掘艺术规律。本研究发现:中国邮票在近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时期邮票呈现出不同的图像特征,均是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写照;中国邮票的设计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曲折过程;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受到过许多艺术形式的影响,且这些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法被运用于邮票设计当中,而反过来有的邮票设计形式也对某些艺术形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再次是技术层面,即中国邮票在各时期的印制技术特征。设计和印刷是邮票诞生的前提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本研究表明:中国邮票的印制从最初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员,到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间一直不断向前发展,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邮票印制水平仍得到一定的提高;中国邮票的印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印制特点,不同的设计形式产生不同的图像特征,而印刷又往往决定着设计的最终面貌,有时乃至决定着艺术风格,如解放区邮票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木刻版画风格便是由这一时期特殊的印制条件所决定的。最后是现实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面貌呈现。第七章紧扣现实,总结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邮票设计艺术所呈现出的多元发展新面貌,探讨数字化设计平台给邮票设计所带来的利弊关系,最后建立在各章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总结和图表演示。在以上四个层面逐层阐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全面研究,本论文得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数字化设计平台在给邮票设计带来众多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弊端等主要结论。

刘佳帅^[7]（2017）在《空间视域下的地域美术研究 ——以建国以来的山东美术为例》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域美术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进入21世纪之后,地域美术研究逐渐升温,几乎每年都有地域美术史着作出版,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同时,学界举办过多次以“地域美术”为主题的研讨会,成为颇为亮眼的学术热点。从对研究范式的分析中发现,当前的地域美术研究,其理论资源、方法依据、阐释逻辑等,无一不是来自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范式。但是,地域美术研究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差异特点,却是众多研究文本所忽视的。对中国美术史研究范式不加反思地挪用和套用,显示出地域美术研究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不足和缺失。目前,地域美术研究存在如下未曾明晰且亟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1、“中心—边缘”的局部再现论是否是合理的解释框架? 2、“作者中心” “作品中心”的内部视角能否实现研究目的? 3、“地理—美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4、“美术—地理”的反映论是否是合理的入思路径?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众多研究成果要么成为了 “本地籍贯画家的介绍录和通讯录”,要么变成了 “本地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资料汇编”,唯独没有对地域美术形象生成的历史情境、演变轨迹、及其与整体中国美术形象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意图从这种“效果遗憾”的问题意识中进行阐释方法的探索和具体案例的分析。由此,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核心目标是通过对地域美术研究文本的分析,剖析现有研究文本的“洞见”与“不见”,通过吸收现代人文社科思想成果,建构地域美术研究的方法论阐释路径,将地域美术置于地域与外部空间的交流与互塑、美术创作与“地域意识自觉”的互动生成、地域美术创作与地域文化形象塑造等不同层次中进行探究,将时间中的演变置于不同空间之间交流的动态中进行把握,并将空间中的现象置于时间维度中的话语积累与演变欲望下进行阐释,力求建构更加立体的、植根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语境和学科问题意识的地域美术研究方法论,并运用于“山东美术”的案例分析,以检验方法的学理拓展效应。论文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地域美术研究的范式反思和方法论视域提炼;二是依托方法论,针对具体地域美术对象的研究解读,以求理论方法研究与美术现象解读互动推进。全文的章节安排如下:导论通过对地域美术研究现状的梳理,揭示出当前研究成果的研究角度、主导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度。阐述了研究意义及创新点,并对地域美术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第一章至第三章,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即地域美术研究的范式反思、理论资源阐述和方法论建构。第一章“地域美术研究的范式反思”,把地域美术研究分为地域美术史写作和地域美术专题研究两个模块,分别考察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当前的地域美术研究挪用中国美术史研究范式,使得当前研究成果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貌,这就导致地域美术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瓶颈。如果不对此进行反思,便很难出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二章“空间:地域美术研究的理论视域”,基于地域美术研究的范式局限,意图通过理论资源的借鉴,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当前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忽视了对空间维度的重视,而这一维度,恰恰对地域美术研究的方法路径具有建构意义。立足于“空间转向”以来的社会理论资源,进行研究方法的理论梳理和提炼,并通过与美术地理学的比较,可以展示“空间的地域美术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及其对现有研究方法的超越。第三章“空间视域下的地域美术研究”,论述了空间视域下的地域美术的逻辑层次和具体路径。地域美术的形象生成,是基于艺术家的具体实践,而其实践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因素,与空间碰撞和空间博弈相关联。空间碰撞使得行动者产生不同的认知类型,而空间博弈也生产了行动者不同的实践欲望。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视觉空间,构成了地域美术的空间关系,对这三个方面的把握,就把长时段的地理因素和短时段的社会因素纳入到了分析视域当中,由此在鲜活的具体语境下,可以把握地域美术形象的生成及演变逻辑。第四章至第八章,是论文的第二部分,即空间视域下的山东美术分析。此部分作为研究案例,旨在展示新方法应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第四章“ ’山东美术’:一个地域美术研究文本”,在地理空间层面简述了山东美术的地域符号及地域特点。山东的“文化走廊”现象,是山东美术形象塑造的底色,也是建构山东美术形象的内在结构,始终伴随着山东美术的发展历程。第五章“群策群力与山东美术形象塑造”,以1949-1979年的美术实践情境分析了山东美术形象的塑造特点。通过对山东美术教育的历史境况、开拓者的特点的考察,以腰斩黄河写生创作活动和山东新年画创作为事件,分析艺术工作者在维护空间的欲望当中对山东美术形象的塑造意义。第六章“乡土趣味表达与山东美术形象塑造”,论述了 20世纪80年代山东美术的形象塑造特点。这一时期山东美术的乡土表达仍然是在维护空间的欲望下进行的,在“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关系比照下,这种“维护空间的欲望”呈现出复杂的意涵。第七章“个体的多样选择与山东美术形象的马赛克化”,以1990-2010年为历史时段分析了山东美术形象塑造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塑造特点全然不同于上述两个历史时期。首先,艺术家的实践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而非集体活动;是在“改变空间的欲望”支配下进行的形象塑造,而非“维护空间的欲望”驱动,这使得山东美术形象呈现出“马赛克化”的特点。第八章“空间视域下山东美术形象塑造的’优先级’思考”,在山东美术与整体中国美术、与其他地域美术的间性意义当中,提出了形象建设的可能性路径。结语部分,在问题意识自觉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整体来看,地域美术研究对中国美术史研究范式的跟随,遮蔽了地域美术研究的独特问题视域。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运用,是开拓新认知角度和新阐释路径的前提,亦是地域美术研究领域在今后需要重点开展的工作。作为案例分析的山东美术,其形象塑造历程与中国美术几乎同步。而山东美术的形象特点及其地域个性,及其艺术实践的话语谱系和表达方式,又典型地镌刻着美术家的地域意识,呈现出山东美术独特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特点。

王贺培^[8]（2017）在《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文中研究说明政治目标是政治主体通过实施政治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这种目标或曰目的蕴含着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这些目标和价值追求归根到底是由其产生时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自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现代化成为各国政治无法回避的目标。新中国的政治目标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肩负着革命与启蒙的双重使命,成型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中,虽然在冷战的世界和乌托邦的梦想中经历了颠簸与彷徨,但终究成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直接体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为未来的中国设置的政治前景的美好蓝图,并用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表达实现这个美好理想的决心。用宪法表达政治目标的做法,说明了该政治目标由政治观念领域进入法的实现的范畴,不仅要用政治方式、更要用法律的程序使该政治目标得以实现。宪法与政治目标两大系统、法律与政治两大领域,在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这部历史中交叉重叠、相辅相成。本文是一篇论述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的法政治学文章,旨在通过考证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演进历程,探索新时代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核心价值观和为了实现这个核心应当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如何在未来宪法中进行表述才能更好地推进新中国政治的发展。为实现此研究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首先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的分析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分析,说明该事物在历史上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演进到现在的整个过程,进而找出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以及造成区别的原因。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过程研究和古今对照的基础上推断事物在未来将会出现的发展趋势。本文秉持整体的历史观,将新中国政治目标发展演进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对中国和新中国的定义入手,探寻新中国政治目标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特性。最后,在整体分析新中国政治目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发展提出应然性指导原则。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本文中的首要研究方法,历史的整体性和永恒发展性是笔者在全文中始终遵循的首要逻辑。其次,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存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①。本文在对新中国政治目标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研究中,都审视这个历史时期政治目标确立的历史背景对前一个相邻时期政治目标确立的历史背景的差异性,进而对新中国政治目标在某个历史阶段较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进行重点研究,指出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恒动中不断发展自我和实现自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具有价值定向的重要意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科学,她首先以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为出发点,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实践、政治实践和精神实践三种基本形式,物质实践虽然是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但是物质实践的终极价值追求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研究新中国的政治目标,秉持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中国和新中国的定义冲破传统的西方历史叙事,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而不是物的角度对中国和新中国进行定义。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内容的分析,以及对新中国政治目标在新时代应当表现出来的特征的诠释,都是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进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哲理根基。最后,本文运用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形式逻辑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来研究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根据推理方法不同,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分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以及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本文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特征的分析使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从已然的新中国政治目标演化的进程中推导出新中国政治目标正在变革的特征;本文对新中国政治目标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追求的分析采取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的逻辑分析方法。本文从新中国政治目标演进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入手,分析每一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政治目标的确立背景、主要内容和演变趋势,及其在最高规则宪法规范中的表达状况,指出新中国政治目标一直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在新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不断总结已然革命与建设成果,而且在自我实现中不断构建新中国未来的政治蓝图。但是,新中国的政治目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和生长,而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当中,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使得新中国的政治目标及其最高规则的表达更倾向于追求物质的增加,偏离对人的自由的追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使得新中国政治目标及其最高规则的表达,在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的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由偏向于对物质的追求到以追求人的自由为主体内容的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的新中国现代化之路。

张春楼^[9]（2017）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研究指明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徐锦庚^[10]（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表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二、蓦然回首——中共三代领导人构想澳门回归祖国的理论轨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蓦然回首——中共三代领导人构想澳门回归祖国的理论轨迹（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空间视域下的地域美术研究 ——以建国以来的山东美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9）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论文提纲范文）

四、蓦然回首——中共三代领导人构想澳门回归祖国的理论轨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2]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3]澳门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研究[D]. 沈敏路.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4]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研究[D]. 朱尉.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5]中国儿童戏剧发展史（1919-2010）[D]. 宋敏. 上海大学, 2018(02)
• [6]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D]. 齐洪洲.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7]空间视域下的地域美术研究 ——以建国以来的山东美术为例[D]. 刘佳帅.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8]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D]. 王贺培.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9]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9)
• [10]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标签：轴心时代理论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