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希望·信心

一、期待·希望·信心（论文文献综述）

孟翀^[1]（2021）在《整合技术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核心参与者,是确保教育质量的中坚力量。围绕为什么培养教师,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培养教师等课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一直贯穿教育教学变革的始终。教师反思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逐渐成为广大教育决策者、管理者以及一线教师关注教师发展的重要问题。信息技术作为新兴的学科领域,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融入到教师教育当中,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助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信息技术对教师教育的影响,已经由早期的配合者、支持者角色转变为教师教育的参与者,并逐步走进教师教育的课程教学的内核,成为当前教师教育变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技术视角下的教师应该怎样进行教学反思?整合技术视角下教师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成为教师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特别是整合技术视角下教师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教师个体的专业成长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研究利用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教师反思性教学理论以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构建了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来探索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提出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发展的有效策略与发展建议。研究发现,第一,为了预先掌握与呈现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发展现状,为后续质化的个案研究以及实证验证提供坚实的现实基础。研究根据相关理论,确定了整合技术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反思发展的实践、认知、情感、元认知、批判以及道德等六个方面的维度,利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问卷法收集样本原始数据,采用SPSS 22.0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的数据分析方法,来反映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整体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整体发展水平并不理想,在性别属性、年龄、学历背景、教龄、工作职称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为后续质化的个案研究以及实证验证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第二,因为具体教学情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教师教学反思行为的不稳定性,本研究离不开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与教学中具体的教学决策。因此,研究根据样本的水平将总样本分为低等水平组、中等水平组以及高等水平组,在分组基础上选择了教师M、N以及O三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法、非参与式课堂教学观察法、生活史分析相融合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采用扎根理论的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及选择性编码三阶段理论,凝练与归纳了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影响因素的核心类属与次级类属,确定了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和过程影响因素,并深度描绘影响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影响相关因素的本质内涵,以及确定相关影响因素之间定性结构关系。为后续量化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本研究在前期理论框架建构与个案研究相关结论基础上,建构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影响因素理论假设,设计调查问卷进行测量,同样选择个案的样本总量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CB-SEM）相结合的模型法进行实证研究,确定了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和过程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结构关系。最后,本研究综合考量个案研究的质化结论与问卷调查法的量化研究结构,以及影响因素的定性结构关系与量化结构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从教师教学反思发展的文化根基、实践范式、发展逻辑、平台建设、监控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小学语文教师整合技术教学反思能力发展的建议。同时,针对实施中存在的争议或问题,并结合本研究从学科环境创设、信息技术课程培训、保障措施等提出优化策略。

郭兆萱^[2]（2021）在《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文中提出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是体育教师对自己身为教师的整体的概念,即教师在个人与社会的持续活动中形成的对于教师职业的价值、情感、能力、投入等方面总体的看法。“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体育教学的质量受体育教师质量的影响,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改进和加强。体育教师肩负着培养体育人才、提高学生体育素养和身体素质的重要责任。通过调查,研究我国普通高中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的现状、分析我国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差异及影响为提升学校体育工作质量奠基。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调查长春市普通高中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情况,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长春市普通高中的600名体育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数理统计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细致分析。研究结果表示:长春市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整体水平比较高。第一,男性体育教师在投入认同方面明显比女性体育教师高。第二,年龄在31-40岁的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水平最高。第三,教龄在11-15年的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最高。第四,其他学历程度的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显着低于大学本科毕业的高中体育教师。第五,二级运动员以下或无运动等级的体育教师对于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更高。第六,校内无兼职的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显着高于校内有兼职的体育教师。第七,公办学校体育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显着高于民办学校。第八,学校地域差异对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没有产生显着影响。第九,六个自变量对“职业认同”均有显着的预测力,依序为社会认同、价值认同、投入认同、福利待遇、能力认同和职业期望,而且六个自变量共可有效解释“职业认同”的100%的变异量。针对长春市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体育教师社会声望。第二,完善体育教师评价机制。第三,保障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第四,提升体育教师薪酬水平。第五,缩小学校办学性质差异。第六,建议体育学科纳入高考。

李敏^[3]（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认为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陈慧^[4]（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商健华^[5]（2021）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家、跨组织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相应地,企业和研究人员也逐渐开始考虑,如何使文化异质、短期的团队快速运作起来,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这时,亲和需求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本文将此背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旨在探讨亲和需求的满足形式和对个人及团队的影响,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选题动机在于以下两点:1)在跨文化团队中,为满足亲和需求而展开的互动会因个体和文化而异。然而,对于亲和信号和亲和需求影响的文化特异性,目前仍几乎没有系统的比较文化研究。2)此外,关于亲和需求的研究多集中在包括德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中国,亲和需求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基于上述选题动机,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是怎样的?2)亲和需求对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团队合作有什么影响?3)与德国或西方的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有何不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总结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所体现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与前人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特特点。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帮助外国友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事的亲和需求,从而促进其团队合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达成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应用了质性研究辅以量化研究的三角测量法。在前期准备阶段,本研究首先对Strohschnei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之上,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并选择符合研究目的的研究对象。在数据收集阶段,首先组织10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分两组进行团队合作实验,创造团队合作的环境;其次,在实验中、访谈前和访谈后分三轮对实验录像进行观察,择取符合研究目的的互动片段;最后,使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法收集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相关信息。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使用质性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转写和分析。本文基于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所使用的亲和信号可分为言语、非言语、伴随言语和意动型信号等四大类,各大类之下又包含若干小类（见下表）。#122)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学生的团队合作中体现在个人感知、人际关系、团队凝聚力和实现工作目标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子类属（见下表）。#12通过将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进行比较,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使用的绝大多数亲和信号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微笑、笑、集体代词“我们”等。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感知到的亲和效应也大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缓解紧张、增强自信、增强团队凝聚力等。2)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体现出了显着差异。在亲和信号方面,本研究发现部分亲和信号具有更为细致的下分类属。例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微笑和笑被普遍认为是亲和信号,但是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出现了掩饰尴尬的笑这一细分类属。部分受访者并不接受将这种笑划分为亲和信号。再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表达赞赏或认可的话语属于亲和信号。但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敷衍的赞赏和认可并不能满足部分受访者的亲和需求,甚至还会给他们留下负面印象。类似的亲和信号还包括给出建议的下属分类给出不务实的建议,化解冲突的下属分类“和稀泥”等。此外,本研究还分析得出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不曾包含的全新亲和信号。这些亲和信号包括可能性主观推断、昵称、语气、语速、音量、组织行为、谦让行为和闲聊等。最后,本研究发现某些亲和信号并不一定能够引发亲和感知。这些亲和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笑、抚摸、拥抱、缩短体距、目光交流、回答问题、化解冲突、组织行为和介绍新的团队成员等。在亲和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亲和信号不仅能够提升团队工作效率,个别亲和信号也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例如谦让行为对团队讨论的阻碍效果,这丰富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亲和信号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此外,本研究总结得出了心理负担、促进互相了解、促进人际关系、指明改进方向、提升工作投入度、明确工作方向、维护和谐氛围和全面考虑问题等全新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文化-个人-情景模型对研究结果和现有理论基础的不同之处加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果:1)文化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首先,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民族文化促生了部分亲和信号。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原则的影响,敷衍的赞赏和认可以及“和稀泥”等亲和信号应运而生;在面子原则的作用下,可能性主观推断被用来表达反对观点和批评;在谦让原则的主张下,团队成员会互相谦让,但这可能会导致团队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影响部分亲和信号的感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下,包括微笑、笑和谦让行为等在内的交际信号在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些信号并不具备亲和信号的实质,而仅是在维护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使他们对这些信号持中性立场。其次,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亚文化影响。本研究的受访者体现出两大集体特征,即年轻开放和熟知德国文化。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本研究发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变迁。例如,“和稀泥”这一行为有效维护了团队氛围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下应属于亲和信号。但受到德国文化务实原则的熏陶以及年轻一代文化变迁的影响,部分受访者认为“和稀泥”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冲突,因而不能视其为亲和信号;还有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德国会和亲友拥抱,但是在中国不会,这其中也蕴含了德国体触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2)个人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例如,具有广泛社交范围的受访者对微笑、笑和目光交流等交际信号早已习以为常。这些信号仅能满足他的基础交际需求,而无法满足他的亲和需求。再如,部分受访者受性格影响而无法接受亲密的体触行为,拥抱等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不适。3)情景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由于本研究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作为研究背景,部分亲和信号被受访者视为这一具体情境中达成团队目标的必备环节。这些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询问个人感受、征求个人观点、回答问题和介绍新成员等。部分受访者认为,上述信号仅服务于团队工作,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上述信号属于亲和信号。总的来说,受文化、个人和情景的三重影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体现出了多样复杂的特点。当前,跨文化团队在企业和组织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我国鲜有关于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研究。所以,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将来跨文化团队中亲和互动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加深国外友人对中国同事亲和需求的理解。

杨小红^[6]（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魏子亮^[7]（2021）在《高中生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与数学学习策略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智力因素对于一个人能否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会起到显着的作用。然而,当下大量的研究结果均将人成功的原因指向另一个因素——非智力因素。更有研究发现非智力因素对人能否成功的影响甚至高于智力因素。但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一直在就如何培养和利用非智力因素进行探索。逆商、积极心理资本作为非智力因素,已经受到了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重视。因此,如何教会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进而改善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帮助学生摆脱数学学习困境、减轻数学学习压力,进而提升数学逆商和积极心理资本水平是当前数学教育需要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青海省西宁市548名高中生的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数学学习策略进行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以及分析。探讨了高中生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与数学学习策略间的关系。分析了西宁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数学逆商以及积极心理资本的现状,并对三者从性别和年级两个角度进行了差异性的研究;以及两两之间的相关、回归,探讨了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对数学学习策略的预测作用;利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对积极心理资本在数学逆商和数学学习策略间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性别角度来分析问题发现,高中生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其数学学习策略上,而数学逆商和积极心理资本不具有明显的男女之间的区别;其中,元认知策略上的区别在高中男生和高中女生之间体现最为明显。从年级角度来分析问题发现,高中三个年级之间的区别同样主要存在于其数学学习策略之间,而数学逆商和积极心理资本在不同年级的高中生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高中生积极心理资本以及数学逆商与数学学习策略之间均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分开来看,二者都可以对数学学习策略进行有效的预测,而且二者能够共同预测数学学习策略。积极心理资本在数学逆商和数学学习策略之间存在明显的中介作用,在中等水平数学逆商的高中生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焦海艳^[8]（2020）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成效的比较研究 ——基于从教准备度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教师教育专业化和高度化的背景之下,发展研究生层次的教师教育已是国际趋势,也是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方向,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日益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质量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2009年开始实施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以来,大部分培养院校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用的是传统的历时态模式。一些研究表明,历时态模式下理论与实践难以融合的问题仍然存在。为此,许多高校都在尝试推进融合模式的改革,融合模式特别强调课程学习、教育实践和论文研究等的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以期达到整体意义上的融合。那么,融合模式是否比历时态模式的培养成效更好?如果前者比后者更好,好在哪些方面?原因何在?搞清楚这些,对于思考和推进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选择以从教准备度来表征教育硕士培养的成效,并以此比较融合模式与历时态模式的培养。本研究主要回答两个研究问题:（1）两种模式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从教准备度如何?（2）两种模式下各主要培养环节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度的贡献如何?本研究采用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从D大学选取2018年7月行将毕业的402名全日制教育硕士和16位教师教育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生命故事线等方法收集数据。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开展:（1）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调查,构建《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度和培养模式分析框架》。（2）依据分析框架,设计《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发展状况及培养模式各环节对其贡献度问卷》,并运用该问卷对两组对象进行调查。（3）对两种模式下各主要培养环节的贡献度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追加访谈以验证和解释调查结果。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历时态模式相比,融合模式培养的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从教准备度处于更好的发展水平。通过对两种模式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从教准备度具体维度的比较发现,二者在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维度的从教准备度呈现显着差异,在专业知识的准备度方面并无显着差异。具体而言,融合模式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发展更显着,而在教育知识的具体维度,融合模式下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发展水平略优于历时态模式的全日制教育硕士。即是说,融合模式的培养成效优于历时态模式。第二,两种模式下各主要培养环节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度的贡献存在显着差异。在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微格教学、学科专业类课程、学科教学类课程及教育理论类课程方面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融合模式下的全日制教育硕士更加认同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微格教学、学科专业类课程、学科教学类课程和教育理论类课程对其从教准备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对融合模式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度的发展显着地具有“最重要”的贡献;微格教学、学科专业类课程、学科教学类课程、教育理论类课程和通识教育类课程对融合模式下的全日制教育硕士从教准备度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贡献。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融合模式之所以取得很好的培养成效,专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是核心要素,以动态思维设计和实施教师培养课程是关键路径,系统化、主题化和常态化的反思活动是主要措施,教师教育者之间的有效合作是重要保障。

张琪^[9]（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LEE W00NG^[10]（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二、期待·希望·信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期待·希望·信心（论文提纲范文）

（1）整合技术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4）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高中生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与数学学习策略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成效的比较研究 ——基于从教准备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期待·希望·信心（论文参考文献）

• [1]整合技术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师教学反思的影响因素研究[D]. 孟翀.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普通高中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D]. 郭兆萱. 吉林体育学院, 2021(02)
• [3]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D]. 商健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6]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7]高中生数学逆商、积极心理资本与数学学习策略的关系研究[D]. 魏子亮.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8]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成效的比较研究 ——基于从教准备度的视角[D]. 焦海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4)
• [9]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10]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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