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为什么是农民？

一、阿Q为什么是农民?（论文文献综述）

潘莉,石岸书^[1]（2021）在《阿Q的新变与低调的启蒙——改革初期跨媒介视野中的三个“阿Q”》文中研究说明在"五四"和鲁迅的时代,阿Q或许是从启蒙主义出发塑造的最为典型的被启蒙者形象,他象征了启蒙主义视野下典型的国民性。在改革初期,新启蒙主义伴随着"伤痕"潮流兴起,它通过将"新时期"叙述/想象为新的"五四",重新高扬人道主义和主体性话语,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富活力、最具影响力的思潮。①特别是围绕着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开展的隆重活动和广泛宣传,

魏策策,张雨^[2]（2021）在《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城乡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国民性"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鲁迅堪称这中间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不仅在一系列的思想性表达中,而且在诸多的文学书写中,以其特有的修辞方式和叙事模式,构建了有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等等二元对立结构,并以此为前提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虽然指向其翻译外国文学的初心,但关涉到中国文化借力他者完成现代转型的矛盾,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开创于"五四"时期的城乡书写的认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翻译活动是鲁迅完成启蒙的有效途径,而在启蒙语境下的城乡书写,也就由此得以界定。

张孝德^[3]（2021）在《《阿Q正传》：超越“国民性”之上的“人性”叙事》文中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Q正传》绝对是最具有魅力的作品之一。伴随着这部作品而生的,是其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史。“说不尽的阿Q”不断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研究、阐释,在作品发表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小说的接受史,就会发现国民性批判之说贯穿始终,俨然成为盖棺定论之势。如果说,国民性是一国的人性弱点,那么它必定也归属于人性的范畴。建国后,人性论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禁区,然而新时期后,也鲜有文章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来阐释作品。其实,我们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文本,就会发现,阿Q的言行都是出于正常的人性需要,他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古今中外的人都会使用的。不仅是阿Q,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赵太爷、邹七嫂等人物也都是出于人性之私。《阿Q正传》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就在于小说对人性的展现,尤其是对人性幽暗面的揭示。这也让我们深入了解鲁迅作为一位人性论者,他一直都在致力于人性之全。同时,小说对幽暗人性的揭示为个人的生存,也为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警示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提出从人性论的角度挖掘《阿Q正传》的艺术价值。第一章梳理《阿Q正传》的接受史,指出小说所经历的启蒙式解读到政治解读,再到国民性解读的过程。然而这些解读都无法解释小说经典化的原因所在。第二章分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指出精神胜利法的普遍使用性,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选择。鲁迅所要批判的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对精神胜利法的不当使用。此外,本章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指出阿Q的恋爱、革命都是出自于阿Q正常的人性所需,赵太爷、吴妈等人对待阿Q的行为也都是出于人性的私欲。本章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文本取得超越时代价值的原因就在于其对人性的展示。第三章分析了小说的超越性意义。本章指出小说对于深化认识鲁迅的意义,鲁迅是一位人性论者,并非仅仅是国民性批判者和反封建者,他的创作都是出于“致人性于全”。此外,小说对幽暗人性的揭示也对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有重要意义。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阿Q正传》经典化原因就在于它不仅仅停留于国民性,而是在不断展示和探索超越国民性之上的人性。

李海霞^[4]（2021）在《再论“中间人物”——从周立波《替阿Q辩护》说起》文中认为周立波《替阿Q辩护》一文以向农民朋友讲阿Q的形式对现代文学中作家对农民的主观情感问题提出了疑问与辩护。而"中间人物"这一概念既包含了这一辩护传统,又反映了当代文学与农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与赵树理将农民问题化的写作方法不同,周立波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以风格化的艺术手法,将中间人物性格作为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的调节器,逐渐形成了周立波小说阴柔、幽默、温暖的"笑"的艺术特点。

许子东^[5]（2021）在《“五四”新文学，到底“新”在哪里——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学的特点,简单概括成:一、白话文创作;二、相信科学民主,批判礼教吃人;三、忧国忧民,启蒙救亡;四、接受进化论等西方思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五四"与晚清文学的关键性区别在哪里?第一,白话文创作,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小说都已经在使用白话文,李伯元、刘鹗等人的文学语言,和"五四"小说没有本质区别;第二,启蒙救世,梁启超从理论到实践,早就开始了"五四"忧国忧民之路。李伯元想教官场的人怎么做官,

LEE W00NG^[6]（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毕瑶菲^[7]（2020）在《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的视觉修辞研究》文中提出学界对于文学插图与文学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当代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视觉化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视觉去获取信息,文学插图由于可以满足文学文本在视觉表现方面的不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优势开始凸显。优秀的文学插图是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可以有效的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提成读者的阅读体验,加深对文学文本的印象。在这视觉化优势的影响下,文学插图是否真的能够完整的表达文学文本的主旨以及在转译的过程中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学插图的创作除了受文学文本的影响,还受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社会环境、创作过程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之所以选择丰子恺《阿Q正传》作为研究文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丰子恺在艺术界和文学界都深有造诣,只有对文学文本有着深刻的解读能力的艺术家,才能够在把握好文学插图的创作规律和艺术特性的同时也很好的表现出文学文本的精神内涵;第二,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发行之后饱受争议,受到了周作人、冯雪峰等文学大家的强烈批评,反而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具有争议性;因此,本文选择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作为研究文本是具有代表性的。视觉修辞是研究图像如何作用于观者以达到视觉劝服的目的,本课题研究主要是运用视觉修辞的研究方法对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的视觉语言进行研究,其中包括视觉语言的艺术风格、修辞表达、语图关系三个方面,进而探讨文学插图的语图关系对视觉修辞的启示,以期为文学插图的设计方法提供理论指导。

宋瑶^[8]（2020）在《鲁迅小说中的“底层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底层叙事”是新世纪逐渐兴起的文学潮流,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革,很多作家学者纷纷将目光投放到底层这个群体,他们书写底层的苦难,为底层发声。学界也在不断探讨知识分子是否有为底层代言的权利以及应该如何去书写底层。作为“底层叙事”传统的代表作家,鲁迅与当代“底层叙事”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于对整体国民性的批判以及通过文学表达人的复杂性。虽然两者的历史语境有所不同,但是以“底层叙事”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鲁迅小说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以及进行叙事的创作技巧,为当代的“底层叙事”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论文的第一章对鲁迅创作的出发点进行分析,即以“为人生”为目的对底层社会进行书写。在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底层人物形象,他们分属于各色各样的群体,例如知识分子、妇女、农民等等。他们存在着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被传统的宗法制度所束缚,在泥淖中挣扎求生,在群体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那些社会中的“零余者”、“边缘人”、“局外人”都被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零余者”们为了反抗、革命被群体所镇压,“边缘人”们因为成为了“不洁不详”之人被漠视,“局外人”则因为受过挫折和磨难用疏离的面具武装自己。而那些存活在群体内的人们则产生了两种极端的特点,作为个体来讲,他们缺乏主体性,生活的困境、教育的缺失、统治者的压迫让他们变得麻木、沉默、怯懦。而作为群体的他们,因为群体力量的增强变得专横、残忍,容不得一丝反抗的声音。第二章主要对鲁迅进行“底层叙事”的叙事姿态与叙事视角进行分析。鲁迅属于精英阶层,会不自觉地对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底层群众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对其作出否定性的建构。但是鲁迅是一个善于反思和自省的人,他有着辩证的思维系统,所以在他笔下所书写的底层是复杂的、矛盾的,而不止是属于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刻板印象。第二节则对鲁迅的叙事角度进行分析,他在不同作品中运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对故事进行讲述,无论是内部聚焦还是零度聚焦都有利于阐述小说本身的叙事主题以及推进相应的情节发展。第三章内容着重探讨鲁迅小说的底层叙事策略,分别从象征主义叙事、对话性、叙事结构、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对小说的内容进行分析。不同的叙事策略为鲁迅的小说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也让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小说的主题脉络、诗意特征。第四章归纳了对鲁迅小说中“底层叙事”的反思与借鉴。鲁迅对底层的关注也就是对国民性的关注,启蒙者在进行启蒙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的困境,例如知识分子和底层之间存在的隔阂、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等等,但是鲁迅还是以坚定的姿态不断前行。第二部分则着重探讨鲁迅的“底层叙事”与新世纪的“底层叙事”之间的差别,鲁迅是着眼于对阶级压迫的表达,对国民性的批判。而新世纪的“底层叙事”更多的是对底层苦难的书写,关注阶层之间的差异。鲁迅小说中关于“底层叙事”的叙事技巧以及精神追求对当代的“底层叙事”文学创作也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其准确朴实、简洁有力的文学风格与当今很多的空洞、套路化、谄媚化的文学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许子东^[9]（2019）在《“奴隶”、“奴才”与“奴隶性”——重读《阿Q正传》》文中认为"奴隶"与"奴才"是鲁迅文章中常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有时看上去意思接近甚至不无混淆,但实际上有微妙且意义重大的区别。辨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可以是我们探讨鲁迅思想和创作并重读《阿Q正传》的一个角度。而且,小说《阿Q正传》中还直接出现了另一个概念"奴隶性"。这三个概念的复杂关系,是本文研讨的重点。

王祺^[10]（2019）在《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关于邵荃麟的解读主要呈现两种态势:出于政治批判而认为其文艺思想政治性不足而审美性有余;出于审美立场而强调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处理。近几年则主要是试图将两种态势融合,但是又有“去语境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抗战后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所阐发的文艺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从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切入,探讨为其鲁迅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的新现实主义“典型论”、体现审美功利性的新人道主义,揭示“典型论”和功利性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考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学习和理解,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邵荃麟文艺思想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到后来背离“主观论”的转变,揭示出背后两种文艺范式的复杂纠葛。从而以邵荃麟为视角呈现抗战后期国统区左翼文论界的转向路径。本文首先考察了邵荃麟抗战时期围绕阿Q进行的鲁迅研究。具体来说,邵荃麟利用阶级论区分了阿Q与阿Q主义,指出阿Q主义作为奴隶失败主义是应该被批判的,而阿Q作为阿Q主义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由此,邵荃麟的鲁迅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国民性批判对阿Q国民劣根性（即阿Q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则将阿Q作为一个受害者而加以同情,从而实现了对国民性批判范式的突破。此外,因为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受到过冯雪峰的影响,所以本文结合冯雪峰对阿Q的讨论,说明阶级论对启蒙论国民性批判范式的延续与改写,正体现了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对阶级论与启蒙论国民性批判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同时内在于邵荃麟抗战时期对革命的民族文化的理解之中。其次,本文在第二部分讨论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核心,即新现实主义与新人道主义。其中,以“典型论”为中心的新现实主义论述,不仅是邵荃麟的鲁迅研究所诉诸的理论资源,也是其从事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不过,受制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理论界对创作主体问题的关注的影响,邵荃麟在揭示“典型论”的内涵和阶级论本质时,不可避免地突出了作家主观思想力的作用。而新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对战斗性的强调。这一强调首先是以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面目出现,通过批判远离现实的个人化审美,邵荃麟强调了审美的现实功利性,尤其是战斗性。然而无论是新现实主义“典型论”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还是新人道主义功利性对作家情感的突显,都指向了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本文通过梳理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的具体经历,来考察邵荃麟在国统区背景下学习、理解《讲话》的过程。正是在对《讲话》的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中,邵荃麟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转变为对“主观论”的背离;对作家主体性的突显也转变为强调作家应通过深入人民群众,改造自身思想情感,从而进行阶级改写,成为新的历史主体中的一员。邵荃麟的这一思想转变其实也是一种从鲁迅左翼传统转向带有鲜明阶级立场和党派性的延安文艺方向的重要变化,由此也可窥见国统区左翼文论界在抗战后期的变化图景。

二、阿Q为什么是农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阿Q为什么是农民?（论文提纲范文）

（1）阿Q的新变与低调的启蒙——改革初期跨媒介视野中的三个“阿Q”（论文提纲范文）

（3）《阿Q正传》：超越“国民性”之上的“人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4）再论“中间人物”——从周立波《替阿Q辩护》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的视觉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鲁迅小说中的“底层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奴隶”、“奴才”与“奴隶性”——重读《阿Q正传》（论文提纲范文）

（10）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阿Q为什么是农民?（论文参考文献）

• [1]阿Q的新变与低调的启蒙——改革初期跨媒介视野中的三个“阿Q”[J]. 潘莉,石岸书. 鲁迅研究月刊, 2021(10)
• [2]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论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城乡视角[J]. 魏策策,张雨.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3]《阿Q正传》：超越“国民性”之上的“人性”叙事[D]. 张孝德. 湖北师范大学, 2021
• [4]再论“中间人物”——从周立波《替阿Q辩护》说起[J]. 李海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4)
• [5]“五四”新文学，到底“新”在哪里——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J]. 许子东. 名作欣赏, 2021(04)
• [6]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7]丰子恺《阿Q正传》插图的视觉修辞研究[D]. 毕瑶菲.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6)
• [8]鲁迅小说中的“底层叙事”研究[D]. 宋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奴隶”、“奴才”与“奴隶性”——重读《阿Q正传》[J]. 许子东. 现代中文学刊, 2019(05)
• [10]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D]. 王祺. 重庆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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