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论文文献综述）
武超[1]（2021）在《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同文学研究者关于文学批评的定义或许会有些许差异,但学界普遍认为的文学批评活动,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主体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这其中,批评主体身份主要与批评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批评者所遵照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主要与当时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密不可分;批评对象是批评活动的焦点;批评方法是批评活动的外在具体表现;而表达批评主体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则是批评活动的最终目的。以上各部分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所谓文学批评转型就是指构成文学批评活动的上述要素均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本论文的选题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是立足于清末民国历史变革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将此期文学批评之一的骈文批评作为研究重点。清末民国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总结期,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不仅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封建儒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作为骈文批评转型核心动力的“文学”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在具体的骈文批评转型过程中,此期出现的大量骈文研究类论着除了在批评形式、批评媒介等外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外,而且在批评框架、批评内容等内部体系构建上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当然,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拟在介绍清末民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骈文批评主体、文学观念变革下的骈文批评、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骈文批评的内部体系构建以及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对骈文批评的转型进行一番综合研究。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为绪论。考虑到清末民国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转折期而且也是文学发展的转型期,所以论文首先拟对清末民国骈文研究的整体现状进行一番综述和总结,并针对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提出自己的思考,另外对本论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一个时间界定。第二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背景。骈文批评在清末民国发生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文体——骈文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骈文整理与总结活动的开展。而且,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此期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也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封建儒士转变为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者具有留洋经历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继承传统文学批评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对骈文进行了一番整理和总结。这不仅直接导致二三十年代骈文整理和研究活动的兴盛,而且间接促成了骈文批评的转型。第三章为“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路径,主要从清末民国“文学”观念变革的角度出发,对此期“文学”观念演进下骈文批评转型不同的路径选择进行梳理和论述。文学观念作为骈文批评发展的核心动力,它的变革会直接导致不同时期持不同“文学”观念的批评者对待骈文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从骈文批评形成的六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骈文批评一直围绕传统文章学观念展开;到了清末民国,“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仍旧希望通过挖掘传统文学资源来构建中国式“文学”观,因而他们在尝试过程中不仅对骈文这一典型的传统文体进行了重新阐释,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和价值。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倡导者则试图构建白话文学观,他们主张将由文言文构成的古代文学彻底摒弃,因此作为文言文学典型代表的骈文无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新文化运动内部成员的质疑和反对。当然,清末民国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纯文学”观念引入的初期,因其强调文学审美的属性与讲求语言之美属性的骈文“不谋而合”,所以谢无量等人直接将受西方“纯文学”观念而形成的“美文”概念与骈文进行对接阐释。此外,也有像李详、孙德谦等人继续着旧的批评模式而有所发展。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意义上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学者对于骈文的整理和总结也呈现出现代性特征,这也标志着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第四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外部形态表现,主要对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转型进行研究。清末民国“文学”观念的逐步现代化,不仅促成了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而且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其批评的外部形态也从传统注重直觉感悟的文话、选本、评点式批评向着逻辑清晰、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论着式批评发展。当然,骈文批评外部形态的转型不仅包括骈文研究论着的产生,而且诸如文话、选本这两种传统批评形式借助高校骈文讲义和新式骈文选本实现“旧瓶装新酒”式的转换过程。此外,这一时期报刊的出现不仅直接促成了骈文专题论文的产生,而且极大开拓了骈文批评的公共领域。第五章为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内部体系构建,是在第四章骈文批评外部形态分析的基础上由表及里地深入研究,着重探讨民国骈文批评如何在体系构建上向现代逐步转型。清末民国以前的传统骈文批评多侧重于在选本、文话中对骈文具体体裁进行单独且零散的总结,并没有形成宏观且系统的骈文批评体系。民国以来出现了大量的骈文作法、骈文概论类着作以及骈文专题式论文,虽然这些论着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骈文批评体系的口号,但却在客观上做着骈文批评体系现代性构建的努力。他们不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骈文批评的框架,而且使得骈文批评的内容逐步理论化和科学化。这不仅是骈文批评在民国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且也对现代骈文批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意义。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为当代骈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一大批骈文研究者的努力,不仅使骈文研究独立为一门专深的学问,而且其形成的多维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为当代骈文研究指明了路径。另一方面,清末民国先辈学者在骈文批评转型路径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对我们当下骈文研究极具借鉴和启发意义,他们的经验表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才应该是我们当下骈文研究的恰当选择。
张然[2]（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英娜[4]（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认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孟冬冬[5]（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认为“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崔京宪[6]（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孙吉娟[7]（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李智[8]（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提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孔庆荣[9]（2019）在《“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随着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这一变化的成因、动力、特点及影响尚需作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叙述者”这一功能性人物作为研究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在“叙事干预”视角下研究叙述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而描述文本内部的运行机制。叙述者对文本的操纵被称为“叙事干预”,是叙述主体对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实施的影响,是小说主题建构、文本意义生成以及修辞效果提升的重要手段。叙述者既是叙述的主体,也是“叙事干预”的主体,是开展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的重点,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和外延,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复杂的文本世界研究小说的形式特征和叙述者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对于小说的组织结构、运行规律和形式美学有较强的解释力。宏观而言,整个文本都是叙述者实施干预后的结果;微观来说,叙述者对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程式化特征以及评论性话语等都可以实施操控。叙事文本是叙述者对故事素材实施操控后的一种呈现方式,蕴含着叙述者的叙事动机、修辞意图和伦理立场。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叙述者的干预行为为研究重点,聚焦小说的形式特征及变化规律,将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勾连,综合考虑小说界革命、出版业发展以及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避免文本的阐释陷入机械教条的符号分析中。同时,基于“叙事干预”的宏观分析模型和微观分析模型,研究“叙事干预”的对象、干预方式和干预意图特点,具体分析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叙述者评论以及译者干预等方面的特点,分析这一特殊时期小说文本复杂的形式特征。本文主体结构分为第1章、第2-6章、第7章三个单元,分别完成了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背景和转型研究现状的概述、以“叙事干预”透析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的五个向度、借助典例进行主题示范和合理性加强这三项任务,研究发现最终指向“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两个方面的文本特征。研究认为,这两个文本特征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体现了叙述者主体性的复杂变化以及小说文本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反映了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渡期状态。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分析小说的形式特点,已经触及小说内部的运行机制和自足性特点,有助于更好的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特征。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叙述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视角变换意识,通过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的转变,叙述者从无所不知变为有所不知,突出了人物在文本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改变叙事交流模式,逐步淡化叙述者的说书人痕迹,叙述者和受叙者的程式化交流模式出现了变化,另外丰富了人物话语交流模式,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无引导性对话等话语模式,极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语义密度和情感传递效果,有助于突出人物在场感、弱化叙述者声音、制造语境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叙述者个人身份的隐藏以及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叙述者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改变叙事结构,叙述者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结合,突出叙事结构的时空特点;通过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形式改变时间结构的因果关系和顺序关系,通过构建人物线和主题线来创设叙事空间;通过缀段式结构和分层叙述实现叙述进程的纵向发展,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建构了典型的叙事结构。二是突出了对“故事”和“话语”的评论,叙述者以评论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对故事情节、故事人物、故事主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评论性干预,凸显了叙述者的价值观倾向、伦理意图和元叙述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三是凸显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小说翻译过程中再叙事的执行者,译者通过对叙事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叙事语言的“干预”,使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更加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形成了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特殊的文本特征,对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带来了明显影响。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的叙述者对叙述权力既有自我限制,也有自我张扬。整体而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是比较突出的,反映了传统小说在这一特殊时期复杂的文本特征。清末民初的小说处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中间地带,期间既有叙事传统逝去的尾声,又融入了现代小说的质素;既有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传承、激活、创新,又有对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学习、借鉴、应用。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叙事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下,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式微;翻译小说的叙事技巧激发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被时间遮蔽的部分,限制叙事、心理叙事、倒叙叙事、自由直接引语等传统小说中非主流的叙事技巧在这一时期被激活,使用频率日趋增高,赋予了传统小说新的生命力;现代思想、法理精神、民主意识等叙事主题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关注的重点。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表现、成因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丰富中国小说的“叙事诗学”,进一步指导小说的创作实践,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认为,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影响了小说转型的路径、方式和趋势,与中国小说自身传统共同推动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乃至转型。西方叙事实践让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和发展有了参照和对比的范式。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轫阶段,叙事理论的发展和小说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传承与创新共存的过渡期特征,传统小说在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的现代化特征逐步凸显,中国小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自此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尚钟慧[10]（2019）在《大江健三郎《被河马咬了》（节选）翻译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翻译文本节选自第十一届川端康成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短篇小说《被河马咬了》的同名序章及《“河马勇士”和可爱的野鲮》,原文第一版由文艺春秋社发行于1985年。在该作品中,作者大江健三郎将真实历史事件进行了文学性的处理,表现出了大江独特的文学想象力。本翻译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翻译任务的描述,主要讲述了翻译任务背景,简单介绍了作者和翻译文本,并探讨了翻译项目的意义和难点,第二部分是翻译过程,主要分为译前准备、制定翻译计划、翻译初稿以及译文审校。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译者在文学文体学理论的指导下,从叙事视角转换等方面对译文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翻译总结,译者对此次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二、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1.1 民国时期的清末骈文研究概况 |
| 1.1.2 1980 年以后的清末、民国骈文研究概况 |
| 1.1.3 台湾、香港地区的清末民国骈文研究概况 |
| 1.2 论文的研究范围界定以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1 论文的研究范围界定 |
| 1.2.2 论文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2 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背景 |
| 2.1 清末民国骈文文体的衰落 |
| 2.1.1 西学东渐对传统骈文的冲击 |
| 2.1.2 白话文运动对骈文地位的挑战 |
| 2.2 清末民国骈文的整理与总结 |
| 2.2.1 保存国学与清末民初骈文的整理 |
| 2.2.2 民国中后期对骈文的回顾与总结 |
| 2.3 西学东渐与骈文批评主体的转型 |
| 2.3.1 骈文批评主体身份的转变 |
| 2.3.2 新型骈文批评者的特点 |
| 3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过程 |
| 3.1 清末以前传统文章学观念下的骈文批评概述 |
| 3.1.1 六朝至隋唐:作为一般文章形态下的骈文批评 |
| 3.1.2 宋、元、明:作为专门文章体制的四六批评 |
| 3.1.3 清代以来:骈散相对观念下的骈文批评 |
| 3.2 建构中国式“文学”观的尝试与骈文批评 |
| 3.2.1 刘师培“藻饰”文学观与骈文正宗论 |
| 3.2.2 章太炎“泛文学”观与骈文的归属问题 |
| 3.2.3 黄侃“文质兼备”文学观与骈散互融论 |
| 3.3 “五四”白话文学观下的骈文批评 |
| 3.4 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传入与骈文的嫁接阐释 |
| 3.4.1 审美超功利文学观的传入与“美文”“实用文”的形成 |
| 3.4.2 “美文”与骈文的嫁接阐释 |
| 3.4.3 “美文”与骈文嫁接阐释的利弊得失 |
| 3.5 主流“文学”观之外的传统式骈文批评 |
| 3.5.1 李详的骈文批评 |
| 3.5.2 传统式骈文批评的殿军之作《六朝丽指》 |
| 3.6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与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 |
| 3.6.1 现代文学观念范畴下骈文的逐渐缺席 |
| 3.6.2 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 |
| 4 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外部形态表现 |
| 4.1 清末之前骈文批评的主要形态 |
| 4.1.1 清末之前的骈文批评形态 |
| 4.1.2 清末之前骈文批评的特点 |
| 4.2 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主要形态 |
| 4.2.1 传统骈文批评形式的新生 |
| 4.2.2 新式骈文批评形式的出现 |
| 4.3 报刊与骈文批评形态的转型 |
| 4.3.1 报刊与骈文批评专题论文的产生 |
| 4.3.2 报刊与骈文批评公共领域的开拓 |
| 5 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内部体系构建 |
| 5.1 民国以前传统骈文批评的内部形态 |
| 5.1.1 六朝至唐代骈文批评的内部形态 |
| 5.1.2 宋、元、明三朝骈文批评的内部形态 |
| 5.1.3 清代骈文批评的内部形态 |
| 5.2 民国骈文批评框架的逐步确立 |
| 5.2.1 骈文作法类文本中骈文批评框架的初步构建 |
| 5.2.2 骈文论着类文本中骈文批评框架的逐步确立 |
| 5.3 民国骈文批评内容的理论化和科学化 |
| 5.3.1 骈文发生原因的探讨 |
| 5.3.2 骈文发展史的探讨 |
| 5.3.3 骈文与其他文体关系的探讨 |
| 5.3.4 其他方面的探讨 |
| 6 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意义 |
| 6.1 为当代骈文研究奠定了基础 |
| 6.1.1 使骈文研究独立成为一门专深的学问 |
| 6.1.2 为当代骈文研究指明了路径 |
| 6.2 为当代骈文研究提供了启示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轴心时代”的概念及意义 |
| 二、“诗学”的含义及范围 |
|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 |
| 一、春秋时代的城邦结构与空间想象 |
| (一)春秋时代城邦的基本空间结构 |
| (二)城邦想象与“天人合一”的关系 |
| (三)宇宙的道德化与“以德配天” |
| 二、古希腊城邦文明与理性传统的形成 |
| (一)禁锢的生存条件与求知欲 |
| (二)悲剧意识:从神话到艺术 |
| (三)民主精神与人本意识 |
| 三、城邦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 |
|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 |
| (二)古希腊公民的德性与正义 |
| (三)城邦社会的文学史意义:以先秦诗歌为对象 |
| 第二章 诗的说唱和演唱形式 |
| 一、说唱与叙事艺术的形成 |
| (一)古希腊的说唱形态及种类 |
| (二)说唱艺术的叙事策略 |
| (三)《荷马史诗》的叙事逻辑 |
| 二、演唱与抒情文学的形成 |
| (一)“百兽率舞”与抒情艺术的萌动 |
| (二)《乐记》对乐舞的强调 |
| (三)诗、骚“情兼雅怨”的共性抒情内涵 |
| 三、人性世界与神性世界:“唱”的不同指向 |
| (一)先秦演唱文学中的人性基因及表现 |
| (二)神人二元性在古希腊说唱文学中的表现 |
| 第三章 风诗与史诗 |
| 一、风诗:中国诗歌原型 |
| (一)“风”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含义 |
| (二)“十五国风”的音乐文学属性 |
| (三)风诗的“谲谏”属性 |
| 二、史诗:西方叙事文学原型 |
| (一)史诗的文化身份 |
| (二)《荷马史诗》的人性观念及文学史意义 |
| (三)史诗与戏剧的会通 |
| 三、民族性与诗体的形成 |
|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语言与思维问题 |
| (二)语言与诗体风格的形成 |
| (三)审美差异与诗体的关系 |
| 第四章 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 |
|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 |
| (一)“雅”与诗教 |
| (二)“温柔敦厚”与诗教 |
| (三)“成于乐”与诗教 |
| 二、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
| (一)《老子》的诗性内涵 |
| (二)《庄子》的诗性智慧:自然与自由 |
| 三、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与中西暗合 |
| (一)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
| (二)柏拉图对“美”的理性认知 |
| (三)柏拉图的“和谐”论:由音乐形式上升到城邦正义 |
| 第五章 《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 |
| 一、两种艺术发生观的会通 |
| (一)《乐记》的“感物说” |
| (二)“模仿说”的沿革及构成 |
| (三)“以类相动”:感物说与模仿说的会通 |
| 二、两种艺术功能论的会通 |
| (一)《乐记》独特的人性观 |
| (二)《乐记》从人性出发的道德指向 |
| (三)《诗学》的道德目标:“快感”与“净化” |
| 三、两种艺术真实论的会通 |
| (一)“情真”:《乐记》“着诚去伪”观的提出 |
| (二)“理真”:《诗学》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诠释 |
| (三)形式之真:《乐记》与《诗学》艺术真实观的共性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8）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9）“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小说叙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说的叙事转型 |
| 一、小说叙事转型的内涵 |
| 二、小说叙事转型的背景 |
| 小结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 |
| 一、研究的主要发现 |
| 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下一步研究重点 |
| 三、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
| 小结 |
| 第三节 叙事干预：研究视角的建构 |
| 一、叙事干预：诸要素 |
| 二、“叙事干预”的分析模型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视角的转型 |
| 第一节 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 |
| 一、叙事视角概念内涵 |
| 二、叙事视角的分类：全知型与限制型 |
| 三、传统视角意识萌芽与叙事实践 |
| 小结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的叙事视角 |
| 一、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分离 |
| 二、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者讲述自我经历 |
| 三、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者通过日记、书信和梦叙事 |
| 四、限制叙事发展趋势：叙事视角的多元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小说叙事交流模式的转型 |
| 第一节 章回体小说程式化特征的式微 |
| 一、叙事交流格局的程式化 |
| 二、叙事交流格局程式化的式微 |
| 小结 |
| 第二节 人物话语交流模式的转型 |
| 一、传统小说人物的话语交流模式 |
| 二、清末民初小说人物的话语交流模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说结构的时间性 |
| 一、小说叙事的时间顺序 |
| 二、小说时间顺序的多样化趋势 |
| 小结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小说结构的空间性 |
| 一、清末民初小说的空间特点 |
| 二、小说空间结构的横向缀段式特点 |
| 三、小说空间结构的纵向层次性特点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小说的叙述者评论与叙事干预 |
| 第一节 叙述者评论：对故事的干预 |
| 一、关于叙述者的评论与干预 |
| 二、叙述者干预：对故事人物的评论 |
| 三、叙述者干预：对故事主题的评论 |
| 四、叙述者干预：对社会风俗的评论 |
| 五、叙述者的故事干预发生的变化 |
| 小结 |
| 第二节 叙述者评论：对话语的干预 |
| 一、元叙述：自我暴露 |
| 二、程式化语言：意在言外 |
| 三、不完全叙述：意犹未尽 |
| 四、叙述者身份特征的流变 |
| 五、叙述者的话语干预发生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与译者 |
| 一、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概况 |
| 二、清末民初小说译者的特点 |
| 三、清末民初小说译者的使命 |
| 四、译者行为与翻译叙事 |
| 小结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与“译者干预” |
| 一、译者干预与译本主题 |
| 二、译者干预与译本人物 |
| 三、译者干预与译本情节 |
| 四、译者干预与译本结构 |
| 五、译者干预与叙事语言 |
| 六、译者评论与译者干预 |
| 小结 |
| 第七章 个案分析：“叙事干预”视角下的小说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创作小说：以《劫余灰》为例 |
| 一、关于《劫余灰》 |
| 二、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 |
| 三、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 |
| 小结 |
| 第二节 翻译小说：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为例 |
| 一、关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
| 二、译者干预对叙事模式的影响 |
| 三、《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
| 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发现 |
| 三、研究结论 |
|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10）大江健三郎《被河马咬了》（节选）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中文摘要 |
| 日语原文 |
| 汉语译文 |
| 翻译报告 |
| 1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翻译任务背景 |
| 1.2 翻译文本简介 |
| 1.2.1 作者介绍 |
| 1.2.2 文本介绍 |
| 1.3 翻译项目的意义和难点 |
| 2 翻译过程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翻译资料和翻译工具的准备 |
| 2.1.2 翻译理论准备 |
| 2.1.3 翻译方法及策略 |
| 2.2 译后校对及分析 |
| 3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语言形式层面的句式处理 |
| 3.2 引语的翻译 |
| 3.2.1 直接引语的翻译 |
| 3.2.2 间接引语的翻译 |
| 3.3 人物描写相关内容翻译 |
| 3.4 破折号的运用、处理 |
| 3.5 词汇的翻译 |
| 3.5.1 汉日同形异义词的翻译 |
| 3.5.2 专有名词的翻译 |
| 3.5.3 复合词、短语的翻译 |
| 4 翻译实践体会总结 |
| 参考文献 |
四、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D]. 武超. 辽宁大学, 2021(02)
- [2]“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5]“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7]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8]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9]“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D]. 孔庆荣.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10]大江健三郎《被河马咬了》（节选）翻译报告[D]. 尚钟慧.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