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生命属于她

一、女人的生命属于自己（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柴晓岩^[2]（2021）在《“身体”理论视域下阿涅斯·瓦尔达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尤达^[3]（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杨荷泉^[4]（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胡玥菡^[5]（2021）在《论布劳提根小说中的二元女性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垮掉派边缘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Gray Brautigan,1935-1984）,是二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与垮掉派其他小说家相比,布劳提根的女性书写显得别具一格。他是个自相矛盾的写作者,他的价值观左右摇摆,彼此相抵触。在小说作品中,布劳提根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家庭特质,又呈现出社会性;她们既被塑造为男性凝视中的女性客体,又呈现出女性身体主权意识。布劳提根以矛盾的女性书写,绘制了一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性生存状态的略缩图,表达了他对女性生存境况冷静而深刻的思考。本论文以布劳提根的八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立足于布劳提根的女性书写,辅以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等研究导向与手段,从女性主义的维度分析论证布劳提根二元的女性书写,并探究其形成原因。本论文共五个部分,包括绪论、正文一到四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介绍布劳提根生平与创作,梳理国内外布劳提根研究现状,引出论文研究主题。论文第一、二章以布劳提根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主要分析内容。第一章围绕“家庭女性”与“社会女性”展开讨论,分别以女性的家庭特质及社会特质切入点,考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气质如何在布劳提根的写作中共生。第二章以“男性凝视”与“女性身体主权”为主要探讨对象,围绕被幻想与支配的女性身体及拥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女性身体展开论述,分析布劳提根小说中表现出的对女性身体的两种相反态度。论文第三章以外部研究为主,结合布劳提根生平经历与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的社会现实,探讨布劳提根二元女性书写的形成原因及其所暗含的性别政治问题。此外,本论文还结合当下社会现实与女性主人公的命运,进一步思考布劳提根的女性书写对当下两性关系的启示,探究女性独立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杜颖^[6]（2021）在《《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薄伽丘的《十日谈》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不仅在它问世之初就风靡欧洲,为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在历经六百多年之后,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性,被历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视为新时代的开篇之作,深刻地体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日谈》中作者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多变的文风,构建了层次分明又相互勾连的多层叙事结构,使得不同层面中不同的故事和人物看似充满了矛盾,实际上则是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体多面的体现。因而本篇论文将《十日谈》的结构与薄伽丘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结合起来,透过它复杂的表象,探寻其思想的核心。在意大利,薄伽丘及《十日谈》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部作品拥有“人间喜剧”“商人史诗”“商业世界的圣骑士”等等各种头衔,薄伽丘也被誉为可见研究范围之广。欧美国家也一样,每年都有各种的主题研讨会,学术活动十分丰富,常常对一个故事提出不同的解读方式,并从语文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去进行探究。目前国内对《十日谈》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不同的汉语译本或英文译本,在语言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这本书又是语言风格多变,融嬉笑怒骂于一体,而且不同版本的译文多有差异,也会影响到对文本细节的理解。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多数是从宗教、女性等某一方面进行探究,没有从文本整体进行归类整理,多数是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故事为例证,忽视了思想意识内涵不一样的故事,也鲜见对一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去进行解读。本文将以《十日谈》的框架结构中作者的叙事角度作为切入点,以上个世纪意大利《十日谈》研究专家布兰卡（Branca V）勘定主编的原本为研究对象,关注全文序言、跋,以及每一天的引言、结语与一百篇故事,从文本的全景入手,并且通过与但丁的《神曲》进行比较,再结合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及那不勒斯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两性关系和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三个现实生活中主要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一词应用很广,但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又有较大不同,本文将通过具体故事和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既要找到统领全书的思想内核,又要将抽象而宽泛的概念落到具体领域,观其表现,以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十日谈》在嬉笑怒骂之间所传递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主义思想。《十日谈》是一本有阅读门槛的书,但作者通过自己的巧妙安排,可以让每个读者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不同的阅读体验。论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十日谈》的叙事结构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第二章为《十日谈》的人文主义宗教观,第三章《十日谈》的人文主义两性观,第四章是新兴商人阶层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十日谈》的叙事结构与人文主义思想表达相结合,从更全面、更立体的多个角度去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不同层面的表达,在纷繁复杂、看似相异的现象中找到一致的统领思想。也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让《十日谈》在国内的研究也能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发展。2.将《十日谈》与《神曲》进行文本比较考证,本文的比较考证不同于已有的对二者的叙事方法在宏观层面上的比较,而是从字词、语段等不同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关联印证,利用《神曲》结构清晰的优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日谈》中隐含的叙事结构。3.将一百个故事按照十天的主题和内容分为四组,分别从:天性的力量、时运的影响、狂欢化的市井生活和悲剧与崇高四个方面来反映整部作品各部分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让《十日谈》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一个现实的有机整体。

郑紫晖^[7]（2021）在《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露西·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欧洲现代女性主义“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的学说包括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和性别政治批判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突出的特质是明确的解构主义立场和对于差异性权利规则的强调,她的理论可以视为是关于差异性的差异化的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放弃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着眼于权利的现实取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女性确认女性性经验、为女性主体性赋权和构建女性主义话语的方式,颠覆男权社会的二元逻辑思维模式、打破男权话语的微观权力牢笼,最终使女性通过建构语言的方式实现自我赋权。伊利格瑞理论的后现代特质体现在她对于差异和平等概念、女性性话语以及对于性别文化等问题的具体阐述上。本文绪论部分明确了选题视角、研究特色与研究意义。论文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主义研究在伊利格瑞学说创构时期已进入后现代语境;另一方面在于伊利格瑞深受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其理论体现出显着的解构主义哲学理念。为此,本文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脉络和阐释了解构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本文的研究特色是以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微观权力理论三个模块范式为参照,根据伊利格瑞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出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即基于女性心理 分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谱系建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身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权力理论范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呈现伊利格瑞理论在阐述女性语言和主体性建设方面的洞见性观点,这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也可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清晰地呈现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之间的渊源,本文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后现代文化思想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学说与伊利格瑞学说的关系。后现代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说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语言观与差异观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伊利格瑞首先改造拉康的镜像理论,并生成针对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窥镜检视,即她在针对以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和阉割情结等为核心的、由男性主导的对女性塑形的经典话语规定中,还原女性被割裂和噤声的过程,并重新定义女性性经验、主张赋予女性主体性,从而建立男权文化体系之外的、以女性情谊和母女亲情为枢纽的女性谱系。其次,在建立女性语言的课题方面,伊利格瑞接受德里达提出的重视“能指链”打开的生成性的、游戏般的延异的语言观点。伊利格瑞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性经验的篡改归因于人类当前语言状况的单一和独断性,她进而在鼓励女性言说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与男性主导话语模式所不同的、基于女性认知和身体特性的新的语言。女性可以通过语言实践和对于现有语言的模仿和改造来获取女性话语。第三,受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主义语言观是一种权力论:女性获取关于语言的权力有助于突破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监看”和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女性借由女性语言可回复到身体与生命本身,并进行生活实践。在这一基础上,伊利格瑞最后提出基于女性语言实践和自我创造的女性主体建构理论;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学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与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等。伊利格瑞承认波伏瓦的旗帜地位,并指出其“他者”说对于女性屈辱地位指认的重要性,但她同时更加接受克里斯蒂娃对男性文化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伊利格瑞依据此方法,发扬女性文论研究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重视的传统,建立起关于女性谱系的基本认知;她同时又结合西苏关于女性“乳汁”般的生命能量与女性白色写作的学说,提出肯定女性性经验、构建女性对于自身的言说和体验的女性主义话语方式、为女性主体性赋权等观点。如果说波伏瓦和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女性被命名的地位和自身遭受到的压迫,而西苏继而提出女性有一种不得不表达的生命的能量,以及女性语言天生具备表达这种能量的阐释力,那么伊利格瑞的语言观则直指女性实践活动,将女性语言视为女性体验自身的过程和产物,将女性主义语言哲学描述为一种过程论,因而女性的主体性就来自这种创造和自我赋权的自我确认与满足。伊利格瑞以参照、对应而非对抗的方式解读平权理念,她模仿男性话语中的人称代词体系,建立女性对女性人称的认同感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女性主体性,并主张女性模拟并参与语言游戏、创造女性语词,号召女性通过这些活动体验自我与创造生活。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即是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三种范式的具体内容进行阐释。第三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批判:男性将话语规则解读为基于自身的父子/兄弟的男性秩序,将对于人类性经验的规则内化在依据男性自身的父子/兄弟血缘谱系之上的性秩序,这不仅生成了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生命轨迹中的、对于父亲与男性谱系的绝对依附,也规定了关于女性性经验的一些列话语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包含关于人类性经验的话语禁忌。伊利格瑞的精神分析理论逐一批判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阉割情结等弗洛伊德专用的术语,指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母性指派等话语阴谋,最终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等主张。第四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伊利格瑞探讨男权话语牢笼长久以来限制女性真实地展现自身的性特质之话语内容,她提出女性必须通过建立围绕女性性特质的语言获取主体性。这种女性主义语言观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展开的解构主义的颠覆性解读,这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在当代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使得女性文论研究从具体的权利实践层面转向语言实践视野。伊利格瑞采取德里达的延异语言观,主张女性通过采取模仿和游戏的方式,在语言中实现自身语言之直觉的、非目的的、重视身体与性经验因素的特质。第五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理论。伊利格瑞探讨女性受制于人们基于性别的生理、社会内容建构的社会秩序,主张改变人们自由地谈论和处理性经验问题时所采取的的态度,建立健全使人们的性特质得到保护和呈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框架。伊利格瑞主张用差异的眼光看待差异,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文论与传统女性主义权利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观点相区别的核心原则,即伊利格瑞从确认女性性经验的独特性角度,将回避差异的理论起点转向尊重差异,将争取男女同权的理论视野扩充至争取人类生命权益的范畴。从理论角度上讲,伊利格瑞指认女性语言可以突破男性二元逻辑模式,而这一主张具备政治意味,即她主张建立语言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概念,并主张女性获取一种对标自身性别进行命名的话语权。而从健全权利机制角度上看,伊利格瑞将性别政治批判细化到异性婚恋、生命健康、职业规则以及女性公民权益等层面上,并以此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确保女性权益的主张。本文第六章是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评价,也包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伊利格瑞的理论是对西方传统性别文化秩序的颠覆性阅读,她批驳西方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女性气质”概念隐藏了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规则的工艺和阴谋,此概念被隐喻为一种阳具力量的垄断和扩张。由此,她强调建构性别差异理论,批判平等主义和单极世界,倡导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写作;她采用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立场和福柯式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方式,提出建立尊重女性生命本质的、具有女性亚文化特征的女性谱系;她还针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歧视与困境提出解决方式,这些内容都使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性别政治批判色彩,可以说,伊利格瑞推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总体进程。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总要引起争议一样,伊利格瑞的理论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聚焦于伊利格瑞的理论所呈现出的“生物学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特征。对于前种评价,本文认为具有一定的道理:伊利格理论建构在女性特殊的身体体验、尤其是女性对性经验体验基础上,这的确呈现出生物学本质主义的特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伊利格瑞强调女性性经验的差异性做法,是在于从根本上解构男权话语规定,这也可视为伊利格瑞为寻求女性主义话语根据所做出的努力;而对于后种评价,本文认为,学者们给予伊利格瑞的评价,在总体上应是肯定大于指责。她虽然不是以经典的线性历史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但她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回溯至人类文明的前俄狄浦斯文明阶段,并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推导出的女性谱系,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因此,学界将她的理论定义为“非历史主义”是偏颇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提出的女性谱系等学说,在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论成果落入女性中心主义的窠臼。伊利格瑞以差异解构男权话语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使她的话语理论也落入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圈套,这也难免使她的理论呈现出一种微观权力的特点。本文结语部分主要在于从更广阔的视域,认知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伊利格瑞提出的女性主义话语能够有效地丰富人类语言的表达空间,这主要在于她提出女性要用不断地参与语言游戏和自身的生活实践,并获取主体地位,而无数个女性的具体语言与生活实践打造成女性话语意义的能指链,女性语言因其而不断延异而生成新的样式和意义,这种属于女性的能指世界的总和使得女性在者与其存在相联系,女性由此实现自身赋权。女性语言的打造可以打破男性话语的一统天下之局面,人类语言将因之而丰富多彩。然而,伊利格瑞的学说仍然呈现出一种乌托邦性质,即女性书写女性谱系、树立女神权威的主张无法真正推倒男性诸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大厦,女性语言也将会因过分地强调小范围的意义生成与女性范围间的彼此认同,而导致语言的歧义与“贫困”,这因而导致人们怀疑伊利格瑞的理论带有蔑视社会规则、视人类既有价值体系为虚无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伊利格瑞的理论仍具有帮助女性在文学与语言角度实现自身言说的可能,她的理论能否成为一种学术主流还有待于历史证明。

田金玉^[8]（2021）在《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文中研究说明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实力强劲、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学者型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以“人”为写作的中心,始终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价值有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和关怀,毕飞宇的小说展现的生存的不幸、成长的苦痛、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困境以及价值的坍塌给人强烈的悲剧性感受,血肉饱满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柔和刚毅的力量又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伟岸。论文从悲剧理论出发,主要阐释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艺术创生和悲剧渊源及意义。第一章分析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意蕴。生存环境、心理空间和生命意识的丧失凸显现代人失却的生命空间;儿童成长、女性命运、男性信仰的沉重反映现代人失遗的精神导向;政治浩劫、权力镜像、金钱欲望的诱惑暴露失衡的人性价值。第二章探讨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艺术创生。精妙的语言、诗意的境界折射出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的审美感受,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悲喜交织的艺术反讽创造出“轻盈凝重”的艺术效果。第三章阐明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和意义。成长环境的影响、悲悯意识的作用以及中西文化的熏陶是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根因。呼唤个体价值的回归、守望美好人性的温情、恪守世俗的人文情怀以及丰富悲剧的审美趣味让他的小说散发出强烈的生命之光。结语部分总结论述了主要内容,肯定了毕飞宇小说蕴含的悲剧精神以及传达的人道主义情怀,强调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对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简略评述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存在的瑕疵。

杜玉洁^[9]（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霍虹^[10]（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二、女人的生命属于自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人的生命属于自己（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布劳提根小说中的二元女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论文提纲范文）

（9）“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女人的生命属于自己（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2]“身体”理论视域下阿涅斯·瓦尔达电影研究[D]. 柴晓岩.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5]论布劳提根小说中的二元女性书写[D]. 胡玥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D]. 杜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7]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D]. 郑紫晖. 辽宁大学, 2021(02)
• [8]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D]. 田金玉.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9]“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10]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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