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昌《力行日报》史述（论文文献综述）
冀晋才[1]（2021）在《“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朱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理论思维水平的代表——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说人性论是朱熹思想体系建构的根基,那么“情”思想就是其构建人性论的依据。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明晰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意图。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朱熹对“情”概念的诠释及其思想体系中“情”概念与“天理”、人性论、修身论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情”思想。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为主干的理学“道统”是朱熹“情”思想的主要渊源。《中和新说》是朱熹“情”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是其根本要旨。由此观之:孔子的“实情观”、孟子由“四端之情（情感之初萌）”体察“仁义礼智之性”的思路为朱熹由“情善”追溯“性善”、“天理至善”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未发已发”诸说及《礼运》中对“情”概念的总结,对朱熹“情”思想的形成多有启发;二程“性即理”“情是性之动处”等观点和从“气本”层面分离“情”“欲”概念的思路,是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等观点的直接来源。荀子及汉唐儒家合“情”“欲”而言“性”,使得“性”有善有恶,因违背了朱熹“情”思想之本旨而而被其否定。影响朱熹“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多层次的,但促使朱熹比二程更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靖康之变”后南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声称掌握“天理”、“天道”的理学一派必须拿出一个既合于其思想主旨又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朱熹的“情”思想应运而生。由此造就了朱熹比二程更重视“情”思想的实践维度,形成了朱熹注重“理欲之辩”“情欲之别”、强调在生活日用中分辨“天理”“人欲”的“情”思想特色。“情”与“天理”之间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的源流梳理。朱熹由“情”悟“性”、由“性”溯“理”,证实了“天理”内在于人,实现了为其“性善论”溯源的目的。继而从“天理”推扩至“情”,完善了其“性善论”。他将“天理”融入“气化生人”、人“心”之静动各环节中,使“天命之谓性”、“情是性之动”实现了逻辑上的贯通和完善。他分别从“体用”、“静动”两个层面言“性”、“情”关系,以“理”而言是“体用”关系,以“气”而言是“静动”关系。从“体用”角度言“性”、“情”关系,意在理清“天理”、“天命”、“性”与“情”之间的源流关系,为“性善论”正本清源。从“静动”层面言“性”、“情”关系,意在于阐明人“心”应当“循性”而思,为修身论的提出做铺垫。“情”与人性论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善论”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朱熹对“性”、“情”、“欲”作了精细的概念剥离:首先,将“性”完全纳入“天理”的范畴,将“情”作为“性”在气动层面的表现,由此使“情”脱离了善恶之辨;其次,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专作为人之形体之气动的呈现、与“性”无涉,于是善恶之辨就最终被落实到了“欲”范畴之内。“性”即“天命之性”或人之本性,是人所禀受之“天理”;“气质之性”是从“气化成人”的意义上言人性,即人之形体的本能。朱熹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纳入“气质之性”的范畴中,最终为“恶”论证出了形而上本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性善论”。“情”与“修齐治平”的关联,是朱熹推动理学思想向现实生活渗透所作的的思想准备。朱熹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以“正心”为本,“正心”即精察“心”之思虑形成之根源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心”作为人之视听言动的主宰者,其意识形成的依据有二,即“理义”与“形气”,也即“性”与“欲”。“心”由“性”主宰,则所生之意识合于“天道”,故此“心”被称为“道心”;“心”被“欲”蒙蔽引诱,则意识会追逐物欲,万恶由此而生,此心被称为“人心”。“正心”实质上就是“存道心”,因为做到了“存道心”,自然也就实现了“去人心”。“存道心”首在悟“道”,也就是“穷天理”。“穷理”的途径有二:一是读书明理,即深入研习儒家圣人遗书中的道理;二是格物穷理,即在生活日用中体悟圣人书中道理的伟大意义。以这两个途径“穷理”事实上就是“正心”、修身的过程,久之则“天理”可明、“人欲”可去,那么在齐家、治国诸事上自能禀“道心”而思虑营为。但穷究“天理”、修养道德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乎“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裁评?人是否必须先经历“穷天理”的过程方能去齐家治国吗?这些都是朱熹未能说明且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靖康之变”后,南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探索变革图强、复国雪耻之策逐渐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朱熹的“情”思想便是其中的一股。由于朱熹“一切以修身为先”的说法及近乎苛刻的修身论主张与时代对改革图强具体之策的急迫需求格格不入,且朱熹固执的坚持其思想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批判打压其他儒学思想,于是反朱子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情”与人性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摒弃朱熹用“理”“气”来诠释“性”“情”“欲”的方法,直视“情”和“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情”与修身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否了朱熹“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继而,永嘉学派对儒家的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重构,极大地冲击了朱子学话语体系。朱熹的“情”思想体系完善、源流清晰,且对孔孟儒学的传承发展与社会人心的治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而有众多的信从者。陈淳是朱熹众多信从者中的典型,在继承了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情”“欲”有别等“情”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陆九渊“心学”、永嘉之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极大地翼护和弘扬了朱熹的“情”思想。当然,陈淳在“情”思想上也有自己的独见。首先,在对“情”之善恶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从“情”之生发过程上言其善与不善,初萌之“情”是“性之动”,全善无不善,“迁于物之情”则掺杂了物欲在其中,故而不是全善。陈淳则明确指出“情”有善有不善,而且为二者剖析了形成根源。“情”之善,即“情”之发而中节,是出于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即理”。“情”之不善形成的根源有二:从“心”的层面言,是“人心”、“人欲”作乱;从“气”的层面言,是因形体之“气”有驳杂,使“理”发出时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其次,在对“心”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主张“心主性情”,认为“心”是意识的主宰、具有知觉思虑的能力,因而能在“道心”、“人心”间作出抉择。陈淳则认为“心”只是和贮藏“性”的器官,并无知觉审绌之能,真正主宰人之思虑言行的是“意”。最后,陈淳在修身论上只强调“穷天理”,而很少再提“去人欲”,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陈淳的这些独见并不是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而是补充和完善。朱熹通过对“情”“欲”“性”的概念分离,及对“情”与“天理”、“人性论”、“修齐治平”的关系建构,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情”思想体系。由此,朱熹不仅解决了前代儒家“以情欲论性”而导致的“性”善恶难辨等问题,更使理学思想贯通了生活世界和形上之维。朱熹的“情”思想也是南宋时期儒学逐渐转向“内在”的表现,而无论是永嘉学派由初期注重经世实政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批判朱熹的“情”思想,亦或是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传承、翼护与发展,都体现出这种“内在转向”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表明了在南宋统治集团不断腐朽颓废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心在逐渐衰退,也揭示了南宋后期的历史发展走向。
张珊[2]（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一重要范畴而提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底蕴、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坚定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本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样态、功能、发展境遇及建设方式等进行阐释,其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详实的历史回溯整理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形成过程及运用实践;二是从概念构建、样态呈现、主要功能、发展境遇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探讨,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三是具体勾勒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包括确立开发原则、开发主体、开发内容和开发方式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衔接。本文框架结构总体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导论:阐明选题缘由,综述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依据、功能、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本研究思路。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在剖析红色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概念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界定为“被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进行开发利用的,以红色精神及其载体为核心的各种要素总和”,并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历史性、物质性、精神性和时代性等特征。最后将其与传统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等进行辨析。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考察。通过历史梳理主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历程及规律;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需要在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实践。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样态。主要从物质样态、制度样态和精神样态三个层面展开,并依据相应的国家标准、社会接受度较高的分类方法,将物质样态细分为红色遗址遗迹类资源、红色建筑设施类资源和红色人文活动类资源;将制度样态细分为以纲领、政策、法律法规等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以革命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而精神样态细分为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功能。主要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等维度展开,详细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构成要素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境遇。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成效、内容及趋势,重点介绍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育、文艺作品等方面的突出成绩,进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原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提供现实基础。第六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开发的问题,包括开发原则的明确、开发主体的培育、开发重点内容的提炼、育人价值的深入挖掘,并结合红色文艺创作、红色思政课程建设、红色特色活动等案例,呈现具体开发方式。结论:概括本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未来展望。
金欢[3]（2021）在《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提出黄庭坚晚期创作数量的变化、创作体裁的选择、创作倾向的呈现、创作理念的转变等建构出文人的心理动态经纬图。从历时性上,在此起彼伏的情感波动中窥探黄庭坚晚期的心态变化,从初到贬谪地经历杜门谢客的抗争情绪,到逐渐融入贬谪地风土人情获得些许慰籍,暂时舒缓贬谪之苦,却也无法避免陷入人生无常的生命之思,而最终在随缘任运中实现达观平和;从共时性上,在悲欢离合的温情与悲痛中丰满黄庭坚贬谪时期的人物形象,感受其与亲人短暂相聚、受友人倾囊相助、乡民热情好客的共同温暖,体悟其痛失亲人、永别友人、疾病缠身的多重考验。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界定“创作心态”的概念,并基于选题缘由梳理了已有研究成果,对选题目的、研究方法进行叙述。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梳理黄庭坚晚期人生历程与心理建构。结合学者关于黄庭坚诗歌创作分期、散文创作分期、书法艺术分期等相关论述,对其人生分期进行界定,以元佑七年黄庭坚奔丧作为其晚期人生和创作生涯的开始。以其文本内容为切入点,参照史书、文学史、年谱相关内容以及王兆鹏“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数据库有关记载,建构出黄庭坚晚期贬谪行迹图,即乡居丁忧、安置黔州、安置戎州、待命荆渚、羁管宜州,整体把握黄庭坚晚期生活、交游、创作心态等各方面情况。第二章探讨黄庭坚晚期各个阶段的具体创作情况,归纳出创作倾向,体悟蕴含的创作主体心理。从创作数量来看,相比人生前中期,晚期诗的数量减少,词、文的数量增加,反映个人日常生活的文体,题跋、书信等数量增加。这种传播性不是很强的文学载体往往能展现更为私密的心绪,流露出真挚感情,这反映了文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避祸心理。黄庭坚主张诗歌吟咏情性,提倡有节制的情感,反映出一种比较中和的创作心态。在晚期谪居生活中,黄庭坚注重读书治学,痴于养气,往往将文学创作、书法、绘画技巧相结合,认真学习禅宗思想,力求参透佛理,悟透人生,超脱生死。这些创作倾向所表述或暗示出创作主体在高压政治压迫下,内心最真实的避祸、中和与内省心态,反映出宋学的一种内求精神,即“救时行道”的消解,主体心性义理的探索和内省化的建构。第三章论述黄庭坚晚期创作风格的审美心理。由作品风格、艺术技巧反观背后创作者的人格精神,总结这种艺术变化所表征出的审美心理。在此过程中,注意黄庭坚对前贤陶渊明、杜甫、韩愈、柳宗元、同时代人以及后学的接受与评价,并结合黄庭坚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分析。黄庭坚晚期创作技法炉火纯青,对应的是其精神生命的“脱胎换骨”。他“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创作理念是宋代文人反俗求雅的审美旨趣、儒雅情趣的表征。创作来源于生活,黄庭坚从杜甫夔州、韩愈潮州后所作文本中汲取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实现了从遵循规则到超越规则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然随年龄增长的不仅是创作技艺,更是虽处老,却不服老,看透生死、心境淡泊的率意而为。这种平淡闲远的文风是创作者淡泊自守心态的表征。第四章阐述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产生的原因。有宋一代,外界最主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作用于士人心态,给予文人源源不断的创作冲动。因此,黄庭坚有感于外敌侵扰,对君主有所待,又因为卷入党争政治漩涡,逐渐内省。儒、释、道三教融合调和了黄庭坚仕与隐、身与心的矛盾,最终使其处于身仕心隐的状态。与此同时,贬谪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汇集了太多的挑战,扩大了创作主体的抗争情绪,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主动接纳被贬之人,深深留客,逐渐感化黄庭坚的贬谪之苦。与此同时,他接收到的关于亲友生死状况的讯息,也常常牵动着其创作心弦。这些综合因素使黄庭坚晚期跌宕起伏的创作心境跃然纸上。第五章分析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的嬗变过程及自我调适。采用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观照结合的方法,以黄庭坚晚期的贬谪行迹为线索,梳理把握其阶段性的生活、交游、创作,归纳总结每一阶段诗词文所反映出的审美趣味,立体化地呈现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的动态变化过程。围绕主体所处贬谪地地形风貌、气候条件、饮食起居的变化,其处世态度由闭门不涉人事到最终亲近自然、适应自然,心态由初到贬谪地的抗争忧伤逐渐转变为平淡闲适。同时,又关注到黄庭坚在心态低颓时,如何进行自我调试,如何达到心态平衡的过程。他善于从人间温情中得到慰藉,亲友的短暂陪伴使其得到精神满足,暂时舒缓贬谪情绪,却又因为亲人、好友的相继离世慨叹生命无常,陷入无言的沉思。他十分注重“以理自遣”,持以随缘任运的达观心态,逐渐化解党争的迫害、病痛的折磨,用博观勤学的知识涵养自己的心性,在诗酒风流的田园栖息之地中展现自由超逸的情怀。
樊航利[4]（2021）在《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文中提出摄影是不是艺术?这一命题在西方摄影术发明不久就已经提出,但若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寻找回应,需要定位到20世纪初叶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当时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中,关于摄影艺术的理论发问,只是时代强音中的微弱回响。“光社”是研究中国摄影艺术早期发展的研究范本。它成立于1923年,以与北大相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团体的形式和面貌出现并展开实践,是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本文从对光社的本源研究为切入点,把以刘半农、陈万里为代表的光社人物摄影观考察与其身份相结合,挖掘二者在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或不同之处,同时,通过对二人摄影作品的分析,总结他们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贡献。此外,从不同个体、不同团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维视域对光社人物摄影观进行考察,进而提炼出光社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影响。刘半农、陈万里的摄影实践分别从艺术、科学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了中国摄影艺术的基本方向,这也正好是摄影作为媒介的的两个发展方向。在传承与创新、进步与局限并存中,光社完成了它从孕育到淡出的发展历程,是对早期中国摄影艺术发展路径的探索,也是对早期中国摄影艺术的启蒙与本体建构。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相比,历史注定是减法,但历史研究中主体地位的漂移则需要引起警惕。在21世纪的摄影实践中,这样的漂移来自我们以西方标准为参照的自我否定,也来自对中国自身摄影发展的间或搁浅。对光社人物摄影观的考察是对中国摄影艺术启蒙阶段的关注与研究,是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脉络的溯源与梳理,是对中国摄影文化品性的深度认知与考察,是在摄影这一独立艺术门类中寻找文化自信,这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摄影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与必要一环。
许林[5]（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刘后德[6]（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王哲[7]（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许东[8]（2020）在《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文中认为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石埭人周太谷于江西庐山传道,创立太谷学派。周太谷晚年由庐山北上扬州,收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为徒,委以“还道于北”和“传道于南”的重任。张、李二人不辱太谷遗命,分任南北,开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实现了学派的长足发展。同治五年（1866）,黄崖山事件爆发,黄崖北宗遭遇灭顶之灾,龙川南宗生存环境恶化,太谷学派在李光炘的支撑下艰难维系。太谷学派晚期,黄葆年、刘鹗、蒋文田、毛庆蕃等人共创归群草堂,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太谷学派各代学人着述等身,思想庞杂。在道统传承上,周太谷自诩远承“羲、文、周、孔”儒家四圣,近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其思想以《周易》《论语》为中心和源泉,采取以易解儒的方式,建构了太谷圣功之学的理论体系。周太谷所构建的圣功之学未脱离宋明儒学的范畴,特别是在孝道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鲜明彰显了周太谷民间儒家学者的特质。在太谷后学中,对于周太谷思想继承最多、阐发最力、拓展最深的当属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尚易尊孔、罕言佛道”相比,张、李二人更主张“以儒为宗、融通佛道”,强调以先秦儒家为底色,对程朱、陆王以及佛道等各派各家之说进行批判继承,形成了融合各家而又不同于各家的太谷圣功之学。在太谷学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早、中、晚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周太谷在早期创派传道过程中,其个人兴趣爱好以及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思想内容和学说体系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倾向,而太谷学派作为新兴的民间社团,在初创阶段为吸引信众而采取重术好玄的传道方式,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倾向。周太谷晚年扬州传道,从收徒规模、传道内容、传道方式等方面,纠正了早期传道过程中的宗教化倾向,致力于太谷学派由教派特质向学派特质的转变,确保了学派的长久安全发展。张积中作为继承太谷道统的学派领袖,身负周太谷“还道于北”的遗命,聚徒山东黄崖山,创建黄崖北宗,渐兴渐旺达十年之久。张积中以中下层民间儒者的身份,奉行“教养合一”的学派理念,在民间开展了一场以自我为主导、极富使命感的社会救赎,在这场轰轰烈烈以悲剧收场的社会实践中,张积中挖掘儒学固有的宗教性,吸收佛道二教特别是道教“为方便法门,利其深入人心,易于领会”的特点,对教理、教义、教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吸收、改良和创新,建构起了以天地先贤为主要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以心息相依和九还七返为特色的宗教经验,以入门拜师和祈祷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行为,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宗教组织,在现实中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一种非典型性宗教,但因为宗教化实践的不彻底和清政府的扼杀,导致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尝试最终走向失败。李光炘作为太谷学派龙川南宗的开创者,身负周太谷“传道于南”的遗命,龙川南宗在发展路向上秉承了太谷学派宗教化、民间化互相杂糅的特质,但由于外部条件、个人性格、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黄崖北宗走儒学宗教化的发展路向不同,龙川南宗更多地表现出了儒学民间化的倾向,致力于塑造民间儒家学派的形象,最终保全了太谷学派的发展命脉,奠定了太谷学派后期发展的性质与基调,是太谷学派发展历史中的关键环节。在太谷学派晚期,归群草堂作为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产物,其在儒学民间化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世俗化、独立化、学理化的改造与重塑,彻底摆脱了太谷学派“异端反叛”的帽子,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创了太谷学派发展的新局面。综上而言,太谷学派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中下层民间儒者积极践行“教养天下”的使命责任,其在传扬过程中以学术为体、以宗教为用,社团发展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儒家学派的特性,而宗教化是学派在传扬过程中适应传播需求的理论和功能借鉴。太谷学派可以看成是“教派与学派结合”、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的综合体。以史为鉴,儒学未来发展应挖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坚持“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原则,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批判儒学,站在儒学的视角审视、批判当代社会,完成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欧阳秀敏[9]（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应当顺应新时代发展变化而需要深入探析的“新课题”。说它“老”,因为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孕育与诞生以来就已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逐步探索并不断丰富着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说它“新”,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时代新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新时代命题的提出,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价值定位、对象特征、领域载体、实践目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如何基于守正创新的原则,处理好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中“变”与“不变”的关联问题?如何围绕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要求,把牢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如何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的认同、自信与践行?如何立足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特征与成才需要,以革命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助力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实践,从而真正培养出既堪担为人民谋幸福、民族谋复兴之大任,又具有国际情怀的时代新人?这些显然都是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都具有理论解析的必要性和实践探索的紧迫性。从本质上看,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应当在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两大目标的基础上,解答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此,研究需从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实践、现实境况、实践目标、特征原则和实施路径等方面加以阐释。在理论基础上,文章利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从源头上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教育思想和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理论品格、核心要义和价值旨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论述。由此,以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和时代创新性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奠定坚实的论证基础。在历史实践上,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以革命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的主要做法,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在现状分析上,文章在对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认知、认同、自信、践行以及具体的教育情况展开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归纳并提出了其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基于此,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因分析。在路径建构上,文章基于“时移备变”的理念,在探析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目标、特征、原则的前提下,明晰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运行机理,进而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强调要通过打造革命文化教育的“全课程”育人体系、“多样式”实践平台和“常态化”发展模式,构建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具体路径。总而言之,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是一项融合着“古”与“今”、“内”与“外”、“魂”与“体”、“显”与“隐”、“主”与“次”、“旧”与“新”等辩证逻辑的系统性工程,这一工程对于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积极融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发展的时代性诉求和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实践性需要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是既能够彰显时代价值,又极有必要在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析的新时代的“新课题”。
许秀文[10]（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二、南昌《力行日报》史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昌《力行日报》史述（论文提纲范文）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分析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界定 |
| 第二节 孔子的“情”思想 |
| 一、情感惟实 |
| 二、“情”“欲”有别 |
| 三、以“礼”约“情” |
| 第三节 “七十子”时期儒家的“情”思想 |
| 一、概念整合 |
| 二、以“情”论“性” |
| 三、“道”治“情”、“欲” |
| 第四节 孟子的“情”思想 |
| 一、剥离“情”和“欲” |
| 二、“情”、“欲”与“性” |
| 三、即“心”言“道” |
| 第五节 二程的“情”思想 |
| 一、“气”与“情”、“欲” |
| 二、“天理”与“情”、“欲” |
| 三、淡化“人欲” |
| 第二章 “情”与“天理” |
| 第一节 概念阐释 |
| 一、“情”: “未发”“已发” |
| 二、“天理”: “天之理”“性之本”“善之源” |
| 第二节 从“情”到“天理” |
| 一、以“情”体“性” |
| 二、由“性”溯“理” |
| 第三节 从“天理”到“情” |
| 一、从“理”到“性” |
| 二、从“性”到“情” |
| 第三章 “情”与人性论 |
| 第一节 “二性”与“情” |
| 一、“天命之性”与“情” |
| 二、“气质之性”与“情” |
| 第二节 “从以情欲论性”到“以理气论性” |
| 一、“以情欲论性” |
| 二、“以理气论性” |
| 第四章 “情”与修身论 |
| 第一节 修身为本、治“情”“欲”为要 |
| 一、约己之“情(欲)” |
| 二、治人之“情(欲)” |
| 第二节 “穷理、正心”、择善固执 |
| 一、立“天理”、穷“天理” |
| 二、择善固执 |
| 第五章 永嘉学派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 |
| 第一节 否定朱熹的“性情论” |
| 一、极少言“情” |
| 二、以“欲”为“性” |
| 第二节 否定“一切以修身为先” |
| 一、朱熹: 由内圣而外王 |
| 二、永嘉学派: “内外交相成” |
| 第六章 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继承、翼护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继承 |
| 一、“性体情用” |
| 二、“情”“欲”有别 |
| 三、“心主性情 |
| 四、明“理”修身 |
| 第二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翼护 |
| 一、弘扬师说 |
| 二、批驳“异学” |
| 第三节 对朱熹“情”思想的发展 |
| 一、“情”有二源 |
| 二、“意”为主宰 |
| 三、“穷天理”即“灭人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概念 |
|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内涵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性 |
| (一)政治性 |
| (二)历史性 |
| (三)物质性 |
| (四)精神性 |
| (五)时代性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的辨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与革命文化资源的辨析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的辨析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文化观 |
|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文化观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考察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初创形成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地位得到确立 |
| (二)培养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建设者 |
| (三)形成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核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工人农民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完善发展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拓展至爱国主义等内容 |
| (二)形成以大庆精神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核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教育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化拓展 |
| (一)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内容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课程体系 |
| (三)形成以北京奥运精神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核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教育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自觉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全面性得到巩固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形态走向虚实共融 |
| (三)形成以斗争精神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核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样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样态 |
| (一)红色遗址遗迹类资源 |
| (二)红色建筑设施类资源 |
| (三)红色人文活动类资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制度样态 |
| (一)正式制度:纲领、决议、政策及法律法规 |
| (二)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样态 |
| (一)革命精神 |
| (二)建设精神 |
| (三)改革精神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功能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
| (一)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思想观念 |
| (二)提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精神状态 |
| (三)活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行为规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一)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历史底蕴 |
| (二)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性 |
|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回音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 |
| (一)红色文化资源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内化” |
| (二)红色文化资源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外化” |
| (三)红色文化资源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反馈”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境遇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成效 |
| (一)以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为依托的红色读物涌现 |
| (二)红色文化精品课程开发 |
| (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的质量与效益并举 |
| (四)红色主题实践活动形式多样 |
| (五)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继承与创新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困境 |
| (一)理念认识的相对片面 |
| (二)主体合力的相对不足 |
| (三)内容选择的有失偏颇 |
| (四)开发方式的相对滞后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困境的归因分析 |
| (一)整体观念缺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理念认识 |
| (二)治理机制缺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合力 |
| (三)利益诉求分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选择 |
| (四)信息技术限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方式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 |
| 一、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原则 |
| (一)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
| (二)坚持同质性与异质性相统一 |
| (三)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 |
| 二、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体 |
| (一)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个体 |
| (二)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群体 |
| 三、提炼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 |
| (一)传承红色基因 |
| (二)发扬红色传统 |
| (三)利用红色资源 |
| 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 |
| (一)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的有效转化 |
| (二)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
| 五、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典型方式 |
| (一)红色文艺创作式开发 |
| (二)红色思政课程式开发 |
| (三)红色特色活动式开发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3）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创作心态”辨析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黄庭坚晚期的人生历程及心理建构 |
| 第一节 黄庭坚人生分期的界定 |
| 第二节 黄庭坚晚期的人生历程与心理建构 |
| 一 元佑末乡居丁忧时期:悼念亲人、学习禅宗 |
| 二 绍圣期间安置黔州时期:山川险阻、忧心衣食 |
| 三 元符期间安置戎州时期:歌咏民风、读书治心 |
| 四 崇宁初待命荆渚时期:寄情山水、咏物感怀 |
| 五 崇宁末羁管宜州时期:晚景凄凉、内心自适 |
| 第二章 黄庭坚晚期创作倾向蕴含的心态 |
| 第一节 避祸心态:少作议论文字 |
| 一 少于作诗,表现单一愁苦情绪 |
| 二 钟情书简,传达丰富真挚情感 |
| 第二节 中和心态:追寻雍容气象 |
| 一 主张诗歌吟咏情性 |
| 二 提倡节制情感 |
| 第三节 内省心态:力求性命义理 |
| 一 痴于养心 |
| 二 悟透禅理 |
| 第三章 黄庭坚晚期创作风格的审美心理 |
| 第一节 “尚雅”旨趣:“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审美意识 |
| 一 词的雅化 |
| 二 尚雅的旨趣 |
| 第二节 “尚老”心境:“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审美追求 |
| 一 文法的娴熟 |
| 二 老成的心境 |
| 第三节 “尚淡”心态:“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审美表征 |
| 一 文风的平淡闲远 |
| 二 尚淡的心态 |
| 第四章 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一 心系外患侵扰 |
| 二 遭受党争迫害 |
| 第二节 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 调和仕与隐的矛盾 |
| 二 涵养自持与自适的心理功能 |
| 第三节 复杂多变的贬谪地环境 |
| 一 人文风俗的感化 |
| 二 亲友生死的牵绊 |
| 第五章 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的嬗变及自我调适 |
| 第一节 远赴黔戎、杜门谢客的抗争情绪 |
| 一 被边缘化与心恋故土的抗争 |
| 二 弱小生命与艰苦生活的抗争 |
| 第二节 亲友相伴、入乡随俗的舒缓心态 |
| 一 传承家风家训:“儿女成围,欢乐樽前月照之” |
| 二 守护至深友情:“相待甚厚,为幸不细也” |
| 三 歌颂乡风民俗:“黔中士女游晴昼,花信轻寒罗袖透” |
| 第三节 离亲别友、人生无常的生命之思 |
| 一 痛失亲人的悲怆:“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 |
| 二 永别友人的打击:“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 |
| 三 疾病缠身的羁绊:“人生以身为本,其余于我何有” |
| 第四节 随缘自适、博观吏隐的达观心态 |
| 一 随缘任运的旷达:“不因苹末微风起,漂影溪光本自明” |
| 二 尚博勤学的充实:“劝君莫起羁旅思,满腹文章未是贫” |
| 三 吏隐嘉趣的闲适:“我醉欲眠卿且去,只有空瓶同此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黄庭坚晚期创作系年有争议情况梳理 |
| 附录二 黄庭坚晚期创作中表现心态的语汇统计情况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与材料选择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突破与创新 |
| 第一章 光社探源: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 |
| 第一节 混茫中的摄影艺术启蒙 |
| 一、时代孕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下的启蒙 |
| 二、技术支撑:摄影成为一种新的观看方式 |
| 第二节 光社的运行模式 |
| 一、研究风尚:从时代的科学号召到北大风气改革 |
| 二、团体属性:非职业的摄影艺术团体 |
| 三、主要人物:知识分子的全面介入 |
| 四、运行方式:中国沙龙摄影的滥觞 |
| 第三节 光社的成果梳理 |
| 一、摄影创作 |
| 二、理论着述 |
| 三、技术创新 |
| 四、摄影展览会 |
| 小结 |
| 第二章 殊途同归:刘半农、陈万里对早期中国摄影艺术的探索 |
| 第一节 刘半农:新文化运动“战士”的摄影理论书写与主张 |
| 一、求美求真:摄影的生活化与革命性 |
| 二、本体探析:摄影分类及本源辨析 |
| 三、视觉思维:摄影创作中二元对立概念的厘清及科学原理的深度解析 |
| 四、意境显现:摄影独立艺术媒介个性与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结合 |
| 第二节 陈万里:以科学立场发挥摄影媒介特性的马前卒 |
| 一、一卵共生:摄影艺术性与纪实性的调和 |
| 二、知行互鉴:切磋共勉与门类互通的协同 |
| 三、觉醒时代:人之个性与国之本色的并进 |
| 小结 |
| 第三章 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的多维视域考察 |
| 第一节 不同个体视域:陈万里与刘半农 |
| 一、出发点:“消遣”和“兴趣”的微妙差别 |
| 二、着力点: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同步探索 |
| 三、兴趣点:面向自然的自在与实在之分 |
| 第二节 不同团体视域:光社与华社 |
| 一、摄影实践的承继与互补 |
| 二、摄影主张的内在一致 |
| 第三节 不同地域视域:同时期的中美摄影 |
| 一、光社与摄影分离派 |
| 二、光社的“初竟之路” |
| 第四节 不同文化视域:美术摄影与画意摄影 |
| 一、趋同:向着艺术的摄影 |
| 二、存异:立足本土之方位 |
| 三、匡谬:美术摄影的独立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光社的历史维度考察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为艺术”与“为人生” |
| 一、光社与黑白影社 |
| 二、光社与四月影会 |
| 第二节 光社摄影观与中国当代摄影创作的美学联结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内容分析法 |
| 第2章 先人理念:中国仁和的进阶之程 |
| 2.1 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融合选择 |
| 2.1.1 炎、黄、蚩尤的“三国”融合 |
| 2.1.2 禅让故事里的权力公正 |
| 2.1.3 夏、商、周的整体世界观 |
| 2.2 汉朝的均势“和”策略 |
| 2.2.1 汉匈一家的“和”理念 |
| 2.2.2 汉匈共处的“和”策略 |
| 2.2.3 汉匈相争的“有利均势”战 |
| 2.3 唐代:夷狄一体的开放格局 |
| 2.3.1 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格局 |
| 2.3.2 广迎宾朋的社会实体格局 |
| 2.3.3 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成果 |
| 2.4 全球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4.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 |
| 2.4.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他山之石: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 |
| 3.1 “理解他者的理解”:传播之环境适应 |
| 3.1.1 方法:分寸感与“理解他者的理解” |
| 3.1.2 把握两国关系,规避可能风险 |
| 3.1.3 理解传播体制,处好公共关系 |
| 3.2 个人传经与组织布道:传播之主体设定 |
| 3.2.1 弱化组织色彩,淡化文化领导权之争 |
| 3.2.2 树立精英形象,寻求身份认同 |
| 3.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传播之内容把关 |
| 3.3.1 精神求同,“适应”传教 |
| 3.3.2 内容求轻,形式生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压力: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的双重误读 |
| 4.1 民间意识与国家理念的错位 |
| 4.1.1 从2020新冠肺炎疫情看国际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利用 |
| 4.1.2 官方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舆论引导 |
| 4.1.3 民间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意义消解 |
| 4.1.4 常识缺乏下的错位与误读 |
| 4.2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
| 4.2.1 远方的乌托邦 |
| 4.2.2 愚昧的中国 |
| 4.2.3 黄祸论 |
| 4.2.4 中国崩溃论 |
| 4.2.5 中国威胁论 |
| 4.3 被掩敝的国际公共关系 |
| 4.3.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受双方母国关系的缺席 |
| 4.3.2 传播模式对传受双方母国关系模式的忽略 |
| 4.3.3 传受双方母国关系被掩蔽的原因探究 |
| 4.3.4 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公民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对外“轻传播”策略 |
| 5.1 “轻传播”的概念探析 |
| 5.2 路径选择:万物自生听的网络社交媒体 |
| 5.2.1 技术基础:“沉浸”泛在的网络信号覆盖 |
| 5.2.2 渠道平台:内容、服务、账号的多维信息超市 |
| 5.2.3 范围特征:人内、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的组合传播 |
| 5.3 实践创新:“轻传播”的效果四律 |
| 5.3.1 注重关注度 |
| 5.3.2 彰显独特性 |
| 5.3.3 扩大接触面 |
| 5.3.4 铺陈情感律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 小结 |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 小结 |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小结 |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历史文化生态 |
| 第二章 太谷学派的创立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周太谷与太谷学派的创立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南北二宗的创建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 |
| 第三章 太谷学派人物着述与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主要人物及其着述 |
| 第二节 《周氏遗书》所见周太谷主要思想 |
| 第三节 张积中、李光炘对周太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太谷学派早期的儒学宗教化与民间化倾向 |
| 第一节 周太谷早期传道的儒学宗教化倾向 |
| 第二节 周太谷晚年传道的儒学民间化特征 |
| 第五章 张积中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三节 黄崖北宗儒学宗教化路向的最终结局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李光炘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一节 龙川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山事件对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影响 |
| 第三节 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七章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比较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差异性 |
| 第八章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晚期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第一节 归群草堂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归群草堂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余论:太谷学派历史命运的反思与儒学未来发展路向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相关概念阐释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革命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教育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教育思想的生成轨迹 |
|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教育思想的逻辑框架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教育思想的理论影响 |
| 第二节 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 |
| 一、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内容解析 |
| 二、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 |
| 三、列宁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创新性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化教育思想 |
| 一、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论述 |
| 二、邓小平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论述 |
| 三、江泽民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论述 |
| 四、胡锦涛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论述 |
| 五、习近平关于革命文化教育的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历史实践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宣传阵地,激发革命斗争意识 |
| 二、组织学生运动,坚持意识形态领导 |
| 三、创办各类学校,培养革命需要人才 |
| 四、开展整风运动,促进革命思想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主要做法 |
| 一、以马克思主义奠定革命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石 |
| 二、以党的革命历史教育增强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 |
| 三、以革命英雄主义涵育青年学生的精神品质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主要做法 |
| 一、加强革命文化教育的课程化建设 |
| 二、推进革命文化教育的生活化发展 |
| 三、丰富革命文化教育的仪式化活动 |
| 四、提升革命文化教育的法治化水平 |
| 五、发展革命文化教育的网络化模式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文化教育青年学生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化教育的全面领导 |
| 三、坚持革命文化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
| 四、坚持一以贯之地发挥革命精神的涵育功能 |
| 五、坚持与时俱进地创新革命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现实样态-基于福建省 7 所高校的调查 |
| 第一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现状的调查设计 |
| 一、问卷设计思路与基本结构 |
| 二、调查对象选取及其主要特征 |
| 三、样本情况 |
| 四、工具与方法 |
| 第二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数据分析 |
| 一、对革命文化的认知态势 |
| 二、对革命文化的认同程度 |
| 三、对革命文化的自信心理 |
| 四、对革命文化的践行情况 |
| 第三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一、学生对革命文化的评价度高与主动关注度低之间存在矛盾 |
| 二、党对革命文化理论教育重视度高与现实成效度低之间存在矛盾 |
| 三、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力弱与学生实践体验诉求强之间存在矛盾 |
| 四、学校革命文化教育方式单一与传播媒介多元之间存在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约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实效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面临挑战 |
| 一、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本质消解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崇尚心理 |
| 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弊端削弱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
| 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冲击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的政治认同 |
| 第二节 文化多元化发展制约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
| 一、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削弱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的理论认同 |
| 二、多重价值取向消解大学生对革命文化价值的认知与践行 |
| 三、各群体信仰的多元化加大大学生对革命精神崇尚与学习的难度 |
| 第三节 教育信息化趋势给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带来新的冲击 |
| 一、虚拟空间的难控性削弱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正向传播的有效度 |
| 二、网络舆论的复杂性降低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的兴趣度与认知度 |
| 三、信息平台的多样性影响大学生对革命文化线下教学的参与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具有新旨归 |
| 一、在阐释复兴使命中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
| 二、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
| 三、在强化初心指引中解决“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
| 第二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呈现新特征 |
| 一、革命文化铸魂育人的价值定位更加鲜明 |
| 二、革命文化涵育人心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 |
| 三、以革命文化培养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要求更加全面 |
| 四、革命文化教育的场域和载体更加丰富 |
| 第三节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原则 |
| 一、坚持教育内容的历史性与教育目标的政治性相统一 |
| 二、坚持资源利用的科学性与环境建设的创新性相融合 |
| 三、坚持线下教育的主导性与线上教育的辅助性相促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具体路径 |
| 第一节 打造革命文化教育“全课程”育人体系 |
| 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 |
| 二、以地方革命文化资源打造革命文化校本课程 |
| 三、以“课程思政”引导大学生确立革命文化的价值自觉 |
| 第二节 创设革命文化教育“多样式”实践平台 |
| 一、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打造革命文化育人品牌 |
| 二、创建各类活动组织,提升革命文化育人实效 |
| 三、打造红色研学精品,强化革命文化精神体验 |
| 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激发学生自觉践行意识 |
| 第三节 构建革命文化教育“常态化”发展模式 |
| 一、打造革命文化教育的网络“信息场” |
| 二、构建革命文化教育的实践“共同体” |
| 三、优化革命文化教育的国际“软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现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着力点及创新点 |
| 五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 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天谴灾异说 |
| (三)仁政思想 |
| (四)民本思想 |
| (五)宗族互助思想 |
| 二 佛教的慈善思想 |
| (一)佛教的传播 |
| (二)慈悲精神 |
| (三)因果报应 |
| (四)福田思想 |
| 三 道教的慈善思想 |
| (一)《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 |
| (二)其他经书中的慈善思想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概况 |
| 二 灾害救助措施 |
| (一)下诏罪己,检讨政策 |
| (二)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
| (三)整顿吏治,省刑赦罪 |
| (四)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
| (五)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
| (六)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
| (七)南朝时期水灾与救助的个案考察:建康水灾记录再认识 |
| 三 贫弱群体救助 |
| (一)皇帝登基、改元救助 |
| (二)立后、立太子救助 |
| (三)皇帝出巡救助 |
| (四)朝廷日常和重大事件救助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救助 |
| (六)其他救助 |
| 四 疫病救助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 |
| (二)颁书办学,普及医学常识 |
| (三)发放药物,医治疾疫 |
| (四)埋骨助葬,防控疾疫 |
| (五)隔离消毒,重视预防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
| 一 优抚制度古已有之 |
| 二 脱籍封爵制度 |
| 三 休假制度 |
| 四 抚恤制度 |
| (一)三国抚恤制度 |
| (二)晋朝抚恤制度 |
| (三)南朝抚恤制度 |
| (四)北朝抚恤制度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 |
| 一 尊老恤老福利 |
| (一)“养老”对象的界定 |
| (二)大赦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三)日常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四)三老五更之礼 |
| (五)行乡饮酒礼 |
| (六)存留养亲制度 |
| (七)版授高年制度 |
| (八)赐几杖制度 |
| 二 妇女儿童福利 |
| (一)妇女福利 |
| (二)儿童福利 |
| 三 残疾人福利 |
| (一)残疾人日常救助 |
| (二)残疾人免役制度 |
| 四 官员致仕福利 |
| (一)致仕年龄 |
| (二)致仕福利 |
| 五 官办福利机构 |
| (一)六疾馆 |
| (二)孤独园 |
| (三)别坊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 |
| 一 佛教慈善活动 |
| (一)佛教慈善的宣传 |
| (二)魏晋南朝的佛教慈善活动 |
| (三)北朝佛寺的慈善活动 |
| 二 道教慈善活动 |
| (一)以医疗救助促进道教传播 |
| (二)葛洪的医疗慈善 |
| (三)鲍姑的医疗慈善 |
| (四)陶弘景的医疗慈善 |
| (五)其他道教慈善 |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慈善救助 |
| 一 宗族慈善救助 |
| (一)宗族救助的基本内容 |
| (二)宗族安全救济 |
| (三)宗族贫困救济 |
| (四)宗族养老育幼 |
| 二 个人慈善救助 |
| (一)赈灾救荒 |
| (二)医疗救济 |
| (三)施棺助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基本古籍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北魏汉译佛经所见“布施”词例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南昌《力行日报》史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D]. 冀晋才. 山东大学, 2021(12)
- [2]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D]. 张珊. 西南大学, 2021(01)
- [3]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D]. 金欢. 兰州大学, 2021(12)
- [4]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D]. 樊航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7]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8]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D]. 许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研究[D]. 欧阳秀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
- [10]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