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后我国就业环境变化趋势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黄震鳞[2]（2021）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中国在201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随着各类产品进口关税的明显下降,进口贸易自由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出口贸易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中间品进口贸易发展尤为迅猛。根据从UNCOMTRADE得到的数据来看,自我国加入WTO到2019年,中间品进口占同期我国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均值为74.33%。这个数据意味着,中间品进口是“入世”以来我国最大的进口产品种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实施主动扩大进口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中间品进口规模与种类必然会持续加大。基于此,对中间品进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效应相关研究也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正处在发展模式转型的“阵痛期”,这势必会对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产生影响:传统意义上依靠大量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维系的产品价格优势已经基本消失殆尽,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是众多企业今后努力的方向。而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自然会对中高技能劳动力产生大量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进一步优化就业技能结构就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把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结合起来,考察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我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其作用渠道和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是否会存在行业、地区、企业所有制等方面的异质性?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积极应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冲击等。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回答不仅会在理论层面丰富已有关于就业技能结构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在实践层面,本文研究对我国行业（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及中间品进口相关政策的调整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为主题,尝试分别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两个层面阐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侧重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在经验层面侧重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方向和影响效果及其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一共分为7章。第1章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结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等几个方面。第2章为文献综述,分2节系统梳理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两大类文献,一类是关于中间品贸易的相关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就业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已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从而找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和创新点。第3章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理论分析部分,在这部分本文侧重从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第4章侧重介绍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历程及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发展状况,通过对中间品进口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相关数据的搜集、处理与统计分析,描述中间品进口与就业技能结构的现状及特征性事实,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资料和数据基础。第5、6两章都是本文的实证部分,其中第5章侧重的是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和内生性的处理,而第6章侧重的是对作用机制的考察,在这两章本文将运用最新的微观层面数据对第3章的理论分析基本假设进行检验,从而得到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实证结果,这为政策建议的提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本文最后一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首先对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做出系统性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中间品进口与当前劳动力就业的现实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理论层面,本文系统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侧重从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强化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四个角度论证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在实证层面,基于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样本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着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从分样本来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显着的行业、所有制、中间品来源地及人力资本差异,换言之,在我国制造业不同分行业、不同企业所有制、中间品不同来源地及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上述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验证了中间品关税下降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存在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竞争强化效应及质量升级效应等四大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还运用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并进行系统考察。研究表明,自入世以来,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大幅下降显着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水平。从创新角度看,本文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的创新点:第一,本文基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及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大量进口的基本特征事实,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较新的视角考察了我国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的就业技能结构优化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关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研究维度,丰富了关于就业技能结构决定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二,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层面,本文尝试从要素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升级效应及竞争强化效应四个主要渠道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细致的实证考察,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从而明确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从而为中间品进口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三,本文基于Chen等（2017）关于就业技能结构的基本测算思路并进行了合理改进,提出了测度企业内部就业技能结构的新方法,从而进一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部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姜帅帅[3]（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必然推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出口产品竞争需要从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出口产品加成能力的提升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如何才能获得快速的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从哪些路径对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这些作用路径的方向和程度又如何,政府和企业应该怎样去应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影响为主题,着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侧重从哪些路径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产生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分析层面,基于异质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沿用Handley（2014）的基本思路,从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入手,首先论证了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及临界条件。以关税变化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替代变量,模型中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论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出口决策的条件;最后,结合模型推导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关系式,通过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论证并得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出口产品加成率提高这一基本理论假设。在实证层面,论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在已有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算并改进了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测算方法,同时分别对这两个关键变量进行了测算和特征事实描述;其次,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做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倍差法）,系统评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大样本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加成能力,且此研究结论比较稳健;机制考察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及出口产品质量并降低出口产品边际成本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影响出口产品价格路径刺激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提升。最后,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地,论文还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效应,首先借鉴Melitz和Polanec（2015）的生产率分解思路对行业加成率的增长率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企业内加成率显着提升,但并没有使加成率较高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改善却存在显着的市场份额改善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部分加成率较低的企业进入了市场,从而降低了行业加成率平均水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加速了加成率较低企业市场退出的概率。论文研究结论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加成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有效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不利冲击提供了决策依据。
孙舒[4]（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指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卢晓菲[5]（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付正[6]（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孟霄[7]（2019）在《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的外贸很独特,加工贸易占有很大比重,即大量的外贸体现为先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再出口。这些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国内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严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的超常压缩。近年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相应地,加工贸易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否正在减弱?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贸易结构的特点,首先通过就业弹性、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我国就业现状和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从加工贸易角度对我国就业情况进行研究,并基于进口中间投入品剔除前后的情况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我国就业情况进行对比;最后根据相关结论,就如何调整我国贸易结构,进而拉动我国劳动力就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将出口对就业的总拉动量分解为单位增加值就业效应、增加值率效应、技术水平效应、进口中间投入替代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和出口规模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出口对各产业的劳动力吸附能力呈下滑趋势,但其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开始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2）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后,单位增加值就业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对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就业贡献度为正;增加值率效应对劳动力吸附能力变化最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水平效应对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正向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效应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产业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金融危机后则对整个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出口结构效应对就业的正向作用十分微弱;出口规模效应除了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生正向拉动作用外,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贡献度为负。为此,本文建议,要扩大出口规模和优化出口产业结构,逐步参与技术、资本密集型环节,创造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岗位;同时更要注重产品的创新和鼓励企业创新,激发服务业尤其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潜力;进一步地,要保持出口传统商品优势,也要更加重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
周金凯[8]（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周定根[9]（2019）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性,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经过数十年对外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的追赶型战略受到的阻力越来越明显。在出口增长的“量”放缓和遇到障碍时,如何追求增长的“质”?本文以出口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切入视角,研究由关税下降引致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也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营商环境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出口时机的影响。通过呈现中国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的典型事实,发现中国的关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零关税和低关税产品数大幅增加,高关税产品数大幅减少,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下调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且下调幅度较大。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也不断下降。60%左右的出口片段在出口一年后即退出,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都很短。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产品的退出风险逐渐下降。测算企业出口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初步统计,观察到企业-产品出口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大部分出口关系没有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进口成本降低效应、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以及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四方面进行阐述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国贸易体系特有的“双轨制”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入品关税减免整体上提升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说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生存状况。关税减免对核心程度较高的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核心程度较低的产品。以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为起始时间的出口片段退出风险也下降得最多。以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下降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持续时间,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从市场竞争的再分配效应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改善,而非核心产品则加速退出出口。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逐渐向核心产品集中。这一再分配效应也体现在出口产品质量、价格和差异化程度上,高质量、高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提高,而低质量、低价格和同质化产品逐渐被淘汰。进一步从法制环境和声誉质量两方面考察区域营商环境对贸易自由化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提升区域法制化水平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从出口目的地数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考察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对出口目目的地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区域法制环境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目的地数与集中度的促进作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从自身出口经验中学习以决定后续出口时机。发现企业在积累出口经验以降低固定成本和获取潜在出口收入之间权衡,以决定出口的时机和顺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仅从成立到首次出口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且后续进入不同国际市场的时间间隔也更短。生产率高的企业先进入需求规模更大的国际市场以获取高的潜在收入,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先进入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国际市场以积累经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尊重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建立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更高的贸易政策环境以及为企业构建高效便捷的进出口服务等方面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
张玉娥[10]（2016）在《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文中提出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对农产品的消费型需求和原料型需求均呈现稳定增长。消费型需求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消费快速增加;原料型需求方面,不仅由于畜产品需求增加引致的饲料粮需求稳定增加,同时纺织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也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给。我国国内农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要,特别是由于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现中外价差,进一步刺激了农产品的进口。在我国国内水土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世界农业资源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产生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肯定了农产品进口是解决农产品供给短缺的有效途径,利用国际市场可以减轻国内的水土资源压力,另一方面担心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形成冲击。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导致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时面临两难选择。供需是市场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以往对农产品进口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供给方面（生产和资源）,而忽视了需求视角,即使有也仅是简单的描述为“调剂余缺”,尚未有相关研究专门就农产品进口对农产品国内需求方（包括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对农产品进口与国内福利的影响,比较新而且更直观的视角是进口对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影响的研究。进口产品种类增加能够使得进口国获得额外的贸易利益,产品种类为贸易利益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有必要研究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消费者福利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农产品受当地水土资源等环境影响大,不同的种类可以给消费者和农产品加工业带来不同的影响。那么农产品进口种类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如何?农产品进口种类是如何影响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从需求的视角分析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国内福利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同时伴随着进口种类增加的事实,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为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可以降低进口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使消费者获得更低价格的农产品,以更低的支出获得同样的效用。而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品的种类,降低投入成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产出。第四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第五章将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口大量增加分解为进口数量变化、进口价格变化和进口种类变化,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是农产品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不能忽视进口种类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引入其他主要的控制变量,计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第七章采用考虑进口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考察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的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即同样的支出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福利。上述几部分的具体结果如下:研究内容一: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的贡献。第五章用三元分解方法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变化分为数量变化、价格变化和种类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贡献度最大,其次是价格提升的影响,最后是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的影响。数量增加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价格的提升减少了国内可获得的福利,而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价差和大国效应等原因导致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进口价格提高和进口种类的增加,这些现状短期内不会改变,农产品进口态势必将持续下去。那么究竟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国内消费者的影响如何,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二: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第六章构建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方程,测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显着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本行业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不显着,上游非农产品的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影响也不显着。研究内容三: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第七章采用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反映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福利,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后2013年较2003年的真实价格指数出现下降,消费者福利增加。首先利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计算出646种进口农产品的替代弹性,以此为基础得出的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意味着考虑种类变化后我国国内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支出获得同样的福利,由农产品种类增加引起的贸易利得为农业GDP的0.36%。其中美洲的贡献最大,其次为亚洲,说明我国从这些区域进口更多的农产品种类。而分产品的贡献来看,油籽、畜产品和植物油对福利值变化的贡献最大,说明这些产品可能源自更多的来源地,并且可能进口更多的产品。分用途来看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影响最大,而分时间来看虽然整体上2013年较2003年存在明显福利增加,但是分时期来看2003-2005年进口种类却在减少。结合三方面研究内容,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的变化。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一方面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为了更好的利用世界农业资源,从种类角度增加进口国国内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建议如下:一是进一步转变以往农产品贸易中过于注重出口而排斥进口的思想。二是有意识地增加农产品进口种类,不仅增加农产品进口对应的HS8位码产品,尤其是国内不生产的产品,而且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三是政策制定者如果更关注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减少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的限制,扩大进口来源地;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则可以放开原材料型农产品的进口,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以此促进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并吸引就业。最后结合本研究的不足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本领域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进口种类与福利、中国进口的动态贸易利益研究、考虑种类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等。
二、入世后我国就业环境变化趋势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我国就业环境变化趋势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写作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1.5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进口中间品经济效应文献综述 |
| 2.1.1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文献述评 |
| 2.1.2 进口中间品质量相关文献述评 |
| 2.1.3 进口中间品的生产率效应相关文献述评 |
| 2.2 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2.1 中间品进口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2 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3 汇率变动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4 就业创造(破坏)与就业技能结构文献综述 |
| 2.2.5 其他因素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模型 |
| 3.2 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效应 |
| 3.2.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替代效应” |
| 3.2.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出效应” |
| 3.2.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竞争强化效应” |
| 3.2.4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质量升级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间品进口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历程与特征事实 |
| 4.1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进程与现状 |
| 4.1.1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历程 |
| 4.1.2 我国中间品进口发展现状 |
| 4.2 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现状 |
| 4.2.1 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概况 |
| 4.2.2 我国企业层面就业技能结构概况 |
| 4.3 中间品进口自由化与我国就业结构相关性分析 |
| 4.3.1 使用行业层面进口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 |
| 4.3.2 使用企业层面进口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
| 5.1.1 计量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构造方法 |
| 5.1.3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2 异质性检验 |
| 5.2.3 稳健性分析 |
| 5.2.4 内生性分析 |
| 5.3 拓展性分析: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 |
| 5.3.1 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指标的构造 |
| 5.3.2 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制考察 |
| 6.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中介效应” |
| 6.1.1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要素替代效应”检验 |
| 6.1.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 |
| 6.1.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竞争强化效应”检验 |
| 6.1.4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质量升级效应”检验 |
| 6.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 一个准自然实验 |
| 6.2.1 倍差法基准回归结果 |
| 6.2.2 平行趋势检验 |
| 6.2.3 安慰剂检验 |
| 6.2.4 动态效应考察 |
| 6.3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就业技能结构: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
| 6.3.1 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机制 |
| 6.3.2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技能结构调节效应的考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分析结论 |
| 7.1.2 实证检验结论 |
| 7.2 政策涵义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 |
| 2.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述评 |
| 2.2 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企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行业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产品加成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2.4加成率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3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基准模型构建 |
| 3.1.1 消费者偏好 |
| 3.1.2 生产和进口关税 |
| 3.1.3 企业出口临界条件 |
| 3.2 模型拓展: 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 |
| 3.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情形下的企业出口决策 |
| 3.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加成率的作用路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 |
| 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测算 |
| 4.1.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特征事实 |
| 4.2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与特征事实 |
| 4.2.1 出口产品加成率测度方法 |
| 4.2.2 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特征事实描述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加成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
| 5.1.1 计量模型设计 |
| 5.1.2 变量构造 |
| 5.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2 稳健性分析 |
| 5.2.3 异质性分析 |
| 5.3 作用机制考察 |
| 5.3.1 融资约束路径 |
| 5.3.2 产品价格路径 |
| 5.3.3 技术复杂度路径 |
| 5.3.4 出口产品质量路径 |
| 5.3.5 边际成本路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的动态影响 |
| 6.1 行业加成率分解与测算 |
| 6.1.1 行业加成率的分解方法 |
| 6.1.2 行业加成率分解结果与分析 |
| 6.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业加成率动态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2.1 计量模型设计 |
| 6.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水平效应 |
| 6.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
| 6.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进入效应 |
| 6.2.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加成率变动的市场退出效应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研究结论 |
| 7.1.2 实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学者对加工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外学者对就业的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学者对加工贸易出口与就业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创新及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加工贸易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加工贸易的内涵 |
| 2.2 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 |
| 2.2.1 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第3章 中国就业与出口的典型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就业结构的典型特征分析 |
| 3.1.1 加入WTO前中国就业结构的典型特征 |
| 3.1.2 加入WTO后中国就业结构的典型特征 |
| 3.2 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比分析 |
| 3.2.1 基于就业弹性的分析 |
| 3.2.2 基于结构偏离度的分析 |
| 3.2.3 基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 |
| 3.3 中国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分析 |
| 3.3.1 出口结构的类型划分及概念界定 |
| 3.3.2 中国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 |
| 第4章 加工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 |
| 4.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1.1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
| 4.1.2 数据来源及加工 |
| 4.2 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前加工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 4.2.1 剔除前加工贸易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2.2 剔除前加工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3 剔除进口中间投入后加工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
| 4.3.1 剔除后加工贸易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3.2 剔除后加工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影响 |
| 4.4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相关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6 拟创新点 |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 3.1.3 实证分析 |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 3.4.3 实证分析 |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与持续时间文献回顾 |
| 2.1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准模型及拓展 |
| 2.1.1 基准模型 |
| 2.1.2 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融合 |
| 2.1.3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拓展与应用 |
| 2.2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 |
| 2.2.1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2.2.2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 2.2.3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2.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
| 2.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1 进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2 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 2.3.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方法 |
| 2.3.4 进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研究 |
| 2.4 总结性评述 |
| 第3章 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典型事实和作用机制 |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2.1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方式 |
| 3.2.2 贸易自由化典型事实 |
| 3.3 出口持续时间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3.1 年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 3.3.2 季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 3.3.3 出口可持续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 3.4 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 3.4.1 进口成本降低效应 |
| 3.4.2 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 |
| 3.4.3 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 |
| 3.4.4 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 |
| 4.2.2 生存分析方法与数据 |
| 4.3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
| 4.3.1 Cox风险模型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 4.3.2 扩展Cox风险模型初步回归结果 |
| 4.3.3 产品异质性与交互作用 |
| 4.3.4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与出口片段起始时间有关吗? |
| 4.3.5 关税减免内生性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分企业所有制与产品差异化检验 |
| 4.4.2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 5.2.1 不确定性下降与出口持续时间 |
| 5.2.2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 5.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 5.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
| 5.3.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典型事实 |
| 5.4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4.1 Cox风险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4.2 数据来源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 5.5 实证结果与解析 |
| 5.5.1 初步回归结果 |
| 5.5.2 排除其它政策干扰和反事实检验 |
| 5.5.3 替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测算方法 |
| 5.5.4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 5.6 再分配效应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贸易自由化、区域营商环境与可持续出口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影响出口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
| 6.3.1 基础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出口目的地结构 |
| 6.4 出口持续性的生存分析 |
| 6.4.1 离散时间生存模型与生存函数估计 |
| 6.4.2 cloglog模型估计结果 |
| 6.5 商业信用、贸易中间商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时机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分析 |
| 7.2.1 最优出口时机选择 |
| 7.2.2 国际市场进入速度 |
| 7.2.3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 7.2.4 运输成本与出口时机 |
| 7.3 计量模型、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 7.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
| 7.4 企业生产率影响出口时机估计结果 |
| 7.4.1 基础回归结果 |
| 7.4.2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 7.4.3 运输成本与出口顺序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命题7.1-7.3 的证明 |
| 附录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 |
| 致谢 |
（10）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分析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技术路线图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品(goods)和种类(variety) |
| 2.1.2 农产品范围界定 |
| 2.1.3 农产品分类 |
| 2.1.4 农产品加工业 |
| 2.2 理论综述 |
| 2.2.1 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新贸易理论 |
| 2.2.5 新新贸易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进出口三元边际方法相关研究 |
| 2.3.2 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影响相关研究 |
| 2.3.3 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相关研究 |
| 2.3.4 进口种类与进口国生产率关系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3 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与伴随的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动 |
| 3.1 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变化 |
| 3.2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分析 |
| 3.2.1 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2.2 农产品进口产品结构 |
| 3.3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结构 |
| 3.3.1 出口市场结构 |
| 3.3.2 进口来源地结构 |
| 3.4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及特征变动 |
| 3.5 本章小结 4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和分析框架 |
| 4.1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 |
| 4.1.1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加影响途径 |
| 4.1.2 贡献程度的计算方法:三元分解方法 |
| 4.2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 |
| 4.2.1 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4.2.2 测度方法: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
| 4.3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 |
| 4.3.1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 |
| 4.3.2 测度方法: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4.4 本文分析框架 5 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分析 |
| 5.1 种类变化贡献测度方法 |
| 5.1.1 本章分析框架 |
| 5.1.2 三元分解法的构建 |
| 5.2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长贡献度测算 |
| 5.2.1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总额的影响 |
| 5.2.2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分大类的影响 |
| 5.3 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增长原因及未来进口趋势 |
| 5.3.1 不同贡献比重产生的原因 |
| 5.3.2 基于三元分解视角的农产品进口未来趋势 |
| 5.4 本章小结 6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1 本章分析框架 |
| 6.2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
| 6.2.1 计量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
| 6.2.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6.3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对应进口种类情况 |
| 6.3.1 进口种类计数的分行业特征 |
| 6.3.2 进口种类变化情况(VAR,VARSA,VARSUA) |
| 6.4 农产品进口种类与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 |
| 6.4.1 行业自身进口种类对本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4.2 上游行业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7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1 本章分析框架 |
| 7.2 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构建 |
| 7.2.1 基于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7.2.2 农产品不同种类间替代弹性估算方法 |
| 7.3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地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1 农产品总体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2 从不同进口来源地角度对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3 从不同农产品大类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的福利的影响 |
| 7.3.4 按最终用途分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5 从不同时间段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8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1.1 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增加的贡献 |
| 8.1.2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
| 8.1.3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能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8.3.1 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因素的相关研究 |
| 8.3.2 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福利影响的研究 |
| 8.3.3 中国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研究 |
| 8.3.4 考虑种类变化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 附表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入世后我国就业环境变化趋势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研究[D]. 黄震鳞. 山东大学, 2021(11)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研究[D]. 姜帅帅. 山东大学, 2021(11)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加工贸易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D]. 孟霄.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D]. 周定根. 湖南大学, 2019(08)
- [10]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D]. 张玉娥.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