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实效的重要因素

一、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孙智宏^[1]（2021）在《增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青年教师承担着培养时代新人的使命。党的十九大以来,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国各高校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推动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虽然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不能否认,一直以来,由于生活、工作、外部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实效性不强的问题。随着新时代国内外思想动态的活跃,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就是重中之重。本文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为核心,旨在探究有效推进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建议、对策。通过疏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关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实效性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科学论断以及观点,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提供基础理论依据;通过对部分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开展实证分析,了解目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现实情况,为挖掘问题、探寻解决之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下辖七个章节（包含引言）,可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理论基础层。明确了该文研究和分析的理论边界和内涵,主要包含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首先从理论基础上界定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疏理、提炼了马克思关于青年的作用、培养方式等思想,探究了列宁关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雏形。最后,全面疏理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关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党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科学严密的思想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第二章分析了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具体理论。第一部分,根据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对高校青年教师、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进行了概念界定,从三个层面的向度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基本评价与判断,提出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内在特征。第二部分,从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主要因素,为下文实证分析以及对策的提出提供依据。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在教育内容和具体实践方面的要求。最后,分析了增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必要性。第三章疏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在起步探索阶段、挫败低谷阶段、重建发展阶段的发展历程,从六方面归纳总结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经验:认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立足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激励高校青年教师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重视高校青年教师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解决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二层为实证调研层。主要包含第四章,第五章。以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和调研了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现实情况等,并且借鉴学界的实证分析和研究,探究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第一,相关部门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高校内部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运行效率较低;第三,高校开展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单一滞后;第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健全;第五,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有待提升;第六,部分高校青年教师自身存在问题;第七,负面社会环境损害了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第三层为机制建构层,主要包含第六章,提出了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对策,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强化有关部门主体责任,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性;健全联动机制,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性;完善激励机制,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创新实践方式,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加强自我提高,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创设良好工作情境和校园文化,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性;有效利用“微时代”,增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

陈宏达^[2]（2021）在《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创新和宣传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群众,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加深对党的奋斗目标及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从而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为了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任务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奋斗的能力。党的思想引领力具有科学性、价值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的鲜明特征。党的思想引领力包含主体、客体、目标、结构四大基本要素。虽然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概念,但从其实质上来说,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实践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为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概念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问题的初步探讨,奠定了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概念、范畴和原理。列宁则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状况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概念,并作了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阐述,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理论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科学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实践探索,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不懈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的来说,其基本经验大体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开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斗争过程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五个方面。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的长期探索给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借鉴,是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的实践基础。从思想引领力的结构要素来看,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面临诸多挑战。在思想创新力方面,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思想传播力方面,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协调同步面临巨大压力;在思想公信力方面,国家治理中存在消解人民认同的突出问题;在思想凝聚力方面,宣传思想工作滞后于与人民生活方式变迁。承认并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问题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必然要求。要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准确把握其基本原则,善于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源条件。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斗争中求团结原则以及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原则。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资源有理论资源、文化资源、执政资源、制度资源、经济与社会和科学技术资源。把握好这些基本原则和主要资源是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现实路径主要有坚持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增强党的思想创新力、加强阵地建设,增强党的思想传播力、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思想公信力;有效整合社会共识,增强党的思想凝聚力等。

钱美玲^[3]（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杨成龙^[4]（2021）在《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高校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基石,是有效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既是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高校基层党建质量概念,提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应包括正确的目标价值、组织建设质量、党员队伍建设质量、制度建设质量、考核评价质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层党建理论进行梳理和阐述,系统考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论文阐明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基本特征,论述高校基层党建五个方面的目标——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学校治理、团结动员师生、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提出高校基层党建三大价值取向,即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阐述基层党建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在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论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高校基层党建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上海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有益的经验和历史启示。同时对新时代上海高校基层党建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高校基层党建取得的五个方面的成绩,分析院（系）党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建设、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建制度建设及基层党建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六个方面提升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评价体系。

何美子^[5]（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之问”。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重视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既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的侵袭、个体自我意识的萌发,使得人们遭遇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任务。价值观乃文化之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中,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教育。本研究着眼于大学生群体,使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系统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等方法,以文化认同为研究视域,探究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议题,既拓展了研究思路,又为其提供了学理性依据。通过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梳理,对其进行了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的划分,制定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调查问卷”。通过对上海、武汉、成都、大连地区不同层次的12所高校142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个维度的1 1个指标,除“行为体验”之外10个指标均显着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个维度、“四个自信”的认同度以及样本基本情况变量中的7个变量均显着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多因素影响综合模型,并对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与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表明,当前认同的总体状况较好,但仍存在认知认同与行为认同的错位、内涵认同与现状认同的不平衡、主体内部差异等问题,究其原因,包括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等方面的因素。本研究聚焦高校,基于价值性、结构性、群体性、阶段性的目标导向,以“分别提高,协同整合”为基本思路,在“大思政”、文化育人以及知行合一的原则下,建立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以及行为认同的“三位一体”立体化教育模式。一是以认知认同的“三性”为主线增强认同的引导力,包括认知认同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及连续性三个方面;二是以情感认同的“五融合”为着力点增强认同的驱动力,包括主体融合、情感融合、视域融合、话语融合以及场域融合五个维度;三是以行为认同的“两个实践”为依托增强认同的践行力,包括生活化的实践与社会化的实践两个层面。

林绮冰^[6]（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引导研究 ——以《中国青年》（1939-1941）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舆论的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社会舆论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根底,确立了关于舆论引导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取向。1939年《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作为延安时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备受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革命根据地青年的喜爱,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引导的载体。以《中国青年》为舆论宣传阵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舆论引导工作,获得了青年的政治认同并将青年锻造为政治坚定、思想先进、本领扎实的革命青年,提升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中国青年》（1939—1941）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的展开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教育、青年人生观教育三个议题。《中国青年》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统领,契合舆论引导对象的特质和需求,针对不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议程设置形成了切实有效的舆论引导策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使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变单向灌输为互动交流的舆论引导策略;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教育中使用了紧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聚焦青年感兴趣的社会现实的舆论引导策略;青年人生观教育中运用了多样的体裁形式满足青年喜好、典型报道树立优异的青年形象和设置特色栏目积极与青年互动的舆论引导策略。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舆论引导对于推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青年机关刊物舆论引导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青年机关刊物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准确把握青年需求、提升对青年舆论引导表达的水平和艺术并且深化推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思想政治政治教育承担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和任务,应当做好青年机关刊物的舆论引导,在青年中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舞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杨叶文^[7]（2020）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运用研究》文中指出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所形成的包括遗址纪念地、革命原照、革命文献及手稿资料、重要实物、革命精神、革命运动、重大历史事件、先进事迹、建设成果标志物等在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总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教学资源。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是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的长期所在地,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高校运用当地独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有助于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和改革创新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和集体主义情感,提升理想信念和青年学生道德情操。因此,本项研究首先整合和梳理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范畴、类别、内涵、形成过程,其次了解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五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践现状,探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本研究主要分以下三个部分进行阐释:第一部分阐释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形成过程及育人价值。通过归纳分析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范畴、类别,明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根据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历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总结和归纳出其显着特征,概括出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第二部分阐释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现状。通过问卷和访谈充分了解上海高校目前已有的实践经验、存在的短板以及大学生的接受程度等,将高校实践现状和大学生接受现状两个层面的内容相结合,挖掘和总结出目前上海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及不足之处,深入剖析其原因。第三部分阐释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运用体系。高校层面加强学校党委统一推进的体制机制,创新思政课红色文化育人模式,拓展日常思政教育的红色文化育人阵地。全社会层面发挥政府弘扬红色文化的引领作用,整合社会力量增强红色文化事业,发扬红色家风在大学生价值观培育中的优势。

赵丹凤^[8]（2020）在《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研究 ——基于甘肃省部分高校的调查》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出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促使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奋力开创基层党建理论和实践新局面。处于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高校学生党支部,担负着密切联系党与高校学生的重要职责,是党在青年学生中发挥创造力、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基础,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何将基层党建新要求转化为高校学生党支部的理念共识与实践成果,使学生党支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当前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需要深入思考与落实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的逻辑框架为基础,梳理文献,调查分析,重点围绕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基本理论、现实审视、经验借鉴以及实践路径来探讨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这一基础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即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建设依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论述中寻求理论支撑。同时,着眼于党建战略布局,聚焦于高校基层党建现状亦是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当前,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取得诸多成绩:党员发展标准更加严格、支部工作方式更加新颖、发展党员的质量明显上升以及支部各项基本制度不断成熟等。但是取得成绩的同时不能否定问题的存在,学生党员成长环境与入党动机的隐蔽性、对学生党员教育管理不够、支部委员投入精力不足和支部培训激励机制缺乏、学生党员独特个性特征与价值取向等因素致使学生党支部存在入党动机多元化、部分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显着、支部委员队伍建设薄弱以及组织生活不规范等诸多问题,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立足调查现状,借鉴国内部分高校学生样板党支部的实践经验,是当前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中难题破解的必要所在。为此,谱写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新篇章,需要强化学生思想政治引领,严格学生党员培养教育管理,加强支部委员队伍建设以及着力提升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

任小琴^[9]（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包志国^[10]（2019）在《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随着世界步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世界各国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发展和追问愈来愈烈。从这一大的全球视角来审视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价值观教育是价值观念系统建构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之中,更是发挥着建立社会价值秩序、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以及重建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执政党的价值观教育对政权的巩固、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以及社会思潮的引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49-1956年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传递新的时代精神、锻造新的时代品格和引领新的社会风尚的历史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社会变革。这一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启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从饱受屈辱到站起来的一个全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新中国初创后的这七年,经济、政治、文化经历着急骤的变迁,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乎寻常的矛盾冲突和选择调适。各种价值观呈现出交织交锋状态,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反革命的价值观与科学的、先进的、进步的、革命的价值观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面对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通过执政党的力量来确立起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摆在当时刚刚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段重要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价值观教育,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构建国家和民族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平稳顺利地完成这一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社会变革,使得1949-1956年间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蓬勃盎然的生机。本文中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不同社会群体所进行的价值系统重塑的一种教育。从深刻意义层面来看,价值观教育是价值信仰系统建构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每个个体,都必不可少。对社会而言,其具有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融合多元的意识形态,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对个体而言,其具有认知时代发展趋势、坚定信仰、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变革时期,价值信仰系统建构如何稳固国家政权、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以及如何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在归纳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思想为指导,以融通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价值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深入到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观层面,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开国奠基时党的价值观教育,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剖析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梳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及核心内容,归纳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途径与载体,总结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显着成效、基本经验、主要教训以及对新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深刻启示。历史需要观照现实,现实更要回望历史。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均需回溯到更深的层次和更大的历史格局中,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现实。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拓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视野,在整体性把握下凸显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价值观教育的特征,突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当代走向研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新时代构建国家民族价值信仰系统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及有益的历史借鉴。

二、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增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引导研究 ——以《中国青年》（1939-1941）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运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研究 ——基于甘肃省部分高校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增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D]. 孙智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研究[D]. 陈宏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4]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研究 ——以上海高校为例[D]. 杨成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D]. 何美子.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2)
• [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引导研究 ——以《中国青年》（1939-1941）为考察对象[D]. 林绮冰. 浙江大学, 2020(08)
• [7]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运用研究[D]. 杨叶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研究 ——基于甘肃省部分高校的调查[D]. 赵丹凤. 兰州大学, 2020(10)
•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10]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D]. 包志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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