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音乐寻根》出版

一、《黄河音乐万里寻根》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杨红丽^[1]（2021）在《屈大均词研究》文中提出屈大均是清初岭南着名的遗民学者,与梁佩兰、陈恭尹齐名,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诗作数量庞大,存诗足有6000余首,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而词仅存373首,虽然在数量远不及诗,却也卓有成就,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屈大均词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现有研究虽然对屈大均的词学观、词集的流传、词的内容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均有论及,但多流于浅泛,缺乏整体性的观照。事实上,屈大均词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艺术风貌也别具一格,所以,对屈大均词进行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为一个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明遗民,屈大均一生为复明而奔走,曾多次北上,企图匡复,期间结交了众多明遗民学者。垂暮之年,意识到匡复无望后,屈大均专心着述,以存民族文化,期间虽与清廷官员有交接,但他始终坚志不仕。屈大均着述成果丰硕,涉及经史子集,因作品中有反清思想,在雍正、乾隆两朝遭到严重的禁毁,所幸,在康熙年间有刻本的着述基本都保存了下来。屈大均词题材多样,主要包括怀古、咏物、写景、交游、悼亡五大类。每一类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怀古词从怀故国旧君、叹王朝兴衰、忆历代前贤、歌当朝忠烈四个方面表现词人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咏物词主要分为动物、植物、天文地理与生活器具等四类,涵盖了黍离之悲、高洁之志、即物抒怀、遣兴陶情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写景词主要表现了边塞风光、山川美景及民俗风情等内容。交游词主要有友情之慰与隐逸之思两大情感内涵。悼亡词在悼念妻子的同时融入了追思故国的情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屈大均词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屈大均词既继承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又结合时代背景,用“牛”“羊”“明月”等特定的意象来映射明清王朝,同时,还大量使用典故来隐喻沉痛的故国之思。二为叙事特征明显,词通常被认为是抒情文学,但是屈大均的词无论在词体结构还是文本内容上均具有很明显的叙事特征。首先表现在他用赋的手法写词,铺陈展衍历史。次则,他的词叙事要素完整,材料选择得当,叙事结构清晰,有诗文的写作模式。再则,屈大均工于细节描写,成功塑造了众多独特的女性形象。三为精通音律,屈大均不仅以粤音押韵,而且善用叠字叠句来增强词的音乐美感。此外,传奇的人生经历与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造就了屈大均词多样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豪迈劲健、悲凉感慨与平淡自然三种词风。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指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表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吴雪杉^[4]（2020）在《壶口瀑布：关山月与黄河的视觉再现》文中指出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如何在有限的画面内得到表达?壶口瀑布以局部代整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为黄河的替代物。关山月《长河颂》《源流颂》《黄河魂》《黄河颂》等作品都以瀑布作为表征黄河的方式。关山月也持续探索怎样描绘瀑布以更好地传递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画家的个体经验扮演了重要角色。

赵京强^[5]（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说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曹忠^[6]（2020）在《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视觉文化滥觞的当下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需要去关注并富有探讨意义的话题。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始终与时代文化紧密相连,捕捉时代的变化,记录社会的变迁,展现生活的万千气象,在每个时期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与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从文化语境层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研究,就找到了这四十余年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发展的文化根脉与灵魂。同时,对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审视,也对我们梳理这一时期文学改编电影的规律和问题,廓清文化语境在文学改编电影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论文除了绪论、参考文献、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致谢和附录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从精英文化语境出发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凸显着鲜明的精英文化意识。不仅精英群体取代革命英雄和“工农兵”群体成为荧幕展现的主体,而且精英文化语境下人性的复归使爱情与青春题材成为改编热门。而文化寻根思潮下的乡土地域也成为导演们热衷表达的影像空间,这一时期的电影人还在启蒙思潮召唤下将“五四”时期的经典文学文本改编为影像。而这时期政治语境从未在影视领域离去,它的力量通过一大批“主旋律”改编电影或明或暗的显现出来。第二章主要论述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影响下的文学改编电影。论文指出,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得这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审美与边缘群体展示;在90年代乡土文化转向都市文化后,都市少男少女的青春迷惘与小市民的都市空间焦虑成为电影表达的重点;在市场倒逼之下,这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都打上了深刻的商业文化烙印。第三章从多元文化语境角度来论述文学改编电影。21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改编电影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形态:一是基于后现代文化的文学改编电影呈现出颠覆权威、远离崇高和戏仿历史的影像风格。二是文学改编电影中出现了大批仿制“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华语改编大片。三是网络文化的勃兴促使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四是消费文化的流行,使这一时期电影导演在改编过程中,不断迎合观众审美需求。第四章主要是立足理论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电影改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再审视。这一章共有两节,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改编电影过程中文字与影像两种不同媒介的媒介偏重。第二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的地域空间美学流变进行分析。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从文化语境视角全方位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学改编电影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仅从文化的宏观层面系统连贯地对这四十余年文学改编电影的历史架构和改编过程进行把握。而且还从微观文化层面针对每一时期改编中体现出的文化美学进行详细而具体的解读与分析,并在总结改编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为中国内地当前和未来的文学改编电影提供改编参考与借鉴。

徐瑞阳^[7]（2020）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系日臻成熟,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对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化。促进乡村的经济振兴、生态振兴以及文化振兴,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发展目标。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乡村题材纪录片在记录、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历史发源于农耕文明,乡村对于中国来说,奠定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同时乡村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乡村题材纪录片见证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以真实性为原则,用镜头展现乡村中的真实事件,反映出农村的自然风光、人文风俗、历史传统,同时体现出城乡冲突矛盾下乡村的变迁以及对于人物个体命运的思考。在乡村题材纪录片中体现出乡村污名化、乡村记忆的缺失、现代性误区以及审美单一化的乡村等问题,为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重新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乡村题材纪录片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本论文从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界定和特点出发,通过对相关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的研究,探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分析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审美形象呈现,从而探索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四个方法,在分析研究大量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基础上对审美价值建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章节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第一章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界定和特点。分析叙事理论、审美意象理论以及差序格局理论。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纪录片的审美价值进行概念界定,分析本文所运用的理论基础。从叙事学理论到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学习文德尔班的美学理论内涵,探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影响,精英意识带动乡村本土化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探索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特点。以时间发展的脉络,梳理乡村题材记录片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从早期的注重人文情感的流露与文化寻根的记述,逐渐演变到注重农民生存的思考与城乡关系的矛盾,最后发展到对乡土记忆的追寻与乡村生态的保护,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特点变化体现出国家对乡村政策的重视与理念的变化。第二章研究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通过苦难叙事与底层困境、记忆缺失与身份错位、城乡混淆与现代性误区三个层面,全方位分析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困境。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中,苦难叙事与底层困境通过中国乡村的“苦难叙事”形象、夹缝求生的弱势女性形象以及乡村“污名化”的伦理问题展现出来,体现出底层社会的心酸与无奈。记忆缺失与身份错位通过乡村记忆的淡漠、民间文艺的消逝、国家形象的差异解读三个方面展现,体现出乡村记忆的缺失,他者眼中对于国家形象的解读差异。现代乡村的生态危机、乡村的“城市化”再造以及千篇一律的“小康村”模式所形成的城乡混淆与现代性误区,造成了乡村城市化形象的建构背景下,对生态在理念、表达方面的缺失,形成了审美偏离和单一化的问题。第三章对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审美形象呈现进行分析。从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个体形象、家园形象、文化形象以及国家形象四个方面为出发点。其中,个体形象体现了在乡者的期盼与无助的群体形象、离乡者追梦与漂泊无依的群体形象、还乡者追梦失败与回归的群体形象,充分展现出乡村社会中的人物性格和特点。家园形象通过诗意的田园、失落的乡村以及复兴的故园,展现出乡村从原始和谐的秀美景观,到文化和村落的湮灭,再到文化振兴和生态的美丽乡村的变化过程,体现出乡村形态的变化。文化形象通过宗族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展现出乡土文化的根源与脉搏、乡土传统的传承与灵魂、乡土文化的多样与繁荣的文化特点。国家形象的展现从传统形象、探索形象、当代形象三个层面,表现出宏观的叙事与民族的多样体现、底层的呐喊与现实的记录、主流价值观与乡村振兴的融合的国家形象特点,展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形象特点。第四章结合具体纪录片,研究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通过生活的田园、生态的田园、文化的田园共同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在生活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过程中,通过对乡村生活的立体记录刻画,用原生态的镜头拍摄以及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表达更为真实的现代化乡土社会。通过乡村题材纪录片对人物形象的多元化表达,形成正确的伦理道德价值,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底层人物进行自我表述。摆脱刻板的的女性主体形象,为新时代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提供更多的关爱。通过体制内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对比建立共同的记忆空间,形成民族文化层面上的身份认同,为国家形象获得他者身份的认同。在生态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中,深入理解美丽乡村的发展理念,了解新田园的生活理念,注重绿色的田园生产方式,与乡村生态的建设与保护相结合,遵循天人合一的田园景观建设。乡村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形成对乡村记忆的文化重构,注重民间文艺的保护,追寻乡村记忆的本源。延续乡土文化的社会继承,将乡愁文化融入乡村记忆,建构文化的归属感,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通过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的分析,展现出乡土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和他者塑造,打造具有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乡土中国形象。将田园的理念融合乡村的生活、生产、文化与生态等方面,实现乡村的生活的田园、生态的田园、生产的田园在乡土社会中的永续发展。本文通过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研究,探索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体系,并将其放置在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经济与生态的格局下进行关照,为乡村题材纪录片更好的呈现乡村图景、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意义探索和策略支持。

初枢昊^[8]（2020）在《现代性认同下的文化寻根——周韶华“大河寻源”回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支配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叙事,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述就是"改革开放"。在此时代背景下,从1980年秋开始,周韶华拉开了自己面对黄河文明,先后四次的"黄河万里行",即"大河寻源"。1981年出版的李泽厚《美的历程》,提出着名的"积淀"说,引发一个时代美学观念的变革,令国人重新审视本民族古老的文化艺术传统,无疑对周韶华有观念上的启示。随着"大河寻源"时序与地理空间的展开,周韶华的绘画,从观念到题材、技法等,"古今贯通,中西融汇",以传统的"元气"为统御,面目粲然一新,形成以"势"为宗的独特"周氏图式",既是当时风靡的寻根文化的一种表征,也是那个从困顿中苦思开拓新路的时代的一种象征。

伏海^[9]（2020）在《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现代声乐男中音声部歌唱艺术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为背景,选择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这三位中国声乐男中音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艺术经历、演唱技术、艺术修养、社会情怀、文化观念以及声乐演唱审美意识等多种角度,关注并认识这些因素与其演唱风格形成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首次以审美范畴的理论范式,对三位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特点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概括、提炼和界定,继而又对这三位代表人物演唱风格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从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不同方面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文中还从男中音曲目择用的角度,审视中国男中音曲目择用的范围和历史选择,进而分析和认识中国男中音的发展走向。本文是在“代表人物-艺术实践-艺术风格-审美范畴-曲目择用”的综合维度中,展开对中国声乐男中音典型代表人物的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以“男中音声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声部划分和界定”为题,主要介绍男中音在西方声部划分体系下进行声部划分的方法,以及男中音声部伴随着美声唱法的传入后在我国的发展和影响。第二章以“中国声乐男中音不同时期三位典型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为题,对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三位男中音歌唱家的演唱风格特征进行研究,既总结他们的不同演唱风格特征及艺术个性,又寻找他们的共性特征,通过对每一个歌唱家的演唱风格的整体把握,同时基于对他们演唱的大量作品的感性体验、审美感知,从声乐表演美学的角度,对每一位男中音歌唱家的演唱风格,分别归纳、提炼出以四个字来概括的声乐审美范畴,即:将温可铮演唱风格概括为“通”“融”“灵”“透”;将刘秉义演唱风格概括为“阔”“情”“灵”“透”;将廖昌永演唱风格概括为“阔”“雅”“韵”“透”,并分别界定和论述。第三章以“中国声乐男中音三位典型代表人物演唱风格审美范畴的共性与个性特征”为题。在本文的认识和归纳、提炼中,对三位歌唱家演唱风格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分成两个层面（技术和文化层面）进行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其演唱风格审美范畴共性个性特点的形成,和他们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思想情感、审美取向、文化观念、声乐流派、职业定位、时代情感等都有着一定的联系。第四章以“从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看中国男中音发展走向”为题,第一部分对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范围的历史选择做一个脉络式的梳理,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的思考和认识,第三部分是对影响曲目择用的文化因素和遵循原则的认识。本文认为,中国声乐男中音的发展,从上世纪20年代传入至今,可以说处在一个中西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从美声唱法传入之初以西洋声乐为学习标准,再到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提倡,从唱法、风格、观念、曲目的择用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从西洋化到民族化、最后到以中国声乐的建立为目标的发展过程。其变化伴随着时代和变迁,呈现出一个不断融合、发展,趋于平衡且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杨文姝^[10]（2019）在《国内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艺术风格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为了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这些政策的发布也为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推动了纪录片市场的繁荣景象。随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形成。在此背景下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的启动赋予了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新的时代使命,同时为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1954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新闻纪录片《敦煌壁画》开始至今,有关丝绸之路题材的纪录片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作品数量已积累数十部。长期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受电影制作技术水平、影视创作理念、丝路文献史料发掘、受众审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其艺术风格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本文将运用文献综述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国内已播出且具有代表性的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主题立意、题材选择、视听语言运用及叙事方式等方面入手,分析不同时期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的艺术风格,以期增补该题材纪录片艺术风格演变的理论研究,引导后续该题材纪录片的艺术风格创作。

二、《黄河音乐万里寻根》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黄河音乐万里寻根》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屈大均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4）壶口瀑布：关山月与黄河的视觉再现（论文提纲范文）

（5）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性认同下的文化寻根——周韶华“大河寻源”回望（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国内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艺术风格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黄河音乐万里寻根》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屈大均词研究[D]. 杨红丽.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壶口瀑布：关山月与黄河的视觉再现[J]. 吴雪杉. 美术学报, 2020(05)
• [5]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文化语境下的文字与光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文学改编电影研究[D]. 曹忠.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D]. 徐瑞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8]现代性认同下的文化寻根——周韶华“大河寻源”回望[J]. 初枢昊. 美术研究, 2020(02)
• [9]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D]. 伏海. 中国音乐学院, 2020(08)
• [10]国内丝绸之路题材纪录片艺术风格的演变研究[D]. 杨文姝.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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