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何婷[3](2020)在《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赵尔康先生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文中认为“澄江针灸学派”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其影响涵盖中国各地及海外,对针灸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影响广泛而深远。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澄江针灸学派”传人展开研究,赵尔康先生作为承淡安先生的亲传弟子,却未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了对赵尔康先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其宝贵经验,本课题通过走访调查、文献研究、分析归纳等研究方法,广泛搜集与赵尔康先生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分为赵尔康先生生平,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三个部分来详细叙述。经过研究发现,赵尔康先生十分注重针灸之术的传承,曾创办中华针灸学社,编写《中华针灸学》,主办《现代针灸》,研发人体经穴模型,培养了众多针灸传人,促进了针灸学术的交流与发扬。赵尔康先生一生致力于针灸的学术、临床研究,在继承承淡安先生思想经验的基础上,又作出自己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注重经典传承;强调辨证论治;对症对因取穴,重视选穴配穴;提倡精简取穴;倡导无痛操作;重视针感;强调针刺安全;针灸并重,提倡瘢痕灸;倡导三因制宜。此外,本研究对赵尔康先生所着《中华针灸学》中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治病经验进行整理,如伤寒、咳嗽、舌病、牙痛、目疾、小儿惊风及一些消化系、泌尿生殖系疾病等。
罗曼茵(Tansy Man Yan LAW)[4](2019)在《砭石穴位刺激在足月妊娠第一产程中安神镇痛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娩镇痛是保障顺产的重要一环。本研究以曾在内经记载而后失传近两千年之砭石进行穴位刺激,探索一套无创、无痛、价廉、安全又舒适的安神镇痛助产方法。通过减轻产妇焦虑情绪,降低产痛,从而希望提高产妇接受阴道试产意欲,减少非医学指征剖宫产。亦希望通过此研究初步探索砭石除了在第一产程中安神镇痛以外,是否还会令产妇产后康复及新生儿带来裨益。方法: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临产的初产妇,共94例被纳入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产妇随机分为砭石治疗组(砭石组)、仿砭石对照组(对照组)和耳穴对照组(耳穴组),成功完成研究90例。干预时段为第一产程活跃期,通过砭石和仿砭石刺激古今中外助产最常用穴配:合谷穴和三阴交穴,加上印堂穴安神定惊、减低腰骶疼痛、防治产妇血晕、子痫。耳穴对照组用王不留行籽贴右耳的脾、肾、交感神经、内分泌、子宫等穴。第三产程结束后收集各种客观数据,包括整个产程的进展过程、新生儿Apgar评分,并对产妇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受试者对分安神娩镇痛的主观体验与评价。继而观察产妇产后的恢复情况,包括产后首次排尿及大便时间,产后进食情况,总住院天数等。数据分析采用SPSS 23.0进行统计,运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研究结果:产妇分娩疼痛的NRS评分结果显示,砭石组产妇的镇痛效果最佳,疼痛程度4.4±2.3,而耳穴组和仿砭石对照组疼痛程度相对较高,分别是8.9±1.5和8.4±1.7,三组比较P<0.001,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WHO疼痛分级标准评级,医生对产妇分娩镇痛评级,1级镇痛评级(镇痛效果非常理想)砭石组为27名产妇(90%):耳穴组只有7名(23.3%),而仿砭石对照组10名(33.3%)。2级疼痛评级(镇痛效果稍逊)砭石组3名产妇(10.0%),耳穴组12名产妇(40.0%),仿砭石对照组16名产妇(53.3%)。3级疼痛评级(即镇痛无效)砭石组0名(0%),耳穴组11名产妇(36.7%),仿对照组4名(13.4%)。三组产妇镇痛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31.345,P<0.001)。两两比较,砭石组穴位镇痛明显优于其他两组,调整后P值均小于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从第一产程活跃期时间看,砭石组产妇平均时间150 (103,203)分钟,耳穴组为143 (85,210)分钟、仿砭石对照组159 (93,239)分钟,三组相比P=0.9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二产程砭石组50 (29,92)分钟、耳穴组42 (25,60)分钟、仿砭石对照组30 (19,71)分钟,三组比较P=0.1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三产程砭石组6(5,7)分钟、耳穴组5 (5,7)分钟、仿砭石对照组5 (5,6)分钟,三组比较P=0.1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产程砭石组460 (395,692)分钟、耳穴组525 (453,667)分钟、仿砭石对照组604 (425,772)分钟,三组相比P=0.57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砭石组没有增长产程时间。三组成功自然分娩产妇均无需阴道手术助产,阴道自然分娩率以砭石组产妇最高,达29人即96.7%,耳穴组为23人即76.7%,仿砭石对照组为28人即93.3%,三组比较P=0.070,即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产妇产后进食情况,砭石组最佳,砭石组产妇进食情况良好的占53.4%、一般的占43.3%,差的只有3.3%。耳穴组产妇进食情况良好的占46.7%,一般的占33.3%,差的占20.0%。仿砭石对照组产妇进食情况良好为10.0%,一般的有83.3%,差的有6.7%。三组比较P=0.008,即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妇产后住院日数,砭石组2.8±1.2天、耳穴组3.8±1.2天、仿砭石对照组2.9±0.8天,耳穴组住院最长,砭石组和仿砭石对照组相近,三组比较P=0.001,即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妇对整个治疗之总评分,砭石组最优,得分90 (80,99)、耳穴组70 (0,85)、仿砭石对照组70 (60,80);三组相比,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砭石组明显比其他两组更能满足产妇分娩和产后的需要。需要剖宫产的产妇对治疗的整体评分,砭石组是90.0分,耳穴组平均是17.1分,仿砭石对照组平均则是55.0分,说明阴道试产产妇就算不能完成阴道自然分娩,相对另外两组,砭石组产妇仍对砭石治疗安神镇痛效果极为满意,仿砭石对照组次之,耳穴组得分最低。三组相比,砭石组产后2小时内和24小时内总出血量、产后24小时内宫缩疼痛、产后首次大小便难度,首度初乳分泌时间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砭石组和仿砭石组产后24小时宫缩疼痛两两相比,砭石组却优于仿砭石对照组,差异统计学上有意义。砭石组与仿砭石对照组两两比较,砭石组产后第一次小便时间则早于仿砭石对照组,统计学上差异有意义。新生儿出生结局方面,三组新生儿中,新生儿Apgar评分1 min得分:砭石组9.9±0.4,耳穴组10±0.0,仿赵石对照组10.0±0.0,P=0.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生儿Apgar评分5 min得分:砭石组9.9±0.3,耳穴组10.0±0.0,仿砭石对照组10.0±0.0,P=0.1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生儿Apgar评分10 min:砭石组10.0±0.0,耳穴组10.0±0.0,仿砭石对照组10.0±0.0,P=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生儿住院日数,砭石组3.4±2.0天、耳穴组4.3±1.9天、仿砭石对照组3.2±1.1天,耳穴组住院时间最长,砭石组和对照组相近。三组相比,P=0.008,即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砭石组0名受试者退出或被剔除,耳穴组1名受试者被剔除,2名退出,仿砭石对照组1名退出。结论:1.对于足月临产妇进行穴位刺激的随机对照研究,在第一产程活跃期刺激印堂、合谷、三阴交穴具安神镇痛作用,以砭石刺激可以增强效果,有助于阴道分娩。砭石的应用与穴位的选择具有协同作用。2.砭石治疗组镇痛效果显着优于仿砭石对照组和耳穴对照组,砭石组受试者产后食欲恢复亦优于其他两组,并能促进产后恢复,缩短产妇产后住院天数。受试者对砭石助产的整体评价非常满意。3.砭石穴位刺激产妇对新生儿Apgar评分无不良影响,且缩短新生儿的住院天数。
朴正茂[5](2019)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八会穴主治特点及临床应用配伍规律研究》文中指出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中医学中扮有重要的角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针灸作为有效的非药物治疗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与应用。八会穴临床应用广泛、疗效稳定、配伍规律性强,历代针灸大家对其理论研究颇多,也是现代学者多从事的研究。“八会”一词首见于《难经·四十五难》,并且具体提出了八会的概念。而“穴位化”为“八会穴”的最早文献是公元1220年宋代王执中所着《针灸资生经》,在针灸资生经第三虚损篇中得到了叙述,至此“八会”被“穴位化”之后“八会穴”一直沿用至今。本课题明确了国家标准中八会穴的定位,总结了八会穴的主治作用。从现代学者对八会穴的研究入手,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应用citespace软件从数据挖掘角度,围绕八会穴分析文献发表时间、文献作者共现、文献作者机构共现、文献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文献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间线聚类、知识演进等规律,寻求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八会穴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有王玲、曹方、焦召华等,对八会穴主治特点及临床应用配伍规律关注较密切的机构有广州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等。主要研究方向有八会穴、经穴、特定穴、针灸、文献研究、针灸疗法、取穴规律、临床应用、数据挖掘、阳陵泉、绝骨、悬钟、针刺等。从临床八会穴之间的配伍角度总结分析八会穴的配伍应用。结果显示,在现代八会穴之间的临床应用配伍中气会膻中临床应用配伍出现频次最高,而脏会章门的临床应用配伍出现频次最低,可否考虑膻中特殊部位的原因影响其临床使用的频次的高低。八会穴之间临床主治病证与古人治疗的病种是基本一致的。八会穴之间的临床应用配伍中不仅对胃炎、颈椎病等常规疾病疗效显着,而且对农药中毒等疑难杂症、肝癌等重大疾病的疗效也是非常显着的。结论:1.八会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机构对八会穴主治特点及临床应用配伍规律关注较密切。主要研究方向有八会穴、经穴、特定穴、针灸等。2.八会穴配伍广泛,各科各种疾病都可以使用八穴配伍进行治疗,在治疗慢性病、康复治疗、治未病方面使用频次较高。
郭妍[6](2018)在《中医药期刊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医药期刊是记录和保存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药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研究中医药期刊的总体发展史,既能够反映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某些特点,又能够揭示中医药学术交流的特征和趋势。鉴于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医药期刊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各种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并尝试探寻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搜集从1897年至2017年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共568种,考察期刊创刊数量,并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作为参照系,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萌发期(1897年-1920年)、数量上的繁盛期(1921年-1937年6月)、低谷期(1937年7月-1949年9月)、恢复期(1949年10月-1959年)、曲折发展期(1960年-19 75年)、复兴期(1976年-1995年)、平稳发展期(1996年至今)。本研究从形式特征、类别分布特征、刊名特征、内容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特征。其中形式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生存状态、刊期情况、地域分布情况和文章合着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类别分布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的总体类别情况和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刊名特征从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和深刻寓意等方面进行论述,内容特征通过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栏目设置情况予以呈现。在阐述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中医药期刊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指出中医药期刊在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促进中医药知识普及推广、保障文章质量和专题策划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探寻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中医药期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
罗健雄(Law Kin Hung)[7](2018)在《“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通过对古今较有代表性针灸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发展进行研究,了解其人物脉络、学术思想、传承模式等,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提供参考、思路及启发。2.通过对岭南有代表性的针灸流派及针灸医家进行研究,了解岭南针灸学术流派在发展、传承和学术上的特异性,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研究奠定基础。3.基于对古今针灸学术流派及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深入挖掘、整理,梳理出流派的渊源、传承脉络、学术特色、传承体系及流派成果等,以推动针灸学术流派的发展。4.凝练流派学术思想,通过对失眠的针灸治疗文献研究,对“岭南陈氏针法”的学术思想进行阐述。方法:研究主要通过电子数据库、名老中医工作室、经典古籍、专着、专家访谈多方面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及总结凝练,开展古今针灸学术流派、岭南针灸学术流派、“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文献检索范围为1988至2017年近30余年期间发表在国家及省级医学杂志的文献及论文等;并分别对“岭南陈氏针法”应用于临床治疗失眠的125条针灸处方、1997年至2018年近20年间针灸治疗失眠的73篇文献中213条针灸处方、及5部针灸学教材或专着治疗失眠的25条常规针灸处方,从穴位配伍、穴位应用频次、特定穴的应用、经脉的应用等,进行对比分析,对“岭南陈氏针法”的学术思想进行阐述,资料来源如下:1.电子数据库数据源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等电子数据库,针灸流派传承研究检索词有岭南学术流派、针灸流派、岭南、传承、飞针、补泻手法、进针法、针灸医家名、靳三针、岭南天灸、天灸等,检索相关文献500余篇,纳入参考100余篇。针灸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检索词有“睡眠障碍”、“失眠”或“不寐”,并含“针灸”或“针刺”,在其结果进行二次检索,检索词为相关的证型,如心脾两虚、心肾不交、肝郁化火、痰热内扰、心胆气虚、阴虚火旺、脾胃失和等。检索相关针刺治疗失眠的文献共133篇,按研究方案设定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予以筛选,最后遴选符合条件被纳入文献共73篇,共收集治疗失眠的针灸处方213条。2.经典古籍及专着查阅《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及《针灸大成》等经典古籍,以及岭南特色针法疗法等相关专着,如《临床针灸新编》、《针灸临床特色技术》、《陈全新》、《陈氏针法新释》、《岭南陈氏飞针》。3.工作室资料2014年9月24日的陈全新名医工作室总结报告中治疗失眠的针刺病案及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期间“陈全新名老中医工作室”针刺治疗失眠的病例资料,共收集125条针灸处方。4.专家访谈共对11名专家进行访谈,其中有幸得到第三代传人陈全新的亲传口述有关其祖父及父亲的行医经历,及其他10名专家的评点(附录1、附录2)。对象主要为“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传承人、其他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的针灸名家或专家,以补充其它数据源资料的不足,使“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更充实。结果:1.梳理传承脉络“岭南陈氏针法”是广州中医世家陈氏家族独创的特色针法,经历了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前三代的发展创立而成,再通过陈秀华等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承人共同逾百年的传承、创新及发展,“岭南陈氏针法”在针灸界影响力日盛,并于2015年11月入选为第六批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后形成了以“阴阳互济、通调和畅”为主导思想,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特色针法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其五代人的传承脉络清晰,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针法学术流派之一。2.凝练特色针法“岭南陈氏针法”将“岭南陈氏飞针法”、“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和“岭南陈氏导气手法”融为一体而成。“岭南陈氏飞针法”特点是旋转、快速、无菌、无痛快速进针;“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把传统的针刺补泻手法,以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将补虚泻实的治疗量法及规范化,相对地分为轻、平、大三类(即轻补、平补、大补;轻泻、平泻、大泻),使补泻手法更形象化,使针灸医师更易掌握针刺补泻,最后能体会因应患者的体质、虚实及病情的变化,施以不同量度的针刺补泻手法,有利临床实践及传承;“岭南陈氏导气手法”常用针向行气、捻转提插、按压关闭、循摄引导的行气手法,以导气传经感传,通关过节使气至病所为目的。3.倡导治神守神“岭南陈氏针法”在临床上倡导治神守神,针灸得气是其先决条件,得气、治神与守神贯穿于针刺治疗的全过程,因此得气、治神与守神,成为“岭南陈氏针法”的灵魂及精髓。4.流派传承发展流派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第四代传承人陈秀华在第三代传承人陈全新的指导下,结合自身的学习和临床体会,以及对技术要点的掌握和领悟,把飞针操作的步骤提炼分解,总结出“飞针”练习四步曲,分别为徒手练习;捻针;持针垂直旋转刺入及摆动旋转刺入。使岭南陈氏飞针初学者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进行学习,更能把握飞针的特点,使培训周期由三年缩短为三个月,促进“岭南陈氏针法”传承推广,对流派的传承创新及发展作出贡献。5.推广传承模式“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有完善的传承体系,其传承模式有师带徒、名医工作室、院校教育、继教培训、进修实习培训,培养大量针灸专业传承人。它通过出版专着和教学光盘,申请专利和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表高质量论文、开展单病种临床研究、举办国家级及省级继教学习班、主办和参与国际论坛、开设学术讲座,为名老中医经验,创新和应用提供示范和经验,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促进中医药学术传承和推广,在国内十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研究成果及专利等标志性突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岭南陈氏针法”影响力达荷兰、美、加拿大、英、法等36个国家,从这些国家前来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进修的留学生和进修医师络绎不绝,培养了大批的国内及海外的中医药针灸人才,其中包括博硕士研究生、进修医生、本科生等,传承推广至世界各地。6.凝练学术思想通过对“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显示其选穴组方,遵循中医辨证,重视经络学说,循经取穴,重用特定穴,在30个应用在治疗失眠的穴位中,属特定穴的占总选用穴位数达90%之高。而在经脉的应用频次分析中,足太阴脾经应用频次最高,远高于其余经脉,占经脉应用总频次的25.42%,这与“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失眠时重用三阴交密切相关。临床治疗时,用穴精简,治疗失眠用穴在3穴至6穴之间,注重“治神、调神、守神、养神”,要求除医者要治神、守神、养神外,也要引导患者心理的调节,嘱患者调情志,勿劳累太过,作息有时,体现了其注重治神、守神与养神的思想。临床施行针刺治疗时注重得气、行气与催气,因应辨证的病情轻重,施以“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法”及“岭南陈氏导气手法”。陈老创立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以“阴阳”为其学术主导思想,故循经选穴配伍上,注重“阴”与“阳”的协调,取穴以“远近”,“俞募”,“上下”及“左右”的配伍为原则,而大部分的处方组成又都包含了阴经及阳经的组合,在各个方面均体现“阴阳互济”的思想,实现了“远近取穴通经络、俞募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和阴阳、左右思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以达调和阴阳,疏通经络,调理脏腑,通畅六经之功,体现了学术流派“阴阳互济,通调和畅”的学术思想。结论:1.梳理学术流派传承中国针灸发展源远流长,针灸学术流派对传统中医针灸发展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使已发展了数千年的针灸医学得以继续传承、发展及创新,要成功做到这点,针灸学术流派必需具备完善的传承体系。“岭南陈氏针法”是广州中医世家陈氏家族独创的特色针法,经历了陈宝珊、陈锦昌、陈全新前三代的发展创立而成,再通过陈秀华等第四代及第五代传承人共同逾百年的传承、创新及发展,最后形成了以“阴阳互济、通调和畅”为主导思想,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特色针法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其五代人的传承脉络清晰,具备有效的传承模式及传承推广手段,形成完善的传承体系,使“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针法特色、临床经验等有效传承、发展、创新及传播,薪火相传,推动祖国针灸学术流派的发展,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岭南针法学术流派之一。2.凝练流派学术思想陈老创立的“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以“阴阳”为其学术主导思想,认为脏腑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根本,故在进行针灸临床治疗时,常以中医的整体观为指导,辨证辨经,以针施治,达到调和脏腑阴阳,治愈疾病为目的。本研究对失眠的针灸治疗文献研究显示,“岭南陈氏针法”在针刺治疗时遵循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强调辨病辨证施治,重视经络辨证,奉行循经取穴,以“岭南陈氏飞针法”、“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及“岭南陈氏导气手法”为临床针刺治疗基础,针刺治疗用穴精简,治疗时注重治神与守神,进行针刺治疗时的辨证选穴及配穴,皆显示了“远近取穴通经络、俞募配穴调脏腑、上下配伍和阴阳、左右思变畅六经”的取穴原则,体现了“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阴阳互济,通调和畅”的学术思想。
刘洋[8](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孙海舒[9](2016)在《《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文中指出1.研究意义针灸知识来自于医疗实践,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经过多人、长期的积累,凝炼之后,在一定的地区为人们普遍接受,则形成了针灸理论。现存的《内经》、《难经》是针灸学的经典理论来源。无论是公共科目或者针灸专科书目,历代作为国家颁定的教材有《脉经》、《素问》、《甲乙》、《难经》、《黄帝针经》、《脉诀》、《铜人针灸经》、《圣济总录》等。此后,经过漫长的筛选与构建,逐渐形成了现存的《黄帝内经》、《难经》为来源的古典针灸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针灸理论也有着相应的发展轨迹,“知识是现实的镜面反映”。针灸知识的演化路途,是现实的反映。针灸知识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还是建立在社会构建现实的基础之上。考察针灸知识及其在历代针灸教材体系中的异同,发现理论的构建基于以下几点:解决现实疾病问题;受到背景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针灸理论经过多次构建,逐渐发展到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为代表的针灸理论体系,纳入了一部分来自古代医籍的内容,也有结合现代技术、受到背景因素影响的“新”知识纳入。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命名的针灸专书到2012年的第九版《针灸学》,其知识体系经历了探索、初创、改革、完善、发展、成熟的阶段。虽然《针灸学》教材作为针灸知识的特殊载体,承担着扩散针灸知识、塑造(学生)针灸理论的重要功能,然而遗憾的是,长时期以来。对于这些规规矩矩、对医生乃至人类健康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教材,学术界尤其是学院派的学术界,并没有将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至少没有从理论角度审视教材知识体系对整体针灸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最重要的文本,却缺乏最恰当的关注。因此,对于《针灸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深入研究针灸理论的需要。(2)探索《针灸学》教材研究的现实意义。(3)是理解针灸理论在当代发展特点的需要。(4)为针灸理论研究提供先行研究的基础。2.研究目的探索《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特点,研究《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3.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方法:围绕历版《针灸学》,限定时间范围,采集《针灸学》教材资料,对内容进行梳理、比较。(2)文献计量学方法:以“针灸学”为检索词,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对纳入文献用分类统计的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3)历史研究方法:引入目录学方法、背景因素分析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基于目录学方法研究《针灸学》知识分类;研究背景因素对《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4)理论分析法:分析《针灸学》知识纳入与排除,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的特点;试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试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4.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面向中医本科学生的《针灸学》教材(1961年-2012年)。研究内容:(1)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以“针灸学”命名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包括两部分:①截止2012年,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数据库纳入文章30,000余篇;②书籍图片库,数据量2.0GB。(2)考证古代针灸教材,通过《针灸学》知识体系与古代针灸知识体系的比较、与对外交流教材的比较,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从经络分部、腧穴主治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古代针灸知识体系与《针灸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互相影响。(3)梳理《针灸学》教材,呈现、分析其知识分类、知识体系、知识构建。通过考察某些知识点的纳入和排除,分析针灸知识体系对针灸理论的影响与联系。(4)按教材的历史阶段,分析社会背景因素等对教材涵盖的针灸知识的影响,以及对针灸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5)描述以教材为载体的针灸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分析特征。(6)从知识论的角度认识针灸教材的知识体系。研究教材知识体系的变化对于针灸理论的影响。以“赤医针”、“针刺麻醉”、“组织疗法”等现象加以分析。5.研究结果通过比较与分析,结果如下:(1)古代针灸教材中的针灸理论本论文研究的古代针灸教材是:《黄帝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政和圣济总录》。上述教材涉及的针灸理论包括:相同或相似的针灸知识,由于编撰者构建方式的不同,即层级结构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古代教材中存在的经络分部,有不同的排列方式,而《针灸学》只拣选了其中一种,随着历版教材的固化,《针灸学》中所选择的排列方式,有取代其他方式的趋势。关于腧穴主治,由于某些理论没有被纳入《针灸学》知识体系,对腧穴的定位与适应症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教材的发展,某些既有的针灸理论,被教材选中纳入教材的理论体系当中,由于被纳入的范畴不同、层级设置不同,反而影响了该理论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背景因素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影响明显。《针灸学》知识体系的设置,对“新”治疗方法纳入方面,提供了一个“入口”,并逐渐完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1961年之前冠以“针灸学”的文献,是对知识体系的探索。以南京中医学院为代表,前贤对于教材知识体系的构建,做了许多基础性研究。(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背景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赤医针”、“穴位注射”、“针刺麻醉”等知识的纳入,显示了《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灵活性和开放性。(3)古代针灸教材,面对的是类似或相同的针灸知识,然而编制者不同,依然影响其知识体系的构建。(4)对外教材与古代教材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基础理论的拣选。6.结论(1)《针灸学》知识体系,是理论与知识的融合体,理论能够达到预测的作用,及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知识是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升华为理论,没有升华为理论的针灸知识,对临床的意义在于规范。(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处理好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3)《针灸学》知识体系,并非基于“新”知识的新体系,而是面对相同或相似针灸知识,受到不同因素影响,编制者拣选了不同的知识排列方式而进行的知识体系重构,《针灸学》知识体系不能代替针灸理论,但是可以纳入既有而未被拣选的理论或知识,同时需要考虑纳入的标准,纳入后知识层级的设置。
黄仁国[10](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提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二、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绪论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 选题缘起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1.2 研究意义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2.1 研究对象 |
2.2 概念界定 |
2.2.1 荆楚文化 |
2.2.2 中医药文化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2.2.4 “一带一路”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思路 |
3.2 研究方法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4.1 研究内容 |
4.2 基本框架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5.1 研究重点 |
5.2 研究难点 |
5.3 创新之处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4 本章小结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3 本章小结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1.1 历史基础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1.2 现实因素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2.1 建设过程 |
2.2 建设模式 |
2.3 建设成效 |
2.4 建设困境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5 本章小结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3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致谢 |
(3)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赵尔康先生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第一部分 澄江针灸学派与赵尔康先生 |
1 澄江针灸学派诞生的背景 |
1.1 在针灸理论方面向日本借鉴 |
1.2 针灸在临床上的改变 |
1.3 针灸教育的大规模发展 |
1.4 针灸期刊的创办与医籍的出版 |
2 澄江针灸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
3 赵尔康先生生平 |
第二部分 赵尔康先生学术思想 |
1 注重经典传承 |
2 强调辨证论治 |
3 对症对因取穴,重视选穴配穴 |
4 提倡精简取穴 |
5 倡导无痛操作 |
6 重视针感 |
7 强调针刺安全 |
8 针灸并重,提倡瘢痕灸 |
9 倡导三因制宜 |
第三部分 赵尔康先生临床经验 |
1 六经辨证治疗伤寒 |
1.1 太阳病 |
1.2 阳明病 |
1.3 少阳病 |
1.4 太阴病 |
1.5 少阴病 |
1.6 厥阴病 |
2 咳嗽 |
3 舌病 |
4 牙痛 |
5 目疾 |
6 小儿惊风 |
7 灸法治疗消化系、泌尿生殖系疾病 |
7.1 消化系疾病 |
7.1.1 胃脘痛 |
7.1.2 嘈杂 |
7.1.3 噎膈 |
7.1.4 反胃 |
7.1.5 噫气 |
7.1.6 症瘕 |
7.1.7 五积 |
7.1.8 肝气 |
7.1.9 肠痈 |
7.2 泌尿系疾病 |
7.2.1 遗尿 |
7.2.2 血崩 |
7.2.3 阳痿 |
7.2.4 疝气 |
讨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砭石穴位刺激在足月妊娠第一产程中安神镇痛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文献研究 |
1.1 国内外分娩模式现状 |
1.2 古代应用经络穴位刺激助产的记载 |
1.3 当代分娩助产的研究及发展 |
1.3.1 针刺助产镇痛 |
1.3.2 电针助产、镇痛 |
1.3.3 经皮神经电刺激法(TENS)助产 |
1.3.4 水针助产 |
1.3.5 穴位刺激助产 |
1.3.6 耳穴压豆镇痛助产 |
1.4 古代文献砭石之考古与记载 |
1.4.1 砭石考古 |
1.4.2 砭石的古代记载 |
1.4.3 砭石的失传 |
1.4.4 泗滨浮石用作砭石的由来 |
1.4.6 砭石疗法在宁心安神和妇产科的应用 |
第二章 砭石助产镇痛的临床研究 |
2.1 研究思路与设计 |
2.2 研究方案 |
2.2.1 砭石治疗组 |
2.2.2 仿砭石对照组(对照组) |
2.2.3 耳穴对照组(耳穴组) |
2.3 分组设计 |
2.4 重点解决之问题 |
2.5 观察指标 |
2.5.1 主要疗效指标: |
2.5.2 次要疗效指标: |
2.6 统计学处理 |
2.7 技术路线图 |
2.8 研究结果 |
2.8.1 三组产妇基线情况 |
2.8.2 结局指标比较: 三组90例足月待产的产妇中(每组30足月产妇) |
第三章 讨论 |
3.1. 现代医学分娩镇痛的现状 |
3.2 传统中医学在分娩镇痛和助产中的作用 |
3.3 助产穴选: 合谷、三阴交、印堂 |
3.4 砭石疗法特色 |
3.4.1 泗滨浮石特性 |
3.4.2 远红外作用 |
3.4.3 促进微循环作用 |
3.4.4 超声波作用 |
3.4.5 提高能量代谢作用 |
3.4.6 温阳活血作用 |
3.5 砭石刺激穴位安神镇痛施术方法 |
3.6 砭石穴位刺激的效果评价 |
3.7 孕期宣教、保健和人文关怀在助产方面的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5)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八会穴主治特点及临床应用配伍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论着摘要 |
英文论着摘要 |
中英文名词术语对照 |
前言 |
1 八会穴 |
1.1 八会与八会穴的内涵 |
1.2 八会穴 |
1.3 八会穴的主治作用 |
2 文献学中八会穴主治特点分析 |
2.1 研究背景 |
2.2 研究意义 |
2.3 软件应用 |
2.4 资料与方法 |
2.5 结果 |
3 临床应用配伍规律 |
3.1 现代文献中八会穴之间配伍频次 |
3.2 现代文献中八会穴之间配伍规律 |
3.3 八会穴之间配伍规律差异性原因 |
讨论 |
结论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八会穴”名称的由来之探讨 |
参考文献 |
本研究纳入的期刊文献 |
个人简介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致谢 |
(6)中医药期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1.1 挖掘中医药期刊的文献研究价值 |
1.1.2 呈现中医药期刊的史学研究价值 |
1.1.3 促进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和提高 |
1.2 中医药期刊史研究现状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1 具有“期刊”的基本属性 |
1.3.2 具有“中医药”的基本属性 |
1.3.3 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 |
1.4 研究方法 |
1.4.1 资料来源 |
1.4.2 研究方法 |
2. 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
2.1 中医药期刊创刊的时代背景 |
2.1.1 传统中医药学面临西方医学的严峻挑战 |
2.1.2 西医学期刊率先出现 |
2.2 中医药期刊的雏形--《吴医汇讲》 |
2.2.1 《吴医汇讲》产生的时代背景 |
2.2.2 《吴医汇讲》的编辑体例和内容 |
2.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历史分期 |
2.3.1 中医药期刊的萌发期 |
2.3.2 中医药期刊数量上的繁盛期 |
2.3.3 中医药期刊的低谷期 |
2.3.4 中医药期刊的恢复期 |
2.3.5 中医药期刊的曲折发展期 |
2.3.6 中医药期刊的复兴期 |
2.3.7 中医药期刊的平稳发展期 |
3. 中医药期刊形式特征 |
3.1 期刊生存状态 |
3.1.1 民间团体或个人主持办刊,生存状态以速生速灭为主 |
3.1.2 政府参与办刊,仍未完全脱离速生速灭的生存状态 |
3.1.3 期刊出版步入正轨,生存状态趋于稳定 |
3.1.4 期刊办刊主体向系列化、集群化发展,生存状态稳定 |
3.2 期刊刊期情况 |
3.2.1 以月刊为主,出版周期不稳定 |
3.2.2 刊期逐渐缩短,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3.2.3 刊期再次延长,出版周期极不稳定 |
3.2.4 以季刊和双月刊为主,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3.2.5 以月刊和双月刊为主,刊期呈逐渐缩短的趋势 |
3.3 期刊地域分布情况 |
3.3.1 萌发自江浙沪地区 |
3.3.2 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于东南沿海地区 |
3.3.3 仍以上海为中心,有向西南地区转移的倾向 |
3.3.4 办刊中心向北京转移,初现全国散发的趋势 |
3.3.5 以北京为中心,呈现全国散发的态势 |
3.4 期刊文章合着情况 |
3.4.1 文章以独着为主,合着文章极为少见 |
3.4.2 文章以独着居多,合着文章有所增加 |
3.4.3 合着文章数量超越独着文章,跨机构、跨地域合着显着增加 |
4. 中医药期刊类别特征 |
4.1 中医药期刊的主体--学术类期刊 |
4.1.1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总体情况 |
4.1.2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 |
4.2 中医药宣传推广的重要媒介--普及类期刊 |
4.2.1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初创 |
4.2.2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发展 |
4.3 中医药信息资源查找和利用的工具--情报检索类期刊 |
4.3.1 中医药检索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4.3.2 中医药情报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5. 中医药期刊刊名特征 |
5.1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 |
5.2 中医药期刊的一般命名方式 |
5.2.1 仅以“学科属性”命名 |
5.2.2 以“地域名称+学科属性”命名 |
5.2.3 学报类中医药期刊的命名 |
5.3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深刻寓意 |
6. 中医药期刊内容特征 |
6.1 刊载内容体裁丰富,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 |
6.2 刊载内容向纯学术性过渡,中医药传统文体载文量下降 |
6.3 以学术性内容为主,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内容激增 |
7.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作用与展望 |
7.1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分析 |
7.1.1 总体历程分析 |
7.1.2 总体形式特征分析 |
7.1.3 总体类别特征分析 |
7.1.4 总体刊名特征分析 |
7.1.5 总体内容特征分析 |
7.2 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评价 |
7.2.1 传播中医药文化,获取民众之认可 |
7.2.2 普及中医药知识,解救民众之疾苦 |
7.2.3 搭建中医药沟通平台,促进学术交流 |
7.2.4 刊学相辅,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 |
7.2.5 凝心聚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
7.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探寻 |
7.3.1 重视传统中医药栏目,发扬中医药特色 |
7.3.2 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发挥期刊学术导向作用 |
7.3.3 栏目设置多样化,促进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
7.3.4 加强约稿力度,保障文章质量 |
7.3.5 重视专题策划,发展专栏专刊,鼓励专题专科的集中讨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中医药期刊总目 |
附录2: 当前持续出版中医药期刊目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个人简历 |
(7)“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针灸流派发展的研究 |
第一节 中医学术流派形成及传承 |
一、中医学术流派的含义 |
二、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含义 |
三、中医学术流派形成及发展 |
第二节 古代针灸学术流派研究 |
一、古代针灸学术流派的源流 |
二、古代针灸学术流派的研究状况 |
三、小结 |
第三节 近代针灸学术派的研究 |
一、上海“陆氏针灸流派” |
二、甘肃“郑氏针法学术流派” |
三、江苏“澄江针灸流派” |
四、广东“靳三针疗法”学术流派 |
五、广东“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 |
六、小结 |
第二章 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的形成背景 |
第一节 岭南中医学术流派的源流及发展 |
一、岭南中医学术流派 |
二、岭南针灸学术流派 |
三、小结 |
第二节 对岭南针灸学术流派影响巨大的近代针灸名医家 |
一、曾天治 |
二、周仲房 |
三、卢觉愚 |
四、苏天佑 |
五、司徒铃 |
六、韩绍康 |
七、靳瑞 |
八、陈全新 |
九、张家维 |
十、罗哲初 |
十一、罗兆琚 |
十二、小结 |
第三节 外来医学对岭南针灸学术流派的影响 |
一、东瀛针道 |
二、澄江针灸流派 |
三、小结 |
第三章 近代岭南针灸学术流派 |
第一节 岭南司徒铃针灸流派 |
一、针挑疗法的源流 |
二、岭南司徒氏针挑法 |
三、岭南司徒氏针挑代表人物 |
第二节 岭南传统天灸 |
一、沿革 |
二、传承脉络 |
三、临床应用 |
四、成果 |
第三节 韩氏候气针法 |
第四节 “靳三针疗法”学术流派 |
第五节 “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 |
第六节 小结 |
第四章 “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 |
第一节 传承脉络 |
一、第一代陈宝珊 |
二、第二代陈锦昌 |
三、第三代陈全新 |
四、第四代主要传承人 |
五、第五代传承人 |
六、小结 |
第二节 传承谱系 |
第三节 传承体系 |
一、传承模式 |
二、传承推广 |
三、小结 |
第四节 流派成果 |
一、学术性成果 |
二、技术性成果 |
三、创新性成果 |
四、工作室临床性成果 |
五、多囊卵巢综合征 |
六、特应性皮炎 |
第五章 “岭南陈氏针法” |
第一节 “岭南陈氏飞针法” |
一、沿革 |
二、“岭南陈氏飞针”技术操作 |
三、传承创新 |
四、针刺无痛或微痛理论探讨与实践 |
五、“岭南陈氏飞针法”与常用快速进针法 |
六、快速进针法现代研究概况 |
七、小结 |
第二节 “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 |
一、沿革 |
二、“岭南陈氏分级补泻手法”的技术操作 |
三、针刺补泻理论探讨与实践 |
四、针刺补泻手法现代研究概况 |
五、小结 |
第三节 “岭南陈氏导气手法” |
一、沿革 |
二、“岭南陈氏导气手法”操作 |
三、行气导气使“气至病所”理论探讨 |
四、针刺行气法研究概况 |
五、小结 |
第四节 “岭南陈氏针法”的创立及形成 |
第六章 “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学术特色 |
第一节 学术思想 |
一、远近取穴通经络 |
二、俞募配穴调脏腑 |
三、上下配伍和阴阳 |
四、左右思变畅六经 |
第二节 诊治原则 |
一、强调辨证施针 |
二、奉行循经取穴 |
三、推崇用穴精简 |
四、重视经络辨证 |
五、注重治神与守神 |
第三节 养生思维 |
一、提倡调神宁心,慈俭和静 |
二、经络养生 |
第七章 失眠的针灸治疗文献研究 |
第一节 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资料来源 |
二、文献纳入标准 |
三、文献排除标准 |
四、资料和数据处理 |
第二节 现代针刺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 |
一、针灸处方穴位组成数分析 |
二、穴位应用频次分析 |
三、特定穴(包括奇穴)应用频次 |
四、经脉应用频次 |
五、聚类分析 |
六、小结 |
第三节 针灸学专着治疗失眠的文献研究 |
一、针刺治疗失眠的常规用穴 |
二、小结 |
第四节 “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失眠文献研究 |
一、针灸处方穴位组成数分析 |
二、穴位应用频次 |
三、特定穴(包括奇穴)应用频次 |
四、经脉应用频次 |
五、聚类分析 |
六、小结 |
第五节 讨论与分析 |
一、遵循中医学理论,循经选穴 |
二、倡导分级补泻特色针法 |
三、注重治神与守神 |
第六节 总结 |
第八章 心得与体会 |
第一节 讨论 |
一、梳理学术流派传承 |
二、凝练流派学术思想 |
第二节 结果 |
一、梳理传承脉络 |
二、凝炼特色针法 |
三、倡导治神守神 |
四、流派传承发展 |
五、推广传承模式 |
六、凝练学术思想 |
结语 |
一、结论 |
二、创新点 |
三、不足之处 |
四、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思路 |
0.4 方法与创新 |
0.5 概念释名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1.5.1 远大的目标 |
1.5.2 合理的原则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3.1.2 晋城医学馆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6.2.1 办刊宗旨 |
6.2.2 栏目设置 |
6.2.3 文章主题 |
6.2.4 作者倾向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7.6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s |
文献综述 |
综述一 现代《针灸学》教材概况 |
1. 《针灸学》教材基本情况 |
2. 《针灸学》教材多元化 |
3. 《针灸学》研究现状 |
4. 对外《针灸学》教材概述 |
小结 |
综述二 古代针灸教材研究概况 |
小结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针灸学”教材体系 |
1.1 基于神经理论的“新针灸学” |
1.1.1 《新编针灸学》知识体系 |
1.1.2 《新针灸学》知识体系 |
1.1.3 《针灸学手册》知识体系 |
1.2 基于经络学说的“针灸学” |
1.2.1 “针灸学”教材体系概述 |
1.2.2 “针灸学”教材体系的知识设置 |
1.3 以“针灸学”命名的其他参考教材(1949-1961) |
小结 |
2.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 |
2.1 第一版至第五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2.1.1 知识体系概况 |
2.1.2 第一版与第二版教材的知识体系比较 |
2.1.3 《针灸学》知识体系构建知识的特点 |
2.2 第六版至第九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小结 |
3. 古代针灸教材知识体系 |
3.1 古代针灸教材 |
3.2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及其知识体系 |
3.2.1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概况 |
3.2.2 《针灸甲乙经》知识体系 |
3.3 《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知识体系 |
3.4 《政和圣济总录》知识体系 |
小结 |
4. 古今教材知识体系比较 |
4.1 古代教材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影响 |
4.2 《针灸学》知识体系对于腧穴排列的影响 |
4.3 《针灸学》对于腧穴知识的影响 |
4.4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的层级设置 |
4.4.1 不同类型《针灸学》知识体系比较 |
4.4.2 对外教材知识体系举例 |
小结 |
5. 《针灸学》知识体系影响因素 |
5.1 背景因素概述 |
5.1.1 地域资源 |
5.1.2 学术传承 |
5.1.3 社会因素 |
5.1.4 文化传播 |
5.2 背景因素与知识体系 |
小结 |
6. 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 |
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10)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第一章 |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第一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第二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第三节 |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第四节 |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第二章 |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第一节 |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第二节 |
中国代表团访美 第三章 |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第一节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二节 |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三节 |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第四节 |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第五节 |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第六节 |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第四章 |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第一节 |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第三节 |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第四节 |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第五节 |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第六节 |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第五章 |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第一节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第二节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第三节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第四节 |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四、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澄江针灸学派传人赵尔康先生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D]. 何婷.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8)
- [4]砭石穴位刺激在足月妊娠第一产程中安神镇痛的临床研究[D]. 罗曼茵(Tansy Man Yan LAW).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8)
- [5]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八会穴主治特点及临床应用配伍规律研究[D]. 朴正茂.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9(02)
- [6]中医药期刊史研究[D]. 郭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01)
- [7]“岭南陈氏针法”学术流派的传承研究[D]. 罗健雄(Law Kin Hung).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8(01)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9]《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D]. 孙海舒.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6(01)
- [10]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