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瞄准市场 调整结构 选准项目 开源节流──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改革收效明显（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表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黄晋生[2]（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王淼[3]（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周媛也[4]（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龙头,而解决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着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献计献策。首先,本研究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文献法和历史研究法追溯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渊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回顾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然后,用规范分析法、质性分析法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进行具体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和科学观点进行分析,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归纳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再者,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精准扶贫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质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对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的多维举措。党在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骤降、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展现出新特点: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着重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清晰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着力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注重权责清晰与规划整合式扶贫。最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李月祥[5]（2019）在《认清新形势 贯彻新理念 奋力开启宁夏农林科学院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宁夏农林科学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自治区"三大战略"实施,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强化科技支撑,促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1聚焦主责求突破,2018年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1.1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活力不断增强聚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重点围绕管理能力提升和内部活力增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激励机制,制（修）订制度2批47项,完成4个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健全科研管理体系,简化项目管理方式,
唐梅玲[6]（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何治民[7]（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杨博惠[8]（2017）在《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文中研究表明阎毓善作为民国初期新疆第一任实业（建设）厅厅长,在位近17年,通过他对新疆实业的发展,不断形成了 “实业兴疆”的思想,他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新疆实业的建设。其思想与实践对新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阎毓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并对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业建设的举措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客观评价。阎毓善作为清末民初新疆实业建设的开拓者,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和军阀混战等重大历史时期,当时国内外局势影响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势。由于他早年家学和个人的努力,考取了举人,参与过“公车上书”事件,后任职黑龙江兰西县知事、巴彦州知州,1917年起任新疆实业厅长到1933年在建设厅长任上去世。他长期致力于发展实业建设,振兴新疆经济。他的实业兴疆思想源自历代经营西域者留下的宝贵经验,包括左宗棠、严复、张謇、王树楠等人。他的人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新疆经历两次政治风浪,历三任执政者,一直从事实业建设,初心不改。本文重点在于研究阎毓善“实业兴疆”的思想和实践。其实业思想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他主张以开发公路交通运输业为基础,采取派兵筑路,逐段修筑的策略;其二,他以发展教育为前提,主张创办实业学校,选派留学生赴国内外学习先进技术;其三,他以开办各类新式工厂为突破,主要发展轻纺工业、民用企业;其四,他以发展农、林、畜牧业为保障。农业方面注重垦荒,缓解移民压力,采取“齐聚资本”的方式发展农业,畜牧业方面强调“以畜养畜”,林业方面主张植树造林;其五,他认为应该组建商业、金融业机构来促进繁荣,成立了土产公司、筹建了银行;其六,他认为应该以采矿业作为关键,建立健全矿业机关、开设新型企业、改良技术、聘用人才、引进先进设备。围绕这六个方面,阎毓善不断进行实业建设,提出了具体举措。首先,他对公路交通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招商引资,按照“实业兴疆”的思想指导,建设省内外主要公路,采用先进技术、设备,采取派兵修路和逐段修筑的办法;其次,在实业教育上,他购置新教材、优化课程内容,举办实业学校、劳工学校、筹办工业大学,在文化事业上兴建图书馆;再次,他积极筹建新式企业,主要有纺织、电灯、皮革、造纸等企业,优化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亲自参与企业经营;接着,阎毓善整顿了省城农业试验场、创办了畜牧场、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发展农、林、畜牧业;在矿业方面,他重视调查研究、注重规范管理、重视技术和人才的培养、注重交通的配合、维护利权,抵制外资;同时,他成立了 “大天棚”、土产公司,在金融业进行了银行改革;公共事业方面,他负责“同乐公园”的建设,推动了新疆慈善总会的建立;最后,他在实业建设中,想方设法维系好各方关系。主要是处理执政者和同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商会等民间力量之间的关系。文中两处比较研究。一处是阎毓善与执政者杨增新、金树仁的实业思想进行比较;一处是阎毓善将黑龙江与新疆的实业发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得出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进步性,他旨在以实业建设带动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他对边疆的治理进行了经验总结和发展,将黑龙江的实业经验运用到新疆的发展建设中来。本文还对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影响、评价和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实业建设为根本、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以爱国维权为目的、以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践方面阎毓善发展了公路交通业,联通了新疆省内外几条重要的公路;为实业建设培养了大批实业人才,采用了多种教育方式;发展了现代化矿、工企业,重视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培养、引进;农业方面采用“齐聚资本”,以畜养畜,植树造林的方式发展;金融上改革银行业,商贸上采取“大天棚”的形式繁荣市场,对抗侵略。其思想和实业发展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新疆实业建设内容多、范围广、时间长、然而成效浅,成果留存不多。究其原因,首先,他个人实业思想存在历史局限性;其次,主政者政策的改变,带来一定影响;再次,实业企业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如:缺乏管理、技术人才、经费短缺等问题,还包括政局不稳,战乱破坏等因素;最后,国内外局势共同作用下,新疆的实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总而言之,阎毓善作为民国新疆史上实业建设的重要人物,对新疆实业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何可[9]（2016）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的美好愿景。然而,近年来,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伴随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传统体制下所积攒起来的众多内在矛盾,慢慢地演变并且表现出来,以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环境污染与放任并举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农村地区,许多农户陈陈相因,对政府制定的农业废弃物相关政策置若罔闻,采取科学、环保的方式处理农业废弃物的意愿不强,致使进入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有增无已,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裹足不前”和“举步维艰”,又造成了农业废弃物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未能完全实现,从而进一步制约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循环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废弃物只有得到资源化利用,方能在避免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障碍的同时,实现其价值。那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利用潜力究竟如何?如果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确实蕴含了巨大价值,那么,在广大农村地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户行为目标与政府行为目标的偏离,从而引发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如何才能使其理论“潜在价值”顺利转化为市场“真实价值”,进而提高农户主动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热情与积极性?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理性回答,不但能够破解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困境,而且有助于充实和丰富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理论体系。本研究瞄准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前沿问题,以“价值评估-利益博弈-补偿机制”为逻辑主线,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尿为研究对象,在大规模实地调研和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构成,评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理论“潜在价值”,探究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农户感知价值（即市场“真实价值”）;从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博弈分析中,深度解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的内因与外缘;研究并设计以生态补偿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体系统模型,以便为政府部门在破解农村环境污染困局、推动农业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研究布局如下:第一部分,文献计量与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第1、2、3章）;第二部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第4章）;第三部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的原因解构（第5章）;第四部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第6、7、8章）。具体而言,第1章,导论。从国内、国际、历史、现今的辩证视角,全面阐述研究选题的大背景,进而引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科学问题,揭示研究的缘起;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剖析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同时,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行文布局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国内外研究现状。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与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厘清中外农业废弃物、农业生态补偿两大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上展开文献述评,明晰本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国际学术界所处的位置。第3章,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已有成果,结合研究的目的与特点,对农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科学界定与内涵阐述,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进而,通过解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构成、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的理论渊源及解决对策,构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从宏观、微观双重视角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展开科学评估。就宏观研究而言,分析农作物秸秆、畜禽粪尿两类农业废弃物的理论资源量、可收集利用量及其区域差异,估算其肥料化、能源化的潜在价值。就微观研究而言,分析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与感知社会价值的大小,进而应用OP模型,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理论“潜在价值”与市场“真实价值”差异提供实证解释。第5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核心利益相关者识别及博弈分析。尝试性地提出“紧密性-影响性-积极性”三维属性评价体系,科学识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核心利益相关者、次级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潜在利益相关者。之后,阐发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其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中的作用与损益。在此基础上,应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演化博弈,剖释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解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的内因与外缘,并探寻化解冲突对抗的路径,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提出奠定基础。第6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农作物秸秆制沼气）为例,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分别从支付意愿、受偿意愿的视角,应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模型,估算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标准,并讨论其“禀赋效应”;通过考虑农户意愿支付水平/意愿受偿水平的不确定性,构建加权Heckman两阶段估计模型,进一步测算生态补偿标准。第7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作为研究的落脚点,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从基本思路、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基本框架、保障措施等方面,构建中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第8章,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系统归纳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及其所蕴含的政策启示,为总结性述评。同时,通过分析研究存在的不足,对下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通过系统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中国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巨大,耕地单产、播面单产、人均单产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特征,且具有较大的资源化潜在价值。畜禽粪尿理论资源量同样庞大,由此而造成了耕地负荷不容乐观,降低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势在必行;同时,畜禽粪尿的肥料化、能源化潜力同样较为可观。然而,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感知价值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存在着市场“真实价值”与理论“潜在价值”不相匹配的缺憾。究其原因,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差异,造成了他们的分工异质与损益差别,进而不利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理论“潜在价值”的顺利实现。而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农村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失灵”的有效路径。
曾凡勇[10]（2016）在《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自20世纪初萌芽,经过1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110多年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理清学科的发展脉络,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且对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也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老一辈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本底资料,但是,尚未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通过书籍、期刊、网络、专家访谈等方式,获取了大量与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和科学研究相关的文献和史料。作者利用历史与逻辑、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获得的文献、史料、访谈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结合每个时期学科的特点,作者把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949年以前）、形成期（1950-1976年）、发展期（1977-1999年）和完善期（2000-今）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学科的历史沿革、科学研究进展、教材和专着、重大科技成果、政府部门颁布的法律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经过110多年的发展,我国森林保护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到今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学科定位日益清晰、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科学研究成效显着、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国际合作得到加强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森林保护专门人才,产出了一大批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实用技术,为国民经济发展、国土生态安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发现了学科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促进学科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5个发展方向以及12个重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瞄准市场 调整结构 选准项目 开源节流──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改革收效明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瞄准市场 调整结构 选准项目 开源节流──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改革收效明显（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 3.4.1 研究思路 |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思路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指标选取 |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 7.3 信效度检验 |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3）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
| 一、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
| 二、消除贫困必须首先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
| 第二节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一、全体劳动群众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是贫困化的根源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贫困的根本原因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近代中国人民深陷屈辱与贫困的历史原因 |
|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解决近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
| 三、中央苏区依靠工农群众反贫困的历史功绩 |
| 四、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转折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探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引党的反贫困事业 |
|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反贫困事业迈上新台阶 |
| 三、“三面红旗”运动失误的深刻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扶贫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一、体制改革带动扶贫探索阶段：1978-1985 年 |
| 二、开发式扶贫方针形成与摸索阶段：1986-1993 年 |
| 三、扶贫框架构建发展阶段：1994-2000 年 |
| 四、稳固扶贫成果并持续推进阶段：2001-2011 年 |
|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科学理论：精准扶贫理论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在探索与实践中形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 |
| 一、战略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脱贫攻坚 |
| 二、根本要求：全面实施“精准扶贫” |
| 三、实现路径：切实做好“五个一批” |
| 四、运行机制：党委负责，齐抓共管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科学指南 |
|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多维举措 |
| 一、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 |
| 二、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 |
| 三、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 |
| 四、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 |
| 一、贫困发生率逐年大幅下降 |
| 二、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 |
| 三、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 |
| 四、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新特点 |
| 一、着眼绿色：保护和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 |
| 二、着眼长远：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 |
| 三、着眼兜底：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 |
| 四、着眼少数：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 |
| 五、着眼协同：统筹部门分工与规划整合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 一、严肃党内作风建设，夯实精准扶贫政治基础 |
| 二、建设好农村党支部，筑牢基层扶贫战斗堡垒 |
| 三、强化党员法治意识，保证扶贫政策依法推进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
| 二、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
| 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
| 第三节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
| 一、因时制宜创新扶贫方略 |
| 二、因地制宜把握精准要义 |
| 三、因人制宜落实精准扶贫 |
| 第四节 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一体推进 |
| 二、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驾齐驱 |
| 三、脱贫摘帽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 |
| 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齐头并进 |
| 五、精准扶贫与社会治理齐抓共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5）认清新形势 贯彻新理念 奋力开启宁夏农林科学院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论文提纲范文）
| 1 聚焦主责求突破, 2018年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 |
| 1.1 深入推进改革, 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
| 1.2 强化科技攻关,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
| 1.3 加速成果转化, 创新成效不断显现 |
| 1.4 夯实科研基础, 创新实力不断提升 |
| 2 充分认识新形势, 明确创新发展的方向定位 |
| 3 贯彻新发展理念, 扎实做好2019年各项工作 |
| 3.1 抓攻关, 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
| 3.1.1 深化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 3.1.2 强化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
| 3.1.3 助推生态立区战略实施 |
| 3.2 抓转化, 助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
| 3.2.1 进一步深化院地院企合作 |
| 3.2.2 进一步加大成果转化力度 |
| 3.2.3进一步强化院内科企联动 |
| 3.3 抓服务, 打造脱贫富民示范样板 |
| 3.3.1 突出科技支撑引领 |
| 3.3.2 突出对口帮扶重点 |
| 3.3.3 突出科技扶贫特色 |
| 3.4 抓基础, 切实增强创新发展实力 |
| 3.4.1 切实加强人才团队建设 |
| 3.4.2切实加强开放办院 |
| 3.4.3 切实加强平台基础建设 |
| 3.5 抓改革, 切实增强创新发展活力 |
| 3.5.1 优化管理体制 |
| 3.5.2 强化人才激励 |
| 3.5.3 深化企业改革 |
（6）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节 S村概况 |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 二、S村概况 |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 一、富饶的资源 |
| 二、贫困的经济 |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 一、S山泉水项目 |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 三、S村蔬菜产业 |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 一、孤儿LXL |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网络文献类 |
| 五、外文文献类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8）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与阎毓善生平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 |
| 一、国际形势 |
| 二、国内形势 |
| 三、新疆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阎毓善成长历程与变化 |
| 一、早年求学经历——家学渊源与个人勤奋 |
| 二、黑龙江实业经历——初入边疆,接触实业 |
| 三、新疆实业经历——思想形成,不断实践 |
| 第二章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形成的来源 |
| 一、左宗棠发展新疆的思想 |
| 二、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 |
| 三、严复的理财思想 |
| 四、王树楠等人开发新疆的思想 |
| 五、谢彬、林竞等人的思想 |
| 第二节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孕育及发展 |
| 一、思想萌芽期 |
| 二、思想产生期 |
| 三、思想形成期 |
| 四、阎毓善实业思想与杨增新、金树仁思想之异同 |
| 第三章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零节 |
| 一、《建设新疆计划书八条》 |
| 二、《新疆省工商建设计划书》 |
| 第一节 开发公路交通运输业作为基础 |
| 一、交通运输与邮政业基本情况 |
| 二、发展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原因 |
| 三、开发公路交通运输业的思想 |
| 第二节 发展实业教育作为前提 |
| 一、教育、文化的基本情况 |
| 二、实业教育的具体想法 |
| 第三节 开办各类新式工厂作为突破 |
| 一、开办各类新式工厂的原因 |
| 二、开办工厂的思路 |
| 第四节 发展农、林、畜牧业作为保障 |
| 一、农、林、畜牧业基本情况 |
| 二、发展农、林、畜牧业的战略 |
| 第五节 组建商业、金融业机构促进繁荣 |
| 一、商业、金融业情况 |
| 二、商业、金融业改制方案 |
| 第六节 开采矿业作为关键 |
| 一、民国初期新疆矿业概况 |
| 二、建设矿业机关,调查各属矿产计划 |
| 三、开设新型矿业企业计划 |
| 第四章 阎毓善“实业兴疆”的具体举措 |
| 第一节 黑龙江与新疆实业建设之比较 |
| 一、边疆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 |
| 二、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 |
| 三、自然资源大省 |
| 四、经济发展落后 |
| 五、实业发展成为关键 |
| 第二节 公路交通 |
| 一、招商宣传、加大投资 |
| 二、倡导开发新绥公路 |
| 三、新疆境内公路的兴建 |
| 四、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
| 第三节 教育文化 |
| 一、为医学传习所购置教材 |
| 二、举办实业学校 |
| 三、举办劳工学校 |
| 四、选派技工学员入内地学习 |
| 五、筹建新疆工业大学 |
| 六、建图书馆,购置书籍 |
| 第四节 轻工纺织 |
| 一、成立新式棉纺企业 |
| 二、官商合办迪化电灯公司 |
| 三、皮革厂、造纸厂等企业建设 |
| 第五节 农林畜牧 |
| 一、整顿省城农事试验场 |
| 二、创办畜牧场 |
| 三、鼓励造林计划 |
| 第六节 开采矿业 |
| 一、重视调查研究 |
| 二、注重规范管理 |
| 三、重视引进技术,培养人才 |
| 四、重视交通,配合运输 |
| 五、维护利权,抵制外资 |
| 第七节 其他实业 |
| 一、贸易商团金融改制 |
| 二、阎毓善对公共事业的推动和发展 |
| 第八节 处理各方关系 |
| 一、妥善处理与主政者之间的关系 |
| 二、善于利用民间力量 |
| 第五章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第一节 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影响与评价 |
| 一、以实业建设为根本 |
| 二、以调查研究为基础 |
| 三、以爱国维权为目的 |
| 四、以科技人才为目标 |
| 第二节 阎毓善“实业兴疆”实践的影响与评判 |
| 一、公路交通建设初具规模 |
| 二、实业教育开始起步 |
| 三、新型企业开始创立 |
| 四、农、林、畜牧业有所发展 |
| 五、矿业人才、技术得到提高 |
| 六、商贸、金融机构改制 |
| 第三节 “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的局限性 |
| 一、阎毓善个人的原因 |
| 二、执政者政策的改变 |
| 三、实业发展先天不足 |
| 四、内外局势共同作用 |
| 第四节 对阎毓善的整体评价 |
| 一、时人的评价 |
| 二、阎毓善自我评价 |
| 三、后人的评价 |
| 结语 |
| 附录一 阎毓善生平大事记(1872—1933) |
| 附录二 新疆民国初期实业名人录 |
| 附录三 档案馆原始资料摘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布局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布局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农业废弃物研究现状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外文文献计量结果 |
| 2.1.3 中文文献计量结果 |
| 2.1.4 中外文献比较 |
| 2.2 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现状 |
| 2.2.1 数据来源 |
| 2.2.2 外文文献计量结果 |
| 2.2.3 中文文献计量结果 |
| 2.2.4 中外文献比较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 |
| 3.1.1 农业废弃物污染的环境损害 |
| 3.1.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构成 |
| 3.1.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实现路径 |
| 3.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市场的“失灵” |
| 3.2.1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外部性问题 |
| 3.2.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公共物品属性 |
| 3.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 |
| 3.3.1 农业废弃物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 |
| 3.3.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正外部性内部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 |
| 4.1 宏观视角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 |
| 4.1.1 农作物秸秆资源化的理论“潜在价值”测算 |
| 4.1.2 畜禽粪尿资源化的理论“潜在价值”测算 |
| 4.2 微观视角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 |
| 4.2.1 感知价值理论 |
| 4.2.2 农户感知价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农户感知价值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核心利益相关者识别及博弈分析 |
| 5.1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核心利益相关者识别及其行为 |
| 5.1.1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益相关者识别 |
| 5.1.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与分类 |
| 5.1.3 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目标与行为特征 |
| 5.1.4 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与损益分析 |
| 5.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
| 5.2.1 应用博弈论进行分析的可行性 |
| 5.2.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5.2.3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演化博弈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的标准研究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研究缘由 |
| 6.1.2 问卷设计 |
| 6.1.3 调查实施 |
| 6.1.4 偏差处理 |
| 6.2 估计技术与变量设置 |
| 6.2.1 非参数估计 |
| 6.2.2 参数估计 |
| 6.2.3 变量设置 |
| 6.2.4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 农作物秸秆能源化生态补偿标准的非参数估计结果 |
| 6.3.1 支付意愿视角下的非参数估计结果 |
| 6.3.2 受偿意愿视角下的非参数估计结果 |
| 6.4 农作物秸秆能源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4.1 支付意愿视角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4.2 受偿意愿视角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5 不确定性影响下的农作物秸秆能源化生态补偿标准估计 |
| 6.6 农作物秸秆能源化生态补偿标准的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
| 7.1 构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 |
| 7.1.1 基本思路 |
| 7.1.2 基本原则 |
| 7.1.3 主要目标 |
| 7.2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 |
| 7.2.1 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
| 7.2.2 补偿范围 |
| 7.2.3 补偿标准与补偿期限 |
| 7.2.4 补偿方式与补偿支付模式 |
| 7.2.5 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
| 7.3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措施 |
| 7.3.1 政策法规保障 |
| 7.3.2 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保障 |
| 7.3.3 文化教育和社会监督保障 |
| 7.3.4 资金筹措与投资保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8.1 基本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几个定义 |
| 1.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 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1.4.2 专家访谈法 |
| 1.4.3 综合分析法 第二章 萌芽期（1949年前） |
| 2.1 历史沿革 |
| 2.1.1 我国古代对资源昆虫的利用 |
| 2.1.2 我国古代对害虫的防治 |
| 2.1.3 我国近代昆虫学的兴起 |
| 2.1.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萌芽 |
| 2.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2.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2.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2.2.3 教材和专着 |
| 2.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2.3.1 国立中央大学 |
| 2.3.2 江苏昆虫局 |
| 2.3.3 上海商检局 |
| 2.3.4 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 |
| 2.3.5 中央林业实验所 |
| 2.4 政府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形成期（1950-1976年） |
| 3.1 历史沿革 |
| 3.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3.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3.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3.2.3 教材及专着 |
| 3.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3.3.1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 |
| 3.3.2 中国森林病虫通讯 |
| 3.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
| 3.5.2 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完善 |
| 3.5.3 科学研究系统深入 |
| 3.5.4 防治理念由化学防治向综合治理转变 第四章 发展期（1977-1999年） |
| 4.1 历史沿革 |
| 4.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4.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4.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4.2.3 教材及专着 |
| 4.2.4 重大科技成果 |
| 4.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4.3.1 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 |
| 4.3.2 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 |
| 4.3.3 森林保护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3.4 森林病虫害生物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
| 4.5.2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
| 4.5.3 国际交流得到加强 |
| 4.5.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4.5.5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第五章 完善期（2000至今） |
| 5.1 历史沿革 |
| 5.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5.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5.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5.2.3 教材及专着 |
| 5.2.4 重大科技成果 |
| 5.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5.3.1 国家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 |
| 5.3.2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5.3.3 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 5.3.4 全国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技术培训中心 |
| 5.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科研成果产出丰硕 |
| 5.5.2 教学体系日趋完善 |
| 5.5.3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着 |
| 5.5.4 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广泛 |
| 5.5.5 人才培养成效显着 第六章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现状分析 |
| 6.1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取得的主要成绩 |
| 6.1.1 学科定位日益清晰 |
| 6.1.2 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
| 6.1.3 科学研究成效显着 |
| 6.1.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6.1.5 国际合作得到加强 |
| 6.2 我国当代森林保护学科的研究特征 |
| 6.2.1 研究目标紧扣国家需求 |
| 6.2.2 研究对象从病原或害虫个体到整个生态系统 |
| 6.2.3 研究尺度从基因、细胞至全球 |
| 6.2.4 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 |
| 6.2.5 防控理念与时俱进 |
| 6.3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迅速发展的原因 |
| 6.3.1 国家的高度重视 |
| 6.3.2 林业生产的稳步增长 |
| 6.3.3 林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 |
| 6.3.4 交叉学科和通用技术的快速发展 |
| 6.3.5 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引入 |
| 6.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6.4.1 基础研究力量薄弱 |
| 6.4.2 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
| 6.4.3 创新平台建设投入不足 |
| 6.4.4 国际合作交流有待加强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学科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发展方向建议 |
| 7.1 促进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1.1 加大国家财政投入 |
| 7.1.2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 7.1.3 强化基础研究 |
| 7.1.4 凝练学科方向 |
| 7.1.5 追踪国际前沿 |
| 7.2 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建议 |
| 7.2.1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 |
| 7.2.2 多学科交叉融合 |
| 7.2.3 重大森林病虫害自我调控机理 |
| 7.2.4 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及生物安全 |
| 7.2.5 重大森林病虫害人为调控措施 |
| 7.3 森林保护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建议 |
| 7.3.1 基础研究方面 |
| 7.3.2 应用研究方面 |
| 7.4 结论与讨论 |
| 7.4.1 结论 |
| 7.4.2 讨论 |
| 7.5 展望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致谢 |
四、瞄准市场 调整结构 选准项目 开源节流──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改革收效明显（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3]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媛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认清新形势 贯彻新理念 奋力开启宁夏农林科学院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J]. 李月祥. 宁夏农林科技, 2019(01)
- [6]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8]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D]. 杨博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何可. 华中农业大学, 2016(12)
- [10]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D]. 曾凡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