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腐败问题及其反腐败对策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张剑锋[2]（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郑天祥[3]（2021）在《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郡县治,天下安。自秦实行县制以来,县一级政权就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自2012年以来,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无数官员腐败被查,这其中不仅有省部级高官,许多县委书记也纷纷落马。这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大量损失,还破坏了党内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县委书记腐败,影响更加恶劣。县委书记作为县一级政权的负责人,代表了党和政府,县委书记发生腐败,直接影响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印象。因此,完善和优化县委书记腐败治理机制,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防线,对于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县委书记队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县委书记腐败问题出发,搜集了国内外关于县委书记腐败、腐败治理和“三不腐”机制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主要围绕县委书记腐败的表现、原因、“三不腐”机制的关系和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其次,通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县委书记的案例和相关文献的分析,归纳出十八大来县委书记腐败的具体表现、腐败特点和腐败原因,并重点对县委书记腐败的原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构建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的实现路径:通过提高县委书记腐败行为的发现率、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大县委书记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来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通过科学设置县委书记权力和运行机制、净化县委书记工作生活环境、完善县委书记保障机制建设来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通过提高县委书记的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法治修养来构建“不想腐”的自律机制。三个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治理县委书记腐败问题。
杨楠[4]（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黄贵贤[5]（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它始终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力量和高尚的人生追求。在当今社会,廉洁不仅是从政者修身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其廉洁观的塑造与培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乎未来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廉洁观?为什么需要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大学生廉洁观现状及其培育状况如何?如何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这些都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围绕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能够回答以上问题,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廉洁观,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缘由及意义、相关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为本文研究进一步开展打下基础。论文主体共包括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新时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首先,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高校廉洁教育给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带来了新机遇;其次,当下现实生活中腐败低龄化趋势明显、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工作面临着新挑战;最后,为了切实提高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效果,新时代对培育内容、培育方式以及培育主体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第二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洁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廉洁思想以及习近平同志关于廉洁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和西方学者关于廉洁的政治理论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力量来源。第三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内容既要结合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紧跟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最新部署,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合理借鉴传统廉洁观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从个人到家庭、到党和国家,再到世界的廉情廉观逻辑主线,并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廉以修身观、廉以齐家观、廉以治党观、廉以治国观、廉以经世观。第四部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及其培育的现状分析。本文采用问卷对广西部分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在基于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廉洁认知状况、大学生廉洁情感状况、大学生廉洁意志状况、大学生廉洁行为状况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从中发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仍然存在培育内容有待完善、培育方式有待丰富、培育载体有待拓展、培育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同时,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影响、高校培育的力度不够、家庭廉洁观教育不到位以及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第五部分,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路径选择。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与原因,本文认为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可以从完善培育内容、丰富培育方式、拓展培育载体以及优化培育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具体来讲,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教育、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教育和强化新时代廉洁价值观教育以提高大学生廉洁观教育针对性;通过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榜样教化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以及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来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积极发挥廉洁社团组织作用以及深入开展廉洁教育实践活动来强化大学生廉洁观育人功能;通过构建风清气正社会环境、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和注重廉洁文明家风建设来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胡春琳[6]（2021）在《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提升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水平。政府信息公开在公众及时获取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建设阳光政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也暴露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鉴于此,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修订,并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与此同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审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其中许多学者重点关注了政府信息公开对反腐败的积极影响等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本文在厘清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反腐败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了国外与反腐败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得到下列启示: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约公权力,健全的公务员制度助力透明政府建设,畅通的媒体监督渠道助力公众的监督,规范的程序设计防范行政权力被滥用,公开的政务信息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其次,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由于历史文化约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位阶较低,政府信息公开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机制等,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能完全落实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普遍存在选择性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比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不健全、公开制度不完善,在政府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方面有差距。法定主动公开内容不全面,依照申请公开回复不及时、财政信息被选择性公开,行政决策信息公开不到位等;最后,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反腐败视角下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二是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三是依法保障公众参与,方便社会公众监督权的行使;四是依法公开政府信息,遏制权利滥用建设廉洁政府;五是依法保障经费投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科技水平等。总之,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对策来完善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其得以充分发挥反腐败的制度功能,推动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权力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促进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激励公众参与权力监督,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从而预防腐败的滋生。政府信息公开充分发挥着反腐败的制度功能,对于推动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因此在反腐败的视角下研究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是理论界所应该重视的。
余宁霞[7]（2021）在《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文中提出腐败就像一颗社会毒瘤长期存在着,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不得不注意到,伴随着精准扶贫出现在基层的腐败余毒并未完全根除,滋生腐败的病毒随时都有可能潜入,因此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位于精准扶贫这一神经末梢的村干部,在扶贫项目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的腐败问题易发频发,这不仅损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增加了国家反腐败工作的负担。基于此,深入探究和回顾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上公布的2017年到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搜集整理出840起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建立样本库,通过介绍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对样本案例的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围绕腐败主体基本信息、腐败案件事实信息、腐败行为发生信息和腐败案件处置信息这四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归纳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类型主要表现为:精准扶贫中优亲厚友、私自挪用扶贫专项资金、贪污受贿违规收费、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以及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等五种。结合数据图表呈现得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普遍具有以下特征:涉案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为主;涉案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更为严重;涉案领域多样且以“低保兜底”和“危房改造”为主;涉案金额差距悬殊且以“微腐败”为显着特征。进而运用制度预防腐败理论和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考虑从腐败动机角度分析村干部个人思想主观方面原因,包括村干部个人文化素养和法纪意识不足、“官本位”思想以及社会心态不平衡等因素。从腐败机会角度考虑有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等客观原因,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包括上级党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失灵、村务监督机构等同级监督的缺位以及人民群众、舆论媒体和社会团体等社会监督的不足;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包括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以及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因此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不”反腐机制建设为核心主线,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及整治扶贫工作机制漏洞等对策来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问题,从而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参考。
程珍权[8]（2021）在《论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中国经验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中指出腐败治理关乎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恒久的政治命题。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内涵及其原理的运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反腐败历程展开分析并探究腐败治理的基本逻辑,形成了若干新的认知与概括,体现了笔者对中国反腐败实践的知识性思考。第一部分主要是结合政策文本和史实,以联系的观点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腐败治理实践历史,按照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内在逻辑从历史背景、腐败特征、反腐实践、典型事件、基本认识五个方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各因素之间关系所呈现出的演进轨迹。从历史背景来看,国际环境变化依次经历了中美建交以及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加入WTO、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环境变化依次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腐败特点来看,依次呈现出权力私有化、商品化的腐败特点;呈现出高层化、集团化的特点;呈现出系统性、综合性的特点。从反腐实践来看,依次是重建反腐三把利剑即“教育、法制、监督”;发展教育、制度、监督“三管齐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法治化、规范化。从反腐典型事件来看,依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第一案、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副国级因腐败被判死刑、改革开放以来首个正国级领导人因腐败被判刑。从基本认识来看,依次是由运动反腐走向法制反腐、由法制反腐走向法治反腐、构筑了新时代反腐败治理体系第二部分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工具,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实践经验中抽象出新“知识”、新“认识”。从政治价值层面来看,反腐败斗争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具体表现为: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政治逻辑层面来看,反腐败的中国经验实际上是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腐败治理“知识”,即以政治为主导,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确定反腐败的政治战略地位、确定执政党为引领,多元协调推动的反腐败治理政治关系;以法治为主轴,具体表现为:在理论上推动法治话语演进,树立全社会法治意识、在实践上完成反腐败经验的知识化制度化;以人民为中心,具体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反腐初心、反腐依靠力量来源于人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反腐旨归。从政治发展层面来看,反腐败治理历程揭示着反腐败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具体表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治理方法具有阶段性、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着反腐败治理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后一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前人经验的“批判性”继承。第三部分运用第二部分总结的反腐败“新认识”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获得现实启示。微观层面,以完善反腐败治理体系为重点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观层面,以反腐倡廉建设为要素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布局;宏观层面,把反腐倡廉建设融进实现“中国梦”之中。
梅士伟[9]（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栗晨雪[10]（2020）在《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及惩治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基层和小微领域推进。2020年作为十三五的收官之年、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反腐败工作作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保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两委干部作为最贴近群众的基层干部,解决其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形象。论文从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现状出发,以权力寻租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制度预防腐败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文献研究、走访座谈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现有研究成果,以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为依据,将农村两委干部腐败的特点、造成的后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并结合自身经历和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从队伍建设、管理方式、惩治力度、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农村两委干部腐败治理研究的一些建议和对策,为河北省A县村级腐败治理提供参考依据,进而丰富我国农村腐败治理研究的内容。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关于腐败问题及其反腐败对策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腐败问题及其反腐败对策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相关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县委书记 |
| 2.腐败 |
| 3.“三不腐”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1.系统理论 |
| 2.权力制约理论 |
| 二、县委书记腐败的表现、特点和原因 |
| (一)县委书记腐败的表现 |
| 1.政治方面拉帮结派 |
| 2.经济方面贪污受贿 |
| 3.用人方面卖官鬻爵 |
| 4.生活方面腐化堕落 |
| 5.民生方面包庇犯罪 |
| (二)县委书记腐败的特点 |
| 1.腐败领域的渗透性 |
| 2.腐败关系的串联性 |
| 3.腐败行为的隐蔽性 |
| 4.腐败过程的连续性 |
| 5.腐败方式的多样性 |
| (三)县委书记腐败的原因 |
| 1.县委书记权力过分集中 |
| 2.县委书记所处政治生态不够健康 |
| 3.县委书记腐败成本低于收益 |
| 4.县委书记腐败监督不完善 |
| 5.县委书记个人权力观扭曲 |
| 三、县委书记“不敢腐”机制的实现路径 |
| (一)提高对县委书记腐败的发现率 |
| 1.加大纪律审查的震慑作用 |
| 2.发挥审计监督的震慑作用 |
| 3.发挥巡视巡察的震慑作用 |
| (二)完善县委书记党内监督 |
| 1.强化上级对县委书记的监督 |
| 2.加强同级对县委书记的监督 |
| 3.保障下级对县委书记的监督 |
| (三)强化对县委书记腐败的惩处力度 |
| 1.严格追责“主体责任”失职行为 |
| 2.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 3.提高查处县委书记腐败的制度执行力 |
| 四、县委书记“不能腐”机制的实现路径 |
| (一)科学设置县委书记的权力和运行机制 |
| 1.建立县委书记权责清单制度 |
| 2.界定县委书记与县委领导班子的职权关系 |
| 3.构建县委书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 |
| (二)构建县委书记的良好工作和生活环境 |
| 1.营造县委书记健康的工作氛围 |
| 2.压缩县委书记“围猎”与“被围猎”空间 |
| 3.营造县委书记良好家风氛围 |
| (三)加强县委书记的廉政保障机制建设 |
| 1.建立廉政教育常态化机制 |
| 2.强化廉洁自律激励机制 |
| 3.健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 |
| 五、县委书记“不想腐”机制的实现路径 |
| (一)提高县委书记的政治修养 |
| 1.坚定理想信念 |
| 2.恪守为民情怀 |
| 3.保持政治清醒 |
| (二)提高县委书记的道德修养 |
| 1.坚守忠诚老实的政治道德 |
| 2.坚持公道正派的职业道德 |
| 3.保持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 |
| (三)提高县委书记的法治修养 |
| 1.树立规矩意识 |
| 2.谨守纪律红线 |
| 3.严把法律底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廉洁 |
| 2.廉洁观 |
| 3.廉洁观培育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问卷调查法 |
| 3.观察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时代境遇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机遇 |
| 1.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效 |
| 2.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高校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挑战 |
| 1.腐败低龄化趋势明显带来的挑战 |
| 2.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面临的新要求 |
| 1.新时代对培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 |
| 2.新时代对培育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
| 3.新时代对培育主体提出了新要求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理论依据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洁思想 |
| 2.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廉洁思想 |
| 3.习近平同志关于廉洁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二)理论借鉴 |
|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 |
| 2.西方学者关于廉洁的政治理论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核心内容 |
| (一)廉以修身观 |
| 1.廉以修身的内涵 |
| 2.廉以修身的意义 |
| 3.廉以修身的方法 |
| (二)廉以齐家观 |
| 1.廉以齐家的内涵 |
| 2.廉以齐家的意义 |
| 3.廉以齐家的要求 |
| (三)廉以治党观 |
| 1.廉以治党的内涵 |
| 2.廉以治党的意义 |
| 3.廉以治党的方式 |
| (四)廉以治国观 |
| 1.廉以治国的内涵 |
| 2.廉以治国的意义 |
| 3.廉以治国的方略 |
| (五)廉以经世观 |
| 1.廉以经世的内涵 |
| 2.廉以经世的意义 |
| 3.廉以经世的途径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及其培育的现状分析 |
| (一)调查问卷分析说明 |
| 1.问卷设计与实施 |
|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的现状 |
| 1.大学生廉洁认知状况 |
| 2.大学生廉洁情感状况 |
| 3.大学生廉洁意志状况 |
| 4.大学生廉洁行为状况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存在的问题 |
| 1.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内容有待完善 |
| 2.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方式有待丰富 |
| 3.大学生廉洁观培育载体有待拓展 |
| 4.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环境有待优化 |
| (四)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
| 2.高校培育的力度不够 |
| 3.家庭廉洁教育不到位 |
| 4.大学生自身认知偏差 |
| 五、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培育内容,提高大学生廉洁观教育针对性 |
| 1.加强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教育 |
| 2.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教育 |
| 3.强化新时代廉洁价值观教育 |
| (二)丰富培育方式,增强大学生廉洁观培育效果 |
| 1.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 |
| 2.榜样教化与警示教育相结合 |
| 3.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
| (三)拓展培育载体,强化大学生廉洁观育人功能 |
| 1.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
| 2.积极发挥廉洁社团组织作用 |
| 3.深入开展廉洁教育实践活动 |
| (四)优化培育环境,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氛围 |
| 1.构建风清气正社会环境 |
| 2.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 |
| 3.注重廉洁文明家风建设 |
|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现状的调查问卷 |
| 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6）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政府信息公开及其反腐败的功能 |
| 第一节 政府信息公开概述 |
| 一、政府信息的概念 |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政府信息公开的反腐败功能 |
| 一、有利于创建政务信息公开法治政府 |
| 二、有利于增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有利于促进政府公职人员廉洁自律 |
| 第二章 反腐败视角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 |
|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逐步健全 |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促进反腐倡廉 |
| 第二节 反腐败视角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
|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不完善 |
|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落实不彻底 |
|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公众监督不到位 |
| 四、政府财政收支和官员信息不透明 |
|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科技水平不够高 |
| 第三章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 一、美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 二、德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 三、英国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 四、新加坡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
| 第二节 国外体现反腐败功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启示 |
| 一、完备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约公权力 |
| 二、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保障透明政府建设 |
| 三、畅通的媒体监督渠道助力公众的监督 |
| 四、规范的程序设计防范行政权力被滥用 |
| 五、公开的政务信息保障社会公众参与权 |
| 第四章 反腐败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 |
| 二、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
| 三、依法保障公众参与,方便社会公众监督权的行使 |
| 四、依法公开政府信息,遏制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府 |
| 五、依法保障经费投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科技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
| 1.核心概念 |
| 2.相关理论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述评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点 |
| 2.研究不足之处 |
| 一、对840 起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典型样本案例的分析归纳 |
| (一)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分析 |
| 1.案例选取情况描述 |
| 2.样本案例库信息描述 |
| (二)样本案例数据分析 |
| 1.腐败主体基本信息维度分析 |
| 2.腐败案件事实信息维度分析 |
| 3.腐败行为发生信息维度分析 |
| 4.腐败案件处置信息维度分析 |
| (三)样本案例的主要类型分析 |
| 1.优亲厚友,谋取私利显失帮扶公平 |
| 2.雁过拔毛,截留挪用私分扶贫资金 |
| 3.吃拿卡要,行贿受贿盘剥群众钱财 |
| 4.虚报冒领,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 |
| 5.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违反群众纪律 |
| (四)样本案例的普遍特征归纳 |
| 1.从涉案主体来看,村两委中“一把手”成为腐败高发人群 |
| 2.从涉案地区来看,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情况更为严重 |
| 3.从涉案领域来看,涉及面广且主要集中在危房改造和低保领域 |
| 4.从涉案金额来看,腐败金额悬殊且呈现出“微腐败”特征 |
| 二、从样本案例分析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成因 |
| (一)村干部作为扶贫政策执行主体的缺陷 |
| 1.村干部文化素养不高,法纪意识淡薄 |
| 2.村干部生活待遇偏低,社会心态失衡 |
| 3.村干部“官本位”思想重,权力观念扭曲 |
| (二)内外权力监督体系不健全 |
| 1.上级监督失灵 |
| 2.同级监督空缺 |
| 3.社会监督不足 |
| (三)精准扶贫领域工作机制存在漏洞 |
| 1.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 |
| 2.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 |
| 3.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 |
| 三、治理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
| (一)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营造“不想腐”氛围 |
| 1.加强村干部文化素养和法纪教育,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
| 2.建立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激发工作热情 |
| 3.强化村干部正确权力观和服务意识,大力推进清廉建设 |
| (二)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强化“不敢腐”震慑 |
| 1.明确职能部门监督责任,突出政治监督 |
| 2.发挥村务监督机构作用,落实民主监督 |
| 3.加强社会监督制约力量,强化党外监督 |
| (三)整治扶贫工作管理机制,扎紧“不能腐”笼子 |
| 1.优化贫困信息识别方法,实施动态管理机制 |
| 2.严格执行村务公开制度,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
| 3.规范扶贫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论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中国经验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案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历程及其认识 |
| 2.1 反腐败治理体系的重建阶段(1978 年至1992 年) |
| 2.1.1 历史背景 |
| 2.1.2 腐败特征:以权力私有化、商品化为特征 |
| 2.1.3 反腐实践:重建反腐三把“利剑” |
| 2.1.4 典型事件: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
| 2.1.5 基本认识:由运动反腐走向法制反腐 |
| 2.2 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发展阶段(1993 年至2012 年)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腐败特征:呈现出高层化、集团化的特点 |
| 2.2.3 反腐实践:发展教育、制度、监督“三管齐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2.2.4 典型事件: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副国级因腐败被判死刑 |
| 2.2.5 基本认识:由法制反腐走向法治反腐 |
| 2.3 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阶段(2013 年至今) |
| 2.3.1 历史背景 |
| 2.3.2 腐败特征:呈现出系统性、综合性的特点 |
| 2.3.3 反腐实践: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法治化、规范化 |
| 2.3.4 典型事件:改革开放以来首个正国级领导人因腐败被判刑 |
| 2.3.5 基本认识:构筑新时代反腐败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中国经验知识透视 |
| 3.1 政治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 |
| 3.1.1 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 |
| 3.1.2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 |
| 3.1.3 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
| 3.2 政治逻辑:以政治为主导、以法治为为主轴、以人民为中心 |
| 3.2.1 反腐败体系建设以政治为主导 |
| 3.2.2 反腐败体系建设以法治为主轴 |
| 3.2.3 反腐败体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 |
| 3.3 政治发展:反腐败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 |
| 3.3.1 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治理方法具有阶段性 |
| 3.3.2 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着反腐败治理体系构建的科学性 |
| 3.3.3 后一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前人经验的“批判性”继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新认识”呼唤反腐倡廉建设新实践 |
| 4.1 微观层面:以完善反腐败治理体系为重点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
| 4.1.1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 |
| 4.1.2 依托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反腐败体系建设 |
| 4.1.3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
| 4.2 中观层面:以反腐倡廉建设为要素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布局 |
| 4.2.1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首要工程: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4.2.2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主线工程: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 4.2.3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反腐倡廉建设 |
| 4.3 宏观层面:把反腐倡廉建设融进实现“中国梦”之中 |
| 4.3.1 以反腐倡廉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
| 4.3.2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 |
| 4.3.3 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及惩治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惩治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的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两委干部腐败的界定 |
| 2.1.1 农村两委干部 |
| 2.1.2 腐败 |
| 2.1.3 农村两委干部腐败 |
| 2.2 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权力寻租理论 |
| 2.2.2 权力制衡理论 |
| 2.2.3 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2.3 惩治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的重要意义 |
| 2.3.1 提升村两委干部队伍素质 |
| 2.3.2 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
| 2.3.3 实现“三不”一体推进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与惩治腐败现状 |
| 3.1 河北省A县近年腐败问题基本情况 |
| 3.1.1 河北省A县经济社会情况 |
| 3.1.2 河北省A县近三年腐败问题基本情况 |
| 3.1.3 河北省A县近三年农村两委干部的腐败问题基本情况 |
| 3.2 河北省A县惩治农村两委干部腐败的基本措施 |
| 3.2.1 拓宽信访举报渠道 |
| 3.2.2 日常监督和政治巡察相结合 |
| 3.2.3 突出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 |
| 3.2.4 注重办案安全和办案实效 |
| 3.3 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主要特点及危害 |
| 3.3.1 “能人式”腐败 |
| 3.3.2 “寻租式”腐败 |
| 3.3.3 “变通式”腐败 |
| 3.3.4 “挥霍式”腐败 |
| 3.3.5 “专权式”腐败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的成因 |
| 4.1 农村两委干部综合素质不高 |
| 4.1.1 农村两委干部人员结构不合理 |
| 4.1.2 农村两委干部纪法意识淡薄 |
| 4.1.3 农村两委干部待遇不高 |
| 4.2 农村两委干部管理宽松软 |
| 4.2.1 村级监督系统发挥不到位 |
| 4.2.2 村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
| 4.2.3 村级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 |
| 4.3 惩处农村两委干部效果不明显 |
| 4.3.1 惩处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力度不够 |
| 4.3.2 处分结果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和效果 |
| 4.3.3 回访教育不到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河北省A县惩治农村两委干部腐败的对策 |
| 5.1 提高农村两委干部整体队伍水平 |
| 5.1.1 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成员 |
| 5.1.2 加强村级廉政文化建设 |
| 5.1.3 开展针对性教育培训 |
| 5.2 强化农村两委干部管理 |
| 5.2.1 转变农村两委干部工作方式 |
| 5.2.2 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 |
| 5.2.3 做实做细监督职责 |
| 5.3 加大对农村两委干部惩腐力度 |
| 5.3.1 精准研判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
| 5.3.2 充分运用“四种形态”进行追责问责 |
| 5.3.3 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 |
| 5.4 建立健全预防腐败长效机制 |
| 5.4.1 完善拒腐防变教育机制 |
| 5.4.2 健全小微权利清单 |
| 5.4.3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腐败问题及其反腐败对策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县委书记“三不腐”机制实现路径研究[D]. 郑天祥.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时代大学生廉洁观培育研究[D]. 黄贵贤.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6]反腐败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研究[D]. 胡春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7]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D]. 余宁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8]论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中国经验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D]. 程珍权.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河北省A县农村两委干部腐败问题及惩治对策研究[D]. 栗晨雪. 燕山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