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CGE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邢嘉颖[1]（2021）在《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于CGE模型》文中提出当今社会,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我国发布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想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目标,就必须注重生态文明的发展,就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绿色的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但是我国仍然保持传统的能源结构即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导,逐渐成为了在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要想推动经济转型并且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注重“低碳、节能减排”。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我国列出了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含了“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碳排放,科学的设计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研究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影响效应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基于对国内外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即征收碳税及其相关领域现状的研究,利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理论构建了评价分析中国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尤其是实现了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高耗能部门从第二产业中细分出来,并且基于2018年的IO表构建了模型所需的SAM表,在GAMS编程语言下完成了模型的软件实现。最后,通过设置五种税率水平,就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对我国GDP、部门产出与价格、各微观经济主体以及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得出:（1）在宏观经济方面,征收不同水平的碳税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即随着碳税税率的提升,我国的GDP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2）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政府的收入会随着税率水平的提升而上升,随之引起政府消费的上升;企业会通过减少产出来避免承担更多的税收,因此企业的收入和消费都会下降;居民收入会由于转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但是消费会因为市场上产品价格的上升而减少,因此居民的储蓄会上升;（3）在能源环境方面,由于二氧化碳减排政策的实行,我国能源的消耗量有较大程度的减少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各个部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改善了我国传统的能源结构,有利于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4）在部门产出、价格方面,六个部门所对应的产出价格均会随着碳税税率的上升而提高,但是部门产出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随着碳税税率的上升,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除高耗能部门外的第二产业的产出是下降的,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出是上升的。
李晓峰[2]（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马宁[3]（2020）在《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我国未来计划分行业、分地区推行差异化碳税政策。我国70%碳排放量来自于生产领域各行业,行业低碳化管理是重点,研究如何设计有效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优化方法,模拟了2021-2030年多种情景下对中国各行业征收差异化碳税的政策效应,从税率、纳税人和政策组合三个税收制度设计关键要素出发,考察了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问题,主要的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构建了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根据最优商品税理论增加了动态最优税率模块,可以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税率问题,尝试解决CGE模型只能模拟给定税率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冲击问题,为最优商品税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2）从调节税率的维度,研究了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和动态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揭示了最优的碳税税率设计策略。研究发现动态式差异化税率随时间动态递增,由于起征时点较晚且初期税率较低,造成各行业碳排放水平较高,后期需要较高税率才能完成减排目标,进而导致碳税负担较高和GDP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而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则由于税率较低,无法完成减排目标。最优的税率模式是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应以一定适中的固定式差异化税率开征碳税,使各行业形成合理减排预期。（3）从调节纳税人的维度,比较了宽松碳政策情景和严格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研究发现两种情景下政府根据行业减排绩效动态调节纳税人均能增加政策收益,严格碳政策情景的政策收益更高,是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4）从调节政策组合的维度,研究了碳交易和碳税混合碳减排政策背景下,宽松混合碳政策情景和严格混合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政策组合设计策略。研究发现混合碳减排政策为了减少环境政策推广的政治阻力,以环境目标的损失换取经济目标的收益,造成原最优固定式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产生退化。（5）间接型高耗能行业对碳税政策不敏感,如“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直接能源消耗较低,受碳税调节直接影响较低,调整至低耗能行业则引发上游行业的碳排放增加。混合碳减排背景下,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效应将明显放大。对该类行业的低碳管理需要考虑技术标准等其他环境政策进行管理。
杨姗姗[4]（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张丽娜[5]（2020）在《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文中认为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资源过度开发与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走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途径。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大量的补贴会增加财政压力。伴随着政府补贴逐渐取消,可再生能源仅依靠政府不足以支撑其发展,让市场在可再生能源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方向。碳交易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化的节能机制,不仅可以达到节约能源控制污染的目的,还可促进低碳节能技术的推广,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我国也在积极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1年首次宣布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个碳交易试点。企业申请核证自愿减排项目获得自愿减排量,可在碳交易市场中出售多余的碳配额从而获取收益。然而,现有研究对碳排放权交易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厘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为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在政策选择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为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本文做了以下安排:首先,从微观层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4章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碳交易实施前后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的影响,并检验其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第5章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角度出发,探讨引入碳交易机制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其次,从宏观层面量化模拟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6章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反事实模拟了单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在第6章基础上,第7章进一步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比较分析单个省份实施碳交易和跨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差异性,为碳交易试点之间的衔接和即将实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广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均是选择某一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全面、系统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涵盖内容较为全面。第二,研究深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层面,本文深入到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第三,在技术层面,本文在区域CGE模型基础上,细分电力部门,引入碳交易模块,量化模拟分析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第一,DID模型证明了碳交易市场实施的有效性。一方面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企业层面,碳交易试点的实施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有显着正向影响。相比科研水平,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调整资源配置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另外,环境规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成U型趋势,意味着随着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对可再生能源的促进作用越加明显。第二,基于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分析发现,年上网量对发电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且与发电成本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初始投资、折现率和运维成本与发电成本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通过估算,风电成本依旧大于燃煤标杆电价,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引入碳交易市场机制,有效降低了发电成本,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以湖北省为例模拟结果显示,碳交易对GDP造成负面影响,且随着碳减排压力的加剧,GDP损失越来越大。经济虽有损失,但在调整能源结构方面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实施碳交易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直接影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部门产出。火电行业使用大量化石燃料,导致成本增加,产出下降;水电行业成本虽有上升,但产出较火电行业并无大幅度降低。行业产出和成本的变动幅度取决于碳价,而碳价取决于地区碳配额和分配方式。因此,合理制定区域碳上限和行业碳分配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四,分省与跨区域碳交易模拟结果显示,实施碳交易抑制了化石能源消耗量,致使能源密集型行业产品成本和产出不同程度的变动。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例如,河北地区重工业占比较高,碳交易虽降低了对化石能源消耗量,但并未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实施跨区域碳交易,可协调三地经济和优化资金配置,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弥补个别地区因超标排放而增加的额外成本。此外,跨区域碳交易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即跨区域碳交易下的经济损失小于三地单独实施碳交易的经济损失。具体地,单独实施碳交易,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GDP分别下降0.0066%、0.053%和0.098%;跨区域碳交易下,京津冀GDP下降0.0015%。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碳排放权交易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第二,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降低碳交易市场风险;第三,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第四,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第五,优化核证减排项目机制。
熊惠君[6]（2020）在《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要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主基调。要以税负公平为基点,通过税制改革,更科学地设置税种、税率,进而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公平原则是公认的税收首要原则,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平对维持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在于税收矫正收入分配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是不可或缺。此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又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社会福利衡量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程度。在税收环境下,如何设计税收制度,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即效率损失最小化,同时尽可能兼顾社会公平,是现代税收制度构建需要考虑的一大重要问题。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覆盖面广,其以价格为载体,通过消费流转,直接影响居民实际购买力,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因此,对我国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研究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以居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增值税实际税率,研究分析我国增值税本身和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搜集国内外有关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文献,并基于搜集到的已有文献从增值税自身和增值税改革两个方面进行归纳梳理并进行总结。其中,国外文献从年收入视角、终生收入或消费支出视角、社会福利视角对增值税自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归纳梳理。从扩大增值税范围、税率调整、税收优惠、综合改革对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进行归纳梳理。国内文献从增值税本身、增值税转型、增值税扩围以及增值税税率简并进行归纳梳理。其次,从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两方面概述增值税相关理论。其中,关于增值税与收入分配,先对不同时期不同学派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税负公平是收入分配公平的核心理念和最低标准、累进税制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主要工具等结论。再围绕增值税的内部因素,理论分析增值税对税负公平、收入分配公平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关于增值税与社会福利,先对新旧福利经济学不同学派的福利理念和福利标准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出效用是衡量社会福利大小的基本工具、社会福利较多关注交换的效率和生产的效率、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例如:重视穷人的效用）的结论。再基于帕累托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分析效率损失的产生和测算,增值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因素。再次,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采用增值税实际税率,测算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其中,关于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分别从年收入和终生收入视角,利用Gini系数、Suits指数、Theil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年收入视角下,增值税具有明显累退性,终生收入视角下,累退性减弱。第二,年收入视角下,医疗保健、食品烟酒的累退性最强,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终生收入视角下,食品烟酒累退性最强。第三,城乡居民家庭组内收入差距要大于组间收入差距,且农村居民家庭组内收入差距更大。关于增值税本身的福利效应,利用等价变换（补偿变换）占支出的比率、平均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对我国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具有较大负向影响,对我国高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负向影响较小,高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福利差距约为2倍。第二,食品烟酒对社会福利影响最大,其次是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对社会福利影响也逐渐增加。第三,低收入家庭的效率损失最大,但近年来,上述情况逐渐有所转变,呈现出高收入家庭的税收效率损失要略微超过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效率损失。然后,基于Chip2013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构建增值税CGE模型,测算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其中,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用Gini系数、Suits指数、Theil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转型具有明显的正向收入分配效应,有利于缩小各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第二,交通运输、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改征增值税和增值税结构四档并三档加剧了增值税的累退性。第三,增值税税率下调有助于降低增值税的累退性。第四,医疗保健、食品烟酒的累退性最强,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关于增值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利用等价变换（补偿变换）和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具体实证结果归纳如下:第一,增值税转型降低了社会福利损失,提升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尤以农村家庭改善效果最好。第二,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对高收入户的福利影响最大,低收入户的福利影响最小。最后,分析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并提出改进建议。其中,关于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先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税收优惠、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设置等方面探讨了其对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理论影响,再结合国际经验,与我国增值税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征税范围越广,增值税的调节范围越大。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统一征收范围的征税制度。我国从1984年正式开征增值税以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至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后,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已覆盖至所有行业所有环节。第二,税率结构是通过税率档次和税率水平两方面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其中,税率档次对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非一致性,而税率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基本一致。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采取1～3档的税率模式。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为“13%+9%+6%”三档,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增值税税率结构相比,我国增值税税率结构符合国际发展大趋势。但从标准税率和低税率重要程度和适用范围来看,我国生活必需品适用税率偏高,一些现代服务业因为“营改增”的原因适用6%低税率,低税率适用范围不合理。第三,对生活必需品实施税收优惠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但会破坏抵扣链条,引发效率损失,不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产品、食品和医药制品均是各国减免税的首选项目。与国际上减免税适用范围相比,我国减免税范围较小,生活必需品免税适用范围比较有限,对部分食品和医药制品的税收优惠力度极小,远远低于其他各国。我国若对药品、乳制品实施免税可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和增加居民福利。第四,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设置均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和增进社会福利。从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的国际经验来看,绝大数国家设置了起征点,我国既设置增值税起征点,又设置了小规模纳税人,与国际相比,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明显偏高。关于改进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建议,基于以上税制设置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具体如下:第一,减并税率档次,将增值税税率档次三档并两档。第二,对生活必需品适用低税率。第三,将非生活必需品且不具有公益性质的产品或服务适用税率调高至标准税率。第四,将标准税率下调至10%,低税率下调至4%。第五,在财政资金预算许可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对医药制品实施免税,其次考虑对乳制品免税。第六,适当降低增值税起征点。第七,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先将小规模纳税人占比控制在50%左右,后面持续降低至30%。第八,对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进行实时调整,以保持标准的合理性和可预见性。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上。增值税是一种中性税收,筹集财政资金是增值税的第一大职能,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均属于增值税的辅助职能。而关于增值税的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增值税的资源配置效应展开,较少涉及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内容更加新颖。第二,研究视角上。年收入波动性要高于终生收入,相比年收入,终生收入更能衡量居民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而国内关于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前期研究大多基于年收入视角展开,从终生收入视角展开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同时基于年收入视角和终生收入视角,研究我国增值税本身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视角更加丰富。第三,研究方法上。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的本质特征,通过商品流转可以改变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要素市场相对价格变动。而国内对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的研究方法大多为投入产出法。实际上,投入产出法难以将商品和要素之间的勾稽关系完整考虑在内,因此,在模拟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模拟上述增值税引发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变动,反映商品和要素之间的勾稽关系,需要借助CGE模型。本文构建增值税CGE模型,利用弹性系数模拟商品和要素间的勾稽关系,结合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微观数据,测算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研究方法更加科学。
张彤[7]（2020）在《采矿业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据》文中研究说明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后,现行税制逐步建立,随着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当前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许多矛盾开始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部分问题,减税一词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采矿业作为我国基础性行业,保障着国民经济社会的可靠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合理的税费结构对提高采矿业的竞争能力和提高采矿业的利润率至关重要。采矿业因为其特殊性质,一直以来税收负担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还要注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资源性地区如何进行绿色发展变得尤为重要。西部地区作为具有资源优势的资源性地区,采矿业企业的税负变化关系着经济高效绿色发展。采矿业作为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向行业绿色化、高效化进行转型升级。采矿行业从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主要涉及两大方向的税收政策的调整,增值税税率两次下调和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在这个过程中税收政策的支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哪些缺陷都是西部地区采矿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决策支持。本文通过对增值税两次税率下调对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综合税负、流转税负以及所得税税负影响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资源税税负影响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对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综合税负和资源税税负影响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分析得出增值税税率下调在短期内造成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部分税负上升,但是长期来看减轻了企业的相关税负,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增值税下调红利在短期内释放效果有限,在长期配合相关其他政策能够持续释放红利,深化增值税改革,助力采矿业转型升级。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和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使得西部地区采矿业企业资源税税负上升,但是对企业综合税负没有产生显着影响。完善资源税改革,推动采矿业绿色健康发展。同时还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动采矿业高质量发展。
张婷[8]（2020）在《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文中认为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相对较低,且时空分布差异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的用水需求量大幅度提高,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迫在眉睫。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目前已从河北省扩展至了北京、天津、河南等九个省市（区）。本文通过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依据、功能定位等综合分析后,结合我国水资源税试点地区运行现状和借鉴国际上开征水资源税的有益经验,采用CGE模型模拟估算出我国水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高绿色税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作用,本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理论部分,对我国水资源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描述,具体分析了水资源的经济特性,进而引出水资源税的基本性质和征收原则,然后介绍公共品、外部性、资源地租等理论,探讨水资源税改革的理论基础,最后界定了我国开征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应该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在第二章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部分,先是具体分析了水资源费存在征收管理混乱、缺乏执法刚性、收费使用管理存在不足等问题,随后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现状、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水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制度问题以及技术问题。第三章实证研究部分,在这一部分本文构建CGE模型,引入生产模块和消费模块,依据市场出清的假设,构造均衡条件,以水资源税的税率作为外部冲击变量,分析不同税率对水资源消耗量和消费者效用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征收水资源税会对人均产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会减少水资源的消耗量,且水资源消耗量的减少幅度远远大于人均产出的下降幅度;其次,征收水资源税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体而言会降低居民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加政府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最后,在水资源税的税率从0上升到30%时,社会总效用会先上升后下降,在税率等于14%时,取得最大值,即本文所测得的最优税率为14%,结合我国试点地区的水资源税的税额标准,得出目前我国水资源税的税率设置过低,难以有效发挥水资源税的绿色税收功能的结论,同时也充分验证了水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本文的第五章,是在前文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第四章中俄罗斯、荷兰等国家水资源税的有益实践经验,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进行了税制要素设计,并提出了健全水资源税相关法律法规、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配套措施。
周玲玲[9]（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甄曼玥[10]（2020）在《不同需求冲击对我国汽车产业链的投融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汽车行业在上世纪末期逐步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行业态势,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水平、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我国汽车行业在国际上逐步取得了更高的业界地位,同时也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支柱型产业之一。而由于汽车行业的特殊性,其拥有延伸链条长、覆盖面积广的产业链,在无形之中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能够使得各相关产业在服务于汽车业的同时产生有机的联系,以其独特的差异性与汽车行业相互配合,促进产业链的不断升级和整体经济环境的优化,已经成为当前最具有投资潜力的项目。但近些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持续加强,火爆的汽车市场以及消费者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消费能力已经让许多国内外汽车行业相关企业忘记了产能过剩与利用率不足这一严重问题,只将目光放在目前向好的汽车产业市场中,加剧了汽车产能过剩与盲目投资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几种不同的需求冲击进行分析,基于CGE模型模拟了不同需求冲击对我国汽车产业链各个相关联部门的影响,旨在为今后对我国汽车产业链的投融资的优化提供参考与建议,提升汽车产能利用率,使汽车产业健康稳定地拉动经济增长。
二、税收CGE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收CGE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于CGE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创新点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基本理论 |
| 2.1.1 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 |
| 2.1.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基本原理 |
| 2.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核心函数推导 |
| 2.2.1 恒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 |
| 2.2.2 国内产品分配决策 |
| 2.2.3 要素市场的闭合原则 |
| 2.3 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理论 |
| 2.3.1 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
| 2.3.2 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原理与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二氧化碳排放CGE模型的构建 |
| 3.1 变量的命名 |
| 3.2 CGE模型各模块的构成 |
| 3.2.1 生产模块 |
| 3.2.2 贸易模块 |
| 3.2.3 居民模块 |
| 3.2.4 政府模块 |
| 3.2.5 企业模块 |
| 3.2.6 社会福利模块 |
| 3.2.7 宏观闭合与均衡模块 |
| 3.2.8 二氧化碳排放模块 |
| 3.3 CGE模型的变量与参数说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与CGE模型参数的标定 |
| 4.1.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结构 |
| 4.2 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 |
| 4.2.1 模型的部门设置 |
| 4.2.2 宏观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 |
| 4.2.3 微观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 |
| 4.2.4 社会核算矩阵的平衡 |
| 4.3 CGE模型参数的标定 |
| 4.3.1 替代弹性系数的标定 |
| 4.3.2 份额参数的标定 |
| 4.3.3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的标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碳税情景设置与模拟分析 |
| 5.1 碳税情景设置 |
| 5.2 模拟结果分析 |
| 5.2.1 利用GAMS软件求解流程 |
| 5.2.2 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 |
| 5.2.3 对我国经济主体的影响 |
| 5.2.4 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影响 |
| 5.2.5 对我国各部门产出、价格的影响 |
| 5.2.6 对我国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微观社会核算矩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 4.3.1 推动力系数 |
| 4.3.2 影响力系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 7.1.2 SAM编制 |
| 7.2 CGE系统搭建 |
| 7.2.1 生产模块 |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 7.2.3 价格模块 |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 7.3.2 模拟说明 |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 7.3.5 复合模拟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存在的不足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 附录G |
| 附录H |
| 附录I |
| 附录J |
| 附录K |
| 附录L |
| 附录M |
| 附录O |
| 参考文献 |
（3）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术语注释表 |
| 变量注释表 |
| 参数注释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统一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 |
| 1.3.2 差异化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实践经验 |
| 1.3.3 混合碳减排政策相关研究 |
| 1.3.4 投入产出优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4.1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庇古税理论 |
| 2.2 “双重红利”理论 |
| 2.2.1 “双重红利”理论的提出 |
| 2.2.2 “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 |
| 2.3 最优商品税理论:统一或差异 |
| 2.3.1 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原理 |
| 2.3.2 关于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发展 |
| 2.3.3 最优环境税理论 |
| 2.4 一般均衡理论 |
| 2.4.1 一般均衡理论原理 |
| 2.4.2 一般均衡理论的应用和CGE模型 |
| 2.5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和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5.1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 |
| 2.5.2 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概念界定 |
| 第3章 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建立 |
| 3.1 模型假设 |
| 3.2 模型构建 |
| 3.2.1 目标模块 |
| 3.2.2 约束条件 |
| 3.3 最优解排序 |
| 3.4 宏观SAM表构建和参数设定 |
| 3.4.1 行业划分 |
| 3.4.2 SAM表构建 |
| 3.4.3 模型参数设定 |
| 3.5 基准情景设定 |
| 3.5.1 经济增长 |
| 3.5.2 技术进步率 |
| 3.5.3 能源效率进步率 |
| 3.6 模型检验、收敛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
| 3.6.1 模型检验 |
| 3.6.2 模型的收敛性 |
| 3.6.3 敏感性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税率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 4.1 行业划分和情景设置 |
| 4.1.1 高耗能行业和低耗能行业划分 |
| 4.1.2 政府调节税率的情景设置 |
| 4.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 4.2.1 既定减排目标下的动态最优税率 |
| 4.2.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 4.2.3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 4.2.4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纳税人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 5.1 政府调节行业纳税人的情景设置 |
| 5.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 5.2.1 行业纳税人变动情况 |
| 5.2.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 5.2.3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 5.2.4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混合碳减排政策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 6.1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 |
| 6.2 混合碳减排模型构建 |
| 6.2.1 碳交易模块 |
| 6.2.2 供需模块 |
| 6.3 碳交易和碳税政策组合的行业设置 |
| 6.4 混合碳减排情景设置 |
| 6.5 混合碳减排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 6.5.1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 6.5.2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 6.5.3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录A |
（4）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相关背景 |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 2.2.2 模型的闭合 |
| 2.2.3 模型的检验 |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 4.1 模型设计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模型框架 |
| 4.2 部门划分 |
| 4.3 CGE模型设计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 5.1.3 宏观SAM编制 |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 5.2 参数标定 |
| 5.3 模型求解 |
| 5.4 模型检验 |
| 5.4.1 一致性检验 |
| 5.4.2 平衡性检验 |
| 5.4.3 敏感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 6.1.1 政策情景 |
| 6.1.2 模拟测度 |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 6.2.1 政策情景 |
| 6.2.2 模拟测度 |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 6.3.1 政策情景 |
| 6.3.2 模拟测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 7.3 启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碳排放量日益增加 |
| 1.1.2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重要途径 |
| 1.1.3 碳交易有助于弥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局限性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碳排放权交易 |
| 1.3.2 可再生能源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碳排放权交易研究 |
| 2.1.1 碳排放权交易有效性研究 |
| 2.1.2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
| 2.1.3 碳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
| 2.1.4 碳交易市场影响研究 |
| 2.2 可再生能源研究 |
| 2.2.1 可再生能源经济效益 |
| 2.2.2 可再生能源环境效益 |
| 2.2.3 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 |
| 2.2.4 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 |
| 2.3 碳排放权交易与可再生能源研究 |
| 2.3.1 关系研究 |
| 2.3.2 方法研究 |
| 2.4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第3章 碳排放权交易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
| 3.1 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
| 3.1.1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 |
| 3.1.2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 |
| 3.2 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
| 3.2.1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 |
| 3.2.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
| 3.2.3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碳减排的影响 |
| 第4章 碳交易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机理 |
| 4.3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
| 4.3.1 理论模型介绍 |
| 4.3.2 实证模型 |
| 4.3.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省份结果分析 |
| 4.4.2 企业结果分析 |
| 4.4.3 机制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设定 |
| 5.3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4 结果分析 |
| 5.4.1 发电成本计算 |
| 5.4.2 敏感性分析 |
| 5.4.3 碳交易对发电成本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
| 6.1 引言 |
| 6.2 一般均衡模型 |
| 6.2.1 生产模块 |
| 6.2.2 需求模块 |
| 6.2.3 碳交易模块 |
| 6.2.4 动态模块 |
| 6.2.5 宏观闭合和均衡模块 |
| 6.3 数据来源 |
| 6.4 情景设置 |
| 6.5 结果分析 |
| 6.5.1 能源消费和可再生能源占比 |
| 6.5.2 能源行业成本和产出 |
| 6.5.3 减排费用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基于分省与跨区域的比较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模型及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情景设置 |
| 7.4 结果分析 |
| 7.4.1 能源消耗 |
| 7.4.2 能源行业成本和产出 |
| 7.4.3 电力结构 |
| 7.4.4 实际GDP |
| 7.4.5 碳交易价格 |
| 7.4.6 其他指标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
| 8.2.2 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降低碳交易市场风险 |
| 8.2.3 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 |
| 8.2.4 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权交易合作 |
| 8.2.5 优化核证减排项目机制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增值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增值税与收入分配 |
| 2.1.1 收入分配理论 |
| 2.1.2 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2 增值税与社会福利 |
| 2.2.1 社会福利理论 |
| 2.2.2 增值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第3章 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分析 |
| 3.1 研究假设、研究单位及样本指标 |
| 3.1.1 研究假设和研究单位 |
| 3.1.2 样本数据及测算指标 |
| 3.2 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3.2.1 年收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3.2.2 终生收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3.3 增值税的福利效应分析 |
| 3.3.1 模型构建及政策指标 |
| 3.3.2 福利效应的测算流程 |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研究小结 |
| 第4章 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 |
| 4.1 我国增值税改革概述 |
| 4.2 研究假设及模型构建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CGE模型构建及测算指标 |
| 4.2.3 CGE模型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4 样本数据选取及测算流程 |
| 4.3 增值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4.3.1 增值税转型的收入分配效应 |
| 4.3.2 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
| 4.4 增值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4.1 增值税转型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4.2 增值税税率减并改革的福利效应分析 |
| 4.5 研究小结 |
| 第5章 影响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的税制因素 |
| 5.1 征税范围 |
| 5.1.1 理论影响 |
| 5.1.2 国际经验 |
| 5.2 税率结构 |
| 5.2.1 理论影响 |
| 5.2.2 国际经验 |
| 5.3 税收优惠 |
| 5.3.1 理论影响 |
| 5.3.2 国际经验 |
| 5.3.3 食品和医药制品免税的实证分析 |
| 5.4 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 |
| 5.4.1 理论影响 |
| 5.4.2 国际经验 |
| 5.5 研究小结 |
| 第6章 改进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的对策建议 |
| 6.1 优化税率结构 |
| 6.2 优化减免税政策 |
| 6.3 严控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设置标准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采矿业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减税政策研究动态 |
| 二、关于不同视角下税收政策效应研究动态 |
| 三、关于税收政策效应测定方法研究动态 |
| 四、关于不同视角下采矿业税收政策效应研究动态 |
| 五、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减税政策相关背景 |
| 第一节 减税政策有关概念 |
| 一、减税概念 |
| 二、其他有关概念 |
| 第二节 减税政策背景 |
| 一、减税政策的国际背景 |
| 二、减税政策的国内背景 |
| 第三章 采矿业减税政策实施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采矿业减税政策框架与分析 |
| 一、减税政策框架 |
| 二、采矿业相关减税政策梳理 |
| 三、采矿业相关减税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采矿业减税政策成效 |
| 一、采矿业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成效 |
| 二、采矿业资源税改革政策成效 |
| 第四章 西部地区采矿业减税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西部地区采矿企业增值税税率调整政策效应分析 |
|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西部地区采矿业煤炭资源税改革政策效应分析 |
|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西部地区采矿业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政策效应分析 |
|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西部地区采矿企业增值税改革结论 |
| 二、西部地区采矿企业资源税改革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一、深化增值税改革,助力采矿业转型升级 |
| 二、完善资源税改革,推动采矿业绿色健康发展 |
| 三、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动采矿业高质量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8）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依据 |
| 一、我国水资源的现状及经济特性 |
| 二、水资源税的性质和征收原则 |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
| 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二、有利于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
| 第二章 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现行水资源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制定差异大,征收管理混乱 |
| 二、缺乏制约手段,削弱执法刚性 |
| 三、水资源费使用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
| 第二节 我国水资源费税改革试点 |
| 一、改革试点运行现状 |
| 二、改革试点取得的成效 |
| 三、改革试点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
| 一、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法律问题 |
| 二、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制度问题 |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技术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模拟及估算—基于CGE模型 |
| 第一节 CGE模型概述及制度基础 |
| 一、CGE模型概述 |
| 二、水资源CGE模型制度基础 |
| 第二节 CGE模型模块设计 |
| 一、生产模块 |
| 二、消费模块 |
| 三、均衡模块 |
| 第三节 模型参数估计 |
| 一、生产模块参数估计 |
| 二、消费模块参数估计 |
| 第四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CGE模拟过程 |
| 一、CGE模型税率模拟 |
| 二、模拟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借鉴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际水资源税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一、立法情况 |
| 二、税制要素 |
| 三、税收优惠 |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 第二节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水资源税的顺利征收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 |
| 二、科学合理的制定税率 |
| 三、税收优惠的制定应以税改目标为导向 |
| 四、征税收入专款专用 |
| 第五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对水资源征税具备政策基础和法律保障 |
| 二、部分省市(区)试点开征水资源税,为改革积累了经验 |
| 三、水资源保护力度增强,征税的现实条件成熟 |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应遵循的总体原则 |
| 一、清费立税原则 |
| 二、循序渐进原则 |
| 三、因地制宜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要素设计 |
| 一、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
| 二、计税依据和税率的选择 |
| 三、税收优惠的设置 |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 第四节 全面优化水资源税税制的相关配套措施 |
| 一、健全与水资源税相关的法律法规 |
| 二、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 |
| 三、加大水资源取水计量设施体系建设 |
| 四、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
| 五、同步完善与水资源税相关的其他税种 |
| 六、逐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 |
| 参考文献 |
（9）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不同需求冲击对我国汽车产业链的投融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汽车产业 |
| 1.2.2 汽车产业链 |
| 1.2.3 CGE模型及应用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
| 2.1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 |
| 2.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 2.2.1 生产部门的划分 |
| 2.2.2 模型中变量和参数的介绍 |
| 2.2.3 模型的基本结构 |
| 2.2.4 重要参数的确定 |
| 2.3 模型的计算机实现 |
| 2.3.1 开发软件介绍 |
| 2.3.2 模型的开发步骤 |
| 第三章 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及模型参数的标定 |
| 3.1 SAM的原理及基本结构 |
| 3.2 SAM表编制 |
| 3.3.1 基准年的选择 |
| 3.3.2 宏观SAM |
| 第四章 不同需求冲击的模拟及结果分析 |
| 4.1 外需 |
| 4.1.1 情景分析 |
| 4.1.2 模拟及记录展示 |
| 4.1.3 结果解读 |
| 4.2 内需 |
| 4.2.1 情景分析 |
| 4.2.2 模拟及记录展示 |
| 4.2.3 结果解读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5.1 全文总结 |
| 5.2 相关建议 |
| 5.3 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四、税收CGE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于CGE模型[D]. 邢嘉颖.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D]. 马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4]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5]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D]. 张丽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与福利效应研究[D]. 熊惠君.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7]采矿业减税政策效应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据[D]. 张彤.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8]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D]. 张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不同需求冲击对我国汽车产业链的投融资影响[D]. 甄曼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