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建设新路 促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论文文献综述）
王荣[1]（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明确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发展中,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华文化自信的坚强支撑。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内在机理与整体方略设计、外化实践路径三大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文章主要从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与价值理想三个层次出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进行了创新性解释,形成了合理完备的三维系统理论建构。同时,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由知向行的过程中,本研究还构建起了“知”、“情”、“信”、“行”四位一体的大众认同和转化的整体方略设计与理论模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大众认同提供了思想支撑与理论依据。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基本内涵与意义方面,本研究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出发,阐释清楚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重大意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众认同等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揭示出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从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以及价值理想三重维度重点着力,引导社会大众遵循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规范来推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与目标。在实现逻辑与内在机理方面,本研究以当代大学生为例剖析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现状,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方面存在的认知、情感、信仰等问题,探索促进大众由知向行的整体方略设计。文章认为,要在认清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现状与挑战的前提下,从“知”、“情”、“信”、“行”四个方面着手,才能真正地从认知转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普遍认同。文章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众认同需要在知上着力,强化价值认知;要在情上内化,激发情感共鸣;要在信上笃定,锤炼坚强意志;要在行上磨砺,融入生活实践,努力化解社会大众对价值认同的疑惑与挑战,不断引领人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强基固本、培根铸魂作用。在具体的外化实施路径方面,本研究从教育体系、文化根基、舆论传播、制度保障四方面出发,设计了促进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普遍认同的整体方略。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教育需要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育上下足功夫,从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到社会化再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推动形成全学段、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认同教育体系。同时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发掘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大众认同的文化根基,形成以文化人的育人体系。文章提出,在舆论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与舆论宣传的同频共振,突出榜样典型的示范引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官方与民间的互促传播,真正构筑起智媒体时代社会主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舆论传播新格局。同时,要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辩证统一高度,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实现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接受与认同,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其精神涵养与灵魂塑造的作用,才能不断地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思想引领力,才能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激荡的长河中挺起精神脊梁。
张毅[2]（2020）在《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产权和治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产权是奠定乡村治理的基础要素,治权则是规范乡村治理的结构要素,两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和形塑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中治权不断下放和分散的过程。同时,由于乡村集体产权的松动,导致村集体资源日益被少数村干部垄断,造成了村庄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和干群矛盾。而且,产权分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治权结构,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不仅霸占集体资源,与此同时又通过集体资源所带来的财富继续巩固其对村庄的治权。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村庄治权逐步从村干部手中分散到村民手中,于是就产生了围绕村庄公共权力和集体产权的激烈竞争和争夺。本文以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村庄L村为案例,具体描述该村由集体化时期的富裕村到改革开放后的贫困村,村委会选举由村民直选开始时的选举竞争和天价选票,到中期的村“两委”矛盾,再到村委会选举走向规范并趋于平稳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围绕煤矿资源利益而进行的权力争夺与权力运作,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的煤矿集体产权对乡村治理的冲击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进而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集体化时期,L村的集体煤矿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采取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方式,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的共同富裕,以及由此带来的村庄良好治理与全面发展;第二章通过对L村第六届换届选举中“金钱竞选”和“天价选票”的全景描述和系统解剖,分析集体产权失效后造成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生态恶化与村庄衰败;第三章以L村第八到第十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分析资源整合和煤矿利益消失后乡村权力运行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村干部无人竞选、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的治理困境;第四章通过对L村煤矿产权变迁下乡村权力运作轨迹和治理结果的分析,探索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即产权与治权密切关联,直接形塑乡村的政治生态,决定农村的发展命运。L村自治异化主要是缘于集体产权失效而非农民素质低下,优化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关键要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
庞达[3]（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徐浩[4]（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王世晨[5]（2018）在《我国县级市设置时空演化及政区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县级市是我国建制市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城镇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尽管1997年以来,中央冻结了县级市审批,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设置县级市已经成为我国优化城镇化格局,疏解大城市承载压力,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的设市力度明显高于以往。然而,县级市的发展规律至今尚未探明,困扰县级市空间治理的制度瓶颈至今尚未完全突破,阻碍了县级市的健康可持续成长。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研究,试图对县级市发展的关键问题作出回应:第一部分是绪论。从宏观层面分析了重启县级市设置的时代背景,然后对国内外县级市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技术路线。第二部分是县级市的时空演化进程与分布特征。将我国县级市的设置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了不同阶段县级市的设置策略及分布特征。第三部分是县级市的体制效应分析。构建了县级市设置的体制效应分析框架,以弥勒市和东宁市为例,分析了县级市体制对发展战略、城镇建设、居民生活等的效应,深化了对县级市体制效应的认识。第四部分是县级市的基层政区体制优化。分析县级市城市治理问题与其政区体制的内在关联,以昆山市为例,分析了基层政区设置对于县级市城市治理能力的影响,提出了我国县级市基层政区改革的若干战略导向。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展望。简要总结了研究成果,并从空间策略、论证机制、转型路径等角度,提出下一阶段我国县级市改革的重点内容。
杨艳[6]（2018）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独龙族世居中缅边境,分布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人口约7000人,与缅甸北部毗邻,少数散杂居于维西、西藏察隅县等地,独龙江乡是其唯一聚居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其它少数民族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贫原因复杂,扶贫成本较高、脱贫难度也较大。作为“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贫困状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是落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帮扶政策的前沿阵地和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尤其“十二五”期间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和当前的精准扶贫成效显着,被媒体誉为“独龙江模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以后,独龙江乡修公路、建新居、通4G,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的边境封闭山区,快速进入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封闭的小型社会而言,历史变迁的动力不仅在于生活方式,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文化与观念。在精准扶贫和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碰撞之中,独龙族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新旧交替中,这里的人们正在经历一个现代适应的过程,适应不良的情况通过具体社会问题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表现了出来,这是民族贫困地区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必然。物质变迁影响认知体系,认知改变又作用于经济结果。社会与观念变迁的特殊性给独龙江乡产业发展打上了极浓厚的乡土烙印,小农式生产在当地有着特殊的生命力。产业扶贫中,村民们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探索了一条具本土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新小农”模式。伴随观念变迁,村民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草果种植,赋予本土元素以现代价值。基层政府以现代技术指导生产和管理,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虽然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新小农”模式在运作中还存在不足,但仍是适宜本土情况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经过“直接过渡”后六十余年的帮扶,独龙江乡的“物质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但观念的发展并未完全跟上物质跨越的步伐,突出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文化、教育、组织建设等方面亦较薄弱,“精神贫困”还未能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中,除继续完善“新小农”模式,创新旅游扶贫思路,建立现代特色产业体系;还应引导独龙族群众增强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再生产;深化教育改革,继续加大基础和职业教育事业投入;落实素质教育与观念扶贫,激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综合施策、共同发力,协调、发挥各帮扶政策的效能最大化。基于独龙族人口较少、聚居的特点,在国家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下,独龙江乡扶贫政策的构建和落实具有很大的可控性和典型性。伴随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扶农业、扶旅游、扶文化、扶智力、扶志向,定能将独龙江乡由过去的原始“秘境”,建设成为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美丽乡村,成就扶贫的“中国经验”。
高曦[7]（2018）在《中国流域治理的模式研究：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文中研究指明近30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的各项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农产品种类不断增多,社会对各类农作物及畜禽养殖的需求正在持续增加,加上原本就一直存在的农村生活污染物无序排放等问题,导致农村地区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当前,许多农村地区的流域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隐患、缺陷,急需改进和完善。在此背景下,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流域治理找到更好的共建模式与经验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底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给中国农村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指导和依据,同时也对农村各类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在各地区由点到面的持续推进,农村流域的环境治理,尤其是流域的污染源头治理和面源污染治理在实践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深入,但是相关领域对美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污染源头治理的整合研究还比较欠缺。为探索一个对更好、更完善的流域治理模式,整合研究美丽乡村建设与流域的污染源头治理,本论文以中国福建省永春县桃溪流域为研究案例基础,讨论自2012年底至2016年初,该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对其辖区内主要水系——桃溪流域在水质改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流域源头污染治理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永春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对桃溪流域的治理起到的作用有:提高了桃溪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提高了桃溪流域周边各类污水的处理效率;有利于构建桃溪流域治理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完善流域治理的相关制度;有利于发挥治理过程中农民的主体作用。基于永春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索了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流域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的中国流域治理新模式。主要有:一、实时管护与监督模式。美丽乡村建设可以促进促流域污染源头防治机制的完善。“河长制”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流域、河流地区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度。比起传统流域治理模式,美丽乡村建设更加注重完善流域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美丽乡村建设可以指导和协助相关部门更好地、全方位地统筹解决流域的水质问题。二、田园综合体模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农村地区各方你建设起到了实践与理念方面的引领与完善作用,而田园综合体的出发点是基于城市元素与乡村结合的基础,让企业参与乡村各方面建设过程,打造商业化模式背景下城乡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目的是让农村地区的产业变革得到实质性促进与保障,也能够为农村地区的流域污染源头治理带来更多更好的机遇和实践。三、产业扶贫模式。美丽乡村建设注重引导农民转业转产,注重引导公众参与乡村建设和流域治理。美丽乡村建设能真正从乡村居民的实际利益出发,从生态经济效益等方面提高流域周边村民的生活质量,改善流域周边村民所处的自然环境状况,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四、科技引领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美丽乡村建设注重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倡导提升流域周边民生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应用能力,推进人口健康、社会管理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完善流域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同时能够更好地让科技成果惠及民生。五、更为宽广的社会资本融资模式。美丽乡村具有比传统流域治理更好的融合社会各项资金的体系和优势,注重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对被污染的流域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可以将相对单一的流域治理工程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紧密结合,通过开展多样的流域治理方式提升社会资本投资流域污染治理的积极性,能够促进促进农村地区流域治理效益和乡村经济效益共同提高。
卜新章[8]（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提出《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朱余斌[9]（2017）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熊梦琪[10]（2016）在《《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研究 ——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云南省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云南日报》是我省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而在各类新闻报道中,会议新闻成为了读者了解云南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窗口,其中尤以其每年的“两会”报道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新闻是媒体运用新闻话语使客观现实符号化的产物,因此,会议新闻提供的符号现实就是媒体运用特定的新闻话语对客观现实进行建构的结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入手,结合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云南日报》的会议新闻进行剖析,无疑能摆脱相关研究囿于新闻业务层面的泛泛而谈,探讨《云南日报》的会议新闻话语如何建构现实、建构了什么样的现实等核心问题,以达到深入了解会议新闻这一重要新闻类型的目的。本文主要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运用文本分析法、描写阐释法、比较研究法,以近十年来《云南日报》的全国“两会”报道作为分析样本,从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两个方面对其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展开研究,全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云南日报》和会议新闻新闻的概况,旨在通过简要的介绍对研究对象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二章和第三章属于文本分析部分,其中,第二章研究的是“两会”报道话语的宏观结构及其对现实建构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主要借鉴梵·迪克关于“主题结构”和“新闻图式”的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宏观结构的特点。第三章从“两会”报道话语微观结构的分析出发,通过对“两会”报道中词汇、句式的选择以及语篇构成的研究,概括《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微观结构的特点。第四章从语境分析的视角,将《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特点,及其建构的现实的特点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进一步揭示了由语言因素形成的包括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在内的言内语境,以及由会议“礼仪化”、党报属性、受众需求、媒体竞争等因素构成的言外语境对《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产生的影响。
二、完善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建设新路 促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建设新路 促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认同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意义与作用研究 |
| (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主体的研究 |
| (五)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与形成机理研究 |
| (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现路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内涵与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与基本内涵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与形成过程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系统理论建构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核心要义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概念解析与基本内涵 |
| 一、大众、认同及价值观认同的概念解析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发展和过程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内涵 |
|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重要意义 |
| 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价值根基 |
| 二、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必然要求 |
| 三、世界文化激荡中挺起精神脊梁的坚强支撑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内在机理与逻辑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四个维度 |
| 一、以全面认知为前提基础 |
| 二、以情感认同为内生动力 |
| 三、以坚定信仰为明确方向 |
| 四、以外化行为为最终目标 |
| 第二节 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主要问题 |
| 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不足与偏差 |
| 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不够 |
| 三、市场经济与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价值观信仰弱化 |
| 四、助益价值观认同的机制不够完善 |
| 五、网络与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促进大众由知转行的整体方略设计 |
| 一、在知上着力,强化价值认知 |
| 二、在情上内化,激发情感共鸣 |
| 三、在信上笃定,锤炼坚强意志 |
| 四、在行上磨砺,融入生活实践 |
| 第三章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教育体系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家庭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
| 二、学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 三、社会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阻力 |
|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教育体系 |
| 一、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教育体系 |
| 二、建立分众化的全覆盖教育体系 |
| 三、健全大中小学阶段衔接的全过程教育体系 |
| 第三节 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教育对策 |
| 一、应对家庭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挑战的对策 |
| 二、应对学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对策 |
| 三、应对社会教育过程中出现阻力的对策 |
| 第四章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文化根基 |
| 第一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
|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立场 |
|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实践路径 |
| 第二节 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重要基础 |
| 一、革命文化的重要内涵和主体内容 |
| 二、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及其独特功能 |
| 三、以革命文化为载体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有效路径 |
| 第三节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化育功能 |
| 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促进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作用 |
| 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文艺的培根铸魂作用 |
| 三、拓展文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有效途径 |
| 第五章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舆论传播格局 |
| 第一节 构筑理论与舆论宣传同频共振格局 |
| 一、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实力 |
| 二、提升教育传播队伍素质 |
| 三、打造媒体联动传播矩阵 |
| 第二节 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良好舆论环境 |
| 一、突出榜样示范引领,激励大众效仿认同 |
| 二、优化舆论引导传播,增进大众情感认同 |
| 三、促进认同建构实践,引导大众自觉参与 |
| 第三节 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传播路径 |
| 一、推进党政主导与民间互动共促结合 |
| 二、综合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载体 |
| 三、凸显新媒体在大众传播中的独特优势 |
| 第六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制度保障 |
| 第一节 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 |
| 一、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同构性 |
| 二、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 |
| 三、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互动性 |
| 第二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制度建设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度建设的目标理想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度建设的内在灵魂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度建设的评价标准 |
| 第三节 以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制度建设目标 |
|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制度建设途径 |
| 三、推进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多重机制建设 |
| 结语 |
| 附录1: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证调查报告 |
| 附录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现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2）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案例介绍 |
| 四、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一) 产权与集体产权 |
| (二) 煤矿产权的内容及特点 |
| (三) 治权及乡村治权 |
| (四) 政治生态与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六、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权力共有与利益共享: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农村政治生态 |
| 1.1 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煤矿的经营与管理 |
| 1.1.1 人民公社时期社队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1.2 农村社队煤矿的管理和经营形式 |
| 1.1.3 社队煤矿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1.1.4 社队煤矿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影响 |
| 1.2 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集体化时期L村煤矿产权形式 |
| 1.2.1 L村集体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2.2 L村集体煤矿的产权形式 |
| 1.3 党的领导与社员大会: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理形态 |
| 1.3.1 L村村庄治理的演变历史 |
| 1.3.2 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权结构 |
| 1.4 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治理成效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自治异化与村庄衰败:产权与治权分离中的农村政治生态 |
| 2.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起与村民自治的实行 |
| 2.1.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办与产权分化 |
| 2.1.2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农民的政治热情 |
| 2.1.3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集体煤矿私人承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2.2 产权松动与治权垄断:L村集体煤矿的私下承包与贫富分化 |
| 2.2.1 权力垄断资源:村干部私下承包与转让村集体煤矿 |
| 2.2.2 资源巩固权力:选举竞争与煤矿承包者当选 |
| 2.2.3 贫富分化与干群矛盾:村干部掌握集体资源的结果 |
| 2.3 产权分化与治权分散:昂贵的选票与派系斗争 |
| 2.3.1 村民直选中激烈的竞争与“金钱大战” |
| 2.3.2 产权与治权分离后的村企对立与治理瘫痪 |
| 2.3.3 “两委”矛盾——派系斗争背后的资源争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竞争消失与发展困局:产权与治权解挂后的农村政治生态 |
| 3.1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演变及过程 |
| 3.1.1 安全整治,关小上大 |
| 3.1.2 有偿使用,兼并重组 |
| 3.1.3 国进民退与集团经营 |
| 3.2 煤炭资源整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3.2.1 集体收入减少影响村庄公共建设 |
| 3.2.2 补偿纠纷下社会矛盾增多 |
| 3.2.3 采煤沉陷区治理难开展 |
| 3.3 L村集体煤矿整合后的自治转移与发展困境 |
| 3.3.1 一次性海选与严格投票规则 |
| 3.3.2 村民参选的理性回归 |
| 3.3.3 平稳连任与“一肩挑” |
| 3.3.4 竞争消失后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及困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集体产权与民主治理: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优化路径 |
| 4.1 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矿产权制度体系 |
| 4.1.1 厘清产权关系 |
| 4.1.2 稳定产权政策 |
| 4.1.3 规范矿业权市场 |
| 4.1.4 畅通社会参与渠道 |
| 4.2 坚持并有效发挥集体产权的双重功能 |
| 4.2.1 集体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实质内容 |
| 4.2.2 坚持与明晰集体产权,增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
| 4.2.3 强化治权的民主运行,保障集体产权的政治功能 |
| 4.3 加强农村民主制度治理 |
| 4.3.1 加强选举后的民主制度运行,避免“自治异化” |
| 4.3.2 完善村务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四权同步” |
| 4.3.3 提高村民监督意识和能力,提升“公共意识” |
| 4.4 发挥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
| 4.4.1 夯实领导地位,理顺两委关系 |
| 4.4.2 加强党员教育,带动农民参与 |
| 4.4.3 优化党员结构,抓好“关键少数” |
| 4.4.4 加强作风建设,重塑干部形象 |
| 4.5 重塑农村良好的政治文化 |
| 4.5.1 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
| 4.5.2 加强乡村诚信、法治和民主等现代文明建设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产权与治权关系是形塑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 |
| 二、自治异化缘于制度缺陷而非农民素质低下 |
| 三、集体产权功能失效是农村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 |
| 四、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健康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政党适应性的视角阐释 |
| (一)政党适应性的基本理论:内涵、核心问题与实现逻辑 |
| (二)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及其对群众路线研究的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群众路线的内涵及与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群众”的内涵 |
| (一)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核心问题 |
| (一)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多重面相 |
| (二)核心问题:建构政党与群众的契合关系 |
| 三、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契合点:党群关系中的“适应性”问题 |
|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适应性的基本方式 |
| (三)群众路线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适应性的特征与逻辑 |
| 第二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晋中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湖南醴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浙江温岭群众路线实践的“民主恳谈”模式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功能阐释 |
| 一、外适应功能:回应、引导与塑造群众 |
| (一)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敏锐感知群众需求变化 |
| (二)资源整合与汲取:建构群众支持网络 |
| (三)民意汇集与实现:巩固执政合法性与代表性 |
| (四)群众塑造与引导:增进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 |
| 二、内适应功能:党的自我革新、净化与凝聚 |
| (一)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自我革新 |
| (二)政治能力锻炼与经验累积:实现自我提升 |
| (三)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塑造:实现自我净化 |
| (四)政党文化与向心力建构:实现自我凝聚 |
| 第四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 |
| 一、新时代创新群众路线的意义 |
| (一)克服政党外适应挑战 |
| (二)应对政党内适应难题 |
| 二、当前群众路线创新的主要障碍 |
| (一)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政治整合难度 |
| (二)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拓展 |
| (三)基层组织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互动沟通 |
| 三、新时代群众路线实践创新的可能路径 |
| (一)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 |
| (二)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 |
| (三)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 |
| (四)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 |
| (五)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我国县级市设置时空演化及政区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县级市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县级市研究文献检索详情 |
| 1.2.2 县级市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相关说明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概念界定 |
| 1.4.3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建国初至冻结审批前我国县级市的时空演化进程 |
| 2.1 建国初期县级市的曲折发展 |
| 2.1.1 建国至1960年代初的波动增长 |
| 2.1.2 1960 年代初至改革前的逐步压缩 |
| 2.2 改革初期县级市的快速增长 |
| 2.2.1 改革至1980年代中期：空间均衡导向下的县级市设置 |
| 2.2.2 1980 年代中期至冻结：经济发展导向下的县级市设置 |
| 第三章 冻结审批及重启以来我国县级市的优化与变革趋向 |
| 3.1 冻结审批阶段少数县级市设置的分布 |
| 3.2 重启以来县级市设置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2.1 重启县级市设置的时代背景 |
| 3.2.2 县级市设置的空间逻辑转变 |
| 3.3 当前我国县级市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向 |
| 3.3.1 趋向一：体制优化,激发内在潜力 |
| 3.3.2 趋向二：体制赋能,升格为地级市 |
| 3.3.3 趋向三：体制重构,转变为市辖区 |
| 第四章 县级市设置的体制效应分析(上)：一般县级市的案例 |
| 4.1 关于一般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主要观点 |
| 4.2 一般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分析框架及案例选取 |
| 4.2.1 一般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2.2 一般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案例选取 |
| 4.3 体制效应的案例分析：以云南省弥勒市为例 |
| 4.3.1 弥勒县级市设置前的发展脉络 |
| 4.3.2 弥勒县级市设置背景及其理由 |
| 4.3.3 弥勒县级市体制效应的多维分析 |
| 4.3.4 弥勒县级市的体制效应分析结论 |
| 4.4 关于一般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进一步认识 |
| 第五章 县级市设置的体制效应分析(下)：特殊县级市的案例 |
| 5.1 关于特殊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主要观点 |
| 5.2 特殊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分析框架及案例选取 |
| 5.2.1 特殊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分析框架 |
| 5.2.2 特殊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案例选取 |
| 5.3 体制效应的案例分析：以黑龙江省东宁市为例 |
| 5.3.1 东宁县级市设置前的发展脉络 |
| 5.3.2 东宁县级市设置背景及其理由 |
| 5.3.3 东宁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多维分析 |
| 5.3.4 弥勒县级市的体制效应分析结论 |
| 5.4 关于特殊县级市设置体制效应的进一步认识 |
| 第六章 县级市基层政区体制及基层治理的关联研究 |
| 6.1 县级市治理问题及其与政区体制的关联 |
| 6.1.1 发展的综合性与体制的独立性的矛盾 |
| 6.1.2 生产生活升级与行政等级约束的矛盾 |
| 6.1.3 服务效能提升与基层政区设置的矛盾 |
| 6.1.4 区域均衡发展与乡镇政区格局的矛盾 |
| 6.2 县级市政区体制分析：以“中国第一县级市”昆山市为例 |
| 6.2.1 昆山市行政区划的演变脉络及其现状 |
| 6.2.2 昆山市基层政区的主要问题及其分析 |
| 6.2.3 昆山市基层政区的改革路径及其建议 |
| 6.3 县级市基层政区改革的战略导向 |
| 6.3.1 提升发展聚力,加快建设现代经济 |
| 6.3.2 形成协同合力,加强区域统筹联动 |
| 6.3.3 挖掘制度潜力,激发双重体制优势 |
| 6.3.4 增进民生活力,推动治理重心下移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1 本研究基本结论 |
| 7.1.2 县级市改革政策建议 |
| 7.2 主要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6）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一)独龙族研究 |
| (二)民族地区扶贫研究 |
| (三)民族发展研究 |
| (四)现代小农经济研究 |
| 三、研究旨趣与创新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三)重难点与创新 |
| 四、理论关照与核心概念 |
| (一)运用的主要理论 |
| (二)发展的概念与内容界定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田野过程 |
| 第一章 独龙族与独龙江乡概况 |
| 一、独龙族的历史与文化 |
| (一)历史图景 |
| (二)文化素描 |
| 二、独龙江乡的自然生境与沿革 |
| (一)自然生境 |
| (二)区位沿革 |
| 第二章 独龙江乡扶贫历程与社会发展 |
| 一、早期帮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
| (一)“直接过渡”时期的帮扶工作 |
| (二)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帮扶工作 |
| 二、“十二五”时期整体式扶贫与物质生活水平的飞跃 |
| (一)“整乡推进整族帮扶”政策的制定 |
| (二)“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六大工程的实施与落实 |
| (三)整体式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精准扶贫与内生式发展的推进 |
| (一)精准扶贫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
| (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监督与保障 |
| (三)落实精准扶贫中对象的精准 |
| (四)精准扶贫阶段的帮扶特点 |
| 第三章 扶贫与现代观念发展 |
| 一、扶贫：现代观念形成的背景 |
| (一)政府鼓励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
| (二)现代生活带来生产资料的商品化 |
| 二、市场意识：现代观念的内容 |
| (一)经济要素进入知识结构 |
| (二)工具主义影响价值观念 |
| 三、碎片化：观念转变的特点 |
| (一)信息获得的碎片化 |
| (二)知识构成的碎片化 |
| 四、不适：观念发展与物质进程不同步的结果 |
| (一)观念发展不同步引起的具体社会问题 |
| (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趋势 |
| (三)出现不适是发展中的必然 |
| 第四章 扶贫与现代特色产业发展 |
| 一、独龙江乡产业扶贫的历程 |
| (一)有心栽花：旅游业发展缓慢 |
| (二)无心插柳：草果种植成为产业发展的致富之路 |
| (三)关键：基层政府的大力扶持 |
| 二、独龙江乡产业发展的“新小农”模式 |
| (一)“新小农”模式的概念 |
| (二)“新小农”模式的特点 |
| 三、“新小农”模式中的本土元素 |
| (一)“懒”与“闲暇” |
| (二)“北京时间”与“独龙时间” |
| (三)“头人”和“老县长” |
| 四、“新小农”模式中传统小农元素的现代价值 |
| (一)传统小农社区空间结构保留了生存“安全阀” |
| (二)小农“生存理性”价值取向降低了市场风险 |
| (三)小农式生态逻辑保证了生产的可持续性 |
| 五、“新小农”模式运作中的问题 |
|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之难 |
| (二)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不足 |
| 第五章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
| 一、扶农业：完善“新小农”模式 |
| (一)培养本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二)帮助小农户扩大种植规模 |
| (三)提供系统的生态农业技术支持 |
| (四)加大拓宽融资渠道的力度 |
| (五)面向市场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六)全面推动特色种植品种的产业化经营 |
| 二、扶旅游：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创新旅游发展思路 |
| (一)新思路：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元素 |
| (二)思路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 |
| (三)整合资源推动旅游扶贫的具体对策 |
| 三、扶文化：推动文化再生产 |
| (一)帮助群众在实践中增加本土文化认知 |
| (二)培养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意识 |
| (三)引导群众构建地方核心价值 |
| (四)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
| 四、扶智力：继续加大基础与职业教育事业投入 |
| (一)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推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
| (二)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创造就近就业条件 |
| 五、扶志向：落实素质教育和观念扶贫 |
| (一)丰富教育形式,落实素质教育 |
| (二)活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
| (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 |
| 六、共同发力：实现各帮扶政策的最大效能 |
| (一)增强基层政府执行力,发挥政策的综合效能 |
| (二)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社会扶贫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3：独龙江乡《村规民约》 |
| 附录4：微信截图授权 |
| 附录5：独龙江乡巴坡村贫困户名单 |
（7）中国流域治理的模式研究：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本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流域治理研究进展 |
| 2.1.1 国外流域治理研究进展 |
| 2.1.2 国内流域治理研究进展 |
| 2.2 国内外乡村建设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乡村建设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美丽乡村建设研究进展 |
| 2.3 关于乡村建设与流域污染源头治理整合的研究进展 |
| 2.4 综合评述 |
| 第3章 中国流域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1 主要挑战与困境 |
| 3.1.1 农业面源污染严重 |
| 3.1.2 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
| 3.1.3 农田秸秆无序利用 |
| 3.1.4 各类污水处理效率较低 |
| 3.1.5 各类垃圾处理效率较低 |
| 3.1.6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
| 3.1.7 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
| 3.2 主要原因 |
| 3.2.1 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位置缺失 |
| 3.2.2 考核地方政府的机制不合理 |
| 3.2.3 资金短缺现象明显 |
| 3.2.4 治理工程缺乏后续管理与保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概况 |
| 4.1 历史背景 |
| 4.2 建设理念 |
| 4.3 案例研究: 浙江省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概况与成果分析 |
| 4.3.1 建设概况 |
| 4.3.1.1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
| 4.3.1.2 打造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 |
| 4.3.1.3 拓宽资金融合渠道 |
| 4.3.1.4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规范 |
| 4.3.1.5 发展乡村旅游 |
| 4.3.2 建设成果分析与经验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案例研究: 福建省永春县推广美丽乡村建设对其辖区内流域污染源头治理的促进作用之研究 |
| 5.1 永春县概况 |
| 5.1.1 地理位置与环境状况 |
| 5.1.2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5.1.3 生态立县定位的由来与发展 |
| 5.2 桃溪流域概况 |
| 5.3 桃溪流域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4 永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概况 |
| 5.4.1 主要目标 |
| 5.4.2 主要评估标准与指标 |
| 5.4.3 建设概况 |
| 5.4.4 主要建设成果分析 |
| 5.4.4.1 突出饮用水源地整治和流域污染源头治理 |
| 5.4.4.2 全面整治畜禽养殖业,防止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加剧 |
| 5.4.4.3 全面完善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
| 5.4.4.4 积极引导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理念与方式 |
| 5.4.4.5 加强环境治理后续管护 |
| 5.4.4.6 以“乡愁”为核心充实流域治理的文化内涵 |
| 5.5 美丽乡村建设对桃溪流域治理的促进作用:流域水质视角 |
| 5.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5.2 桃溪流域水质变化 |
| 5.5.3 桃溪流域水质变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关系解析 |
| 5.5.3.1 美丽乡村建设提高了桃溪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 |
| 5.5.3.2 美丽乡村建设提高了桃溪流域周边各类污水的处理效率 |
| 5.5.3.3 美丽乡村建设有利于构建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 |
| 5.5.3.4 美丽乡村建设有利于完善流域治理管理的相关制度 |
| 5.5.3.5 美丽乡村建设有利于发挥流域治理过程中农民主体作用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流域治理新模式探索: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 |
| 6.1 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模式探索 |
| 6.1.1 推行以河长制为主的河流实时管护与监督模式 |
| 6.1.2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田园综合体共建模式 |
| 6.1.3 坚持产业扶贫的农村发展模式 |
| 6.1.4 建成以科技引领为支撑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 |
| 6.1.5 打造更为宽广的社会资本融资模式 |
| 6.2 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的关键点 |
| 6.2.1 突出饮用水源地的流域污染源头治理 |
| 6.2.2 深度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与涉农流域面源污染的治理 |
| 6.2.3 完善科研单位建设与人才培养储备模式 |
| 6.2.4 把全面提升公众幸福指数做为流域治理的内生动力与根本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实践与政策启示 |
| 7.1.3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战略定位的思考 |
| 7.2 主要不足与未来展望 |
| 7.2.1 主要不足 |
| 7.2.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治理和善治理论方面的研究 |
| (二) 关于发达国家乡村治理模式与经验借鉴方面的研究 |
| (三) 关于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演变阶段划分方面的研究 |
| (四) 关于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
| (五) 关于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演变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
| (六) 关于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创新的现实障碍和可行路径方面的研究 |
| (七) 评述 |
| 三、研究目标和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乡村治理体制 |
| 第一节 土地改革运动 |
| 一、土地改革运动的兴起 |
|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评价与启示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与背景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阶段 |
|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评价与启示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乡村治理体制评析 |
| 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体制中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强化 |
| 二、乡村基层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完善 |
| 三、市场存在和运作的空间不断地被压缩和挤压 |
| 四、农民主体地位的逐渐丧失 |
| 五、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边缘化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与发展阶段 |
| 一、人民公社制度设想的提出 |
| 二、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 |
| 三、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评价 |
| 一、人民公社制度的正面评价 |
| 二、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 |
| 第三节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的生成基础与特征 |
| 一、"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的生成基础 |
| 二、"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度特征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体制创立发展期 |
| 第一节 "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 |
| 一、"乡政村治"体制产生的背景 |
| 二、"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 |
| 第二节 "乡政村治"体制的发展 |
| 一、撤并乡村及乡镇机构改革 |
| 二、农村税费改革 |
| 三、城乡统筹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 四、农村社区建设 |
| 第三节 "乡政村治"体制确立与发展阶段取得的主要治理绩效 |
| 一、"乡政村治"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
| 二、重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释放出基层活力 |
| 三、加强了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乡镇政府职能实现了初步转变 |
| 四、增强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有助于乡村工作中难点问题的解决 |
| 五、有力助推了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
| 第四节 "乡政村治"体制确立与发展期的特点 |
| 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
| 二、乡镇政府开始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蜕变 |
| 三、"村治"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但整体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 |
| 四、农民的独立性、自主性、现代性增强,农民阶层分化 |
| 五、市场"无形之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 |
| 六、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较快,空间拓展,作用初现 |
| 第四章 新时期"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
|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
| 三、新型城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之间的互动 |
| 第二节 新时期"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
| 一、传统价值体系加速衰落 |
| 二、"乡政村治"规范化制度供给短缺,存在制度缝隙 |
| 三、乡镇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难以履行乡村治理的职能 |
| 四、村民自治整体水平不高,村民自治组织承担村级治理之责"力不从心" |
| 五、"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博弈 |
| 六、乡村社会人才大量流失,但农民对市民化转移选择谨慎 |
| 七、市场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
| 八、乡村民间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缺乏自治能力 |
| 第五章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 |
| 第一节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础 |
| 一、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 |
| 二、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础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成长逻辑 |
| 一、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 |
| 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 |
| 三、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 |
| 四、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 |
| 第三节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指向 |
| 一、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合作"型乡村治理体制的必然性分析 |
| 二、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合作"型乡村治理体制的意义 |
| 第四节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加强乡村文化、价值观和理念建设,重塑村民精神家园 |
| 二、加强和完善党在乡村治理体制中的领导 |
| 三、构建"以人为本"服务型基层政府 |
| 四、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创新,增强村级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 |
| 五、进一步明确乡政与村治的边界,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 |
| 六、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农民的现代转型 |
| 七、创新体制机制,吸引"新乡贤"回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作用 |
| 八、充分发挥市场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作用 |
| 九、鼓励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 |
| 结语: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的启示与趋势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研究 ——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课题的缘起 |
| 二、学术界研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五、课题研究的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云南日报》及其会议新闻概述 |
| 第一节 《云南日报》概述 |
| 一、《云南日报》的创刊背景 |
| 二、《云南日报》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会议新闻概述 |
| 一、会议新闻的定义 |
| 二、会议新闻的类型 |
| 第三节 《云南日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概述 |
| 一、《云南日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的稿件来源 |
| 二、《云南日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的数量 |
| 三、《云南日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的版面分布 |
| 四、《云南日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的类型 |
| 第二章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现实建构的宏观结构 |
| 第一节 《云南日报》“两会”报道话语现实建构的主题结构 |
| 一、《云南日报》“两会”消息话语现实建构的主题结构 |
| 二、《云南日报》“两会”通讯话语现实建构的主题结构 |
| 第二节 《云南日报》“两会”报道话语现实建构的图式结构 |
| 一、《云南日报》“两会”消息话语的图式结构 |
| 二、《云南日报》“两会”通讯话语的图式结构 |
| 第三节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现实建构宏观结构的特点 |
| 一、会议消息话语宏观结构的模式化 |
| 二、会议通讯话语的宏观结构相对灵活 |
| 第三章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现实建构的微观结构 |
| 第一节 《云南日报》“两会”报道话语的词汇选择 |
| 一、词类的选用 |
| 二、缩略语的选用 |
| 第二节 《云南日报》“两会”报道话语的句子选择 |
| 一、句型的选用 |
| 二、句式的选用 |
| 第三节 《云南日报》“两会”报道话语的语篇分析 |
| 一、连接手段 |
| 二、话题隐现 |
| 三、词汇手段 |
| 第四节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现实建构微观结构的特点 |
| 一、建构参会人员积极、正面的形象 |
| 二、建构媒体客观报道者的身份 |
| 三、以正面宣传为主 |
| 四、凸显语篇的层次性 |
| 第四章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与语境 |
| 第一节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与言内语境 |
| 一、信息详述原则影响下的句际语境 |
| 二、总分句群影响下的语篇语境 |
| 第二节 《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与言外语境 |
| 一、礼仪化的会议活动与《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礼仪化 |
| 二、党报属性与《云南日报》的会议新闻话语 |
| 三、受众需求与《云南日报》的会议新闻话语 |
| 四、媒体环境与《云南日报》的会议新闻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完善有云南特色的城镇建设新路 促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研究[D]. 王荣. 东南大学, 2020(01)
- [2]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D]. 张毅. 山西大学, 2020(12)
-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4]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5]我国县级市设置时空演化及政区体制创新研究[D]. 王世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6]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D]. 杨艳.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7]中国流域治理的模式研究：美丽乡村建设与污染源头治理有效整合[D]. 高曦. 厦门大学, 2018(08)
- [8]《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9]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10]《云南日报》会议新闻话语的现实建构研究 ——以2006-2015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D]. 熊梦琪.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