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营养标签的作用和意义

一、食品营养标签的作用和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张滨^[1]（2021）在《食品营养标签标示错误与惩罚性赔偿适用 ——以徐某诉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以食品标签瑕疵为由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大量涌现,这其中既有作为消费者切实保障自身利益的,也不乏投机者利用惩罚性赔偿机制乘机牟利的。因为该法惩罚性赔偿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就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予以明确界定,法官个人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价值判断也各不相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徐某诉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为切入点,探讨食品标签瑕疵的特殊情形——营养标签标示错误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关系。评析本案争议焦点:1.徐某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2.营养标签标示错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3.徐某是否有权要求惩罚性赔偿。围绕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结合法律理论与法律规定分析如下:首先,知假买假者属于消费者范畴,其只是在消费目的上不同于普通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并未禁止知假买假行为,所以徐某的诉讼地位不因知假买假行为受到影响。其次,营养标签属于食品标签的组成部分,营养标签的标示内容必须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涉案食品能量值含量标示错误超过允许误差最大值,不符合安全标准。最后,营养标签标示错误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判断是否满足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补偿性赔偿存在为前提,补偿性损害以受有“损害”为基础。该损害既可能来源于违约行为,又可能来源于侵权行为,符合请求权竞合规定;食品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以主观上“明知”为前提;营养标签实质性内容标示错误不同于一般标签瑕疵,不满足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豁免条件,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食品安全法》及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在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上有含混不清之处,尤其对惩罚性赔偿正当性来源解释、惩罚性赔偿但书条款适用以及营养标签强制标示问题规定冲突等问题无任何说明,亦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阐释,导致法条在适用上存在偏差。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以求解决相应实务难题。

侯琬娇^[2]（2020）在《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的食物营养事业,制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将食物营养与健康置于影响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城市地区目前主要处于退行性疾病阶段。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现实情况,均对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食物系统的建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由于肉类消费引致的营养素摄入对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我国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在总的食品消费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构建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食物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营养健康为目标来研究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因素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国内关于肉类消费的研究,都认为收入和价格是影响肉类消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内从营养健康视角开展的肉类消费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如果对肉类消费冠以营养健康的前提,用趋近或偏离营养健康目标来界定肉类消费,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在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收入因素能发挥出显着的促进作用吗?国外大量的从营养健康视角进行的食品消费的研究表明,教育和信息往往对食品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教育和信息因素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如果是,教育水平具体在哪些提升阶段成为促进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关键变量?不同类别的信息是如何发挥促进作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收入、教育因素又与信息因素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和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四个城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均值回归、分位数回归、选择实验及随机参数Logit模型等计量方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收入和教育因素对脂肪含量不同的肉类的消费数量的平均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脂肪含量较低的肉类消费量增长0.19%,脂肪含量最低的肉类消费量减少0.31%,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的消费量减少0.08%。在对营养健康目标实现具有最大威胁的脂肪含量最高的肉类消费方面,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高的肉类的消费量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1.43%,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7.49%。综上,收入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教育因素具有促进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的潜能。通过分析收入和教育对五类肉类的消费数量的不同分位水平的影响,来揭示这两个因素对肉类消费结构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低分位水平下降0.35%,而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应该提高才能趋近营养健康的肉类消费结构;收入因素对其他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和高分位水平的影响均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低肉类的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增加了9.97%;受教育程度从高中及专科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含量最高肉类的消费量的高分位水平减少了2.12%。受教育程度由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带来了脂肪含量中等肉类消费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加以及中、高分位水平的减少,这恰好能够体现出教育因素具有合理调节肉类消费结构的作用。综上,收入因素并未发挥出促进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的作用,教育因素在促进肉类消费结构趋向低脂肪占比更高、高脂肪占比更低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第二,收入和教育因素对肉类消费引致的营养素摄入量的平均水平的影响方面,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脂肪摄入量下降0.07%;但是,收入对蛋白质和胆固醇摄入量的影响均不显着。随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逐渐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摄入量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6.57%,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10.73%。教育因素对蛋白质和胆固醇摄入量的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蛋白质和胆固醇的摄入量减少:高中及专科比初中的蛋白质摄入量减少了6.53%;高中及专科比初中的胆固醇摄入量减少了5.06%。虽然对三种营养素摄入量平均水平的影响无法全面解释收入和教育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上述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收入因素对三种营养素摄入量的影响没有教育因素全面。营养素摄入量的低水平和高水平分别包含营养素摄入不足和过量的情况,营养素摄入不足和过量容易导致较高的健康风险,通过分析收入和教育对每种营养素摄入量的不同分位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揭示这两种因素在肉类消费趋近营养健康目标过程中的作用。脂肪摄入量的低、中、高三种分位水平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每增加1%,脂肪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减少0.09%,中分位水平减少0.06%;收入因素对脂肪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的影响反而变得不显着。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高中及专科的过程中,带来了脂肪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长: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增加了1.28%;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脂肪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呈现出逐级递减的趋势: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3.07%,而本科及以上则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12.07%。受教育程度从高中及专科提高至本科及以上的过程中,能够带来蛋白质摄入量的低分位水平的增加: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增加了0.5%;收入因素对蛋白质摄入量的任何分位水平的影响都不显着。从初中教育程度开始,随着教育水平的逐级提升,胆固醇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逐级递减:高中及专科比初中减少了10.1%,本科及以上比高中及专科减少了6.43%;但是,收入因素对胆固醇摄入量的高分位水平的作用却并不显着。综上,相较于收入因素,教育因素在肉类消费趋向营养健康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更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三,将肉类膳食营养知识作为社会环境来源信息的近似代表。受教育程度由初中及以下提高至高中及大专的过程中,促使肉类膳食营养知识得分增加了1.37分;受教育程度由本科提高至硕士及以上的过程中,得分增加了1.13分;反观收入因素,对得分缺乏显着的影响。牛腑肋带给肉类膳食营养知识高得分者的边际效用的均值为0.8465,偏好系数为正,说明相对于其他消费者,高得分者偏好牛腑肋,偏好内容为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符合营养健康的目标;肉类膳食营养知识低得分者对牛腑肋、牛腱子和鸡胸肉的偏好并不显着,对猪五花和鸡翅中表现出了显着的偏好,因此,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低得分者并没有对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表现出偏好,偏好内容偏离营养健康的目标。第四,本文商业环境来源信息表现为生畜禽肉类（包括鲜的、冷鲜和冷冻畜禽肉类,不包括加工品）的营养标签信息。展示营养成分表后,高得分群体的偏好内容依旧为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与未展示营养成分表时相比,偏好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展示营养成分表后,高得分群体对牛腑肋的偏好系数由未展示成分表时的0.8465增长至1.2819,偏好强度增强;同时,对牛腱子的偏好由未展示成分表时的不显着变成显着。展示营养成分表后,低得分群体对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的偏好系数依旧不显着。上述结果说明,作为社会环境来源信息的近似代表,肉类膳食营养知识水平决定并影响高得分和低得分群体的偏好内容;而作为重要的商业环境来源信息,生畜禽肉类的营养标签信息并不能够改变这两类群体的偏好内容,只能在已有的偏好内容基础上,增强其偏好强度。因此,高得分群体的肉类消费行为更有可能符合营养健康的目标;而低得分群体的肉类消费行为实现营养健康目标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教育因素在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肉类消费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激活全局的重要角色,应该大力激发教育因素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潜能,同时,发挥其对信息因素的联动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将政策重心从增加收入适当向教育资源均等化倾斜,建立“食育”制度,以及实施生畜禽肉类（包括鲜的、冷鲜和冷冻畜禽肉类,不包括加工品）的强制营养信息标示。

魏新刚^[3]（2020）在《兰州市市售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符合性监测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兰州市售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信息的采集和钙含量的实验室检测,了解市售的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现状、钙含量的标示值与实测值的符合情况,为指导和规范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标示和食品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和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兰州市的六个区/县（安宁区、榆中县、西固区、城关区、红古区、永登县）的超市、食品或保健食品零售店采购178份补钙类普通食品和43份保健食品。利用Excel 2003建立食品标签信息数据库,随机抽取30%的样品,核查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后。食品标签标示信息及内容依据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保健食品标识与产品说明书的标示内容及其标示要求》规定,进行标签合格性的评价及分析,采用SPSS25.0统计软件分析各类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率、正确率之间的差异。参考国标方法探索并建立火焰原子吸收法测钙的最佳实验方法,对该方法进行回收率、检出限和精密度检测,判断该方法的可靠性及准确性。并根据国标推荐方法对铁、锌和维生素D的含量进行实验室检测,比较食品营养标签标示值与实验室检测值之间的差异,计算允许误差范围是否符合《通则》规定的钙、铁、锌以及维生素D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结果:（1）本研究共采购221份样品,其中乳类及其制品、饼干类、饮料类、其他类共4类178种补钙类普通食品和43种补钙类保健食品。所有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率是100%,补钙类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的标示正确率分别为91.6%和95.3%。正确率较高的两种食品为饮料类和乳类及制品类,分别是97.0%、96.1%。标示正确率最低的是其他类食品,仅为82.1%。（2）178份补钙类普通食品中有84.3%营养标签采用标注更多营养成分的格式,其次有7.3%的采用附有外文的格式,6.7%的采用附营养声称或营养功能声称格式。43种补钙类保健食品营养标签都以文字格式标示,在功效成分及含量的标示形式上,74.4%以表格形式标示,25.6%以文字形式标示。（3）178份补钙类普通食品标签中能量和四类核心营养素（“1+4”）标示率为100%,“1+4”标示正确率分别为92.7%和92.1%。“1+4”的NRV%标示率为93.8%,正确率为100%。钙元素标示正确率为95.5%,除钙外其他营养成分标示正确率为88.1%。（4）178种补钙类普通食品标签中,营养声称的标示率是28.1%,乳类及其制品类食物声称标示率最高。营养声称中含量声称标示最多的三种营养素是钙、蛋白质、铁。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示率为20.2%,标示合格率88.9%,标示较多的三种营养素依次是钙、维生素D、锌。（5）钙元素测定的实验条件（火焰原子吸收法）:波长为422.67nm,灯电流为4mA,能量为58,垂直位置燃烧头高度36.74mm,水平位置燃烧头高度为11.36mm。乙炔流量为2.5L/min、空气流量为10L/min。钙元素的线性范围为0-18mg/L,样品加标回收率（高、中、低浓度）为97.50%-102.03%、97.60%-103.41%、89.76%-95.12%,检出限CL为0.018mg/L。高、中、低样品精密度RSD为0.58%、0.35%、1.23%。铁和锌元素的加标回收率是92.16%-96.55%、95.20%-101.38%,铁和锌元素的RSD分别为2.0%-2.4%、1.1%-2.9%,均小于5%,三种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精密度,可以准确检测补钙类食品中钙、铁、锌的含量。（6）补钙类普通食品钙、铁、锌标示含量的符合率分别为92.7%、95.2%、90.2%,保健食品中钙、铁、锌含量符合率为100.0%、87.5%、88.9%。其中乳类及其制品类、饼干类和饮料类三种食品中钙、铁、锌含量符合性较高,其他类补钙类食品含量符合性较低。由于未规定钙含量的最大限制,在补钙类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钙含量超过其180%标示值的分别占10.7%和67.4%。（7）补钙类保健食品维生素D中的含量主要是以D3为主,而在普通食品中,主要是D2。221份补钙类食品中,标示维生素D含量的保健食品有29份,普通食品38份,其中乳类及制品类和保健食品标签中维生素D的标示最多,补钙类保健食品含量符合规定的有26份,符合率为86.66%,而补钙类普通食品,维生素D含量符合的有34份,符合率为89.47%。结论:（1）兰州市售补钙类食品的营养标签标示率和正确率高,尤其是乳类及其制品类、饼干类和补钙类保健食品。其他类的标示正确率较低,主要是补钙类方便食品和零食等。标签主要存在强制标示的内容不全,可选择标示的内容不准确,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标示以及声称用语不符,标示率较低等问题。（2）兰州市售补钙类食品钙含量标示值与检测值符合性较高,主要是乳类及其制品和补钙类保健食品。而在补钙类食品中,铁、锌元素的符合率较钙符合率低,尤其是补钙类保健食品,需要相关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食品标签标示。（3）在补钙类食品的营养标签中,维生素D的总体标示率较低。保健食品的营养标签中标示的维生素D含量与实际检测值符合程度较高,补钙类普通食品维生素D含量的符合性较低。需要在保健食品监管中,加强对标示的各营养成分含量的监测力度。

丁书明,范晓辉,王世广,杨占峰,张伟利,王玲,刘颖^[4]（2020）在《郑州市大学生食品营养标签使用情况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大学生食品营养标签使用情况,为开展相关营养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对郑州市三所高校1 96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食品营养标签知识得分均值12.1±2.8分（总分24分）,不同性别、专业、年级、学习过营养课程与否、家庭居住地、母亲文化程度均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获取食品营养标签知识的途径主要以电视、广播为主（1 431人占78.9%）,有652（35.9%）人能够完全答对食品营养标签内容;使用营养标签态度上:有1 376（75.8%）人认为在食品包装上标示营养标签有必要,1 015（55.9%）人对营养标签标示内容表示信任;使用行为上:购买食品时经常浏览营养标签的有466（25.7%）人。结论郑州市大学生的食品营养标签知识水平不高,对食品上标示营养标签态度积极,但使用率低,获取食品营养标签知识途径单一,今后学校应利用多种渠道,加强宣教,引导大学生消费时养成阅读营养标签的习惯。

应飞虎^[5]（2020）在《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理论认知与完善建议》文中研究说明食品营养标签旨在使消费者了解食品的能量及重要营养素的信息,这一产生于食品安全法不足以预防肥胖问题的制度,是社会对食品追求从安全走向健康在立法中的反映。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制定至今已近十年,其时理论认知的不足,以及十多年来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快速发展,制度在标示要素、标示方式、信息简化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缺陷极为明显。完善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应该对营养标签制度的性质、营养标签制度的目的与实现路径、科学研究对营养标签制度的影响及食品营养标签法律与食品营养标签国家标准的关系等有一个准确认识,并基于世界的制度发展史及我国目前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标签内容、需要标示的情形、标签信息的展示及进一步信息的提供等予以改进。

汪正园,高欣怡,史泽环,黄翠花,金伟,臧嘉捷,朱珍妮,贾晓东,郭常义^[6]（2019）在《上海市五年级学生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健康教育效果评估》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上海市学生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知晓情况及健康教育干预效果,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在上海各区随机抽取2所小学,每所小学干预前后均随机抽取五年级学生至少30人进行调查,干预周期4个月。结果上海市小学生营养标签知晓率从干预前71.5%提高到干预后92.3%,认为营养标签对选购食品有帮助的比例由干预前85.2%提高到干预后96.2%,愿意告诉家长购买零食时看营养标签的比例由干预前89.7%提高到干预后94.6%,选购预包装食品时常看标签的比例由干预前41.4%提高至4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女生购物时常看营养标签的比例高于男生（P<0.05）。干预后,远郊地区营养标签知晓率和选购预包装食品时常看标签的比例较其他2类地区均较差（P<0.05）。结论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有效提升了上海市学生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知晓率,相关态度和行为,但学生对营养签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远郊地区是继续进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健康教育的重点地区。

崔雪^[7]（2019）在《长春市消费者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知信行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长春市消费者食品营养标签认知、态度和使用行为（Knowledge-Attitud e-Practice,K-A-P）现状调查,分析探讨影响消费者食品营养标签K-A-P的相关因素,为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食品营养标签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营养标签合理选购食品、促进全民健康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和修订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规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抽取长春市朝阳区、南关区和绿园区共计600名18岁以上的消费者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长春市消费者食品营养标签知信行（KAP）调查问卷》,利用SPSS 22.0统计软件,应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模型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消费者营养与营养标签知识总得分均值为3.403±3.419,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在营养及营养标签认知、态度和使用行为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低龄、已婚、学历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有相关知识背景、常承担采购任务的人群对营养及营养标签知识了解程度较高;女性、低龄、学历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有相关知识背景、常承担采购任务、营养标签认知度较高的人群对营养标签态度评价较高;多因素协同作用下,女性、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营养与营养标签认知度和态度评价较高的人群,对食品营养标签的利用程度较高。结论:1.消费者对食品营养知识与营养标签知识的认知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知识总得分均值为3.403±3.419;对营养标签知识了解较差,题项回答正确率最高为13.83%,最低为10.83%;对与慢性病相关的营养知识了解程度处于中下等水平,题项回答正确率平均为43.04%。营养知识获取渠道主要是网络,其次是电视广播。2.消费者对营养标签的态度性评价总体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营养标签标示的必要性和帮助性的同时信任程度较低。各题项评价得分均值分别为:必要性（2.570±1.0812）、可信性（2.835±1.166）、帮助性评价（2.652±1.130）。3.消费者使用营养标签的程度较差,各题项得分均值分别为:查看度（2.950±1.107）、理解度（2.620±1.141）、指导购物行为程度（2.592±1.197）,综合分析,人群不同人口学特征、营养标签认知度、必要性评价、可信性评价、帮助性评价、理解程度、营养标签上信息内容均会对消费者使用营养标签指导自身购物行为产生影响,其中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营养标签认知度、营养标签可信性评价是营养标签使用行为的有利因素,在消费者对营养标签的使用行为影响上起着主导作用。

李香亭,夏蒨,周蔚^[8]（2017）在《2016年上海市杨浦区部分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和使用情况》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杨浦区居民对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和使用情况,为有针对性的采取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杨浦区11个街道481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居民知晓率为60.29%,相关营养标签知识答对率为56.92%。态度方面,76.92%居民认为有必要标识营养标签,23.07%的居民认为无所谓和没必要。营养标签的使用方面,10次有过2次以上将营养标签作为购买食品参考依据的占79.21%。34.72%的人会选择常使用,44.49%的人偶尔使用,20.79%几乎不使用。年轻人群、文化程度高和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人群对食品营养标签知晓率、答对率、认可度、使用率均高于其他人群（P<0.05）。职业方面,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知晓率相对高;相关知识测试,专业技术人员答对率比其他职业高、BMI正常者较有慢性病者答对率高;行为方面,偏瘦者、体重正常者比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使用率高。结论上海市杨浦区居民对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和使用频率较低。

杨星华^[9]（2017）在《食品营养标签现状与卫生监督措施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我国食品行业发展迅速,食品营养标签也在不断进步,食品营养标签是食品营养的重要标识和参考,反映了食品的营养价值。很多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会以营养标签为参考,选择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食品,由此可见,食品标签的准确性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阶段,我国在食品营养标签的管理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卫生监督措施加强对食品营养标签的管理。本文对现阶段我国食品营养标签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一些卫生监督措施,希望能够改善食品营养标签管理的不足,保证食品的质量。

郭丽琴^[10]（2017）在《山西省农村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五个市农村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度调查,探讨影响农村居民营养标签认知度的因素,为针对性地对农村居民进行营养标签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普及营养知识,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食品等工作提供一定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山西省运城市、长治市、太原市、忻州市和大同市五市部分县18岁以上的900名农村居民,并采用他填式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量资料的描述采用sx±,定性资料的描述采用频数（构成比）,无序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自变量筛选方法为条件似然比向前逐步法（Forward:Conditional）,标准为α入=0.05,α出=0.10。结果:1.21.2%的农村居民比较了解什么是食品营养标签,NRV的知晓率为29.8%。居民获得营养知识的途径从高到低依次是网络（53.4%）、电视广播（49.4%）、亲戚或亲人（47.3%）、同学、同事、朋友（38.8%）、报刊、杂志（36.4%）、培训、课堂讲座等（14.7%）。2.14.9%的居民总是会关注营养成分表,19.2%的居民会常常关注营养成分表,55.9%的居民认为有必要标注营养成分和含量说明,54.6%的居民认为营养功能声称对选择食品有帮助,57.1%的居民认为通过营养标签可以了解食物的营养成分特点,合理营养。3.34.2%的居民在购买食品时首要参考的因素是食品的营养价值;居民在选购食品时最关注的标签内容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其次是质量安全标记、食品配料表、营养标示、净含量与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对不同的产品关注营养标签的程度也不同,购买奶及奶制品时最注重查看营养标签,其次是豆类制品、面包、饼干类、熟肉制品、饮料类、婴幼儿食品、强化食品类;9.6%的居民总是会因营养标签而影响其对食品的购买行为,19.5%的人常常会受影响。结论:1.农村居民营养标签KAP情况居民对食品营养标签的认知水平不高,但对营养标签的态度比较积极,营养标签对居民的食品选购行为有一定的影响。2.农村居民营养标签KAP影响因素性别、学历、慢性疾病史是居民了解营养标签的有利因素;营养标签了解程度高是居民对营养标签关注度、标注必要性及作用认识的有利因素;了解营养标签、营养标签相关态度积极是营养标签对农村居民食品选购行为有影响的有利因素。

二、食品营养标签的作用和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食品营养标签的作用和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食品营养标签标示错误与惩罚性赔偿适用 ——以徐某诉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3）兰州市市售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符合性监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郑州市大学生食品营养标签使用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7）长春市消费者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知信行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2016年上海市杨浦区部分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和使用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9）食品营养标签现状与卫生监督措施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山西省农村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食品营养标签的作用和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食品营养标签标示错误与惩罚性赔偿适用 ——以徐某诉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例[D]. 张滨.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2]收入、教育和信息对我国城市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营养健康的目标[D]. 侯琬娇. 吉林农业大学, 2020(03)
• [3]兰州市市售补钙类食品营养标签符合性监测研究[D]. 魏新刚.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0(12)
• [4]郑州市大学生食品营养标签使用情况调查[J]. 丁书明,范晓辉,王世广,杨占峰,张伟利,王玲,刘颖. 现代预防医学, 2020(05)
• [5]我国食品营养标签制度的理论认知与完善建议[J]. 应飞虎. 法学, 2020(02)
• [6]上海市五年级学生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健康教育效果评估[J]. 汪正园,高欣怡,史泽环,黄翠花,金伟,臧嘉捷,朱珍妮,贾晓东,郭常义. 中国健康教育, 2019(07)
• [7]长春市消费者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知信行调查研究[D]. 崔雪.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9(02)
• [8]2016年上海市杨浦区部分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和使用情况[J]. 李香亭,夏蒨,周蔚. 预防医学论坛, 2017(11)
• [9]食品营养标签现状与卫生监督措施探讨[J]. 杨星华. 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 2017(15)
• [10]山西省农村居民食品营养标签认知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D]. 郭丽琴. 山西医科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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