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检对象8500名性病感染情况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吴钶[1](2019)在《我国传染病应对制度问题及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染病自古以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2003年“非典”疫情(SARS)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非典”过后,国家重视传染病防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逐步建立了传染病防控体系,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迅速得到加强。随着环境变化和社会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面临着传染病流行的新态势,一方面国际上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种新发传染病引起局部暴发或流行,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原本已经消灭或消除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传染病应对面临了很多新的问题。我国虽然构建了以《传染病防治法》为基本法的传染病应对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如传染病防治机构行政主体资格不明确、专业技术与执法分离、传染病控制措施的落实缺乏法律有力保障、多部门管理传染病协调机制不畅、个人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亟待解决。在传染病控制措施的落实中,也面临着执行效能与权益保障如何平衡、补偿机制如何建立和完善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现行传染病应对制度现状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传染病应对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完善建议。本文共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传染病应对中的多元防控主体及存在的问题。本章对传染病的内涵与应对主体的选择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我国传染病应对的各类主体,最后提出了目前我国传染病应对主体存在的问题。第二章,传染病应对机制及存在的问题。本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比较了我国和域外传染病的分类管理机制;第二部分描述了我国传染病疫情发现及报告机制;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传染病疫情发生后的多元应对机制;第四部分对比介绍了域外传染病的应对机制,第五部分就我国传染病应对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三章,传染病应对中公民权益保障及存在的问题。在传染病控制措施的落实中,对传染病病人及相关人员的权益保障一直没有被重视,如何兼顾传染病防控措施执行效能与权益保障一直是传染病防控工作的一个难题。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和劳动权容易受到传染病控制措施的直接影响,如何平衡传染病患者隐私权及相关人知情权也存在问题。传染病补偿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补偿机制又往往直接影响控制措施的落实,进而影响传染病的发生。本章重点就传染病应对中的权益保障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第四章,完善我国传染病应对制度的建议与设想。本章针对前三章提出的问题从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设想,分别是:1、完善传染病应对顶层设计2、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及应对机制3、完善传染病应对中公民的权益保障和补偿机制。
姚恩龙,常铃,王维佳,张维义,邓文青,端琼丽,丁力,宋丽军,张祖样,肖民扬,李黎,刘会雄[2](2019)在《2013-2017年云南省红河州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晚发现情况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云南省红河州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晚发现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整理2013-2017年"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历史卡片数据,采用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法对红河州HIV/AIDS病例晚发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红河州2013-2017年报告HIV/AIDS病例共10 655例,其中,晚发现病例3 685例。历年晚发现比例呈递增趋势(χ趋势2=20.019,P<0.001)。男性晚发现病例占37.4%(2 647/7 074),女性晚发现病例占29.0%(1 038/3 581),不同性别间晚发现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700,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医院就诊者样本来源的病例晚发现的风险是咨询检测的1.318倍,女性医院就诊者样本来源的病例晚发现的风险是咨询检测的1.302倍。结论红河州2013-201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的晚发现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医院就诊者晚发现风险较高,仍需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提高大众主动检测意识。
杨蓉蓉,桂希恩,熊勇,严亚军,冯玲[3](2018)在《艾滋病患者合并性传播疾病状况及其对夫妻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风险》文中认为目的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and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患者合并性传播疾病(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s,STD)状况及其对夫妻间HIV感染的影响。方法在自愿咨询和检测的基础上,对临床确诊的1 871例HIV/AIDS患者进行常见STD检测,同时对其配偶进行HIV筛查。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结果 1 871例HIV/AIDS患者中合并STD571例,占30.5%。合并STD组和未合并STD组的夫妻间HIV感染率分别为49.2%(281/571)和23.6%(307/1 3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0.6,P<0.01)。合并STD患者夫妻间HIV感染率,生殖器疱疹组为84.2%(80/95),尖锐湿疣组为72.2%(78/108),淋病或非淋菌性尿道炎组为45.0%(27/60),梅毒组为31.2%(96/308),多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0.0,P<0.01);组间两两比较,生殖器疱疹组与尖锐湿疣组比较(X2=4.210,P=0.040)、尖锐湿疣组与淋病或非淋菌性尿道炎组比较(X2=12.196,P<0.01)、淋病或非淋菌性尿道炎组与梅毒组比较(X2=4.317,P=0.0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HIV/AIDS患者合并STD发生率高,且性病可促进夫妻间HIV感染,但不同种类的STD对夫妻间HIV感染的影响不尽相同。
陈宗良[4](2017)在《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及“扩大宣传与检测”实施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的流行特征,并对扩大宣传、扩大检测干预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以探索艾滋病扩大宣传、扩大检测模式,为其他地区开展扩大宣传、扩大检测提供模式借鉴,并为当地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策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材料和方法:1.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描述艾滋病疫情流行特征,采用社区干预试验研究评价扩大宣传和扩大检测干预措施实施效果。2.研究现场选择重庆市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作为扩大宣传、扩大检测策略干预实施现场。3.调查对象:在干预前后分别调查当地医务人员、大众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各400人。干预前,每县选择100人进行基线调查,干预后每县调查100人,男、女比例均衡。基线调查于2014年1月开展,干预后调查于2016年1月开展。4.干预措施(1)扩大宣传方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少开展大型街道宣传1次、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台等大众媒体(至少一种)每月宣传1次,每月深入高危人群活动场所宣传1次;乡镇卫生院每季度开展艾滋病宣传专栏宣传1期、乡镇赶集宣传至少每月1次;宣传内容为艾滋病防治知识、HIV检测策略等。(2)扩大检测方面:用宣传活动营造检测氛围,提高检测意愿;配备检测设备、提供快速检测试剂,提高检测硬件能力;在每个乡镇中心卫生院建立HIV快速检测点,提高检测可及性;培训快检师资、培训快检实验室人员,保证每个快速检测点至少拥有1名合格的快速检测人员。5.干预效果评价指标(1)扩大宣传效果评价指标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歧视HIV/AIDS的比例、愿意为HIV/AIDS提供医疗服务的比例。大众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歧视HIV/AIDS的比例、婚外性行为发生比例。性病门诊就诊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频率。(2)扩大检测效果评价指标HIV检测点数量、HIV检测人次数、阳性发现人数、检测样本来源。6.问卷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HIV检测情况、歧视情况、医务人员为HIV/AIDS提供医疗服务意愿、大众人群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HIV检测的信任度、婚外性行为发生情况、性病门诊就诊者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情况等。7.资料收集(1)通过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03年7月(发现第一例感染者的时间)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报告住址为重庆市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含已死亡者)的疫情报告资料。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医疗卫生机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报的“HIV检测份数表”、新报告者发现途径等。(2)采用现场自填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干预前后医务人员、大众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相关资料。8.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将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导出的数据录入到Excel2007建立数据库,问卷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进行逻辑校对和双录查错,用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c±s、构成比等指标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比较,检验水准a=0.05。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地历年新发现病例、现存活病例数、死亡数等疫情情况,分析新报告病例的人口学特征、检测样本来源、感染途径等。结果:1.艾滋病流行状况至2014年12月31日,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共报告HIV/AIDS 636例,其中HIV感染者457例,AIDS病人179例;累计死亡175例,现存活461例,报告现存活数占常住人口比例为2.3/万;秀山县、酉阳县、石柱县、彭水县存活数分别为152例、129例、94例、86例。累计报告的636例感染者平均年龄为38.0±15.1岁,其中以30-49岁年龄组为主,占45.0%;男女性别比2.7:1;已婚有配偶为主,352例(55.3%);以初中及小学学历为主,457例(73.1%);职业以农民(工)为主,281例(44.2%);少数民族感染者约占一半。以性接触感染为主,占75.2%(478/636),其中异性性接触占64.8%(412/636)、男男同性性接触感染10.4%(66/636)。注射毒品感染HIV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性接触感染所占比重持续上升;50岁以上HIV/AIDS所占比例呈增加趋势;女性感染者所占构成比持续上升。2.扩大宣传干预效果干预后,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由干预前的89.1%上升到92.2%;医务人员接受HIV检测的比例由干预前的43.0%上升到53.6%(c2=8.933,p=0.003),愿意为HIV/AIDS提供医疗服务的比例由干预前90.1%上升到9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0.824,p=0.004)。干预后,大众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从干预前的48.4%上升到78.3%(c2=74.974,p<0.001);HIV检测比例由干预前的12.0%上升到19.3%(c2=7.962,p=0.005);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艾滋病快检结果信任度由干预前38.3%提高到61.3%(c2=6.220,p=0.045)。干预后,性病门诊就诊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从干预前的69.3%上升到83.9%(c2=22.809,p<0.001);最近一次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使用率从干预前的67.0%上升到77.4%(c2=5.870,p=0.015);最近三个月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从未使用安全套比例由干预前的14.7%降低到7.8%(c2=6.673,p=0.036)。3.扩大检测干预效果干预后,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年总检测量由干预前68090人次提高到219253人次;全人群检测率由干预前的3.4%上升到11.0%,阳性发现数由60例上升到106例,阳性检出率由8.8/万降低到4.8/万(c2=14.234,p<0.001)。干预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量维持在5700例,阳性检出率由干预前的40.3/万提高到43.2/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医疗机构合计检测量由干预前的58800人次上升到126869人次,阳性发现数由33例提高到61例,阳性检出率由干预前5.6/万降低到4.8/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区,但疫情报告数呈增长趋势,性接触感染为当地主要传播方式。2.扩大宣传策略提高了当地大众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医务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提高了艾滋病检测比例,提高了性病门诊就诊者安全套使用率,提高了医务人员为HIV/AIDS服务意愿,降低了歧视程度。3.扩大检测策略促进了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HIV检测工作的开展。
陈雅嘉,杨洁莹,许雅,沙柳娟[5](2016)在《2012-2014年广州某医院男性婚检人群指定传染病感染情况》文中认为目的:了解男性婚检人群传染病感染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2012—2014年广州某医院参加婚检的男性人群的体检资料进行分析。结果:2068名男性婚检人群HBs Ag总阳性率为8.17%,2229岁、3039岁和40岁以上的HBs Ag阳性率分别为5.27%、11.02%和15.15%;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中专和大专及以上的HBs Ag阳性率分别为16.36%、9.87%和7.57%;公务员及企事业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商业及服务人员、无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的HBs Ag阳性率分别为6.41%、8.23%、8.77%、13.58%和3.70%;HBs Ag阳性率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梅毒抗体、抗-HIV和淋病阳性分别检出3例、2例、2例。结论:广州市某医院的男性婚检人群乙肝、梅毒、艾滋病与淋病感染率较低,但仍需加强乙肝和性传播疾病防治,尤其是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及无业的婚检男性。
高思静[6](2016)在《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妇女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中国整个社会价值重建的过程中,代表母亲的女性,她们也在创造着自己的明天。女性的权利就人的权利,女性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2015年,是第四届联合国妇女大会召开的20周年。在20年前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就已向世界宣告了对妇女发展与进步的重视。而就石家庄市而言,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卫生保健、法律保护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合法权益得到进一步实现。近年来石家庄市妇女生存、保护和发展的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就业领域不断扩大,生活状况日益改善,妇女保健事业快速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不断提高,妇女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妇女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何客观、公平地评价妇女生活状况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学者对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成果上,从各个方面一一介绍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的现状,然后构建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的评价进行了横向、纵向比较分析,最后本文总结分析研究结果,提出改善石家庄市妇女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石家庄市23个县区的妇女生活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石家庄市区妇女生活状况较好、边界的县较落后,并且这种差距有扩大趋势;从时间纵向上来看,石家庄市大部分指标发展状况较好,但也有个别指标发展一日不如一日;从因子内部结构上看,“参与政治”因子等代表了妇女社会生活的平等程度。为进一步了解石家庄不同县区的妇女状况差异,在之后的聚类分析中,把石家庄市23个县区分为了三大类,妇女生活状况好的地区、妇女生活状况一般的地区和妇女生活状况差的地区,这三大类,与前面的因子得分高低相对应,表明聚类的分析结果较好,符合研究要求。
玛丽娅木·阿迪里[7](2015)在《新疆维吾尔族HIV/AIDS母婴传播的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探讨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低发展的民族地区开展预防HIV/AIDS母婴传播措施效果的影响因素。(2)通过了解调查地点的维吾尔族艾滋病母亲对艾滋病及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逐步掌握艾滋病母亲的高危行为并分析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因素。方法:本次研究现场选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艾滋病相对高流行的4个市(县)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阿克苏库车县,喀什叶城县和昌吉市作为研究现场。对2008-2013年期间在研究现场接受助产服务,HIV抗体检测,孕期保健,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服务的,且已确诊为HIV阳性产妇及其所分娩的5岁以下婴幼儿作为研究对象。严格按照知情同意,保密的原则在一个密封,安静,舒适的咨询室内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工作,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因素的统计分析。结果:在调查的182例HIV感染产妇中,2008年至2013年期间孕前确诊HIV阳性者122例,孕期发现37例,产时发现15例,产后发现8例。70例产妇孕前进行过抗病毒治疗(2?=0.511,P=0.475>0.05),144例怀孕时进行过抗病毒治疗(2?=26.849,P<0.0001)。84.6%的新生儿服用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2?=21.026,P<0.0001),91.2%婴儿采用了人工喂养方式。182例阳性母亲所生婴儿中25例已确诊为HIV阳性,对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与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母亲,家庭月经济收入,配偶职业,母亲健康状况以及孩子的健康状况,分娩地点,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措施的利用程度,咨询满意程度,母亲依从性问题对于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发生具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结论:维吾尔族AIDS母亲传播途径以异性传播,年龄18岁38岁,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配偶HIV阳性及具有吸毒史在艾滋病母婴传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调查地点作为偏远地区基本生活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不安全性行为严重,促使艾滋病在维吾尔族中流行起来。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较差,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低,防御意识薄弱,对艾滋病重视度不够强。孕早期为孕妇提供HIV检测是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关键环节,通过为孕产妇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服务,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播率,减少儿童的艾滋病新发感染。对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应予以充分重视,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马树波[8](2012)在《北京市昌平区艾滋病流行现状及哨点监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引起的致命性慢性传染病。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病死率极高,传播迅速,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疾病,加强艾滋病的防治管理已是我国乃至世界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在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截至2011年底,估计全国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8万人,全人群感染率为0.058%;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我国逐步建立起艾滋病的监测系统,其中包括病例报告系统和哨点监测系统,中国于1995年建立了HIV哨点监测系统,以其作为常规监测系统的补充。昌平区艾滋病常规监测工作始于1999年,主要是通过各医疗机构临床检测发现上报,缺乏主动性,于2005年开始建立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覆盖了女性性工作者、吸毒者、性病门诊就诊者和青年学生,收集了大量哨点监测的资料,包括监测人群的人口学特征、高危行为特征及血清学监测结果等,但目前尚未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监测结果对HIV防控工作的指导意义有待挖掘。研究目的了解昌平地区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各类监测人群的高危行为特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昌平区艾滋病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收集338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基本人口学特征、高危行为特征、感染途径等进行描述性分析。收集2005年-2011年暗娼、吸毒人员、性病门诊就诊者、青年学生人口学资料、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高危行为特征及变化、血清学监测结果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所有资料应用EpiData3.0软件录入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1.艾滋病流行现状分析338例HIV/AIDS中,HIV感染者266例,艾滋病病人72例。男性296例,女性42例,男女发病比例为7.05:1,20-49岁人群发病占93.20%(315/338):其中外省市户籍病例占81.95%(277/338),职业以家政家务及待业最多,占报告总感染数的31.36%(106/338),经性传播占总感染数的83.14%(281/338),其中同性接触感染占53.85%(186/338),经血液传染占12.72%(21/338),母婴途径占0.59%(2/338),2004年以前经性途径感染占58.82%(10/17),2005年至2011年占84.42%(271/321)(X2=5.83,p<0.05).2011年男性同性性接触人群艾滋病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性接触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9.52%(18/189)。2.艾滋病哨点人群行为学特征分析:(1)监测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变化情况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龄28岁,已婚比例、40岁年龄组比例逐年增多,2010年后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上升明显;吸毒者男性比例较高(85.33%),2009年以后户籍为外省者比例有增多的趋势;性病门诊就诊者已婚者比例最高(66.08%),2009年以后性病门诊就诊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明显上升,30岁以下组的构成逐年减少,未婚者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监测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各类人群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分别为青年学生91.13%,知晓率最高,其次是性病门诊就诊者,89.67%,吸毒人群88.89%,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最低86.93%;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同(X2=6.05,p<0.05),不同年龄组及文化程度的吸毒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无统计学差异,但均有随年龄增长和文化程度提高而上升的趋势,不同民族(p<0.05)、不同婚姻状态(p<0.05)、不同户籍(p<0.05)、不同文化程度(p<0.05)的性病门诊就诊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同,不同性别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同(x2=9.38,p<0.05),女生高于男生。3.HIV感染情况:对四类人群以年份为分层变量,HIV阳性率为检验变量,经卡方趋势检验,p值均大于0.05,四类人群HIV阳性率不存在随时间逐渐升高或降低的趋势。对比四类人群的HIV感染情况,吸毒者人群的HIV阳性率远远高于另外三类人群,2007年、2008年感染率最高,4.92%,女性性工作者和性病门诊就诊者艾滋病感染率均在较低水平,青年学生中无HIV阳性者发现。4.监测人群的行为学特征变化情况: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每次都用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64.44%达到了2007年、2008年的74.88%和80.82%,进入拘留所前最后一次提供性服务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经卡方趋势检验得到X2trend=5.05,p<0.05,不同年份间的趋势有统计学意义,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逐年上升;吸毒者使用海洛因和冰毒所占的比例不同,使用海洛因者逐年减少,而使用冰毒者逐年增多,注射毒品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吸毒者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不同(p<0.05),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有逐年增加趋势(X2trend=17.55,p<0.05);性病门诊就诊者中,近3个月与非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2009年开始出现注射毒品的情况,2010年开始发现有同性肛交行为,2011年开始出现与暗娼发生性行为的情况,性病门诊就诊者多数诊断为尖锐湿疣。青年学生中发生性行为比例较低。研究结论目前艾滋病感染以青壮年为主,大部分为外省市户籍人口,感染途径发生根本性转变,以性接触为主,其中同性性接触传播随年份比例逐年升高。表明近年经性途径感染者增多;女性性工作者、吸毒者、和青年学生四类人群的HIV感染率不同,但均不存在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不同人群高危行为特征及变化趋势不同,女性性工作者入所前最后一次提供性服务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逐年上升;吸毒人群使用海洛因者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使用冰毒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注射毒品者有逐年减少的趋势;性病门诊就诊者近3个月与非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和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有随时间下降的趋势;哨点监测相对于常规监测可以较为敏感的显现出HIV感染率的变化和防治策略的效果,也是HIV防控的有力工具。
李露丹[9](2010)在《公共政策视野下的云南妇女健康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妇女的健康状况和生存环境相对滞后。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妇女基础健康的政策法规,实施了多项重大妇幼卫生公共项目,云南省结合省情实际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十多年的政策覆盖和项目实施,云南省妇女健康水平得到了改善,妇幼卫生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云南省妇女健康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较全国平均水平和云南妇女发展规划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由此提出了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干预手段缩小差距,解决问题的思考。本论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在对云南妇女发展规划监测统计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公共政策的视角考察云南省妇女健康发展状况和公共管理绩效。通过对云南省妇女健康领域的重难点问题的现状描述,总结云南妇女健康领域取得的成就,并以政府实施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防治艾滋病母婴传播”、“妇科病检查”、“政府免费婚检”等4项公共卫生项目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评价了公共政策干预绩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论文参考国内外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经验,提出综合解决云南妇女健康问题的对策:落实男女平等是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核心,明确政府是促进妇女健康发展的责任主体,制定和完善公共政策是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坚持妇幼卫生服务的公共属性是实现妇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通过公共政策的干预和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不断改善妇女健康状况,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推动云南省妇女健康事业全面发展。
张英霞[10](2010)在《2007-2008年柳州市高危人群HIV/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描述2007与2008年柳州市高危人群HIV/梅毒感染发生情况;(2).分析2007与2008年柳州市艾滋病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特点,掌握影响HIV/梅毒感染的因素,为HIV/梅毒流行提供早期预警;(3).比较HIV/梅毒感染影响因素变化情况,为将来制定艾滋病的干预措施和评价干预效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运用连续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采用国家性艾中心统一制定的研究方案和暗娼(CSW)、吸毒者(DU)和男男性接触者(MSM)调查问卷和试剂,收集2007、2008两年三类目标人群行为学特征和血清学结果等信息,分析:①样本特征,包括人口学和行为特征(性行为、吸毒行为、就诊行为);②HIV/梅毒检出率,包括检出率及其分布、HIV/梅毒阳性者的特征和影响HIV/梅毒感染的因素;③HIV/梅毒感染影响因素的变化;(2).三类人群样本获取方法:CSW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DU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MSM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3).数据处理方法:采用EpiData3.1录入问卷,SPSS13.0分析处理数据。[结果]1.样本的特征:2007-2008年完成了2148名合格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和血样采集,其中CSW 851人,DU807人,MSM 490人。①.社会人口学特征:CSW、MSM主要在15-25岁,DU在30-40岁;三者都以汉族为多,DU主要是本地人,CSW、MSM具有明显流动性;三者多为未婚,MSM文化程度最高;②.性行为特征:CSW:首次性行为中位年龄18岁,首次商业性行为中位年龄20岁,每年平均7个月从事性交易,每月平均20天接客;最近一个工作日平均与1个客人发生商业性行为,最近一周平均接客7人,与客人安全套使用率明显好于配偶/同居男友;DU:43.1%最近一个月有性行为,但只有39%使用安全套,33.1%最近一年与配偶的性关系每周一次以上;为了获得毒资,有34人为他人提供过性服务,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时70.3%使用安全套,最近一年75.7%有时使用安全套,每次使用者只有5.4%;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高于与配偶和临时性伴;DU中少见同性性行为;MSM:第一次性行为中位年龄20岁,第一次插入性行为中位年龄25岁,67.3%MSM第一个性伴为男性,与不同对象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均不高;③.吸毒行为特征:CSW、MSM少有吸毒行为,DU共针率比较高;④.性病及就诊情况:CSW中出现性病症状者最多,多去综合医院就诊,DU选择性病专科门诊,而MSM喜欢到私人诊所;⑤.获得艾滋病相关服务情况:有一半以上的高危人群获得过各类服务,电视、免费宣传材料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2.HIV/梅毒检出率:(1)CSW、DU、MSM中HIV检出率分别是:0.24%、18%和1.40%,梅毒检出率是:1.88%、4%和5.3%;(2)HIV/梅毒阳性者特征:阳性CSW年龄小、未婚、当地人、AIDS知晓率低、场所档次低;阳性DU首次吸毒年龄小、女性多、未婚、离异者多、共针率高、配偶吸毒的多;阳性MSM未婚多,离异也有较多比例、文化程度低、经济状况差、AIDS知晓率低,三者都有明显无保护性行为;(3)影响HIV/梅毒感染的因素:①CSW: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婚姻、场所档次、安全套使用情况和获得服务情况,场所档次低、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小及与固定性伴不使用安全套是危险因素,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是一个保护因素,可以降低感染风险;②DU:文化程度、婚姻、首次吸毒年龄、配偶吸毒否、吸毒时间和是否共用针具,未婚和共用针具是危险因素;③MSM:年龄、婚姻、文化程度、首次插入性行为年龄、肛交时安全套使用情况,危险因素是离异和文化程度低。3.HIV/梅毒感染影响因素的变化:CSW、DU艾滋病知晓率明显提高,商业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提高,但与固定性伴间安全套使用情况却没有改变;MSM的艾滋病知晓率和行为都没有改变;DU共针率明显下降;接受服务的人数有所增加。[结论]1.柳州市CSW、DU和MSM中HIV检出率分别是:0.24%、18%和1.40%,梅毒检出率分别是:1.88%、4%和5.3%,处于中低水平。2.影响HIV/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CSW: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小及与固定性伴不使用安全套是危险因素,每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是一个保护因素,可以降低感染风险;●DU:未婚和共用针具是危险因素;●MSM:危险因素是离异和文化程度低。
二、婚检对象8500名性病感染情况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婚检对象8500名性病感染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传染病应对制度问题及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问题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传染病应对中的多元防控主体及存在的问题 |
一、传染病的内涵与应对主体的选择 |
(一)传染病的内涵与特点 |
(二)传染病的有效应对需要多元主体 |
(三)域外传染病主要应对主体 |
二、我国传染病应对的多元防控主体体系 |
(一)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 |
(二)卫生防疫站 |
(三)卫生监督机构 |
(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
(五)出入境检疫机构 |
(六)公民与社会团体 |
三、传染病应对多元防控主体体系存在的问题 |
(一)行政执法主体与技术主体相分离 |
(二)多部门执法体制存在问题 |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不明确 |
(四)传染病防治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 |
(五)公民与社会团体的参与和责任机制均不完善 |
第二章 传染病应对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
一、传染病的分类管理机制 |
(一)域外分类管理机制 |
(二)我国的分类管理机制 |
二、传染病疫情发现与报告机制 |
(一)医疗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报告 |
(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动搜索 |
(三)其他主体主动报告 |
(四)舆情监测及政府热线信息反馈 |
三、传染病疫情发生后的多元应对机制 |
(一)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措施 |
(二)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和暴发疫情的处置 |
(三)散发病例的调查处置 |
(四)传染病健康教育与健康宣传 |
(五)传染病风险评估 |
(六)疫苗预防接种工作 |
四、域外传染病应对机制 |
(一)美国的传染病应对机制 |
(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传染病应对机制 |
(三)日本、韩国的传染病应对机制 |
(四)港澳台地区应对机制 |
五、我国传染病应对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一)新发传染病或新输入国内传染病发生时应对缺乏法律依据 |
(二)乙丙类传染病控制措施无法保障有效落实 |
(三)传染病未落实分类管理 |
第三章 传染病应对中公民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
一、传染病应对过程中公民权益保障不足 |
(一)隔离措施欠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 |
(二)传染病控制措施直接影响公民财产权益 |
(三)传染病患者隐私权及相关人知情权间的平衡不够 |
(四)传染病患者劳动权保障不充分 |
二、传染病应对中的补偿机制 |
(一)传染病防控补偿机制不完善 |
(二)重症传染病病例医疗费用的补偿机制 |
(三)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 |
第四章 完善我国传染病应对制度的建议与设想 |
一、完善传染病应对防控主体的顶层设计 |
(一)开展传染病防控机构改革 |
(二)进一步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责任 |
(三)完善部门和区域间传染病防控的协作机制 |
二、完善传染病相关立法及应对机制 |
(一)完善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 |
(二)完善传染病分类管理机制 |
(三)加强传染病疫情的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 |
三、完善传染病应对中的公民权利保障和补偿机制 |
(一)完善传染病控制中的公民权利保障 |
(二)完善传染病控制中的补偿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2013-2017年云南省红河州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晚发现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
1.2 定义变量 |
1.3 方法 |
1.4 统计学分析 |
2 结果 |
2.1 一般情况 |
2.2 晚发现情况 |
2.3 单因素χ2检验 |
2.4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3 讨论 |
(4)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及“扩大宣传与检测”实施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第一部分 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 |
1 资料与方法 |
1.1 资料来源与收集 |
1.2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1.3 质量控制 |
2 结果 |
2.1 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特征 |
3 讨论 |
第二部分 扩大宣传与扩大检测实施效果评价 |
1 资料与方法 |
1.1 研究方法 |
1.2 研究现场 |
1.3 对象 |
1.4 干预措施 |
1.5 干预效果评价指标 |
1.6 问卷设计 |
1.7 资料收集 |
1.8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1.9 质量控制 |
2 结果 |
2.1 扩大宣传效果评价 |
2.2 扩大检测效果评价 |
3 讨论 |
结论与建议 |
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我国艾滋病检测策略概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5)2012-2014年广州某医院男性婚检人群指定传染病感染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
1.1 资料 |
1.2 方法 |
1.2.1 HBs Ag、抗-HIV和梅毒抗体检测 |
1.2.2 淋病筛查 |
1.3 统计学方法 |
2 结果 |
2.1 基本情况 |
2.3 不同特征人群的HBs Ag阳性率的比较 |
3 讨论 |
(6)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本文创新点 |
1.3 论文框架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内对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综述 |
1.4.2 国外对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综述 |
1.4.3 文献评述 |
2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现状和问题 |
2.1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现状 |
2.1.1 妇女就业与保障 |
2.1.2 妇女参与决策管理 |
2.1.3 妇女教育与文化 |
2.1.4 妇女健康与保健 |
2.2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困难与问题 |
2.2.1 婚前医学检查率严重偏低 |
2.2.2 妇女就业率偏低 |
3 妇女生活状况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3.2 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 |
3.3 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说明 |
4 石家庄妇女生活状况的因子分析 |
4.1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因子分析的理论准备 |
4.2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因子分析的模型构建 |
4.2.1 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 |
4.3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现状的因子结果分析 |
4.3.1 因子结果的空间维度分析 |
4.3.2 因子结果的时间维度分析 |
4.3.3 各因子综合得分的影响分析 |
5 石家庄妇女生活状况的聚类分析 |
5.1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聚类分析的理论准备 |
5.2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聚类分析的分类结果 |
5.3 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现状的聚类结果分析 |
5.3.1 聚类结果的空间维度分析 |
5.3.2 聚类结果的时间维度分析 |
6 提高石家庄妇女生活状况的对策建议 |
6.1 妇女与健康 |
6.2 妇女与就业 |
6.3 妇女与教育 |
6.4 妇女与参政 |
7 本文的局限及研究展望 |
7.1 研究局限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新疆维吾尔族HIV/AIDS母婴传播的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场 |
2.研究对象和样本量 |
2.1 研究对象 |
2.2 抽样方法 |
2.3 样本量的确定 |
3.研究方法与设计 |
3.1 调查方法 |
3.2 调查设计 |
3.3 调查内容 |
3.4 资料整理与分析 |
4. 质量控制 |
5. 伦理学问题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8)北京市昌平区艾滋病流行现状及哨点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语词 |
名词定义 |
目录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研究背景 |
研究目的 |
研究方法 |
一、研究现场 |
二、研究对象 |
三、数据来源 |
四、研究内容 |
五、实验室检测方法 |
六、研究的技术路线 |
七、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
八、质量控制 |
研究结果 |
一、北京市昌平区艾滋病流行现状分析 |
二、北京市昌平区2005年-2011年艾滋病哨点人群行为学特征分析 |
讨论 |
一、北京市昌平区艾滋病流行现状 |
二、昌平区2005年-2011年艾滋病哨点人群行为学特征 |
本研究的可靠性和局限性 |
一、可靠性 |
二、局限性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致谢 |
(9)公共政策视野下的云南妇女健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背景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4 研究综述 |
1.5 研究方法思路和内容 |
第2章 公共政策理论与妇女健康权概述 |
2.1 公共政策理论概述 |
2.1.1 公共政策概念 |
2.1.2 公共政策的本质 |
2.2 妇女健康的界定 |
2.2.1 健康与健康权 |
2.2.2 妇女的生命健康权的法律环境 |
2.2.3 妇女健康发展的目标 |
2.3 公共政策与妇女健康的关系 |
2.3.1 政府是推动妇女健康发展的责任主体 |
2.3.2 制定和完善公共政策是推动妇女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第3章 云南省妇女健康现状和重难点领域取得的成就 |
3.1 妇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
3.2 妇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 |
3.3 妇女生殖健康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
3.4 妇女健康意识逐步增强 |
3.5 孕产期保健服务 |
3.5.1 普及新法接生使孕产妇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 |
3.5.2 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妇幼生命安全保障逐步提高 |
3.5.3 结合新农合政策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逐步实现免费 |
3.6 艾滋病防治 |
3.6.1 艾滋病防治覆盖面逐年扩大 |
3.6.2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取得成效 |
3.7 妇女病防治 |
3.7.1 实施"两病"防治工作,减轻了农村妇女的疾苦 |
3.7.2 推广"两癌"防治工作,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 |
3.8 婚前保健服务 |
3.8.1 强制婚检,保持高婚检率 |
3.8.2 取消强制婚检,婚检率大幅下滑 |
3.8.3 政府免费婚检,婚检措施初见成效 |
第4章 公共政策干预改善云南妇女健康状况 |
4.1 云南省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 |
4.2 云南省实施"防治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 |
4.3 楚雄州实施"农村妇女妇科病检查"项目 |
4.4 玉溪市澄江县实施"政府免费婚检"工作 |
4.5 案例综合评价 |
第5章 云南妇女健康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5.1 经济发展滞后,妇女健康水平总体偏低 |
5.2 政府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区域间妇女健康发展不平衡 |
5.3 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影响妇女卫生事业的发展 |
5.4 妇女保健经费缺乏导致卫生服务不足 |
5.5 妇女保健工作体制不协调,影响妇女健康事业的发展 |
5.6 孕产期保健服务可及性低 |
5.6.1 流动人口带来孕产期保健服务的新问题 |
5.6.2 孕产妇住院分娩服务可及性低 |
5.7 艾滋病防治形势严峻 |
5.7.1 婚检和孕期保健服务覆盖不全 |
5.7.2 农村妇女孕期保健意识淡薄 |
5.7.3 儿童失访影响母婴阻断效果 |
5.7.4 计生政策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影响 |
5.8 妇女病查治困难重重 |
5.8.1 妇科基础保健需求大,受益人群少 |
5.8.2 妇科病检查项目政策不配套 |
5.8.3 市场化环境影响妇科病防治工作 |
5.9 婚前保健处于较低水平 |
5.9.1 免费婚检覆盖面小 |
5.9.2 流动人口成为政策空白点 |
第6章 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公共政策的国际经验 |
6.1 芬兰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
6.2 斯里兰卡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
6.3 马来西亚解决妇女健康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
6.4 政策措施综合评价 |
第7章 解决云南妇女健康领域重难点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
7.1 加快云南妇女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
7.2 明确政府在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责任 |
7.2.1 推行妇女基本保健服务政府买单 |
7.2.2 改革妇幼卫生财政体制,减轻基层负担 |
7.3 加强卫生网络建设,完善妇幼卫生体系 |
7.3.1 加强基层三级卫生保健网络建设 |
7.3.2 将计生服务纳入卫生保健系统管理 |
7.4 延伸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体现政策的公平性 |
7.4.1 加强流动人口卫生保障服务 |
7.4.2 建立贫困孕产妇救助机制 |
7.5 综合防治阻挡艾滋病的侵袭 |
7.5.1 加大婚前和孕期保健服务,发挥阻挡艾滋病侵袭的屏障作用 |
7.5.2 加强信息管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7.5.3 完善计生措施,降低艾滋病性传播途径发生率 |
7.6 推动妇科病检查纳入新农合和医保范围,回归妇幼保健服务公益性 |
7.6.1 妇科病检查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 |
7.6.2 从需求出发完善"两癌"检查项目 |
7.6.3 综合治理妇女保健市场,坚持妇女保健服务的公益性方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论文修改说明 |
致谢 |
(10)2007-2008年柳州市高危人群HIV/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与样本 |
2.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2.3 研究步骤 |
2.4 数据分析 |
2.5 质量控制 |
2.6 伦理学考虑 |
第三章 结果 |
3.1 研究样本的特征 |
3.2 HIV/梅毒检出情况 |
3.3 HIV/梅毒感染危险因素的变化 |
第四章 讨论 |
4.1 HIV/梅毒检出率 |
4.2 研究样本的特征 |
4.3 HIV/梅毒阳性者的特征 |
4.4 影响HIV/梅毒感染的因素 |
4.5 目前柳州市艾滋病防治效果和将来防治策略探讨 |
4.6 本研究的局限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致谢 |
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项目 |
四、婚检对象8500名性病感染情况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传染病应对制度问题及完善研究[D]. 吴钶.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6)
- [2]2013-2017年云南省红河州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晚发现情况分析[J]. 姚恩龙,常铃,王维佳,张维义,邓文青,端琼丽,丁力,宋丽军,张祖样,肖民扬,李黎,刘会雄. 现代预防医学, 2019(20)
- [3]艾滋病患者合并性传播疾病状况及其对夫妻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风险[J]. 杨蓉蓉,桂希恩,熊勇,严亚军,冯玲. 中华传染病杂志, 2018(03)
- [4]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及“扩大宣传与检测”实施效果评价[D]. 陈宗良. 重庆医科大学, 2017(02)
- [5]2012-2014年广州某医院男性婚检人群指定传染病感染情况[J]. 陈雅嘉,杨洁莹,许雅,沙柳娟. 宜春学院学报, 2016(09)
- [6]石家庄市妇女生活状况评估研究[D]. 高思静. 河北经贸大学, 2016(12)
- [7]新疆维吾尔族HIV/AIDS母婴传播的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玛丽娅木·阿迪里. 新疆医科大学, 2015(04)
- [8]北京市昌平区艾滋病流行现状及哨点监测分析[D]. 马树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2(04)
- [9]公共政策视野下的云南妇女健康问题研究[D]. 李露丹. 云南大学, 2010(02)
- [10]2007-2008年柳州市高危人群HIV/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研究[D]. 张英霞. 中南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