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叙事诗：民族民间文学真正“文学”的象征

一、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民族民间文学真正“文学化”的标志（论文文献综述）

李浩然^[1]（2020）在《米芾艺术着述微观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艺术史的两大叙事体例于唐宋时臻于成熟:一是借用正史体例的艺术通史,二是传衍稗史志怪的私人艺术笔记。由于宋代及以后,以个人见闻、微观叙事见长的艺术笔记,无论是数量,还是学术影响力,都远超体现宏大历史叙事意识的艺术通史。因此,通过着述家及其文本案例,追问艺术史微观叙事勃兴的现象、缘由与价值,就是重审传统艺术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作为着述家,米芾既参与过官方艺术通史的编撰,也因其自由、多变而具创见的五本笔记闻名于史。通过对其生平及着述的考察,论文认为,米芾在宋前艺术着述的基础上,思考艺术着述的写作体例和艺术史论研究中的叙事对象问题,放弃了以朝代为类目、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宏观“叙史”品评体例,逐渐建构起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米芾之所以关注和聚焦亲见目历的艺术作品,是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艺术着史传统发展到北宋,其一,“按史发论”的写作体例是“徒欺后人”;他一,晋唐时期的艺术论题已落后于宋代文人的理论高度和审美要求。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着眼于对所见艺术作品的形制、内容、样貌、技巧、辨伪、流传与收藏等具体问题为对象进行微观叙事,进而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叙事转向:从以艺术家为中心到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目的转向、从为艺术家作传到对艺术作品本身进行品鉴活动的内容转向、从文学性语言到纪实性语言的语言转向;同时,米芾承接晋唐以来艺术史论的核心论题,以个人化、微观化的叙事手法重建“古法追寻与历史新见”、“妙物真性与品鉴心得”、“清玩之致与生命精神”三个论题。米芾对古法的追寻,实质上是对艺术传统及其历史脉络的探究;对妙物真性的赏品,是对艺术作品美学意义的判断;对清玩之物的喜好与言说,是对艺术家个体生命精神的贯彻。米芾对晋唐艺术论题的见解阐述,赋予了各论题新的内涵和理论维度,具有继承性和开创性。米芾的微观叙事模式,不仅是唐宋艺术史论传统的一个新发展,而且在当时和后世的不断充实和丰富中成为元、明、清艺术着述家使用的主要着史方式;而他对晋唐艺术论题的探讨,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艺术价值观的重要论点。

邴波^[2]（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刘垣菲^[3]（2020）在《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别林斯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他确立了果戈理及自然派的地位,被视为现实主义批评的开创者。他的文学遗产包括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等。我国现有的别林斯基研究,大多可见于期刊文献杂志中,暂时未有相关专着。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别林斯基的美学概念本质是什么?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学界评价其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问题都说明别林斯基文学理论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十分丰富,本文选择其中的民族性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理清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内涵的变化情况。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始于民族性,因为这是当时俄国文学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层面讲,十八世纪的俄国,完成了社会和语言的民族化,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反映在文学中就是俄国的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之后,渴望摆脱古典主义束缚的浪漫派维亚泽姆斯基提出了俄国的民族性概念,受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支持,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概念是对前人的延续。他给民族性下了定义,并在自己的评论生涯中一直发展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俄国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在别林斯基以前,它已经成为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关键:最早表现为追求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从罗蒙诺索夫到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之争,其根本都是对俄国文学语言问题,如修辞等等的探讨。语言是民族性官方民族性将民族性解释为人民对沙皇和专制制度的忠诚,维亚泽姆斯基为代表的浪漫派,将民族性和地域性视为文学的必要条件,同时重视人物形象和取材等问题。因此,他高度评价普希金的《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茨冈人》等作品,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现实性描写持否定态度。普希金支持维亚泽姆斯基对民族性的看法,在自己的文论中提出:文学具有民族性,就要用俄语写作,贵族们已经习惯了用法语阅读、写作、思考,所以才会产生对西欧文学盲目模仿。所以,要摆脱这种模仿,可以从俄国的,或者国外的民间诗歌中取材,从民间和人民中获取力量,注重本民族文学的独创性。但是,语言和取材都是文学的外部形式,真正做到具有“民族性”,要重视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果戈理与普希金相同,尤其强调重视民族精神和表达民族的思想。民族性理论是别林斯基在第一篇文论——《文学的幻想》中提出的问题,也是贯穿别林斯基整个文学批评生涯的理论问题。他认同前人的观点:文学应该展现民族精神和思想,并提出习俗是表现民族性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俄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状况,民族的习俗主要保留在人民大众中。但是,别林斯基否认只表现群众或农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具有民族性的。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别林斯基提到以下问题:俄国文学可以借鉴欧洲文学,但不能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学;描写平民生活或庸俗化场景的作品不是民族性作品;民族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和物;民族性的作品,首先是艺术性的作品。除了针对当时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别林斯基还运用哲学概念,解释了前人提出民族性相关问题,如运用“典型性”来解释人物形象的描写,提出诗歌描绘的对象是某一抽象的理念,诗人创作是不自觉而又自觉的,因为“激情”的存在。与前人的不同在于,别林斯基否定民间诗歌的价值,认为民间诗歌不是艺术性的作品,所以从民间诗歌取材,不能说明就是民族性的作品。别林斯基最伟大的贡献,是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高度评价。从他对二者的评论中,清晰体现了他的全部文学思想,当然也包括民族性。他的文学理论是始终发展的,但是当他发现理论的发展无法满足文学批评的需要时,他或者引入新的概念,如“个性”和“激情”,或者改变自己早期概念的内涵以适应新的批评对象,这就造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矛盾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很多作家的前后不一的评价、对讽刺的评价等等。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品的评价,完全展现了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思想。他对克雷洛夫和冯维辛评价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别林斯基改变了对讽刺的态度,认为讽刺是民族性的标志。这也是果戈理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描写,满足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文学批评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文献资料,如斯拉夫派、审美派、白银时代及其他与别林斯基观点不同的批评流派的文献。我国学界对这些流派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他们与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杨杰宏^[4]（2020）在《东巴叙事传统的研究范式与多维观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国内少数民族的叙事传统被当作"文学文本"加工利用,忽略了其作为文化传统的整体性、活态性及其多元化文本特征。东巴叙事传统所具有的仪式表演、口头演述、诗歌舞画融一体的叙事特征决定了其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基于共时性、历时性两个视角,对不同文本、不同文类、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从以书面文学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多维度研究。这种多维度的研究范式不只是少数民族叙事传统研究的新路径,也是促进口头诗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长点。

张译匀^[5]（2020）在《云南楚雄彝族刺绣图案故事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彝族刺绣作为民间手工艺的结晶,尤其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激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彝族刺绣图案本身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大多都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工艺、民俗文化、文化产业视角进行的研究,对于刺绣图案内容的研究以及资料库的建设几乎为零。本论文力从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化的全新角度去阐述口传文学在刺绣图案上体现出的象征性飞跃,揭示出刺绣图案内容后所蕴含的文学含义,理解人类在刺绣过程中对图案内容设计时产生的情感模式,并从文本资料、口传资料等多角度对其进行整理收集,为本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奠定牢靠的基础。本论文分为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根据所查找、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记载,对楚雄彝族刺绣历史发展进行了叙述。把刺绣图案民间故事划分为幻想故事型、生活故事型、民间笑话型和民间寓言型三大类,该分类是依据“AT分类法”中的分类类别和民间故事的定义进行的;第二章,根据实际调研得出,刺绣图案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场合分别是生产劳动期间、孩童睡前和特殊场合三大类,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口耳相传的传承模式已经明显淡出了民众的交流圈。出现了同一经典图案的多种民间故事和经典故事情节运用在不同刺绣图案民间故事中的两种情况;第三章,刺绣图案民间故事拥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与迁徙记忆,这些独特的彝族文化构成了彝族自身的独特审美观,以及由这些独特审美观所延伸出来的生物需求和教义需求的功能;第四章,刺绣图案民间故事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传统文化组织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收集整理,但由于民间故事特殊的传承方式,使现今在传承过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刺绣图案本身是一种民族工艺文化的符号性、象征性体现,但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楚雄彝族刺绣图案的内容来源于底蕴深厚的口传文学传播场域,并且和楚雄彝族的歌谣、神话、传说、史诗等口传民间文学共生共存,促使了楚雄彝族刺绣图案民间故事具有其它民间文学的形式内容。

荀羽琨^[6]（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张烁^[7]（2017）在《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发展 ——韦其麟《百鸟衣》及其前世与今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着眼于韦其麟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及其原来的故事原型、后来的发展传承,在全面了解民间故事“张亚源卖糍粑”的口传形态及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叙事长诗《百鸟衣》的影响,进而考察“百鸟衣”的当代表现形态,论述作家创作《百鸟衣》文本如何反哺、重构这一民间文学传统,进一步探究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现如今的发展形态。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论组成,正文有三章:第一章了解“百鸟衣”发源地的自然、人文生态,及其口传形态与内容;第二章;了解作为作家文学创作的《百鸟衣》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与民间口传文本的比较分析;第三章:介绍作为非遗的“百鸟衣”的当代发展。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民间文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文学创作的创作方向;第二,作家的创作文本会反哺、重构民间文学的传统;第三,在国家注重保护民间非遗的大环境下,壮族民间故事“百鸟衣”作为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政府、社会及地方民众一定的保护,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唐娜^[8]（2017）在《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亚鲁王》是2009年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的活态传承的苗族史诗,是我国唯一一部21世纪才发现的超过万行的民族史诗作品。这一发现改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更为口头传统的领域研究提供鲜活的个案。《亚鲁王》的横空出世伴随着文化转型的巨大波澜,史诗传统及其文化空间的时代遭遇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命运的缩影。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第一章绪论交待本文的选题来源,梳理与本课题有关的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阐述本文的学术价值、写作思路。第二章《麻山苗族及其族群历史叙事<亚鲁王>》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做必要的梳理。分别从麻山苗族和《亚鲁王》史诗本身两个方面进行。前者主要介绍麻山及麻山苗族的历史源流,在历史和空间上给麻山苗族一个基本的定位。后者对史诗《亚鲁王》的内容、性质、流传情况做基础的介绍。第三章《史诗传统与民间生活》将史诗回归于生活当中,史诗的演述与仪式紧密结合且受仪式制约,通过研究史诗文本与仪式的对应,演述者的演述行为及其规则,以及史诗文本与日常生活的关联,表现史诗传统与苗人生活的具体关系。亚鲁王史诗承载于麻山一个个微小而稀疏的村寨之中,为了强调苗寨在延续和发展《亚鲁王》史诗传统,以及苗族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采用了“文化空间”一词。第四章《<亚鲁王>的文化空间变迁》通过对巴拢苗寨个案的观察与书写,尝试展现亚鲁王口头传统正在变迁的文化语境,分别通过物质生活、生计方式、社会生活、村落共同体的个案来展开。第五章《社区变迁中的史诗传承与演述者研究》首先关照口头传统在当代的传与承,分别从表演者和接收者两方面展开,也就是传承机制和文化生态问题。尤其对史诗演述者的失位表示质疑,东郎的社会地位及其在史诗传承中的动态规律需要引发关注。第六章围绕史诗《亚鲁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展开,国家对该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和推广在社区外和社区内分别进行,二者各取所需,互为资源。当地传承人认定和精英化所引发的问题有助于各层文化机构、学者的共同反思。最后为结语部分,肯定了苗人社会的《亚鲁王》史诗传统终将走向书写,以及通过民间传统的实践维护和强化村落共同体作为民族村寨保护的新理念。

宋达^[9]（2016）在《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翻译关系紧密。英国文学汉译总量巨大,不仅在现代中国审美观念形成中扮演了突出角色,更重要的是建构了“统一英国”的知识,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完整的英国文学概念。然而,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一部分的苏格兰,其文学始终保持着苏格兰民族诉求,却被英格兰所建构的统一英国文学压抑着,罗伯特·彭斯、司各特、拜伦等重要文学家,其苏格兰性皆被消解、限制,还有更多的苏格兰文学家则被排除在英国文学经典之外。中国根据英国主流文学史观理解和译介英国文学经典,由此汉译英国百年历史呈现的苏格兰文学,或折损苏格兰作家的苏格兰身份,或不关注没有纳入英国文学史的苏格兰重要作家。本文探讨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未被呈现的问题,具体包括：重新考察百余年来在大英帝国或联合王国框架下的英国文学汉译史,揭示苏格兰文学流失的情况,汉译“英国文学”中苏格兰文学隐形的历程、近20年微显的情况,对比英国的“英国文学”处理“苏格兰文学”问题,说明苏格兰文学匿迹于汉译英国文学的诸多后果；查考彭斯汉译史,还原他被销蚀了苏格兰性的情况,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塑造的不同彭斯形象,说明汉译彭斯损失苏格兰性的客观原因,为未来汉译彭斯的苏格兰性提供思路；重新梳理司各特和拜伦作品汉译史、对比英国主流学术界和苏格兰学术界所建构的不同司各特和拜伦形象、未来司各特和拜伦的苏格兰性再现难题。该研究旨在面对未来苏格兰文学的汉译问题,包括重译英国文学经典中的苏格兰作家作品、译介“英国文学”遮蔽忽视的苏格兰经典文学以及还原再现英国文学中的苏格兰因素。

阎怀兰^[10]（2016）在《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渐深入,其中包括媒介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形象是文学的核心要素,文学形象是人类生活图景的转换,文学形象建构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是希望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窥探媒介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从媒介的角度来探究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要考量的是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文学与媒介发生联系的那天起,人们包括媒介从业者及其建立的媒介组织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媒介的更新来推进文学的变化。符号性的艺术媒介和物质材料性的传播媒介一直是文学的组成因素,媒介因素是文学的形式性物质性因素,媒介因素的变化引发了文学的变化,包括文学形象的变化。文学及其要素在媒介施压下发生变形,而文学也借媒介之力顺势而变。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最终要探究的是人类的生活现状和可能。媒介是工具是人的延伸,或者可以说媒介是人身体的工具性的延伸,是人的生存所凭借的物质性物态化的现实存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学活动,必须借助媒介进行。文学形象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幻象,是相对于人类现实生存的世界所存在的虚幻世界,是人的精神意义性的延伸。人类在寻求自我发展时,身体和精神的延伸是同步进行的,这必然要求媒介和文学、文学形象的同步发展,由此,媒介与文学形象既是人类生活的身体现状和精神现状,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趋势也是人类的生活可能性。“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之意义最终在此。引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厘清媒介和文学形象的涵义。接着从国内外媒介研究和文学形象研究的现状,来阐释对“文学形象的媒介”做研究,或者说从媒介的角度研究文学形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厘清“文学形象的媒介”的具体所指,从低到高、由内向外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语言符号媒介、物质材料媒介、传播者媒介、艺术品媒介和物质商品媒介。第一章是分析文学形象与单一性语言媒介的关系。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语言符号媒介（或称为语言符号、艺术媒介）、物质传播媒介（或称为物质材料、传播媒介）、文学形象和文学意蕴四个层次。语言是文学及其形象的符号媒介、艺术媒介。语言是现实世界事物的符号化,文学语言构成片段化的语象,语象的结合形成完整的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在语象中扩展延伸形成文学形象体系。语言作为文学形象的媒介,决定了文学形象的本质特征是内视性、想象性、间接性的幻象。接着把文学的语言媒介分为口头言语媒介和书面文字媒介,着重分析语言媒介以及承载口语和文字符号的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了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具体形态。第二章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分析文学形象与语言、图像等多重媒介的关系,语言符号是文学形象的本质性艺术媒介,图像是文学形象的辅助性艺术媒介。文学形象作为人们心理意识中的幻象,其形态可以通过其他媒介进行扩展:图像媒介可以将文学形象的语象形态扩展为图像形象,运动的图像媒介将文学形象进而扩展为影像形象,由此,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媒介构建的文学形象,就呈现为从语象到图像、影像的转变,是形象从内心可感转向了感官可视。文学形象的生成是一个从创作者、传播者到接受者的动态有机过程。文学的媒介化的实质是文学形象的媒介化,是文学形象在新传播媒介的繁殖,是文学形象通过图像等符号的形态扩展。文学形象的增殖以文化产品的利益追逐为目标在媒介融合中跑马圈地。第三章是探究媒介对文学形象的作用机制。现实中媒介和媒介生活的变化是文学生产、文学形象生产的直接动力。媒介的变化来自于媒介技术的驱动,技术的进化影响了文学及其形象的形态。传播者媒介作为文学形象的第三层媒介,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秉持受众意识和营销思维,策划操作文学形象的生产。市场机制中,传播者的媒介组织遵循着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操纵着文学生产,还不断地将文学媒介化,以文学形象为核心开发文学形象在广播、电影、电视、表演等文化产品中的市场价值,还以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延伸出的可视性艺术形象为形象原型生产出物质商品,进而使文学形象媒介化。总而言之,文学形象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图画,被语言、图像等符号化为人类的心理图画,最终又商品化为人类的现实生活物品,文学形象显示了作为审美幻象的生产力。

二、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民族民间文学真正“文学化”的标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民族民间文学真正“文学化”的标志（论文提纲范文）

（1）米芾艺术着述微观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东巴叙事传统的研究范式与多维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5）云南楚雄彝族刺绣图案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发展 ——韦其麟《百鸟衣》及其前世与今生（论文提纲范文）

（8）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民族民间文学真正“文学化”的标志（论文参考文献）

• [1]米芾艺术着述微观叙事研究[D]. 李浩然. 东南大学, 2020(02)
• [2]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3]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D]. 刘垣菲.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东巴叙事传统的研究范式与多维观照[J]. 杨杰宏. 民族文学研究, 2020(02)
• [5]云南楚雄彝族刺绣图案故事研究[D]. 张译匀.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发展 ——韦其麟《百鸟衣》及其前世与今生[D]. 张烁. 广西民族大学, 2017(02)
• [8]苗族史诗《亚鲁王》及文化空间研究[D]. 唐娜. 天津大学, 2017(01)
• [9]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D]. 宋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12)
• [10]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D]. 阎怀兰. 云南大学, 2016(05)

标签：别林斯基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