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调查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乔松慧[1]（2021）在《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现状分析研究》文中认为水是生命之源,自2015年我国正式迈入农村饮水安全阶段以来,农民的满足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由于显着的城乡差距,虽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的情况尚不清晰。本文通过文献收集整理、理论与实际结合、数据统计、对比分析等方式,收集了我国关于农村饮用水水质安全方面的相关论文、学术报告、统计数据、各地统计年鉴及相关文件,将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汇总了不同阶段全国范围内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的污染程度、水质时空特点以及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现状,并对农村地区水质改善提出建议。研究内容和得出结论包括:（1）以公开发表的水质数据为依据,总大肠菌群数、细菌总数、浑浊度和氟化物为调研对象,对影响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的典型污染指标分析,自2005年至2018年间,总大肠菌群数超标率在东部典型农村地区由33.8%降到21.3%,中部地区由40.3%下降到22.3%,西部地区由54.4%下降到22.4%,东北地区由36.7%下降到23.7%;细菌总数的超标率在东部典型农村地区超标率由31.2%降到16.4%,中部地区由37.2%下降到17.7%,西部地区由39.2%下降到18.9%,东北地区由31.7%下降到19.6%。东部地区浑浊度的超标率由14.6%下降到9.3%,中部地区由19.7%下降到14.9%,西部地区由23.1%下降到16.7%,东北地区由18.3%下降到16.9%。大部分地区氟化物超标率在10%以下。（2）全国范围内农村饮用水水质时空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从时间的角度,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随时间合格率逐年提高,整体合格率由40%提升到65%,我国东部地区水质合格率由2005至2008年的48.1%提高到了2015至2018年的61.1%,中部地区由40.1%提高到57.5%,西部地区由44.4%提高到59.2%。东北地区水质合格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水质合格率由2005-2008年的68.1%降低到2015-2018年的60.1%。从空间的角度,东部地区水质合格率较高,东北地区水质出现一定波动,此外同一水质指标在不同典型农村地区存在差异,以总大肠菌群数、细菌总数、浑浊度、氟、铁、锰、硝酸盐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四个地区的典型农村进行对比分析,全国范围内总大肠菌群数超标率的平均水平在38%,东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典型省份超标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水质指标的超标率也呈现一定地域特点。（3）结合我国农村饮用水典型水质指标污染现状和农村饮用水水质时空特点,表明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逐年提高,饮水不安全人口数减少。但就目前了解到的公开数据来看,存在部分地区农村饮用水水质数据报道偏少;水质合格率整体还有待提高,到2018年,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平均水平为65%。可以通过饮用水在水源地保护、输配水管网基础设施铺设、消毒问题的落实、居民用水习惯以及用水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与质量提升等方面对农村饮用水水质进行改善。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各方联动、鼓励农村地区饮水工程和管理模式的创新等方式来改善农村饮用水水质。
赵泽中[2]（2021）在《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粪秽既是农业系统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卫生工作中需要处理的不洁之物,粪秽处理由此兼具生产与卫生的双重面相。过往对粪秽处理问题的研究或是从肥料的角度给予关注,或是从污物的层面进行讨论,尚未见到将生产与卫生结合起来的系统考察。此外,对积肥用粪问题的分析较少措意于集体化时期;粪秽清洁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城市,未对农村的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无形之中造成研究主题的残缺。有鉴于此,本文试将生产与卫生两种面相结合起来,梳理1912-1965年间山西省农村地区积肥用粪与卫生清洁的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生产与卫生、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以人畜粪便为主体的农家肥料虽是近代山西农村社会的主要肥源,但在家户、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构成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为改善民族形象、保障国民健康,逐步在农村开展清洁工作,不过其努力受到农民观念、时间、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始终效果不彰。中共治理下的肥料工作和清洁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即见萌芽。1949年后在化肥生产能力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中共不断强调农家肥料的重要性,对肥料的积、沤、运、施等环节加以严密组织,有力推动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共巧妙地使清洁运动共享着肥料工作的意义轨道和组织资源,并对双方在对象范围、工作时间与处理方法上的矛盾进行调适,使农村粪秽处理呈现出“卫生与生产相结合,卫生为生产服务”的特点,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了农村积肥用粪与环境卫生的同向发展。然而,历史的实践是曲折的,当生产与卫生工作相互脱离甚至违背现实时,粪秽处理亦随即出现偏差,因此集体化时期农村粪秽处理工作在整体进步态势中仍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失衡特征。在高度组织化的肥料工作与清洁运动中,现代性的技术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步得到推广,老农、技术干部、劳动和卫生模范等群体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种社会变革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现代和传统的互相连接,也立足于中共的意义构建与持续实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由此而空前密切起来。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徐有威[4]（2020）在《上海小三线医疗卫生事业档案选编（1）》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1968年3月中央在河南大别山召开的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精神,由上海市冶金局及上钢五厂负责人包建的为"五〇七"高炮提供部分铸锻毛坯和军工钢材的原材料工厂,其隶属冶金局和后方基地管理局。1968年8月5日开始选点,1969年4月1日走点,同年5月初动土,1970年4月28日出钢,1972年全面投入生产,1984年5月开始启动调整交接工作,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江维正[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卫生和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针对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一面着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一面总结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等病媒虫兽,减少和防止疫病威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中共中央于1952年将卫生防疫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健康,影响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卫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泛深入开展对于改善环境卫生、防止和减少疾病、维护和增进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仍是当前发展卫生事业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无疑可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钥匙”与现实启示。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践成效及历史经验,力图达到“复原历史”、“以史鉴今”之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研究中,本着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思想、方针政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念,立足全国的视野与高度,结合地方的精度与深度,从全国着眼,从地方着笔,以重庆为实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成效与经验,力求从重庆市贯彻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中,揭示和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以期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状况和美军细菌战两方面论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又重点分析了侵朝美军在我国东北等地发动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二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卫生防疫思想、卫生工作方针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决策、指示等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阐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四大卫生方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原则,从卫生事业的工作方向、应对疾病的科学方法、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涵。爱国卫生工作的相关理论充分体现了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等。第三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即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主要活动、检查与评模等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活动内容。（1）重庆市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的相继建立、各级领导的重视、规范的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卫生资源等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为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卫生常识结合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3）开展了“讲卫生、除四害、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冷饮管理”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春、夏季的爱国卫生运动;（4）阐述了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定期检查和群众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后的评模是为了在各个领域树立典范、形成激励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向前发展。第四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主要从减少疾病,促进生产、增进卫生知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历史成效。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知识水平,养成了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习俗,保证了爱国增产和生产建设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政治认同感,树立了中共新形象,提升了重庆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第五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分析总结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参考和重要导向。
黄丽娜[7]（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公共卫生护士是西方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产物。伴随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公共卫生观念不断传入中国社会。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在社会中不断推进,社会对于推动该事业发展的专业人才——公共卫生护士的需求与日俱增。民国时期,一部分社会精英逐渐意识到了培育公共卫生护士人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培育公共卫生护士队伍的条件渐趋成熟。20世纪2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护士学校与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合作,首开培养公共卫生护士人才的训练班,这标志着中国专门的公共卫生护士开始出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随着公共卫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公共卫生护士群体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共卫生护士群体主要来源于政府开办的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除此之外,民间的一些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以及其它的一些社会组织等,也开始进行此类人才的培养工作。由于这一时期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培养标准,因此各地所培育出的公共卫生护士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有所差异。从性别构成来看,这一群体的组成主要为女性成员。在群体分布上,因各地公共卫生事业开展的进度不同,再加上公共卫生护士群体本身规模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护士群体在各地的分布尚不均衡。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公共卫生护士积极从事各项公共卫生建设工作,主要包括卫生教育、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妇婴卫生以及环境卫生等。在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努力下,这些活动在一些城市和部分乡村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各种活动推动了中国医疗卫生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和相关事业的进步。但是,由于受到经费投入、工作分配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发展受限,其职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不过,这一时期公共卫生卫生护士群体的活动,为此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田晋嘉[8]（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蒋昌辉[9]（2020）在《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国疫病高发的省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正处于民国时期疫病的高发时段,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剧了防疫形势。战后卫生与防疫建设直接关系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更关乎湖北重建及民族前途。因此,湖北省公布历年防疫计划和卫生部门建设计划,绘制卫生与防疫建设蓝图,以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不断调整卫生行政系统:卫生处直属省政府,统领下属各级卫生机关,包括直属机关和监督及指导机关;直属机关包括省级的省立医院、传染病院等,监督及指导机关包括县级的县卫生院、乡镇卫生所等。卫生处是全省卫生事宜的指导及监督者,各级机关是工作的实操者,为战后重建提供组织保证和人员基础。为有效防控疫情,湖北省政府发挥各级卫生机关基层作用,及时调查和上报各地疫情,以便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夏令卫生运动,举办防疫宣传周,通过传单、漫画等方式以广防疫常识;在疫情发生之时,采取应急预防接种,有效控制传染源,及时救疗患者。防疫工作与卫生建设息息相关,除了应急性防疫措施外,经常性卫生建设更能够有效杜绝或减少疫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是防疫治本之策:第一,发挥卫生行政的作用,改组和充实各地机关,加强复员卫生工作。第二,加强预防保健工作,通过卫生运动增强卫生意识,办理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业务以改良公共环境卫生,尤其注重厕所改造和饮水消毒,喷洒DDT以切断害虫传播疫病途径。第三,针对疫病易感人群,如孕妇、婴儿、儿童,此类人群的自身免疫力较成年人低,且幼儿的卫生习惯多未养成,卫生机关与有关机关密切协作,共同办理妇婴卫生及民族保育政策,推进学校卫生工作,借助儿童节举办时机开展儿童健康比赛,唤起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的关注。第四,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通过配发药械及现金等物资给予援助,有力推动了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是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恢复时期,1946-1948年是其大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后期,各卫生机关被降级或取消,卫生业务难以为继,是时局在卫生防疫事业上的反映。总之,文章基于对湖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卫生档案、地方志等材料的解读和分析,就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方面展开探讨,其趋势是向善的,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重视与研究,以期对解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所启发。
李玉尚[10]（2020）在《从城镇到乡村:民国时期江南公共卫生的扩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江南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1930年代初期是江南公共卫生机构的扩张时期,卫生机构集中分布在南京和上海周边地区以及其他城市周边地区,显示出公共卫生由城市向乡镇和农村扩张的迹象。烈性传染病的触动和西医的推广可能是这一扩张的重要动力。在1945～1949年的浙北地区（嘉兴、吴兴、硖石镇）,除了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外,在医疗机构与设施、环境卫生与食品卫生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1950年代的公共卫生扩张是1945～1949年的延续,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伟大的成就之一。
二、关于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调查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现状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农村饮用水水质方面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农村饮用水水质方面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2 调研资料与分析方法 |
| 2.1 数据调研概述 |
| 2.2 分析方法 |
| 3 影响农村饮用水水质的典型水质指标调研分析 |
| 3.1 农村饮用水中微生物学指标的调研分析 |
| 3.1.1 微生物学指标数据调研及超标情况分析 |
| 3.1.2 微生物指标超标的原因分析 |
| 3.1.3 典型农村地区微生物指标的污染现状 |
| 3.2 农村饮用水中浑浊度指标的调研分析 |
| 3.3 农村饮用水中氟化物指标的调研分析 |
| 3.3.1 氟化物指标的数据调研及超标情况分析 |
| 3.3.2 氟化物超标的原因分析 |
| 3.3.3 典型农村地区氟化物指标的污染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时空特点分析 |
| 4.1 农村饮用水水质随时间变化特性 |
| 4.2 农村饮用水水质随空间变化特性 |
| 4.2.1 各地区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的空间分布特性 |
| 4.2.2 不同地区典型水质指标超标率变化特性 |
| 4.3 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时空变化特点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饮用水水质现状及改善建议 |
| 5.1 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安全工作发展现状 |
| 5.2 我国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现状 |
| 5.3 城乡水质差异现状 |
| 5.4 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改善面临的问题 |
| 5.5 优化农村饮用水水质的建议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创新点与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史料、概念与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农村粪秽处理的不同面相 |
| 第一节 生产传统中的积肥用粪 |
| 第二节 卫生改良中的污秽病源 |
| 第三节 粪秽处理的区域不平衡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共治理下的肥料工作 |
| 第一节 农肥的收集制造 |
| 一、积肥 |
| 二、造肥 |
| 三、投肥 |
| 第二节 农肥的空间移动 |
| 一、由城到乡 |
| 二、拾粪活动 |
| 三、由村到田 |
| 第三节 农肥的施用技术 |
| 一、农肥施用技术的发展 |
| 二、农肥施用技术的推广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治理下的清洁运动 |
| 第一节 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1937-1953) |
| 一、科学与革命的纠缠 |
| 二、卫生与生产的结合 |
| 第二节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初期(1953-1960) |
| 一、“卫生与生产相结合”的变形 |
| 二、除害灭病的政治加速度 |
|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1960-1965) |
| 一、回归中的“变” |
| 二、发展中的“不变”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山西省有关农家肥料的谚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上海小三线医疗卫生事业档案选编（1）（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开展三线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1) |
| 二八一二指挥部(通知)转发卫生组《关于开展三线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的通知(1) |
| 三关于开展春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请示报告(2) |
| 四八一二指挥部(通知)批转上海后方卫生工作组《关于开展春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 |
| 五中共吕梁地委关于文水县人民医院一起严重医疗事故的查处报告(1) |
| (一) |
| (二) |
| (三) |
| 六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水县人民医院一起严重医疗事故的通报(1) |
| 七卫生部文件: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文水县人民医院一起严重医疗事故的通报》的通知(1) |
| 八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文件通知(2) |
| 九上海后方卫生工作组关于转发《沪卫革(72) 16号通知》的通知(1) |
| 十长江医院关于探望病人和陪客问题的报告(1) |
| 十一转发《长江医院关于探望病人和陪客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 |
| 十二关于救护车至贵池的收费通知(2) |
| 十三关于转知长江医院陪客管理制度的通知(1) |
| 十四关于白蚂蚁虫害情况报告(1) |
| 十五关于排除贵池县疑似二号病的调查报告(2) |
| 十六贵池钢厂腹泻病人发病情况调查报告(1) |
| 一、流行病学调查 |
| 二、腹泻病人临床情况 |
| (一)一般情况 |
| (二)临床表现 |
| (三)实验室检查 |
| 三、传染因素分析 |
| 四、病因方面的探讨 |
| 五、预防措施 |
| 十七卫生简报:后方单位腹泻病情报道(1) |
| 十八关于去长江医院就诊和住院的规定(1) |
| 十九批转厂医务室《关于去长江医院就诊和住院的规定》的通知(1) |
| 二十家属区环境卫生条例(1) |
| 二十一家属区环境卫生处罚条例(1) |
| 二十二关于要求确保我厂劳保医院长江医院医疗力量的紧急报告(2)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及过程 |
| 1.2.2 爱国卫生运动的分期及内容 |
| 1.2.3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评价 |
| 1.3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时间界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
| 1.4.2 空间界限:重庆市 |
| 1.4.3 内容界定:爱国卫生运动 |
|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状况 |
| 2.1.1 疫病流行猖獗 |
| 2.1.2 环境卫生恶劣 |
| 2.2 防范美军细菌战的需要 |
| 2.2.1 侵朝美军发动细菌战 |
| 2.2.2 中共中央应对细菌战 |
|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 |
| 3.1 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思想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 |
| 3.3 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卫生防疫的指示 |
| 4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内容 |
| 4.1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 |
| 4.1.1 中央卫生组织机构 |
| 4.1.2 重庆卫生组织机构 |
| 4.1.3 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和议事制度 |
| 4.1.4 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资源 |
| 4.2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 |
| 4.2.1 宣传之初群众不正确的认识 |
| 4.2.2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开展 |
| 4.2.3 重庆市宣传动员的成效 |
| 4.3 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活动 |
| 4.3.1 讲卫生 |
| 4.3.2 灭四害 |
| 4.4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与评模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 |
| 4.4.2 爱国卫生运动的评模 |
|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 |
| 5.1 减少疾病 |
| 5.2 促进生产 |
| 5.3 增进卫生知识 |
| 6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 |
| 6.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6.2 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 |
| 6.3 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 |
| 6.4 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报纸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产生与发展 |
| 一、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
| 二、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
| 第二章 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结构分析 |
| 一、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来源 |
| 二、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教育程度 |
| 三、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性别构成 |
| 四、中国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分布 |
| 第三章 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职业活动 |
| 一、卫生教育工作 |
| 二、疾病预防与诊治工作 |
| 三、妇婴卫生工作 |
| 四、环境卫生工作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群体评析 |
| 一、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社会地位 |
| 二、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的社会影响 |
| 三、公共卫生护士群体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史料与研究重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形势 |
|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的疫灾概说 |
| 一、民国以前湖北的疫情 |
| 二、民国时期湖北的疫情 |
| 第二节 战后湖北省疫情 |
| 第三节 战后湖北省卫生医疗条件 |
| 一、卫生机关情形 |
| 二、开业卫生人员与私立医疗机构情形 |
| 第二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建设 |
| 第一节 卫生部门五年建设计划 |
| 一、医政建设 |
| 二、防疫建设 |
| 三、保健建设 |
| 第二节 卫生行政系统的调整 |
| 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 二、省级各卫生机关 |
| 三、县级各卫生机关 |
| 第三节 复员卫生工作的办理 |
| 第四节 环境卫生的改良 |
| 一、举办卫生运动 |
| 二、办理卫生工程与环境卫生 |
| 第五节 特定人群健康卫生的促进 |
| 一、办理妇婴卫生 |
| 二、推进学校卫生 |
| 三、举办儿童节纪念活动 |
| 第六节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援助 |
| 一、设立湖北分署 |
| 二、开展卫生业务 |
| 第三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机制的重构 |
| 第一节 提前部署,有效防范 |
| 第二节 颁布规定,宣传常识 |
| 一、颁行防疫法规 |
| 二、宣传防疫常识 |
| 第三节 实施灭虫,抑制传播 |
| 第四节 预防接种,加强免疫 |
| 第四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评析 |
| 第一节 绩效评估 |
| 一、工作成效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制约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关于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调查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典型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现状分析研究[D]. 乔松慧.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生产与卫生：民国以来山西省农村粪秽处理问题研究（1912-1965）[D]. 赵泽中. 山西大学, 2021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上海小三线医疗卫生事业档案选编（1）[J]. 徐有威. 医疗社会史研究, 2020(02)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D]. 江维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共卫生护士群体研究（1927-1937）[D]. 黄丽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9]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D]. 蒋昌辉. 武汉大学, 2020(04)
- [10]从城镇到乡村:民国时期江南公共卫生的扩张[J]. 李玉尚. 社会史研究, 2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