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反思》研究

一、《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傅茂旭^[1]（2021）在《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文中研究说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礼仪风范和文化意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学界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也渐有积壤成山之势,尤其围绕孔子教育思想的多角度探析,更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取径。但管见所及,从“孔子之叹”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孔子之叹”为切入点,对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孔子之叹”是孔子一生中所作的叹辞,这些叹辞散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诸多经典,按照情绪表达的不同,有感叹、赞叹和嗟叹之分。“孔子之叹”的产生与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铁犁牛耕”的技术得到了推广,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原有的公私界限,旧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在政治方面,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力量逐渐减弱,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由周初比较可靠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变为邦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小宗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存实亡,各国纷纷通过战争兼并他国的土地。在礼乐文化方面,礼乐文化对诸侯与贵族阶层的约束日趋衰微,社会伦理失序,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鲁国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方面,鲁国此时已沦为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折冲在齐、晋、吴等大国之间,暂时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而国内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大夫手中。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杂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注定了他的王道政治很难得以推展,因此,他的一生颇多叹辞。根据主题不同,本文将“孔子之叹”分为:为学之叹、为政之叹、为教之叹和为道之叹,并分别对其内涵及教育意蕴进行了探究。“为学”是儒家进德修业的第一要事。就孔子的“为学之叹”来看,他推崇“志于道”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其中,“道”指人道,它源出于天,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其核心内容则是提升道德修养、和谐人际关系的“仁”。“仁”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爱人”,是各种德性的总和,以礼乐为其外在表现。“道”与“仁”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于道”就是“志于仁”。在为学典范方面,孔子主张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周朝的文、武、周公以及当代的子产、晏婴、蘧伯玉等为榜样,以“好学不倦”、“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学习儒家之道,并有意识地避免消极态度的影响。这些对当代学者确定为学的地位、典范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学而优则仕”。先秦儒家认为,学者学有所成后,便应该入仕为官,通过办政治来利益天下。但彼时正值战乱纷杂、伦理失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流列国十余年,仍然没有得到入仕行道的机缘,因此颇有“礼崩乐坏”与“时无君子”之叹。但在周流四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各国政治状况和执政者素养的观察与反思,他建立了一套以“德”为主体的治国之道。他认为,为政者应该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通过“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采用礼乐仪式规范百姓的行为,对百姓的道德养成形成巨大感召,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风美俗的形成。在为政次第方面,应该以“正名”为前提,以“信”为侧重点,按照“庶、富、教”的顺序,最终达到“无讼”的为政目标。这些内容对学者“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感的养成,“勉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垂范与“无讼”的社会理想的树立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认为,如果为政的道路走不通,就可以通过为教的方式来教化生徒,实现人生价值。从孔子“为教之叹”来看,他的为教方法包括“叩则鸣”的问答法、“侍坐言志”的讨论法、“从游论道”的参观法、“历事而教”的实践法等;他的为教内容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科目,以《易》、《春秋》为高阶科目。他对弟子的“贤能”之处进行了赞叹,对弟子的“不肖”行为进行了慨叹,对弟子的“早夭”进行了惜叹。这些内容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确定、师生关系的相处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学、为政、为教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为道的过程。孔子的“为道之叹”意味着君子应该意识到“为道”的必要性,以“谋道不谋食”为原则,通过“一以贯之”的路径,实现明道的目标。“为道”可以分为“内圣”与“外王”两个向度,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内圣”相较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外王”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因此,君子即使在贫困潦倒之时,也能“安贫乐道”;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能“笃信守道”。孔子经历了从“积极入仕”到“勉强行道”,再到“大道难行”,最后到“大道未行而己身将殒”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他行道与救世的执着。这些内容对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仁者爱人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芦娜^[2]（2020）在《从《孔子家语》谈孔子的治国思想》文中研究表明《孔子家语》是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重要文献。系统梳理《孔子家语》文本,孔子为政观的根基在于其创新性地援仁入礼,君主身怀仁德是仁政的必要前提。通过德主刑辅的总纲目以实现仁政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其具体措施在于爱民、富民、教民、选贤任能等方面。

史亚洁^[3]（2020）在《《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文中提出就像《中庸》谈“性命”问题乃是为“修道”之“教”那样,《孔子家语·本命解》也是从天道“性命”入手,进而论述男女婚姻和丧礼等社会生活问题。人顺道而行,即顺应天地自然之理。人承顺天赋之“命”,正如《郭店楚简》所言“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对于天命与情性的思考是为了给“婚姻”“丧葬”等问题以根本的、合理的解释。随着对《孔子家语》研究的逐渐深入,其中很多重要篇章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们认知和使用,但对《本命解》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基本局限于文献层面,人们极少关注到对其义理的阐发。按照该篇的论述,“命”根源于天,又是“性”的开端。有始则必有终,死是生的结束。性生阴阳,男女到一定年龄结婚,阴阳化育,新的生命开始。可见,本篇由此开展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研究《本命解》及相关问题,首先要关注到《本命解》与《大戴礼记·本命》《礼记·丧服四制》在文本上的相似性,对其进行详细对比校勘。梳理三篇文献之间的关系,发现三篇文献皆非伪作,同时它们之间联系密切,拥有相同的材料来源,在研究过程中可互相校勘借鉴。另外,通过对文献的比勘,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命解》的内容进行去取,以期深刻、全面的研究孔子对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的理解。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映,孔子所关心的总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离不开“养生送死之节”之类的现实生活。在孔子看来,“婚姻”“丧葬”皆是人生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命解》记载了孔子对“性命”、婚姻、丧葬等内容的深刻理解,孔子在深刻理解“性命”问题的基础上而阐发其对生命的理解与感悟,也使人们对长期存在偏见的问题,诸如婚姻关系中的“五不取”“七出”“三不去”等破除了误解,有了新的认识。在孔子儒家思想体系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需顺应“天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完满自己的人生经历,体悟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在漫长的社会历程中,人们通过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逐渐明晰了人在生命历程中所需经历的重要事件及其蕴含的意义与影响。孔子儒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所包含的深刻价值,帮助世人成长,理解和实现生命的价值。同时,孔子儒家认为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密切关联,因而对社会关系的处理尤为重要。为应对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孔子儒家提倡并重视礼仪,但不拘泥于礼仪形式,更为强调内心的诚敬和其对社会的引领。

刘进有^[4]（2019）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儒家经典着作,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家语》的研究成果叠见层出。从五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汇总:第一为文献方面的研究,第二为社会与思想层面的研究,第三为汉语言与翻译方面的研究,第四为综述、书评与述评类研究,第五为人物、文本、三序等专题研究。迄今为止,《家语》内容仍有可挖掘的余地,而其版本问题学界目前也尚未达成共识。同时,在以后的研究中仍需注意两点:一方面,古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家语》版本问题还有待学界继续考证;另一方面,《家语》的研究方法上应结合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考据学、汉语言文学、思想史及哲学等多学科来进行考察。

彭丽娟^[5]（2019）在《《孔子家语》王肃注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孔子家语》王肃注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学的角度对王注的内容、单音词、复音词、新词新义进行描写分析,并通过对比王注的两个版本,校勘王注中的部分词语,全文分七个部分,正文共五章。绪论交代了选题的缘由。通过梳理《孔子家语》及王注的研究现状,说明本文研究的意义。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孔子家语》王肃注的内容,主要包括词语解释,名物考释,补充史实、交代事件背景,指出正文中的引文出处和古书佚文,校勘讹误,串讲句义、阐发大义,注音等方面。第二章,《孔子家语》王肃注单音词研究。本章讨论了单音词的判定标准,从字形、意义、语法三个方面来判定王注中的单音词。对王注中的单音词穷尽性统计,通过与其他典籍的对比,讨论王注单音词的特点。并对单音词中的单义词、多义词、同形异词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孔子家语》王肃注复音词研究。本章从意义、语法、出现频率、修辞四方面讨论了王注中复音词的判定标准。对《孔子家语》王注中的复音词进行穷尽性统计。从结构上对单纯词、联合式复音词、偏正式复音词、表述式复音词、支配式复音词、补充式复音词、附加式复音词、综合式复音词进行描写分析。第四章,《孔子家语》王肃注中的新词新义。以《大词典》为主要参照对象,揭示王注中的哪些词是《大词典》未收录的,哪些词可以补充义项或提前书证时间,为辞书编纂提供参考。第五章,《孔子家语》王肃注部分词语校勘。本章将《孔子家语》流传最广的两个版本（明覆宋本、四库丛本）进行对比,同时参考敦煌本,对《孔子家语》王注中的部分词语进行校勘。结语

王海霞^[6]（2018）在《子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子羔,即高柴,少孔子三十岁,是孔子晚年杰出的弟子之一。子羔知行守礼,有仁恕之心,深受孔子的赞许和喜爱,被称赞“善哉为吏”。子羔历任鲁国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等官职,是孔门弟子中从政经验最为丰富的人之一。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细致地考证与研究子羔的生平、同门交谊、政治实践、思想特点,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着重对子羔的姓、字、国别、家族、生年、卒年、墓冢所在地及其个人形象进行考证和论述,以便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子羔,清晰地认识子羔的生平经历和历史地位。第二章以子羔与孔子、同门交谊、子羔在孔庙祭祀体系为主要内容。第一节为孔子对子羔态度的转变以及子羔对孔子儒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二节是细致地梳理了子羔的同门交谊,并将子羔与子路、子贡、曾子等同门人物进行对比。第三节对子羔在孔庙祭祀系统中的地位变化的相关论述,细致论述了子羔从祀孔子的过程、位置变化、原因以及对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第三章论述了子羔的政治实践。子羔谨守礼节,为人通达,善于处理政事,曾在鲁、卫等国担任官职。第一节论述了齐文化对子羔的影响。第二节重点论述子羔在鲁国的为官经历,先后担任过费宰、武城宰以及郕宰等。第三节以子羔在卫国的政治实践为切入点,简要地分析了子羔仕卫的原因以及在卫国的相关事迹。

裴广萱^[7]（2018）在《《史记》与《孔子家语》异文考校 ——以“三家注”为中心》文中认为摘要:《史记》与《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二书中记载了诸多儒家先贤的事迹,是研究早期儒学的重要文献。但自魏王肃注本《家语》流传以来,关于其成书真伪的辩论持续不休,至清代,“《家语》伪书说”基本已盖棺定论,这就使得对孔子及孔门弟子的研究多以《史记》为主要参考文献,而忽视了《家语》的价值。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批新兴简帛文献的出土,为《家语》研究带来转机,使《家语》得以成功翻案,于是今人开始重新审视它的价值,其与《史记》的成书关系也被开始重新估量。从“三家注”入手,可见《史记》与《家语》相关史实记载较多,将二书对较,能够看出《家语》的资料更为原始、古朴,更为贴合早期不加修饰的书稿面貌,能够进一步否定“《家语》伪书说”,并可证其成书应在西汉早期,《史记》之前。且《家语》相较于《论语》、《礼记》、《说苑》等儒家文献而言,其言语风格、细节记载与《史记》更为贴近。《史记》许多言语记载不见于今传《论语》、《礼记》等文献,但可从今本《家语》中窥见线索,可见太史公撰写《史记》时应是参考了《家语》一书。本文题为《<史记>与<孔子家语>异文考校——以“三家注”为中心》,对《史记》“三家注”涉及《家语》的条目进行辑录考校,比较《史记》与《家语》的文字异同,并结合诸家之说进行综合考证。“三家注”参考《家语》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转述《家语》内容,另外一种是引用王肃《家语》注。两种形式涉及到的《史记》与《家语》原文均在文章校考之列,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史记》与《家语》异文研究的概况,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主要内容为综合《史记》诸版本与《家语》诸版本对二书进行详细对校,说明文字异同,并综合诸家之说进行综合考校。其中第二部分题为《史记·孔子世家》篇与《孔子家语》异文考,对《孔子世家》篇与《家语》的异文进行考校;第三部分题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篇》与《孔子家语》异文考,对《仲尼弟子列传》篇与《家语》的异文进行考校;第四部分题为《史记》其他篇目与《孔子家语》异文考,对除《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篇之外,《史记》的其他篇目与《家语》的异文进行考校;第五部分为《史记》“三家注”所及《家语》文不见于今本《家语》条目考,对《史记》“三家注”所提及而不见于今本《家语》的内容进行考校。结语部分对异文考校的情况及结论进行总说。从比较《史记》及《家语》异文出发,探究两种文献流传过程中的特点及二者关系。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家语》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是研究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对比研究二书异文可以进一步校证《史记》内容,也能进一步还原今本《家语》的古貌,促进儒家先贤与儒学文化的研究进程。

刘昭^[8]（2018）在《《儒行》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儒学传承与弘扬的过程中,人们尤为关注“儒者之行”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辨析何为儒者,讲清楚真正的儒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气质与行为风范。为此,我们追本溯源,考察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儒者的界定,探究孔子身上所展现的儒者之行。保存在《孔子家语》与《礼记》中的《儒行》,是未曾受到足够重视的记载孔子论“儒者之行”的专篇。对勘两篇《儒行》文本,二者虽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差异。可以发现,两篇都有文本的脱失:《礼记·儒行》文本的脱失应当是《礼记》编订时所致,而《孔子家语·儒行解》的文本脱失则是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简;或者是二者各自参考不同的《儒行》流传本所致。此外,二者还存在个别文字的脱、讹等情况。总之,《礼记·儒行》带有明显的改编痕迹,而《孔子家语·儒行解》更为原始、古朴,带有实录性质,《儒行》篇很可能是经在场的孔子弟子或鲁国史官记录后,由孔门弟子后学整理而成,成篇时间当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之间。近代以来,普遍存在着以“柔”释儒的现象,片面突出了孔子儒家优柔仁厚的特点,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果决坚韧、刚毅决然、特立独行的特质,造成了对儒家的普遍误解。综合两篇《儒行》文本可知,孔子胪列了17种儒者的精神特质,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儒者的形象进行描述。在孔子看来,儒者不仅仁厚宽容、善与人交,而且具有刚强坚毅、取义成仁等特征。这与孔子所倡导的智、仁、勇“三达德”是相吻合的。足征两篇《儒行》文献的重要价值。孔子不仅是“儒者之行”的界定者,而且是“儒者之行”的践行者。如果说《儒行》是孔子对儒者精神气质的专论,那么,《论语》尤其是《论语·乡党》篇则是孔子践履儒者精神气质、展现“儒者之行”的珍贵记录。《乡党》篇生动、细致地记述了孔子身处不同场合的言行举止。通过对《乡党》篇的考察,可以发现,《乡党》与《儒行》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在“听其言”的基础上辅以“观其行”,进一步印证了《儒行》的可靠性与重要价值。透过《儒行》篇,一位言行一致的儒者、一位刚柔并济的君子、一位“即凡而圣”的孔子儒家形象清晰呈现,这才是儒家宗师的品格,这才是真正儒者应当效法的典范。

张巧^[9]（2018）在《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周秦至汉初存在着一大批“语”类材料,它们大量出现于《左传》、《国语》及诸子书中,也集中出现于传世文献《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出土文献中也涌现了许多这类材料。其中存在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内容,但相比《春秋》、《论语》等经典叙事,叙事的细节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为生动,带有超出一般实录的审美性和文学性,且部分材料凸显出固定的叙事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轶事”。在众多轶事中,有关孔门三大弟子的轶事引人关注。《论语》等经典叙事给予他们的描写是简洁而克制的,但在轶事化的语境中,他们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个性风神。其中一则轶事,描写三大弟子与孔子于农山论志,子路、子贡、颜渊依次作答,被孔子评为“勇士”、“辩士”、“圣士”,我们姑且名之为“农山论志”轶事,为诸书所载;又有一则描写孔子困于陈蔡,与弟子讨论“君子道穷”这一命题,姑且名之为“陈蔡论道”轶事。后者载录极广,且叙事形态各不相同,其中子路、子贡、颜渊三子依次回答夫子,最终孔子肯定颜渊的叙事形态,与“农山论志”的叙事模式一模一样,三子的形象类型也极为相似,显见其中有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其他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轶事也有采用这种“三级递进”模式叙事的情况,巧合的是,这些轶事中三个人物所代表的角色符号的审美类型与子路、子贡、颜渊相似。由此可见,其中必有一个集体审美在影响甚至约束叙事的生成,这种集体审美理想的形成,更多的依靠口传叙事,并非文人对经典叙事的有意改编和虚构。论文以孔门三大弟子轶事中的“农山论志”、“陈蔡论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传统的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借鉴民间故事学、故事形态学研究方法,力图还原这两则轶事的口传生成与传播过程。在口传叙事研究视域中,对这两则轶事载录广泛,异文之间叙事形态有所差异,叙事情节发生改变等现象作出新的阐释。第一章将西汉及以前有关三大弟子“农山论志”、“陈蔡论道”轶事的异文搜集起来。异文众多这一现象本就意味着轶事可能具有某种口传过程。借鉴民间故事学和故事形态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提取异文之间叙事的“公约数”,确定轶事在传播中稳定的叙事核心,并且指出“陈蔡论道”轶事与其他轶事情节的交叉。第二章从叙事学角度入手,分析两则轶事中所呈现的叙事模式化、角色类型化的具体内容。子路、子贡和颜渊依次回答夫子,三层论述层层递进,最终推出孔子所肯定的颜渊表达的价值,这样的三段式叙事模式名之为“三级递进模式”;“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轶事中展现了三子“勇”、“辩”、“仁”以及不同的修道境界,结构在轶事中,也呈现为三层依次递进的状态,而三子在三级递进叙事中展现的形象与汉代及之前的典籍中其他有关三子的轶事记载具有一致性,显然呈现出形象类型化的倾向,这意味着三子审美性形象的认知在当时已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第三章基于前两章的梳理和总结,在口头文学视域中,从文本形态、三级递进模式与角色类型化等角度,指出轶事表达与口传叙事的密切关系。首先,“农山论志”异文之间“农”、“戎”、“景”地名的不同可能基于口传过程中发生的语音传讹;“陈蔡论道”异文数量众多且形态多变,详细爬梳“陈蔡论道”的异文顺序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对轶事口头生成与传播过程的把握;其次,从三级递进模式对大传统的编码意义和模式本身叙事的高效率两方面,阐释三级递进模式构成口头文学常用的结构方式的原因;最后,在明确起源于民间口传叙事的“西游三徒”孙悟空、朱悟能（猪八戒）和沙悟净,以及“蜀汉三臣”张飞、关羽和诸葛亮中,三种角色皆共同构成稳定的角色结构,与子路、子贡、颜渊三子在角色建构上呈现出相似的审美品格,类似于“质”、“文”与“文质彬彬”。模式化的叙事范式的建立,要归功于口传叙事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审美传统和集体的审美理想。第四章通过对先秦时期“语”类文献、“说”类文献相关史料的钩稽与辨析,说明中国古代口传叙事材料的载录传统使一部分口传轶事以固定文本的形式呈现。“语”类文献生成于春秋时期载录“嘉言善语”的文化环境中,“说”类文献则生成于“说”这一话语行为中,多载录街谈巷语、寓言故事。士人根据一定的价值需要,有选择的利用当时的口传话语资源进行价值建构。汉代集中载录轶事的《韩诗外传》、《说苑》、《孔子家语》等的编纂者,就充分利用了口传叙事形成的社会公共语料库,将文化创构寓于文献编纂和整理中。价值表达被故事化、通俗化,同时轶事也被士人话语介入,获得文字转写的神圣权力。口耳相传的过程使得轶事具有早期小说的文学性审美品格,但这种审美品格并不基于与经典叙事相悖的文本虚构,而是蕴于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符号化和典型叙事模式的成型中。可以说,经典叙事排除了一切叙事的虚构性因素,以实录的名义,建构了三大弟子的圣徒形象,借助经典权威和政治权力,占据后世文本阐释的话语中心,建构了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三大弟子的轶事,却以其富于审美愉悦的优势,同时借助口耳相传的高效率的传播方式,使精英知识、儒家思想获得广泛理解,实际占据着集体口传叙事的主体,并型塑着集体意识与文化精神。

郭嘉凌^[10]（2017）在《《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研究》文中认为《孔子家语》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着作,《孔子家语》中所描述的孔子及其弟子可能并不如《论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更为接近史实,但是《家语》中对相关人物的描述却有丰富的文学色彩。结合《孔子家语》成书背景以及流传情况来看,其所塑造的孔子形象较为崇高却也不过分失真,突出了一些孔门弟子的个性,叙述的相关故事情节较为完整丰富,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材料信息汇总也较为全面。本文分四章内容对《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进行研究,主要是将《家语》中较为接近史实的孔子及其弟子进行分析,并重点将其与《论语》等文献中所描述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存在差异的地方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中的价值。第一章针对《孔子家语》的后序内容,来分析《孔子家语》的成书与性质问题,肯定《家语》的真实性,大致明确其材料来源的时代及其成书背景。第二章重点针对《孔子家语》的文本内容,详细阐述《家语》中孔子的特点。主要从博学多才、尊礼重孝、传道授业、为政以德四个角度来叙述,并结合其他文献着重分析《家语》中给我们所呈现出的孔子。第三章将《孔子家语》中所涉及的内容较多的孔门弟子进行逐一分析,重点分析《家语》中涉及内容较多的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弟子,并将《家语》中突出展现的其他孔门弟子的个性进行梳理和总结。第四章着重将《孔子家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和其他文献中相关人物形象及故事存在差异的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尤其重点分析文中出现孔子圣化的现象以及特意将孔门弟子形象突出的内容,并剖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方面。《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内涵丰富,相关故事生动有趣,说理部分人物对话与事件起因都很完整,人物个性也较为鲜明。结合其他文献对比分析,其中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2）从《孔子家语》谈孔子的治国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3）《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40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5）《孔子家语》王肃注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子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史记》与《孔子家语》异文考校 ——以“三家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儒行》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D]. 傅茂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从《孔子家语》谈孔子的治国思想[J]. 芦娜. 大众文艺, 2020(20)
• [3]《孔子家语·本命解》研究[D]. 史亚洁.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改革开放40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J]. 刘进有. 济宁学院学报, 2019(04)
• [5]《孔子家语》王肃注词汇研究[D]. 彭丽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6]子羔研究[D]. 王海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7]《史记》与《孔子家语》异文考校 ——以“三家注”为中心[D]. 裴广萱.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儒行》篇研究[D]. 刘昭.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1)
• [9]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D]. 张巧.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10]《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研究[D]. 郭嘉凌.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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