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贾天添[1]（2019）在《鲁迅的日本情结》文中指出鲁迅的一生与日本存在不解之缘,要理解鲁迅这个人、要理解鲁迅的文学,都必须全面了解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是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鲁迅一生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来看,鲁迅的“日本情结”中自然有亲切、喜爱、尊敬,但也有相反的厌恶、排斥、鄙视,甚至仇恨。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涯,是鲁迅“日本情结”的形成期。鲁迅之以日本为留学的目的地,就他本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偶然,他并不是“天然”与日本文化亲近,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日本情结”必须首先清醒认识的一个事实。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增进。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应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人的负面情感刺激这个因素。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报名参加过柔道的培训。日本近代柔道体系作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同时有两面,即延续传统的一面（在培训制中仍然混杂有师徒制的因素,以及宣扬道德与精神训练功能）和反传统的一面,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究竟被哪一面吸引,必须具体分析,而就鲁迅来说,在纵向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吸引他的是其反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对立的一面,而不是其延续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相类的一面。从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来看,他在仙台的感受与心情,总的来说是不那么畅快温暖的,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感受与心情之中,藤野先生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关心,所以特别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与怀想。藤野先生的确是鲁迅心中友好日本人的象征,但这象征的含义不是“日本人是友好的”,而是“在日本人中有着这样的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触因是“幻灯片”事件,虽然日本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试图质疑,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鲁迅两次描述的这一记忆中的场面,在鲁迅的“日本情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图景就是鲁迅心中最直观的“末世景象”或“地狱景象”。在这个图景中,日本代表的是自以为文明的野蛮,自以为正义的邪恶,而这种野蛮和邪恶的力量又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重返东京后,鲁迅在心态上和思维上对于维新时期的日本比对于他当时身处的日本更有亲近感。他充分利用日本的方便条件,但追求的是在日本权威视野之外的知识和精神,透过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评介,撷取突破日本文化传统局限的思想。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借力于日本文化但不追随日本文化。我们之前更多的是从鲁迅这一时期思想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隔阂来理解鲁迅所感到的“寂寞”,而我们如果从鲁迅的“日本情结”这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其实他与日本思想界的隔阂更为根本。在回国后“沉默时期”鲁迅的社会生活中,他作为留日归国者的身份标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突出的,这个身份标志帮助他获得了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工作,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方式之中。同时,他的工作方式中对日本留学所得的运用,也体现了他的“拿来主义”风格。在“文学革命”这一中国文学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来自外国的资源是很大的助力,因为它们可以最直接的照见中国文学的积弊与缺陷,并且提供可能的改良方案与思路。这些外国资源可以看作是这些革命者从海外得来的与旧文学作战的“武器”,如果我们把其中来自日本的资源比喻为“东瀛刀”,那么鲁迅手中的“东瀛刀”无疑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而鲁迅也是运用这武器最自如和得力的一位。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受到了日本作品的影响,这是可以确定的,但这种影响不是大到了决定性的程度,也不宜轻易将相似当作影响的证据;而且这些日本作品是鲁迅创作时灵活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样板,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东瀛刀”的功用,却绝不是只将日本的文学成果移植到中国而已。与周作人的失和,使得鲁迅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悄然改变了,无论是在华日本人圈子（包括他家族里的日本人）还是留日归国圈子（除了挚交许寿裳）,都在他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此前也主要是周作人比较重视与日本文学界建立和保持关系。这个改变对于鲁迅是有意义的,他可以绕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而以更宽广的心态观察和回想日本,经过这几年之后,以新的视点和姿态在新的时空中与日本文坛建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因家中的日本人而造成兄弟失和事件或许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一生对于日本私人领域的交往之道相当陌生。在“日本情结”方面,鲁迅更倾心的是日本“学习外来”的一面,而周作人更倾心的是日本“承续传统”的一面。鲁迅很能敬重、喜爱日本那些“不像日本”的人与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重要角度。1931年,鲁迅的“日本情结”因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为深刻复杂的阶段。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野心与侵略行动,决定了鲁迅很明确地将日本视为敌国;其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友感”使得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坛的关系大大超过了此前鲁迅与日本文坛曾有过的亲密程度;其三,鲁迅在国际化的上海与很多日本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而由于鲁迅在国内外的名望越来越大,慕名拜访鲁迅的日本文化人也多起来,鲁迅一直是很热情地接待的,直到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别有用心且手段下作;其四,日本的美术是这一时期鲁迅辛勤工作之余休憩时喜爱欣赏的对象之一。这一时期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日本情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生长之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日本“转向”作家的态度,体现了鲁迅的三重看法:第一,对于日本当时国家政权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政权是残暴的,而且残暴得很“科学”。第二,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复杂的,并不都是什么好印象,然而其中绝无懦弱、怕苦、怕死的民族性格。第三,对于当时中国某些左翼作家,他其实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决心和意志的。前两重看法正是鲁迅“日本情结”的生动体现,他熟悉日本,了解日本,对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保持着敬意,也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憎恨着日本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内山书店在鲁迅的上海生活中承担着几种很重要的功能:购书、寄售、约见不熟悉的人、文艺事业合作、“第三空间”。所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侵华据点之类的“解读”,毫无事实根据。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情,就是超越民族、身份差异,也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的性情相投,贬低到“汉奸特务”之说是荒唐的,拔高到“进步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也无必要,但是,爱中国与反对日本侵华的共同立场,确是这一友情的基本前提条件。鲁迅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并无可疵议之处,其参与联署抗日文告也有据可证。至于近年有人诟病的“逃”和“默”,不“逃”的结果只能是被抓捕,作为知名革命作家和反日文告的签署人,被抓捕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投降,或者被处决,在这种时候,用“逃”的方式保存实力才是对于民族和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而与其说鲁迅的“默”需要辩护,倒不如说今天一些人对于蒋介石南京政权不合实际的过分肯定是应当纠正的。鲁迅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度过的。病中身体衰弱的鲁迅,以强健的精神力量走在了文艺界抗战阵线的最前列。从“日本情结”的角度来说,“抗日”就是鲁迅此时“日本情结”的绝对重心。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可以说是因为“知之深”所以“恨之切”。综上,鲁迅对于日本第一方面的情愫,是感恩与温暖。鲁迅对于日本第二方面的情愫,是屈辱与义愤。这两方面情愫就成为鲁迅“日本情结”最基本、最具源头性的“原色”。鲁迅的“日本情结”在不同时空表现为不同景象,其主线是求中国的自新与富强,自由与独立。
张梦阳[2]（2019）在《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刘磊[3]（2018）在《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文中研究说明电影院曾是城市在不同时代的地理标志和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城市记忆和文化传统,其凝结着大众对城市的感知、体验与认同。本文以电影院为研究对象,以1896-1949年为限,采取新文化史研究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视角,试图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这些世俗层面来观察发生在电影院中的历史现象,以期在历史的细枝末节、电影院的犄角旮旯里梳理出中国早期电影院的发展脉络、文化逻辑和市场规律,并呈现出一幅以电影院空间为表征的社会文化图景。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学家纷纷将时间上的青睐转移到空间上来。西方空间理论鼻祖式人物列斐伏尔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给本文行文结构带来启示,在此基础上,将全文研究结构分为三大部分:电影院的感知空间、电影院的社会空间、电影院的再现空间。电影院的感知空间,即电影院物质和物质化的空间,其可在两个层面上被阅读和分析:一是对其表象（分布、位置、环境、建筑、银幕画面、声音）进行实物性的描绘,二是从外在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过程中寻求物质空间的社会文化解释。电影院首先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地图上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布,它在宏观上涉及中国早期电影院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在微观上关系到电影院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特征。电影院的建筑,它不仅是一种工程技术,更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物化形式,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和象征,往往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听觉”是继“视觉”之后,电影院里又一重要感知方式,“有声电影”的到来,不仅给电影带来了“声音”技术,更是对电影美学的一场颠覆性革命,它影响到了电影的拍摄方法,改变了观众的感知方式和观影体验,还关涉到了现代性、民族、国家和地方等议题。电影院的社会空间,由物质空间之外的各种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社会关系网络组成。其根植于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权力争夺、话语模式、行为习惯等中,包括电影院商人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行为,社会改良家推行的观影行为规范,国家颁布的电影院管理条例、规章和电影检查制度,等等。与此同时,电影院还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缩影,有整个社会道德失范、秩序混乱下的军警之患,也有因爱国情感或者职业歧视引发的暴力抗击电影院事件,有殖民者对被殖民国家的书写,也有被殖民者对国家主权的争夺和民族形象的建构,有知识精英和大众媒体对公共话语的塑造,也有市民观众对高压政治的反抗,它是种种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的化身。可以说,电影院本身上演着比其放映的影片更精彩的演出,其蕴含的消费、权力、阶级、种族、性别、现代性、身份等问题,使其成为研究社会空间性的最佳文本之一。电影院的再现空间,它是围绕“影片”“媒介”和“人”展开的有关符号、经验、记忆与想象的生产、重构过程,它涉及城市中广大小市民阶层对电影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关系到电影院空间的延伸和对电影的传播,它也与电影院中活动的“人”密切相关。小市民是中国早期电影最庞大的观众群体,小市民观众对武侠神怪片、鸳鸯蝴蝶片的推崇,内地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冷落,左翼电影迎合小市民的商业策略,都说明在市场表象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起了重要作用。电影广告、海报、说明书等媒介的生产与消费,使观众的观影活动无形间从电影院进入了更广大的日常生活空间,与影片一起成为个体与集体对特定时代影院记忆的一部分。电影院中一切的活动实践,都最终需指向行为主体,即“人”,电影院中除了观众、明星以外,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是重要的群体,他们作为影院中“第三只眼睛”,所形成对影院的体验、记忆完全不同于观众,从而成为早期电影院一个丰富的注脚。最后,本文在呈现与“还原”——中国早期电影院是什么样的?早期观众是如何看电影的——这一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的同时,着重思考以下几个关于早期电影院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观众为何去电影院?作为“公共空间”的电影院,其空间本体特征是什么?国家权力对公共生活的渗入与控制是如何体现在电影院的日常经营与观众看电影行为中?在回答这些问题基础上,认为中国早期电影院参与了近代以来现代性、民族、国家等宏大议题的建构,这是中国早期电影院发展的一条主线。
程桂婷,范桂真[4]（2018）在《陈漱渝学术年谱》文中研究表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〇年,〇至九岁。陈漱渝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闰六月初二）出生于重庆歌乐山中央产院,祖籍湖南长沙。一九四三年长沙失守前随外祖母王蔼慈回长沙,途遇日本兵清乡,险些丧命。后随母王希孟流离至湖南凤凰县,投奔外祖父王时泽。一九四五年初,入凤凰沱江镇中心小学就读。一九四六年初,随外祖父一家迁回长沙,随后转入长沙北区北正街的三一小学。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十至十六岁。一九五一年初,入长沙解放中学(即雅礼
魏溢[5]（2018）在《民国儿童玩具设计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儿童玩具是在探索儿童生活时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学研究中亦是如此。中华民国是一段不断动荡更迭的历史,民国时期是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型期,来自西方人文思想与工业制造技术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本土文化在接纳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逐步形成中国的近现代思想。这其中儿童观念的转变尤为突出,从“成人的附庸”到“国家的未来”,几乎从无到有明确了儿童的身份与地位。民国时期,儿童地位不断上升,儿童玩具也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有关于儿童玩具及其设计、消费观念的改变亦颇为显着。从“玩物丧志”到“玩具是孩子的唯一恩物”;从传统玩具到精致新奇的西洋玩具,再到逐渐崛起的本国现代玩具;从简单的玩具到富含科学原理的玩具……儿童玩具的变迭体现了成人观念的不断改变,也体现时代背景的改变。而儿童玩具设计思想同样是一个动态概念,在几十年的变化中映射其时的价值观和美学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可观的图文影像资料被留下,可供研究。在成人世界的各个领域,有许多关于儿童玩具设计的研究与探索,折射出当时社会对于儿童成长与未来的期许、和为此做出的努力。基于此,本文以儿童玩具为切入点,对其设计思想以及近代儿童生活进行考察。从19世纪末“儿童的发现”,到1935年设立“儿童年”,儿童成为政府和社会大众眼中未来的希望,国家兴盛之根基,玩具以自己的方式纪录了儿童生活和地位的种种变迁。
谭惠玲[6]（2018）在《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文中指出现代作家家传作为传记文学中特殊的一类,是由作家的配偶、子孙及其他亲人为其所作的传记。这一类传记的作者尽管绝大多数都是非专业的传记作家,但是因为他们与传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因而比一般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有更为复杂、深刻的伦理关系。这些多样的伦理关系不仅体现在家传的文本内容中,还影响着家传作者的文本叙事。本文分为前言、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前言部分主要是对本篇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对“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个命题的研究价值意义的阐释。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亲人所作的传记,通过分析当前现代作家家传的研究状况,提出“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一命题,把握已有研究对该写作现象的认识广度和批评深度,以期找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之处,从而表明本篇论文的研究价值意义。正文分成三个章节。第一章从家属关系与叙事伦理分析现代作家家传文本中的伦理关系,主要分为家庭伦理、历史伦理和社会伦理。作者与传主之间存在多样的伦理关系,传主本人的人生经历也会显示出相应的历史和社会伦理。传记作者在文本叙事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伦理意识的影响,对这些伦理关系的认识也影响了作者的叙事观。第二章从家传文本中叙事方式与策略的角度入手,从伦理关系、价值判断、文本意识等角度探讨了现代作家家传作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写作中体现出的叙事伦理。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受到客观和主观两大方面的影响。客观原因是对传主材料的把握,家传作者掌握了更多详实私密的材料,从“内部形象”着手,塑造出更生动饱满的传主形象。但作者对于传主的主观情感也会影响到文本的写作,在叙述过程中,会体现出或是掩饰,或是辩解,或是反思的态度。此外,作者往往为了阐明自身的某种态度或理念,或者因为与传主之间的伦理问题而重塑传主的形象。有些作者秉持公正的态度写出传主不为人知的一面,相反有些作者受到传统隐讳原则的影响,不愿使用不利于传主的材料。第三章论说现代作家家传叙事中的语言与伦理,从叙事的语言形态,话语方式以及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对话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传记的写作并不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家传的作者在与传主存在复杂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会与传主发生复杂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因而,从家传作者的角度来看,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对叙事语言风格的把握,受情感影响的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二者之间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等叙事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传作者与传主二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结语部分,笔者再次肯定了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一命题所具有的意义:将家传文本的写作与叙事伦理相结合。家传文本能贡献出一批较为新鲜、可靠、详实的资料,但又同时指出家传的写作很容易受到作者与传主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在这些伦理意识的制约下,家传的写作很容易陷入一味仰视或掩饰的尴尬局面,可以说这是家传写作最大的难度,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袁洪权[7]（2017）在《起步·周边·丰碑·姿态——陈子善先生学术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资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陈子善先生四十多年如一日,辛勤地耕耘在中国现代文学这条学术研究的"不归路"上。读书界和坊间曾有一个"传闻",说如果"你是个读书人,就不会不知道陈子善",更有人称,陈子善先生是一座"移动的图书馆"。这些褒奖性评价,主要侧重于子善先生的编书,和他惊人的记忆力。本文试图对子善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史进行考察,从而总结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笔者以为,在子善先生的学术史中,他的学术起步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他的学术周边培养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学术丰碑得益于张爱玲研究的独特贡献,他的非主流的、边缘的学术姿态让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现代文人的自由精神,这些都值得当下学人借鉴。
王静静[8]（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吴慧丽[9]（2017）在《吴泓专题教学在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语文课标要求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阅读能力以及发展探究能力。专题教学因其有个性优势、自主优势、整合优势、生成优势,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中学语文教材是按以主题单元编排,也是专题教学的一种形式,但是在教学中,教师还是习惯用单篇教学,学生自主学习机会少,主题单元教学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研究本课题的目的是通过对吴泓专题教学的研究,教师能够有一种整合教材的理念,立足整体,规划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教师要有目的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能力,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的方法,通过研读相关文献以及自己深入语文课堂的实践,对吴泓专题教学产生比较深刻的感受。在研读文献时发现,研究者对吴泓专题教学流于介绍,而对它的应用性和应用价值阐述的不多。因此本论文主要从吴泓专题教学在现代文阅读教学的应用性展开,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现状的背景下,以吴泓专题教学为切入点,探讨吴泓专题教学的特点和优势,进行吴泓专题教学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从教学目标、学习方式、师生角色、巩固学习和教学评价六个方面研究现代文阅读教学,探讨吴泓专题教学在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张福贵[10]（2013）在《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文中研究说明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当下,在学术逻辑回归与学术民间性凸显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立场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明显分野。同时,作为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显学,鲁迅研究存在着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倾向。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鲁迅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理解,同时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和不同的价值功能。
二、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鲁迅的日本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2章 留学日本的青春(1902——1909) |
| 2.1 在弘文学院的成长 |
| 2.1.1 初见“强国” |
| 2.1.2 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 |
| 2.1.3 尚武精神的发扬 |
| 2.1.4 独立思考的新起点 |
| 2.2 仙台的温暖与屈辱 |
| 2.2.1 友好日本人的“象征”:藤野先生 |
| 2.2.2 “失踪”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 |
| 2.2.3 “弃医从文”与日俄战争的关系 |
| 2.2.4 “弃医从文”的另一面:战场的转换 |
| 2.3 重返东京的文学追求 |
| 2.3.1 在东京的“文学缘” |
| 2.3.2 东京文坛的思潮与鲁迅的选择 |
| 2.3.3 文艺活动的挫折与日本文化风气嬗变之关系 |
| 第3章 沉默时期的日本之影(1909——1917) |
| 3.1 留日归国者的教学生涯 |
| 3.1.1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留日生”圈子 |
| 3.1.2 在日本学得的新知与教学法 |
| 3.1.3 最后一次赴日的冷漠表现与复杂心态 |
| 3.2 教育部生涯与日本 |
| 3.2.1 入职教育部的“留日”背景 |
| 3.2.2 教育思想与日本明治文化 |
| 第4章 重续日本文学之缘(1917——1930) |
| 4.1 文学革命中的“东瀛刀” |
| 4.1.1 《我之节烈观》与《论贞操》的关系 |
| 4.1.2 《一个青年的梦》:人道主义的“呼应” |
| 4.1.3 与在京日侨的良好互动 |
| 4.1.4 作品中的日本影响问题 |
| 4.2 作为“武器”的日本留学回忆录 |
| 4.2.1 《呐喊》的《自序》与“《新青年》危机” |
| 4.2.2 《藤野先生》与“正人君子” |
| 4.2.3 《范爱农》中的日本回忆与鲁迅的“民国情结” |
| 4.3 《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编译 |
| 4.3.1 编译的过程与心情 |
| 4.3.2 作者简介的态度与眼界 |
| 4.3.3 选篇的倾向与意图 |
| 4.4 兄弟失和与日本女人 |
| 4.4.1 鲁迅与日本“交往姿态”的转折点 |
| 4.4.2 围绕羽太信子的指责与辩护 |
| 4.4.3 鲁迅与周作人“日本情结”的差异 |
| 4.5 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与扬弃 |
| 4.5.1 《苦闷的象征》与鲁迅的“理论化”尝试 |
| 4.5.2 《壁下译丛》与鲁迅的理论思索 |
| 4.5.3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与鲁迅的“宣传观” |
| 第5章 激变时代的爱与恨(1931——1936) |
| 5.1 对日本左翼文坛的关注 |
| 5.1.1 悼念小林多喜二 |
| 5.1.2 对“转向”作家的态度 |
| 5.2 “第三空间”:内山书店 |
| 5.2.1 鲁迅上海生活中的内山书店 |
| 5.2.2 与内山完造的友情 |
| 5.3 对“一·二八”事变的反应 |
| 5.3.1 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污点论” |
| 5.3.2 基本的史实 |
| 5.3.3 “逃”与“默”的辩护 |
| 5.4 在上海会见过的日本旅华人士 |
| 5.4.1 “入室弟子”增田涉 |
| 5.4.2 与山本初枝的友谊 |
| 5.4.3 频繁的来访与侵略的暗影 |
| 5.5 鲁迅与抗日统一战线 |
| 5.5.1 日文作品中的激越之音 |
| 5.5.2 呼唤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 5.5.3 透视侵略的本质 |
| 5.5.4 “民族魂”: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旗帜 |
| 结语 复杂的情愫,清晰的主线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神”到“人”——“‘鲁迅接受’的再次翻转” |
| 二、鲁迅各个时期的住所、身份、交游 |
| (一) 绍兴 |
| (二) 南京 |
| (三) 北京 |
| (四) 西安 |
| (五) 厦门 |
| (六) 广州 |
| (七) 上海 |
| 三、禁区的突破 |
| (一) 乔丽华的《朱安传》 |
| (二) 张恩和的《鲁迅的初恋》 |
| 四、衡人评事标准的端正——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 |
| 五、文本整理与史实考证、文本解读 |
| (一) 文本整理 |
| 1.2005年版《鲁迅全集》 |
| 2.王世家、止庵编的《鲁迅着译编年全集》 |
| 3.李新宇、周海婴主编的《鲁迅大全集》 |
| 4.刘运峰编的《鲁迅佚文全集》 |
| (二) 史实考证 |
| 1.王景山 |
| 2.阎愈新 |
| 3.李伟江 |
| 4.王锡荣 |
| 5.陈福康 |
| (三) 文本解读 |
| 六、向文化视野的纵横拓展 |
| (一) 田刚与廖诗忠的两部专着 |
| (二) 鲍国华的专着《鲁迅小说史学研究》 (39) |
| (三) 石祥对鲁迅辑校古籍的研究 |
| (四) 李继凯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 (40) |
| (五) 张铁荣的《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 |
| (六)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3) |
| (七) 吕周聚的《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因素》 (47) |
| (八) 刘青汉的《跨文化鲁迅论略》 (48) |
| 七、中日韩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 |
| 八、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学 |
| (一) 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 |
| (二) 《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 (54) |
| (三) 张梦阳的《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 (55) |
| (四) 杨义的《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 (56) |
| 九、新世纪中国鲁迅学新人与群落 |
| (一) 高远东 |
| (二) 郜元宝 |
| (三) 袁盛勇 |
| (四) 朱德发和山师学派 |
| 1.吕周聚 |
| 2.李宗刚 |
| 3.贾振勇 |
| (五) 郑心伶为首的广东鲁迅研究会 |
| (六) 四川大学的李怡 |
| (七) 福建的鲁迅学传统 |
| (八) 黄健 |
| 十、老学者的新贡献 |
| (一) 林非的新世纪工作 |
| (二) 王富仁的“新国学”及《鲁迅与顾颉刚》 |
| (三) 把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结合一体的钱理群 |
| (四) 朱正的新着 |
| (五) 陈漱渝的新论 |
| (六) 王得后的《鲁迅与孔子》 |
| 十一、鲁迅学史的拓展与进一步反思 |
| 十二、新世纪鲁迅学的特点与不足 |
（3）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概念:电影院 |
| 二、电影院史前史:电影的传入与放映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理论依据 |
| (一) 背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转向 |
| (二) 灵魂:文化研究 |
| (三) 骨架:空间理论 |
| (四) 理论适用与反思 |
| 五、研究框架 |
| (一) 电影院的感知空间 |
| (二) 电影院的社会空间 |
| (三) 电影院的再现空间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编电影院的感知空间第一章 分布 |
| 第一节 中国早期电影院在全国的分布情况 |
| 一、分布概览 |
| 二、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电影院在城市空间的分布:以青岛为例 |
| 一、电影院在青岛的城市空间分布 |
| 二、电影院在青岛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 |
| 三、电影院在青岛的“地方感” |
| 第二章 建筑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 |
| 一、位于广场中心 |
| 二、位于马路交叉口 |
| 三、与街道成排布置 |
| 四、置于其它建筑体内 |
| 第二节 外观风貌 |
| 一、西方梦幻:殖民语境下中国影院建筑的西洋化 |
| 二、民族特色:中国元素与地方性特征的渐现 |
| 第三节 内部空间 |
| 一、兼具多重功能的大厅 |
| 二、从传统戏院到现代观众厅 |
| 三、附属空间的完善 |
| 第四节 设备配置 |
| 一、通风设备与公共健康 |
| 二、冷暖气设备与影院营收 |
| 三、灯的装置:从观赏到照明的需求变化 |
| 第五节 建筑安全 |
| 一、“少奶奶”扇倒大逸乐影戏院始末 |
| 二、建筑规则中的安全标准 |
| 三、工务局、警察局的安全检查 |
| 第三章 声音 |
| 第一节 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
| 一、有声电影的传入 |
| 二、有声电影本土化过程中的特点 |
| 三、观众对有声电影的接受与排斥 |
| 第二节 声音焦虑下的技术、民族与国家 |
| 第三节 国语与方言之争:以粤语片为例 |
| 一、粤语片兴起的契机 |
| 二、粤语片的本土化接受现状 |
| 三、粤语片“禁”与“反禁”的四个阶段 |
| 四、“禁”与“反禁”的两条线索 |
| 第二编 电影院的社会空间第四章 经营 |
| 第一节 资本形式 |
| 一、10年代:外资垄断下的雷玛斯时代 |
| 二、20年代:国人自营电影院的突围与起步 |
| 三、30—40年代:多元化的资本组成 |
| 第二节 供片关系 |
| 一、电影院获取影片的的途径 |
| 二、电影院与制片商的利润分成 |
| 三、供片纠纷与合同的不平等性 |
| 第三节 放映机制 |
| 一、影院等级下的轮次放映 |
| 二、从循环放映到分场放映 |
| 三、放映机制主导下的票价制定 |
| 第四节 营销策略 |
| 一、费尽心力的新片炒作 |
| 二、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 |
| 三、博人眼球的明星登场 |
| 第五节 抗税斗争 |
| 第五章 规训 |
| 第一节 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 |
| 一、吃相百态 |
| 二、秩序混乱 |
| 三、人声鼎沸 |
| 四、色情泛滥 |
| 第二节 空间规训:卫生与文明 |
| 一、中国式卫生 |
| 二、从空间的“卫生化”到卫生的“空间化” |
| 第三节 行为规训:如何看电影 |
| 一、来自精英阶层的改良指导 |
| 二、商业路径中的观影规范 |
| 三、国家权力下的行为控制 |
| 第四节 电影检查:看什么电影 |
| 第五节 规训的效果:抵抗与错位 |
| 一、精英改良的失败 |
| 二、“对号入座”风波 |
| 三、“禁烟运动”的夭折 |
| 四、反思 |
| 第六章 冲突 |
| 第一节 日常纠纷 |
| 第二节 军警之患 |
| 一、军人看白戏及军民矛盾 |
| 二、都市内战——金都血案 |
| 三、军人为何看白戏 |
| 第三节 民族矛盾 |
| 一、电影院中的情感政治 |
| 二、焚烧“汉奸”影片《木兰从军》 |
| 第四节 公会暴力 |
| 一、《假凤虚凰》事件 |
| 二、电影事件中的职业身份认同 |
| 三、公会暴力在电影事件中的复杂性 |
| 第七章 殖民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电影院 |
| 一、疯狂建设与严密控制 |
| 二、商业失败与殖民流产 |
| 第二节 沦陷时期的京津电影院 |
| 一、影院业的“恢复” |
| 二、日伪对电影院的建设、控制与检查 |
| 三、日伪对电影院的殖民利用 |
| 四、商业、爱国与殖民的博弈 |
| 第三节 “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院 |
| 一、“繁荣”的“孤岛”影院业 |
| 二、“繁荣”背后:谴责与辩护 |
| 三、“高调”的商业:日本对上海电影业的殖民策略 |
| 第三编 电影院的再现空间第八章 影片 |
| 第一节 小市民市场下的“武侠神怪”与“鸳鸯蝴蝶” |
| 一、谁是小市民 |
| 二、火烧银幕:武侠神怪片的流行与“销迹” |
| 三、另一个维度:鸳鸯蝴蝶派电影 |
| 第二节 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徘徊的左翼电影 |
| 一、国民党对左翼电影的“推波助澜” |
| 二、小市民喜欢看左翼电影吗? |
| 第三节 映像之别——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分野 |
| 一、地位: “重要”而非“垄断” |
| 二、问题:诲盗、色情与辱华 |
| 三、阻力:文化、节奏与语言 |
| 第九章 媒介 |
| 第一节 笔墨硝烟——报纸广告 |
| 一、电影广告的噱头 |
| 二、电影广告市场的失序 |
| 第二节 视觉代言——电影海报 |
| 一、电影海报的来源、特性与历史 |
| 二、电影海报的三种功能 |
| 第三节 纸上舞台——电影说明书 |
| 一、电影说明书的一般形制 |
| 二、电影说明书之于观众的意义 |
| 三、电影说明书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话语空间——电影批评 |
| 一、影评与公共空间 |
| 二、影评的话语模式 |
| 第五节 以声夺人——唱片与无线电广播 |
| 一、电影歌曲的流行 |
| 二、留声机、无线电对电影的传播 |
| 第十章 群体 |
| 第一节 众生群像——观众 |
| 一、观众结构:谁去电影院 |
| 二、观众心理:为什么去电影院 |
| 三、观众反应:文化的再生产 |
| 第二节 职业困境——影院员工 |
| 一、售(收)票员:为生计奔波 |
| 二、引导员:学“坏”了的女子 |
| 三、译意风小姐:昙花一现的宠儿 |
| 四、解说员:幻影时代的说书人 |
| 五、纠纷与罢工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陈漱渝学术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〇年, 〇至九岁。 |
|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 十至十六岁。 |
| 一九五八年, 十七岁。 |
| 一九五九年, 十八岁。 |
| 一九六一年, 二十岁。 |
| 一九六二年, 二十一岁。 |
| 一九六三年, 二十二岁。 |
| 一九六五年, 二十四岁。 |
| 一九六六年, 二十五岁。 |
| 一九七三年, 三十二岁。 |
| 一九七五年, 三十四岁。 |
| 一九七六年, 三十五岁。 |
| 一九七七年, 三十六岁。 |
| 一九七八年, 三十七岁。 |
| 一九七九年, 三十八岁。 |
| 一九八〇年, 三十九岁。 |
| 一九八一年, 四十岁。 |
| 一九八二年, 四十一岁。 |
| 一九八三年, 四十二岁。 |
| 一九八四年, 四十三岁。 |
| 一九八五年, 四十四岁。 |
| 一九八六年, 四十五岁。 |
| 一九八七年, 四十六岁。 |
| 一九八八年, 四十七岁。 |
| 一九八九年, 四十八岁。 |
| 一九九〇年, 四十九岁。 |
| 一九九一年, 五十岁。 |
| 一九九二年, 五十一岁。 |
| 一九九三年, 五十二岁。 |
| 一九九四年, 五十三岁。 |
| 一九九五年, 五十四岁。 |
| 一九九六年, 五十五岁。 |
| 一九九七年, 五十六岁。 |
| 一九九八年, 五十七岁。 |
| 一九九九年, 五十八岁。 |
| 二〇〇〇年, 五十九岁。 |
| 二〇〇一年, 六十岁。 |
| 二〇〇二年, 六十一岁。 |
| 二〇〇三年, 六十二岁。 |
| 二〇〇四年, 六十三岁。 |
| 二〇〇五年, 六十四岁。 |
| 二〇〇六年, 六十五岁。 |
| 二〇〇七年, 六十六岁。 |
| 二〇〇八年, 六十七岁。 |
| 二〇〇九年, 六十八岁。 |
| 二〇一〇年, 六十九岁。 |
| 二〇一一年, 七十岁。 |
| 二〇一二年, 七十一岁 |
| 二〇一三年, 七十二岁。 |
| 二〇一四年, 七十三岁。 |
| 二〇一五年, 七十四岁。 |
| 二〇一六年, 七十五岁。 |
| 二〇一七年, 七十六岁。 |
| 二〇一八年, 七十七岁。 |
（5）民国儿童玩具设计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儿童发现”与儿童玩具 |
| 第一节 “小大人”的玩具 |
| 第二节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与玩具 |
| 第三节 周氏兄弟的儿童观与儿童玩具研究 |
| 第二章 塑造新式儿童所需 |
| 第一节 陈鹤琴的理论与实践：《活教育》与幼儿园 |
| 第二节 大众眼中的儿童玩具——需求与期望 |
| 第三章 民国儿童玩具的生产与类型 |
| 第一节 民国玩具市场 |
| 第二节 民国玩具制造 |
| 第三节 科学玩具与儿童手作玩具 |
| 第四章 作为符号和象征的儿童玩具 |
| 第一节 儿童年与儿童专号 |
| 第二节 民国儿童玩具展览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第一章 家属关系和叙事伦理 |
| 第一节 家属关系与伦理 |
| 第二节 伦理下的传记叙事观的形成 |
| 第二章 家传文本叙事方式与策略 |
| 第一节 家传叙事中的全面与真实 |
| 第二节 家传叙事中的掩饰、辩解与反思 |
| 第三节 叙事伦理下的传主形象重塑 |
| 第三章 家传叙事中的语言与伦理 |
| 第一节 家传叙事中的语言形态 |
| 第二节 家传叙事中的话语方式 |
| 第三节 作者与传主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起步·周边·丰碑·姿态——陈子善先生学术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偶然”的学术起步:《鲁迅全集》书信卷的注释工作 |
| (一) 鲁迅致国内人士名单 |
| (二) 鲁迅致外国人士名单 |
| 二、“厚实”的学术周边:郁达夫、周作人、创造社、新月社文人和台港文学的研究 |
| 三、“探针”的学术丰碑:张爱玲研究的特殊贡献 |
| 四、“边缘”的学术姿态:非学术话语、非宏观建构的边缘研究 |
| 结束语 |
（8）“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 三、历史的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吴泓专题教学在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
| 1.1 语文课标对现代阅读教学的要求 |
| 1.2 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的现状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语文专题教学研究 |
| 2.2 吴泓专题教学研究 |
| 3 研究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1 语文专题教学 |
| 2 吴泓专题教学 |
| 三 吴泓专题教学的特点和优势研究 |
| 1 特点 |
| 1.1 目标设置体现层次性 |
| 1.2 教学内容呈现整体性 |
| 1.3 教学过程突出开放性 |
| 1.4 学习过程强调亲历性 |
| 1.5 读写教学具有贯通性 |
| 1.6 言语学习重视习得性 |
| 2 优势 |
| 2.1 生成优势 |
| 2.2 整合优势 |
| 2.3 个性优势 |
| 2.4 自主优势 |
| 四 吴泓专题教学在现代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 1 教学目标: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
| 2 教学内容:处理好课内教材与课外资源的关系 |
| 3 学习方式:处理好亲历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的关系 |
| 4 师生角色:处理好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
| 5 巩固学习:处理好练习作业与阅读作业的关系 |
| 6 教学评价: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吴泓:《王安石》专题设计及评析 |
| 附录B: 吴慧丽:《和平的祈祷》专题设计及思考 |
| 附录C: 吴慧丽:《走近鲁迅》课堂实录及反思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21世纪鲁迅研究的态势与困境 |
| 第一,学术高原研究空间的有限性,导致鲁迅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 |
| 第二,学术逻辑的回归与学术民间性的凸显。 |
| 第三,研究立场和价值评价的分野。 |
| 二、历史性研究:“还原鲁迅”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
| 三、学问化研究:知识价值阐释与玄学化倾向 |
| 四、当代性研究:思想本体与时代的关联 |
四、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鲁迅的日本情结[D]. 贾天添. 吉林大学, 2019(02)
- [2]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J]. 张梦阳.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2)
- [3]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D]. 刘磊. 山东大学, 2018(12)
- [4]陈漱渝学术年谱[J]. 程桂婷,范桂真. 东吴学术, 2018(03)
- [5]民国儿童玩具设计思想研究[D]. 魏溢.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6]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D]. 谭惠玲. 扬州大学, 2018(01)
- [7]起步·周边·丰碑·姿态——陈子善先生学术研究述评[J]. 袁洪权. 关东学刊, 2017(11)
- [8]“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9]吴泓专题教学在中学现代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吴慧丽. 温州大学, 2017(03)
- [10]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J]. 张福贵.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