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光辉与宿命的色彩——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一、人文主义的光辉与宿命论的色彩——试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论文文献综述）

张津津^[1]（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杨楠^[2]（2020）在《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文中研究指明《麦克白》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麦克白》从出版伊始到迄今为止的四百多年来,关于这部戏剧的讨论热度依旧不减。本文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文本基础,把德勒兹理论批评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德勒兹理论中的“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反主体的“根茎”理论出发,探究在后结构、后现代语境下,《麦克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的深远内涵。绪论主要是对《麦克白》研究进行综述。首先阐述《麦克白》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罗列、归纳并阐明《麦克白》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交代出本文的创新之处、思路以及方法。第一章从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基础、意义、方法等角度入手,对“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以及多元化的“根茎”理论进行相关介绍,为深入《麦克白》研究提供理论的支撑。第二章主要把“欲望机器”理论作为核心思想统领全章,欲望机器的本质是不断地生产,并且可以与异于本身以外的万事万物相连接,最终关联社会现实意义。本章从麦克白的欲望与班柯的欲望两个方向出发,深入探讨欲望机器对人的颠覆性力量,这一悲剧源于欲望也毁于欲望,欲望机器的过度生产对人性和社会造成扭曲和异化。第三章集中围绕“生成”理论来解读文本,生成是一种对二元对立的拆解,以提升个体自在生命力为旨归的伦理价值,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章重点解读了麦克白夫人试图冲破“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以及女巫、幽灵等超自然力量动摇了人类主体中心的地位。在第四章中,“根茎”思维成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根茎思维的联系性、异质性、反意指裂变和贴花转印性等原则,实现更多突破。本章主要从《麦克白》的创作背景和电影、戏曲等全球化改编两个方面出发,深入解读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上,《麦克白》发生根茎化的多元连接,以及由此产生出远超《麦克白》文本的价值。第五章主要阐扬了《麦克白》为人们重建人类文明与世界秩序带来的启示,包括解构与重建自我的反思、从等级秩序到平等秩序以及文本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几个方面,为人们提供新的出路。结语部分主要回归到德勒兹理论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的的根本所在,通过《麦克白》这一文学经典诠释其理论的现实意义。《麦克白》在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关照下被焕发出时代的活力,既反叛传统人物自身的形象,又借鉴与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断地衍生出新的艺术形态,在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个人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深刻发掘潜藏在《麦克白》戏剧文本下那深邃隽永的核心价值,既扩展了人们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理解,又指引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

郭楠^[3]（2020）在《莎剧《麦克白》的昆曲改编研究》文中认为根据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改编的昆曲《血手记》是中国戏曲跨文化改编西方戏剧的成功之作。从1986年“第一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初次搬演到舞台上,开启了莎剧与昆曲的交流,再到200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三十周年之际重新创排,赋予《血手记》新时代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跨文化改编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目前学界对2008年版本的《血手记》的研究还很有限,本论文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入手,以莎剧《麦克白》的昆曲改编作品《血手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86年和2008年两个版本的戏曲文本和舞台呈现进行对比分析,探寻莎剧的昆曲改编的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探求出中国戏曲振兴和寻求现代化的方法,为戏曲的跨文化改编研究拓宽一些角度,为中国戏曲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共分为“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内容与方法”三节。第一节首先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血手记》”及研究本对象的意义所在。第二节对“戏曲莎剧跨文化改编”这一论题及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血手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清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可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三节对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与方法进行了简单的概括、梳理。正文部分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分方法,从戏曲文本、舞台和文化差异三个方面对两版《血手记》对原着《麦克白》的改编状况及呈现出的差异进行探讨。第一章主要论述戏曲文本的改编问题,依次分析1986年版本和2008年版本《血手记》的框架、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从“女巫”和“人性真善美”的角度探求由此差异带来的原着主题内涵的变形,得出《血手记》在文本改编上逐渐成熟,且对原着主题内涵的把握更加精准、深入的观点。第二章主要从舞台方面对两版《血手记》展开论述,通过对昆曲舞台上的人物塑造,昆曲演员的表演技艺及舞台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探求随着昆曲艺术的发展,在表演技艺稍逊于老一辈昆曲表演艺术家的情况下,新时代昆曲作品是如何另辟蹊径,通过舞台表演的巧思和写意性的舞台呈现,弥补了表演上的不足。第三章从文化差异角度入手,从人文传统和悲剧精神两个方面分析莎剧昆曲改编这一戏剧交流活动呈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并以前文戏曲文本和舞台的比较分析为基础,探寻两个不同时代的改编作品呈现出的文化差异的融合趋势,并进一步从文化交流的视角总结出戏曲对莎剧跨文化改编对中国戏曲振兴和推进“戏曲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和启示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论文主要阐述的问题作出归纳和总结,并强调跨文化改编对中国戏曲发展的积极意义。

刘小溪^[4]（2019）在《论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模式两个方面。从创作理念来看,文艺复兴背景下,西欧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全面的继承与发展是莎士比亚继承古希腊悲剧的先决条件;古希腊悲剧后期发展的方向催生了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创作新趋势,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是悲剧艺术向前发展的必然。从创作模式来看,《哈姆雷特》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与《安提戈涅》中的"牺牲"与"复仇"的模式;《麦克白》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预言"的模式。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传统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创作主题为核心,从人物设置的内在出发,深层次而又全方位的一次悲剧创新。莎士比亚在西欧戏剧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崔丹^[5]（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林懿^[6]（2019）在《“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文中研究指明无论在哲学、艺术、科技抑或政治领域,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流纸柱。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围绕人作为出发点和终极关照的元伦理视角,并以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性概念为基础,在抽象普世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设计并追求理想的人类生活和人性发展。人文主义为西方现代文明以至整个人类文明贡献了极为辉煌的成就。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人文主义却变成最具争议与分裂性的概念之一。它引发了一系列愤怒的争吵,人文主义的声誉也一落千丈。战后西方人文主义受到的冲击可用三个标志性节点进行划分。首先,是二战结束的岁月对大屠杀暴行·所进行的关于人性与西方文明的伦理反省。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发起攻击,但在另一方面,萨特哲学又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自由、理性、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推向最高点。接下来的一轮人文主义冲击是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以法国（/欧陆）理论界为大本营的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文主义立场进行清算。最后是从上世纪末起、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和科技发展。它们激发的对全球人类生存状况的重新想象给人文主义带来新的挑战。人文主义遭遇的猛烈攻击带来的影响波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而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由于其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自由人文主义诗学原则下的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由于其人文主义的深层立场以及它与人文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形式风格,在战后西方文坛中逐渐陷入困境。面对层出不穷的反人文主义挑战和针对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本论文中的三位女性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扎迪·史密斯——依然通过严肃深沉的思考,有意识地坚持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创作中维护和继承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她们还在人文主义受剧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坚持以人文主义立场为出发点来探查战后西方社会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症结和出路,体现出人文主义者的社会担当和人性关怀。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战后崭露头角的第一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她首先通过与萨特的人性观、文学观和自由主义观对话,恢复了与人文主义关系紧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思想与道德哲学方面的重要性。接着,默多克借助她的内向性道德哲学,努力恢复古典人文主义对整全人性的培养和教化作用。她的关注人物内在意识生活的小说有力地维护了与激进自由主义相对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社会文化观和人性观念。她的道德人文主义为战争暴行之后西方世界的道德反思提供了与存在主义的激越态度完全不同的古典化理解思路。在后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中,默多克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又进入最深层,指向一种“超人文主义”的中间立场。不过,即便在人文主义批判的最深层和最激进处,默多克也没有偏向传统宗教神学和当代学者所称的反人文主义立场。她的晚期神秘主义立场可被视为一种被大幅度修改的人文主义:它携带着默多克在漫长的中前期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关怀,又同时指向超人类世界的开阔而神秘的“善”之真理。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曾师从利维斯,她成长于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氛围里,可被视为战后英国第二代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德拉布尔始终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中展开她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的当代思索。她的早期小说聚焦女性特有的身心体验（特别是母性体验）,在客观上推动了女性主义事业的发声与传播,同时也帮助过往被忽略的女性生活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一种人性经验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关照之下,并给后者带来新的启发。中后期德拉布尔小说在人文主题上的拓疆则与利维斯按从窄到宽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文化、（异）文明”的英国小说人文传统正相契合。德拉布尔笔下的人物从人文主义人性化（个性化）、反人文主义分裂状态到人文主义主体重构的变化路径勾勒了作家对现实主义人文传统遭受的攻击所经历的逐步了解、积极应对并最终超越的过程。默多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却没走上的那种“包含一切人与一切事”的光辉丰盈的小说道路,德拉布尔一直在尝试着走下去。她的作品在反人文主义思潮最盛的时期为英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赢得了一例宝贵的实践延续,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启示尽管没有被付诸于体系化的理论建树,却与默多克、列维纳斯等人在战后开展的人文主义哲学思辨形成了较强的可通约性。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在“9·11”爆发之前的写作或许还不介意接近后现代反讽精神和反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甚至乐意去触碰尼采这一自由世界的异质话语。然而到了后“9·11”时期,史密斯在小说和评论文章里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和自由人文主义色彩则没有人能够怀疑了。随着史密斯近二十的创作生涯发展和学界对她认识的加深,史密斯与德拉布尔和默多克等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前辈作家的承袭关系也越发清晰。在“9·11”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史密斯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包容性和自我修进潜力,也表明了具有“超政治”惰性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同样能够在关键时期以积极姿态维护其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她通过《白牙》《论美》等主要小说作品传达出的社会文化立场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进行了再想象,并且把这种关注人性情感联结、微观个人自由空间和真实生活体验的传统“升级”到了新的世界背景中。她的立场可被视为一种“新自由人文主义”。在小说形式技法上,利维斯、瓦特等人所阐发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在史密斯身上得到了重新“问题化”的机会并获得了新的内涵、拓展了形式技法的疆域。史密斯的小说创作还帮助发展了“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一新型小说形式风格。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人文主义基本观念的攻击主要出于对它的失望幻灭之情,认为它没有能够守卫它所强调的人性理想和它所展望的自由、平等、合乎人性的人类社会理想,但他们却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人文主义的这些人文理想。本论文所论述的三位女作家面对反人文主义者们各种激烈的批评观点时,均表现出开明理解的态度。她们积极回应借鉴反人文主义风潮的可取部分,并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改造。但与此同时,她们更是发挥才智与反人文主义风潮针锋相对,或是指出其弱点和误区,或是巧妙地将其纳入更广义的人文传统之下,最终三人都清晰地表明她们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坚持从来不是不容异见的、或是完全没有自我怀疑的,但她们终究将这些迟疑、动摇、虚心接纳、再思索、重新肯定人文主义立场的过程融入了她们更为地道的人文主义处世态度之中。但是,对于根本上意在摧毁人文主义人性价值的观念体系,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非人性的意识形态划分等,三位作家都表现出毫不犹豫的、无条件的抗争态度。“伟大传统”为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贡献了小说领域里最具典范性的艺术准则和一批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在英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伟大传统”所表现的这种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与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英式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密切关联、甚至合而为一,这又使得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小说家们的写作具有十分特殊的“英国脾性”。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美学效果,“伟大传统”下的小说创作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担当,并在文本中努力促成微观的自主个体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互动。此外,“伟大传统”本身对小说形式技法的多样性就持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对本论文探讨的三位作家而言,“伟大传统”是变化、发展和延续的,它并不是处在奄奄一息的末尾,而是从利维斯为其命名时才刚刚开始获得完全自觉的艺术意识。

张雪梅^[7]（2018）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文中提出莎士比亚研究与批评在历经了四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时至今日,已积累了浩若烟海的丰硕成果,但是,囿于十分有限的剧作家生平记述,这位声名响彻了整个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世界的“埃文河畔的诗人”身上仍然存留了较多的疑团。研究者们围绕着他的容貌、婚姻生活、性取向、宗教观、“迷失的年头”等等进行了多番考证与争辩,很多谜题的答案至今无法形成定论。诸多疑团中,关于莎士比亚宗教倾向的猜测大约最为复杂难解。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传记资料匮乏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因: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生着有38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的莎士比亚,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执着于一种含蓄而隐晦的表达。进入20世纪,艾略特、弗莱等一批里程碑式的文学批评家身体力行地倡导对基督教、《圣经》原型与西方文学的关联研究,莎士比亚学者们因此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开始关注剧作家的宗教信仰倾向（基督徒身份）,进行了大量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圣经》文本的对比研究,而这些研究结果倾向于相信:如果基督教的核心文本——《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渊源不被刻意夸大的话,《圣经》和莎剧、基督教背景和莎士比亚之间其实一直都呈现出极为深刻的精神关联。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初始作为基督教概念的自由意志和后来在哲学、伦理学甚至普遍意义中出现的“自由”和“解放”的概念密切关联,发展至今,已有逾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事实上,从圣奥古斯丁起,到阿奎那、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再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无论是在基督教化时代还是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辩从未停止,已然构成了一条横跨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的传统思辨脉络。而作为基督教语境中的一组意义相悖的概念,围绕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或“恩典”展开的争议不仅先后引发了早期教父时代的圣奥古斯丁和摩尼教派、佩拉纠派,改教时期的路德和伊拉斯谟之间几场着名的辩论,界定了圣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与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传承,而且也在实质上构筑了新教（包括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义的核心分歧。因此,本论文主要运用莎学批评传统的角色分析法和基督教伦理学的思辨模式,以自由意志这一基督教基准概念和与之关联的“恩典”、“罪”、“救赎”等永恒命题为出发点,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背景、主题、人物性格及命运中蕴含的宗教元素进行再审视,力图勾描一副以自由意志为编织脉络的莎剧全景,还原一个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作品中隐匿呈现的“属灵世界”。论文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思路:一、不同的戏剧人物判断和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他们对“神-人”关系的认知和接受,即:他们超出“日常关注”或“一般关注”之上的“终极关注”（宗教信仰、精神世界）;二、研究文学文本中的自由意志主题,其实就是对其间透露出的作家个人的“终极关注”的解构。具体到莎士比亚戏剧,就是从自由意志这一宗教维度重新审视剧中人物命运和主题,推导在英国国教背景下生活和创作的剧作家的自由意志观和从中反射的基督教信仰。论文的“引言”首先解释了选题缘起及意义:选取自由意志主题的呈现来切入莎士比亚戏剧解读,需同时考察莎剧的创作背景、对莎士比亚宗教身份认识的误区以及自由意志论题的永恒性、普世性和开放性特质等三方面元素。接着介绍了自由意志概念在基督教教义史上的溯源及流变,阐释了论证过程中会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包括“预定论”、“神人合作说”、“神恩独作说”、“耶稣救世论”和“基督教人文主义”等）,剖析了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按照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年份和阶段的传统划分,以历史剧、悲剧、悲喜剧这三种戏剧类型的代表性作品为细读文本,系统梳理其中藉由主题呈现和人物塑造来具体呈现的自由意志主题。第一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两部历史四联剧。在论述第一历史四联剧的政治神话和宗教内涵以及第二历史四联剧的救赎寓意的基础上,着力分析在基督教视阈中,四位基督徒国王（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和亨利五世）在自由意志被束缚和被放纵之后,各自经历的堕落与拯救之路。第二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纯粹悲剧。按照A.C.布雷德利的莎剧归类原理,本章的分析涉及九部莎士比亚悲剧,以及包括凯撒、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李尔王、奥瑟罗、哈姆莱特、科利奥兰纳斯与安东尼等众多悲剧人物的性格及命运,从自由意志的恩赐、判断和行使三个维度,考察身处英国国教氛围中进行戏剧创作的莎士比亚对自由意志和“预定论”这一对意义相悖的基督教概念的接受、认知和偏向。第三章主要研究莎士比亚悲喜剧。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不同教派之间主要围绕着罪与救赎、理性与信仰、自由意志及必然性等根本性主题展开争辩、触发分歧和分裂,因此,本章通过自由意志与恩典、自由意志与罪、自由意志与救赎的关联分析,梳理三部悲喜剧（《冬天的故事》、《辛白林》和《暴风雨》）中年长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命运走向,推导同时作为人文主义者和基督徒的莎士比亚针对自由意志命题最后可能呈现的答案。论文以不同体裁的莎剧文本细读为依准,在深入分析相关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基础上,主要得出如下重要结论:一、莎士比亚第一历史四联剧所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路德宗（信义宗）教义、加尔文主义和英国国教教义,其实质是伊拉斯谟式的;二、与莎士比亚第一历史四联剧相比,创作于稍晚时期的第二历史四联剧（亦称“亨利四部曲”）中反映出的与自由意志命题相关联的“救赎”观是英国国教式的;三、莎士比亚纯粹悲剧中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可以视为作家在进一步探讨“神-人”关系的背景底下,对“命运-意志”关联的启示性思考;四、莎士比亚悲喜剧中反映出的自由意志观,表现出剧作家在临近职业生涯末期和人生晚年之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世人挣脱自由意志的束缚的无限渴求。以基督教自由意志命题的定义和理解为参照,莎士比亚在不同人生阶段,藉由不同戏剧作品呈现出来的宗教观或许历经了潜在的变化,或许呈现了自相矛盾的倾向,这一现象其实也吻合了许多现代莎学者所认同的莎士比亚最有可能的宗教身份:表面的英国国教教徒,内在的天主教教义同情者。因此,与马丁·路德和路德宗（信义宗）教义所坚称的“被缚的意志”相反,莎士比亚的自由意志观一定程度上是“伊拉斯谟式的”,即“反路德式”的;或可定义为“挣脱了束缚的意志”,做如下三层意义解读:其一,剧作家可能并无奥古斯丁和路德所谓的“真信仰”,其宗教虔敬度可能低于大众的想象;其二,剧作家倡导的自由意志观倾向于伊拉斯谟的主张,相信堕落后的人仍然拥有自由和行善的能力,这样的自由意志能引领他们与上帝合作,最终获得救赎;其三,以此自由意志观为例证,莎士比亚的信仰或许并不囿于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他的创作旨趣及意图更是超脱于任何宗教教义的框架之外。

贾真真^[8]（2018）在《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姆雷特》是英国着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的发展和创作水平。简要论述《哈姆雷特》的创作背景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哈姆雷特》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形式,其中包括人物形象以及戏剧内容两个方面。基于以上分析和论述指出《哈姆雷特》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意义,旨在深入探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林辰^[9]（2018）在《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文中指出T.S.艾略特的戏剧呈现了突出的仪式化特点。在戏剧表现形式上,他借用了与原始仪式有密切联系的人类早期戏剧形式（如古希腊戏剧、中世纪基督教戏剧）和仍旧保留着原始仪式的当今艺术门类（如非洲黑人艺术、日本能剧）,从中汲取了戏剧表演手段和素材,如戏剧台词的韵律节奏与俚语、戏剧表演道具等等。而在戏剧内部结构上,艾略特借用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提出的植物神崇拜仪式中的“生-死-重生”模式和康福德在《古希腊喜剧起源》中所提出模拟原始植物神崇拜仪式的“阿里斯多芬式”结构。其戏剧仪式化同时也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复合特征。一方面,“面向过去”,关注原始社会、仪式及其在后代艺术形式中的残存,如黑人艺术、日本能剧、古希腊戏剧;另一方面则将着眼点放置到当今文坛,关注现代艺术的最新流变。艾略特的仪式化理论的理论来源广泛。首先,应归因于其早期的哲学学习和思考,他在辨析和吸收了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后,最终倾向于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终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真理之路的问题。而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直接导向了非西方现代逻辑的原始思维阶段。接着,艾略特追随涂尔干和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理论,最终确立了他对原始思维和仪式的基本认识。而在如何将这一基本认识运用到文学创作这方面,艾略特借鉴了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仪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剑桥学派所讨论的仪式在文学,特别是戏剧中的实践范例,最终确定了其戏剧仪式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艾略特确立了自己的仪式化戏剧理论。首先,其理论建构基于对当代戏剧,他反对当代盛行的自然主义戏剧,认为当代戏剧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统。其次,艾略特分别从内在结构、语言和人物设置三方面归纳了仪式化戏剧的要素。最后,艾略特将戏剧仪式化的目的归结为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合。

杨克敏^[10]（2014）在《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着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第三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三○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三○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二、人文主义的光辉与宿命论的色彩——试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文主义的光辉与宿命论的色彩——试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论文提纲范文）

（1）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2）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论文提纲范文）

（3）莎剧《麦克白》的昆曲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7）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8）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文主义的光辉与宿命论的色彩——试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论文参考文献）

• [1]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D]. 杨楠.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3]莎剧《麦克白》的昆曲改编研究[D]. 郭楠. 河南大学, 2020(02)
• [4]论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悲剧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J]. 刘小溪.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9(06)
• [5]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伟大传统”的继承者：战后人文主义论争中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女作家[D]. 林懿. 南京大学, 2019(02)
• [7]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由意志主题[D]. 张雪梅. 西南大学, 2018(05)
• [8]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J]. 贾真真.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8(08)
•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D]. 林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为切入点[D]. 杨克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标签：哈姆雷特论文;  莎士比亚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