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住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鹏[1]（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陈阳[2]（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林莉[3]（2020）在《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风险管理从概念提出到理论体系完善,再到实践应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社会生产生活复杂化,以及人们对自然灾害等偶发性风险认识的不断深入,风险管理研究成熟度不断提升。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推动风险管理与行业发展有效融合,试图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提升经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减少甚至消除风险事件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因占用资金巨大、开发投资周期长、影响因素复杂、竞争激烈等不确定因素,始终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众多专家学者对房地产开发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房地产公司开发投资经营目标的实现,需要公司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涉及的全过程、涵盖的全要素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评价、科学的风险度量分析、系统可行的风险应对控制。在我国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市场化发展以后,竞争不断加剧,市场化风险不断叠加,房地产企业作为房地产市场参与的主体,要实现良好的运营发展,就需要高度重视自身的有效风险管理。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逐渐趋于成熟,房地产开发投资企业通过建立完善组织架构和完备管理体系逐渐赢得市场。但是,像DZ公司一类的在特殊背景下建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因为缺乏风险意识,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组织人员配备不充足,无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也不能有效应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风险事件。一旦风险事件发生,就给公司带来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和无法承受的损失,轻则导致局部开发投资不能正常推进,重则导致公司整体开发投资停滞,甚至使公司陷入无法走出的困境而不能正常运营。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研究表明,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风险的预测,更在于通过科学的分析、合理的识别,提出科学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并通过切实的风险管理行动对风险进行防范化解。有效的风险管理既能将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还能将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科学合理的应对和有效的处置,彻底化解风险事件、降低风险损失,最终走出风险困境。本文试图基于对传统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利用,通过对传统风险管理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案例分析,利用宏观分析、中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开展风险研究。结合对自贡市的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参与主体如房地产开发投资企业、中介、消费者等,对自贡市房地产市场摸底调查。立足于对宏观环境的分析和对本地市场的充分调研,基于对DZ公司发展路径、公司管理现状的分析,通过风险探究、风险分析、风险评估,深入分析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面临的竞争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及法律风险,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分析风险原因。根据DZ公司呈现的风险特征寻找当前风险事件可能的解决路径,试图帮助DZ公司有效化解当前风险危机,走出因风险管理缺失导致的风险困境,并争取在脱困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希望对房地产开发投资风险管理进行理论应用和实践补充。
龙俊鹏[4]（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景刚[5]（2019）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改革、城市化建设和城镇旧房改造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发展机遇,也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产业链长,上下游相关行业多,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乘数效应。房地产投资增长在城市化建设、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人们居住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0年,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房地产投资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接近20%,虽然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均占有较高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房地产投资高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弊端和风险,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业泡沫对日本经济的拖累,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间接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些足以说明,房地产业的非理性发展对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如火如荼,由于房价的高企和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各级政府也多次出台了调控政策。针对房地产投资到底与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对经济增长是正向还是负面影响等方面问题,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定量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等。本文在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探索,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的:（1）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基础,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总结和梳理了前人的研究经验、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简要分析评述;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对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理论做了分析和阐述,包括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空间集聚经济学等,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用机制部分主要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机理进行理论探讨与定性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支持。（2）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该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并分析了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发展现状,然后实证检验了房地产投资与GDP、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的关系。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相互影响显着,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贡献明显,工业化发展即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房地产投资增长。（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分析。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在不同规模、不同增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着,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降低,并且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抑制作用。（4）分区域分时段对比研究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全样本、分地区、分地区分时段分别建立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高,2008年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地区变化不大,中部地区明显升高,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5）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该部分首先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然后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房地产投资要素（这里指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其人力、资本、技术、产品等）流动引致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会形成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受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势在必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适当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利于扩大内需,巩固近年来去产能所取得的成果,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2）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必然会带动城市房地产需求的增加,房地产投资应与城市发展相匹配。适当的房地产投资能够为城市提供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和城市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和增加就业人口,促进城市化建设。（3）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合理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并采取区域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价调控与房地产投资调控应区别对待,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时,制定和实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不影响房地产投资的政策,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的积极作用。（4）房地产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基于地区间的房地产投资要素的流动来实现的,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空间溢出效应及结构异质性,特别是制定区域性房地产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经济邻近的区域房地产产业链的形成。（5）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短期波动影响较大,过快或过慢的房地产投资增速都预示着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房地产市场暴涨暴跌,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干扰。所以保持平稳的房地产投资对促使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创新点为:（1）本文从理论上探析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机制,揭示了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本文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发现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但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其影响效应下降。（3）本文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贡献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均具有正向影响,对第二产业的贡献要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
徐浩[6]（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徐小芳[7]（2019）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的指责和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幸福感,并尝试构建各种幸福指标量化幸福。现在幸福感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也是应用在衡量评估政策效果中的新方法。很多学者实证研究了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公共支出规模越大,居民报告的幸福感越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这种正向影响取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还有学者认为在考察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不应该忽略个体在收入、教育、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结果受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居民的个体特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幸福的向往愈加强烈。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政府和学者完善发展了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自从200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重发展民生以后,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倾向有目共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生领域依然积累了很多欠账。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改变这种民生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的均衡发展。如何使民生财政支出更好更有效率地为民众服务,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让民众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了民生财政支出最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国内外公共支出影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评述,明确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及支出范围。第二,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产生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考察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以及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第三,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入手,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中介作用。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公共支出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中国扩大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阐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部分。首先,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梳理了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再次,梳理了三条作用机制影响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三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部分。首先,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财政政策和民生财政政策演变,归纳了2000年以来民生财政支出及各分项的发展变化趋势。其次,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迁以及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动态。再次,概括了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地位和应用,并介绍了民生财政支出与三条作用机制以及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第四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为了检验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第四章使用CFPS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并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检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在计量方法上,选择使用混合OLS、面板有序probit、随机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面板分位数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研究。这个部分检验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找到并检验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这三条路径的间接传导作用。这部分主要使用了逐步回归与面板联立方程等数学方法。此外,也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对比了作用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民生财政支出会显着提升国民幸福感,其中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2）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越高的人群积极影响越大,而且民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要显着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3）不同民生财政支出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当期对国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医疗卫生支出与住房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当期和滞后一期不一致。（4）收入不平等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遮掩效应,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种遮掩或者中介作用也存在地域和城乡差异。其中,收入不平等的遮掩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但是城乡差异不明显。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现实,本文提出了促进民生财政支出以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建议:（1）坚持民生财政支出以人民群众的偏好需要为导向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专家论证制度和民意表达机制。（2）加大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切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具体来说:优先发展教育,增大教育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关切中低收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稳定房地产产业部门,建设住房保障的长效作用机制。（3）兼顾不同幸福感人群的不同需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社会现实,避免多而无效,使民生财政支出真正能惠及全体人民。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斐[9]（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王通[10]（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二、试析住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住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3）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思路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数据 |
| 2.文献综述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研究综述 |
| 2.1.2 国外研究综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房地产开发的风险内涵 |
| 2.2.2 房地产开发的风险特征 |
| 2.3 房地产开发的相关政策梳理 |
| 3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程与现状 |
| 3.1 DZ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3.1.1 历史沿革和发展轨迹 |
| 3.1.2 DZ公司风险管理现状 |
| 3.1.3 自贡市住房问题调研 |
| 3.2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程 |
| 3.3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管理现状 |
| 4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识别 |
| 4.1 竞争性风险 |
| 4.1.1 外来竞争者激增 |
| 4.1.2 市场供大于求 |
| 4.1.3 产品竞争力缺失 |
| 4.2 流动性风险 |
| 4.2.1 产品积压严重 |
| 4.2.2 产品变现率低 |
| 4.2.3 高杠杆融资 |
| 4.3 政策风险 |
| 4.3.1 楼市调控风险 |
| 4.3.2 区域规划风险 |
| 4.3.3 税收政策风险 |
| 4.4 法律风险 |
| 4.4.1 内部法律风险 |
| 4.4.2 外部法律风险 |
| 5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成因分析 |
| 5.1 竞争不确定性 |
| 5.1.1 房地产商向中小城市转移 |
| 5.1.2 产品同质化严重 |
| 5.1.3 产品线单一附加值低 |
| 5.2 现金流无稳定性 |
| 5.2.1 过度投资资金周转困难 |
| 5.2.2 产品交易受限资金难变现 |
| 5.2.3 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单一 |
| 5.3 政策不确定性 |
| 5.3.1 行业调控政策偶然性 |
| 5.3.2 政府总体规划重心转移 |
| 5.3.3 税收优惠向民生工程倾斜 |
| 5.4 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 |
| 5.4.1 暗藏内部法律隐患 |
| 5.4.2 外部法律危机激增 |
| 6 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防范 |
| 6.1 实行按需供应的策略 |
| 6.1.1 竞争由被动变主动 |
| 6.1.2 根据市场需求定位产品 |
| 6.1.3 丰富产品线提高产品附加值 |
| 6.2 加强内部资金监管策略 |
| 6.2.1 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 |
| 6.2.2 清除交易障碍 |
| 6.2.3 守住杠杆红线,拓宽融资渠道 |
| 6.3 制定以政策为导向的策略 |
| 6.3.1 提高产业预判精准度 |
| 6.3.2 掌握信息及时调整方案 |
| 6.3.3 积极投资惠民工程 |
| 6.4 强化公司法律能力建设 |
| 6.4.1 强化公司内部法律能力建设 |
| 6.4.2 注重公司外部法律能力建设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5）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
| 2.2 房地产投资与相关产业 |
| 2.3 房地产投资与区域经济 |
| 2.4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3 城市化、集聚经济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4 投资乘数效应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3.2.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
| 3.2.3 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保障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
| 4.1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 |
| 4.2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2.3 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协整检验 |
| 4.2.4 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影响关系分析 |
| 4.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关系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 本章研究结论 |
| 5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度量 |
| 5.2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不同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2 不同增速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4 本章研究结论 |
| 6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
| 6.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度量 |
| 6.2 单位根检验与描述性分析 |
| 6.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样本实证分析 |
| 6.3.2 分地区实证分析 |
| 6.3.3 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3.4 分地区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4 本章研究结论 |
| 7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7.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度量 |
| 7.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度量 |
| 7.3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分析 |
| 7.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7.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效应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研究结论 |
| 8 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 |
| 8.4 研究展望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 |
| 2.1 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 |
| 2.1.1 公共支出的“民生”导向 |
| 2.1.2 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界定 |
| 2.2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界定 |
| 2.2.1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与衡量 |
| 2.2.2 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
| 2.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 |
| 2.3.1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依据 |
| 2.3.2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2.3.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分布 |
| 2.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2.4.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理论依据 |
| 2.4.2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2.4.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2.4.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第三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
| 3.1.1 中国财政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1.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政策演变 |
| 3.1.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影响因素及现状 |
| 3.2.1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2.2 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
| 3.2.3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
| 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第四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计量方法与模型选择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2 民生财政支出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3 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4 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5.1 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5.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5.3.2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5.3.3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6.1 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6.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 6.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6.3.2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6.3.3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7.1 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7.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7.3.2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7.3.3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的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试析住房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2]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3]DZ公司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风险研究[D]. 林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4]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D]. 景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7]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D]. 徐小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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