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助“拉卜愣”品牌 发展夏河县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彭潇萱[1]（2020）在《游客体验视角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国民消费升级、体验经济的大背景下,旅游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已经从低频奢侈品转变为人们幸福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显着提升以及交通条件、旅游大环境和机动车消费市场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一种高品质、专属化的旅游体验,自驾游以其自由度高、个性化强、选择性灵活、风格各异的特点深受旅游者的亲睐。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四省藏区之一,处于“大香格里拉人间乐土线”核心区域,受旅游大环线的带动,自驾游发展如火如荼,但游客体验参差不齐,自驾游产品建设有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面临的问题、游客体验影响因素、自驾游产品优化对策等进行深入分析:首先系统的梳理了自驾游、游客体验相关文献,明确了开展游客体验视角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的背景和现实意义。接着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以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体验经济理论、旅游者行为理论为基础,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法,对获取的数据进行EXCLE统计、SPSS分析,从自驾游客体验质量结果,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游客体验结果,结合“点——轴”理论,提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的原则和自驾游产品优化的相关建议,确定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的“一心、一环、三轴、五廊、八地”的发展空间格局,提升优化自驾游路线和自驾游相关产品,促进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通过研究充实了对远离客源地市场的偏远民族地区作为自驾游目的地的研究案例,丰富了民族地区自驾游产品研究体系。同时,以期提高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质量和效率,增强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持续发展的动力。
路宏[2]（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于晋海[3]（2019）在《牧区老人社会研究 ——以赛尔龙牧民个体与社区互动为例》文中认为在中华文明历史血脉之传承中,各民族在多元共生的文化土壤环境及社会变迁中孕育了众多具有自主性、创造性的老龄应对实践,为我国老龄社会研究乃至为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问题解决提供了路径思考。在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的田野调查中作者发现,在牧区普遍存在如此的文化现象:牧区老人从牧业村落流动到小城镇聚居。基于这样的田野发现,本文核心问题是探讨老人流动行动背后的动因、社会文化框架以及老人在小城镇聚居情境中的适应与能动作用。牧区老人社会是一个老龄化社会缩影,探讨牧区小城镇聚居情境中个体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在当前老龄化日趋严峻的时代背景下无疑具有着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通过历史沿革、乡镇社区城镇化和老人移居对乡镇社区的塑造来阐述赛尔龙老人社会的形成过程。说明牧区老人是乡镇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并且在老龄应对和社会适应中发挥着能动作用,赋予牧区乡镇以独特的老人社会之社区结构;其次,对老人社会结构中所包含的家庭结构、社会交往及本土文化社会支持等三个次结构系统进行具体分析;之后,进行从微观情境到宏观制度话语的视角转换,通过分析制度变迁及社区养老实践过程中的老人社会适应,构建个体、社区与国家三者间互动关系模型;最后,在比较研究中得出的老人社会特质及发展趋势,联系乡镇社区的现实和国家乡村发展战略的制度要求,来分析乡镇社区的未来。经研究指出:从形成机制而言,赛尔龙牧区老人社会是老人在应对自身角色变化和衰老过程中的各种生活事件时,通过流动在乡镇形成了独特的聚居形态。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牧区老人通过自身意志,与经历、接受并再诠释的经验相结合,来实现个体作为行动者的建构。类似的行动使得个体行动转变为群体行动,使乡镇情境发生了改变。从家庭结构而言,由于老人移居在牧业村和乡镇间形成了城乡二元家庭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涉及三代人之代际互动;从交往模式而言,随着赛尔龙乡镇中老人交往圈的扩大形成了以互助为核心的邻里交往,以互惠为特点的多民族交往,以社会凝聚为功能的交往参与;从本土文化的社会支持而言,老人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借助本土文化来帮助其社会适应,在文化重构中不断应对困境与不适;从制度变迁与老人社会适应关系而言,构建宏观视角下形成的个体、社区与国家互动关系模型,在三者关系中社区具有着连接效应和中介属性,在老人的参与下进行新型乡镇社区构建;从牧区老人社会的特质出发,老人社会处于从乡土自主养老向新型社区养老的转变期,不仅要在微观社区情景范式中了解社会结构与老人能动,还需要从宏观角度对相关因素进行整体性研究。无论新型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路径如何,老人在社区家庭结构形态、文化权威形态及新型社区养老规范建立的便利性、社区城镇化及精神社区构建中都有着重要意义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发展需要老人的参与,而老人也需要依靠社区规范建立社会关照与养老服务进行老龄应对。社区一方面承载着保障老人生活、促进老人参与的情境责任,另一方面也肩负着推行国家制度、确保制度适应性和执行效率的使命。使得社区在老人个体、社区和国家三者关系间成为了中心环节,也使得老龄宜居的新型社区建设成为实现新时代乡镇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
蒲莎莎[4]（2019）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益成熟,一体化发展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流。“全域旅游”已然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重点,学术界针对其相关理论的研究、结合区域实践开展的研究都在飞速发展,国家旅游局对此方面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甘南藏区于2016年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单位。长期以来,甘南藏区经济相对落后,针对工业发展异常薄弱,且主要是靠农牧产品维持经济的地区,若想其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最好且最快的方法莫过于最大化的发挥其比较优势,利用优势产业实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首批国家旅游示范区,甘南藏区迫切需要在转型发展中找到突破口,走向全域旅游发展之路。但是,甘南藏区在全域旅游实践中仍存在,如产品特点不突出,全时旅游产品建设不够,旅游产业融合度不高、公共服务与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全民共建共享尚未实现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全域旅游和旅游产业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在对甘南藏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的营销,以及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战略,为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建议,在发展思路、总体布局、旅游产品等方面提出合理化的方案。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即绪论,概念及相关理论,旅游产业发展条件分析、旅游业的现状及问题以及全域旅游背景下的甘南藏区旅游业发展对策。本文认为,甘南藏区发展旅游产业,我们必须坚持“全景化”建设,“全地域”覆盖,“全领域”互动,“全资源”整合,“全社会”参与五项原则,实施全域共创、全域共享、全域共融、全域共建、全域共育战略,提出生态保护优先、打造“点—线—面”全景格局、构建复合型产业结构、打造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建立网络媒体营销,完善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发展思路以及保障对策。本文对甘南藏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期望能够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闹曼草[5]（2019）在《拉卜楞寺年轻僧人的手机使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传佛教的僧人对普通大众来说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大众对他们的认知仅停留在,身着红色袈裟、手中转动着念珠并正襟危坐于佛堂念诵经文的肃穆画面。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手机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僧人们也不可避免的开始频繁使用手机。由于手机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相连,手机APP如微信等被广泛使用,收发语音、刷朋友圈这些日常的手机操作,如今频繁的出现在僧人身上,特别是乐于接受新知的年轻僧人。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僧侣来说,手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通讯工具,而是探索新知的窗口、与民众联系的纽带,也是服务寺院的助手。在较为封闭的寺院中,手机成了年轻僧人观望现实世界的窗口。那么,他们是如何利用手机平衡藏传佛教持戒的本质要求与电子化产品开放属性之间的矛盾。本文选取拉卜楞寺作为研究调查地,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把该寺年轻僧人分为学习僧、学经僧、行政僧,发现由于生活语境的差异,他们在手机使用中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值得关注的是,手机作为一种传播工具重塑了时间与空间,把年轻僧人从固定的时空环境中解放出来,加深了他们身体与精神所处空间的分离,他们“在场”的获得感渐渐丢失,但是“缺场”的功能性却得到补偿,同时手机的即时性、移时性又对年轻僧人的时间进行重构,他们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在私人空间的时间得到扩张,但是同时压缩了公共空间的时间体验。
李想[6]（2018）在《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研究 ——基于拉卜楞镇的田野调查》文中提出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汉传佛教统称为佛教三大体系,不仅在我国西藏、青海等地流行,而且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等边缘地区也广泛传播。藏族人民认为信仰藏传佛教可以带来吉祥与幸福平安,最终能达到灵魂的超脱与精神的升华。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藏传佛教已经不仅仅是藏族人民单一的精神信仰,而是内化为藏民族厚重的文化体系,是现代藏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中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各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迅速,尤其是以西藏、新疆、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区为代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受传统藏文化的影响,境内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内涵深厚,旅游开发优势明显。目前甘南藏区夏河县已经形成一批着名的宗教文化旅游景点,例如“拉卜楞寺”、“郎木寺”等;还形成了一些以宗教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藏族宗教旅游节日,例如“香浪节”、“晒佛节”等。虽然近些年夏河县的文化旅游发展初具效益,但综观整个夏河县文化旅游业发展情况,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尚未能转化为良好的文化产品,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效应。所以,如何改善并解决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保护传承中促进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难题。本研究运用文化产业经济学、民族学、旅游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夏河县拉卜楞镇的实地调研,介绍了夏河县文化旅游发展概况,通过分析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与问题,认为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原则,结合全域旅游与一带一路战略优势,合理地进行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从而更好地促进夏河县的社会经济发展。
李晓鹏[7]（2018）在《革命与信仰—青海循化红军后裔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文中研究说明西路红军是我国军事史、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学术界多年争论不休的疑案。1936年10月11日至1937年3月,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许多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牺牲、被俘虏或流落当地。以往对西路红军的研究集中党史、战争史和军事史等领域,探讨其成立、发展及意义等,甚少有人关注被俘虏或流落甘青等地的红军。因而研究流落循化的红军及其后裔对深入和完善西路红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以民族学的学科视角关注流落循化的西路红军及其后裔,以文本史料和田野调查为基础,采取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循化红军后裔进行口述,以期了解循化流落红军及其后裔在循化当地的生活现状、身份的转变、认同等问题,旨在为学术界研究西路红军或相关群体提供丰富详实的民族志资料。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内容和创新性等内容。第二部分,介绍红光村的历史、地理位置、行政划分、人口、经济、宗教和现状。第三部分,简要概述西路红军的历史及流落循化的西路红军的基本情况。第四部分,呈现红军后裔和红光村的记忆叙述,以及为了争取记忆叙事的正统性和红色资源,彼此之间存在的博弈和张力。第五部分,描述和分析了红军和后裔的寻根之旅、饮食禁忌、生活习俗等,分析了作为红军穆斯林的他们,认同意识的转变,以及他们及其后裔对伊斯兰文化的恪守。第六部分,笔者通过“信仰与移植”、“重构与融合”和“革命与认同”三个专题的讨论,分析红军及其后裔在循化如何认识自身身份、恪守信仰、实现身份转变及社会融入等问题。同时,以红军后代联谊会、红军后裔张进锋、加入清真寺三个个案为例,探析红军后裔是如何传承其父辈的革命精神和族裔文化,以及如何理解自身双重身份。第七部分,反思与总结。论述了笔者在田野调查和行文中所思考的问题,就“历史真实性”和“多重身份”的话题进行了反思和讨论。最后总结全文。
刘凡[8]（2017）在《论旅游业发展背景下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甘南州地处安多藏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而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甘南州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现状的全面展示和梳理,分析了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文化与旅游和谐关系的对策思考。
张佩佩[9]（2017）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背景下,生态城市建设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热点。然而,受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中国对生态城市及其外延更广泛的生态城镇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基础和环境条件较好的中、东部地区,对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为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有必要对西部地区的生态城镇建设进行深入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典型代表,其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的研究不仅能够为甘南州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其他类似区域的生态城镇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有益参考和模式样板,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文在系统总结和概括国内外生态城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多方面简要概括甘南州的区位特征,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定量评价和预测生态承载力水平,实证分析其经济、社会和城镇体系发展现状,判定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并通过构建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评价模型剖析其城镇化发展时空特征,对甘南州城镇发展水平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其次,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甘南州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研究,并利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其驱动因子,此外,在构建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与分析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探讨甘南州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甘南州生态城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因地制宜的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结果显示:①甘南州的生态总需求不断增长,目前虽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但盈余数量在不断减少,预计自2018年开始会出现生态赤字现象,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面临挑战;②近年来甘南州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横向差距较大,存在较多问题,根据钱纳里工业化发展阶段判断标准,正处于准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时期;③甘南州的城镇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镇职能特色鲜明,但城镇分布空间差异较大且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城际联系较弱;④受经济产值、技术进步和二者交叉协同作用的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化肥中含氮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模型函数关系成立,而工业S0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效果不佳;⑤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期间都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但生态环境滞后程度却日趋严重,表明是一种粗放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并不能真正推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⑥结合甘南州城镇发展的实况及面临的问题,要建设适宜甘南州生态城镇建设的安全之城、便捷之城、循环之城、绿色之城、创新之城、和谐之城的发展模式。
巩艳红[10]（2016）在《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 ——以藏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联合国在推广“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后,普惠金融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各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领域进行积极探索,通过政府扶持以及完善市场机制等措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支持普惠金融发展,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了纲领性的规划指导。国际经验表明,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贫困的发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战场与攻坚地在广大农村以及中西部边远地区。中国藏区是指中国藏族聚集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以及云南五省的藏区,是集边远山区、高原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民族地区。藏区金融排斥现象较为严重,金融普惠程度较低,属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攻坚区域。藏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使得中国藏区具有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在普惠金融关注度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中国藏区这种宗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宗教文化环境对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又意味着什么?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以研究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并以藏区为例,系统分析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体部分可分为四部分,包含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创新之处与启示意义:第一部分（第1章）:导论。该部分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其次从普惠金融研究、宗教与经济金融关系研究、民族地区经济金融问题研究以及藏区经济金融研究四个领域总结梳理了现有相关文献,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最后概括总结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两方面。第二部分（第2-3章）:基于供需视角,创新性地在传统信贷服务供需模型基础上引入社会环境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以家庭微观数据为基础对这种影响机制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第2章:本章系统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业产生与宗教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最早充当货币的物体的权威性源自于宗教所赋予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早期的金融活动也是源自于宗教组织。其次,将社会环境因素引入信贷供需模型,从而建立了宗教文化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因素、财富规模与价格水平又共同影响着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直接影响社会环境变量,同时通过影响人们在世俗世界对待财富的态度,从而间接影响社会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最后,通过文献梳理概括了包括整体社会经济态度、宗教有形载体与微观市场主体三个宗教文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渠道。主要结论:基于金融服务供需理论,宗教文化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定渠道影响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从而间接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第3章: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作用机理的存在性。本章以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金融服务需求者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特征、主观态度、家庭主要财务成员个人特征以及家庭住所的地区特征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均具有显着影响,宗教因素除对储蓄包容性有显着影响之外,对贷款包容性、投资服务包容性并不具有显着直接影响。但是,宗教因素对家庭收入特征、主观态度有显着影响,并会通过影响这些因素间接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尽管影响系数比较小但却是高度显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介影响渠道的存在性或者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中介传导影响理论是不被拒绝的。第三部分（第4-6章）:该部分内容系统论述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对藏区宗教文化环境与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并创新性地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系统分析了宗教文化因素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检验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宗教文化环境这一重要特征,为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第4章:本章作为藏区背景资料,对藏区经济社会特征、宗教文化环境与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与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以藏区148个县为研究对象,对藏区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测度。资料显示,藏区恶劣的地质气候条件、较高的文盲率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在大量财政扶持与优惠政策带动下,藏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且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藏区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体现了其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藏传佛教以其特有的价值理念指导与影响着藏区民众的社会经济活动。藏区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每个营业网点服务半径大,从而严重影响藏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较低的储蓄存款余额占GDP比例与贷款余额占GDP比例也间接反映出藏区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率较低的事实。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结果显示,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县域之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第5章:本章主要目标分析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检验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现实数据与文献资料,分别从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资源、意识形态两个角度论述了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然后,将宗教文化环境纳入因素体系,分别采用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影响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影响方式,一方面,藏传佛教所倡导的出世理念对现代经济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制约了有效金融服务需求的形成;个别地方存在的寺庙金融活动对正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围绕寺院形成的集市贸易、藏区特有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藏传佛教所具备的道德规范作用使得信众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益于金融发展诚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理念与佛教所倡导的“普度众生”思想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有利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在藏区的宣传推广。除经济基础外,影响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政府规管与宗教文化环境。政府规管对处于低分位点的县域的作用效力更强;宗教文化环境对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既存在负向制约影响,也存在正向激励作用,而且相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高低分位点的县域,宗教文化环境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间水平县域的影响系数要更大。第6章:本章在前两章分析结论基础上,总结了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以藏区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为前提,从促进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藏区特有的经济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约束下,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体现在落后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缺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利社会环境以及金融供给主体单一,金融服务覆盖面低四个方面。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重视宗教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以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为根本。第四部分（第7章）:总结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二、借助“拉卜愣”品牌 发展夏河县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借助“拉卜愣”品牌 发展夏河县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游客体验视角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及述评 |
| 1.3.1 自驾游研究综述及述评 |
| 1.3.2 旅游体验研究综述及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线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问卷调查法 |
| 1.5.3 统计分析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自驾游 |
| 2.1.2 自驾游产品 |
| 2.1.3 旅游体验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体验经济理论 |
| 2.2.3 旅游者行为理论 |
| 2.2.4 点轴理论 |
| 第三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发展现状 |
| 3.1 旅游资源分析 |
| 3.2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发展现状 |
| 3.2.1 自驾游产品供给情况 |
| 3.2.2 自驾游产品需求情况 |
| 第四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游客体验调查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游客体验质量要素构成 |
| 4.1.2 调查问卷内容的确定与设计 |
| 4.2 问卷调查与数据处理 |
| 4.3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游客体验分析 |
| 4.3.1 游客人口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2 游客行为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3 样本信度分析 |
| 4.3.4 样本因子分析 |
| 4.3.5 游客自身特性对旅游体验感知的影响 |
| 4.3.6 游客体验重要性程度与游客满意度的配对T检验 |
| 4.3.7 游客体验与游客满意回归分析 |
| 4.3.8 自驾游游客旅游动机及其后续行为分析 |
| 第五章 游客体验视角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对策 |
| 5.1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的原则及思路 |
| 5.1.1 自驾游产品优化原则 |
| 5.1.2 自驾游产品开发思路 |
| 5.2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开发策略 |
| 5.2.1 构建自驾游产品体验环境 |
| 5.2.2 构建标准化、精细化的旅游基础体验设施 |
| 5.2.3 打造互动体验平台 |
| 5.3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设计 |
| 5.3.1 自驾游空间布局 |
| 5.3.2 营地设计 |
| 5.3.3 自驾游产品体系建设 |
| 5.4 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宣传营销 |
| 5.4.1 传统营销 |
| 5.4.2 新势力创新营销 |
| 5.4.3 目的地精准营销 |
| 5.4.4 节庆节事营销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2）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藏族传统教育的宏观研究 |
| 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民族教育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本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文本结构 |
| 第四节 理论借鉴与核心概念 |
| 一、理论借鉴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五节 田野点及田野工作概况 |
| 一、关于“拉卜楞地区”的田野介绍 |
| 二、拉卜楞地区的学校教育资源及田野工作 |
| 三、拉卜楞地区的社会教育资源及田野工作 |
| 第二章 藏族文化教育的历史实践 |
| 第一节 文明的发端与教育的起源 |
| 一、诞生于高原上的教育实践 |
| 二、“不知而行”的先民教育 |
| 第二节 文字的出现与藏族早期的教育 |
| 一、源于本教的早期藏族教育 |
| 二、松赞干布时期的“自为”教育 |
| 第三节 专业教育机构的产生与寺院教育的发展 |
| 一、佛教的传入与寺院教育的萌芽 |
| 二、“讲经院”的产生与寺院教育的多教派发展 |
| 三、格鲁派的教育改革与寺院教育的革新 |
| 第四节 学校教育的“自为”实践与近现代变迁 |
| 一、拉卜楞地区学校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及近代爱国主义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与当代变迁 |
| 第一节 教学模式与语言选择的地域分野 |
| 一、学校教学模式的地域分野 |
| 二、语言选择的空间差异 |
| 三、民族文化符号的校园体现 |
| 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中的文化选择 |
| 一、课程、教材与生源分布 |
| 二、教学、活动与“偏科”现象 |
| 三、认同、价值与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 |
| 第一节 藏族家庭教育的“实践”维度 |
| 一、“身体力行”的劳动教育 |
| 二、“言传身教”的生活教育 |
| 三、从“自在”到“自觉”的观念变迁 |
| 第二节 藏族家庭教育的“价值”维度 |
| 一、“取名”、“梳发”与家庭教育的“默会”维度 |
| 二、“因果”、“孝”、“善”的道德教育 |
| 三、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教育 |
| 小结 |
| 第五章 藏族教育传统与社区教育的文化选择 |
|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社区教育实践 |
| 一、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 |
| 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 |
| 第二节 仪式传承中的社区教育及其文化选择 |
| 一、“插箭”(bday-Bastos)仪式与神山祭祀 |
| 二、文化禁忌与心理认同 |
| 三、社会变迁与社区教育的现代化转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寺院教育的文化实践与时代转型 |
| 第一节 拉卜楞寺的建立及其教育实践 |
| 一、系统完备的六大“扎仓” |
| 二、学制、课程与教学组织 |
| 三、学期、学位与入寺制度 |
| 第二节 寺院教育的文化贡献及现代转型 |
| 一、寺院教育的文化贡献及现代局限 |
| 二、从“寺院”到“学校”的现代教育变迁 |
| 三、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与学僧来源的结构性变动 |
| 小结 |
| 第七章 教育现代化与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 |
| 第一节 变迁、适应与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 |
| 一、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民族教育发展变迁的基本生态 |
| 二、选择性与适应性:民族教育的固有属性 |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藏族教育的选择与适应 |
| 一、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 |
| 二、教育现代化:藏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
| 三、文化共生:民族教育发展的现代走向 |
| 小结 |
| 结语 和合共生,守正出新:藏族教育的“变”与“不变” |
| 一、变与不变之间:对新时代藏族教育发展的再思考 |
| 二、和合共生:基于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一种教育文化选择 |
| 三、守正出新:立足教育实践,体现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 |
| 附录 |
| 附录1 国民政府时期关于拉卜楞设治局地界勘划相关训令、指令文件 |
| 附录2 1854 年拉卜楞寺清规 |
| 附录3 拉卜楞寺寺规(二十五条) |
| 附录4 拉卜楞藏族重大禁忌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牧区老人社会研究 ——以赛尔龙牧民个体与社区互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 |
| (一) 多学科交叉的老人研究 |
| (二) 民族学视域下的老人研究成果 |
| (三) 有关黄河南蒙古的研究概况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范式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出发 |
| 四、研究思路与文本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田野工作概况 |
| (三) 文本结构 |
| 第一章 赛尔龙老人社会的形成 |
| 第一节 变迁中的社区形态 |
| 一、赛尔龙行政区划变迁 |
| 二、赛尔龙乡镇社区雏形 |
| 三、现代赛尔龙乡镇社区的区位优势 |
| 第二节 “老”牧民与“新”流动 |
| 一、老人移居与社区城镇化过程 |
| 二、老人的移居动因 |
| 第三节 牧区老人与乡镇新居 |
| 一、老年牧民对社区空间的塑造 |
| 二、居所空间营造中的老人需要 |
| 三、老人社会的形成机制与特点 |
| 第二章 移居老人家庭生活的变迁 |
| 第一节 远离牧场的承包户主 |
| 一、聚合: 承包制度前的牧区家庭组织模式 |
| 二、离散: 承包后的牧区家庭变化 |
| 三、移居: 分家的应对策略 |
| 第二节 流动语境下老人的家庭角色重构 |
| 一、祖孙养育模式的确立 |
| 二、赡养模式的变化 |
| 三、老人的赡养回馈 |
| 第三节 老人移居后的牧区家庭结构 |
| 一、城乡二元家庭结构的建立 |
| 二、三代人代际互动的传承意义 |
| 三、老人社会的代际性延续 |
| 第三章 牧区老人社会的交往模式 |
| 第一节 老人社会交往的邻里互助性 |
| 一、老人交往圈在乡镇情境中的扩大 |
| 二、以互助为核心的交往模式 |
| 第二节 老人社会交往的多民族互惠性 |
| 一、多民族居处格局与社区发展 |
| 二、老人社会中的多民族商业互利 |
| 三、老人社会中的多民族居处互嵌 |
| 四、老人社会中的多民族文化互鉴 |
| 第三节 老人社会交往的社会凝聚性 |
| 一、牧区赛马活动中的老人交往 |
| 二、新年节庆中的老人交往参与 |
| 三、老人在牧区重要人生仪式中的参与 |
| 第四节 转郭拉——老人社会交往的典型情境 |
| 一、转郭拉之路——日常活动的空间安排 |
| 二、转郭拉之人——特定空间的互动交往 |
| 第四章 本土文化对老人社会适应的支持 |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碰撞间的老人生活 |
| 一、技术革新在老人生活中的体现 |
| 二、蒙藏医药的健康补偿 |
| 三、文化再造中的老人的困惑与不适 |
| 第二节 牧区老人的民族文化传承 |
| 一、河南蒙旗民族文化传承困惑 |
| 二、老人对本民族意识增强的态度 |
| 三、老人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
| 第三节 信仰活动在老人适应中的参与 |
| 一、老人的一般性信仰活动 |
| 二、老人在私人空间的信仰活动 |
| 三、寺院及僧众在老人社会中的作用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牧区老人的社会适应 |
| 第一节 生产制度变迁与老人适应 |
| 一、变迁语境下牧区老人对承包制度的认同 |
| 二、老人视野中的承包制度完善路径 |
| 三、生产制度变迁后老人的期许与实践 |
| 第二节 养老制度变迁与牧区养老 |
| 一、我国养老政策变迁 |
| 二、新时代养老政策的趋势 |
| 三、牧区的养老实践 |
| 第三节 老人参与下的新型社区环境构建 |
| 一、个体、社区与国家三者互动关系模型 |
| 二、社区的连接效应与中介属性 |
| 三、在老人参与中构建新型乡镇社区 |
| 第六章 牧区老人社会的特质与发展 |
| 第一节 老人社会的流动性特质 |
| 一、流动与流动人口定义界定 |
| 二、老人移居与城乡流动 |
| 三、乡镇老人与空巢老人 |
| 第二节 老人社会的存续性问题 |
| 一、影响老人社会存续的要素 |
| 二、存续的补偿可能性 |
| 第三节 老人社会的乡土性质与转变路径 |
| 一、老人社会的乡土性质 |
| 二、老人社会向新型社区养老的转变路径 |
| 结语: 老人与海——老人的积极应对与社区发展 |
| 一、老人与家庭居住形态 |
| 二、老人与文化权威形态 |
| 三、老人与新型社区构建 |
| 附录1 报道人及样本汇总表 |
| 附录2 问卷 |
| 附录3 当地政府有关养老规范及概念 |
| 附录4 我国居家养老与医养结合相关政策文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
| 第一节 甘南藏区区域概述 |
| 第二节 甘南藏区旅游资源概述及评价 |
| 第三节 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基础 |
| 第四章 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原则 |
| 第二节 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构想 |
| 第三节 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思路 |
| 第四节 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旅游产业发展保障措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拉卜楞寺年轻僧人的手机使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拉卜楞寺及其年轻僧人 |
| 第一节 拉卜楞寺 |
| 一、保留完备的传统文化 |
| 二、引入先进的现代科技 |
| 第二节 拉卜楞寺的年轻僧人 |
| 一、年轻僧人的来源 |
| 二、年轻僧人的分类 |
| 三、年轻僧人的学研生活 |
| 四、年轻僧人的娱乐节日 |
| 第二章 年轻僧人手机使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手机使用引发争议 |
| 第二节 手机成为生活必需品 |
| 第三节 手机不同的获取途径 |
| 第三章 不同群体的年轻僧人手机使用的差异性 |
| 第一节 “学习僧”手机使用的情况 |
| 一、手机成为电子藏经殿 |
| 二、手机实现超时空学习 |
| 三、手机养成信息把关人 |
| 第二节 “学经僧”手机使用的情况 |
| 一、手机嵌入日常生活 |
| 二、手机维护人际交往 |
| 三、手机简化宗教仪式 |
| 第三节 “行政僧”手机使用的情况 |
| 一、手机加速世俗倾向 |
| 二、手机建群辅助工作 |
| 第四章 手机使用对年轻僧人的影响 |
| 第一节 在场和缺场 |
| 一、“在场”的丢失 |
| 二、“缺场”的补偿 |
| 第二节 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 |
| 一、私人时间的扩张 |
| 二、公共时间的压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6）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研究 ——基于拉卜楞镇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夏河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及旅游发展概况 |
| 一、夏河县及拉卜楞镇的田野概况 |
| 1.1 夏河县的地理环境 |
| 1.2 夏河县的历史沿革 |
| 1.3 拉卜楞镇的概况 |
| 二、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发展概况 |
| 2.1 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内涵、特征与价值 |
| 2.2 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
| 三、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 |
| 3.1 观赏型旅游资源 |
| 3.2 参与型旅游资源 |
| 3.3 购物型旅游资源 |
| 3.4 医药型旅游资源 |
| 3.5 饮食型旅游资源 |
| 第二章 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影响与问题 |
| 一、发展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对夏河县产生的影响 |
| 1.1 经济层面 |
| 1.2 文化层面 |
| 1.3 社会层面 |
| 1.4 自然环境层面 |
| 二、夏河县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2.1 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体系不完善 |
| 2.2 文化旅游产品创新不足 |
| 2.3 相关部门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
| 2.4 宣传营销效果不佳 |
| 2.5 产业协作及区域合作化程度低 |
| 2.6 旅游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
| 第三章 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开发对策 |
| 一、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机遇 |
| 1.1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带的文化旅游圈建设 |
| 1.2 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全域旅游方兴未艾 |
| 二、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理念原则 |
| 2.1 宗教文化保护与发展相结合 |
| 2.2 综合利用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 |
| 2.3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
| 三、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措施 |
| 3.1 加强科学规范管理 |
| 3.2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公共服务 |
| 3.3 进行人才梯队建设 |
| 3.4 开发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产品与项目 |
| 3.5 促进产业融合与区域合作 |
| 3.6 创新宣传方式及营销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革命与信仰—青海循化红军后裔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本文涉及的理论概要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村落与生活 |
|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 二、人口与经济形式 |
| 三、宗教生活 |
| 四、村落历史与发展 |
| 第二章 战争与流落 |
| 一、历史图景中的西路红军 |
| 二、散居循化的西路红军 |
| 第三章 记忆与叙述 |
| 一、红军后裔的个体记忆 |
| 二、红光村的公共记忆 |
| 三、记忆的博弈 |
| 第四章 根植与认同 |
| 一、故土与家园 |
| 二、信仰身份的确认 |
| 第五章 革命与信仰 |
| 一、信仰与移植:历史情境中的抉择 |
| 二、重构与融合:历史记忆中的身份嬗变 |
| 三、革命与认同:代际群体中的精神传承 |
| 第六章 反思与讨论 |
| 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
| 二、身份的选择与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循化红军名录表 |
| 附录二: 部分红军世系谱及职业表 |
| 附录三: 流落循化地区部分红军简介 |
| 附录四: 部分红军口述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论旅游业发展背景下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甘南州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特征 |
| (一)较高的艺术性 |
| (二)较纯的原生性 |
| (三)较强的独特性 |
| 二、甘南州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现状 |
| (一)政府以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为核心的旅游开发 |
| (二)寺院借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下的以寺养寺 |
| (三)群众通过参与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开发来获得新的生计方式 |
| 三、甘南州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中的问题 |
| (一)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丰富与旅游资源开发滞后的矛盾 |
| (二)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寺院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矛盾 |
| (三)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持与现代化冲击的矛盾 |
| 四、对甘南州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思考 |
| (一)处理好旅游业持续发展与深度开发旅游产品之间的关系 |
| (二)处理好藏传佛教文化延续与经济效益增长的关系 |
| (三)处理好本地藏文化的传承与外来文化吸收的关系 |
（9）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世界各国谋求城镇新兴竞争力的突破点和有效途径 |
| 1.2.2 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经之路 |
| 1.2.3 甘南州加快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
| 1.2.4 引领西部地区生态城镇发展 |
| 1.2.5 丰富中国生态城镇理论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概述 |
| 2.1 生态城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1.2 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2.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
| 2.2.3 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 |
| 第3章 甘南州城镇发展系统评价 |
| 3.1 区位特征 |
| 3.2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 |
| 3.2.1 生态足迹计算模型 |
| 3.2.2 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 |
| 3.2.3 生态赤字/盈余 |
| 3.2.4 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指数 |
| 3.2.5 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足迹指数 |
| 3.2.6 结果与分析 |
| 3.2.7 发展趋势预测 |
| 3.3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统评估 |
| 3.3.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3.2 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
| 3.3.3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判定 |
| 3.4 城镇发展时空特征分析 |
| 3.4.1 城镇体系发展现状 |
| 3.4.2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测算 |
| 第4章 甘南州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分析 |
| 4.1 甘南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模型构建 |
| 4.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1.4 驱动因子分析 |
| 4.2 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分析 |
| 4.2.1 耦合系统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研究模型 |
| 4.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5章 甘南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 |
| 5.1 甘南州生态城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1.1 城镇生态环境承压能力减弱,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
| 5.1.2 经济发展总体滞后,尚处于准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时期 |
| 5.1.3 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尚未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 |
| 5.1.4 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生命线保障系统不完善 |
| 5.1.5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空间差异大 |
| 5.1.6 城镇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要素间协调性趋降 |
| 5.1.7 城镇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各种环境污染问题 |
| 5.2 甘南州生态城镇总体发展模式 |
| 5.2.1 安全之城 |
| 5.2.2 便捷之城 |
| 5.2.3 循环之城 |
| 5.2.4 绿色之城 |
| 5.2.5 创新之城 |
| 5.2.6 和谐之城 |
| 第6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阶段研究成果 |
（10）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 ——以藏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
| 1.2.2 对宗教与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 |
| 1.2.3 对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问题相关研究 |
| 1.2.4 藏区经济金融相关研究 |
| 1.2.5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主要内容、思路与框架 |
| 1.3.1 样本选取的理由 |
| 1.3.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机理分析 |
| 2.1 金融业的起源与宗教密切联系 |
| 2.1.1 宗教文化与货币 |
| 2.1.2 金融活动源自于宗教界 |
| 2.2 宗教文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 |
| 2.2.1 普惠金融的概念与内涵 |
| 2.2.2 普惠金融提出的理论依据 |
| 2.2.3 宗教文化概念与社会功能 |
| 2.2.4 宗教文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渠道 |
| 2.3 宗教文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渠道 |
| 2.3.1 通过塑造整体社会经济态度影响金融服务供需 |
| 2.3.2 通过宗教机构影响金融服务供需 |
| 2.3.3 通过微观市场主体从而影响金融服务供需 |
| 2.4 本章小结 |
| 3.宗教文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渠道存在性检验——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CHFS |
| 3.1 微观家庭金融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
| 3.2 数据样本与变量分析 |
| 3.2.1 数据样本 |
| 3.2.2 变量选取 |
| 3.2.3 变量统计分析 |
| 3.3 金融包容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3.3.1 储蓄包容性影响因素分析 |
| 3.3.2 贷款包容性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投资包容性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宗教因素影响普惠金融的中介效应再分析 |
| 3.4.1 分组样本变量统计分析 |
| 3.4.2 路径影响系数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4.藏区宗教文化环境与普惠金融指数测度 |
| 4.1 藏区经济社会特征 |
| 4.1.1 藏区自然人文特征 |
| 4.1.2 藏区制度环境特征 |
| 4.1.3 藏区经济发展特征 |
| 4.2 藏区宗教文化环境 |
| 4.2.1 藏区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分布 |
| 4.2.2 藏传佛教核心价值理念 |
| 4.3 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
| 4.3.1 金融服务供给现状 |
| 4.3.2 金融服务需求现状 |
| 4.4 藏区普惠金融指数测度 |
| 4.4.1 指标选取 |
| 4.4.2 指标测算 |
| 4.4.3 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藏区宗教文化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关系检验 |
| 5.1 普惠金融现有实证研究评述 |
| 5.2 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
| 5.2.1 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文化资源产生的影响 |
| 5.2.2 宗教文化通过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
| 5.2.3 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机制总结 |
| 5.3 藏区宗教文化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的检验 |
| 5.3.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与路径选择 |
| 6.1 藏区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6.2 宗教文化背景下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2.1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
| 6.2.2 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障 |
| 6.2.3 以建设完善普惠金融体系为根本 |
| 7.全文总结 |
| 7.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借助“拉卜愣”品牌 发展夏河县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游客体验视角下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游产品优化研究[D]. 彭潇萱.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2]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 [3]牧区老人社会研究 ——以赛尔龙牧民个体与社区互动为例[D]. 于晋海. 兰州大学, 2019(02)
- [4]全域旅游背景下甘南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D]. 蒲莎莎.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1)
- [5]拉卜楞寺年轻僧人的手机使用研究[D]. 闹曼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夏河县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研究 ——基于拉卜楞镇的田野调查[D]. 李想.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革命与信仰—青海循化红军后裔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D]. 李晓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论旅游业发展背景下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刘凡. 青藏高原论坛, 2017(03)
- [9]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D]. 张佩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10]宗教文化与普惠金融发展 ——以藏区为例[D]. 巩艳红. 中央财经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