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段绪[1](2021)在《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文中提出语言景观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主要关注社会公共空间中标牌的语言使用与选择问题。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按照标牌主体通常被划分为两类: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前一标牌的设立者一般为当地或中央的政府机构,此类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代表着政府的立场与行为以及语言政策,被称作自上而下的标牌;私人标牌通常是由私人或企业设立的用于商业或者信息介绍的标牌,常被称为非官方标牌或自下而上的标牌。文章结合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哈尔滨道里区街道标牌、建筑标牌、店铺标牌、广告牌、海报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法实地拍照收集语言信息,经过定量研究整理数据并分析,以应用语言学的视角分析标牌上的语言文字形式,从标牌的语码选择、文字组合形式、排列位置等角度,考察道里区语言景观共时层面的特征,探究国家与地区的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剖析蕴含于名称与标牌的鲜明特征,探究蕴含于该类语言景观背后的语言权势地位、社会文化特征与语言意识,从而促进人们对地区语言生态的了解。经过调查与分析发现,道里区语言景观存在着信息量不平等、语言文字不规范、标牌损毁、服务群体不全面的问题,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语言景观构建对策,也为地区乃至国家层面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服务提供依据,进而从语言层面促进城市及其管理者形象的提升。
刘定慧[2](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温思佳[3](2020)在《语言模因论视阈下俄汉网络语言的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依托网络平台生存的线上虚拟社会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趋明显,其中,网络文化的产物——网络语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网络语言已经从网络平台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中,某个网络热词出现后,有可能衍生出同名电影、同名商标、同名刊物,这个词也可能成为日常口语的一部分。网络语言在中国和俄罗斯学术界都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语言学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成果。其中,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的规范化、网络词汇类型和结构、网络词汇的修辞特征、网络语言的应用等占比重较大。在网络语言对比研究方面,英汉网络语言对比成果较多,俄汉网络语言对比则多数集中在词汇构成和修辞研究中。因此,选择一个较新的理论对俄汉网络语言进行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能够为俄汉网络语言的研究和应用补充一些新的视角和观点,为后续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成果。本文以语言模因论为理论基础,对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的类型和成因进行对比分析。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主义,从进化论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产生的理论,我们可以将文化领域内能够被复制和传播的信息都称为模因。语言模因论是基于模因论产生的新理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语言模因是能够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携带模因宿主的主观意图,以重复或类推的方式反复不断传播的信息表征。俄汉网络语言模因在类型和成因上存在共性和差异。本文选取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俄汉网络语言模因为例,从语言模因表征的内容和形式对二者进行分类,主要分三种类型:形义复合模因、语形派生模因和语义派生模因;从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影响阐述二者的成因,在成因的具体表现中进行对比分析,并简述一些网络语言模因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发展趋势。
刘鹤明[4](2020)在《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及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汉语词汇主要是以汉字的形式来书写和表达汉语意思的,但是却有一部分是以字母书写形式为代表的词,学术界通常把这类词称为字母词。字母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它的形式多样,有纯拉丁字母缩写形式的,有字母与汉字组合形式的,有字母与数字或符号组合形式的,还有少数是希腊字母形式的。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对字母词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一定的研究,并对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进行调查研究,然后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展开对字母词的应用研究。本文主要分四章对字母词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文章的选题缘起、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文献述评和语料来源问题。第二章是字母词的本体研究部分,我们主要对字母词的名称和内容进行界定,然后将所收集的字母词进行分类考察。本章主要从词中的字母角度出发,根据字母的来源,字母的数量和字母产生的方式将字母词分为三大类,然后根据每类中字母的不同特点再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调查研究。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留学生对字母词认知度调查的相关问题,包括调查的原因、目的、字母词的选取和调查问卷的设计。第二部分主要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来分析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并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以及对英语的掌握情况、留学生对字母词的兴趣以及留学生对字母词的态度等方面来分析影响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因素。第四章主要根据目前字母词的使用现状,分析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应用,并说明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使用字母词交流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陈元[5](2021)在《“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文中研究指明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历史变迁的语言表征,概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代,随着思想中心域的不断转化,概念的意义也在不断改变。“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变迁亦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段内,由于政治时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轮番译介、传播的景象。对近代中国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概念,最初是以舶来词身份进入中国的,但这一点却丝毫不能削弱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变迁、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震动。反而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吸收、创造、运用,既引发了“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术语革命,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在中国的同频共振。有鉴于此,本文拟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试图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在早期中国发展的历史踪迹及其文化意义。19世纪末,“社会主义”概念在危若累卵的中国迎来了发轫期。这一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与西学东渐思潮的共同驱动下,作为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语词徐徐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语词在不经意间就闯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并引起了早期传教士、晚清驻外使节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出于传教、维护阶级利益、救国的需求,他们分别对“社会主义”语词做了原初探知。概括起来说,彼时,国人大多通过三种途径,接触到了从西方舶来的“社会主义”语词:一是来华传教士通过报纸期刊、传教活动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二是晚清驻外使节通过域外游记、“述奇”等方式引入了一批社会主义词汇;三是中国知识精英在办报、留学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考察西方工人运动,了解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关讯息。进入20世纪后,日渐兴盛的西学东渐思潮与海外留学热潮,将“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带到了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策倾向与地缘偏好,国人大多选择以日源“社会主义”为蓝本,以欧美“社会主义”为辅。较之于晚清时期传教士、驻外使节、中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主义”译名的模糊认知,该阶段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语词的把握有了较大的提升。可以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双重选择下,“社会主义”语词在品格上,与各类思潮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在内容运用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翻译方式上,逐渐突破单一的音译手法,并以译评结合的方式取而代之。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本土文化对社会主义个别原理的主观取舍,却造成该语词非但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反而造成了意义上的分叉。进入五四时期后,国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加深,社会主义概念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范畴。此时,概念的“科学性”和“多层次性”已经成为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质。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与博弈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展现出了以马克思“社会主义”为主,各种社会主义为辅的多元面相。诚然,我们说,这一阶段,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给近代知识群体觉醒和民族国家心理造成了剧烈波动,但由于时人尚未全面接触到马恩经典文本,也并不能感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强大威力。故而,这一阶段,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翻译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陷入了单线理解的误区。这一观念无疑助长了绝对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机械社会主义的顶礼膜拜。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直至进入中共创建阶段后,“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传播开辟了新渠道。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概念在传播主力军、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点等方面均发生了范式变革。就传播的主力军而言。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赴法、留俄期间及国内的革命运动中得以迅速成长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就传播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大多以“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革命政权、经济生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职能等问题做了系统地探讨,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就传播的方式而言。形成了多元、立体、全方位的传播格局。不仅存在报刊、出版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宣传、报道,而且出现了社团、研究会、图书馆、书社、通信、广告等方式。上述转向表明,20世纪20年代,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因其特殊的外源词身份而在中国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在众多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形成了自觉传播,成为近代中国早期阶段“真正有意义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概念不断变迁,与译者的思想关系密切。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时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他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围绕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做出了发人省醒的思考。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局势中迅速建立起来。质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实践基础。
洪飏,蔡悦[6](2019)在《从模因论角度看外来词“C位”》文中研究指明"C位"是源自韩国的外来词,在2018年热度极高,被广泛应用于社交网络及大众媒体。搜集相关语料,简述"C位"的构成,并探究"C位"在汉语中的发展、使用情况,又从模因论的角度对"C位"进行分析,最终通过"C位"与本土词"锦鲤"的对比,探究其最终成为弱势语言模因的原因。
马海布吉[7](2019)在《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彝族分布区域很广,支系复杂,使用的语言和方言众多,且内部差异较大。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彝族最大聚居区,其中诺苏支系人口占绝对优势。会理县是彝族分布较为特殊的区域,境内有聂苏、内苏、俚颇、呷斯颇、纳苏、阿罗颇等6个支系,除聂苏支系外,其他支系由于人口少而不为外界所知,迄今未见这些小支系语言或方言的报告或研究。因此,对会理各支系尤其是小支系群体的语言或方言进行调查记录和比较研究,对于弄清彝缅语言分类和历史关系以及彝族支系或族群语言识别等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和民族学价值。本文基于对会理县内聂苏、内苏、纳苏、俚颇、呷斯颇、阿罗颇6个支系的语言和方言田野调查材料,对它们的语言系统进行描写;重点对各支系的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并兼顾与县境之外周边地区其他彝族方言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语言特点异同,揭示其系属关系;同时就会理彝族多支系杂居典型区的语言使用、接触和影响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音方面声母一般都在40个左右。呷斯颇话声母最少,只有33个,而纳苏话多达47个。均无清鼻音、清边音。纳苏话、聂苏话和内苏话有带鼻冠音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如聂苏话和内苏话的(?),纳苏话的(?);而俚颇话、阿罗话、呷斯颇话都无这类鼻冠塞音塞擦音声母。塞音、塞擦音声母一般分清浊,只有呷斯颇话塞音和塞擦音只有清音、没有浊音。多数有边擦音声母,而俚颇话没有边擦音声母。韵母方面,都没有鼻尾韵和塞尾韵,而且以(?)等6个单元音韵母为主。复元音韵母只见于聂苏话((?))、呷斯颇话((?))、俚颇话((?))。聂苏、呷斯颇、纳苏、阿罗颇话、俚颇话都有1-2个卷舌元音韵母((?)),内苏话没有卷舌元音。聂苏话、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有元音松紧对立,俚颇话和呷斯颇话没有紧元音。声调主要有3-4个,都至少有1个平调和1个降调。内苏话、俚颇话、呷斯颇话还有升调。2.词汇方面各支系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似性较高。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词缀(前缀和后缀)较少,主要有(?),但聂苏话词缀较丰富,有(?)等。聂苏话用自身词素造词的能力比较强,有些新事物和新概念是利用固有词素造词,而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造词能力较弱,新词几乎都是借用汉语。通过若干语音特征和核心词同源的分析比较,可揭示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的相似度。从语音条件来看,聂苏话、纳苏话、内苏话、阿罗颇话、俚颇话、呷斯颇话相似度依次降序为:纳苏-阿罗颇>内苏-纳苏、阿罗颇、聂苏,聂苏-纳苏>聂苏-俚颇、阿罗颇,俚颇-呷斯颇>俚颇-纳苏、阿罗颇,聂苏-呷斯颇>呷斯颇-纳苏、阿罗颇,内苏-俚颇>内苏-呷斯颇。从同源词条件来看,2024条词汇中抽取彝语传统概念词800条,统计各支系语言的同源词比例,发现同源词比例相近度关系依次降序为:纳苏-阿罗颇>纳苏-内苏、呷斯颇,呷斯颇-阿罗颇>内苏-阿罗颇>俚颇-呷斯颇、阿罗颇、纳苏>内苏-呷斯颇>聂苏-内苏、阿罗颇>内苏-俚颇>聂苏-纳苏、呷斯颇、俚颇。将会理彝族各支系语言与县境外的彝语进行语音和词汇比较,可以发现:俚颇话与彝语大姚话(属中部方言)和禄劝傈僳语的相似度最高;内苏话与彝语威宁内苏话(属东部方言)的相似度最高;纳苏、阿罗颇、呷斯颇话与彝语禄劝话(属东部方言)相似度最高。综合县境内外彝语方言比较,可将会理彝族各支系的语言分别归入彝语的三大方言,即:聂苏话归入北部方言,俚颇话归入中部方言,纳苏话、阿罗颇话、内苏话、呷斯颇话归入东部方言。会理是多民族杂居县,彝汉交往历史久远,语言接触频繁,彝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主要有三种类型:备用型:聂苏人因居住环境,人口数量的优势,母语保留比较完整。日常使用语言以母语为主。兼用型:纳苏、阿罗颇、俚颇人因母语能力有年龄、地域、学历等差异,家庭成员母语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在家庭或者社区多用彝语,同时兼用汉语,或多用汉语,兼用彝语。转用型:内苏、呷斯颇人只有个别高龄老人掌握传统母语,汉语是日常生活的常用语言,彝语已几乎弃用。会理县内彝族社群和汉族社群之间的语言渗透,主要体现为汉语(方言)以压倒优势渗入彝族各支系的语言生活,这种渗透根据族群支系语言人口规模的不同而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非全方位渗透。聂苏话人口数量大,以民族聚居的形式居住于北部高寒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族内婚,使聂苏话得以完整保留。在现代化浪潮下,聂苏话虽然受到汉语冲击,但聂苏人居住较集中,聚居区远离县城,母语根基比较雄厚,族群意识较强,因此汉语对聂苏话的渗透速度慢、范围小,主要体现在向汉语借用新出现的名称或概念。(2)全方位渗透。纳苏人居住地过去交通闭塞,历史上长期族内婚,汉语对纳苏话的渗透力度相对较小。然而,纳苏人口数量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网络普及,中青年人观念转变,汉族和彝族通婚盛行,因此现在的汉语对纳苏话影响很大、速度很快。俚颇人处在和其他民族杂居的环境,汉语对俚颇话影响大、范围广。不过,俚颇人口较多,分布地域比较广泛,部分俚颇散居区比较偏远,因此整体上俚颇话还不会快速被汉语取代。阿罗颇人口数量少、居住分散,而且与汉族通婚比较普遍,阿罗颇话受汉语影响最深远,越来越多的汉语特征进入阿罗颇话,取代了固有特征。内苏和呷斯颇人口数量很少,而且与其他民族杂居,中青年人生活方式和语言生活深受汉语影响,几乎都已汉化,传统母语已濒临消亡。
郑美良[8](2019)在《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台湾地区是一个拥有包括原住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和语言。但是由于受政治环境、语言政策等的影响,台湾原住民族语言遭遇发展危机,多种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多元文化思潮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台湾地区开始调整原住民族语言政策,强调保护和弘扬多元化语言文明。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尝试通过政策研究,考察和分析台湾地区在保护和恢复原住民族语言上所采取的实践行动及其效果。首先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梳理和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台湾地区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脉络,整合和分析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基本过程和基本内容。其次,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考察三所不同类型学校的族语教育政策执行和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台湾的原住民族群约有55万人,占全台湾总人口数约2%,大多居住在山地地区。原住民学生数已达到136371人,占了全体总学生数的3.05%。虽然自2013年以来原住民学生族语交谈频率略有提升,但频率仍然较低;约半数原住民学生认为使用族语不便于与人沟通且缺乏族语学习兴趣;在族语使用能力方面,学生在听力、口语和歌谣歌颂能力均较弱;中学阶段通过族语认证的原住民学生人数也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为切实保护濒临消失的原住民族语言,台湾地区形成了不同层次、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一是形成了以台湾“教育部”和“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主体的政策制定主体,全面规划和制定原住民族语言政策;二是建构了以《原住民族教育法》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为标志性文件的语言政策体系,包括相关课程规划、师资培训规划、教材编辑制度、语言认证制度等政策;三是优化了原住民族语言政策的行动路径,更加强调通过学校系统层面推动和深化。第三,台湾各地方、各学校依据政策规划,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执行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课程编排上,台湾在《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和《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都规定了一定时数的族语课程;在师资选拔和培育上,建立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考试制度,实施族语师资培训规划;在教材编写上,制定族语《九阶教材》等学习材料。此外,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还通过“母语日”、开展族语活动等方式营造语言学习环境,借助族语评价与认证机制诊断和促进学生族语学习,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调整教学方式,采取族语教师协同示范、深入部落体验文化与生活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第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执行在学校行政上面临着资源整合的难题;师资方面存在师资老化、年龄断层的问题;在课程实施上面临教材难以统一的局面;家校社合作难以唤起家长的认同与主动意识,也难以营造良好的社区支持氛围。在后续的政策修正与发展中,还应该在尊重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上,增强相关主体的能动性和自决性,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注重师资建设。此外,需要着力解决政策执行所需的配套措施,争取社会文化支持,加大相关投入,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语言教育共同体关系。
季明霞[9](2018)在《2016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综述》文中指出2016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在本体层面与应用层面上都取得很大成果。本体成果体现在词类、词汇类聚、词汇化、词义演变、文化词等方面,应用成果体现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词典编纂研究等方面。从整体上看,2016年词汇研究的微观方面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重于宏观,注重将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相结合,有些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如两岸词汇比较研究、词汇的数据库构建等,有待更深入研究。
党静鹏[10](2017)在《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文中研究说明词语借用是一个过程,是词汇项目从源语转移到受语,并经过竞争与选择而最终融入受语词汇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大规模语料库和称名问卷为研究工具,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英源外来词的借用过程进行考察,并揭示借用过程背后的机制。本文采用创新与创新的传播这一有关语言演变的理论模型,将外来词借用过程阐述为两个过程:跨语际的词汇创新与词汇创新在受语言语社区的传播。外来词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借用者将英语中的词汇成分译借至汉语,在汉语中再创造为一个新的词语,由于这种词汇创新发生于两种语言之间,因此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机制是借用者的语际识别。语言的创新是功能性的,作为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外来词因汉语表达空缺或语用等动因的促动而借入汉语。创新的传播是社会性的,外来词借入汉语后在汉语言语社区内的传播实质上就是汉语说话人选择的过程,选择发生在语言系统和言语社区两个层面。语言系统层面,汉语说话人在表达同一概念的多种词形中进行选择,被选择的词形将规约化为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成员,未被选择的将被淘汰,逐渐隐退。本文在语料库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表达同一概念的音译词和意译词或固有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音译词词位变体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同义音译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字母词与对应汉字表达形式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语言特征和词语使用两方面讨论了影响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语言特征方面,将影响音译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原则:填空优先原则、表义清晰性原则、语言经济性原则和受语模式匹配原则;字母词选择倾向性主要受表义清晰性原则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词语使用方面,外来词的借用时间、持续使用时间、使用频次和使用范围等因素都会对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产生影响。言语社区层面,在称名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年龄、英语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的汉语说话人在外来词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新外来词上,新外来词在不同社会特征人群中选择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外来词在借用过程中在言语社区内的传播方向。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研究是汉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词语借用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外来词的借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现象,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与深化。
二、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语料来源及相关说明 |
第一章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概况与调查 |
第一节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的形成背景 |
一、哈尔滨道里区概况 |
二、道里区历史沿革与语言景观形成背景 |
第二节 哈尔滨道里区官方语言景观 |
一、街道名称 |
二、建筑名称、文化地名 |
第三节 哈尔滨道里区非官方语言景观——以中央大街、关东古巷周边为例 |
一、店铺名称 |
二、广告牌、海报 |
第四节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 |
一、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对象 |
二、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设计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道里区官方语言景观研究 |
第一节 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与分析 |
一、街道名称 |
二、建筑名称、文化地名 |
第二节 官方语言景观语码的选择、组合与排列 |
一、单语标牌 |
二、双语标牌 |
三、多语标牌 |
第三节 官方语言景观的功能 |
一、官方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
二、官方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道里区非官方语言景观研究 |
第一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与分析 |
一、店铺名称 |
二、广告牌、海报 |
第二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语码的选择、组合与排列 |
一、单语标牌 |
二、双语标牌 |
第三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的功能 |
一、非官方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
二、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道里区语言景观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设建议 |
第一节 道里区语言景观存在问题 |
一、信息量不平等 |
二、翻译错误与不规范 |
三、标牌损坏 |
四、服务人群不全面 |
第二节 关于道里区语言景观建设的建议 |
一、道里区语言景观的改善建议 |
二、关于语言景观建设的一些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0 选题缘起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语料来源 |
1.5 研究方法 |
1.6 已有成果研究综述 |
1.6.1 语言接触研究 |
1.6.2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 |
1.6.3 语言结构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 |
1.6.4 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研究 |
第二章 不同历史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2.1 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2.1.1 “恰克图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2.1.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2.2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2.2.1 “哈尔滨汉俄混合语”的形成与汉俄语言接触 |
2.2.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2.3 “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俄源词的引进 |
2.3.1 大批俄苏译着出版发行与汉俄语言接触 |
2.3.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2.4 中苏友好时期汉俄语言接触与俄源词的引进 |
2.4.1 自上而下的“苏联热”与汉俄语言接触 |
2.4.2 俄源词的引进与特点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3.1 俄源词音节结构类型演变及方式 |
3.1.1 俄语A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3.1.2 俄语C类音节结构在汉语中的演变 |
3.1.3 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方式 |
3.2 汉俄音系匹配类型及方式 |
3.2.1 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 |
3.2.2 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 |
3.2.3 特殊匹配 |
3.2.4 汉俄音系匹配方式 |
3.3 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3.3.1 汉俄语音差异 |
3.3.2 汉语母语者的认知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主要动因 |
4.1 俄源词结构演变类型 |
4.1.1 音译语素组合构词 |
4.1.2 汉俄混合式构词 |
4.1.3 借俄重组式构词 |
4.1.4 喻义仿造式构词 |
4.1.5 汉语简缩式构词 |
4.2 不同结构类型在汉语中的竞争 |
4.2.1 意译形式取代音译形式 |
4.2.2 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并存 |
4.2.3 音译形式独立 |
4.3 俄源词表意本土化 |
4.3.1 音义相兼 |
4.3.2 词义变化 |
4.3.3 语用意义变化 |
4.3.4 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 |
4.4 俄源词词汇本土化的主要动因 |
4.4.1 适应汉语语言系统 |
4.4.2 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的促动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 |
5.1 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 |
5.1.1 失去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5.1.2 有活力俄源词的分布 |
5.2 有活力俄源词的特点 |
5.2.1 活力程度 |
5.2.2 活力特征 |
5.3 影响俄源词活力的因素 |
5.3.1 语言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5.3.2 社会因素对俄源词活力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语言模因论视阈下俄汉网络语言的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绪论 |
1.语言模因论和网络语言概述 |
1.1 模因和语言模因的定义 |
1.2 语言模因的特征 |
1.3 网络语言的定义与特征 |
1.4 模因和网络语言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2.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的类型 |
2.1 俄语网络语言模因表征的内容与形式分类 |
2.1.1 俄语网络语言形义复合模因 |
2.1.2 俄语网络语言语形派生模因 |
2.1.3 俄语网络语言语义派生模因 |
2.2 汉语网络语言模因表征的内容与形式分类 |
2.2.1 汉语网络语言形义复合模因 |
2.2.2 汉语网络语言语形派生模因 |
2.2.3 汉语网络语言语义派生模因 |
2.3 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类型对比 |
本章小结 |
3.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的形成条件 |
3.1 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的内部条件 |
3.1.1 符合成功网络语言模因的特征 |
3.1.2 语言经济原则 |
3.2 俄汉网络语言模因的外部条件 |
3.2.1 互联网带动大众传媒的感召度 |
3.2.2 相关事件的触发 |
3.2.3 公众的心理特征和表达需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4)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及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四、相关文献述评 |
(一)对字母词的界定和分类研究 |
(二)对字母词的认知度和字母词使用现状研究 |
五、语料来源 |
第二章 字母词的界定与分类 |
一、字母词的界定 |
(一)名称界定 |
(二)内容界定 |
二、字母词的分类情况 |
(一)按字母来源分类 |
(二)按字母数量分类 |
(三)按字母所产生的方式分类 |
第三章 留学生对字母词认知度的调查及分析 |
一、留学生对字母词认知度调查的总体设计 |
(一)调查原因与目的 |
(二)调查方法 |
(三)调查对象的选择 |
(四)字母词的选取 |
(五)调查问卷的设计 |
二、留学生对字母词认知度调查的结果和分析 |
(一)留学生对字母词的整体认知概况 |
(二)留学生对字母词的具体认知 |
(三)留学生字母词认知的影响因素 |
第四章 跨文化交际中字母词的应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
一、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研究 |
(一)跨文化交际中字母词的不同领域应用 |
(二)跨文化交际中字母词使用的必要性 |
二、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
(一)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问题 |
(二)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应遵循的使用原则 |
(三)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的规范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解说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主要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19世纪末“社会主义”语词初入中国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概念的西方溯源与考辨 |
第二节 新教传教士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一、晚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概况 |
二、新教传教士对“社会主义”综合阐释 |
三、《万国公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首次介绍 |
第三节 晚清驻外使节与欧美“社会主义” |
一、洋务机构翻译概况 |
二、清驻外公使对“社会主义”的综合考察 |
第四节 早期知识精英与留学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一、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的引入 |
二、康有为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三、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四、王韬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五、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初探 |
第五节 晚清末期“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
一、“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 |
二、“社会主义”概念的西语“造词” |
三、“社会主义”概念的日语“借用” |
四、对晚清“社会主义”概念多种导入方式的考察 |
第二章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的流行与泛化 |
第一节 留日浪潮与“社会主义”论说 |
一、洋学兴盛与“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原初表述 |
二、浮海东渡与“社会主义”摄取的源头转向 |
三、留日群体对日源“社会主义”的借用 |
第二节 最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语义分叉 |
一、经济体制之争:全部国有化、自由竞争抑或心理分配? |
二、发展方式之争:和平调节抑或革命斗争? |
三、本质属性之争:无政府抑或民主共和? |
四、发展方位之争:财产共有抑或阶级对立? |
五、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争对“社会主义”概念产生的影响 |
第三节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早期认识 |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 |
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
三、革命党人调试“社会主义”语义产生的影响 |
第四节 关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翻译评价 |
第三章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面相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隐喻认知 |
一、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前提与生发基础 |
二、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与手段 |
三、知识青年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成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主义”的崛起与“社会主义”概念的混说 |
一、“泛劳动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二、“新村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四、无政府“共产主义”视域中的“社会主义” |
第三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向及其影响 |
一、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的译介转向 |
二、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概念转向的深远影响 |
第四章 中共成立前后“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新诠释 |
第一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释与传播 |
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与创见 |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维进路 |
第二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原初认知与建构 |
一、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三、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四、李汉俊对“社会主义”的描绘 |
第三节 建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及影响 |
一、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确立 |
二、建党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确立的影响 |
第五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因论析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共创建提供了样板效应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活动,为中共创建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 |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着述文本的学习、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
四、“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交锋为中共创建正本清源 |
五、“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体的结合,为中共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
第二节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与创建 |
一、思想上的协助、指导,明晰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建党思路 |
二、在组织上的参与、指导,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
三、人才上的培育、输送,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
四、理论上的示范、引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初期成效 |
一、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二、初步勾勒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 |
三、启动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先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6)从模因论角度看外来词“C位”(论文提纲范文)
一、流行语“C位”的源起与含义 |
二、流行语“C位”的构词成分和用法分析 |
1.“C位”的构词成分分析 |
2.“C位”的用法分析 |
(1) “C位”作宾语。 |
①占/占据+“C位” |
②抢/抢占+“C位” |
③站+“C位” |
④坐+“C位” |
(2) “C位”作状语。 |
(3) 单独使用。 |
三、流行语“C位”的词义演变 |
1.发展初期 |
2.发展中期 |
3.词义广泛期 |
四、从模因论角度分析流行语“C位” |
1.从模因的复制阶段分析“C位” |
2.通过数据分析对“C位”进行模因分类 |
五、流行语“C位”成为弱势语言模因的原因分析 |
1.保真度 |
2.受众群体 |
3.社会心理 |
4.汉化程度 |
(7)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彝语调查研究综述 |
第二节 论文选题及依据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目的和意义 |
第五节 会理彝族概况 |
第六节 相关材料说明 |
第一章 会理彝族语言的语音系统 |
第一节 聂苏话声韵调系统 |
第二节 内苏话声韵调系统 |
第三节 俚颇话声韵调系统 |
第四节 呷斯颇话声韵调系统 |
第五节 纳苏话声韵调系统 |
第六节 阿罗颇话声韵调系统 |
第二章 会理彝族语言的词汇系统 |
第一节 会理彝族语言的词汇构成 |
第二节 会理彝族语言的构词法 |
第三节 会理彝族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 |
第三章 会理彝族语言的内部比较 |
第一节 语音比较 |
第二节 词汇比较 |
第四章 会理彝族语言的外部比较 |
第一节 会理内苏话与贵州威宁话比较 |
第二节 俚颇话与彝语中部方言和傈僳语比较 |
第三节 呷斯颇话和禄劝话比较 |
第四节 呷斯颇话与云南彝语东南部方言比较 |
第五节 纳苏话和阿罗颇话与禄劝话比较 |
第五章 会理彝族语言或方言的系属分类 |
第一节 内苏话的语言归属 |
第二节 俚颇话的语言归属 |
第三节 纳苏话与阿罗颇话的语言归属 |
第四节 呷斯颇话的语言归属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会理彝汉语言的接触与影响 |
第一节 语言接触机制 |
第二节 语言接触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 |
第三节 语言接触对语言结构系统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会理彝语使用情况及濒危原因 |
第一节 会理彝语使用情况 |
第二节 会理彝语濒危原因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会理彝语词汇对照表 |
附录二 会理彝语常用句对照表 |
附录三 会理彝语使用情况调查问卷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濒临消失 |
二、语言保护政策措施成效低下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多元文化与教育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相关研究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问题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资料搜集整理与分析 |
四、研究信效度与研究伦理 |
五、研究范围与限制 |
第二章 台湾原住民族及其语言教育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概述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背景分析 |
一、学生人数构成 |
二、原住民学生就学人数 |
三、各县市原住民学生分布情况 |
四、各级学校原住民学生族籍分布情况 |
第三节 台湾原住民族学生族语使用情形分析 |
一、使用族语状况 |
二、族语能力自评 |
三、参加族语认证情况 |
第三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进 |
第一节 “二战”前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一、“荷西”时期(1624-1662 年) |
二、“明郑”时期(1662-1683 年) |
三、“清领”时期(1683-1895 年) |
四、“日据”时期(1895-1945 年) |
第二节 “二战”后到解严前的族语教育政策 |
一、社会环境变迁推动政策修订 |
二、实施国语政策削弱原住民族语言 |
第三节 解严后到《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族语教育政策 |
一、族群意识兴起促使政策转变 |
二、多元文化下的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第四节 《原住民族教育法》后的族语教育政策发展 |
一、正视本土文化完善政策制定 |
二、振兴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
第四章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分析 |
第一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法律基础 |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
二、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三、对现行原住民族语言保护规范的分析 |
第二节 台湾原住民族教育管理体系 |
一、台湾“教育部” |
二、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 |
第三节 台湾当前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价值分析 |
一、法源基础 |
二、信念价值 |
三、现有问题分析 |
四、计划目标 |
五、执行策略 |
六、预期效果 |
第四节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规划 |
一、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课程规划 |
二、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师资培育规划 |
三、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材编辑 |
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认证制度 |
第五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育基本状况分析 |
一、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师资结构 |
二、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课程编排方式 |
三、台湾国民中小学族语教材使用情况 |
第二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行政管理分析 |
一、学校执行相关配套措施 |
二、学校政策执行成效评鉴 |
第三节 学校族语教学分析 |
一、族语教师教学信念引导教学实践 |
二、族语教学策略分析 |
第四节 学校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效果检视 |
一、学校行政的困境 |
二、教师面临的困境 |
三、执行族语教育政策的成效与困境分析 |
第六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归因分析 |
第一节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
一、跨族群通婚带来的语言困境 |
二、部落的文化经营的变化 |
第二节 教育政策因素分析 |
一、语言同化政策的影响遗留 |
二、菁英族人族语危机意识淡薄 |
第三节 学校教育因素分析 |
一、学校氛围的营造 |
二、族语师资老化与断层问题 |
三、族语教师信念影响教学实践 |
四、族语认证引导族语教学策略 |
五、教学策略影响教学成效 |
第四节 家庭教育因素分析 |
一、部分家庭对族语教育的重视 |
二、遭受家长漠视的族语教育 |
第七章 台湾原住民族语言传承的文化意蕴 |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与教育 |
一、坚持平等尊重的教育理念 |
二、坚持理解共荣的发展路径 |
第二节 语言与语言教育 |
一、多元文化中语言的地位 |
二、语言教育的政策规划 |
三、多元文化中的语言教育 |
第三节 语言教育问题 |
一、语言教育的功利性强 |
二、有语无言的教育生态 |
三、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的资源匮乏 |
四、原住语言教育的受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
第四节 语言教育政策的修正 |
一、遵循语言存续发展的基本逻辑 |
二、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
第五节 语言教育政策执行的支持与保障 |
一、培育社会文化 |
二、增加资源投入 |
三、建构社区-家庭-学校的语言共同体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一、族语师资是落实政策的关键主体 |
二、族语教材是实施政策的重要载体 |
三、家庭是实践政策的核心力量 |
四、族语认证分级制度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
五、使用族语的场域与机会是保障政策效果的必要条件 |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原住民族语言的政策建议 |
一、增加成年人学习族语的途径 |
二、提高族人对族语的重视 |
三、创新族群语言文化教育 |
四、保障族语教师职业发展 |
五、优化族语教师团队结构和专业发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 |
附录二:十二年国教课程纲要原住民族语文 |
附录三:台湾《原住民族教育法》 |
附录四: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
附录五:访谈邀请函 |
附录六:访谈同意书 |
附录七:访谈大纲 |
后记 |
(9)2016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专着 |
(一) 十部新词典问世 |
(二) 八部实词研究成果出版, 重视将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相结合进行研究 |
(三) 八部虚词研究成果出现, 虚词研究呈现小高潮 |
(四) 七部对外汉语方面的词汇研究成果出现, 汉语作为二语的词汇研究持续繁盛 |
(五) 五部探索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的着作问世, 文化词的研究成为新热点 |
(六) 三部新词语研究着作出版, 新词语研究小有成就 |
(七) 综合性质的词汇专着不胜枚举, 研究的内容纷繁复杂 |
二、期刊论文 |
(一) 词汇类聚和词汇化研究的关注度仍然很高, 特别是词汇化研究 |
(二) 新词语研究如火如荼, 特别是网络词汇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
1. 网络词汇的研究成果 |
2. 其他新词语的研究成果 |
(三) 方言词汇研究重微观而轻宏观 |
(四) 词汇教学方面研究内外兼顾, 对外汉语的词汇教学占主导地位 |
(五) 积极探索汉语词汇背后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
(六) 词汇语义研究着重考察词义的历时演变过程 |
(七) 外来词的研究重点关注汉语中英源、日源外来词 |
(八) 辞书与词汇相关的研究重点仍放在释义方面 |
(九) 综述性质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 |
三、结语 |
(10)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理论基础 |
二、分析框架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单位 |
三、研究工具与方法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第一节 国内外外来词研究概况 |
一、外来词的多领域研究与发展 |
二、外来词研究的工具与方法 |
三、外来词研究的不足 |
第二节 国外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现状 |
一、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的手段与方法 |
三、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国内汉语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现状 |
一、汉语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汉语外来词借用过程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词语借用的条件与动机 |
第一节 词语借用的条件 |
一、语言接触是词语借用的必要条件 |
二、语言接触与词语借用的方向 |
三、汉语中的英源外来词 |
第二节 词语借用的动机 |
一、填补词汇空缺 |
二、必需借用和奢侈借用 |
三、小结 |
第三章 跨语际的词汇创新 |
第一节 跨语际词汇创新的机制 |
一、跨语际词汇创新者的语际识别 |
二、跨语际词汇创新的多层次选择 |
第二节 跨语际词汇创新的特征 |
一、外来词词形的多样化特征 |
二、标义手段运用突出 |
三、词义具有语境限定性特征 |
第三节 跨语际词汇创新在语篇中的言语特征 |
一、音译外来词言语类标义手段的使用 |
二、字母词言语类标义手段的使用 |
三、加标引号 |
第四章 音译外来词借用过程中的竞争与选择 |
第一节 音译词和意译词/固有词的竞争与选择 |
一、含音译词和意译词/固有词的称名集合 |
二、1949 年之前的音译词和意译词/固有词的竞争与选择 |
三、1949 年之后的音译词和意译词/固有词的竞争与选择 |
第二节 音译词各词形之间的竞争与选择 |
一、音译词词位变体之间的竞争与选择 |
二、同义音译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 |
第三节 竞争与选择过程中的再创新 |
一、单音节语素化 |
二、词义扩展 |
第四节 影响汉语说话人音译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 |
一、语言层面的因素 |
二、词语使用层面的因素 |
三、汉语说话人心理层面的因素 |
第五节 音译词在语篇中言语特征的变化 |
一、言语类标义手段和引号的使用呈下降趋势 |
二、言语类标义手段和引号的重现 |
第六节 外来词“粉丝”借用过程个案研究 |
一、跨语际的词汇创新—“粉丝”借入汉语 |
二、“粉丝”与固有词的竞争与选择 |
三、竞争与选择中的再创新 |
四、“粉丝”成功融入汉语的原因 |
五、“粉丝”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的变化 |
第五章 字母词借用过程中的竞争与选择 |
第一节 字母词和对应汉字表达形式的竞争与选择 |
一、字母词称名集合 |
二、语料库检索 |
三、字母词和对应汉字表达形式相对频率的计算方法 |
四、字母词和对应汉字表达形式的竞争与选择 |
五、字母词选择倾向性的语体变异 |
第二节 影响汉语说话人字母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 |
一、语言层面的因素 |
二、词语使用层面的因素 |
第三节 字母词在语篇中言语特征的变化 |
一、字母词使用言语类标义手段的持续时间 |
二、字母词使用言语类标义手段的历时变化 |
三、小结 |
第六章 外来词在不同社会特征人群中的变异 |
第一节 称名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一、影响外来词使用的社会因素 |
二、称名问卷的设计 |
三、问卷调查的实施 |
四、问卷调查数据的处理 |
第二节 结果与讨论 |
一、统计分析结果 |
二、讨论 |
结语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创新与展望 |
一、本文的创新 |
二、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外来词反汉化选择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D]. 段绪.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3]语言模因论视阈下俄汉网络语言的对比研究[D]. 温思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4]留学生对字母词的认知度及字母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研究[D]. 刘鹤明.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社会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研究(1899-1921)[D]. 陈元.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从模因论角度看外来词“C位”[J]. 洪飏,蔡悦.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19(04)
- [7]会理彝语语音和词汇研究[D]. 马海布吉. 暨南大学, 2019(12)
- [8]台湾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研究 ——基于政策执行的分析[D]. 郑美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2016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综述[J]. 季明霞.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10]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D]. 党静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