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冰[1]（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杨怡雯[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自主性”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讨论的学术概念和国家理论。该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自主性的相关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分析后,发展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以普兰查斯、密里本德和奥菲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为应对“二战”后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诘难,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从不同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指出国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挑战或改变社会的政治利益格局,但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行动的空间,并不是任由支配阶级摆布的“工具”。在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它首先明确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并引起了学界对国家自主性问题的重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以密里本德为代表的工具主义研究范式,以阿尔维塔和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路径和以奥菲为代表的阶级理论路径的四个流派。本文详细介绍了各流派对国家自主性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官僚机构和官僚自主性三个维度,对国家为何会产生自主性,以及国家自主性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国家自主性主要指的是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层的自主性、国家机器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以及官僚集团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该理论不仅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学者的着作进行文献归纳和比较分析,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与论释,在此基础上尝试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分析解释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张锦花[3]（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董俊[4]（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朋杨[5]（2021）在《德富芦花《不如归》中的疾病叙事》文中研究说明世事无常、生老病死,疾病赋予个人特殊人生体验的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与叙事策略。明治时代结核病作为“国民之病/亡国之病”,其恐怖的传染性、遗传性与致死性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德富芦花的《不如归》便是日本近代结核病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从创作内容来看,《不如归》主要讲述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甲午中日战争背景下,患病女性片冈浪子与海军中尉川岛武男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叙事策略上,德富芦花紧紧围绕“疾病”的话题,在小说中以明治社会医疗、法律、家庭制度为背景将“疾病”设定为促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疾病也在故事（浪子婚姻破灭）与“叙事”（作者芦花的讲述）的双层叙述层面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将结合日本传统家庭观念、明治时代“贤妻良母”制度、战争背景以及作家个人经历,论述作家的疾病叙事策略,探究作家的疾病叙事成因与创作意图。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概括性内容,共分为两个小节。第一节概述总结德富芦花生平、创作特点与创作思想,为研究作家的疾病叙事打下基础;第二节梳理日本文学中的疾病叙事,明晰日本文学的疾病叙事流变。第二章结合明治时代疾病背景,以文本为基础,分析作家关于女主人公浪子的疾病叙事,解读浪子的患病之因与患病心理。本章包括两小节,第一节结合病理学,从结核病的遗传性性质、浪子患病前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分析浪子的患病之因;第二节从浪子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芦花在文本中对浪子患病后的言语描写与情节安排,探究浪子的患病心理。第三章分析作家在文本中从浪子周围人物对于浪子患病一事的相关情节设定,明晰作家的疾病叙事策略与叙事意图,继而揭示明治时代家庭制度、疾病背景、战争背景下患病女性的生存困境。小说中真实事实与虚构叙事的并存从侧面反映作家的创作理念以及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与批判。由此,第三章首先从作家虚构设定千千岩这一人物形象入手,结合日本传统家庭观念,分析千千岩与浪子、武男之间的感情纠葛,阐明他对浪子患病后的借机报复是导致浪子悲惨命运发生的导火索;其次从作家解构与重构浪子婆婆阿庆的性格为切入点,围绕明治时代“贤妻良母”制度,论述浪子婆婆阿庆逼迫浪子与武男离婚的情节设定是导致浪子悲惨命运发生的关键因素;最后从明治时代“家族国家观”的角度出发,对比武男的人物原型,分析芦花对于文本中“武男军人身份”设定的叙事指向,以此透析武男身份的虚构是导致浪子悲惨命运发生的重要因素。第四章探究作家的疾病叙事成因,本章节分为三小节,第一节将从芦花家庭、个人经历切入分析芦花“二元对立思想”的形成因素,继而指出“善与恶”二元对立思想是芦花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基础;第二节分析作家的情感观念,探究作家在《不如归》中设定浪子患病前后情感观念转变的叙事成因;第三节综合作家个人思想意识与甲午中日战争背景,透析作家“家族国家观”的构建过程,从而阐释作家在“家族国家观”影响下的疾病叙事。最后为结语,将对正文部分所论述《不如归》疾病叙事策略中的女性患病之因,患病心理,明治时代“贤妻良母”制度与战争背景下患病女性的生存困境,德富芦花疾病叙事成因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此体现作家的真实创作意图。
王秀芳[6]（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安亚卓[7]（2020）在《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主要是指现代的西方国家为面对不确定性未来,利用能动性机制促进国家与非国家主体的平等以促进合作的逆向管理的各种理论、观点体系。它依赖于治理范式的勃兴而主要凝结于复杂化和不确定性问题现实中的国家能力重构的反思,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的公共行动纲领。简而言之,西方的国家治理理论、观点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思想性的结构、层次与特征的体系。其主要围绕“谁”及其“如何进行”“为何进行”来展示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前提假设、逻辑关系、认知规律以及逻辑旨归。同时,较为完整地从管理本体论、管理方法论、管理认识论、管理价值论几个思想层面进行了关照。其次,因其具备体系性、启发性、规律预测性以及未来性的思想特征而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和实践价值。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尝试界定基本概念和论域基础上,首先从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内容上抓住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两个关节点,就“平等参与理念”“合作理念”“逆向管理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与阐释,作为对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内蕴核心的提炼与升华。通过梳理西方的国家治理理论与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对西方的国家治理理论与观念进行思想性结构与层次、特征与价值的分析,最后,在揭示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内在矛盾和现实困境基础上,其关系管理、机制管理、原则管理以及治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有益启示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给予了相应的学术构想。
孙东山[8]（2020）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结合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实践经验所创立的科学国家管理理论。他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本质及职能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而且结合巴黎公社的国家实验,阐明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性质、依靠主体、过渡形态等。深入挖掘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本与文献结合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马克思原着中关于国家本质、国家消亡、国家职能等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体系,继而探讨其理论定位及主要治理模式,从而更好的服务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本文基本结构共分为六章。论文的主要思路为:第一章,绪论部分包含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框架等。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相关原着进行爬梳剔抉,以梳理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具有深刻的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痕迹,欧洲社会内部资本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为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为马克思思考国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武器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治理思想。第三章,主要围绕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逻辑演进进行讨论。马克思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这是因为19世纪无产阶级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并不充足,有限的革命实践（如巴黎公社）并不足以为马克思思考国家治理思想提供丰富的实践案例,当然也不能检验其理论的真伪。但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等基本问题的思考规定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的规定揭示其国家治理思想的阶级属性（即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的批判揭示其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构想则孕育了未来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国家形态。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国家治理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构想;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未来国家治理中人的生存状态四个发展阶段。第四章,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实践构想进行科学的解释,不仅阐释了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还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同时也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做了挖掘,挖掘出核心观点和要素条件。并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治理模式进行梳理和甄别,分析出治理的社会形态和基本方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主权、国家职能等,它们共同构成国家治理思想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以国家治理来界定其相关国家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国家主权、治权等问题的思考已经孕育现代意义上国家治理的“胚胎”。马克思基于有限的革命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储备,创造性的构想无产阶级阶级国家治理理论,后来欧洲及亚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这一实践构想具备非常科学的战略远见。第五章,主要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其治理模式。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一种不断吸取各种科学理论成分而逐步丰富完善自身的“活”理论,这是马克思关国家治理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同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即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角度解释国家的形成、发展及灭亡全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管理国家的主导思想,随着（国家-社会）关系变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为此,需要探究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之间关系,以及探讨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关联,并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这些方面来拓展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并加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之中的治理模式。第六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实践与运用的探索过程。以及讨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以马克思自身的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做分析前提,来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的国家合理相互契合之处,来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实践成果,这样更能清晰勾勒出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实践性表达。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战略层面综合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实现路径:民主巩固水平、资源汲取能力、制度治理水平、基层渗透能力以及国家学习能力现代化。结语部分概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主要观点,着重阐释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之中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启发之用。
孙国栋[9]（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提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董政[10]（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二、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 2.3.1 革命性 |
| 2.3.2 彻底性 |
| 2.3.3 现实性 |
| 小结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 小结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 小结 |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 小结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 6.3.1 消灭私有制 |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 小结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有关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国家是否具有自主性?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具主义国家观 |
| 二、韦伯的绝对主义国家观 |
| 第二节 政治学界有关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三次争论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普兰查斯与密里本德之争 |
| 二、回归国家学派:国家中心主义V. S.社会中心主义 |
| 三、新国家主义学派:从嵌入性自主到“社会中的国家” |
|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自主性问题的解释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兴起背景 |
| 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国家自主性问题的探索 |
|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流派 |
| 一、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 |
| 二、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研究范式 |
| 三、阿尔维塔和赫施的资本理论路径 |
| 四、奥菲的阶级理论路径 |
|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国家自主性的定义与内涵 |
| 一、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 |
| 二、工具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 |
| 第二节 国家自主性产生的原因与表现形式 |
|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二、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 |
| 三、官僚集团与官僚自主性 |
| 第三节 国家自主性程度的衡量标准 |
| 一、正常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
| 二、例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
| 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
|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理论价值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国家自主性问题上的启示 |
| 第二节 当代意义 |
| 一、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3）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治藏方略 |
| 二、民族与中华民族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
| 二、雏形: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 三、形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
| 四、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
| 五、确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
| 一、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
| 二、古代各民族互动中的共同体思想 |
| 三、大一统国家观中的共同体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 |
| 一、马克思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二、恩格斯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三、列宁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第四节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
| 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一节 党的治藏方略的形成发展历程 |
| 一、党治藏方略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 |
| 二、党的治藏方略的发展完备阶段(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确立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任务 |
|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 |
|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意义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目标任务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题中之意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三大关系 |
| 第四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机遇 |
| 第一节 古代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 |
| 一、民族互市与王朝朝贡 |
| 二、民族会盟与民族和亲 |
| 三、民族战争与民族贡献 |
| 第二节 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 一、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 |
| 二、共同抵御外辱扞卫统一 |
| 三、共同丰富发展祖国经济 |
| 四、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机遇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党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的战略机遇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引领机遇 |
| 第五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学生调查问卷与访谈统计分析 |
| 三、总结与启示 |
| 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农牧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 三、客位研究:以驻村干部为视角分析农牧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 |
| 四、总结与启示 |
| 第三节 西藏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调查点社区的选取情况 |
| 三、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
| 四、总结与启示 |
| 第六章 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挑战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冲击的复杂性挑战 |
| 一、境内外分裂敌对势力威胁西藏安全稳定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西藏主流文化 |
| 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性挑战 |
| 一、西藏经济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性 |
| 二、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性 |
| 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阻碍性 |
| 第三节 社会领域的复杂性面临多样性挑战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认知不足 |
| 二、对自媒体的无序发展的管控不足 |
|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
| 第四节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性挑战 |
| 一、文化程度偏低与环境影响 |
|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师资教师队伍素质需要提高带来的挑战 |
| 三、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缺乏良性互动 |
| 第五节 培育实践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性挑战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体的困惑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客体面临的困惑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面临的困惑 |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式的困惑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政治维度:构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
| 三、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务、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 |
| 四、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
| 第二节 文化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
|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根基 |
| 二、以推动西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契机,丰富培育内涵 |
|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 四、以文化互鉴为导向,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第三节 经济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
|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 三、建立经济互助机制,形成民族互惠共同体 |
| 四、加大边境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 第四节 社会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保障 |
| 一、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社会生态 |
| 二、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三、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作用 |
|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 第五节 教育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
| 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
| 二、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浓厚氛围 |
| 三、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动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合力 |
| 四、遵循认知情感规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 |
| 第六节 认知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
| 一、确立培育原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指明方向 |
| 二、完善培育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丰富内容 |
| 三、优化培育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拓宽路径 |
| 四、形成长效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德富芦花《不如归》中的疾病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德富芦花概述与日本文学疾病叙事流变 |
| 第一节 德富芦花及其文学创作 |
| 一、德富芦花的生平 |
| 二、德富芦花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日本文学的疾病叙事 |
| 一、日本古代文学疾病叙事 |
| 二、日本近代文学疾病叙事 |
| 第二章 《不如归》中女主人公浪子的疾病叙事 |
| 第一节 浪子的患病之因 |
| 一、结核病的家族遗传 |
| 二、童年创伤与婚后折磨 |
| 第二节 浪子的患病心理 |
| 一、西方医学思想导致的结核患者自我边缘化意识 |
| 二、患病初期浪子的“罪恶”意识 |
| 三、患病后期浪子的“逃离”意识 |
| 第三章 《不如归》中浪子周边的疾病叙事 |
| 第一节 “恶毒”的人物形象 |
| 一、“追求者”千千岩的借机报复 |
| 二、婆婆阿庆的层层逼迫 |
| 第二节 丈夫武男身份的虚构 |
| 一、武男原型的职业身份 |
| 二、武男的军人身份 |
| 第四章 德富芦花的疾病叙事成因 |
| 第一节 德富芦花的“二元对立”思想 |
| 第二节 德富芦花的情感观念 |
| 第三节 德富芦花的“家族国家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概述 |
| 第一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界定 |
| 一、治理 |
| 二、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 |
| 三、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治理思想 |
| 五、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 |
| 第二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理念 |
| 一、国家治理主体问题方面的理念 |
| 二、国家治理行为问题方面的理念 |
| 三、国家治理目的方面的逆向管理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发展进程与代表人物 |
| 第一节 酝酿期:西方的去政府化治理思想出现与发展 |
| 一、福利主义国家背景 |
| 二、市场化的单一向度特征 |
| 三、社会网络治理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 四、社会网络治理思想简评 |
| 第二节 出现期: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发轫 |
|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合作治理的背景 |
| 二、国家合作治理思想中的多向度特征 |
| 三、国家协同治理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 四、国家协同/合作治理思想简评 |
| 第三节 发展期: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进展 |
| 一、金融危机后国家治理思想出现背景 |
| 二、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融合特征 |
| 三、金融危机后新国家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 四、金融危机后国家治理思想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的国家治理的思想性阐释 |
| 第一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的思想性结构 |
| 一、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起点 |
| 二、西方的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与假设 |
| 三、西方的国家治理的逻辑 |
| 四、西方的国家治理的认知规律 |
| 五、西方的国家治理的旨归 |
| 第二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中的思想层次 |
| 一、管理本体论层:多元参与者的主体互为 |
| 二、管理方法论层:国家管理体系建设的原则 |
| 三、管理认识论层:管理与逆向管理的认知 |
| 四、管理价值论层:多元权力主体的关系与价值 |
| 第三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的思想性特征 |
| 一、西方的国家治理的体系性 |
| 二、西方的国家治理的启发性 |
| 三、西方的国家治理的规律预测性 |
| 四、西方的国家治理的未来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认知深化 |
| 一、国家治理认知深化的表现 |
| 二、国家治理认知深化的原因 |
| 三、国家治理认知深化的意义 |
| 第二节 促进国家治理实践的产生 |
| 一、酝酿期:促发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 |
| 二、出现期:解锁后现代主义国家治理 |
| 三、发展期:开启新国家主义国家治理 |
| 第三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价值 |
| 一、认知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批判与启示 |
| 第一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局限性 |
| 一、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在矛盾 |
| 二、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现实局限性 |
| 第二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批判 |
| 一、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普适性批判 |
| 二、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批判 |
| 第三节 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启示 |
| 一、国家治理思想下的关系管理 |
| 二、国家治理思想下的国家机制 |
| 三、国家治理思想下的管理原则 |
| 四、国家治理思想下的思维方式 |
| 第四节 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借鉴 |
| 一、平等合作关系的运用 |
| 二、重视国家作用与国家能力建设 |
| 三、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的建立 |
| 四、现代国家治理原则的运用 |
| 五、现代国家治理思维方式的运用 |
| 六、主动影响国际治理关系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主要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 |
| (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诉求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有机体论 |
| (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国家中心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治理思想 |
| 注释 |
| 第三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及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思想历程 |
| (一)马克思国家本质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萌芽 |
| (二)马克思国家批判中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雏形 |
| (三)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思想实践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趋势 |
| (四)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价值旨归 |
| 注释 |
| 第四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及实践构想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概述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内容与特点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要素条件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实践构想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批判继承 |
| (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治理模式的设计 |
| (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国家治理发展方向的预测 |
| 注释 |
| 第五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及治理模式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定位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共同体理论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论 |
| (三)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社会有机体理论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治理模式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的社会形态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
| 注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及其启示 |
| 一、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国家观与国家治理思想内在关联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的协同 |
| (三)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
| 二、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
| (一)夯实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二)完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设计 |
| (三)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路径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D]. 杨怡雯.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4]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德富芦花《不如归》中的疾病叙事[D]. 李朋杨.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7]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D]. 安亚卓.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8]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孙东山.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9]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10]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